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与解析

第一篇：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与解析

我国《行政诉讼法》于1989年颁布，1990年实施，标志着当代中国“人治时代的终结”、“法治时代的开始”，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的法治进程。（注：龚祥瑞：《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但毋庸讳言，《行政诉讼法》实施的十年，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十年，成效与问题同在，动力与阻力共存。“民告官”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令人欢欣鼓舞，但存在的诸多困难与阻力又使行政诉讼步履维艰，让人忧心忡忡。可以说，“行政诉讼的现状并不乐观，在许多地方，用‘走入困境’来形容并不为过，也并非危言耸听”。（注：陈有西：《对行政诉讼困境的宏观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我国的行政诉讼，令人堪忧。一 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 我国行政诉讼面临的困境，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困境一：行政诉讼案件少。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刑事案件相比，显得较为冷清，突出的表现就是行政案件受理的数量极低。以1996年为例，全国法院行政案件的审结数仅为79527件，而法院审结各类案件的总数为5273544件，仅占各类案件总数的1.52%；即使是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与现实中实际发生的具体行政行为相比，也是微乎其微，凤毛麟角；同时有资料表明，这几年行政案件的增长速度也明显减慢，比如1990年——行政诉讼法实施的第一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审行政案件为13006起，1991年为25667起，上升率为71.35%，1992年以后上升率急剧下降；从1993年到1998年的6年间，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为37万多件（但各年并不平衡，1998年一年的行政案件为98463起，就占了这几年总和的27%），这个数字与全国现有12亿人口的绝对数量相比，总起诉率只有万分之二点三。比如1997年，在我国每100万人中，仅有60人提起行政诉讼，而有些国家，每100万人中就有几百人提起行政诉讼（注：高娣：《行政诉讼：民与“官”在法律的天平上》，载《法制日报》，1998年9月23日。），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少得可怜。我国行政诉讼案件少，这是由于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较少受到侵害的缘故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只要看一看各级信访机构收到和接待的近于天文数字的来信来访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行政案件少，并不是行政争议发生的少，而是大量的具有行政意义的案件没有诉到法庭。困境二：行政案件撤诉多。行政争议案件不仅起诉率本身就很低，而且行政案件审结时的“撤销率”远低于“维持率”，“维持、撤销案件率”远低于“撤诉率”，而撤诉案件中“正常撤诉率”又远低于“非正常撤诉率”。例如据南阳地区统计，在该地的五县市法院的裁判中，平均撤诉率就高达37.5%，几乎等于平均维持率（23.4%）与平均撤销率（14.4%）二者之和。在我国行政诉讼案件中，有些撤诉属于正常撤诉，但大多数属于“非正常撤诉”，“非正常撤诉”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行政机关对原告威胁、恫吓、欺诈，或对原告行使诉权设置障碍，进行刁难，导致原告违心撤诉或者被迫撤诉；二是部分审判人员在审理行政案件时，为照顾行政机关的面子而打“和牌”、“变相调解”，他们或者说服被告，让被告给原告私下许诺，满足原告的要求，或者动员原告申请撤诉。（注：龚祥瑞：《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127页。）行政案件撤诉率与非正常撤诉率高，导致案件中途流失，这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的现象。[!--empirenews.page--] 困境三：行政诉讼审判难。一方面，由于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规避法律，凡是有可能被诉的行为，都交由党委或党委书记去做，事实上许多行为都是由党组织作出的，而《行政诉讼法》尽管实现了对政府的法律控制，但却控制不了党组织，由于党不能作“被告”，所以党的部门往往成了违法行为的“避风港”，正所谓“党委作报告，政府作被告；书记出点子，乡长挨板子”；另一方面，行政审判受到的其他方面的压力也很大，法外干预很严重，领导作“批示”，走后门，托关系，整个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也很难避免。正是基于上述的压力，许多法院对行政案件不敢作出撤销或变更的判决，而大量的是借助于不予受理、驳回起诉、强迫撤诉等非正常的方式结案，一种“异化”了的非正式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正在形成。困境四：行政裁判执行差。我国的行政诉讼案件不仅受理难、审理难、判决难，而且执行难、执行差，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裁判，大多成了“司法白条”，尤其是判令行政机关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赔礼道歉、限期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案件，难以得到兑现。在现实中，一些被执行组织由于“履行不能”、“囊中羞涩”，自己的工资都发不上，哪能管得上相对人的死活？