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建设中的宗族传统及其未来命运（五篇）

第一篇：乡村建设中的宗族传统及其未来命运

乡村建设中的宗族传统及其未来命运 肖唐镖

【内容提要】现代政治应当具有多元性认同面向，其中，既有属于国家层面的认同，也有属于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层面的认同，它们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包容。包括家庭、宗族组织在内的血缘认同虽不再具有主导性地位，但并不是要被消灭。乡民以国家公民身份为基础，既可以村民身份而行动，也可以企业职员或民间组织成员角色而行动，更可以某宗族族人角色而行动。由此，乡民就真正实现了公民权基础上的“多元性认同”，宗族社会也即成功地融入了现代公民社会，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

近百年来，传统宗族纠集了国人太多的焦虑或痛楚，迄今不解。今天，我们已有条件冷静而理性地反思：应当如何理解和评估百余年来中国宗族在乡村建设中的历史功能及其变迁？它将何去何从？

一、农村宗族的百年命变

在传统中国，包括宗族在内的乡村权力与国家政权对乡村维持着良好的共治格局。但进入20世纪后，随着以“现代化”为标识的国家政权建设之启动，宗族越来越被视为褊狭、落后、封建的“传统”，欲以正规化的科层体制取而代之。不过在20世纪上半叶，国家政权尽管做出种种努力，宗族依然对乡村社会发挥着“正式治理者”角色的功能。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共产党人在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的政治社会运动中，全面实施对传统宗族的渗透性清理，当此之际，宗族真可谓遭遇亘古未有的“千年未遇之变局！”1957年，弗里德曼提出：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根本改造，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宗族组织；以及在香港，宗族组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抗工业经济和管理体系的侵害”，应当“求助于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从事的考察”来检验。①实际上，在经过超强的政治高压(1953~1959)而短暂的“休眠期”后，宗族依然忽隐忽现于乡村尤其是南方乡村，发挥着“非正式影响者”的角色。

迨至70年代末，国家政权针对包括宗族等传统在内的有计划、成系统的统治型政策逐渐消退。近30年来，对农村宗族，主流意识形态已逐渐回归常态，除了偶见打击政策及个别地方政府的打击行动外，常见的多是一般政策的“溢出效应”，如计划生育政策、撤乡并村政策等，它们对宗族的生存走向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影响。而自90年代初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实际启用的“强人村干部”等政策，也曾从另一个方面改变宗族的生存环境，刺激着宗族的重建。

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宗族已在国内农村部分地区重建，在南方乡村的复苏则更为普遍，江西农村甚至达到六成左右。在江西农村，重建后的宗族已经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作用。与传统的“正式治理者”角色相比较，“非正式治理者”角色的特征在于：一方面，宗族能以多种方式参与乡村治理，从村干部的选任到村务决策和管理，都可以看到宗族的影子，因而也是乡村治理者中的一元；但另一方面，在总体上它的参与却是非正式的体制外行为，并不具有合法性。与它曾在建国后的前30年间所具有的“非正式影响者”角色相比，“非正式、体制外”是它们的相近处，能否“参与治理”则是它们的相异点。与“影响者”所具有的消极意义不同，“治理者”体现出更多的主动性、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强的实际效应。不过在总体上，当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往往是通过非正式渠道的影响，而非直接干预。由于意识形态的作用尚存，以至于在很多地方，宗族的存在本身就介于非法和合法之间，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招致取缔。这一点，使得现阶段的宗族跟民国时期及其前宗族有合法存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

然而，当下宗族面临着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强力冲击，即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尽管人们对市场经济和市场法则的评价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认为市场法则对包括初级关系在内的所有的传统社会关系、从而对社会结构有着毁灭性影响。这种变化，在西方社会曾经发生。在当今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它正通过汲取和调离乡村地区的人口、财富、土地等资源而挖掘宗族生存的物理基础，并通过文化和价值观嬗变而改变宗族生存的社会和心理基础。这样的变局，将对当下和未来的乡村宗族走向产生怎样的影响，十分值得长期的跟踪和关注。

二、宗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多元性规则

在讨论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逻辑与规则时，笔者注意到以下几类情况：

其一，江西省一个普通村庄——田段村的管理状况。村庄内分两个村民小组，自上而下的行政事务由两个小组长主持，他们按行政化规则来完成。村庄由一大一小两个宗族组成，各族内部事务却是按民主而非专制的方式管理着。村庄还有一个由大宗族支配的村长班子，它由全庄户主会议选举产生，管理着村庄内部的事务，如管理全庄山林、水面等集体事务。村长班子的产生及其决策、管理方式，也像宗族事务的管理一样，按照民主规则运作。这里反映了宗族和村庄内部的治理机制与规则。

其二，当涉及村庄外部和宗族外部事务，如村委会事务的治理时，江西古竹村小姓干部的无奈之言特别值得注意。在该村，宗族之间的关系，如同“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来自小姓的他尽管曾被任命为村支书，也依然改不了“虾米”的角色，屡屡遭遇大姓大族人的恶言乃至拳头威胁，最后只得辞职他往。在这里，我们看到，族外事务管理、族际关系处理和村委会治理的规则，乃是以实力原则为基础，并掺杂着暴力原则。

其三，面对复杂的乡土实情，乡镇政府会用什么人来帮助治理乡村？对任用村干部的标准，上级政府虽有正式的文本规定和要求，但是，作为政府最底层、也最知乡情的乡镇政府自有一本账。他们用“三种人”(有钱、有势、有能力的人)的说法，他们对宗族“既利用又反对”的现实性立场和双重态度，都让人无不感到宗族对乡村治理的深深影响。

其四，有关农村宗族内部关系的调适。2005年初，一位乡村朋友向本人说起这样一个故事：江西某村一男青年在本地找对象，在男女青年双方即将定亲之际，男青年房内一堂兄竟然到女方家，极力编造各种说辞中伤该男青年，意图拆散他们，以将女青年介绍给自家儿子。这是一个有关族内关系的典型案例。当然，此类案例本人曾遇过多起，且再举一例。数年前，我向一位农村妇女做深度访谈，她非常细致地介绍其夫家兄弟们欺负她家、想尽办法瓜分其家财的故事。在这类案例中，所谓家族内外关系，正如田段村民所说，那就是：“对内从来没有团结的时候，对外却从来没有不团结的时候。”它们显示，在宗族、房族内部，并不只是人们常常乐道的温情关系；恶性竞争与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族际之间，同样也可能发生在房族内部。

以上宗族现象都发生在江西农村，它们从四个不同层面展示了宗族在村治权力网络中的角色特征与运行逻辑。一方面，在宗族内部，社会关系的整合未必践行着传统的礼治规则，而可能是狭隘的利己主义、排他主义；公共事务的管理，未必是不平等治理，而可能实践着民主的平等原则。但另一方面，在族外事务、包括村和乡镇层面的治理中，宗族却一般奉行着以实力原则优先的丛林法则。

