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最终版）

第一篇：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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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

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比较与政策选择

摘要：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不仅有助于降低交易费用与信贷风险，还有益于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主要有四种经典模式：即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模式、“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民营中小银行模式”、“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村镇银行+地区性中小银行”模式、“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模式。这四种模式为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途径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当然，要想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还需从法律壁垒、财税政策、运作成本、外部环境等方面多加谋划。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正规化；交易费用；模式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2-0032-05

非正规金融是指在正规金融之外存在的不受官方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融资形式及其制度形态。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经营管理不规范，其经营目标易于异化，还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具有较大的经营风险，也不利于官方金融机构实施宏观金融政策调控，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激增整个国家的系统性风险。鉴于上述原因，我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实施打压、取缔，但收效甚微；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证据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确实是我国正规金融制度的有益补充[1]。因此，在当前金融乱象环生的现实背景下，与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一味打压，不如积极引导非正规金融走向正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将一帆风顺，抑或困难重重？在真实世界里究竟有哪些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权力当局又如何利用各种经济政策引导非正规金融顺利走向正途？显然，在当前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越发严重的现实背景下，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选择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有助于为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提供有益线索。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重要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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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在降低交易费用和违约风险、缓解当前农村金融体系的垄断性、增加农村资金的配置效率、防范民间借贷诱发的各类风险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1.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民间借贷活动中的交易费用和违约概率。实践表明，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在满足农户及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上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农村非正规金融并不被官方机构认可，其合约的履行不得不依靠私人暴露手段，这必然会滋生大量社会问题。此外，为了逃避官方的打压与取缔，民间借贷的参与者还要想方设法地增加非正规金融活动的隐蔽性。比如，往往采取现金交易的方式，缺乏正式的借贷合同或担保物品，这不仅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也增大了借贷活动的违约风险。因此，若能因势利导地引导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走向规范，必能获得因交易费用与违约风险的降低而诱致的利润。

2.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走向正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因行政性垄断而造成的租值耗散。尽管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对非正规金融活动实施打击，但由于监管成本过高，无法低成本严禁民间借贷活动，这就使一部分金融契约权利被置于公共域，进而使微观个体有激励为了攫取因行政性垄断而形成的租值而甘愿冒风险[2]。在逐利动机驱使下，微观行为主体必然会通过金融制度创新来攫取这部分租金。但上述自发生成的非正式民间借贷行为必然面临着官方打压、取缔之风险，从而使得大量的生产性资源被耗费在应对官方打压上，并导致了租值耗散现象的出现。无疑，监管部门若允许一部分非正规金融有条件地走向正规，其针对非法金融活动的监管成本必然会下降，而原来需要应对监管的逃避性行为也会因此而节约。

3.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有助于提高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配置效率。尽管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存在农行、农信社等多家金融机构，但其卖方市场的属性多年来一直未变，来自正规金融的信贷资金供给不仅不能满足农户需求，还成了农村资金外流的主渠道[3]。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实施金融业进入管制政策致使国有金融机构具有行政垄断特征，而具有垄断势力的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不仅丧失了自主创新的动力，还缺乏市场竞争力，其自身运作效率较低，而且在利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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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动因的驱使下，其业务重心逐渐偏离农村地区的中低收入农户及中小企业，把资金投向大城市或非农项目。这就加剧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供求矛盾，使农户贷款难问题长期存在，农村金融市场均衡利率也明显偏高。在这种背景下，若能将一部分民间金融组织改造成正规金融组织，进而成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不仅有助于增加农户融资的可得性，从而实现金融制度供给的公平性，同时还有助于打破正规金融机构的垄断，降低农村信贷市场的借贷利率。

4.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降低中国金融体制的系统性风险。事实上，若任由民间借贷行为的自生自发，不仅不利于降低我国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当过多的投机性资本聚集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时往往会增大整个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出现资金链断裂现象，比如，自2011年4月份以来，一大部分温州中小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民企一把手“跑路”和自杀的现象逐日增多，企业倒闭潮似乎也越演越烈。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自2011年3月至10月底，温州已有90多家企业出现老板失踪、公司倒闭、员工集体讨薪事件，仅9月份以来就高达26起。更为严重的是，民企借贷危机开始从微型企业向行业龙头大中型企业蔓延，甚至一些国内知名企业也出现了信贷危机。事实上，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民营经济因资金链断裂而引发借贷危机的事件不只发生在温州地区，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江苏省苏南、福建省南平以及广东省部分地区也多有发生[4]。这表明，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确实有助于降低金融体系的风险。

二、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比较

依据上述逻辑，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的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问题的关键就转换为究竟应如何实现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我们拟对中国真实世界里的各类有关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经典模式进行比较与归纳，这不仅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分析各类转型模式的可行性及预期功效，或许还能为权力当局提供政策启示。

无疑，在研究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选择时，切忌闭门造车，不仅充分考虑底层群众的制度性实践，还要结合我国既有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基于此，我们尝试将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模式分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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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可见表1。在表1中，从过渡性目标、发起者、最终目标、主要特征、重要优势、局限性、约束条件、适宜推广的地区、支农效果、典型案例等方面总结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转化的四种不同路径。显然，这四种模式具有不同优缺点和适用范围，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论述。