还有些行政机关，即使有能力履行，但横行跋扈，肆无忌惮，根本不把法院放在眼里，“你判你的，我干我的”，常常以法院裁判影响当地“经济发展”为名，拒绝履行法院裁判。可见，我国的行政诉讼犹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行政行为失范，行政诉讼低迷，“民”与“官”在法律的天平上，严重失衡：“书面中的法”与“现实中的法”，严重脱节；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治，犹如一盏“不发光的灯”，任重而道远。二 我国行政诉讼面临困境的成因 我国的行政诉讼陷入困境，被学者们称为“宪法意义上的挫折”，即构成宪法本质的那些意义的失落，宪法规定与行政法治“没有表达为一种现实的机构与制度，没有被公民与政府的意识解释或主张”。（注：杨海坤、朱中一：《90年代中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会1999年年会论文；）具体说来，我国行政诉讼面临困境的成因主要有： 成因一：观念上严重滞后。首先，从整个社会的观念来看，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与法治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在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官贵民贱”、“下不能犯上”、“民不能告官”、“怕官”、“忌诉”、“息事宁人”的思想严重，“官本位”、“等级制”的权力观念和官僚主义作风盛行，崇尚人治，轻视以至否定法治。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往往是掌权人的一个表态、一张条子，就足以使法律扭曲变形，使办案人员不得不唯命是从；实践中的“条子案”、“首长案”、裙带关系、门户关系、尊卑关系，不仅给社会带来不正之风，同时也阻碍了行政诉讼现代化的实现。其次，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来看，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许多公民在自已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犯时，不敢告、不愿告、不知道告、不会告。由于许多事情行政机关说了算，老百姓只能服从，不容质疑。稍有不恭言行，轻则受到批评斗争，重则遭到打击迫害，甚至被“专政”——这致使老百姓害怕、畏惧行政机关，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露，何来奢谈什么“告”行政机关。况且，即使今天将行政机关告到法院，明天仍在它管理下生活；今天把行政机关告赢了，明天它还可以以其他理由或借口来惩罚你，正所谓“赢了一阵了，输了一辈子”，“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告了不值！况且在许多人眼中，法院与行政机关都是“官府衙门”，必然会“官官相护”，告了也白告，所以许多老百姓只能“民不与官斗”，一忍了之。并且，现实中也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行政诉讼为何物，即使有的老百姓听说过，但也不知道如何告，到哪个“衙门”去告，要经过哪些程序，履行哪些手续，缴纳多少费用等，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实践中就很少起诉。这也是导致行政诉讼案件少的直接根源。[!--empirenews.page--] 再次，从行政机关来看：“胜诉了喜笑颜开，败诉了怒气冲天”，不少行政人员“官本位”观念极重，抵触情绪较大，认为行政诉讼不利于行政管理，妨碍[1][2]下一页 了行政效率，观念难以改变，不敢或羞于当被告，于是就对原告威胁、恐吓、打击或报复，对法院行政审判不配合，利用手中各种资源分配权制约法院，对法院审判施加直接或间接压力，有的直接向法院扬言“你给我输案子，我就不给你票子、房子、车子”，甚或搬动上级领导说情，采取“组织措施”，撤换行政庭庭长、法院主管院长，以达到干扰、阻碍行政审判的目的。最后，从法院方面看，一些法院对有些行政案件，如计划生育、城市拆迁、乱收费、农民负担等，不敢管、不敢问，怕踩“告压线”，以为一旦受理了，就是对政府的“大不敬”，给政府“找麻烦”，“支持群众告政府”，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它不能从根源上疏通解决渠道，而是以高压手段，强迫人们就范，以求得一时的“稳定”。这种观念存在于一些掌权者心中，行政诉讼面临着不应有的责难、压力和困惑。总之，上述行政相对人、行政机关、人民法院以及整个社会观念上的缺失，乃是导致我国行政审判面临困境的主观原因。成因二：制度上的先天不足。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确立于市场经济尚未建立之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它的弊端与缺陷日益暴露出来，这主要体现为：一是《行政诉讼法》本身不完善，某些规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二是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相互之间矛盾、冲突，给行政执法和行政审判带来不便；三是行政诉讼法还缺少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具体说来： 1.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太狭窄。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而对大量抽象性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无权进行审查，这大大制约了行政相对人权益的保障程度； 2.行政诉讼当事人制度不完善。首先，就原告资格而言，法律仅规定直接利害关系人享有诉权，而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行为间接侵害或不利影响时是否具有原告资格，则未明确，这导致在实践中，该类被间接侵害的人大多被排斥于行政诉讼之外；而在被告资格上，法律对委托与授权的界限区分不明确，造成规章授权或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授权的组织能否作被告，以及对某些临时性机构和综合执法机构被告资格的认定也不明确，由此造成行政诉讼工作量的增加和度的难以把握。