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第一篇：浅析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浅析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指派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北京胡李律师事务所 李树静

作为人权保障的一项基本制度，法律援助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西方国家开展的“慈善”法律援助，比如西班牙创设的“穷人律师”轮换制度，发展到二战时期国家主导的法律援助，及至20世纪中期起的社会化法律援助。由于援助理念的差异，援助案件指派制度也各不相同。我国自1994年初才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尽管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刑事援助案件运行机制至今仍不够顺畅，其中案件的指派机制存在很多难以理顺的难题，尚需着力解决。本文以刑事案件的指派为例，对此问题展开研究。

一、存在的典型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指派工作公正性与受援人权利保护存在价值冲突

目前，北京市执业律师已经达到2万余人，但受经济发展等条件限制，分布不均衡，导致在法律援助指派工作中，从业律师较多的区县，律师抢案子，从业律师不足的区县，律师推案子。于是，指派机关在指派案件时就要面临案件“指派给谁”的难题。为了公平起见，指派机关往往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首先，置办律师名录，将符合条件的律师择优录入名录；然后，从律师名录中按照顺序指派律师，并根据律师的档期，依次顺延。另外，一些援助指派机构还采取了律师点援制，将符合条件的律师列示在名单上，交给受援人自行选择援助律师。这些方式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而非实质上的公平。我们都知道，律师协会出于律师服务社会、回报社会的价值考量，对律师提供法律援助工作做出了原则性要求，然而部分执业经验丰富的老律师虽然报名进入律师名录，但目的仅在于完成律协分配的任务，由于自身业务繁忙，无暇长时间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相比较而言，新执业律师虽然愿意从事法律援助工作，一方面增加自身收入，另一方面借助案件的办理提高自身执业能力，但这些律师的执业水平往往不够高。如前所述的“平均分配”方式，并没有顾及到律师的执业能力以及援助精力问题，所以既没能充分保护受援人的权利，也没有照顾受指派律师的感受，如何权衡二者的价值，成为指派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指派案件时无法全面审查利益冲突

根据《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五十条等规定，同一家律师事务所不能为利益相互冲突的相对方同时担任律师，同一名律师不能够同时担任同案不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部分办案机关在向法律援助指派机关送达通知书时未能向指派机关全面披露同案犯情况，导致法律援助指派机关偶尔出现将同案犯同时指派给了同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情况，当律师会见时经询问发现系同案，但已经为时尚晚，因为律师在着手处理指派案件时，就已经违反了《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关于利益冲突审查的规定。

办案机关之所以未全面披露同案犯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为了遵守保密规定，比如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据相关规定，办案机关不能够泄露该未成年人的信息，所以在向援助指派机关送达通知书过程中，有时只能列示被害人的姓名，比如李某某被盗案，为指派工作中容易出现利益冲突问题埋下隐患；二是受援人自被刑事立案之日起就享有受援权利，但受案件调查进展程度制约，在案情全部调查清楚之前，偶尔出现同案却被不同办案人员分别办理的情况，由于办案人员需要遵守独立办案、不相互打听案情的纪律，于是就发生了虽由不同侦查小组分别移送指派通知，但实际上存在利益冲突却互不知情的问题，其结果就是指派机关违反利益冲突制度规定。

（三）特殊人群案件指派难度大、办案效果差

特殊人群主要是指聋哑人、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等。北京市的部分区县推出了聋哑人翻译专家库制度，遇有聋哑受援人的，指派机关在指派律师的同时帮助选择翻译专家，以便两人合作办案。但由于翻译专家库人数不多，本就忙碌的援助律师还要等待专家，对于时限较短的刑事案件而言，两人配合办案的难度加大。至于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援助案件，因这两类人的行为能力受限，需要医院和家属的全力配合，但实际工作过程中，医院和家属配合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导致案件难以顺利开展。因此很多律师不愿接手特殊人群的援助案件。

