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与现实选择

第一篇：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与现实选择

乡村治理模式创新与现实选择

阳信生

[内容摘要]当前村民自治面临着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村两委矛盾较突出、村民自治制度整体绩效欠佳等问题，为此，需要改变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推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具体做法是在理顺乡镇与村一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开，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村民自治的重心则下移到由村民小组重组而成的社区，实行农村社区自治。

[关键词]行政权与自治权分开；村级组织行政化；农村社区自治；农村治理模式创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农村的管理体制和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村民自治的推行改变了我国农村治理治理的格局和模式，对于农村治理变革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创举。但是，村民自治制度已经实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村民自治的评价颇多争议，农村治理现状亦难以让人满意。那么，如何降低农村治理成本、发挥村民自治最大的制度绩效？如何克服村民原子化、调动村民民主参与的积极性？农村治理模式如何创新？这些问题都需要回到当下的农村现实中认真思考并做出回答。笔者认为，通过理顺乡镇与村一级的关系，实行行政管

理权与村民自治权分开，将村级组织行政化，村民自治的重心下移到由村民小组重组而来的社区，实行农村社区自治，是解决我国村级治理所面临困境、实现农村社会有效治理的现实选择。

一、当前我国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困境

（一）行政权与自治权矛盾突出

在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村民自治的行政化现象比较突出（有人称之为过度组织化），行政权压过甚至取代自治权，村委会更像是一个行政机构而不是自治机构。如何处理国家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之间的关系、实现农民的自主权和自治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对于乡镇政府来说，他们最关注的上级交办事务的完成，包括计划生育、税费收缴、社会稳定等，而不是村级的建设和发展，所以，他们往往利用各种方式促使村干部完成大量的政府任务。而在现行体制下，村级自治组织一般会选择与上级保持一致，依附于乡镇组织，“代理人”角色强于“当家人“角色。[1]村级组织若是乡镇政府的“仆人”，便难以做好村民的“仆人”，为村民提供各种社会公益性服务，村民的自我选择权、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的权利便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村民自治被严重虚化，乡村自治停留在较为初级的水平。有学者认为，实行村民自治后，“国家不是缩小了在农村的控驭范围，而是改变了对村落的控驭方式——至多是在改变经济控驭方式的同时，减少了对乡村社会事务的过多和过于直接的干预。限于权威的依附性和自治规模的限制，在强大的行政权威的压力下，自治组织很难成为其共同利益的维护者„„国家不想管的事可以不管，想管的是随时可以管起来”。村民自治在各地的命运基本上系于政府是否干预以及干预的方向，是“人治下的村民自治”，是没有根本保障的村民自治。[2]赵树凯等人也指出，对于多数乡村干部来说，民主不是价值目标，而是手段。村级组织正陷入一种行政色彩强化、实际功能弱化的尴尬境地。[3]

（二）村民自治变成村“两委”自治，村干部腐败问题严重

正是由于行政权的过多干预，村级自治组织的准政权色彩浓厚，更多的是充当政府的代理人而不是村民的代理人，主要是对上负责而不是对村民负责。为完成上级任务，村级组织的管理模式比较集权，权力很容易出现异化；而乡镇政府为了完成任务需要村干部的配合，往往给了他们比较大的权力空间，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加上由于体制内外都缺乏对村干部的有效监督，村干部的腐败问题比较严重。不党支部领导下的村委会大权独揽，把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等村级最高权力机关抛在一边，或者长期不开会，或者开会也是走过场，一切都是党支部和村委员会说了算，行使自治权的主体演变成村党支部或村民委员会，权力集中于村党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一人手里，“村民的自治”实际上异化成了“村委会主任的自治”，或是村党支部书记“自治”，村民自治扭曲变形了。村“两委”自治下，不少村干部还私下变卖集体财产、侵吞集体资产、肆意加重农民负担、克扣农民种粮的直补资金，以及利用权力便利为自己、家人或亲属谋利益，严重损害村民和村集体的利益；有些村干部掌握了村级管理权力后，甚至为所欲为、横行乡里、欺男霸女、为非作歹，成为危害村民的“村霸”。村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危害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成为影响干群关系的一大突出问题，村民上访、控告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不断增多。有调查发现，“占半数的农民认为村干部对自己很少帮助或根本没帮助，村干部只是趁机捞一把，而对社区经济等公共事务管理不力不善”。[4]

（三）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矛盾难以协调

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村委会具体行使村级事务管理的权力。但是，在当前的村级权力格局中，村党支部书记被形象地称为“一把手”，村级发展的大政方针都由党支部决定、由党支部书记拍板，甚至一些具体事务皆由党支部书记包办代替，村委会主任成为书记的副手，主要是执行支部的决定，自治权实际上被党支部直接掌握。村民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委会则根据《村组法》的规定，试图掌握村级的财权和具体事务的管理权，村两委矛盾日益凸显。为解决两委矛盾，现在各地普遍推行“一肩挑”，扩大村“两委”成员兼职，有的地方甚至走向“两委合一”。这种调整混淆了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责和功能，导致更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带政。党支部搞包办代替，没有依法行使领导权的意识，直接控制村级治理权，导致了村级治理结构的混乱和治理效率的低下。这种调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协调两委矛盾的关键在于理顺村两委关系，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党支部通过组织党政联席会议、主持召开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大会等参与决策、监督村民委员会，以彻底消除实现村民自治的主要障碍。

（四）村民自治的整体绩效欠佳

村民自治实行二十多年来，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基层的权力运作模式，推进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但是，由于实质民主的欠缺和程序等问题，村民自治所引发的问题似乎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难以真正实现。特别是乡镇政府对选举的违规控制、宗族、宗派势力干扰选举、选举作弊乃至公开贿选等问题的存在使人们对村民自治的评价有所降低。由于村级组织拥有了一定的行政资源，不少地方对村级治理权的争夺非常激烈，一些宗族家族势力也利用其在乡村社会的传统影响，试图控制乡村权力。这既严重影响了村民自治的开展，也对乡镇政府正常履行职能发出了挑战。有人认为“村民选举一方面导致家族势力和利益群体在村庄的复活，影响了选举的公正性；选举非但没有选出好人，而且还把原先的秩序打破，村庄政务变得一团槽，通过对规则与生活规则的比较，在受到传统地域定义的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是生活规则”。有人认为，“村民自治工作一直是启而难动：一是民主化程度不高，多是‘保证性选举’，存在搞形式、走过场等问题；二是村务民主公开和民主管理规范性程度较低；三是以村务公开为主要形式的民主监督尚待规范提高”。[5]有学者还指出，村民自治组织在发挥作用时主要出现出残缺式产权、服从型民主、非决策参与、输局博弈等特征。[6]

