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第一篇：人口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人口城镇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江西省南昌县的调查

赵海2013-11-25

摘 要： 推进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当前，我国城镇化推进速度较快，但质量和水平都不高，特别是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本文通过对江西省南昌县城镇化问题的实地调研，分析了主要做法和基本特征，认为该县城镇化是以工业化为先导，以大规模城镇建设为主要特征，其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城市与乡村的协调与互动不足。本文从人的城镇化视角重点剖析了人口城镇化滞后的制约因素，认为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力度加强的背景下，农村各项权益的实际价值和机会成本逐步升高，城乡福利出现倒挂，农民转市民意愿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推进人口城镇化、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保障转户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分配权等各项权益。

关键词： 人口城镇化，农民转市民，农民权益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城镇化①是与工业化相伴而生的孪生子，是传统农业国家变为现代化国家的客观规律和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城镇化呈加快发展的态势。2000-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2.57%。然而，我国的城镇化总体水平是不高的，在城镇7亿多人口中，有接近2亿人既没有城镇户籍，也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这种低水平、低层次的城镇化造成了诸多问题，对农村来讲农民没有完全离开农业，从而不能有效扩大户均耕地面积，制约了现代农业发展，且产生留守人员等社会问题；对城市来讲大量农民工沦为“二等公民”，不能有效融人城市，消费总需求不足，社会秩序不稳定，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中央高度重视城镇化发展，立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各地城镇化发展实践，从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对推进城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中央政策的演进脉络显示，当前城镇化的重点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核心是推进人的城镇化。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对地方的城镇化实践进行调查分析，总结发展经验，提出存在的问题，很有必要。

笔者于2013年3月赴江西省南昌县就城镇化问题开展了专题调研。南昌县地处赣鄱平原腹地，与江西省会南昌市毗连，既是一个农业大县，也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大县，城乡经济发展活跃，是江西省第一个全国百强县。2012年，南昌县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437.6亿元，财政总收入突破60亿元，主要经济指标连续三年在全省100个县（市、区）中排在第一位。南昌县之于大城市郊县和经济强县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县域也有较强的先导性和启示性。剖析南昌县城镇化发展道路，对中小城市和县域范围内推进城镇化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通过召开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实地走访乡镇和工业园区，发放调查问卷，与企业负责人和农户进行深度访谈，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总结、归纳和分析，形成了目前的调研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归纳了南昌县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做法，第二部分总结了南昌县城镇化的主要特征，第三部分从人的城镇化视角重点分析了

农民转市民问题，第四部分提出了一些判断和启示。需要说明的是，城镇化是涉及城乡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系统性问题，囿于知识水平，本报告仅对南昌县城镇化情况进行粗略地介绍和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本报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如说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问题。

一、南昌县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做法

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工业的腾飞和人口的聚集。南昌县依托区位优势，抓住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以工业化为先导，以制度环境为保障，采取政府主导的方式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

（一）依托产业集聚区快速工业化

与以往“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散乱状乡村工业布局不同，南昌县提出了“工业园区化、园区生态化”的产业发展思路，通过规划引导，大力发展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塘现代物流区等产业集聚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该园区建立于2002年，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是江西省县（市）中规模最大的工业园区。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工业搬迁等方式，将全县的大型企业向园区聚集，并将其他乡镇招商引资的项目落地在该园区，实现了园区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形成了汽车及零部件集群、食品饮料工业集群、电机电器工业集群、医药医器工业集群、轻纺服装工业集群、高新技术集群等多个产业集群。截至2012年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集聚5个整车项目及91家零部件企业，食品和生物医药产业集聚100家企业，整个园区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双双突破450亿元大关。2012年8月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全省首家落户县域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二）加强城镇建设提高人口吸纳能力

南昌县着眼无缝对接南昌市城区，按照“积极推进、突出重点、分类指导、分级运作”的原则，加快建设昌南新城，推进莲塘核心区、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象湖新城区和向塘现代物流区统一规划、统筹建设。一方面明确主次。明确了以县城莲塘、象湖新城为中心，向塘镇为次中心，三江、塘南、蒋巷等乡镇为重点，其他11个一般城镇构成三级城镇空间结构。另一方面注重特色。如莲塘核心区定位为商贸经济繁荣、服务功能完善的商务行政片区，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定位为汽车品牌响亮、产业集群发展的先进制造片区，向塘现代物流区定位为市场体系发达、仓储配送成熟的现代物流片区，象湖新城区定位为景观精致典雅、城市产业兴起的商务人居片区，银三角定位为集商务会所、休闲娱乐、体育运动、观光度假、文化创意为一体的都市型展商贸休闲服务区。截至2012年底，南昌县城镇化率超过了500/0。

（三）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土地、资金、社会保障难题

土地、资金、社会保障等问题是推进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也是关系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关键所在。南昌县通过开展体制机制创新，努力破解这些难题。

1、关于土地问题

缺少土地指标是调研过程中地方政府反映最多的问题。南昌县采取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滨湖地区开垦、征地拆迁等方式，努力破解用地指标的制约。如2012年，南昌县通

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和农村土地整治项目共新增耕地1.8万亩；利用行政力量，推进征地拆迁，共拆出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1.02万亩。这里以南昌县东新乡大洲村的农民集中居住为例，简要介绍一下该村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做法。大洲村采取“村庄整体拆迁、村民集中安置”的方式，就是农民上楼，宅基地交给政府。该村共有7个自然村，1000余户居民，4000余人口。集中居住前共有建设用地1000亩左右，也就是说平均每户建设用地能达到1亩。村民入驻新社区人均一次性配给40mz住房和lOrri2的铺面。对原有住房面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农民不另外支付；对原有住房面积超过这个标准的，给予超出部分每平米330-600元不等的补偿。开展新社区建设后，安置全部村民共占地260亩，共节约700多亩建设用地。这700多亩节约出来的建设用地就可以复垦后置换出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或者直接变更为城镇建设用地，用于发展工业和城镇建设。

2、关于资金问题

与目前全国很多地方类似，南昌县通过搭建政府融资平台的办法，破解资金问题。南昌县建立了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现代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3个投资公司，通过财政资金注入、项目运作、发行债券等方式，努力破解重大重点项目建设资金瓶颈。南昌县还大力发展信用担保，参与组建全省性的担保公司，发展小蓝投资担保公司等，通过信用担保的杠杆作用撬动工业和城镇发展资金。

3、关于社会保障问题

对于一般农户，南昌县按照国家和江西省的统一部署，实行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2012年农民参保率达92%。对于人均耕地少于0.3亩的失地农民，南昌县出台了专门办法，县财政投入10亿元、江西省财政配套2亿元，通过农民一次性缴费或逐年缴费等不同的办法，将他们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

二、南昌县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南昌县的调研了解，我们认为该县的城镇化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工业化主导下的城镇化

南昌县通过大力推进工业化，经济获得起飞，由一个农业大县步人了工业大县的行列。2012年，南昌县地区生产总值达437.6亿元，比2007年增长了1.38倍，年均增长18.9%，三次产业结构为9.7：65.3：25。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9.7%，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65.3%，呈现出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明显特征。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为城镇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拉力，带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城镇对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显著增强。

（二）土地的快速城镇化

随着南昌县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市面积快速扩张。南昌县城镇建成区面积由2005年的22平方公里增加到2012年的60平方公里，以年均15.40/0的增幅向外扩张。