（四）被羁押人亲笔签名授权委托书存在困难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至判决生效前止，几乎无法会见亲属，只有等到判决生效，司法机关才允许他们会见亲属。所以客观上其亲属不可能在申请援助时向指派机关提供授权委托书，但在法律援助指派案件时，又明确要求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必须提供经申请人签字的授权委托书才可以指派案件，两者相互冲突，导致援助指派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除了以上四类典型问题外，还存在一些虽不典型，但时有发生的指派工作难题，一是办案机关送达指派通知书过迟，即使援助机关当即指派律师，援助律师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办理案件，于是援助律师出于自我保护，只能拒绝接受指派，导致援助案件无法派出。二是对于依申请的刑事援助案件，指派机关只能对申请资料作形式审查，无法进行实质性审查，难以查实受援人是否占用了本不应由其享受的公共援助资源等等。

二、完善对策和建议

（一）以保护受援人权利为核心，充分发挥律师点援制的效用，探索建立更为有效的指派措施 为了平衡受援人权利与指派工作公正性之间的关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律师点援制，受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点名要求某位律师提供援助，这一做法符合政府机关权力下放的总趋势，将律师推向社会，让社会选择律师。当前的点援制没能充分发挥效用，并不是制度本身不好，而是对制度的利用不够科学。律师点援制的前提是受援人对律师有所了解，知晓律师的优缺点。当前的律师点援制只备有律师名单，受援人往往因无法得到律师的确切信息，只能随便“点”，导致点援制流于形式。对此，笔者建议由潜在援助律师自备简介，附在名单之后，但对简介的内容需要做出原则的限制，比如不得夸大宣传等，另外，援助机构还要搭建一个潜在援助律师与受援人见面交谈的平台，应受援人要求，受援人和其意向援助律师可以进行简单交谈。当然，为避免利益冲突，保证律师权益，要求谈话内容不能与案件有关，最终由受援人决定援助律师人选，为避免所“点”律师没时间接案，可以要求受援人“点”出不同顺位的候选律师。通过完善点援制，充分发挥点援制的效用，能够有效保护受援人和潜在援助律师的权益。此外，根据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大趋势，可采取招投标等方式选定优秀律所，中标律所必须高质量完成援助工作，政府验收合格后支付援助补助费用。

（二）政府主导，促进资源整合，做到办案、指派、援助三部门无缝衔接，有效配合

法律援助是政府行为，我们不可能让社会去自动运作，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体现出来，组织相关机构应出台管理办法或工作制度，理顺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协调、有效沟通，保证办案、指派、援助这三个部门间的相关资源有效整合。同时，办案机关首先应当做到内部有效沟通，在不违反独立办案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专人或专门机构确定案件的联系程度，对于同案可能性较大的不同案件，在指派过程中应明确告知指派机构，据此指派机构在指派案件时，尽量避免将这类不同案件派给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对于援助律师而言，经会见当事人、了解案情后，要及时与自己所办理的其他案件以及律师事务所登记的其他案件进行比对，一旦发现存在利益冲突，及时协调指派机构将案件退回，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指派机制中出现的问题。

（三）培养专业化的特殊人群援助律师队伍，扩大聋哑人专家库与团委合适成年人范围，提高特殊人群法律援助整体实力

特殊人群更需要法律援助，对于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我们的指派工作应该更顺畅，更完善。要解决特殊人群案件指派难度大、办案效果差问题，首先我们在体制上要培养一批专业化的特殊人群援助律师队伍，如广西玉林市的红色律师服务团走进百姓家，援助特殊人群，关爱特殊群体，无锡市的女律师法律服务援助团，积极投身法律援助、关爱特殊群体、为妇女儿童维权等社会公益事业等；其次要加强与公检法部门及妇联，共青团、未保委、老龄委、残联等社团以及律协等机构的协作，扩大专家库与团委合适成年人范围。在提高特殊人群法律援助整体实力的同时，指派机关要保证援助律师、聋哑人专家、合适成年人三者之间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沟通，这样才能加大对特殊群体的维权力度。