模式1：农村互助合作金融模式。从表1可看出，一部分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可选择向农村合作金融转型。事实上，该模式建立在地缘、血缘和业缘基础上，能克服信息问题，具有极低的交易费用；还具有极低的低准入门槛，且能调动农村零散资金。当然，该模式并不乏典型案例，如吉林闫家村百信资金互助社[5]，河南省濮阳市农村贷款互助社。不过，实践还表明，成立后的农村互助社仍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法律法规过度约束、资金来源有限、运营成本过高等。但笔者仍认为，该模式在中西部欠发达农村地区具有非常低的推广成本，尤其是能满足农户及农村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为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化提供了的可选途径。而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官方应加大对资金互助社的支持力度，并允许底层群众自发进行多样性的制度试验。

模式2：“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小额贷款公司+民营中小银行”模式。当然，对于那些在小额信贷方面摸索出独特经验的公司也可继续保持其组织形态不变。从表1可看出，与互助社相比，该模式的准入门槛有了提高，比较适合具有一定金融运营经验的非正规组织向其转型，适宜在规模较大的村庄及乡镇等地设立。不过，小额贷款公司并非最终模式，部分具备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选择向地方中小银行转型。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少小额贷款公司面临着资金来源匮乏、缺乏实践经验、身份界定不清、税费及融资成本偏高等问题，还缺乏社会信用担保体系的支持；并且，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主要面向农村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其支农效果并不理想。事实上，在已成立5 500多家小额贷款公司中，很少面向农户；大部分小额贷款公司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偏好，发达地区的小额贷款公司具有更加明显的城市化偏好[6]。

模式3：“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村镇银行+地区性中小银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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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表1可看出，村镇银行以商业化为主要特征，以股份制为组织形式，追求利润最大化及风险最小化，并受官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该模式既能发挥商业银行规模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优势，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并能享受金融机构的应有待遇。但实践表明，村镇银行的涉农贷款比例较低，且有偏离“三农”的趋势，因而其支农效果较一般。并且，现有政策不允许非正规金融直接发起设立村镇银行，必须由地方性商业银行或国有商业银行作为村镇银行的发起者[7]。该模式较高的进入门槛，仅仅适合在具有重要地理位置或拥有自然资源的县域推广，比如，四川惠民村镇银行、湖北省汇丰村镇银行。

模式4：“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模式。实践表明，部分农村非正规金融可选择向“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模式转型，尤其是在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的县域，该模式不仅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较低的交易费用，且能享受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各种优惠待遇。但是，此模式具有极高的进入门槛，只有满足建立银行的所有条件且具有特殊资源关系才能设立。对于农村非正规金融来说，较理性的选择是先争取参股新组建的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或与农信社联合发起设立。比如，江苏江都农村商业银行、湖南浏阳农村合作银行。不过，该模式的商业化程度较高，其支农效果极其有限。

综上所述，不同形态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可结合自身特点及优势来选择一条可行的转型模式，当然，该选择过程应是市场行为主体的自主性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其中，权力当局的意义不在于强制其转型，而在于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提供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并做好转型后的监管工作。

三、促进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政策选择

促进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需赋予农户牢靠的自由借贷权、降低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政策性约束、强化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意义的认识、降低农村非正规金融转型后的运作成本、加大对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支持力度，并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转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1.从法律上彻底清除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政策性障碍，同时还要保障农户的自由借贷权。一是应着手取消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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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论文 的行政性限制，并从《宪法》的高度切实保障农户资金借贷权的永久性及稳定性；与此同时，还应适度降低农村非正规金融向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转型的门槛，在某些地区可尝试将审批制改为注册制，只要具备经营金融业的基本条件，民营企业均可自由进入金融领域，尤其是对于那些自愿向具有较强的互助性与扶贫性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转型的非正规金融，更应从政策上放宽。不过，对于那些商业银行性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则不能过分降低进入门槛，以免造成金融业的过度竞争。不过，不同地区一定要设立不同的准入标准，对于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准入门槛要明显低于东部的标准，而在同样的标准下，要借助竞标制允许一部分较成熟的非正规金融组织获得农商行经营资格。

2.要增强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意义的认识，形成广泛社会共识，进而减少农村非正规金融转型的阻碍因素。为了使广大农户及农村小微企业正确认识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意义，人民银行、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要做好农村非正规金融转型的宣传工作，譬如，可借助网络传媒、定期举办专题讲座、印发宣传资料等方式加强群众对农村非正规金融转型模式及其重要性认识，进而使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运作机制和流程成为乡村精英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共同知识”。这不仅有助于社会各界就非正规金融的转型达成共识，还有助于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激发底层群众积极试验各种转型模式。

3.要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转型创设良好的外部生存环境，精简目标转型模式的运作费用。实践表明，扎根于乡土社会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在于充分利用资金交易双方在地缘、血缘与业缘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效地克服了私人借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具有较高的交易效率；但在农村非正规金融转型之后，不得不承受着当前过度金融监管政策的约束，这不仅会增加其管理成本，还会影响其运作效率。因此，有必要区别对待转型后不同种类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大幅精简约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制度性规则的同时，还要重点支持面向“三农”的金融机构。