如何理解这样多向度的宗族治理规则？它们是否代表了宗族治理的常态规则，或者仅是常态规则在特定条件下的变异？

研究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在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与原则的解说中，按费孝通的“礼治秩序”和“长老统治”说，以及梁漱溟的“伦理本位社会说”，上述情状无疑是传统的变异。华裔人类学者阎云祥在当下的研究中也持同类见解。他在黑龙江省下岬村以村民私人生活为主线的研究中发现：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农村的私人生活出现了转型，尤其是近年来自我中心式的个人主义急剧发展。这种新型个人在最大限度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却忽视他们对社会或者他人的道德责任。这种情况的发生，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既撤除了对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也不相信任何形式的社会自组织，从而使农村的公共生活濒于崩溃，农民的义务和责任感也就日渐消亡。他认为，考虑到国家对公众生活领域中社会自组织的根深蒂固的怀疑，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断裂看来还要继续下去，而个人也就无法在社会义务与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的发展。②

但也有学者持相反的意见，主张这是传统常态规则的现实反映。笔者同意这种观点，以宗族文化为底色的传统中国，其社会结构与治理的基本特征，其背后的精神和规则，都是强调灵活性与多元性的。在宗族、社区内部，提倡以礼、孝、仁、义为原则的儒家文化；但逾越村社和宗族边界后，往往是“礼”与“力”不同原则的交替灵活使用。传统中华文明尽管“早熟”，但总体上尚是前现代型，在社会规则方面还体现着前现代的特点。

然而，更应当注意上述传统在现代的遭遇与变迁。近百年来，政府在推进现代国家建设中，试图从上而下、从外向内重塑中国社会。但在打碎和毁灭传统的同时，新的结构和原则却未能建立。就乡村治理而言，其直接后果即表现为传统道德权威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双重缺失。在失去基本的道德和礼仪约束，或道德和礼仪本身约束不足的情况下，在现代民主法治权威尚未基本建立的条件下，就不难理解如此乱象的频生：在一些乡村中，传统治理规则的良性方面在丢失，而其负面性却在滋长，极端者甚至走向丛林规则，或者表现为“金钱暴君”横行的所谓“市场规则”(如富人治村)，或者表现为赤裸裸的强人或黑恶势力治村。

三、宗族社会能否融入公民社会

主要以西方社会变迁为背景而建构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其对待诸如宗族之类的传统的主流意见，乃是消灭它或取而代之。《共产党宣言》礼赞资产阶级对传统进行彻底革命的文字，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人们对传统的主流性主张。作为血缘组织的宗族，在现代社会科学中被公认为人类的“初级组织”和初级关系，因为是原始的，所以应当在进化中被取代。对此，美国社会理论家科尔曼认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原始组织正在为“人工创立”的社会组织所取代。③

但一些人类学家却强调，所谓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对“传统”的影响，不仅不是幸事，相反倒是“灾变”。包括西方世界通过直接的侵略殖民和间接的文化殖民，将其逻辑和规则强制性地向全球推广，带给被殖民民族的不是文明，而是使后者失去活力。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曾指出，西方殖民者“这种粗暴的接触，这种将原始民族从它的传统道德中连根拔起的事例，如此频繁地发生”。对此，波兰尼也痛斥道：市场经济被强加在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体身上，“黑人社会今天的文化灾变与资本主义早期大部分的白人社会所经历的灾变惊人相似”。④

作为中华传统特色的宗族，能否幸免于难而融入现代社会？本人以为，讨论宗族与现代化的关系，讨论宗族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理由，至少应当注意五个方面的因素变化：其一，宗族在社会变迁中满足乡民和乡村社会的功能需求的程度，如规范人伦与社会秩序，提供社区公共物品，促成精神和心灵层面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二，宗族核心价值与规则成功转换的程度；其三，宗族能否转型为现代NGO组织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与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基础；其四，宗族在乡村社会中的聚落和其他“硬件”的变迁状况；其五，政府与社会有关宗族的政策选择。其中，前三种因素主要表现为宗族面对社会变迁的自我调适能力，后两种因素则表现为宗族生存环境的变化，其核心问题均在于：如何理解和评估宗族对于现代和未来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价值与意义？宗族能否融入现代公民社会？

已如前述，自进入20世纪以来，农村宗族(及其他传统)一直被国内主流舆论视为应取代或破除的对象。王沪宁教授的意见极具代表性，他曾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视角，将“村落家族文化的基质”界定为：血缘性、集聚性、等级性、世俗性、农耕性、封闭性和稳定性等六个方面，并认为农村宗族“消解是历史趋势，反复是特定现象”。⑤但是，如果将视野扩大到同样以家族文化为基质的中华文化圈，我们会发现情况或许未必如此。

自近代以来，港台宗族除了曾经历一段时期的殖民统治，一直没有被取缔的经历，但遭遇了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与工业化、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冲击。在香港地区，宗族并没有随现代化的兴起而发生结构消解，只是出现了功能转型，即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功能兼具的一体化组织转变为以意识形态功能为主的文化型组织。此类情况同样也出现在当代台湾乡村。当地乡村宗族并未因现代化的兴起而消解，甚至成为影响乡村和地方选举与治理的重要因素。而在海外华人圈中，尽管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宗族组织，但多个姓氏却以拟制宗族方式，修族谱，修族庙，建祠堂，建立“俱乐部”式的扩大宗族。所有这些，都难以显示“宗族消解是历史趋势，反复是特定现象”。

在大陆乡村，宗族尽管在多数地区未能重建，但在其传统浓厚的地区，如江西、浙江、广东、福建和湖南等省，却得到较大面积的重建。笔者对宗族在江西乡村治理中的角色与功能的考察表明：尽管宗族已失去了“正式治理者”的角色，但仍以“非正式治理者”角色发挥作用，弱于传统时期而强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宗族依然是乡村治理中的重要资源和基础，满足着乡民和乡村社会的多种正向功能需求。有学者的考察也发现，宗族以其特有的人际信任结构和组织网络，在企业发展和商贸交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⑥

上述情况表明，传统宗族在现代化潮流中仍有其生命力，对于现代社会仍有其重要价值，或者说，宗族在现代化进程中能够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从而融入现代公民社会。实际上，这也验证了国际学界有关“传统与现代化”的新近研究结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界出现了大量对现代化与传统关系的理论的重新思考。受其影响，人们开始减少谈论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关系或传统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⑦

实际上，人类社会政治生活应当是多向认同的，其中，既有属于国家层面的认同，也有属于市民社会和个人生活层面的认同，它们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包容。依此而言，在现代社会，包括家庭、宗族组织在内的血缘认同曾经所具有的主导地位，可以也应当被作为现代特征的地域认同所取代，但并不是要被消灭。作为一个乡村居民，在以国家公民身份而行动的基础上，既可以村民的身份而行动，也可以企业职员或民间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行动，更可以某个宗族族人的角色而行动。如此，乡民就真正地实现了在公民权基础上的“多元性认同”，宗族社会也即成功地融入了现代公民社会。