（五）村组合并后的困局

近年来，撤并乡镇、合村并组，被当成减少村级支出、减轻农民负担的一个重要改革举措，在全国各地推广；取消村民小组长，或村干部兼任村民小组长，也几乎成了农村改革的共识。很多地方村组合并成绩如何成为衡量农村改革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经2000—2005年村级组织较大规模的调整后，全国村民委员会的数量由2000年的731659个下降到2005年的615066个，减少116593个，减少比例为15.94%，村民委员会成员数量及平均职数也不断下降。全国村民小组的数量由1998年的537.1万个下降到2004年的507.8万个，减少29.3万个，减幅为5.45%。[7]2002年税费改革后，全国大部分农村村民小组长或被取消、或者由村干部兼任。2003—2005年湖南全省进行了合村并组工作，全省由47463个村调整为44325个，减少3138个村，减幅为6.6%；村民小组由48.3万个调整为44.9个，减幅为7%。村组合并似乎实现了精简干部、整合资源、降低成本的目的，但是村组合并后，大村内部的矛盾纷争不断，遗留了大量的权力之争、财产之争等，村级治理的成本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提高了。一方面包括村干部的工资支出等在内的显性成本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另一方面村组公共事务和有关公益事业没人真正负责和及时有效处理、村级治理存在大量真空等村级治理隐性成本的大为增加。贺雪峰就曾指出合村并组，遗患无穷，造成的损失很大、且难以弥补；保留村民小组长利大于弊，撤消后便无人组织村民小组内的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而使农民减少了多得多的收入。为了获取以前村民小组长廉价提供的基本服务，乡村组织不得不增加多得多的财政支出。[8]

（六）村干部的处境艰难，角色困惑，很多地方无人愿意担任村干部

村干部被称为“村官”但不是官；被称为干部，但又是农民，严格地说是农民干部，角色比较尴尬。村干部处境也比较艰难，他们面临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处在上级政府与村民之间的夹缝，但工作报酬很低，与村干部的预期相差很大，尚未达到一个合理的工资水平。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不仅待遇更低，而且常常不能按时、足额发放，这使得很多人宁愿选择出去打工而不愿意做村干部。农村村组干部“有本事的不愿干，没有本事的不能干”现象值得重视。农村精英的大量外出，村级治理资源缺失严重，对村级治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村甚至提不出、选不出合适的村主任和书记人选。的确，当前村干部的劣质化和不稳定现象值得关注，甚至还有人提出了“21世纪谁来当村官”的问题。[9]

从根本上说，当前乡村矛盾集中地体现乡镇与村、村党支部与村委会等乡村关系的紊乱上，为此，必须从现实出发，创新社区治理模式，以理顺各种关系、形成合力，而农村社区自治不失为一种制度创新和现实选择。

二、农村社区自治的涵义及实行农村社区自治的意义

农村社区自治，就是将村民自治的重心下移到现在的村民小组，将村民小组撤消改建社区，一组一社区，或者是多组一社区（当然考虑规模和治理成本，以及便利程度，若现行行政村建制比较少人口不多、居住不太分散的也可以是一村一社区），实行以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社区完全自治。社区成立社区自治委员会等社区组织，在上级政府的支持下、在全体村民的参与和监督下，独立行使社区自治范围内各项事务的管理权。徐勇也认为，“社区的概念原本就来自于乡村，其核心精神是形成具有共同的认同和归宿感的生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基础是共同体成员的公共需求，并主要依靠社区自身的力量进行整合。”将社区理念融入乡村治理中，并以社区体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组织体系，可变动员式参与为主动性参与，开发农村内部的组织资源、节省乡村治理成本等，对于构建乡村自我整合机制具有重要启示性意义。[10]实行农村社区自治的意义主要有：

第一，有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的核心是村民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当前村委会基本上是一个“准政权组织”，这与自治精神和原则相去甚远，村民自治难以真正落到实处。推行农村社区自治，把现在的村委会变成乡政府的派出机构、专门处理政务，并将行政权与自治权完全分开，自治权由现在村民小组重组而成的社区独立行使，这一方面可以化解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冲突，乡镇和行政村与社区各行其是，分别履行自己的行政管理权和自治权，另一方面，实行社区自治，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位建立的社区人口不多、规模不大、共同利益多、集体行动意识和能力强，完全可以比较自由、独立地办理社区内部的各种事务，真正实现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这就是真正意义的村民自治。

第二、有利于提高农村集体行动意识和能力，降低农村治理成本，实现农村善治的。根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群体越小，行动能力越强；小集团，更有条件促成集体理性的实现。同时，社区规模越大，心理认同感越弱。[11]从群体社会治理的效用分析，适度的人口规模是治理的必要条件；在人口比较少、且全部是熟人甚至几代人都是熟人的小群体社会里治理的效果更好。然而，现在的行政村一般方圆十几里甚至几十里，人口数千，与一个小镇差不多，难以有效管理；而且，行政村是一个“半熟人社会”，村民的社会关联度、村级的社会资本存量都比较有限，村民之间，特别是不同组的村民之间（尤其是居住分散、不同姓的小组村民与其他组村民之间）不太熟识，也没有多少共同利益，村民对村的心理认同和社会认同度较低。但村民小组不一样。除了村民小组内群众居住比较集中，人数也不很多，开会和集体行动起来比较方便外，村民小组作为基层自治单位具有明显的优势。村民小组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是一个共同的人情单位，一个娱乐单位，是“村落社会中社会关系积累程度最高的社会圈。”[12]村民小组是过去的生产大队（现在的行政村）下的生产队，土地、山林、塘库等其他的集体财产并非属于村合作经济组织或村委会所有，而是属于村民小组的全体成员所有。村委会一般都无权或不能干预村小组内部分配和管理问题（除非违反了法律、政策规定）。同时，村民小组作为完全的熟人社会，村民有比较长远的利益预期，需要共同面临并克服现实中的困难以满足社会需求，集体认同感、共同行动能力和道德力量比较强，不仅易于形成集体行动、治理成本较低，而且还可以有效地制约少数试图搭便车的村民，抑制“原子化”村民自我膨胀的欲望。如在湖北杨林镇的社区建设中，某村村民讨论集资修路时集资方案拿出来后80%的人同意，只有20%的人不同意。但是农村社区是熟人共同体，20%的人面临公众舆论压力，别人修路，自己不修路，今后可能会形成与其他村民之间的疏离感，也会在村庄社会产生缺乏道德正义感的风险。