（三）迟滞的人口城镇化

与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土地城镇化相比，南昌县人口城镇化速度明显较慢。2012年，南昌县户籍人口101.9万人，城镇户籍人口19.8万人，城镇户籍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比重

仅为19.4%，远远低于500/0的城镇化率，仍有大量的农民工处于“候鸟式”的迁移状态，“半城镇化”特征非常明显。

三、南昌县农民转市民问题分析

南昌县人口城镇化严重滞后，亦即农民转市民严重不足。是城镇户籍的门槛太高，还是农民自己不愿意转？是农民不够理性，还是制度设计没有到位？从实地调研的情况看，本文有以下几点判断：

（一）南昌县城镇落户条件比较宽松

南昌市2012年下发了《关于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贯彻意见》。南昌县按照这一意见的要求，大幅放宽了城镇落户条件。对于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取消城镇落户指标，达到条件，一律办理；并降低了城镇落户门槛，以下四种类型都可以办理落户：①在城镇有商品房、二手房、房改房或自建房等居住房屋，均可办理本人及配偶、未婚子女落户；②配偶一方在城镇，就可以申请配偶及未婚子女落户城镇；③父母申请就可投靠城镇子女落户城镇；④在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落户城镇。

从以上南昌县办理农转非条件来看，可以说非常宽松。特别是对务工、经商人员，只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就可以举家办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二）农村居民落户城镇较少

南昌县公安局提供了近年来农转非的情况统计表，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与南昌县百万以上人口、近3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规模相比，全县农转非总量却很小，平均每年农转非总数为2097人，本省农转非数量仅为914人，且农转非总量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012年南昌县实行降低城镇落户门槛的政策以来，农转非数量不仅没有出现快速增加，反而呈现了加速下降的趋势。2012年农转非总数为1069人，省内农转非为458人，分别比上年下降了38%和41%；2013年1-2月农转非总数为81人，省内农转非仅为25人，继续呈加速下降的态势。

（三）农民转市民意愿较低

南昌县农转非数量逐年下降，究其原因，就是农民转户意愿低。据县公安局在2012年对在县城居住

表1：2007年以来南昌县农转非情况

资料来源：南昌县公安局一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100名农民工落户城镇的抽样调查显示，只有15%的农民工愿意在城镇落户，85%不愿意在城镇落户。据调研组对50名农民和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显示，87%的样本认为城镇户口对自己不重要或无所谓，仅13%认为城镇户口重要；40%选择愿意落户城镇，60%明确表示不愿意落户城镇。据南昌县东新派出所负责人介绍，辖区由于工业化快速推进，建立了10万人的大社区，但转户农民只有3000余人。南昌县公安局负责人介绍，不仅农民转户意愿低，每年还有一些大学生和上世纪90年代办理农转非的市民要求非转农。

（四）转户意愿低是因为不划算

调研发现，符合条件的农民之所以不愿意转户，主要原因还是农民对转户有顾虑，担心城市的生活成本过高以及无法享受到农村的各项福利⑤，在经济上不划算。

据上面提到的南昌县公安局农民工转户意愿调查⑥，在85个不愿转户的农民工中，有53人认为城市生活综合成本过高，39人认为城市就业状况不稳定、缺乏生活来源，44人担心在城市落户后，被收回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或林地承包权；49人担心在城市落户后，丧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不能参与集体利益分配；27人担心在城市落户后，无法享受农村合作医疗保险，难以承担城市看病费用；24人担心无法解决城市住房保障问题；3人愿意到经济发达地区落户而不愿意在当地落户。

农民也向调研组细数了农业户口的种种好处：①有承包地，种田不用交税，流转后还有土地流转费，每亩国家还有几百元的种粮补贴；②有宅基地，可以自建房；③如果土地被征占了，可以享受高额补偿；④实力雄厚一些的村集体还有分红；⑤农业户口可以生二胎，超生罚款也比城里人少。关于城镇户口，农民普遍认为主要的好处就是孩子能接受城里的优质教育，但只要在城里租了房子，交一些借读费，也可以解决在城里念书的问题。至于调研组提到的转户后可以享受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问题，农民普遍提到现在为农民工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很少，转户后往往只能参加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和目前农村实行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标准几乎一样，转户对农民的福利影响不大。

总的来看，本文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即在南昌县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民各项权益的实际价值和机会成本逐步升高⑦，附着在农业户口的各项福利逐步增加，而城镇户口含金量则相对较低，南昌县域范围内农业户口的价值高出了城镇户口，城乡福利呈现倒挂。

四、几点判断和启示

围绕南昌县推进城镇化的探索与实践，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判断和启示，以期引发思考与讨论。

（一）推进城镇化首先要有产业支撑，而不仅是城镇规模扩大和形象提升

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论断，也是世界各国城镇化实践的普遍规律。没有产业发展，人口和劳动力就不能有效聚集。靠行政力量强制推动城镇规模扩大，就不可避免会出现“空城”、“鬼城”等伪城镇化现象。本文认为，南昌县抓住了产业发展这一“牛鼻子”，把城镇化的基础做实夯牢，为各地推进城镇化提供了有益经验和借鉴。

南昌县在发展产业的过程中，全力打造以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为核心的产业聚集区。本文认为，这种通过行政推动的方式，在较短时间内推动资源要素向核心区聚集，有利于推进企业集中、产业集群、发展集约和技术集成，有助于形成县域经济的“增长极”，对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布局较为分散的地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但这一发展方式需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这一产业发展方式极易导致缪尔达尔提到的“累积性因果循环效应”，即产业核心区发展越来越快，而农业乡镇发展越来越慢，出现县域内的区域差距越拉越大的问题。因此，政府在推进产业核心区发展的同时，还要研究如何切好发展成果的蛋糕，建立起各区域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尽可能避免县域内的地理二元结构。二是注重集聚区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摆脱因产能过剩和过度竞争而陷入“低水平发展陷阱”。地方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和观念，着力优化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规范经济秩序，降低企业交易成本；要变“招

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引导发展上中下游相互配套的产业集群，拒绝“三高”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尽量避免影响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隐患。

（二）土地问题本质上是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不能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推进城镇化

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让农民上楼，客观上促进了土地的集约使用，也为工业和城镇发展节约出了宝贵的土地指标，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在全国很多地方推行。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过度聚焦于获得土地指标和增值收益，而忽视农业发展空间和农民经济利益。从当前国内很多地方开展增减挂钩的实践看，结果往往是良田变为中低产田、农民的宅基地和农房变为经济价值不高的农村小产权住房。此外，上楼农民还面临着举债上楼、生活成本提高、生产便利性下降等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土地用途改变后带来的巨大增值收益，农民完全被排除在外，没有任何分配权利，客观上导致了农村资源的流出。因此，本文认为，开展增减挂钩、农民上楼，必须让农民有参与权和谈判权，让农民参与游戏规则制定和利益分配，这样才能体现城乡公平和统筹发展。从南昌县东新乡大洲村的实际看，政府为农户配给了人均10m2的铺面，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我们认为这种参与方式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一，这种方式只对紧邻城镇或工业区的新型社区有意义；第二，农民对用途改变后的土地仍没有任何权利。我们建议，可以借鉴东部一些地区的做法，在土地用途改变后，留有一部分土地给村集体，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做法，让农民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三）农民转市民是一连串的事，目前的关键是如何保障农民在农村的经济利益