四、走向宗族问题治理的现代法治思维

以多元认同为基础，将宗族社会融入现代公民社会，既意味着宗族自身的嬗变，更要求国家和社会政策的重大调整。从宗族方面言，其内在的血缘纽带将仅仅作为公民所可能拥有的社会纽带之一，其功能将主要表现在文化、精神和社会生活方面，其活动将严格限定在法律范围内。为此，宗族所拥有的一些负面因素，如对实力原则乃至丛林规则的推崇，褊狭的排他主义与利己主义，对政治和地方治理不合法的介入等等，应当被涤荡而重塑。实际上，港、台和海外华人宗族向“俱乐部”式组织的现代转型已为此提供了借鉴。从国家和社会政策方面言，则应当为当代宗族的法治化与非政治化转型提供政策基础，其前提在于核心理念的转变，消除意识形态中不合时宜的屏障。在现代国家建设中，意识形态建设是其重要内容。无疑，政府有关传统宗族和宗族传统的态度和政策，正展示着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努力。已如前述，中共执政后，对农村宗族曾一直实行革命性政策，然而，笔者的研究却表明，多年来这种政策宣示和主张并未获成功，既表现为近30年来宗族的复兴和重建，打击和取缔政策并未能将宗族连根拔掉，绩效低下；还表现为该政策的社会认同度不高，不仅未获乡村居民的普遍性认同，甚至也未获党政领导干部的普遍认同和执行。在地方治理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官员已不同程度地“回归传统”，在按“现实性立场”或(与)“亲情性立场”而行动，展现着多元、多极的特点。

如何理解国家农村宗族政策的低绩效和低认同？笔者以为，其低绩效实际上源于国家的意识形态标准与现实、亲情原则在本质上的背离。比如，如执行国家的政策主张，包括干部在内的所有人就必须放弃源自现实和亲情的要求，反之亦然。尽管人们在政策和话语上仍然熟知国家有关宗族的正式立场和要求，但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却并不能依此而行动，否则，既可能使工作瘫痪、无法正常运转，更可能使自己在乡亲和社区中无从立足。在有关农村宗族的政策取向上，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国家、社区和个人之间关系的合理定位问题。如果定位不当，实行偏离现实与人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取向，就可能导致类似农村宗族政策所遭遇的困境，即政策本身含有难以通达实行的内在障碍，就不能不发生绩效低下的问题。

因此，就国家对农村宗族的政策选择来说，应当从意识形态型管制走向法治型治理。也就是说，应当走出传统的意识形态立场，走向务实的意识形态建设，走向务实的法治型治理，对农村宗族实行依法治理，保护其合法行为，限制和打击其非法行为。

这里，有必要对此政策建议与学界的相关意见做些比较性讨论。有关农村宗族的政策争论，按冯尔康先生的总结，自近代以来国内实际上存有三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是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革命论；二是守旧论，如蔡元培主张传统的家族观，在家族事务上一切按旧的规矩办；三是改良、改造论，梁启超、梁漱溟、胡适、孙中山等人即持此论。当今的争论也主要有三种：一是直截了当地否定它；二是创造条件消解它，认为政府、社会发展现代经济和科学文化，到达预期的程度，就会顺理成章地使家族退出历史舞台；三是改革论，即分别对待其存在的社会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和客观合理性，冀望政府、社会引导其变革，促使它发展成为现代社会团体。⑧这些主张尽管各不相同，但其立场却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要么从二元性立场出发，否定宗族或借助宗族；要么从改进治理技术出发，借用传统的“两面性”政策。在笔者看来，它们都没有从核心理念上回应和解决现代社会发展与宗族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也正是当下政府的农村宗族政策实际上处于困惑与矛盾状态的根本原因。

在核心理念方面，有关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反动与革命的二元性思维，笔者已用较多的文字予以批评，并建议转以现代公民权理论深化此争论。按现代公民权理论，就应当以民主宪政方式对待农村宗族，即：一方面限制和约束公共权力，另一方面，保障公民权利。这里体现着现代民主和法治思维的本质，即：公共权力和所有公民均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正是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软肋和缺陷：既缺约束公共权力的理念，也乏公民权利及其保障的理念。

按现代民主和法治思维，对农村宗族实行法治型治理，就应当从深层考虑：如何将宗族引导为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区自治、有利社会成长、约束公共权力的现代型民间组织，使之公开化、合法化。秦晖教授曾提出类似建议，他说：“对于民主宪政国家来说，禁止宗族、教会与行会就如禁止社区、政党、企业一样荒唐。现代国家完全可以有宗族，但不能允许无限制的族权去侵犯人权。对于乡村中的宗族现象应以平常心待之，在维护法治人权、尊重群己权界的前提下，对作为族权认同方式的宗族既不必打击和禁止，也不必提倡与推行。”这一建议有着浓厚的“无为而治”色彩，笔者提倡一定程度的“有为而治”，主张从有法可依、依法管理角度，实现依法治理。比如，可将宗族组织进行社团化管理：对其组织、成员及场所进行登记注册，规范其章程、职能、活动，限制、取缔和打击非法宗族组织或非法宗族活动。以现代法治思维来治理宗族问题，其意义至少可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有利规范和引导宗族的文化功能，使宗族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强化乡民归属感；二是有利农民群体和农村社会的组织化，引导农民参与公共生活，提高公共参与意识和能力；三是有利宗族的自我约束和成长，使宗族成为守法的组织，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载体；四是有利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宗族组织的架构明确、责任明确、职能明确，既有利其内部管理，形成集体行动能力，强化农民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政府，保障民权，也有利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五是有利宗族之间、农民群体之间的和谐共处，即使是发生宗族纠纷和冲突，也有利政府迅速掌控，大大降低调处成本。一言以蔽之，它有助于宗族真正融入现代公民社会，使乡村社会从而中国整体社会的健康、和谐与理性成长。

第二篇：传统宗族（共）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报告

科目名称：当代文化研究 学生学号：11440672 学生姓名：杜紫薇 任课老师：刘剑 目标学校：北京体育大学 目标专业：体育人文社会学

2012.05.23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书报告

摘要：在国家制定的法律之外还有另外一类属于底层的行为规范。但要我们要清楚的是，这个底层的宗族族规并不是与国家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完全对立的，宗族的家法是要向国家的国法负责的，也就是说家法并不跟国法冲突，甚至能作为国法漏洞中的补充。因为国法是很硬性的，具有很强的严肃性，而家法是具有弹性的，从每个地方不同宗族和不同的族规就可以见出。那么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难免会有国法顾及不到的地方，这时侯家法就会对其进行补充或调节。

关于宗族的问题我们不能草率得去判断它，毕竟宗族从存在的时间上来说它在人类历史中是最重要的组织形式。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宗族、族长权力、家长、古代律法。