4.权力中心可借助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及产业政策来激励农村非正规金融转型的主动性与自主性，同时还通过构建科学完善的监管体系来防范金融风险。依据前述逻辑，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转型不仅有助于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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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助于农村贫困的减少或我国反贫困战略的实施。因此，中央政府有必要借助于财政手段来引导私人主动进行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转型。比如，可在工商、税收、专项基金设立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部分在有条件的地区可给予转型后的农村金融机构一定的低利息贷款作为启动资金，甚至可直接减免其税费。另外，既要建立针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监测指标体系进而实时跟踪其动态趋势，也要构建一套监管指标体系对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动态监测，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矫正。

5.可借助财税政策鼓励农村正规金融机构主动与非正规金融实现联结。农村正规金融在资金和规模上具有重要优势，而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搜集方面的优势，二者若能通过某种机制实施优势互补，联合发放贷款，则能有效提高农村资金的配置效率。一种可选模式是“商业金融+财税政策+职业放贷人+农户”，先由政府借助财政补贴政策诱使商业金融机构主动向职业放贷人发放贷款，再由后者对农户放款；另一种可选模式是“商业性金融机构+财税政策+农合组织+农户”模式，先由政府出借助优惠政策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主动向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放大额贷款，再由后者对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再由官方实施补贴；还有一种模式为“政策性金融+非正规金融+农户”，国家主办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农发行）可直接通过非正规金融向农户放款，同时鼓励农业政策性金融帮助非正规金融开展针对经理人员的管理技能培训及面向员工的专业技能培训。

6.还要预先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转型建立退出机制。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合作基金会失败的教训启示我们，转型后的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若能摆脱地方政府的影响或干预，并树立“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经营理念，才能可持续发展。事实上，只要不具备官方背景，一旦出现问题自然会正常退出。因此，应建议权力当局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严格限制地方政府参股农商行的最高比例，进而避免沦为地方政府应对财政赤字的融资工具；要确立清晰的退出标准，若各类指标低于既定标准，可先预警并要求在指定日内进行整改，若仍无法满足相关要求，再进行干预甚至接管或破产[8][9]。当然，关键是要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负责人树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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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理念，使其明白一旦经营不善就会破产，进而约束其机会主义行为。

参考文献：

[1]张希慧.非正规金融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9，（1）：204-206.[2]邵传林.产权界定、市场禁入与农村非正规金融[J].当代经济科学，2011，（6）：41-49.[3]邵传林.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微观机理与政策测度[J].经济评论，2011，（4）：150-157.[4]邵传林，王莹莹.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制度逻辑[J].华东经济管理，2012，（12）：26-29.[5]邵传林.金融“新政”背景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现实困境[J].上海经济研究，2010，（6）：27-35.[6]洪正.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可行吗？――基于监督效率视角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1，（2）：45.[7]刘小玄，王冀宁.新兴小型金融机构的产权和法人治理机制[J].经济学动态，2011，（2）：31.[8]邵传林.制度变迁下的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自农户视角观察[D].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9]马雪彬；赵晶晶.地方政府之于地方性金融机构监管职责的角色[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4-27.责任编辑、校对：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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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非正规金融与企业融资论文

摘要：中小企业的特点和宏观的金融环境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少，获得资金困难，因此中小企业对非正规金融行为有较大需求。相对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具有许多优势，但其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发挥优势，防范负面效应，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是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 中小企业 融资

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借助非正规金融途径缓解融资困境的现象。非正规金融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一、非正规金融的界定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指的是在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监管当局直接控制和监管的金融活动，属于体制外金融。非正规金融包括那些分散、无组织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非正规金融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易是否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二、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优势分析

在许多国家，非正规金融被视为中小企业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外部金融资源的重要途径。在我国非正规金融也已存在很长时间，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非正规金融具有如下优势：

（1）交易成本低、获得迅速快

融资交易成本可以从资金的财务成本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两个方面来考察。对于中小企业融资而言，非正规金融经营成本低、交易手续简便、交易过程快捷、融资效率高、能尽快达成交易。因此中小企业融资常常选择民间借贷。

（2）社会风险低

不同于国有银行或者信用社会产生连锁反应，民间借贷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明晰，即使发生**，承担的基本都是个人，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民间信贷即使有违约风险，都是个人来化解风险,风险也是可以控制的。

（3）信息的对称性

无组织的民间借贷往往是发生在亲戚、熟人之间，发生借贷前，资金提供者就对借款人的情况非常熟悉,发生借贷后，资金提供者也可以通过非常亲密的渠道,及时了解借款人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的对称性是正规金融(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能拥有的。虽然民间金融机构也和商业银行一样，与融资对象很少存在私人关系，但是与之相比更有动力和能力获得信息，所以，非正规金融可以比较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4）利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央行要求，民间资金利率可在官方利率4倍以内波动，这使非正规金融可以完全自由地根据风险收益相对应原则来定价，这种资金价格是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接受的。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由于存在着私人关系,它们的资金价格相对要高一些，但是利率也不会过高，因为非正规金融同样存在着多方面的竞争:①非正规金融和正规金融不是完全割裂的两个市场，而具有一定的替代性。过高的利率会导致资金需求者退出民间金融市场，转向正规金融市场。②非正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竞争。这些机构资金实力有限，不能垄断民间金融市场，所以不能提出过高利率。