农民是经济理性的，为利而来、为利而去，最看重的是实际利益。从南昌县的实际看，在城乡福利倒挂的现实背景下，可以预见，即使对农民转户不设置任何门槛，农民转户的意愿还是不强。因此，以剥夺农民在农村各项权益的人口城镇化路径很难行得通。我们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一是明晰农民在农村的各项权利，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具体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收益分配权等；二是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可以对交易主体和交易用途等设置具体限制。如此以来，就可以打消农民转户进城后关于农村权益的种种顾虑，让农民“穿着衣服进城”，“脱下衣服”也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途径得到相应的补偿，以补贴他们进入城市的成本。此外，对于转户农民在城镇的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问题，要做到制度全覆盖，在此本文不再赘述。

作者：赵海

出处：《宏观经济研究》

单位：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类别：改革与发展

库别：中经评论子库

第二篇：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

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的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

要破解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的现实，须突破应试教育思维模式与传统教学观念，构建策略化的教学目标，激发开放观念与问题意识，实施达标检测与总结反馈。并围绕生活主题开展数学兴趣培养，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在多边交流中借鉴优秀经验。

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现实困境;改进路径

一、中学数学素质教育的现实困境

在现代教育改革和新课程实施标准的影响下，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内容的重要元素被视为教育理念的核心，中学数学课堂教学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对于数学知识本身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数学教学就更需要一定的教育策略。然而，现阶段中的中学数学教育仍普遍地沦为应试教育的现实样本，施教者如牛负重在题海中任凭时间消耗，学生往往在被动的消耗中失去信心与耐力。针对数学课堂的教学过程，新课程实施标准仅仅从理论上提出了革新教学的方法，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些理论准则很难把握，更为警惕的是，对现代教育改革的误读更是给中学数学教学带来消极的后果。在所有现实困境中，最难突破的是应试瓶颈，这不仅仅是数学教学的问题，也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阶段最难突破的问题。虽然重提这一问题很像老生常谈，但以分数论成败的体制若不能结构性地剪除，我们就很难最这一弊端提出改进的可能性。这种结构性的消极影响必须要彻底地澄清其一，应试教育模式更多的关注教科书内容而匮乏对现实生活实例的关注，在数学教学中具体体现为学生对公式、公理、范例烂熟于心，却对实际生产生活中的类似应用非常陌生;其二，应试教育模式使教师与学生无一例外地聚焦在分数之上，潜在地塑造了智力万能的观念，形成分数即成败、分数即未来、分数即全部的价值观念，因而也就使教育过程很难在内部突破，很难有创新的想法，很难有未来，这不符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其三，应试教育模式会滋生教育领域中的道德诚信问题，更有许多人在选拔性考试中铤而走险，徇私舞弊，消失与压缩了教育领域在传统观念中的道德纯洁性。[1]

因而，彻底改变这种教育状况就必须与一定的实践教学路径探索紧密结合起来，使教师对自身的专业素养和教学理念有明确的自觉，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意识才能被完全激发，素质教育的困境才有可能化解。

二、改进路径中的施教策略

与其它人文学科不同，数学学科内容相对远离感性的内容，因而，数学教师现行的教学方法一直沿袭精讲多练的老路，在例题讲授和习题演练中机械地反复，这种训练模式很容易使学生疲于应付，直接导致了学生对数学学科了无兴趣，甚至丧失了学习的信心。对于人文学科而言，素质教育的魅力更容易理解，而对于数学教学而言，素质教育也具有同等的需求。其实践路径被普遍认为比人文学科的教学方法更难探索，但其基本理念还是有章可循的。

1、构建策略化的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与学出发点和归宿，是全部教学环节的灵魂。教学目标必须立足于学生的内化提升与潜能开发。在设定具体学习内容的目标时，既要有宏观的总体目标，又要有分类明确的具体目标，总体目标要设定内涵盖某一教学内容所涉及的重点和难点;具体目标需要表达明确，不可过多或过少。例如，在设定设定“解一元二次方程”教学内容的总体目标时，具体目标步骤可以通过几个分目标来实现（1）配方法的步骤教学。（2）分解因式法的步骤教学。（3）公式法的步骤教学。（4）利用韦达定理步骤教学。类似目标策略可以推广至数学教学中的所有学习纲目与要点。

2、激发开放观念与问题意识

数学教学中开放观念的激发是基于一些开放性数理问题之上的。这些开放性问题往往是在较为自由的条件中，结论并不唯一的问题。由于这类问题的答案一般并不唯一，所有能够构成开放的思想氛围，从而促进学生更加积极地从多个角度去探求的好奇心，有助于实现教学目标的实现。例如，（1）条件开放型问题在△ABC中，点D是BC的中点，作射线AD，在线段AD及其延长线上分别取点E、F，连接CE、BF。添加一个条件，使得△BDF≌△CDE（2018年义乌市中考试题）。（2）结论开放型问题一个立方体经过四次分割后，可以成为多少个小的立方体，此处的答案显然因方法不同而变化;当然也有条件和结论都是开放的问题，此处不再赘述。

3、实施达标检测与总结反馈

达标检测是数学知识是否熟练掌握的必要标准，有效的作业训练是完成实施这一检测的必要手段，尽管这种手段一向被视为繁重的学习负担。但减负的设计必须依靠科学而有效的作业训练来完成，这也是所有知识学习的必要代价而不独属于数学学科的教学问题。只是在中学数学教学阶段，我们更关注对基本的数学概念和数学模型的理解与掌握，培养学生习惯于数学思维这一特殊的逻辑科学。这对于以后的知识转化和实际应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施教者的方面来看，达标检测是反馈环节的必要一环，教师不仅能够直观了解学生对数学概念和数学模型的理解与掌握程度，也能反映出教学环节中被忽略的情况，更可以避免教与学过程中的施行不当，不至于出现“以手指月而不知月何在”的迷误。所以，教与学的信息反馈和双向交流可以有效地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

三、探索与改良素质教育的外部环境

中学阶段的数学思维培养对于知识汲取阶段和其后的实践应用阶段而言至关重要。因而，培养数学思维就不能局限于具体知识点的熟练掌握，更为重要的是对学生数学思维的培养。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也与素质教育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探索与改良数学教育的外部环境便成为解决的问题。基于实践教学的经验总结，教育环境改良是提高素质教育质量的外部因素，相关措施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展开。

1、围绕生活主题展开数学兴趣培养

如果教学的堂课难以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课下的生活内容又与数学主题毫无关系，那么，教学效果就很难认同，数学兴趣就很难培养。教学内容应与日常生活与生产的感性事实关联，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引导他们确立起数学思维的习惯。

2、针对不同教学内容区分不同教学法

数学教学的目标中既有掌握公理、公式、模型等抽象数学内容的要求，也有较为具体实在的应用性数学教学内容，因而，针对不同类型的教学内容，必须实施不同的教学方法。尤其是对于应用型较强的内容而言，教学设计必须要具备有效精准的实验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应用性素材的积累，让学生主动的进行实际数据的收集，突破狭隘的视野而在一个自由的空间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

3、在多边交流中借鉴优秀经验

现代社会的信息交流非常发达，数学教育资源同样如此，多边交流中借鉴优秀经验是时代的选择。比如，我们发现，在美国的数学教育中，教师往往选取一定的实验素材，让学生通过相对自由的方式来进行合理的问题推断，以达成一种命题的理解。这种教学模式很显然与我们素质教育的目标相一致。但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优秀经验的引进必须有一个适应与消化的实践过程，很显然，在这方面，中国的素质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昌梅香.美国大学分类教学模式及现实意义[J].当代教师教育，2018（3）50-51.[2] 孙晓喜.西方历史哲学解释模式的历史引入与现代演进[J].人文杂志，2018（11）24-25.【作者介绍】

吕占雨（1978-）男，吉林长春人，长春市四十八中数学教研部，主要研究方向数学教学法.