对于很多不是很清楚的人来说，宗族代表着封建，落后，愚昧等贬义。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也都把宗族置于强权，专制，残酷的角色中。比如在《红楼梦》里所有的情节故事都是在一个姓贾的宗族系统里展开的。而读者的视角总是被故事中悲剧的主角给吸引住，转而把不满的情绪发泄在了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但这部作品之所以能流芳百世，并不是其中的情情爱爱之类的感情部分。我倒认为作品中一套完整的宗族系统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族如何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情况下处理日常事务以及和其他组织形式的共同体的交往。一部仅仅只是单纯得说明情感问题的小说并不需要这么长篇的铺垫，也不能引来如此长期得关注。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关于宗族的问题我们不能草率得去判断它，毕竟“宗族系统”从存在的时间上来说它在人类历史中是最重要的组织形式。

有新闻报道了云南一个地区的县教育局为了争先进和项目资金就把当地的一个农村的小学改成职业技术学校，而在这个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被迫辍学，因为另外一个小学离这个村子有着一段可以放弃的距离。而那个被改成职业技术学校的地方一个学生都没招到，任由各种高价的设备和教室放在那里空着。

而在这不久前，父亲发了个短信给我，说老家有两个十一二岁的哥俩在家服毒自杀了，照顾他们的老人也在他们自杀前因为其他原因去世了。而他们在外打工的父母在知道消息一定是撕心裂肺的。

对于这些问题，我没有能力用更多的方法来说明，只能借以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这本书十分详细的介绍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以及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其中让我注意到的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几乎就是建立在宗族这样的组织形式之上，然后加以坚固延伸。就比如古代律法方面就有很多是遵循宗法的规律而制定的，在执行法律时也都会受宗法的影响。其实说清楚了的意思就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在形式上就是由家庭中的父权这种基本的模式扩大化的结果，虽并不能完全肯定，但至少在表面的形式上大部分王朝是这样子的，也就是儒家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

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里有段话是这么形容宗族的“在社会和法律都承认家长或族长这种权力的时代，家族实被认为政治、法律之基本单位，以家长或族长为每一单位之主权，而对国家负责。我们可以说家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由国家司法机构处理。这样可省去司法官吏许多麻烦，并且结果也较调和，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是有其社会根据的。有许多纠纷根本是可以调解的，或是家法便可以处治的，原用不着涉讼，更有些家庭过犯根本是法律所不过问的，只能由家族自行处理。家长族长除了生杀权以外，实具有最高的裁决权与惩罚权。

反过来看，法律既承认家长、族长为家族的主权，而予以法律上的种种权力，自亦希望每一单位的主权能为其单位团体的每一分子对法律负责，对国家负责。此等责任或为对国家的一种严格的义务。”

在中国古代是有两套律法被承认的，即家法与国法，《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上有例“婺州郑文嗣、文融兄弟家庭内凛然如公府，家人稍有过，虽颁白笞之。族居时代，人口众多，关系极为复杂，极易引起冲突，若无家法，自难维持秩序。否则郑氏断不能十世同居，达二百数十年之久。” 这说明了，在国家制定的法律之外还有另外一类属于底层的行为规范。但要我们要清楚的是，这个底层的宗族族规并不是与国家政府颁布的法律法规完全对立的，宗族的家法是要向国家的国法负责的，也就是说家法并不跟国法冲突，甚至能作为国法漏洞中的补充。因为国法是很硬性的，具有很强的严肃性，而家法是具有弹性的，从每个地方不同宗族和不同的族规就可以见出。那么也就是说在实际生活中难免会有国法顾及不到的地方，这时侯家法就会对其进行补充或调节。就像现代法律中刑法和民法的作用，或者说类似于美国在同一部宪法下面每个州的法律也各自不同。

同例，“王荣万因堂弟王贵万将坍败公众厅堂修整居住，令出租钱不允，将王贵万钱抢走。王贵万投族，将王荣万寻获，处令还钱。

刘彩文素行不端，为母刘陈氏逐出另居。刘彩文偷窃族人刘章耕牛一双，为事主所悉。将刘彩文拉投族众。族长刘宾以做贼有犯族禁，倡言罚银八十两，置酒谢族，免其送官究治”

根据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族长是有很大权力的，他对家族事务是有最高裁决权和惩罚权的。到这里我们可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家长或族长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会不会用于私利而做一些不公正的处罚。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要承认这样的情况一定会有，但要注意的是它并不是普遍的。我们要清楚的是在国家系统不完善不健康，或者说统治阶层本身就矛盾重重地情况下，政府任命的官员的责任心其实还不如这些族长。在社会动荡时期唯一能真正注意到农民的也就是所谓乡绅或族长也有一部分是地主，往往当地的族长也扮演乡绅地主的角色。他们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实实在在的和农民这些个体有关，可以说是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虽不能以具体的史料来证明，但根据逻辑来推测，如果在出现青黄不接的时候，官府的赈灾措施也许远远不及当地族长或乡绅地主放债措施的效果，政府就像一个体积庞大的巨人，在挥手投足之间，地方上的问题早就已经扩大化了，尤其是在古代通讯不发达情况下，反而本土的宗族势力在处理这样的情况中显得更灵活有效。至于不法奸商，屯粮牟利的地主更不会是所谓用来证伪阶级剥削的理由。

从人性上讲，没有一个地主会想要饿死自己的佃农，也不会有族长真正要对自己的父老乡亲下毒手。相反的是宗族对其当地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以福建，广东一带非常著名的“客家楼”土楼为例。修建土楼的客家人原是中原一带汉民，因战乱、饥荒等各种原因被迫南迁。在他们被迫离乡背井，流离他乡的过程中，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都有深切的体会，不论是长途跋涉的流离失所，还是新到一处人生地不熟的居地，许多困难都得依靠自己人团结互助、同心协力去解决，共度难关。因此，他们每到一处，本姓本家人总要聚居在一起。这样也就形成了客家民居独特的建筑形式（土楼）。由于客家人居住的大多是偏僻的山区或深山密林之中，当时不但建筑材料匮乏，豺狼虎豹、盗贼嘈杂，加上惧怕当地人的袭扰，客家人便营造“抵御性”的城堡式建筑住宅（土楼）。土楼最早时是方形，有宫殿式、府第式、体态不一，不但奇特，而且富于神秘感，坚实牢固。楼中堆积粮食、饲养牲畜；有水井，若需御敌，只需将大门一关，几名青壮年守护大门，土楼则像坚强的大堡垒，妇孺老幼尽可高枕无忧。由于方形土楼具有方向性、四角较阴暗，通风采光有别，所以客家人又设计出通风采光良好的，既无开头又无结尾的圆楼土楼。