（5）对资金需求者的预算硬约束性

在无组织的民间借贷中，虽然一般是信用贷款,但是由于存在私人关系，借款者如果选择欺诈或者没有能力偿还贷款，将损害私人关系和招致舆论的谴责,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借款者的家庭，甚至父母、子女都存在潜在的还贷义务，即存在一种隐性担保，这促使资金需求者更加谨慎地运用资金。相对于商业银行，这些资金供应方会更加积极地追讨负债，甚至出现违法讨债行为，从而导致资金需求者受到非法律形式的有力约束。另外，民间金融组织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与同样具有地域性的民营中小企业更容易建立长期关系，促使它们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益和积极还贷，从而达到共赢的效果。

（6）抵押担保方面的优势

中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时无力提供必要的抵押品是其获得融资的最大障碍。许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的东西在非正规金融市场上可以作为担保，如土地使用权抵押、劳动抵押、农户房屋抵押、田间未收割的青苗抵押、未采摘的林果抵押、活畜抵押等；其次，由于关联契约的存在，使得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除了在信贷市场上存在借贷关系外，还在其他市场上（如在商品市场上）存在交易关系，因此双方在签订信贷契约时还把其他市场的交易情况附加到里面。这不仅为贷款人提供了关于借款人资信、还款能力的信息，同时也增加了借款人违约的成本，使得贷款人能够对借款人保持一定的控制力，加强了借款人正确使用贷款以及履行还款义务的激励。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其能够更加灵活、有效地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7）具有示范效应

非正规金融活动的特性使得所有存在不偿还贷款倾向的借款人望而却步，也限制了根本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进入信贷市场。由于借款者和贷款者之间因长期和多次交易而建立起的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不仅能够抑制双方的道德风险，而且还会使违规者因受到社区排斥和舆论谴责而付出高昂代价。社区约束力越强，成员之间合约的履行率越高，从而借款者就更重视偿还非正规金融贷款，以便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借贷关系。

由此可见，民间金融在本质上能够满足中小企业信息隐蔽性、融资要求的特质性需求以及中小企业家族经营、抵押品缺乏的现状。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上，其相对于高度组织化的正规金融具有上述优势，这些独特优势是民间金融这一古老的融资渠道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是其能够和正规金融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也正是这些特点使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有天然的契合性，因而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来源。

三、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在肯定非正规金融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它的局限性和负面影响。

（1）非正规金融的局限性

首先，社会资本的关系型和地域性特征决定了非正规金融的交易通常只能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行；其次，非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来源有限且不稳定，抗衡外部冲击的能力脆弱；再次，从总体上看，非正规金融的定价机制大体上反映了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和市场竞争的均衡利率，但并不能排除高利贷产生的可能；最后，非正规金融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和

保护，容易产生敲诈、违约行为。

（2）非正规金融的负面效应

非正规金融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会对国家宏观经济运行及其调控造成冲击，包括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国家利率政策实施，截流信贷资金来源等。还可能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甚至酿成相当大的金融风险，包括袭扰正规信贷市场，妨碍中央银行现金管理，造成系统金融风险防范与监管的盲区，导致一部分国家税款流失；容易引发经济纠纷，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因此，应该对非正规金融加强规范和引导，发挥其正面作用。

四、加强对非正规金融的规范和引导，发挥其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

非正规金融是一种重要的金融资源，是制定和实施金融政策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其所独具的与中小企业天然的亲和力，决定了其在中小企业发展中的地位。因此，对于非正规融不应持完全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应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使其在法律的监督和规范下，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为整个国家经济服务。

（1）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规范非正规金融行为

非正规金融交易通常运作很不规范，一般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可靠的信用担保和资产抵押，缺乏必要的监管机制，处于比较混乱的自发状态；而且所融通资金的投向具有较大的盲目性，风险较大。如果对那些负债率高、资信状况差的企业进行融资后一旦发生经营风险，必将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形成相当规模的金融风险。因此，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建立相关的制度措施。

（2）建立健全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的监控体系。

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民营银行，他们之所以能够健康地发展壮大，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被纳入政府监管的体系之中。民间金融机构一定要在国家必要的监控下才能健康发展。政府有责任在对民营金融机构进行合法、正当保护的同时，对其违法、不正当的行为给予坚决打击和惩罚，用法律手段来治理和规范民间金融，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好的融资环境。

（3）引导成熟民间金融组织向中小商业银行转化。

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垄断程度过高，真正能够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数量太少。因此，应引导民间金融组织逐步演化为规范化运作的、定位于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民营金融机构，使得民间金融能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

参考文献：

【1】曹洪军.窦娜娜.王乙伊“信息不对称、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林毅夫，孙希芳.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2005(7)

【3】李伟“民间金融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金融与保险》，2005(8)

【4】王鹏涛“民间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财经问题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02（4）

第三篇：2013年临澧县农村青少年与非正规教育工作总结

2013年临澧县农村青少年与非正规

教育工作总结

2013年，临澧县农村青少年与非正规教育工作按照中国科协的统一部署，在省项目办的大力支持和县项目办的积极努力下，设施配套、青少年培训、课外科普活动等各项工作已按照年初工作计划，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圆满完成青少年培训任务