第三篇：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摘 要]中国的城镇化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发展能力和水平，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史表明，推进城镇化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选择。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综合改革破解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3-0049-05

一、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1.从经济规律看。世界经济史表明，推进城镇化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选择。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都借助了城镇化这个平台。实践证明，发达国家成为强国的过程，也是其城镇化率逐步攀升的过程。转型时期的中国，必须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着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终实现现代化。

2.从国家战略看。党的十八大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了部署，明确要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城镇化，没有先例可循，单纯拿来主义不可行，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把握好方向。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50%这个城镇化拐点，标志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即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凝心聚力，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按照“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标准，真抓实干，破解改革发展难题。

3.从生产要素看。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离开了劳动者生产力就失去了内涵。劳动工具需要人去创造和使用，劳动对象需要人去作用，离开了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成了不发生任何作用的废物。人们常说的生产力都是讲的社会生产力，即群体生产力，而不是个体生产力。群体生产力就有一个合力和分力问题，只有群体生产力中每个劳动者的奋斗目标一致，合力才能最大化发挥出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全国人民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常住人口，其需求无非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帮扶下，在企业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前提下，居民必须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让自己过上一天比一天好的日子，每个个体都好了，全民都好了，国家就好了。所以，要让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每个人内心都充满希望，从而创造价值。要让广大农村居民和转移人口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努力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和谐社会。

其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看。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最紧要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目标的关键在“全面”，这里的“全面”不光体现在涉及领域的全面性，也体现在覆盖人群的全面性，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发展成功与否，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世界经济史表明，城镇化率50%是个拐点，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社会变革的标志，而且是与城市乃至于整个国家社会管理风险紧密相关的警戒线。大家比较熟知的历史事件有伊朗发生的霍梅尼革命，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巴西以及历史上的英国都在城镇化率50%的当口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事件。我国2010年的城镇化率是49.7%，2011年达到51.3%，说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拐点阶段，因此，必须高度关注民生，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1.户籍制度问题。上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沿用至今，已经成为阻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主要制度性障碍。当前，我国有2.7亿左右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生活地域转移，但却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9亿，城镇化率为54.77%，然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6.3%，两个数据之间的差异，根子在于当前户籍制度。客观地讲，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不断推进，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原因之一是户籍附带着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地方政府苦于财政压力，没有足够的积极性为转移人口落户，近年这种状况虽有改变，但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针对本辖区的农业转移人口，而针对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门槛仍然较高。部分城镇虽然实行了居住证制度，但配套措施跟进不够，农业转移人口在相关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市民化”。原因之二是城乡区域之间的二元结构。中国是政治资源参与分配的国家，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差别巨大，就像地理学概念中的自然资源分布区间分割线――“黑河腾冲线”标明的一样，该线的右下端既是自然资源的分布密集区，也是社会资源分布的集中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追求工资性收入，离土离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城镇化无法实现，人口大量异地转移，导致“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现象，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

2.土地制度问题。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如何配置土地资源事关城镇化建设进程。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大量转移、人地分离现象较为普遍，“谁来种地”“怎么收益”成为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了承包地入股到合作社的试点，但土地入股“非农化”时有发生。承包地流转，到手的只有租金；入股，则所有增值部分都能分享。但在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经常以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由，擅自集中农户承包地对外招商引资，搞强迫入股，画饼充饥，以经营权入股之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受到挑战。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农村土地管理法制建设，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土地流转缺乏长效约束机制，管理决策不善，经营监管不力，随意性大。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不能自由流转，需要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拿大头，集体和农民能够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十分有限，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制约。此外，农村宅基地流转范围非常有限，按规定只能在本集体范围内流转，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3.公共服务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就业创业服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新型城镇化以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民生与民权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没有与城镇化率的提高同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直辖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镇化水平脱节。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仍有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不能享受再就业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医疗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在城镇参加社会保险的比率和保障水平偏低。第一代农民工已经面临养老问题，工伤和养老保险没有应保尽保，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城镇居民失业登记的统计范围和城市最低保障覆盖范围，住房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公共租赁住房供给不足，农民工居住条件艰苦，缺乏将普通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保障性住房的机制。

4财税金融问题。我国的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2/8现象，一度超过80%的财政支出集中在20%的区域，国家在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总体以城市为主，尽管中央提出新增投入向农村倾斜，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差距很大。由于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农村有限的资金还在通过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流向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没有纳入农民工公共服务专项支出，经费来源没有保证。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事权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应进一步明确，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原则固化，没有根据区域内人口基数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地方财政收入大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服务一方百姓的能力不强，极大制约了财政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支持，多元化的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有待完善。此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待健全，针对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产品研发不足，资金融通方面灵活性不够，严重制约了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持。

5.城镇建设和管理问题。城镇化建设一度存在只求速度和规模，不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情况，急于求成，贪多求大，把推进城镇化搞成了“圈地运动”、“造城运动”等，粗放、低水平扩张状态导致个别地方的城镇化率存在水分。地方在推进城镇化建设方面，普遍缺少长远规划，缺少系统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质量差，硬件建设与城市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软件”能力提高不协调。自然增长式的城镇化给城市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部分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出现了顽固的“城市病”，挑战了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的能力。部分中小城市承载新增人口的能力明显不足，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吸引、留住、用好转移人口方面的能力十分薄弱，必将严重制约“三个一亿人”目标的如期实现。当前一些地方仍将城镇扩张、新城新区建设和土地资源大面积开发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抓手，其中不乏对自然生态和资源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没有底线思维，无限透支。节能减排工作没有严厉的长效考评机制，健康安全的环境质量和公平共享的环境公共服务得不到保证。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对策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解决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各项改革基数的统计和测算，摸清底数。同时强化法制保障，让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有保障，尤其要保证居民部门的利益，底线是不受损，目标是追求最大化。政府部门要适当地退出利益博弈。要围绕新型城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地”、“钱”等要素，通过深化一系列配套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转移人口转变身份、保障权益和尊严，最大化释放改革红利。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到2020年要努力解决1亿左右已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的落户问题，其他已进城但未落户的人口要通过建立居住证制度来解决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当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是落实好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类型城镇落户的政策，疏堵结合，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并且保证户口登记与实际居住地相一致。使户口逐步与各项公共服务脱钩，消除城镇内部依然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各级党委政府应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扩大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和便利的范围，提高服务标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按照自愿分类、公平有序的原则，逐步提高户籍人口比重。