这种土楼就可以说是具有浓厚的儒家观念在里面，在这个建筑里，人们都是受着宗族式管理。也正是这样具有人道关怀的儒家式管理方法才使饱尽磨难的“客家人”找到他们自己的桃源圣地。在这个“桃源”里，人们井然有序的生活着，老有所依，小有所希，只要劳动都会耕耘出幸福。而使这个“桃源”合理运行的宗族系统我们能说完全否定它吗？

在教育方面，宗族的“族塾”在官学和私学中间起着桥梁的作用。宗族作为古代社会最基本得组织形式，当然它的成员也就是最多的。那么教育问题就是宗族发展的重要问题，是要排在宗族所要面对的问题中的前列。“族塾”就是利用公共田地，山林等同族共有资产在祠堂或庙宇等公共场所来教育子弟。“族塾”的性质就说明宗族在教育问题上是把它同祭祀、修族谱等公共活动看作一样重要的。

明清时享誉天下的徽商在就有“十户之村，不废诵读”的文风昌盛之象。而明清的徽商最大的特色就儒商结合，这里的“族塾”发展得很完善，形成了非常良性的循环，经商的商人赚钱后出资发展“族塾”，而在“族塾”里就学的学员学成以后大部分继承自己族亲的经商财产继续繁衍成长。在这期中就产生了大量的儒商形式的经商者，比如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

徽商从东晋萌发，唐宋成长，明清繁荣经得起上千年的磨砺，也不能因为一个所谓封建残余的理由而贬低它。

从以上几个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宗族或者说合理的基层组织并不是完全应该被否定的传统文化。可以说类似宗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在自古以来正是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护着它内部的单薄的个体的生命、财产，而并非统治者，反过来最大的威胁全来自专制的政府。因为在一个制度不健康的国家里，宗族就是个体自发组织起来抵抗暴政的唯一屏障了。

当然，作为人本身来讲就是一个追求完美的过程，那么人自己所带来的东西也就不能说是完美的。所以宗族在很多方面的缺陷也是明显的。然而，只要有良知的人对比现代国际社会的情况就能很清楚的知道一个满身脓疮毒瘤的专制国家要远远比一个古板守旧的宗族要危险得多。但这仅仅是对比，本人也并非秦晖先生口中的乡村建设派，也并不提倡什么乡村和谐论，我始终坚信的是只有自己选择的才是最好的，由别人替自己选择的路即便是正确的那也仅仅只是正确的而已，并非最好的。所以我甚至在想，我们现在的文明到底是文明的什么？难道说文明的进程就应该是碾着尸山血海前进的吗？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想，我们反而是在倒退。如果不是为着让生命更加愉悦，如果不是为着让每一个生命真正享受到活着的乐趣，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只是在重复而已，仅仅只是重复。

参考文献：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3.

第三篇：乡村关系、两委关系及宗族派性关系探析

乡村关系、两委关系及宗族派性关系探析——村级民主选举的视角

作者：邓斌，郭春甫，冉志 来源：《探索》2006年第3期

继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成为正式法之后，党的十六大对基层民主建设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农村的村民自治继续向纵深推进，在村委会直选和自我管理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尽管村民自治在我国农村已推行多年，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在实践中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居首要地位的民主选举制度，仍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尝试，是我国基层民主的坚实基础，其实现程度如何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息息相关。因此，分析研究民主选举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2005年6月，笔者所在的西南政法大学承接了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重庆市农村村民自治的现状调查与研究”的相关研究工作，选取重庆市七个村花村、园村、绣村、桂村、鹿村、兴村、和村进行实地调研，内容涉及村民自治的四个主要议题，即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在调查中，调查组成员广泛接触了县乡领导、几个村的两委委员、若干村民等。本文的分析报告主要来源于此次调查，并吸取了有关此类专题的调查报告与理论文献的精髓。

一、民主选举视角下的乡村、两委、宗族与派性关系

村民自治，简言之，就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村级民主选举的目的是要把村干部的选任权交给村民，让村民自主选出可心的当家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选举程序作了详细的规定，如差额、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秘密划票、公开计票、当场公布选举结果等等。在农村村民自治实践中，对选举制度有一定的影响的组织有乡镇政府、村两委、宗族派性等等，进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选举制度产生影响的乡村关系、两委关系与宗族派性关系。

(一)民主选举视角中的乡村关系

乡村关系实际上是指乡镇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也即现阶段所谓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这种治理格局以行政“消极”换取农民积极(徐勇，2002)，使村民自治得以迅速发展，村民自治的制度架构基本形成。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乡镇作为国家基层政权，对本乡(镇)事务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不直接管理基层社会的具体事务；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对本村事务行使自治权。乡(镇)、村之间在法律上不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和直接的“领导关系”，而是“指导关系”。

目前，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活动的指导作用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干预过度，即乡镇政府不适当地介入村民自治过程，如在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中，仍然直接控制选举过程，指派、选派候选人，随意免去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村委会组成人员；另一种情况是指导不力，即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过程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对群众举报的假公开、不公正甚至违法现象不闻不问。尤其是乡镇政府对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贿选、舞弊等现象的“消极行政”，极大损害了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

我们从调查中发现，七个村庄村民对选举的积极性不尽相同。在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园村，村民对于选举积极性高，民主选举符合法定程序，并且很少有外来压力左右选举。而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兴村、和村来说，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不高，选举程序不尽合理。

在一些关键职位的选举方面，存在一些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原则的问题。在村委会成员选举程序方面，乡镇政府强行干涉选举集中体现在确定候选人这一环节。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和村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并不是由海选产生的，而是直接由上级提名，并且乡镇政府为使确定的候选人能够顺利当选，派人挨家挨户做工作。对此现象，民主意识强的村民能意识到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却敢怒不敢言，而更多的村民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是错的，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由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由村民依法直接选举产生，这使传统的乡村隶属关系丧失其合法资格。正因为如此，一些乡镇总是力图通过种种手段操纵选举，使他们认为“听话的”、有能力的人当选。

当选举过程中出现舞弊、贿选现象时，乡镇政府的干预力度不够。在与兴村几位村民的访谈中了解到他们对本届村委会选举存有疑问。其中一位是兴村的一个生产小组的小组长，同时还兼任村民代表，曾经参与过本届村长的竞选。当问及本次选举存在的问题时，他说：“村干部选举是个形式，有一些人在选举中行为不规矩，做一点小动作。这一届的村长选了两次，第一次选我们两个(竞选人)都没有(票数)过半，再选一次的时候，他的票数就比我多出好多了，而且是一夜之间的。”

这是民主选举过程的一个典型案例。实际上在村级民主选举中已经出现了贿选的现象，但是由于有的当地乡镇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制止这种行为，反而采取一种漠视甚至纵容的态度，使贿选出的村干部得到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认可，从而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应。以上调查，反映了乡镇政府对村委会选举指导不力与干预过度并存的现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规定已经确定了乡镇政府各自的权力运行空间。但中国传统的压力型体制(徐勇，2001)导致乡镇政府对村级事务干涉过多，许多乡镇政府仍热衷于把村委会看作是自己的下级或派出机构，习惯于以命令指挥式管理方式干涉村委会的选举。