一年来，按照年初工作计划，我们自4月份开展活动筹备工作，先后于4月份、5月份、9月份、10月份、11月份举办了《独生活与自我管理》、《信息技术素质》、《职业入门与发展》、《人际交往与沟通》、《女孩的生活技能》9期青少年发展培训班，共培训青少年285人次（男90人，女195人）。培训时间累计达27天。

二、启动农村青少年课外科普活动试点工作

今年5月，县项目办按照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的安排，正式启动2013年农村青少年课外科普活动试点工作。我们从18个乡镇农村中学中认真遴选4个学校参与，即：临澧县烽火中学、临澧县杨板中学、临澧县杉板中学、临澧县合口中学，他们均在规定时间内及时上交了各自的《农村青少年“我参与”科普课外活动实施方案》。4个方案经过省专家的审定，认为具有在农村中学实施的可行性，获得了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的认可。目前4个学校的“我参与”农村青少年课外科普活动已经接近尾声，相关活动资料正在整理和网上上传中，活动总结预计11月下旬

完成。4个学校的科技辅导老师的表现也很不错，经常与我们县科协保持联系，交流活动情况和咨询相关操作流程。此项的试点工作的开展，为我县农村青少年增加新的科普学习的平台，丰富了农村青少年非正规教育工作的内容。参与的学生们，增长了知识，提升了能力，受到教育部门的好评。

三、组织教师培训交流和青少年科教活动

今年6月，按中国科协部署和省项目办的安排，县项目办选送了3名骨干教师赴北京参加国家项目办组织的为期3天的骨干教师课程培训提高班，进一步提升了培训教师培训技能，夯实了教师青少年培训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与此同时，在7月24—30日，县项目办5名农村在校高中生青少年参加了中国科协和省科协举办的高校青年营活动。活动期间，来自临澧四中、临澧一中两个学校的5名营员在长沙国防科大参加了相关青年营活动，他们回来反响很好，都说受益匪浅。另外，在10月8—13日，我们组织了12名农村青少年和1名辅导教师前往河南开封参加了中国科协项目办举办的“童梦圆”活动，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学员终身受益，并上交了活动心得体会等。

四、严格规范项目管理

一是对现有项目管理制度进行了适当修订和完善。二是规范了活动的组织和实施。县项目办对每期培训活动都做到了活动前有计划、活动中有监督、活动后有总结。三是积极开展工作调研和宣传。对我县青少年职业教育情况开展了调查活动，并在县政府网、市科协网站、省科协网等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宣传。四是教师工作规范有序，培训教案、课件、教具等材料准备充分，与

学员沟通互动更加融洽，培训信息反馈及时。

五、工作创新

2013年，我们在积极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方法。一是探索性与职业教育机构和乡镇中学开展了联合培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培训活动中，我们提供教材、教师、经费、场所，实施教学活动。学校负责组织学生参训，提供相应工作人员及必要的活动场所和宣传动员等辅助工作。通过明确分工，全力协作，有效提高了培训工作效率。二是把培训活动与农村青少年课外科普活动相结合，对农村青少年初中生进行系列的教育培训活动。县项目办与相关乡镇中学联系，经过多次磋商，得到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今年，县项目办在2所乡镇中学开展了4期培训活动，取得了一定活动经验。

六、存在的问题

一是校外青少年生源挖掘不足。今年的培训没有招到校外青少年，没有完成中国科协的要求和年初计划，有待加强。

二是课程培训设计有待进一步更新和加强。教师们感到教材内容还没有现在学校普教内容的新，只是培训方式和形式好过普教，学员也感到比较枯燥和疲倦。同时，学员们也觉得培训活动的时间不够用，在互动式、参与式或分组讨论活动的时间比较急促，感到余味未尽，导致有的课程需要延时进行。

三是培训工作的组织力、影响力还有待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有需要进一步密切。

四是我们县的培训教师队伍出现了不稳定。由于项目实施已近3年，全县教育系统的教职工单位和分工也经过了多次调整，我们县有2名教师在今年的调整中，或已不担任教学任务或安排到毕业班教学，没有时间参与我们项目的培训安排。我们新安排的培训教师有待我们加强其教学能力的培养。

临澧县科学技术协会

2013年11月18日

第四篇：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模式路径选择

农村商业银行发展模式路径选择

刘庆斌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党中央历来都非常重视。如何促进农业发展、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民增收、逐步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的重要课题。一个功能完备、高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但目前我国农村商业银行的发展面临着资金供应不足、农村资金外流严重、农户难以获得贷款、民间借贷活跃、农户小额信贷不能完全适应农户的需求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比较单一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农村商业银行运行模式和改革路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瓶颈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困境

（一）市场竞争的加剧与传统客户的流失。在许多地区，农村商业银行面临的竞争异常激烈，由于受到其他金融企业的挑战，生存空间在骤然缩减。有许多由农村商业银行扶持成长的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后，受规模限制，农商行仅凭借自己的实力已经无法满足其资金需求。因此尽管这些企业仍然与农村商业银行保持着一定的业务联系，但是更多地求助于国有商业银行或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很多地方的农商行因此失去了跟随发展的机会。