2.完善土地制度。我们必须本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保障农村转移人口权益，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权，保障好“三权”对于顺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至关重要。“三权”其实对应的就是“三块地”。一是对于承包地，加快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强规范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及服务体系，健全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准入和监管，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和担保。二是对于宅基地，要先试先行，稳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农村转移人口就可以利用这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作为他们进城后的安家费和事业启动资金，同时有助于城乡要素的交互循环。三是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允许其出让、租赁、入股，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交易市场，实行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试点必须严格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防止侵蚀集体经济和农民利益。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积极开展土地综合整治与保护，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总之，要审慎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触碰三根红线，即“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破、农民利益不损失”，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完善保障机制。

3.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探索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居民几个层次共同分担。分配一般性转移支付要考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带来的增支因素，分配专项转移支付要逐步按照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切实缓解一些城镇因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而增加的财政支出压力。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稳定地方税源，合理确定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比例，提高其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土地财政。为了保证城镇建设资金链的接续，我们要改革投融资体制，优化资金链条的供给模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通过特许经营（PPP）等方式参与城市基建投资和运营，充分利用境外资金并做好对外资的监管。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允许其通过投融资平台发债等方式多渠道融资，从而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二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保证城镇化推进所需要的现金流。要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该体系既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也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非银行机构，还有农村保险、担保、征信、农产品期货等机构。上述机构都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房屋产权、农村基础设施使用权能够抵押或质押，融通资金，为新型城镇化助力。

4.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等八个方面的部署，这既是关于共享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也是我们推动共享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实现在常住地的农业转移人口“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的目标，必须解决他们迫切需要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支持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一是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必须把农民工子女逐步纳入到公立学校体系，把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政府尤其要增加专项投入，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专业技能培训，增强他们在城市乐业的本领。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要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鼓励一些存量房较大的房地产企业转型为以批量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这将极大地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更有助于消化巨大的房地产库存。三是改善城镇常住人口的居住条件，兼顾城镇和乡村的困难群众，既要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城镇住房保障实施范围，也要着力改善城乡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棚户区改造等保障安居工程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更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压舱石”。要在统筹考虑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管理办法，推动政府购买“棚改”服务，不断创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支持作用，形成多元化“棚改”实施主体。总之，中央和地方要合力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

5.改革城镇建设和管理体制。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要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其中小城镇就是“列车箱”。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列火车能否跑得又快又稳，必须靠城市这个车头来带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一是提升规划水平，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前瞻性，促进“多规合一”。二是提升建设水平，加强城市地下地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三是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试点先行。国家的试点方案中，在东中西部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确定了64个试点市镇，其中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我们应该大胆探索整县改市，或者切块设市，这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启动大镇强镇改革试点，对于经济实力较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应该积极进行设市或改区的改革，注重经验分享，探索大镇强镇管理改革的新模式。统筹规划、地方为主、脱贫攻坚、综合推进，大力开发中西部地区，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要素禀赋和绝对优势，培育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做到“产城融合”。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提升人口承载能力，促进1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就近城镇化。建空间环境管控制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格局和城镇格局，确立环境资源开发底线，要坚持集约发展，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镇生态环境，着力提高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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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

田祚雄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湖北武汉430019）

摘 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诉求和重要保证。实现该目标无疑需要中国特色新智库的积极参与以提供更多更好的智库成果供党委政府决策参考。从地方层面看，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在推动地方治理科学化、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其自身建设与党委政府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还存在明显的差距，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本文对如何加强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提出了若干对策路径。

关键词：智库建设 地方社科院 地方治理 思想市场治理现代化

总书记深刻指出:“古往今来，大多数社会动荡、政权更迭，原因最终都可以归结为没有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因为没有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就不能有效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必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1如何打造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视和加强智库建设，无疑是一条重要途径。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这些功能显然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一、地方社科院智库在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地方社科院智库是地方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我国正处于一个全球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个经济社会双重转型的激烈变革的时代，一个多元利益、多元思想并存博弈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其科学有效治理必然更趋复杂繁难。治理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单靠个别人或少数精英的智识、能力显然都是不够的。同时，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组成部分的地方，一方面相互间发展差距非常之大；另一方面，各地也同时面临着双重转型带来的各种挑战。因此，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地方局部，其有效和高效治理都迫切需要建立起一些汇聚民智民力的专业性智慧平台，就公共决策和公共政策进行咨询论证，从而增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一般而言，智库在推动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过程中承担着三个主要职能：发挥政府理性决策外脑的职能；成为多元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政策参与渠道；成为不同利益和价值观念冲突情况下理性政策辨析的公共平台。2显然，发挥决策咨询功能的智库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决策咨询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智库建设事业快速发展，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以科学咨询支撑科学决策、以科学决策引领科学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从全国 12转引自秦如培：《围绕改革总目标铸造稳定安全阀》，《贵州日报》2014-05-08 薛澜：《智库热的冷思考:破解中国特色智库发展之道》，《中国行政管理》2014年5期 看，从包产到户到科教兴国，从改革开放到依法治国，从“三个代表”到“四个全面”，莫不凝聚着包括社科院智库在内的专家学者的劳动和智慧。地方发展同样如此，如湖北武汉从“两通起飞”到“两型社会”，从中部崛起到自主创新示范区，从五年规划到“武汉2049”，从绩效管理到治庸问责等等，莫不闪耀着地方社科院智库科研人员的智慧光芒。

地方社科院智库是地方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宝贵的资源。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发展历程，智库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等硬实力的提高，其在世界的影响力也会有所增长，但要想持续的产生久远的影响，一定离不开其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升。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3总体而言，包括地方社科院在内的所有智库都是以文化（广义）研究为志业的组织。智库是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座城市软实力的重要载体、重要构成和重要体现，越来越成为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常常以有声或无声的方式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全球智库报告2014》显示，目前全球共有6681家智库，其中美国1830家，中国429家，英国287家，是世界智库数量最多的三大国家。美国作为传统的智库强国，共有6家入选全球十大智库，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分列全球最好智库前三名。尽管中国已经成为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的“智库大国”，可是上榜智库的整体水平还是逊于美国和欧洲的一些主要智库。中国仅有7家智库入围“全球智库150强榜单”。显然，中国智库与世界顶级智库的差距巨大。4整体而言，中国智库在专业化、独立性、筹融资以及影响力等方面还有很大距离。对地方社科院智库来讲，同样如此，在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既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彰显过重要影响，但又与党委政府的要求和社会大众的期待，有不小的距离。

地方社科院智库是思想市场的重要主体和载体。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将市场分为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两大类。5企业是商品市场的重要主体，而智库则是思想市场的重要主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商品市场已非常繁荣，但思想市场并未同步发展。一些人对商品市场的假冒伪劣现象倒是比较宽容，而把思想市场总想象得非常危险，对一些意见和异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敏感。历史经验表明：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自由的思想市场，固然不能阻止错误思想或邪恶观念的产生，但一方面，“错误的思想很少能侵蚀社会的根基，威胁社会稳定。”因为思想市场能够自然生成一种“对冲机制”，“这是一副有效的对偏见和自负的解毒剂”。另一方面，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抑思想市场会遭至更坏的结果。”百岁高龄的科斯曾以非常“重要的话”寄语中国：“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 34习近平：《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11-29 《全球顶级智库排名出炉中国7家智库上榜》，参见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122/13451819_0.shtml 5科斯：《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参见http:// 9马立诚：《中国需要思想市场》，参见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5/09/17/030519956.shtml 10 [美]安东尼刘易斯：《批评官员的尺度》，何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11科斯：《缺乏思想市场是中国经济险象丛生的根源》，参见