(二)民主选举视角中的两委关系

所谓两委关系是指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第三条规定了村委会与村支部的关系，规定村支部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依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法理上阐释了村支部与村委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乡镇党委和村支部形成一种上下级关系，村支部是乡镇党委在村级的代理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对村民负责，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一制度安排使村委会更多地成为村民利益的当家人，而非乡镇政府在村一级的代理人(贺雪峰，2002)。

上级党委和农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是上下级关系，是命令与服从关系，农村党支部成为村委会的领导核心；乡镇党委是乡镇政权的领导核心，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也自然而然地从非上下级关系转向实际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可以认为，乡镇政府通过村支部书记这根线牵起了村委会的选举与日常管理活动。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对几个村的两委选举做了考察。1.村支书选举模式

在这七村中，村支书选举模式有很大差别，其中多数村实行党内选举，上级干涉程度不同。还有个别村庄比如园村实行“两票制”选举，即先经村民代表提名，再由党代表选出候选人，然后由全体党员选出支部书记，乡镇负责审批。

2.村委会主任选举模式

如前所述，通过一系列法定程序进行选举。先由村民直接提名初步候选人，再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投票进行预选，选出的正式候选人再进行正式选举；秘密投票，公开唱票，当众宣布结果；然后报乡镇审批。

在七个村村支书的选举过程中，只有绣村村民反映存在上级指定人选的现象。在传统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可以通过村支书的力量来对村委会施加影响。但随着选举状况的变化，乡镇政府把选举工作重心从村支书选举转移到村委会特别是村委会主任的选举上来。在村级组织系统中，村内事务的大政方针由党支部来决定，村委会只是执行决定而已(张乐天，1997)，实际决策的往往是村支书。在花村的调查问卷显示很多人对村支书评价很高，其原因一是村支书的产生经过了民主程序；二是这个村支书是个好人、能人、无私奉献的人。在花村的治理过程中，整个班子比较融洽，正确处理了“代理人”与“当家人”的关系。花村党支部在服从上级领导的同时，强调基层党组织对本村公共事务的原则性领导，放手让村主任去负责具体事务，两个组织分工合作，职能清晰，带动了整个村庄的发展。花村干部的公共服务意识较强，该村在道路、水利设施、公共卫生、合作医疗、集体经济组织、老人协会、文化设施等方面的建设情况取得了令村民满意的效果，为村民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娱乐环境，成为促进村庄和谐的重要条件。这个事实证明，选举对确定两委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虽然在乡村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村两委也会出现因为“代理人”与“当家人”的角色矛盾而产生的关系紧张，但在实践中，根据村民意愿选举出的两委更符合集体利益，两套班子在工作中合作的可能性就更大。

(三)民主选举视角中的宗族与派性关系 在当前村民自治过程中，宗族与派性问题相互纠结在一起，形成复杂的利益关系。现在的和村是由原来的和村与碧村两个村合并后成立的新行政村。笔者在调研时发现，合并前的两个村庄的村民选举中，几乎都存在因血缘关系的亲疏结合而成的各姓宗族势力群体的影子。全村村民依宗族分为几个派别，同姓宗族往往构成一个选举利益共同体。选民往往倾向于将选票投给与自己血缘和利益关系比较亲密的同姓宗族候选人，从而使那些已经在村庄中拥有较大话语权的宗族，在村级组织里面占有主导地位。原和村的五个主要职位被当地三大姓占据。在村庄合并后，面临着村委会的换届选举，此时代表不同宗族的两个村的村级组织机构成员出于维护本宗族利益的考虑，希望能在新的村委班子里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彼此拉拢、套关系的现象就层出不穷。村干部职位博弈的结果就是村庄之间利益的平衡，或者说彼此取得妥协，共同治理村庄。下表为和村选举后的职位分布

从表中可以发现，在村委会主要的五个职位中，和村占据两席，碧村占据三席。合并前的两位原村长没有一位能够进入到现任村级领导班子里面。而原来两村的党支部书记都进入了领导核心。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在和村(无论是合并的两个自然村还是合并后的行政村)村干部之间拉帮结派现象严重。

调查中，据村民反映，在合并后进行的村级民主选举过程中，原碧村的村长得票数最多，原和村的会计差18票。第二天又组织进行了一次唱票，结果原碧村的村长落选，原和村的会计多出2票而当选。

并村产生的干部任命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村民民主意识的准确表达。鹿村由硐村、白村、泉村三个村合并而成，这就导致村民不能对所有村干部候选人都有很深的了解。村民的民主意识表达趋于盲目。原村干部剥夺了村民的民主意识的真实反映，进行暗箱操作，几个同帮派的原村干部商量分享村干部职位。

宗族在村庄合并后更多地以派性面目出现。合并前在代表村里相对弱势的宗族的村干部面临利益重新划分的情况下，有两种选择：或者与代表强势宗族的村干部聚合；或者与外部势力联合。其实这两种选择对弱势宗族来说都存在一定风险，若与强势宗族联合，能否在将来的干部职位分配上拥有一定话语权?而若与外部势力联合，双方能不能一定保证可以在选举中获取足够的职位，或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对方是否一定值得信赖?在这种情况下，弱势宗族的代表一般处于两难取舍，往往就在犹豫和徘徊中失去了联合他人的机会。在上面和村的村委会选举中，没有联合一定力量的原碧村村长就在宗族与派系的联合作用下落选。

二、改善民主选举的基本途径 在此次调研过程中，调研组成员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农村问题的复杂。当我们对两委关系进行专题调查时，却发现两委关系怎么也摆脱不了乡镇政府的影响；而当我们在对宗族与派性关系进行调查中，却发现里面搀杂着乡镇关系、两委关系，错综复杂，纠结不清。而这仅仅是本次调查的几个层面，联想到整个农村的全景，笔者深以为没有多次的深入调查而形成的所谓“观点”其正确性与完整性值得怀疑。因此，本文仅仅是针对民主选举这一层面出现的若干问题提出一些建言。

(一)加强制度建设 1.关于乡村关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基层政府可以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什么是指导，什么是支持，什么是帮助，法律并没有详细规定，其进一步的解释权和执法权往往掌握在具有行政优势的基层政府手中，所以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损害村民自治的“指导”、“支持”和“帮助”。

就选举来说，明确乡镇政府在村委会选举中的职责权限，确定哪些属于乡镇政府管理、监督权限，哪些属于村级选举机构权限，都应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一一做出具体规定。对选举中出现贿选、舞弊行为乡镇政府应采取何种应对措施，乡镇政府干预民主选举应承担何种责任等等问题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关于两委关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应当承认基层党支部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核心领导权，确定党支部与村委会在村庄治理中的分工。在一些乡村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了村委会主任与党支部书记“一肩挑”和交叉任职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治理模式更有利于两套班子的合作。