第三，有利于解决农村事务无人负责、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公益事业发展严重滞后的问题。一般来说，相对于行政村，村民小组具有完全意义和真正意义上的“公益事业”和“公共事务”；以村民小组为单位，才能真正满足农民关切的公共需要。当前，以行政村为中心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存在服务覆盖面不大、服务供给不均衡，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这与村级范围过大，村级资源被少数人或少数组垄断等有关。为此，实现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应包括村庄内部的均等；而如果各社区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有一定资源支配权的独立主体，对于改进村组之间资源分配的失衡，推动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大有好处，甚至政府的资金可以直接投放到农村社区，由全体社区村民选择最需要的公益性项目，对于有效地推动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而且，在农村社区内，无人担任社区负责人的情况会很少。从现实情况来看，小组长的报酬很低甚至没有任何报酬，但大多没有什么怨言，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的事情自己干天经地义；因为社区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大家也会努力把社区的事务办好。贺雪峰对安徽肥西小井村的调查发现，村民小组作为农民行动单位的小井村秩序井然，表现在刑事案件少、民间纠纷少、自杀率低、离婚率低、人际关系和谐、遇事不计较等方面。在该村，村一级显得不太重要，村民小组很有特点，村民的行动逻辑是：村民组一定要有人当组长→党组长报酬少而事情多，无人乐意当组长→组长很重要，必须有人当组长→选举或先选举再抓阄，确定人当组长→当组长就必须负责任，当就要当好。[13]

三、实行农村社区自治，实现乡村治理模式创新的制度设计

如上所述，实行农村社区自治是对农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是克服村民自治困境、扩大村民参与、提高村民集体行动意识和能力的现实选择，也是防止村干部腐败、降低农村治理成本的有效途径。那么，具体应如何建构农村社区自治体制呢？笔者认为，农村社区自治应以民主、自主和自治为精神内核和指针，倡导村民的共有、共治和共享的理念，以村民利益共同体为基础和载体，强调以农村多元合作治理为基本治理模式，以激发农村社会的自组织资源为切入点和根本点，在现有的组织结构和规模的基础上进行改革与创新，设计出一个能充分发挥各方面的合力，上下左右联动，科学合理、结构完整的制度链条。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在乡镇基层政权体制方面，实行乡镇分治，镇政府变成一级完备的政府，而乡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设立乡派出机构村公所，村公所可以在现有多村的基础上设立，也就是说，还可以继续推动村合并，扩大村规模，节约行政成本，也可以设立联村公所、大村公所。村公所可设主任1人，副主任1—3人（根据村所辖范围和管理事务的多少具体确定）。村公所主任、副主任是国家公务员，从乡镇公务员、大学生村官甚至是社区干部中产生（这样可以解决部分大学生村官的出口，调动其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也可以采取民主选举的形式产生。一旦担任村公所负责人便成为国家公务员，或被聘为国家公务员。还可以聘请1—2人作为村干事或叫村秘书，协助处理日常事务。他们是政府雇员，由国家承担工资、福利，参照公务员法管理。同时，建立村级行使行政权的机构与行使社区自治权机构之间、社区之间和社区内部相关机构之间的沟通、合作、协调机制，克服各自为政状态，实行良性运行。

其次，村民小组成为自治基本单位，以村民小组为基础单位建立农村社区，社区最高权力机构为社区大会或社区代表大会，管理机构为某某社区自治委员会。农村社区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熟人社会，规模不一定需要明确规定，根据社区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状况，根据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原则合理安排，但不宜对现有的村民小组的结构做太大的调整，规模也不宜太大（有人主张以30户为宜，如湖北杨林镇的社区建制。其实不一定以30户为基本单位，可以是一个人口规模适度的自然村组）。农村社区的设置一般建立在自然村落上，以自愿为基础，坚持尊重历史、便于管理、治理成本较低的原则。这方面，江西省推行自然村落自治、湖北杨林镇农村社区建设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江西在农村自然村落成立以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知识分子、老复员军人为主体，热心为村民服务的志愿者参加的“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下设社会互助救助、卫生环境监督、民间纠纷调解、文体活动联络、公益事业服务和科技信息传递等工作站，组织和动员村民依法民主办理社区公共事务。而湖北杨林镇则撤消运行多年的村民小组建制，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全镇14个村成立社区306个，互助组1034个。每个社区30个左右的农户，设理事长1人，理事2—4人，共“海选”出理事会成员1028人，建立了“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的新型农村社区自治组织机构。社区理事会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下，以议事恳谈会为主要形式，充分发扬民主，让村民行使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职责。

第三，为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建立行政村、农村社区两级的党组织，理顺党政关系。行政村可以建立村党总支，原则上与村公所在同一地域范围内设立，村级党组织原则上与村公所分设，实行党政分开，理顺职能关系，村公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独立发挥作用。同时，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级协调议事机构等，改善党对村级组织和社区组织的领导；社区根据党员数量、结构和分布情况设立党支部，党支部不直接领导或干预社区的具体事务，而是通过党员在社区自治委员会或者社区其他公共组织中发挥作用，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农村社会事务管理的积极分子，为推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