3.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不力。我国行诉法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审判是否合法进行监督，但对监督的方式、途径、效力等方面规定的甚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从而导致现实中行政监督行为的失范。4.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不完善。行诉法对原告举证的性质、被告举证的范围、程度，被告补证的限制以及人民法院调取、审查、运用证据的规则等，都缺少操作性规定。5.行政诉讼中法律规定的重合、冲突现象严重。由于我国行政诉讼适用的法律规范是由不同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层次多，数量大，相互之间发生抵触、矛盾，甚至不一致的现象十分普遍，而行政诉讼立法对其在审判适用中遇此情况如何处理，所做的规定较为原则，仅规定了报请上级或国务院进行解释或裁决的制度，致使一些行政案件在法定期限内难以审结，某些行政争议长期不能解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empirenews.page--] 6.行政案件的执行措施不完善。由于我国还没制定出专门的强制执行法，“执行难”，执行中混乱状况甚为严重。可见，由于我国行政制度上的先天不足，“营养不良”，导致了现实中行政审判的不规范。成因三：行政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在我国，行政执法环境不尽如人意，除了上文列举的部分情形外，最主要的体现为“行政审判不独立”。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行政审判外部不独立。对此表现有四：（1）审判机关相对于人大来说不独立。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人大机关负责并汇报工作。但现实中，一些地方人大对人民法院超常“个案监督”，不仅严重影响了法院独立审判，更会导致立法权僭越司法权；（2）司法权相对于行政权来说不独立。尽管立法上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任何个人的干涉”，但现实中，行政权高于司法权，行政机关干预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情况并不少见；（3）审判机关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上，仍未理顺；（4）人民法院没有独立的用人权、财政权，法院的人、财、物，审判人员的住房、子女上学、就业的等都受制于行政机关，法院对行政机关有“天然”的依附关系，这样审判机关的独立地位很难保证。以上四者，构成了行政审判外部不独立。第二，行政审判内部不独立。在审判机关内部，行政审判组织不独立，表现为：（1）行政审判组织没有独立的裁决权，合议庭一个案件审理后，要向庭长、院长“层层汇报”、“层层审批”；（2）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3）审判人员不独立，我国实行的是“法院独立”，而不是“法官独立”。以上三者，构成了我国行政审判内部不独立。综上所述，由于以上“观念上的严重缺失”、“制度上的先天不足”，以及“执法环境上的不尽如人意”，导致了我国行政诉讼审判难的现状。三 摆脱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出路 通过上文关于我国行政诉讼困境与成因的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行政诉讼在我国陷入困境，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对于我国行政诉讼的现状，用“困境”一词来概括，似乎有失偏颇，但笔者很难找到更合适的用语。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周年了，但我们不可因此而盲目乐观，欢呼雀跃，因为“时间”代表不了什么。我们需要的态度是慎重而求实。十年来，我国行政诉讼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些“成就”绝非象有的学者所吹捧的那样“光辉”、“伟大”，因为任何“成就”都应得到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该项制度与其经济、社会发展适应程度的印证。至于我国行政诉讼面临困境的成因，本文的分析难免牵强附会，因为任何“分析”都不过是学者们的“猜想”与事后的归纳而矣。我国行政诉讼陷入困境的真正根源，则极可能是多方面的、“非条理”、“非系统”的。如何走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困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但摆脱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路径，笔者预言，肯定是“多方面”的，而绝非是“单一”的。任何谋求“一针就灵”、一蹴而就的努力都只能是一种徒劳。因此，本文仅仅只是奢望通过对我国行政诉讼的透视，引发人们的关注与思考，而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千文字中，开出什么“灵丹妙药”。以下几点也仅仅是作者列出的、自认为较为重要的、摆脱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出路”：[!--empirenews.page--] 出路一：观念更新——克服官本位，树立民本位，政府不得为非，民权神圣不可侵犯； 出路二：制度重创——修改行诉法，消弭立法冲突；明确法律规定，扩大受案范围，提升主体地位，加强检察监督，确立行政违法推定原则，完善证据制度，落实裁判执行； 出路三：审判独立——走出行诉困境的根本出路在改善执行环境，建立行政法院，加大司法审查，严格党政分开，真正实现我国行政审判的“内部独立”与“外部独立”。综上所述，如何摆脱我国行政诉讼困境的现状，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我国的行诉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