3.关于宗族派性关系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实际上这里面对宗族派性在操纵选举方面作出了法律上的惩戒规定，但是实施起来难度很大，因为往往宗族派性在选举中是隐蔽的，村民在选举中心照不宣地会选举自己熟悉或本宗族、派系的人。笔者建议，以选举后村干部的政绩来考察是否在选举中出现了宗族派系操纵选举的现象。若村干部在任期间，代表的始终是一部分人的利益，而这一部分人是较明显的宗族、派系，则基本可认定在选举中宗族有操纵选举为自身谋利的动因。因此，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应加入事后监督的相应条款。

(二)增强村民民主意识

由于我国过去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官本位”的思想对农民的影响根深蒂固，农民的民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还很薄弱，他们对村里的政策参与积极性不强。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村庄居住点，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较弱，对民主权利的要求比较少，容易满足。而地理位置较为开放的村庄居住点(比如靠近乡政府或者靠近道路的村庄)，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较强，对民主权利的要求比较迫切，维权意识较强。从村庄的富裕程度也可以得出类似结论。

据民政部统计，中国85%的农村已经建立了实施民主决策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重大村务基本上都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初步改变了过去大事小情由少数几个村干部决定的状况。同时，决策的程序逐步完善，决策内容逐步规范。因此，民主选举村委会成员的制度，将有助于启蒙农民的民主意识特别是民主主体意识，也使广大农民体会到了这种民主制度给他们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从而为他们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其他形式的自治活动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上海社会科学院民主政治研究中心.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04年)[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2]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3]仝志辉.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5]张乐天.公社制度终结后农村政治与经济——浙北农村调查引起的思考[J].战略与管理，1997，(1).[6]张紧跟.村民自治的困境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7]金太军.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J].战略与管理，2002，(2).[8]赵秀玲.当前中国村民自治的难题及突破[J].社会科学辑刊，2001，(6).[9]肖唐镖.农村基层治理与民主实践中的宗族问题[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3，(5).[10]肖唐镖.宗族与村治、村委会关系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01，(9).[11]毛寿龙，李梅.三农问题背景中的村民自治[EB/OL].www.xiexiebang.com/200411/.基金项目：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重庆市农村村民自治的现状调查与研究(2003-ZZB-01)。

作者简介：邓斌(1969-)，男，四川富顺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郭春甫(1976-)，男，山东泰安人，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冉志(1955-)，男，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

第四篇：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社 会 学

系别：历史系年级：班级：姓名：蒋景涛学号：

10届 01班

2010091121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 农户宗族和乡村自治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 分析了在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功能、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文化功能的不同。

关键词: 宗族;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特别是进入20纪90年代以来, 宗族与农村自治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很多学者都从实地案例出发, 分析了宗族在农村自治中的作用和影响, 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的历史演变的角度, 对宗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20世纪初中国乡村治理模式

(一)20世纪初, 即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认识, 国内学者主要有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无为政治下的乡绅社会模.和秦晖为代表的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模式。乡绅社会模式认为自秦置郡县以来, 历史上从来都是皇权止于县政。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 传统政治的无为主义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 不使他进入人民日常的地方公益范围, 地方上的公益由自治团体管理。大共同体本位模式受到马克思对古代东方专制国家看法的影响, 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过分强大, 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 乡村社会的权利结构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 1]。如上所述,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权力渗透下的乡绅社会模式。因此,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依靠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权赋予的权力;二是在乡村长期蕴育的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宗法制度的国家, 国家将道德法律化、宗教化, 家法和国法的本质是统一的。乡村治理最终是通过中央在乡村的代理和乡村自治团体共同管理的。由于中国乡村的特点, 政府都倾向于选择在乡村有治理经验的宗族首领或是当地有威望的乡绅作为自己在乡村的代理。因此, 在20世纪初宗族在中国的乡村治理中占有主导和重要地位。

(二)乡村治理中宗族的功能。由于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功能单位, 对乡村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因此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是多元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沟通功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 宗族中有威信的族人是政府笼络的在乡村的代言人。清朝晚期在乡间的乡正、里正等都是由族长担任或是由族长推荐人选;在民国时期亦是如此。族长或是族长推举的人的首要标准是德, 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作为族人的代表。一方面, 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他们在村中收取赋税、传达上面的旨意。另一面, 他们又作为乡间利益的代言人, 当族人或是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会拒绝服从上面的旨意, 或是代表族人或村民向上面反应情况。

2.经济功能。宗族的经济功能是指宗族利用族产的经济收入开展宗族内部的公共活动的功能, 同时族人内部形成社会保障的功能。冯尔康认为, 宗族经济主要是土地田产即族田

[ 2 ]。研究者一般认为族田作为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清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关于族田的管理和经营, 学者们普遍认为, 族田由地主阶级管理, 其经营方式因具体情况不同, 分别采取佃仆制和一般的租佃制, 只有少数采取族人轮耕的轮种制。族田主要有庄田和祠堂田两种形式。在江南地区, 祠堂占有土地比义庄少, 其收入主要用于祭祀及族人聚宴。而义庄则主要由官绅阶层所建, 故规模较大, 其收入除用于祭祀外, 还用于族内办义学及救济族内贫民等 善举[ 3 ]。当族人内部家庭出现变故, 族人内部会相互扶助。父母双亡的孤儿, 族人会收留这个小孩, 把他抚养成人。

3.组织功能。宗族的组织功能是指以血缘为纽带, 以宗族组织为载体, 以广大族众为基础, 在族内动员社会力量, 组织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的功能。费孝通说:“ 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 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 经营各种事业。[ 4] 族人社会传统的中国农村, 组织功能是宗族最重要的一种功能, 它使族众在血缘的作用下形成一个整体, 必要的时候在行动上达到一致, 使宗族势力得到张扬。从一定意义上说, 稳固的宗族群体能给族众提供一种安全保障。他们在有外部侵扰的情况下, 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 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

4.协调功能。宗族的协调功能是一种以宗族权威为主体、以族规祖训和乡规民约为基础, 协调宗族内部关系、调解族内纠纷的功能。宗族都有自己的权威, 这种权威象征着祖宗的法杖, 对广大族众有很强的约束力。诚然, 族权具有浓厚的封建糟粕, 但其作为协调宗族内部关系和调解族众纠纷的功能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农村历来是法律难以延伸到的一个角落, 乡间社区的各类关系及其纠纷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的法制来协调, 相当一部分是靠宗族内部自我调节的。

5.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是一种以传承乡间传统礼俗为特征, 以形式多样的宗族活动为载体, 唤起广大族众历史感、道德感和归属感的功能。在乡村社区, 宗族活动是传承村落家族文化的有效形式, 如舞灯、赛龙舟、祭祖、唱族戏、修族谱祠堂、婚丧嫁娶等等。在一系列宗族活动中, 族众既满足了文化娱乐的精神需求, 也受到了传统礼俗的熏陶, 从而使宗族进一步增强了内聚力。