四、农村社区自治体制建构的可行性分析

我们认为，实行社区自治不仅必要，而且是可行的。

第一、政治上可行。当前村民自治的诸多困境，特别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矛盾冲突。村两委矛盾，让国内外对村民自治产生了动摇和怀疑，村民对于村民自治表现也比较淡漠。以解决现实中的诸多矛盾、提高村民自治的绩效、实现农村社会治理为目的的社区自治模式选择能够获得政治层面的积极支持和回应。至于对农村社区自治后宗族、家族等因素可能对农村治理的不利影响的忧虑，其实也大可不必担心。可以通过完善村民自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加以规避，同时建立村民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规范社区自治行为，大力推进民主治村、依法治村，建立乡村的道德和自律机制，实现村务管理民主化、公开化、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第二，经济上可行。如果要推行该自治方案，必须实行村干部公职化，这势必增加国家财政负担。以每村3人计，全国约60万个村，以每人每年平均1万元计，约180亿。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多数国家都实行村干部公职化政策，其成本与收益之比亦较为可观。况且目前村干部的待遇也基本上是国家负担，也不算低，大致为乡镇公务员的50%，这意味着只要多支付90亿左右（若将大量大学生聘为正式村官，由于大学生村官待遇与公务员的差距更小，国家增加的开支还会少些；而且，建立农村社区后村干部人数明显减少，实际增加的支出还要小于这个数字；或者，减少国家对社区干部的经济补偿，或者不由国家给予他们经济补偿，改由村民自主决定，选择从社区集体收入中支出或不支出，可以减少部分开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财政完全可以负担增加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实行分级按不同比例共担的办法，以减少不同层级政府的财政压力。同时，根据现实情况和工作实际需要，推动村村合并，也可以减少开支、降低成本。

第三，社会层面可行。实行社区自治符合农村实际的，也完全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和现实要求。村民小组直接改社区本身便利可行，不会引起什么社会动荡，也不会招致村民反对（很多地方村民极力反对撤消村民小组即是一大反证）。根据“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将村民小组改成社区是最少社会动荡、较低社会成本、村民最容易接受的改革举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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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革

发布时间：2014-4-6信息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对城镇化的理解，则需要超越传统城镇化的范畴。传统城镇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向城镇的聚集，伴随着城镇的发展，农村走向衰落和终结。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大城市或小城镇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分治的格局。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制度安排，所以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途径是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目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为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是在1982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逐步在全国农村推进，并得以不断完善。某种意义上说，村民自治制度是继人民公社制解体后乡村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发展至今，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因而也成为当前政府农村工作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

村民自治在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乡村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框架下设计的。从该制度的法理内容来看，村民自治主要是为了达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而从制度实施的现实来看，村民自治实际上在执行着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经济的职能。一方面村委会在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产权管理中发挥着领导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村级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然而，由于村并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所以无法实现真正的村自治。要让城镇化的推进与农村发展协调统一起来，就需要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将村民自治纳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体系之中。

首先，目前村民自治组织所承担的基层公共管理的功能需要纳入统一的公共管理体制之中。在地市一级的行政辖区内，按照城乡一体化和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统一配置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水利、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并实施统一管理。打破城市与农村分离的财政体系，将农村公共领域里各项投入，编入到城乡一体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对于偏远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的支出，可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财政资金的扶持。

其次，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让村民自治组织逐步退出管理村集体土地和村级经济。为了深化村民经济活动的独立自主性，避免因集体产权模糊而引发和激化农村社会矛盾，乡村在经济管理方面必须推进集体产权的确权改革，也就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或其它集体产权加以细化，将具体权责范围明晰到农民个体之上。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集体产权交易机制，使农民个体的产权收益更加明确。

此外，按照城乡一体化方式，建设和完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村民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可以参照城市居委会建设模式，由村民直接选举，组织的运行经费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支出之中，以确保村民自治得以普遍地、统一地、正常地运行。与此同时，村民委员会主要致力于服务村民生活。

将村民自治作为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去加以发展和完善，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说是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一项制度改革与创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将为城乡均衡、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农村与城市之间最突出的差别问题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其它社会生活条件的落后，而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仅仅靠农民自我建设和中央支农资金支持，其效率很有限。

作为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

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变迁集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所谓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实际上也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自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之一，自治并不等同于民主。传统的乡村社会也有自治，传统乡村自治通常是在乡村精英如族长和宗教权威的主导下运行的，此种自治虽保证了村庄的相对独立性，但其实并未实现村民的自主性，而且也因过于强调村庄内部自治导致村庄封闭性增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自然需要从传统自治向现代自治转型，与现代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保持一致。乡村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域，伴随着社会变迁发展与城市化，一部分乡村人口迁移至城镇居住和生活。从迁移理论来看，人们从乡村向城镇的迁移行为，主要受两种力量的作用：一是乡村的推力作用，二是城镇的拉力作用。推力作用机制就是乡村中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利条件或因素，拉力作用机制主要是城市优越于乡村的社会条件及因素。不过，从人类社会城镇化的整个过程来看，城镇化并不只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聚集。城镇化同样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而乡村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既需要有乡村生活物质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同时也需要营造现代的人文环境，即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主化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因为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完全能够支配而且应该由个人来支配其自身的生活性事务，所以自主选择、自我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乡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

作为乡村民主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村民自治就是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基层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首先，通过民主选举选择出多数村民所信任的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基层组织，主要职能就是组织协调乡村基层社会生活及社会秩序，即为不断改善乡村社会生活环境而服务。推进乡村基层民主选举，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在基层社会形成民主生活的社会风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社会基础。让广大村民参与到与其生活相关的基层选举之中，可以培养人们的民