第二篇：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摘 要]中国的城镇化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加快转变城镇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发展能力和水平，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至关重要。世界经济史表明，推进城镇化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选择。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综合改革破解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积极稳妥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3-0049-05

一、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

1.从经济规律看。世界经济史表明，推进城镇化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这也是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和如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战略选择。工业革命以来，一个国家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都借助了城镇化这个平台。实践证明，发达国家成为强国的过程，也是其城镇化率逐步攀升的过程。转型时期的中国，必须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着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最终实现现代化。

2.从国家战略看。党的十八大和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了部署，明确要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城镇化，没有先例可循，单纯拿来主义不可行，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把握好方向。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1.27%，首次超过50%这个城镇化拐点，标志着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即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的城镇化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必须凝心聚力，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按照“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新型城镇化标准，真抓实干，破解改革发展难题。

3.从生产要素看。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根本的因素，离开了劳动者生产力就失去了内涵。劳动工具需要人去创造和使用，劳动对象需要人去作用，离开了人，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就成了不发生任何作用的废物。人们常说的生产力都是讲的社会生产力，即群体生产力，而不是个体生产力。群体生产力就有一个合力和分力问题，只有群体生产力中每个劳动者的奋斗目标一致，合力才能最大化发挥出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全国人民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常住人口，其需求无非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帮扶下，在企业最大化承担社会责任前提下，居民必须最大化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努力让自己过上一天比一天好的日子，每个个体都好了，全民都好了，国家就好了。所以，要让生产力中最活跃的每个人内心都充满希望，从而创造价值。要让广大农村居民和转移人口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努力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和谐社会。

其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角度看。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对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最紧要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目标的关键在“全面”，这里的“全面”不光体现在涉及领域的全面性，也体现在覆盖人群的全面性，即“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发展的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也揭示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发展成功与否，最终的判断标准是人民是否共同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

二、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问题

世界经济史表明，城镇化率50%是个拐点，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国家社会变革的标志，而且是与城市乃至于整个国家社会管理风险紧密相关的警戒线。大家比较熟知的历史事件有伊朗发生的霍梅尼革命，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巴西以及历史上的英国都在城镇化率50%的当口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事件。我国2010年的城镇化率是49.7%，2011年达到51.3%，说明我国正处于城镇化拐点阶段，因此，必须高度关注民生，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我们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1.户籍制度问题。上世纪50年代的户籍制度沿用至今，已经成为阻碍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镇的主要制度性障碍。当前，我国有2.7亿左右农民工实现了职业转换和生活地域转移，但却没有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49亿，城镇化率为54.77%，然而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6.3%，两个数据之间的差异，根子在于当前户籍制度。客观地讲，我国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不断推进，但没有实质性进展。原因之一是户籍附带着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地方政府苦于财政压力，没有足够的积极性为转移人口落户，近年这种状况虽有改变，但一些地方政府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针对本辖区的农业转移人口，而针对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门槛仍然较高。部分城镇虽然实行了居住证制度，但配套措施跟进不够，农业转移人口在相关社会保障方面没有“市民化”。原因之二是城乡区域之间的二元结构。中国是政治资源参与分配的国家，幅员辽阔，东中西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方面差别巨大，就像地理学概念中的自然资源分布区间分割线――“黑河腾冲线”标明的一样，该线的右下端既是自然资源的分布密集区，也是社会资源分布的集中区。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了追求工资性收入，离土离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城镇化无法实现，人口大量异地转移，导致“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现象，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

2.土地制度问题。土地问题涉及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如何配置土地资源事关城镇化建设进程。伴随快速城镇化进程，农村人口大量转移、人地分离现象较为普遍，“谁来种地”“怎么收益”成为城镇化发展面临的严峻问题。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了承包地入股到合作社的试点，但土地入股“非农化”时有发生。承包地流转，到手的只有租金；入股，则所有增值部分都能分享。但在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经常以发展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由，擅自集中农户承包地对外招商引资，搞强迫入股，画饼充饥，以经营权入股之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性质，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受到挑战。近年来，我国积极开展农村土地管理法制建设，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土地流转缺乏长效约束机制，管理决策不善，经营监管不力，随意性大。农村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不能自由流转，需要通过国家征用转化为国有土地才能进入市场。土地收益分配过程中，地方政府拿大头，集体和农民能够分享到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十分有限，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受到制约。此外，农村宅基地流转范围非常有限，按规定只能在本集体范围内流转，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3.公共服务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义务教育、就业创业服务、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城镇化水平相辅相成，相互制约。新型城镇化以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民生与民权的代名词。但实际情况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并没有与城镇化率的提高同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直辖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城镇化水平脱节。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仍有障碍，农业转移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不能享受再就业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医疗保障体系有待健全，在城镇参加社会保险的比率和保障水平偏低。第一代农民工已经面临养老问题，工伤和养老保险没有应保尽保，农民工没有被纳入城镇居民失业登记的统计范围和城市最低保障覆盖范围，住房保障体系亟待完善，公共租赁住房供给不足，农民工居住条件艰苦，缺乏将普通外来农业转移人口纳入保障性住房的机制。

4财税金融问题。我国的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2/8现象，一度超过80%的财政支出集中在20%的区域，国家在公共服务设施投入上总体以城市为主，尽管中央提出新增投入向农村倾斜，但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差距很大。由于农业平均利润率偏低，农村有限的资金还在通过邮政储蓄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流向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工作机制有待完善，各级政府财政预算没有纳入农民工公共服务专项支出，经费来源没有保证。各级政府在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事权有待于进一步厘清，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支出责任应进一步明确，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原则固化，没有根据区域内人口基数的变化而做出相应调整。地方财政收入大多依赖土地出让收入，部分地方政府经营城市、服务一方百姓的能力不强，极大制约了财政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支持，多元化的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有待完善。此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有待健全，针对农村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产品研发不足，资金融通方面灵活性不够，严重制约了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支持。