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2cjnh/20111215/5276266.shtml 主要围绕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开展应用对策研究，有条件的可开展有地方特色和区域优势的基础理论研究。”由此产生了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分殊，实践中有人甚至将二者对立起来，从课题立项、经费资助、评优晋升等方面，全面忽视甚至遗忘了基础理论研究，但真正高质量的应用对策研究能离开扎实过硬的基础理论研究吗？换句话说，地方社科院在如何处理学术与智库功能问题上，尚存在模糊认识。本质上，学术研究与智库之间存在着研究目的、内在动力、目标要求、产生机制、评价标准等五个方面的重大区别。12正因为二者功能有别而社科院智库定位不清，所以社科院智库到底是以出思想理论成果为首要职能，还是以服务决策为第一要务；究竟是关注中长期战略性、前瞻性问题，还是主攻短时期具体性、事务性问题；究竟是以提供思想性、储备性成果为主，还是提供具体政策性、方案性成果为主，等等。一句话，地方社科院智库与其他七类智库如何错位发展，地方社科院智库的竞争优势、重点方向、治理体制该如何定位和选择，目前并不十分明晰。

二是本领恐慌。主要表现为：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不高，学术成果的思想引领力、实践指导力不强，存在大量的低水平重复现象；科研人员一线调研的意愿不强，调研能力不足，不能精准掌握市情民情；理论功底不厚实，科研创新能力不强，掌握和运用最新研究方法的能力较弱，等等。当然，也存在学术自信心不够的问题，仍未走出“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的窠臼。人是第一宝贵的资源。本领恐慌的本质是人才恐慌。特别是在编制缩减、人员老化、管理僵化等体制背景下，用人机制不活、激励机制乏力、人才结构失调，必然导致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用不好、长不壮，没有优秀的人才何来优秀的成果？

三是独立性欠缺，公信力不足。西方智库最为人称道的特点恐怕就是其独立性、中立性、客观性，而这恰恰是我国智库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著名学者郑永年甚至直接表达“我对中国所谓的智库很悲观”13）。陈寅恪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文中指出：“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求真求是求新本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和始终追求，但由于多样思潮、多元价值和多种利益的日益凸显，智库学者也并不生活在真空中，也有专家学者不能坚守传统士人风骨，沾染上一些不良习气，被利益俘获者有之，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者有之，与委托方的合谋者有之，专注揣摩领导心理开展颂扬性研究（资中筠称之为“颂圣文化”）者有之„„也有一些学者走向学术包工头、学霸学阀的境地，学风浮躁，操守尽失；更有一些专家学者片面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屡屡发出石破天惊的雷人之语，让专家名声扫地，公信尽失。比如：“自行车比汽车污染大”，“穷人上不起大学，因为收费太低了”，“廉租房不应该修厕所”，“在现有的条件下，没有结论证明转基因食品对人体一定有危害，但也不能证明一定无害，所以视同无害。”这些高论莫不让人“亮瞎眼”！地方社科院智库由于人财物全面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故其在承接领导交办、横向合作，甚至是自选 1213李扬：《学术与智库功能如何共居一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8-13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2/15/c_128719305.htm 课题进行研究时，都往往会有许多非学术的顾忌，受制于当地思想解放的程度、意见包容的程度，甚至有些领导的个性、见识与涵养。

四是科研环境不佳。没有宽松的环境，不可能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目前尚处在“说起来重要”的境地，制约地方社科院智库发展的因素很多：1）普遍性的科研经费不足。除了一些发达地区和主要领导真正重视的地方社科院智库经费相对充裕（当然其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也完全不具可比性）外，多数地方社科院智库经费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保吃饭、保运转”。2）智库与党委政府部门间沟通不畅，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智库研究必须依赖于对市情的精准把握，但实践中，一些市情基础数据往往被以“属国家秘密、没有义务提供、没有相关数据”等理由予以拒绝，这为地方社科院智库开展研究工作制造了相当的难度。3）智库管理机制机械化、机关化倾向突出。比如在编制、职称、职务等职数管理和运行机制管理上，简单比照行政机关，使得地方社科院智库呈现出“几不像”（既不像科研单位也不像行政机关、既非完全公益组织也非纯粹营利机构）的状态。典型莫如研究经费的管理，一些地方“一刀切”的要求：所有课题经费报销都要刷公务卡，所有课题经费都要凭票报销。试问，开展田野调查时如何刷公务卡呢？耗费脑细胞的智力付出、智慧创造有什么票据可开呢？正如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副校长哈里埃特•拉伯（Harriet Rabb）指出：“低效的、重复性的、过度的监管，会使国家科研投资的作用无法充分发挥，影响科研事业整体发展。”14科研管理的“过度监管”已给科研人员造成极大困扰。4）对地方社科院智库专家的重视、信任、使用不够。无论是召开理论研讨会，还是制定“五年规划”，地方组织者莫不喜好“高大上”，动辄不吝花费地请外地专家甚至境外专家，“难道土生土长的人对市情的了解把握还比不上那些远道而来匆匆过客式的专家？”是的，“有为”与“有位”的关系是辩证的，但不能忽视和忘记信任、使用也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5）智库成果评价的模糊与难度。这个问题至今没有很好的破题解决。但正因其该特性，故一方面，很多时候就降低或遮蔽了对其成果价值的认定和肯定；另一方面，行政主导的科研评价，往往走向合意性评价、政治正确性评价，进而可能抹杀一些“死谏”式、说真话的科研成果的价值。此外，地方社科院智库成果在学者职称晋升中的权重占比过低，也客观上影响了学者个人的积极性。

五是智库成果转化不畅。评价一个智库的核心标准，是其智力产品有没有实际影响力，能不能进入决策层视野，进而转化为政府决策、推动实际工作。尽管四中全会将“专家论证”纳入了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范围，但什么是重大行政决策，尚缺乏明确的标准，各地选择的弹性较大。主要领导联系专家、智库成果辅助决策等制度化通道并不畅通，目前多数时候还是依赖和取决于主要领导个人是否喜好理论研究；一些部门对智库成果采取选择性使用倾向明显，专家的研究成果正合我意则采纳，若拂我意则弃之若敝履（曾有某市领导对不合己意的智库成果批示：“放狗屁！”实在让人惊诧），于是进一步造就和加剧了“听话的专 1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9-30③ 家有奶吃”的局面；一些专家咨询会议开得轰轰烈烈，会后专家意见却忘得无影无踪，召开专家咨询会仅仅成为某些部门的一个工作程序而已；一些智库成果被层层把关、瞻前顾后地审慎修改，最后变成四平八稳、寡淡无味的鸡肋成果。有专家自嘲道：“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15多数时候，多数地方社科院智库成果可能连“涟漪”都不会产生。

三、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的路径选择

两办《意见》明确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四大原则”（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正确导向；坚持围绕大局，服务中心工作；坚持科学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坚持改革创新，规范有序发展）、“八大标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相对稳定、运作规范的实体性研究机构；特色鲜明、长期关注的决策咨询研究领域及其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影响的专业代表性人物和专职研究人员；有保障、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健全的治理结构及组织章程；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良好条件）16。这为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