主精神、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从而在乡村社会生活领域形成民主化的风尚和环境。其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也将主要在社会生活领域得以体现，即乡村居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生活中的事务能够自主决策、能参与村庄内部生活中的共同事务的决策。村民自治组织的形成应该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而不是让村委会代理来实现自治。因而民主决策不能局限在村民自治组织之中，而需要拓展为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这一原则和制度就是要促进村民个人独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独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合法行为选择。当村庄成为人们自主生活的社会空间时，一方面广大村民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激发起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来源。另一方面，村民在社会生活中民主决策范围的不断拓展，也将促进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只有当村民独立自主支配其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时，农村的要素市场才能发育、发展起来;只有农村市场发展起来了，农村才会进一步开放;农村只有走向开放，才会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农村，农村才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将主要是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由于村庄主要是社会生活的空间而不是政治单位或行政单位，因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应该走向社会管理领域，即乡村民主管理的范围主要在社会性事务或生活性事务之内。目前村民自治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政社不分、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不分。制度设计赋予村民自治过多且模糊的功能，致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混同在一起，由此影响到村民自治的社会效益。如果让村民自治回归到民主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的生活性事务，其职能也就走向专门化、单一化，村民自治组织的权责会更加对称、更加明晰，有利于其在基层社会生活民主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加有效、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村民在平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而且民主监督主要是在村庄及村民内部对共同生活的事务和社会行为的相互监督。由于当前的村民自治组织承担着管理集体土地和集体产权收益的职能，以及组织和管理村级经济的功能，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主要是针对村委会的，即村民对自治组织的监督。村民之所以要对村委会实行监督，村委会之所以要公开村务接受监督，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村级自治组织拥有了较大权力，成为一种类似权力机关的组织，而与法律所界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不相一致。所以，当村民自治组织逐步去权力化，村民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监督村委会，村委会也就可以真正代表村民履行社会监督职责，在构建基层良好社会风尚、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村民自治需要通过相互监督和行为自律来达到生活的理性化，并由此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村民自治一方面使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也就需要提高个体的社会性，以使社会关系得以协调。个体社会性的提高必须通过法律及规范来规制个体的行为选择，并通过社会监督机制促使个人遵循法律和规范。由于村民自治组织是广大村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性组织，能很好地反映和代表村民意见，因而充分发挥其对基层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和教育功能，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基层社会。

走向社区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将依然是居民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社会空间，乡村的变迁与发展将主要体现为村庄的社会生活环境越来越接近于、越来越类似于城镇社区生活环境。要达到这一目标，乡村在社会管理上就需要朝着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村民自治要走向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统一起来。

在社会学意义上，传统的村落尽管也属于一种社区，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

(community)，这一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即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和长期居住生活在共同场域的居民而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传统乡村社区的存在和维续主要依靠熟悉的社会关系纽带、礼俗规范以及认同边界，因而容易在村庄内部形成自治格局，但同时也容易使社区封闭起来。现代意义的乡村社区建设则是在开放的社会推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设，即在不同社会关系的个体及群体之间建构社会共识、规范和秩序。

从发展的角度看，更好地治理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关键是要解决制约乡村发展的三个问题：一是村庄的封闭性，二是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三是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就目前的村民自治状况而言，难以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甚至有些自治策略和措施，虽对扩大乡村基层民主有促进作用，但对乡村发展问题还可能具有强化和固化作用。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乡村发展的实际深化改革和创新。

首先，村庄的封闭性使得乡村发展只能按照自然循环的方式发展，即通过村庄内部人口一代一代地自然更替，维持着乡村的存续。由于封闭的乡村难以让新生力量进入，因而乡村发展最多不过是村庄内部面貌的更新，而难以与社会转型保持协调。未来的村民自治需要改变乡村治理策略和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村民自治必须超越传统村庄自治理念，走向现代社区建设。通过乡村社区建设，一方面可以发挥基层社会力量更好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在新的生活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促进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让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建设和发展之中，从而可以把乡村建设成与城市社区相类似的社会生活空间。

其次，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导致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稳定、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匮乏，由此也可能导致乡村社会逐步走向衰落，乃至有大量的村庄因此而走向终结。尽管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人口的外流是一种趋势，流动也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村庄的衰落和终结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乡村人口向外净流出的格局是在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经济下发生的，由于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已走向现代化，而乡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依然维持在传统落后的状态，农民自然会不断地走出乡村、流向城市。如果城乡差别过大、城乡二元体制存在，这种乡村人口净外流的问题就难以得到真正解决。因此，要缓解和改善目前乡村单向外流局面，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乡村社区得以更好的建设与发展，乡村社区生活方式同样达到现代化水平;二是乡村社会是充分开放的，即乡村市场必须充分发展。要让村落社区不仅发展成为“本村人”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更是市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再次，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其共同目标都是促进发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乡村的发展。如果只有城市扩张和发展，而乡村不断走向衰落和终结，那么这一发展过程很难说是协调的和良性的发展。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将是解决乡村发展的持续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村民自治的大趋势。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作保障，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必须改革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把村民自治的乡村社会管理转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就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即参照现代城市的社会管理体系和模式来管理和发展乡村社会。目前城市社会的基层管理体制已基本从居委会管理体制转向社区管理，社区建设与管理体制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专门化和社会化，大大提高了社区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促进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同样，在农村推进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转变，也将会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不断改善农村社会生活环境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乡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就会得以持续地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自治的理想选择，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更好地改变人们固有的城乡差别观念，形成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新理念，树立建设新农村的信心，重新构建乡村社会认同体系。此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建立起新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通过新的社区管理模式，使乡村得以更好地建设与发展。由此打破传统村落边界的封闭以及旧体制的束缚，把乡村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针对当前村民自治中经济管理、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职能的混同问题，改革和完善这一制度就需要让村民自治转向专门化的乡村基层社会管理制度，充分使这一制度在乡村社区建设和构建基层社会和谐秩序方面发挥更为专门化和更加有效的治理功能。

第三篇：浅论民营经济非技术创新的现实选择

浅论民营经济非技术创新的现实选择

民营经济如何提高竞争力，这对于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但从民营企业自身的情况来看，应集中在非核心技术与非技术创新上，或民营经济的比较优势体现在非核心技术与非技术创新上。

非核心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的含义

技术创新的分类

企业的创新可以分为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其中技术创新又分为核心技术与非核心技好范文版权所有术创新；非技术创新包括的种类比较多，如营销手段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有时甚至是一种观念的转变。核心技术的创新离不开资金的大量投入，但资金投入不是核心技术开发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仅是必要条件。核心技术决定着非核心技术的发展，非核心技术的创新不能离开核心技术的约束而自行发展，当然非核心技术有很多相关的替代技术，非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相对较小，相对简单。非技术创新主要从非物质方面着手，它与技术创新没有必然的联系，它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方式是间接的，主要通过市场需求的变化、企业管理效率的变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