5.城镇建设和管理问题。城镇化建设一度存在只求速度和规模，不注重质量和效益的情况，急于求成，贪多求大，把推进城镇化搞成了“圈地运动”、“造城运动”等，粗放、低水平扩张状态导致个别地方的城镇化率存在水分。地方在推进城镇化建设方面，普遍缺少长远规划，缺少系统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质量差，硬件建设与城市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软件”能力提高不协调。自然增长式的城镇化给城市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部分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出现了顽固的“城市病”，挑战了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的能力。部分中小城市承载新增人口的能力明显不足，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吸引、留住、用好转移人口方面的能力十分薄弱，必将严重制约“三个一亿人”目标的如期实现。当前一些地方仍将城镇扩张、新城新区建设和土地资源大面积开发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抓手，其中不乏对自然生态和资源环境造成了较大破坏，对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没有底线思维，无限透支。节能减排工作没有严厉的长效考评机制，健康安全的环境质量和公平共享的环境公共服务得不到保证。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对策

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解决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问题，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方面各项改革基数的统计和测算，摸清底数。同时强化法制保障，让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有保障，尤其要保证居民部门的利益，底线是不受损，目标是追求最大化。政府部门要适当地退出利益博弈。要围绕新型城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地”、“钱”等要素，通过深化一系列配套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转移人口转变身份、保障权益和尊严，最大化释放改革红利。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部署，到2020年要努力解决1亿左右已进城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的落户问题，其他已进城但未落户的人口要通过建立居住证制度来解决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当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重点是落实好农业转移人口在不同类型城镇落户的政策，疏堵结合，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主要任务是解决已经转移到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落户问题。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并且保证户口登记与实际居住地相一致。使户口逐步与各项公共服务脱钩，消除城镇内部依然存在明显的二元结构。各级党委政府应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积极创造条件，不断扩大为居住证持有人提供公共服务和便利的范围，提高服务标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总之，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按照自愿分类、公平有序的原则，逐步提高户籍人口比重。

2.完善土地制度。我们必须本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保障农村转移人口权益，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切实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收益分配权，保障好“三权”对于顺利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至关重要。“三权”其实对应的就是“三块地”。一是对于承包地，加快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强规范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及服务体系，健全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地的准入和监管，根本目的在于保证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和担保。二是对于宅基地，要先试先行，稳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和转让，农村转移人口就可以利用这笔相当可观的财富作为他们进城后的安家费和事业启动资金，同时有助于城乡要素的交互循环。三是对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允许其出让、租赁、入股，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交易市场，实行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价”。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试点必须严格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进行，防止侵蚀集体经济和农民利益。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积极开展土地综合整治与保护，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总之，要审慎稳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触碰三根红线，即“土地公有制性质不变、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破、农民利益不损失”，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完善保障机制。

3.推进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实现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逐步理顺事权关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探索农业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由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居民几个层次共同分担。分配一般性转移支付要考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带来的增支因素，分配专项转移支付要逐步按照常住人口口径计算，切实缓解一些城镇因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而增加的财政支出压力。加快地方税收体系建设，稳定地方税源，合理确定土地出让金的分配比例，提高其使用效率，最大限度减少土地财政。为了保证城镇建设资金链的接续，我们要改革投融资体制，优化资金链条的供给模式，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通过特许经营（PPP）等方式参与城市基建投资和运营，充分利用境外资金并做好对外资的监管。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允许其通过投融资平台发债等方式多渠道融资，从而提高城市基础设施承载能力。二是通过金融体制改革，保证城镇化推进所需要的现金流。要建立多元化的农村金融体系，大力发展农村金融服务。该体系既包括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也包括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非银行机构，还有农村保险、担保、征信、农产品期货等机构。上述机构都要创新农村金融服务，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房屋产权、农村基础设施使用权能够抵押或质押，融通资金，为新型城镇化助力。

4.增加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高教育质量、促进就业创业、缩小收入差距、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等八个方面的部署，这既是关于共享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也是我们推动共享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实现在常住地的农业转移人口“有活干、有学上、有房住、有保障”的目标，必须解决他们迫切需要的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就业支持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一是解决农民工进城的问题，必须把农民工子女逐步纳入到公立学校体系，把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政府尤其要增加专项投入，加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专业技能培训，增强他们在城市乐业的本领。二是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保障制度体系，要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鼓励一些存量房较大的房地产企业转型为以批量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这将极大地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更有助于消化巨大的房地产库存。三是改善城镇常住人口的居住条件，兼顾城镇和乡村的困难群众，既要将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其家属纳入城镇住房保障实施范围，也要着力改善城乡住房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棚户区改造等保障安居工程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也是发展工程，更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压舱石”。要在统筹考虑地方财政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本地区的管理办法，推动政府购买“棚改”服务，不断创新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支持作用，形成多元化“棚改”实施主体。总之，中央和地方要合力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的全覆盖。