第一，精准定位，以清晰科学的目标为导引。地方社科院要努力将自身建设成中国特色的新智库，这个目标本来是清晰的。但中国特色新智库“特”在何处、“新”在何方，首先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定位。所谓“特”是指智库建设要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不动摇，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名、只唯实，始终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不动摇。所谓“新”是指把智库从制度上规范化地纳入公共决策体系之中；智库要做政策研究、政策解读、政策评估，进行多功能发展；官办智库应当与民间智库对接，成为民间智库参与决策咨询渠道和平台；要建立适合于中国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要加强智库的开放性、国际性，增强国际话语权。17明确这样的定位，智库建设才会更具可操作性。同时，由于社科院身兼学术与智库双重功能，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针对不同功能制定差异化的考核标准、政策支持和管理机制，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当前，尤其要加大决策咨询成果在研究人员职称晋升中的占比权重。

第二，苦练内功，以过硬成果赢得更大影响和更广平台。发展智库首先要发展人才，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第一生产力。一是要苦练内功，主动作为，以独立、客观、科学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取信于人，赢得尊重和支持，要通过扎实的专业化的研究成果实现党委政府对智库“用得上、信得过、离不开”的目标，不能停留于“等靠要”、自我边缘化和自怨自艾。二是要盘活机制，进一步去行政化。要扩大智库的用人自主权，在编制职数、人事政策、管理机制、分配制度等方面，1516资中筠：《美国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页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光明日报》2015-01-21 17张林：《关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调查与思考》，《光明日报》2014-08-13 适度扩大地方社科院智库的自主性、灵活性（甚至要学习市场化的社会智库的管理机制），引导专家学者以科研业绩、成果质量论英雄，努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培育多类型、多学科、多层次、多功能的智库人才队伍。全球视野和多学科合作的综合性研究是智库自身的优势，学术论文涉及的专业越多，18其学术影响力也越大。专业是智库的生命力，也是中国智库的软肋。当代社会，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的趋势均十分明显；当下中国，战略机遇期与改革攻坚期叠加、发展黄金期与矛盾凸显期交织，任何社会事务管理、公共政策出台、危机事件化解等，都需要多学科、宽视野、多层级学者的参与。因此，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必须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的学科结构、年龄结构、经历结构等，确保智库研究的全方位、宽领域、多视角。四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旋转门”制度，大胆从智库研究人员中选拔干部，让研究型学者到实务部门从事实际行政管理，让离任的政府官员进入地方社科院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发挥双向沟通、互动合作功能。可喜的是已有越来越多的退休官员走上大学讲台，同时中央也明确提出要注重从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中培养选拔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相信未来中国式的官学旋转门将会运转得更顺畅。五是增强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打造具有地方特色、风格和气派的新智库。智库建设，我们要学习西方，但不迷信西方。要坚持“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著名已故社会学家郑杭生语），善于从古老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善于从我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中总结经验，为解决我国难题和世界问题提供智力支持。既满足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又扩大中国在世界的影响。要讲好“普通话”和“世界语”，更要讲地方话，说好方言，提供地方发展方案，展示地方创新智慧，传播地方好声音。要秉持“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的理念，开展跨学科研究，促进学术争鸣和百花齐放。19

第三，加强制度供给，为智库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社科研究应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否则，不仅理论创新、政策创新不可能实现，就是说真话道实情都风险多多、困难重重。一是要继续营造解放思想的良好氛围，各级地方党委政府要勇于和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只要学者坚守“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和“发表讲纪律”原则，其独立研究就不要过多行政干预。毛泽东同志早就告诫：“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20二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创新智库建设管理体制。要探索符合智库建设规律的管理体制，在编制职数、课题经费、成果评价、职称晋升、队伍培养等方面，要进一步适度扩大智库自主权，制定符合智库建设实际的管理制度。要完善社科专家参与重大决策的方式，形成“决策前由专家提供多方案供选择，决策中有多方面专家意见可听取，决策后由智库等第三方评价政策效果并提出政 18王义桅：《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首家泛欧洲性智库的崛起之路》，《光明日报》2015-08-12 1920郑杭生：《“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09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策调适建议”的智库参与机制。实行多方案决策制度，通过课题委托的方式，选择多个智库主体参与，供决策者比对甄选。三要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完善数据资源共建共享机制。信息平台和数据库平台建设是目前地方社科院智库体系建设的最大短板。各级政府除涉密以外的信息都应向智库开放，为智库介入公共事务研究创造条件。要设立信息共建共享数据平台，实现跨领域、跨部门、跨智库的信息互通、成果共享。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智库研究中，增强决策咨询研究的科学性。21四是畅通智库成果转化通道。加强地方社科智库成果平台载体建设，完善成果交流转化机制。畅通智库与各级党政部门的交流合作机制，提高智库研究成果的针对性；拓宽成果的转化渠道，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载体的信息报送和传播机制；充分利用新媒体、高端论坛、蓝皮书等多形式对外传播研究成果，扩大智库的影响力；加快智库成果转化步伐，更好发挥智库引导舆论、启迪民智的功能。五是探索社科院智库建设评价体系，出台智库成果购买机制。社科智库在研究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应该加强自身研究。在未来发展中，智库不仅需要竞争，更需要自律，还要有第三方评价。社科院智库作为公益机构，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不能被利益所俘获，要始终坚持独立客观、理性科学的态度开展研究。当然，智库以智力成果为商品，智力成果也应有适当的社会评价和承认。各级党委政府要当好智力成果采购者和投资人，通过竞标购买智库成果服务决策，通过智库业绩表现来决定是否继续给予投入，而不是认为谁表现好、希望谁表现好、与谁关系好就倾向性地支持谁。

作者简介：

田祚雄，武汉市社会科学院政法所所长、副研究员，446790595@qq.com,***

21刘德海：《建设地方新型智库体系》，《光明日报》2015-03-18

第五篇：商标权质押融资的困境及其化解路径选择

商标权质押融资的困境及其化解路径选择 来源：桃树苗 http://

一、我国商标权质押融资的发展状况 商标权质押是指商标权人以商标权作为出质的标的，用于担保债务履行的一种法律行为。我国《物权法》第223条中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此外，第2

27条中同时规定：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这一条规定实质上是对商标权担保价值实现的一种肯定，赋予了商标权质押融资存在的合法性。

纵观国际领域内的商标权质押融资情况，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全球知名商标都曾在上个世纪进行过商标质押融资的相关尝试，但由于商标权价值利用的固有风险，商标权质押融资在全球范围内并不普遍。[1]我国对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价值利用的认识整体上仍然较弱，回顾我国商标权质押制度的立法演进过程，1995年《担保法》建立了知识产权质押制度，1997 年国家工商管理总局配套颁布《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程序》，提供了商标权质押的具体操作规则，但金融业一直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或实施办法。在《担保法》颁布之后的十余年中，商标权质押只是作为个别银行的金融创新尝试而零星出现。直到2006年，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被作为一项重要的金融对策而积极应用并有所发展。2006年，北京诞生全国首例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两年后，国家知识产权局在交通银行北京分行试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开

展了6个城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试点，目前全国共有16个城市试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2008年下半年来，在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作为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计划中的重要内容，商标权质押融资成为了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推动。[2]