核心技术与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为与相关企业竞争时该企业所具有的优势，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等同于产品的核心技术。一个企业必须在整个产业链进行定位，占据自己的战略位置，而这块位置就是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可能是技术，可能是物流，也可能是库存管理。由此看来，现代社会中的很多产品的生产需要经过许多道工序，专业化的分工使许多企业参与到产品的生产环节中，在生产的某些环节中的关键技术才是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技术，而这种关键技术与产品的核心技术并不完全相同，所以要消除把产品的核心技术一律看作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误解。产品的核心技术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核心技术并不构成所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对民营企业来说，其核心竞争力不是产品的核心技术，而是与产品相关的关键技术以及强大的生产能力、比较完善的营销网络。民营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就表现为非核心技术的创新与非技术的创新。当然这并不是说民营企业不需要了解产品的核心技术，而是民营企业在了解相关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与掌握核心技术企业的战略合作关系以最优惠的条件，及时获得核心技术，为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发挥打好相应的基础。

民营经济发展与非技术创新的关系

民营经济选择非核心技术与非技术创新的原因

产品从原材料到消费者手中，可以分为三类环节，研发环节、制造环节、营销环节，企业可以处于不同的生产环节，参与产品的价值链，获取自身的利益。研发环节一般就是指产品的核心技术开发过程。现代社会的产品生产已越来越专业化，一项新产品的开发所需的投入越来越多，资金、人才、技术一项不可缺，开发周期相应延长。核心技术开发的这些特征使民营经济自身的实际情况难以承担的，民营经济集中精力开发产品的核心技术是不适当的，经常是投入多产出少，挫伤民营经济创新的热情。制造环节一般是把产品生产出来，所使用的技术已经定型，要求企业仅仅是理解掌握，提高产品生产的熟练程度与精确程度。民营经济在这方面是可以适应的，民营经济完全可以以对市场的了解进行产品外观、颜色、体积大小等的改造，即实行非核心技术的创新，这种创新适应民营经济自身科研力量弱而擅长模仿的特点，扬长避短。营销环节是通过有效合理的促销手段、广告手段使消费者购买产品，这就需要处于市场当中的企业掌握先进的营销手段，这时需要的更多是企业人员的创意，即进行非技术的创新。

民营经济选择非技术创新的可行性

民营企业能够实施非核心技术与非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非核心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市场需求的变化取决于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变化，消费行为的变化又决定于消费心理的变化，这也预示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迅速，要求企业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把创新作为日常经营行为的一部分。民营企业比起国有与集体企业要具有优势，民营企业决策迅速，能很快觉察到市场的变化，迅速采取措施满足市场的需求。对民营企业来说，在发展的早期，应尽可能选择适合自身的创新活动，他们的创新应更多集中在非核心技术创新与非技术创新上。非核心技术创新更侧重与原有技术的衔接，在原有价值链的基础上，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先进企业合作，能使民营经济充分了解技术的发展趋势，规避风险，在价值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非技术创新主要从营销手段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方面，民营经济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已初步建立了自己的营销网络，经营模式不拘一格，在非技术创新中更能发挥民好范文版权所有营经济的优势。

利用非核心技术创新战略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非核心技术创新战略使民营经济容易进入产业链条

随着经济一体化，信息技术的

第四篇：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模式选择

摘要：公司治理起因于产权的分离，治理的功能是权、责、利的分配，治理模式有效率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公司治理的思想源流，分别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比较分析这两种模式，我国商业银行应当选择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现代银行业竞争的关键是银行制度的竞争，而公司治理模式则是银行制度的核心，其优劣直接决定了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历史与实践都已证明，只有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和重塑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现存的一系列问题，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竞争能力。

一、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内涵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但作为契约企业是一种不完备的契约，于是就产生了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在收益分配优先序列上“最后的索取权”；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即契约中没有说明的事情的决策权（张维迎，1995）。说得更具体一点，企业控制权可以理解为排他性利用企业资产，特别是利用企业资产从事投资和市场运营的决策权。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有关各方（合约当事人，包括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工人、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依据法律和合约规定，对公司高层经营活动行使权力。从静态上看，公司治理表现为一种结构和关系。从动态上看，则表现为一个过程和机制（刘汉民、刘锦，2001）。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司治理起因于产权的分离，治理的功能是权、责、利的分配，治理模式有效率的前提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称分布。

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是一整套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狭义上，是指在银行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条件下，股东与银行之间的利益分配和控制关系，是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的权利分配及相互制衡关系；在广义上，我们可以将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理解为，关于银行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构、文化的制度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商业银行的目标、行为，以及在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如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客户等当中，由谁来实施控制，如何控制以及风险与收益如何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等。

二、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两种代表模式

“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理论是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思想源流，前者以股东利益为主安排各项制度，后者认为公司发展是诸多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结果，这两种思想源流导致了两种迥异的治理模式：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一）股东单边治理模式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大多遵循“股东至上主义”逻辑，认为企业的“所有者”就是那些投资于企业专用性资产并享有“剩余索取权”的人。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具有专用性，并且股东获得剩余收入，承担着企业经营的财务风险，所以企业出资者应该成为企业所有者，享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导致的是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在该治理模式下，公司治理的目标是出资者价值的最大化，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则表现为银行股东的收益最大化。[!--empirenews.page--]