5.改革城镇建设和管理体制。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要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其中小城镇就是“列车箱”。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这列火车能否跑得又快又稳，必须靠城市这个车头来带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一是提升规划水平，增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权威性和前瞻性，促进“多规合一”。二是提升建设水平，加强城市地下地上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海绵城市。三是提升管理水平，着力打造智慧城市。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因地制宜、分类实施、试点先行。国家的试点方案中，在东中西部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不同区域确定了64个试点市镇，其中以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我们应该大胆探索整县改市，或者切块设市，这也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启动大镇强镇改革试点，对于经济实力较强，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镇应该积极进行设市或改区的改革，注重经验分享，探索大镇强镇管理改革的新模式。统筹规划、地方为主、脱贫攻坚、综合推进，大力开发中西部地区，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要素禀赋和绝对优势，培育优势互补、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做到“产城融合”。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提升人口承载能力，促进1亿人在中西部就地就近城镇化。建空间环境管控制度，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格局和城镇格局，确立环境资源开发底线，要坚持集约发展，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立足国情，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改善城镇生态环境，着力提高城镇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

参考文献：

[1]辜胜阻.非农化及城镇化理论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6.[2]参见[美]沃纳?赫希.城市经济学[M].刘世庆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22.[3]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世界城市化展望[OL].http？押//www.hse365.net/renjuhuanjing/yiju/2012051543201_2.html.[4]李克强.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5]马凯.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提高城镇化质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5）.[6]张占斌.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基本思路和体制机制[N].中国经济时报，2012-11-15.[7]《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9]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11]《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12]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13]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责任编辑 宫秀芬

第三篇：解析我国中小企业的困境与对策

解析我国中小企业的困境与对策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又以中小企业最有活力，创造了最多的就业岗位，可以说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程度与人民息息相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马骏在论坛上表示，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非常巨大的作用，中小企业占中国企业数量的98%以上，为中国新增就业岗位贡献是85%，占据新产品的75%，发明专利的65%，GDP的60%，税收的50%，所以不管是就业还是创新，还是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发展中小企业应该是一个世界的大趋势，那么一些经济和社会专家研究发现整个世界真是向充满活力的分散的企业家转变，美国过去美国500强消减了500万工作岗位，中小企业创造了4000万工作岗位，增长了自商业、金融、制造业、高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小企业。那么就中国而言改革开放初期国企和集体企业一统天下，到现在国有企业比重下降到约30%，国有单位就业20%，增量来源主要是数以千万民营中小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并且数量巨大，2011年时个人独资企业等形式的企业大概有1100万家，另外以个体户登记的企业有3600万家。正是这些中小企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有了他们，才有现在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是中国称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我国的中小企业经历的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自中国2001年加入WTO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经受住了世界经济的考验，一些中小企业消失了，但是更有一些中小企业走向了世界，但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中国的中小企业遭受了很多困难。下面是我自己对中国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一些困难的一些见解。

一、中国中小型企业面临的困境

(1)融资困难

首先是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依靠自身的资本积累是很难满足其发展需要的，必须通过融资，融资又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性融资，外源性融资又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间接融资中小企业融资的主要途径，但是中国的中小企业获得得银行贷款只占银行放贷总额的1%。造成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点是中小企业自身的原因：（1）中小企业不具备品牌优势，没有形成规模生产技术落后，（2）中小企业

财务透明度低财务制度混乱，无法提供准确的财务信息（3）中小企业缺少抵押担保，自身可供抵押资产小，大型企业不愿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

第二个原因也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中国现有的金融体制的障碍问题，（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型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中国以往的金融体制是为国有的大型企业服务的，而且中国的银行业也是有国有银行垄断的，中国大部分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也就是中国国有银行垄断的问题，也是现在特别火的话题，中国现在大部分国有银行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国有银行在选择贷款人时更倾向于贷给国有的或者大型的企业，因为贷给中小企业有更大的风险，这就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缺乏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与经济的多样性发展相同，金融业同样也需要多样性，不同的金融机制为不同的群体服务，像国外那样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贷款担保组织、贷款担保基金、中小企业同业协会等能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给中小企业的融资造成一些障碍。虽然我国已有遍及城乡的农村信用社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但是，由于它们没有得到政策性融资权，自身发展问题没有解决，以及整体实力、知名度、业务范围、规模等方面的约束，中小金融机构在市场上的竞争仍处于较弱的位置

（2）中国的政策对中小企业不公平

中国是计划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对中小企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我国对中小型企业的重视不断加大，也制定了很多措施但与美、日、韩等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问题。