（二）政策负担与权利缺损。作为农村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行承担着国家支农、扶农的义务，但国家至今并没有按照有关农业的优惠政策和支农份额的多少制订出相关扶持政策，农村商业银行更是失去了农村信用社加快消化历史包袱的政策优惠。在监管政策上，农村商业银行又因为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准备金率、资本充足、各项准备等计提必须按照股份制商业银行标准执行，在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与股份制商业银行两者监管指标之间，始终依照从紧、从高的标准进行考核评价。在跨区机构设置上，农村商业银行只能在县域以下，而对于县级以上的城市，则基本将原先的农村金融机构排除在外。这种政策安排，使得像原本有很强生机活力的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空间严重受阻，使得其作为合作金融机构或股份制商业银行分别应该享受的权利两头落空。

（三）法人治理结构虚化。尽管农村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按要求建立了一整套的现代银行治理体系，但是在现实运作中并未完全落到实处。例如，按照现代企业的经营原则，银行的管理者应当由股东任命，然而目前农商行高管的任命权有相当部分掌握在省联社手中。董事长候选人产生方式按《公司法》规定由董事会提名，但省联社拥有提名权；董事长和行长可以由省联社提名，而且即使按章程由董事会选举或任命，也需报省联社核准同意。这种安排与真正的现代银行法人治理体系还有一定距离，它这不仅导致了农商行经营自主权的缺损，也不利于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和银行的长远发展。

（四）缺乏针对性的监管安排。在农村商业银行的监管方面，目前更多地是依据一般商业银行的监管标准，对于农商行的特殊性考虑不足。例如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服务于农村，主要以传统信贷业务为盈利途径，盈余公积的增长始终没有信贷规模的增长来得快，而目前监管当局为推进巴塞尔协议Ⅱ监管指标，明确要求农村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保持10％以上，这使得农村商业银行在支持“三农”发展中受到的资本监管约束越来越严重。

二、期待“给力”：农村商业银行未来改革的路径选择 分析农村商业银行在发展中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造成这种困局的因素有很多，如历史原因导致的法人治理不完善、人力资本不足、经营经验缺乏等等，而其中最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政策与我国经济总体发展趋势之间的矛盾。

中国设立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的原因在于普通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然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迅速推进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工业化与城市化必然会带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下降。在我国的发达地区的县域经济当中这种趋势表现得更为明显，农业在当前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已经非常之小且不断下降。在这一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应该选择哪种模式能够实现快速发展，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乃至农村本身不断缩小蜕变的时代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应该往何处去？

在城市与农村不断融合的趋势下，很多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已经大大弱化，它们所更需要的是对其第二、三产业的金融支持。与此同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城市股份制银行向农村地区的渗透不仅在挤压着原有农村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而且事实上也是对后者职能的一种替代。所有这些现象都在提示我们，以往那种试图将城市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机构明确划分开来并让其各司其职的经济基础正在逐步弱化，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甚至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它能够为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在这一体系之中，传统的农业金融可能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原有农村地区的企业和居民仍然有着自己独特的金融需求，需要特定的金融机构为其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体系中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位不应该是计划指定的，应该是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自行选择的结果，这样才能够保证金融市场具有足够的弹性与活力。在考虑农村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时，必须要从上述视角出发，着眼于如何促使它们顺利地融入这一多层次金融体系，为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进一步完善农村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一是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允许股权适当集中，形成相对控股股东，以提高股东的利益相关性，为其提供治理激励。其二是正确处理省级信用联社与农村商业银行之间的关系，明确股东大会是农村商业银行的最高权力机关，享有对银行董事会的高层人事任免权，保障农村商业银行享有完整的经营自主权。

(二)在明确农村商业银行的商业性质的前提下，通过政策的支持和优惠，鼓励和引导其服务三农。政府赋予农村商业银行某些具有政策性的金融业务时，应当以独立项目的方式采用规范的商业化模式进行运作，明晰其成本收益，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或经济补偿。这样不仅有利于农村商业银行的规范经营，同时也可以促进政策性金融业务效率的提高。

（三）调整对农村商业银行的监管模式，放宽准入条件。目前的监管安排一方面过于注重农商行的农村身份，与其目前面临的市场和经营状况存在错位，严重限制了其未来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则又忽视了农商行作为中小银行的特殊性，使其在与大银行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需要根据农商行的自身特点与农村地区的实际金融需求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监管规则。长远来看，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应当以规模、产权制度、业务性质等角度而不是“城乡户籍”身份作为出发点，以适应城乡一体化的综合性金融体系发展趋势。

（四）鼓励农村商业银行的跨区域发展，建设公平竞争环境。跨区域经营不仅是农村商业银行规模增长与业务扩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有利于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和地域性系统风险的降低。因此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应当从支持、鼓励农村商业银行的跨区域经营，并且帮助其解决由此产生的经营资源不足和风险防范问题。与此同时，全国性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如面对中小银行的资金清算与汇兑系统，是跨区域经营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也是保障公平市场竞争的一个有力措施，需要加以高度重视。

（五）为农村商业银行上市创造条件。资本金不足是当前困扰农村商业银行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资本金不足，不仅限制了农商行业务规模的扩张，推高了贷款集中度，增加金融风险，也阻断了农商行与长期企业客户共同发展的进程。农商行上市不仅可以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而且有助于规范其经营活动，提高其管理效能。长期来看，上市也是农村商业银行转变身份，加入全国性金融市场竞争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需要从建设与完善多层次综合金融体系的高度来看待农商行的上市问题，积极地加以扶持和鼓励。