二、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

(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乡村治理模式在这一阶段, 超强社会控制与单一权威格局下 宗族功能萎缩。这一时期, 中国的党政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表现在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无情专政, 经济上的高度集中, 思想上的高压禁锢。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社区只存在单一的党政主体权威, 其他任何非主体权威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族权作为旧秩序的典型代表更成了重点专政的对象, 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被视为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被视为旧势力和旧观念。于是, 宗族的功能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 从表面上 看, 宗族似乎销声匿迹了。然而, 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乡村地区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 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宗族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只是其活动的方式更加隐蔽了, 功能日益萎缩了, 影响力下降了。这一时期的宗族仍保留了其有限的组织和协调功能, 乡村社区时而出现的宗族械斗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 我国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放松了政治控制。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 国家控制一切的局面被打

破了。此后, 随着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 宗族组织逐渐活跃起来。但是, 宗族组织的功能还是十分有限, 其很多功能都已经转移到政府机构或是实现了市场化, 其功能的分化如下:

1.作为上级政府与村民的纽带的功能。建国后, 我国在乡村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结构。1990年, 国家立法要求各村实行村民自治, 建立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的管理机构, 自此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成为村级事务的管理部门, 同时也成为村和上级部门联系的纽带。政府的事务, 如收税收费, 计划生育等各项事务都是村两委来具体执行。在现有村级民主不够完善的条件下, 村两委不能充分代表村民的利益和意志, 特别是在村两委的组成人员是由上级制定的情况下。因此, 在遇到与村民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后, 村民的利益很难得到有力的保障。

2.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前, 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宗族的集体财产不复存在, 宗族的经济功能也完全瓦解。改革开放后,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的经营权划归所有, 也不存在集体的经济。虽然大部分地区的宗族活动有所复苏, 但是经济功能仍是十分薄弱。不过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一些宗族内部集资或是某些族人捐资设立了新的形式的族产, 形成了新的宗族经济。但是这些族产的规模一般较小, 主要作用是为宗族祭祀、祠堂维护提供经费, 若有多余用做救济族内的贫困家庭或是扶助老人。如地处珠江三角洲鹭江村中的车氏宗族, 1985年其在香港的族人车榕柏捐资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厂房, 1989年宗族在原厂房的北侧又建了两栋四层的厂房。其每年的收入主要的支出内容为: 族祭10万左右;村中车氏居住地带的公共设施7-8万元;平均分给车姓的四个经济合作社20-25万元;给农民退休的老人(55岁以上)每人500元/月, 共10万元左右。同是鹭江村的莫氏家族, 2000年保留了祠堂原有的门面, 并使之与拆除主体后新建的五层出租屋合为一体, 获得了客观的效益[ 8]。但是由于失去强烈的宗族一体的意识, 加上经济基础的分散, 宗族社 会保障的功能也已经基本丧失了。在农村家庭有人患了重病, 只能通过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借贷筹款, 族人的概念已经疏离了。

3.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由于村两委的建立, 宗族作为正规的组织机构和村民关系的协调机构已经退出了。但是宗族隐形的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还不能忽视的, 特别是在姓氏构成比较单一或是宗族观念比较强的地区。

4.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的专政的环境下已经完全萎缩。改革开放后虽然环境有所放开, 但是随着新一代人成长环境的变化, 传统文化的流传出现了断层。除了婚丧嫁娶这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还保有传统文化的方式, 以及显示宗族存在的祭祖活动, 宗族内部相互扶助, 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已经陷入停滞。鹭江1948年时族祭的种类主要有开灯、清明祭扫和春秋二祭等。一些仪式为宗族的凝聚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象征。因为共同的崇拜、共同的仪式证明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益。而今, 昔日的神诞庆典远逝了, 岁首开灯和添丁报喜的仪式未见恢复。令老人们兴奋不已的舞狮场景, 也已变成了对阖族同庆生活的追忆。[ 8] 传统文化衰落的同时, 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的农村新文化根基是十分浅薄的。电影进农村、样板戏进农村都成了昔日的回忆, 电视是大多数农村地区唯一的文化活动方式, 很多农村地区的集体文化生活近乎空白。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农村地区赌博等不良的文化风气趁虚而入, 在农村地区形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建国以后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宗族组织存在的基础,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宗族组织的功能完全由政府承担。改革开放后, 政府的力量逐渐退出了农村

治理的范围, 但是农村社会保障、道德教育、文化功能既没有由宗族承担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又没有新的机制来保障这些功能, 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道德教育和文化都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

参考文献:

[ 1]..张明琼.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和优化[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1).[ 2]..冯尔康.清代地主阶级论述, 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3]..苏南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M ] , 1953: 573.[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王天意.宗族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 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5(4).[ 6]..费孝通.东方之子..大家丛书..费孝通卷 [M ].北京: 华文这些出版社, 1999.[ 7]..孙庆中.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 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3(5).

第五篇：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决定未来（范文模版）

性格决定命运，习惯决定未来

习惯是人之根本，一个人的习惯如何，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败。好的习惯可以使人受益非浅，不好的习惯也同样可以使人后悔终生。好的学习习惯会提高学习效率，它还是成功的开始；好的学习习惯，能让我们在学习中游刃有余、事半功倍；好的学习习惯是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好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一个逐渐培养的过程，一旦形成便受益无穷。可是同学们，你们知道怎样才能形成好的学习习惯吗？是一个人反复实践，持之以恒的才形成的。良好的学习习惯会使人走向成功的彼岸，它是成长必经的道路，是成才的重要条件，是一个人素质的体现，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好的学习习惯是一个人学习成绩的基石，好的学习习惯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减轻学习负担，会使乏味的学习充满乐趣，让学习成为每个人快乐的源泉。

人人都想提高学习成绩，坐上第一的宝座，享受第一的荣誉。可是，怎样才能提高成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几句话，“习惯是成功的前提，成功是习惯的积累”。成功必须依靠习惯，而习惯又是什么呢？其实，习惯不是什么高远的东西，习惯就在我们身边，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只不过，是有人把他隐瞒了而已，没有发掘，而有的人发现了习惯的存在，用好的习惯来管束自己，让自己从悬崖的边缘中逃脱。学习习惯，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比如课后及时的预习课文，写字时遵守三不要，认真完成作业等等，要想养成学习习惯并不难，难的是你是否能能坚持，你想不想。养成很好的习惯，自主能力就能提高，让习惯为自主生活打好基础。好的学习习惯是成功的开始，是成才的基石

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啊，人生的旅途还很漫长，学习的道路更为坚难。如果你想攀登知识的高峰，那么就请从养成好惯开始吧！让好习惯永远伴我们同行点评：制订并明确学习上的目标，以此来激励自己，提高了学习的习自觉性和主动性，并以兴趣激活学生学习的乐趣，良好的学习习惯将为你勇攀知识高峰而助一臂之力。

六年级:成长是美丽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