（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

传统的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在现实中不断受到挑战和修正，公司治理模式正在突破“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开始越来越重视除股东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公司治理模式。该理论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契约性组织，是由各个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契约联结体”，其所有权不同于财产的所有权，不能简单地用物权的方式来定义企业所有权的归属。企业作为一种契约是关于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要素所有权，通过长期的交易合作利用各自的资源获得更大收益的一种约定。因此，要素所有者都应该拥有企业的所有权，即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有效率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并且对每个利益相关者来说，相应的两种权利都是对应的（杨瑞龙、周业安，1997）。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商业银行的雇员、债权人和客户等利益相关者与股东一样都拥有对银行的所有权，因而都应参与到银行的公司治理中去。董事会和管理者也不应该只是单方面地为股东利益最大化服务，而是应当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兼顾各相关者的利益。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股东至上主义”逻辑无疑是一种用特权界定财产所有权的法学理论和思维的反映，物权主要是从物质形态的归属角度界定财产所有权。由于该种理念只承认股东是企业的主人，而过分强调股东利益，往往会将企业置于高风险之中（股东相对于债权人总是倾向于冒险行为），从而可能会带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股东至上主义”逻辑下的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容易使经理人员始终处于严重的短期目标的压力之中，无暇顾及公司的长远发展，最终弄巧成拙，反而使股东的利益得不到维护。而且，这一模式过于简化，扭曲了现代公司的制度特征。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以来的认为只有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拥有企业所有权的传统观点，确定了企业公司治理的主体由股东转变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相应地公司治理的原则也由股东单边治理转向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作为一种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其本身是对传统企业理论中“股东至上主义”逻辑的反叛。它塑造了一种新的“所有权观”。在这里，“所有权”是可以不断分解和重组的“权利束”。任何有利于公司财富增长的投资者，包括物质资产投入者和人力资本投入者都可以确认为公司的所有者。公司生存与发展的目标不是单一的，即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应该是多元的，是各利益相关者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平衡。应该说，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更贴近现实。当然，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并非是一种完美的治理模式。有学者认为，让高级经理们对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负责任相当于让他们对谁都不负责任。事实上，这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一种误解。共同治理模式要求每个产权主体都有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机会，但这是机会的均等，而不是权力的平均化（杨瑞龙、周业安，1997）。

三、我国商业银行选择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原因分析[!--empirenews.page--] 任何一个企业，选择公司治理模式都不能随意而为，它要受到股权结构、市场发育程度、制度环境、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商业银行股权过于集中，且市场发育程度远低于英、美两国，因此更适合选择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选择共同治理模式可兼顾各利益相关者的目标，不仅有利于商业银行自身的利益，而且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利益。

（一）股东并不必然是银行的所有者

传统上所说的“股东是企业所有者”，并不是一种准确的说法。事实上，企业所有权只是一种“状态依存所有权”（state-contingent ownership），股东不过是“正常状态下的企业所有者”。对一个企业而言，如果其收入在支付员工工资和债权人本息后尚有余额，此时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如果其收入只能用于支付员工工资，但不足于对债权人还本付息，此时债权人是企业的所有者；如果连员工的工资也不能支付，则此时员工是企业的所有者。

商业银行作为一个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和一般企业有着较大的区别。除非发生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或者监管机构对其关闭，通常情况下它们都能够支付员工工资和债务。但上述分析对其仍然适用，即股东并不必然就是银行的所有者。

（二）外部性的存在，要求银行重视利益相关者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现代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还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许多企业都已经认识到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只是一种短期行为，一个企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在承担经济责任之外，还需承担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等社会责任，并试图在这些责任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其在运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其所处的环境（企业利益相关者）发生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如满足了客户的需要，增加社会就业，向政府上缴更多的税收。也可能是负面的，如解雇员工导致失业增加危害社会稳定等。迫于外部的压力（如工会、政府的法律）或提高企业经济绩效的需要，银行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而且由于银行自身的特殊性，它比一般企业有着更大的外部性。一个银行的倒闭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危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因而银行要承担比一般企业更多的社会责任。外部性的存在，决定了商业银行必须重视“利益相关者管理”。

（三）商业银行是高负债企业，债权人是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一

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银行是高负债运营的企业。因此银行运作的杠杆率很高，资产和负债的流动性结构不匹配。高负债运营的特点使银行对债权人的责任与对股东责任相比较而言更为重要。

由于商业银行的债权人是由众多不具有信息优势且不具备监督控制积极性的存款者构成，因此商业银行的债权人集团缺乏一般企业债权人所具有的对企业的监督与控制能力。不可否认，商业银行的债权人和股东利益有一致的一面，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债权人的利益会与股东的利益产生冲突。例如，在银行正常业务往来过程中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时，董事会却可能决定对股东进行分红。这种现象在一般企业中是不常见的，因为一般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而商业银行通常可以通过吸收新的存款来获得流动性，即便在其流动性正常的情况之下，仍有隐藏潜亏的可能性。而且如果银行倒闭，较低的自有资本充足率使得债权人利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股东利益的损失。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分散的债权人在银行业绩较差时往往会选择“用脚投票”，即通过挤兑来试图减少自身损失，其结果只能是加速银行的倒闭甚至会引发金融体系的动荡，最终债权人和股东都会蒙受更大的损失。鉴于此，让商业银行的债权人在事前和事中参与公司治理比让其“用脚投票”对股东和债权人都更为有利。[!--empirenews.page--]

（四）员工参与治理可提高银行绩效

斯蒂格利茨认为，雇员比企业的外部股东更具有信息优势。威廉姆森认为，雇员的信息优势和参与机制能够提高企业决策质量和监督效率。雇员的信息优势是指雇员比企业出资者掌握更多的企业内部信息，对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青木昌彦的分析表明，股东和员工双向控制下的企业的成长率高于股东单边治理的情况。银行员工在长期的工作和协调中形成的基于专门的信息交流方式和交易网络的长期稳定关系构成了银行专用性资源的源泉，员工通过这种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承担了一定的经营风险，从而使员工的利益与银行息息相关。因此，允许员工参与银行的公司治理，不仅可以维护员工自身的合法权益，客观上也维护了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权益，节省了物质资本所有者的监督成本，从而使得银行治理更富于效率。

参考文献：

[1]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杨瑞龙、周业安。论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战略的选择闭。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97，（6）。

[3]杨瑞龙、周业安。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J].中国工业经济。1998，（1）。

[4]刘汉民，刘锦。资本结构、公司治理与国企改革——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研讨会综述[J].经济研究，2001，（10）。

[5]李扬。稳步推进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J].中国城市金.2003，（1）。

[6]宋玮。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及政策含义[J]金融论坛。

第五篇：新形势下证券公司融资模式创新与选择探究（本站推荐）

新形势下证券公司融资模式创新与选择探究

摘 要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特别是证券公司的不断发展，证券公司融资模式创新的发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对当前证券公司多种创新性的融资模式展开研究，结合国家政策、市场运行、技术支持等因素，分析融资模式的创新方式选择，为证券公司的融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证券公司 融资模式 创新