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我国政府对中小企业政策支持的变化历程来看，我国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力度仍然是有限的，而且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有的地方政府给予了大企业集团倾力的帮助，而对中小企业则没有足够的重视；中小企业贷款条件更苛刻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等。此外，有的地方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作出了不同的税负规定有的地方乱收费、乱摊派的主要受害者也是中小型企业。因此，从总体来看，部分政策对中小企业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中小企业法律支持体系不完善。从我国的法律体系来看，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明确规范中小企业组织和活动的基本法律。虽然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中小企业促进法》，解决了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但缺乏对特殊行业的中小企业进行重点的扶持，对中小企业外部环境，如技术交易、信息和人才管理、资金融通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实际操作中也收效甚微。

（3）国外企业和并购的竞争压力

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外国企业的竞争，能否继续保持优势，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舞台，已经有太多的民族企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有的是因为面对外来企业竞争的失利，有的被外国公司收购然后雪藏。南孚就是这些公司中最好的案例，2003年8月，排名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南孚电池有限公司被其竞争对手美国吉列公司收购。南孚占据全国电池市场的半壁江山，总销量超过7亿只，产值7亿6千万。南孚已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五大碱性电池生产商。这个曾经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民族力量”――南孚电池一夜之间就落入美国人手里了吉列的金霸王电池进入中国市场十年，都无法打开局面，市场份额不到南孚的1/10。现在通过合资，控制了最大的股权，中国市场上最大的竞争对手消失了，并且还得到了一家年利润8000万美元，拥有300多万个销售点的电池生产企业，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大半个中国市场。由于不能与金霸王正面冲突，南孚的优质碱性电池将不能进入国际市场，现在南孚有一半的生产能力被闲置着。南孚正渐渐地失去活力。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跨国并购已成必然。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划出界限，严禁可能构成垄断或加剧垄断，和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并购。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陈甬军接受《中国财富》采访时分析说，外资热衷并购民族品牌是因为我们对外资并购的审核政策过于宽松，给了跨国公司以可乘之机。而放任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必然造成重大后果：市场份额大规模流失，使民族产业失去成长的土壤；外资通过并购取得垄断地位之后，价格会暴涨，中国消费者会因此付出重大而持续的代价。

（4）产品科技含量低

这是中国中小型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性产业，大部分靠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取得竞争的价格优势，但是随着人民币的升值，和人民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密集性产业会再次像更加贫穷的国家转移，在中国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并且中小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以低价取胜，导致了市场所在国、地区的反倾销行为，一些产品的许多海外市场丧失殆尽。同时，由于我国国内产品标准相对低于国际标准或国外的先进标准，使外国可以通过技术壁垒阻挡我国中小企业的出口。中国的中小型企业面临转型问题。另外我国的专利保护也是一个重大难题。

（5）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

中国大部分的企业是私人或者家族式企业，并且管理者普遍没有过高的文化水平，这就导致了很多作坊型生产的中小企业，生产效率低下经营者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低下，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在我国中小企业管理人才奇缺，全国大型企业每百万职工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为10.46人，小企业为2.96 人。中小企业专业人才更是奇缺。现行中小企业在选人用人机制上的许多弊端及政府监督不到位，企业内部又缺乏有效的民主制度等原因，导致中小企业中文化水平低、管理水平低、思想素质低的经营者屡见不鲜。存在相当多的中小企业管理混乱，管理无制度、劳动和材料消耗无定额、成本无核算等“四无”状态。在管理上大量“家族式”管理存在，对生产和产品缺乏必要的科学决策，增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造成企业效率低下。一句话，目前中小企业的管理尚处于粗放阶段。

二、对策分析

(1)建立完善的金融机制，开放金融市场，支持私有银行的发展，建立为不同类型企业融资的金融体制，中国近期也制定一些政策，中共十八大也提出了要开放中国的私有制银行，现在余额宝的问题其实就是一个缩影，余额宝虽然不算私有银行，但是也起到了一些银行的作用，也希望国家能支持私有银行。并且近期在上海的实验区也是很好的一次开放金融的实验。

（2）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保证企业间的公平竞争

制定完整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这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前提。通过法律法规确立中小企业地位，维护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是各国通行做法。我国政府应转变职能，公开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简化设立企业的办理手续，降低收费标准，提高服务质量；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担，清理不合理收费。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领域会不断扩展。因此，政府除应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私有财产和合法经营外，还应在制度上形成宽松的外部环境，保证各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通过理顺中小企业的管理体制，规范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秩序，为中小企业正常经营保驾护航。

（3）提高自身竞争力用法律手段进行干预

制定相应的法律，运用法律手段干预，挽救这些民族品牌，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专家和产业界人士认为，为限制外资通过并购垄断我国各个行业、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充分吸收和参考国外反垄断和跨国并购审查的立法和实践经验，让《反垄断法》尽早出台。通过立法，明确外资恶意并购或行业垄断的定义，严格限定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的条件。同时，通过立法设立外资并购和反垄断审查机构，加强外资并购中的反垄断审查，对发现已有并购中存在外资恶意并购或形成行业垄断的，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分拆或撤销，修改不合理的合同。