（作者单位： 中共泰安市委党校管理学部副教授）

第五篇：现代金融理论与政策

近年来，在统筹城乡发展、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农村需求背景下，为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国家先后颁发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政策。2010年5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4号），6月2日，财政部又印发了•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10]42号），标志着我国农村金融税收扶持进入一个新阶段。笔者通过对广西玉林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的调查发现，政策出台后效应逐步凸显，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完善。

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存在问题

部分政策存在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而且优惠数额有限。如财政部•关于呆账核销和贷款自主核销政策‣，仅局限于2008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现行免收农信社银行业监管费政策2010年到期；“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仅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执行；“金融保险业收入减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仅限于2009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等等。笔者在广西玉林农信社调查时发现，由于上述政策临时性特征比较浓重，短期内对农信社实际上是“优而不惠”，同时，由于缺乏长期激励作用，最终弱化了政策效应。部分政策尚在试点中或存在局限，受惠面有限。如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2009年仅在黑龙江、山东、河南、湖南、新疆、云南省等6个省（区）试点，2010年则扩大将江苏、安徽、内蒙古3省（区）纳入政策试点范围。由于广西尚未列入试点范围，玉林农信社2009年新增涉农贷款20.89亿元则无法获得奖励。又如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主要针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农村金融机构而言，显然对同样是服务农村且服务时间更长、遗留历史问题更多的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不公平。广西属于西部地区，为稳步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促进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农信社主动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截至2010年6月末，玉林辖区共有523个网点，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网点在农村，覆盖了辖区全部乡镇和部分村（屯），农信社也为此支付了较高的经济成本，却不被列入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范围。

部分政策缺乏细则与整合，影响了执行效果。一是对有关概念内涵与外延缺乏科学的界定，容易造成执行的混乱。如关于涉农贷款，在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中，特指•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银发[2007]246号）统计的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但在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涉农贷款特指县域金融机构发放的，支持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农民生产生活的贷款，具体统计口径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建立†涉农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银发„2007‟246号）规定为准；根据银发„2007‟246号文件，涉农贷款除了农村贷款（农户贷款、农村企业及各类组织贷款）外，还包括城市企业及各类组织涉农贷款。二是部分兑付、奖励条件设臵笼统；部分审查、审批程序复杂，各部门理解不一致，反复较多、执行成本较高。这些皆会影响到农村金融业务的引导与激励政策的有效实施。

部分政策设臵门槛太高，影响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如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工作和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工作都强调遵循政府扶持、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管理到位的基本原则，设臵了一系列的条件。笔者调查发现，由于两个政策同时设计了与贷款增长、不良贷款率挂钩两个门槛，同时由于农村金融成本高、效率低、成本高的特点，这样的制度安排对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和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质量、水平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针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农信社立足城乡，经营历史悠久，网点和员工数量众多，与农户关系密切，是农村金融事实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以玉林为例，农信社的贷款市场份额达47%，“三农”贷款市场份额达95%；自2006年以来，辖内9家县级农村信用联社的贷款市场份额均排当地银行业金融机构首位。国家从资金、财政、税收和利率等方面给予农信社有力的政策扶持，对化解历史包袱、改善财务状况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但对农信社改革，在资金扶持数量和支持方式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资金扶持力度有待加强。一方面，农信社长期以来信贷资产质量和统计数据不实，根据2002年年末全国农信社报表而计算的资不抵债金额偏小，并不是真实的损失数量；另一方面，对改革试点地区农信社的一半损失，短期内靠地方和自身显然是无法弥补的。二是资金支持方式有待完善。与慷慨支持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方式大为不同，对农信社改革在资金扶持上采取了近于苛刻的“花钱买机制”方式，力求促进改革措施的真正到位。但由于资金扶持条件的有限性和转制期限的仓促性，致使“花钱买机制”短期内难以实现预期的理论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资金扶持政策不到位，“输血”数量不足，历史包袱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无法强化农信社支持“三农”的金融服务功能，而且在日趋激烈的金融市场竞争中，农信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以玉林农信社为例，虽然获得15.39亿元的央行票据扶持，但由于历史包袱沉重，不良贷款占比仍较高、资本充足率较低，直到2008年年末才全部消化历年亏损挂账，而且存贷比例一直较高，部分县级机构甚至高达80%，资金实力和支持“三农”的能力受到极大影响。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扶持政策的建议