在我国新的金融市场发展形势下，证券公司业务在市场中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公司融资工作模式实践研究占据着重要位置。我们发现根据当前形势下证券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其融资模式进行创新，同时根据市场发展要求对其创新内容进行科学而合理的选择，可以使企业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融资工作，确保企业更加稳固地发展。文章将分别对融资创新模式以及其选择标准进行分析。

一、当前证券公司融资模式创新研究

（一）结合市场情况开展信用融资模式

在企业融资过程中，票证信用融资模式的应用是证券公司融资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趋势。在信用融资模式实践过程中，证券公司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提高企业信用度。在实际融资过程中，证券公司信用度的高低对于企业融资过程、融资金额等工作的开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在企业发展中，我们必须开展有效的工作，提高企业的信用度，为融资工作打好信用基础。二是做好银行协调工作。在票证信用融资中，两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企业必须在某一大银行享有最优惠利率的借款以及在银行有一定的信用额度可供利用。所以在信用融资模式应用中，企业必须做好与银行的协调工作，确保融资过程合法有效。三是做好企业资金管理工作。因为信用融资过程中，对于支付资金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所以在信用融资模式应用中，企业必须做好内部的资金管理控制，保证资金支付及时到位，为企业持续融资发展提供支持。

（二）与金融机构结合建立金证融资模式

在证券公司融资模式创新过程中，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工作，建立起金证融资模式，也是企业融资创新的重要内容。在这一创新性的融资模式中，企业融资具有风险小、融资快等优势，对于企业融资的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实际工作中，这一模式包含以下的工作内容：一是企业与金融机构开展融资合作。在证券公司融资过程中，金融机构可以其为提供充足的现金支持与信用保障。所以企业与金融机构利用证券发行、银行优惠贷款等方式开展融资合作，可以极大地提高企业融资效率与质量。二是开展相互融资工作。在证券公司投资过程中，银行等金融机构与证券公司可以实现互相融资。例如，在融资过程中，银行可以通过质押股权的方式，利用券商进行转融通工作，为银行融资提供方便。这种互相融资的开展满足双方的共同利益。三是共同融资客户的开发。在金证融资合作模式中，其他金融机构与证券公司间，还可以通过机构合作的模式，实现融资客户的共同开发，提高双方融资效率与质量的提升。

（三）做好互联网融资模式的发展推动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受到网络发展影响出现大量的网络金融活动。所以证券公司应积极适应网络时代发展，做好互联网融资模式的发展推动工作。这种融资模式具有成本低、形式单

一、易管理的特点，使其成为许多企业融资主要发展方向。但是在实际的融资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注意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做好互联网融资信息发布管理。在实际融资过程中，企业经营、资金等财务状况的信息发布是融资管理的重要内容。作为以网络为支持的融资形式，证券公司在互联网融资模式更需要利用互联网做好这类信息的发布工作，以提高投资者对网络融资的信心。二是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与传统融资方式不同，网络融资工作特别是支付工作主要是利用网络系统完成，造成其融资风险大于传统的融资模式。所以在网络融资过程中，提高融资管理的风险方法意识，对于网络融资的开展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这种风险防范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方面包括传统融资过程的管理风险防范；另一方面包括网络支付、网络运行等网络载体带来的新的风险管理防范内容。

二、证券公司融资模式创新方式选择分析

（一）结合证券市场实际情况，合理选择创新模式

在新的融资模式选择过程中，证券市场的发展与运行情况是我们开展选择研究的重要参考内容。所以在融资模式选择时，市场调研与分析的开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际选择中我们需要充分考虑以下市场因素：一是市场运行风险因素。证券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其运行情况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存在着诸多的风险因素（如汇率风险、证券价格风险、资金管理风险等）。对这些市场风险进行充分的考虑是选择融资模式的重要参考内容。二是市场发展因素。在企业选择融资模式的过程中，采用发展性的眼光开展融资模式选择，对于企业未来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例如，在现阶段的市场融资过程中，虽然互联网融资模式在实际工作中，较之传统的融资模式具有一定的高风险性。但是因为网络金融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许多证券公司依然选择网络融资模式，开展融资创新工作。

（二）关注国家金融政策，做好创新风险规避

在企业融资模式的选择过程中，风险规避是我们进行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现阶段我国融资市场的主要风险来自于国家的金融政策。正因如此，做好对国家金融政策的关注研究，及时规避融资模式创新风险就成为我们重要的研究内容。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关注国家利率政策。在国家金融政策中，利率政策对于金融市场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单就证券公司融资过程而言，利率政策变化最大的影响在于其对企业资金管理的影响。所以加强对国家利率政策的关注，为融资模式选择提供参考对企业融资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二是关注国家投资政策。在证券公司融资过程中，国家融资管理政策正在逐步地开发中。所以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需要根据国家政策及时调整融资模式，利用新政策促进融资模式发展。

（三）以新技术发展为基础，提高模式创新质量

在新的金融市场环境中，以计算机投资软件技术的为代表的新型管理技术的出现，为证券公司融资管理工作的发展打下技术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融资管理人员需要积极地配合新型技术发展趋势，提高融资模式创新的质量。例如，在融资管理中，新型云管理技术的应用提高网络融资管理的效率；而新型网络安全技术的应用，很好地提高网络融资的安全性。这些新型技术的出现，对于融资模式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新型管理技术虽然可以很好地提高融资效率，降低融资风险。但是就实际融资过程而言，提高企业融资管理水平与信用度，才是真正做好融资创新工作的实际基础。

三、结束语

在新的金融市场形势下，证券公司融资模式创新的开展，对于企业与市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们结合市场发展与企业实际情况，利用信用融资、金证融资、网络融资等多种创新性的融资模式，开展融资创新研究，并根据市场运行、国家政策、技术支持等因素开展选择分析研究，为企业融资管理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持。

（作者单位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罗佳麟（1982―），女，四川自贡人，本科，会计师，就职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参考文献

[1] 戴文华.证券市场创新与系统风险的若干问题[J].证券市场导报，2013（03）.[2] 潘永明，仝云丽.基于担保机制的网络联保融资模式创新[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