（4）引进人才制定奖励创新的机制

一、21世纪最大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也是最根本的竞争，而我国的中小型企业严重缺乏高端人才，如果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现是在中小型企业面临的重大难题，1、提高人才的工资，提高工作待遇。

2、创建“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一个企业的文化，会强烈影响员工对企业的根本看法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让员工融入到企业当中使他们的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

3、为员工建立良好的福利保障制度

二、制定建立创新的机制

首先，树立全方位创新理念，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创新意识是企业发展壮大的强大动力，不可偏废。创新激励机制至关重要。

其次，企业具备鼓励创新的开放系统，倡导学习和提升个人工作技能。营造集思广益的氛围，中高层以上管理人员鼓励并善于采纳下属意见，员工普遍习惯于采纳同事的意见。许多跨国公司都建立合理化建议奖励制度。第三，公司在资源配置上要倾斜。创造本身需要投入，产品创新和技术需要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支持。

第四，建立起恰当的激励机制，给员工一定的培训，并且有衡量绩效的制度。

（5）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

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严重缺乏先进的管理理念，可以带领团队去学习外国企业先进的管理体制，企业可以应用ERP系统在企业采购、库存、核算、销售和财务管理等业务中实施有效控制和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一些企业应用电子商务，及时捕捉市场信息，与客户交流，提高客户满意度，创造新的商机；一些企业通过信息化将物流、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综合运用，创新商业模式，打造供应链服务平台，使过去用传统模式无法解决的难题得到化解。信息化在降低成本、提高财务核算效率、控制应收账款、调控原材料和存货、促进中小企业管理科学化和规范化等都有成功案例。

以上是我关于我国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劲与对策的见解，有很多不足之处，在中小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一个优秀的企业总能在困难中胜出，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民族企业进入世界。我相信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中，创造更大的奇迹，带领中国走向世界，并且惠及中国人民。

第四篇：2013年中国太阳能面临那些困境解析

慧典市场研究报告网

2013年中国太阳能面临那些困境解析

慧典市场研究报告网讯，太阳能产业的一系列成本上升对太阳能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有关部门及早制定政策为企业减负，中国企业承担的实际 税负已经超过了30%;另一方面企业也要拆分完整产业链，产业细分和专业化，提升单体的附加值,设计化繁为简,回归本质。

2012年太阳能企业的所有经历，也总算是在大家的预测之中。由此可以判断，太阳能产业的技术革命还没有来到，真正的技术革命，即在情理之中，又在人 意料之外。当前，我国新能源能耗占我国能源消耗的比例比较低，所占份额不足10%，传统的化石能源占90.2%。从世界情况来看，新能源的发展才刚刚起 步，新能源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但2013年我国太阳能企业面临着五大困难：

一是：当前国内包括中高层和普通职员的薪酬都趋于上升。伴随着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各地的工资仍会不断上升，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工资上涨压力会更大，中西部地区的涨幅会相对缓和。同样在太阳能行业也会出现各种成本上升这种情况。

二是： 由于，当前我国太阳能经销商大部分在县级和乡村的居多，那么物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物流成本也是太阳能企业2013年需要面对的问题。

三是：当前，我国太阳能产品的零售市场走量还是以人海战术为主，通过现场促销活动来刺激消费者去购买。这样交易成本也会拉高，销售利润不得不一再压低。

四是：近年来，原材料价格在不断的走高，这也是不可逆转的自然、客观形势。作为太阳能原材料的硼酸、硼砂，我国主要依赖从土耳其等地进口，土耳其通过 限量供应来提升价格，造成国内需求缺口较大，真空管价格估计将有上涨的可能。因此原材料成本普遍攀高也是太阳能企业2013年所面临的问题。

五是：太阳能维修成本越来越高。基本都是在赔钱做，不收出工费，而销售量又无法支撑售后服务，所以，维修之路越走越难。

010-84983602

第五篇：电子商务下我国物流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电子商务下我国物流业面临的困境及出路

2008年

一、面临的困境物流是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要素之一,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物流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数十年,如在美国,其物流发展自1915年至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在以网络通信为基础的电子商务时代,其电子商务物流也十分发达。而我国的物流起步较晚,能够支持电子商务活动的现代物流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基础设施不完善物流基础设施是指在供应链的整体服务功能上和供应链的某些环节上,满足物流组织与管理需要的、具有综合或单一功能的场所或组织的统称,主要包括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以及网络通信基础等。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在交通运输、仓储设施、信息通讯、货物包装和搬运等物流基础设施装备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物流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特别是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的模式下,我国各种物流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缺乏必要的协调性,因而物流基础设施的配套性和兼容性差,缺乏系统功能。

(二)重视程度不够物流配送制约电子商务发展的问题虽然很早就有专家和企业提出,但是却很少引起政府及相关企业对电子商务物流的重视。物流业的发展涉及到基础设施、物流技术设备、产业政策、投资融资、税收与运输标准等各方面,分属不同的政府职能部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