为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很多国家已经在农村金融扶持体系建设方面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国际经验表明，给予农村金融政策扶持是推动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结合我国的国情，应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完善符合我国实情的农村金融扶持政策，推动金融资源要素向“三农”有效配臵。遵循“普惠制”原则，进一步提高财税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和力度。运用财税政策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是各国普遍的实践，我国也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给予扶持，但政策的有机契合不够。因此，应遵循“普惠制”原则，“加快财税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的有效衔接”，在政策支持方向、力度和政策结合方式、时机等方面形成合力。要探索多样化“财税+金融”的政策衔接方式，综合运用贷款贴息、担保、税收减免、费用补贴等财税杠杆和支农再贷款、存款准备金率、贷款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要发挥好市场准入、金融监管、地方支持等各项政策的作用，探索更为有效的多样化的金融支农政策手段。一是适当的税收优惠。遵循“普惠制”原则，对达到一定支农要求的金融机构给予相应的所得税和营业税优惠。二是扩大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补贴范围。对凡是在农村设立网点的金融机构都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补偿农村金融机构运营成本。特别是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等农民需要却达不到规模效益的农村金融机构网点的财政弥补力度。三是进一步加大对县域机构发放涉农贷款的奖励。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涉农贷款奖励试点经验，并不断提高奖励标准。首先从理论层面对涉农贷款的内涵、外延及特征进行科学界定，解决不同的扶持政策对涉农贷款不同的解释问题；其次剖析在落实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中的操作障碍及其根源，进而规范各类金融机构有关涉农贷款增量奖励申报、确认制度；再次要提高奖励标准。四是结合“进一步完善县域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发放贷款政策”要求，将财政、公共性资金存款优先向支农力度大的金融机构倾斜。建议市、县两级财政部门按“存贷同比”原则，即按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占比调配相应的财政性存款份额，调动各金融机构支农的积极性。五是建立涉农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涉农贷款贴息和资金配套，降低单独由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支持的涉农贷款项目风险，提高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六是实行涉农贷款利息补贴和储蓄存款免缴利息税制度，使利率由金融手段转变为财政金融综合手段，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遵循“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原则，在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同时，突出抓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一是对按照服务“三农”原则设立的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统一享受政策优惠和行业监管。目前，农信社改革总体方向是按照市场原则、坚持股份制方向，“力争用5到10年时间把农信社分期分批办成产权明晰、经营有特色的现代金融企业。”但由于农村商业银行无法和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享受一样的优惠政策，也影响了农信社和农村合作银行“变身”农村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二是逐步取消各种制约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政策障碍。如近年来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而农信社却由于政策障碍无缘代理“新农保”基金账户，从而影响了“新农保”业务在农村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三是继续延长税收优惠政策。应结合农信社历史包袱沉重、支农实力受限等特点，延长农信社税收优惠政策。四是支持农信社消化历史包袱，解决农信社由于体制、历史等因素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问题，补偿其为农村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建议采取的方式包括：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增加对农信社的资金扶持，同时减少设臵各种门槛和条件；把不良资产的清理责任按属地划分落实给各级政府，清理收回的资金作为当地农业贷款的担保基金；采取市场化的方式，结合改制农村商业银行目标，通过溢价募股的方式解决部分不良资产。

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特殊情况，实行差别的货币、监管政策。一是实行差别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对涉农贷款占比高的县域金融机构，继续适度调低存款准备金率，鼓励其增加涉农贷款投放。二是在贷款规模和再贷款方面给予一定优惠。在信贷总量调控过程中，对涉农贷款规模给予一定倾斜，特别是对农户贷款规模实行单列。三是实行差别的信贷监管政策。针对“三农”客户贷款“短、小、频、急”的特点，允许农村金融机构在信贷管理、产品创新、流程改进、风险控制上进行探索创新，在新产品审批、推广等方面给予支持。四是实行差别的风险问责、呆账核销等监管政策，对涉农贷款中的不良贷款单独考核。简化核销程序，适当扩大农村金融机构核销呆账优惠政策的贷款时间范围，并给予农村金融机构呆账核销等更大的权限。五是进一步建立完善金融机构支农服务在网点、服务、贷款等方面覆盖程度监管考核与评价体系。出台县域内金融机构新吸收存款主要用于当地的考核机制，确保持续稳定增加对“三农”的信贷投放。设立适应“三农”业务特点的考核监管指标，充分考虑涉农业务收益较低的特点，避免在考核上挫伤金融机构支持“三农”发展的积极性。

针对农业天然弱质性特点，建立多层次的风险分担机制。农业具有天然弱质性，基础农业生产必须承受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歉收以至绝收风险。现阶段，由于农村金融风险分担机制不健全，“三农”客户一旦遭遇风险，基本上由银行独自承担，这是 “三农”金融服务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必须通过加快农业保险、担保发展，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等。一是加快推进农业保险建设。积极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品种和区域覆盖范围；对开展农业保险的商业性保险公司给予相应补贴，健全农业再保险体系，建立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探索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的合作机制，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二是完善“三农”担保机制，切实解决“三农”客户融资担保难的“瓶颈”问题。探索建立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多方参与的政策性、商业性、行业性、互助性等多元化的农村信贷担保体系，合理分散和转移农村金融业务风险；扩大农村抵押担保范围，包括发展林权、大型农机设备、土地经营权等抵押和推动动产担保。

针对农村金融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加强农村金融市场环境建设。一是加强农村金融立法、执法工作。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关于农业金融的法律体系。我国目前只有•商业银行法‣，没有针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法律，应考虑制定专门的农村金融促进法和监管法。二是加快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户电子信用档案建立和农户信用评价工作，抓紧建立覆盖全国农村地区的企业、个人征信系统，完善失信惩戒制度，提高违约成本。三是促进农村产权市场发展。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进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有力促进农村资产和权益合法、有序地转化为可交易金融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