二、我国商标权质押融资的现实困境分析

（一）无法回避的财产价值风险

商标权作为无形财产的一种，同样具有一般无形财产的属性，在其价值估量时不仅要考虑无形财产权的形成成本，还要考虑无形财产权的当前收益和未来收益，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从动态的角度去预测无形财产权的现实收益及未来收益。

除此之外，商标权还具有其独特性：1.商标在市场上的知名度和消费者的信赖度构成了商标的信誉价值；2.商标权的价值基础是商标的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指明了相同或类似商品来源于不同的生产经营者；3.商标权价值是一种长期资产。企业通过注册与延续商标的期限，可以长期甚至无限期地使用此商标来获利。正是由于商标权这些特性，再加上贷款人缺乏商标权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出质商标专用权的价值很难把握，也无从测知其收益和风险，同时面临着很高的监控成本，客观上加大了贷款成本，使得金融机构都不愿意承担这些无法预期的风险。

（二）普遍存在的法律制度风险

我国的《担保法》第79条规定：“以依法可以转让的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出质人与质权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其管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质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从该法条中可见，我国法律对商标权质权的设立不要求移转占有权利凭证，即出质人不需要向质权人提供权利证书。质押合同是依登记而生效的，而非依交付生效。这反应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商标权质押制度的法律规定过于粗糙泛化，并未突出体现其商标权的特点，导致实践操作中出现一定的障碍与困难。

另外，《担保法》第80条规定：“质押一旦发生，即一经登记，出质人便不能将质押利益继续转让或者允许他人使用，除非经过出质人和质权人的协商同意。”第二次质押只有在第一质权人同意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由于我国尚没专门解决商标权质押的处置和实现问题的特别法律规定，使得质权人必须先获得法院的终审判决或者直接申请执行令才能扣押和变卖担保物。以上法律制度方面的缺陷，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标权质押融资活动的发展，也给其带来了法律风险。

（三）客观存在的价值评估风险

担保物必须具有特定性或可确定性，商标权作为无形的财产性权利，其质押更在于商标权担保价值的可特定性和可确定性。所以商标权担保价值的确定是商标权质押融资实现的必经环节和关键问题。[4]但目前我国商标权价值评估中存在着的一些缺陷仍然制约着商标权质押融资活动的发展。

首先，商标评估缺乏统一的法律评估准则。尽管我国目前制定了一些关于商标权评估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2001 年财政部的《无形财产评估准则》等。但是现有的法律还是不够完善，商标权评估机构还是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其次，商标评估机构不规范并且违反公平原则。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评估机构要想获得当事人的选择权是有政府部门指派的，他们对政府部门的依赖性强，往往是分属不同的部门分管，缺乏独立的面向市场的能力，在设立上也往往由政府部门设立，所以他们对政府部门有更多的依赖性。在评估的过程中，按照一般的规则是

要通过市场来选择和竞争的，但鉴于我国目前的评估机构的现实，由政府指派的评估机构往往并不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于当事人来说也难以获得好的评估机构的机会。

三、化解我国商标权质押融资困境的路径选择

（一）构建完善的商标权质押法律制度

首先，从国外商标权质押的实例看来，其他类型的财产权与商标权集合质押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商标权的价值，即可以降低单独质押带来的风险。由于我国目前是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和其他有形财产归不同的登记部门主管，这种状况使得集合质押登记存在不少弊端，所以，在我国建立统一的登记机构、程序，为商标权和其他财产权的集合质押创造条件，将会提高质押登记的效率，促进我国质押制度的发展，维护当事人的债权安全。

[5]同时，为了确保与商标权质押登记对抗主义相一致，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商标权质押的公示系统，让公众查阅以及知悉。其次，健全评估制度。针对目前我国在商标评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应当考虑制定一个无形财产评估的专门法律规则和准则，建立一个统一的商标权等无形财产评估的方法和标准、相关的责任追究和损害赔偿救济制度，以构建一个良好的商标权等无形财产价值评估机制。

再次，目前我国关于商标权质押实现方式对于质权人出质变现财产作了很大的限制，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商标权等无形财产的交易市场。对此，我国应该建立商标权等无形财产的交易市场，从而为商标权质押的实现提供可靠的现实保障。同时，还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提存制度，为质权人的质权保全提供物质保障。

（二）设计彰显商标权个性的质押融资程序

虽然我国的商标权质押的立法规定了商标权质押与动产质押的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基于其独特的内在个性，只是对共性进行规制是不够的。

第一，进一步规范和健全商标的使用形式。目前，我国的法律只是规定了商标专用权的质押形式与出资形式，另外，商标法也规定了注册商标可以转让、许可，而对注册商标专用权质押、出资的其他的使用方式，则没有作规定，这样就造成了法律的空白，同时，也有可能带来法律的冲突。

第二，目前，我国虽然制订了《商标专用权质押登记程序》，但是由于该程序的相关规定仍不够具体，操作起来也很不方便。所以有必要对商标权质押程序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例如，关于商标权质押合同的订立、登记申请等都必须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便商标权质押担保能力设立。

第三，构建知识产权融资的保险机制。商标权等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除主要面临知识产权内在的法律风险、价值评估风险外，还面临着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等。知识产权融资价值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解决风险防控机制，积极探索知识产权融资风险机制的法律创新模式。[6]可直接针对银行贷款风险开发知识产权贷款的履约保证保险，以知识产权质权实现失败作为保险事故，防范银行贷款丧失担保或担保实际无法发挥作用的风险；亦可根据知识产权价值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常见风险因素，如商标侵权等，开发知识产权侵权的第三者责任险；还可针对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不准确的风险因素，开发知识产权评估责任险等。

（三）建立合适的商标权价值评估方法

如何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知识产权质押评价体系，已经成为商标权质押融资的最大难题。应当充分发挥专门的资产评估机构等市场中介机构的作用，综合考虑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三种评估方法，根据被评估对象的类型、评估目的、评估前提条

件、评估原则及外部市场环境等客观因素，进行全面的判断分析，逐步消除目前评估中的人为主观因素。

1.市场评估法

市场法指利用市场上同样或类似资产的近期交易价格，经过直接比较或类比分析以评估知识产权价值的评估方法。采用市场法评估商标专用权，应注意被评估对象是否具有适合市场评估法的前提，确定具有合理比较基础的类似商标权交易作为参照对象，搜集类似商标权交易的市场信息和被评估对象以往的交易信息。

2.收益评估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被评估商标权未来预期收益的现值来判断其价值的评估方法，一般采用资本化和折现途径来估算资产价值。使用收益评估法，要注意合理确定商标权的超额获利能力和预期收益，分析与之有关的预期变动，受益期限，与收益有关的资金规模、配套资产、现金流量、风险因素及货币时间价值。

3.成本评估法

成本法是指首先估测被评估商标权的重置成本，然后估测被评估商标权已存在的各种贬损因素，并将其从重置成本中予以扣除，得到被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时，要注意根据现行条件下重新形成或取得该项商标权所需的全部费用（含资金成本和合理利润）确定其评估值，在评估中要注意扣除实际存在的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

在正确选择以上评估方法的同时，商标权评估中还要注意加强银行、企业和评估机构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充分发挥促进商标权质押融资活动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