（四）对于被羁押的受援人，依据受援人的亲属代为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取消要求代理人在申请援助时提供受援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的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其监护人和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从学理上来讲，该条规定已经通过法律的方式授权近亲属委托辩护，即近亲属在委托辩护律师一事上享有法定代理权，申请法律援助的最终目的同样是为被羁押人委托律师，所以援助指派机关无需要求提供授权委托书，但需要受援人近亲属提供亲属关系证明，以证实其确实是受援人的近亲属，当然，在无法提供亲属关系证明的情况下，则应当要求代理人提供经受援人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

总之，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我们一要尽量满足受援人的权利诉求，二要顺利接办案件办理机关的援助要求，三要特别尊重援助律师的价值追求，要协调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释解来自这三方面的压力，我们的指派机制是否科学合理、运行是否顺畅显得至关重要。

第二篇：法律援助中心案件指派制度

案件指派制度

一、法援中心负责本辖区法律援助案件的统一指派工作，指派应遵循公平、合理、有利受援人的基本原则

二、法援案件优先由法援专职人员具体承办，确需指派社会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提供援助的，尽可能以轮流的方式指派，确保辖内有义务提供法援服务的人员，合理承担援助义务

三、刑事法援案件应当指派法援专职律师或社会执业律师承办

四、经审查决定提供援助的案件，法援中心应在决定之日起十日内指派具体承办人员开展工作

五、人民法院指定的法援案件，法援中心应在收到指定函之日起三日内安排援助人员并函告人民法院

六、同一法律案件的同一受援当事人，可酌情指派l—2名援助人员提供帮助

七、指派通知可直接送达受指派人员，也可送达受指派人员所在单位

八、拒绝援助或未按指派要求履行援助义务的，报同级司法行政机关处理

第三篇：北京市法律援助案件指派规定

北京市法律援助案件指派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法律援助案件指派程序，提高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法律援助案件，向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四区注册,名称汉语拼音首字母为A-K顺序的律师事务所指派。

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四区县向名称的汉语拼音字首字母为L-Z的律师事务所指派，其他区县法律援助机构向在本区县注册的律师事务所指派。

第三条法律援助机构为受援人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实行机构选任与受援人自主选择相结合。

第四条为便于受援人自主选择法律援助人员，以及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任适当的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建立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名录应当载明法律援助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照片、执业时间、业务专长。

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包括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人员名录。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指派工作和便民需要，设立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和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人员名录的分支名录。

第五条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民事、行政诉讼、非诉讼案件时，受援人应当从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人员名录中自主选择法律援助人员。受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

1事行为能力人的，由法定代理人代为选择法律援助人员。受援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放弃选择，或者案件属于先行给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根据案情从名录内的律师事务所中轮流指派，也可以根据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指派范围从名录外的律师事务所中轮流指派。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刑事案件时，应当在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内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选任律师。

未纳入法律援助人员名录的律师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法律援助机构可以指派提供咨询、代书、代理案件。

第六条法律援助机构建立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市和区县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分别建立法律援助人员名录。

市和区县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应当在本办法第二条规定指派范围内形成。

本辖区律师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数量较少不足以满足本地法律援助需求的区县，可以将法律援助事项指派给市法律援助机构指派范围内的律师事务所。

第七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于每年第二个月在适当范围内公示上一法律援助事项指派情况。

第八条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对设立法律援助人员名录予以指导。各地律师协会应当为名录的建立提供相关资料。

第九条在本市执业的律师可以依据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范围申请分别加入市和区县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人员名录。

执业律师申请加入名录，其所在律师事务所不免除接受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承办其他法律援助事项的义务。

第十条申请加入法律援助人员名录的律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热心于法律援助事业，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品行良好；

（二）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年龄在60岁以下；

（三）执业两年以上，于申请当年在北京市司法局注册，且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协会惩戒的；

（四）具有诉讼工作经验。

第十一条申请加入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应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下列材料：

（一）法律援助人员申请表；

（二）律师执业证原件及复印件；

（三）所在单位出具的品行鉴定材料；

（四）申请人曾承办的案件卷宗样卷。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申请后，应在10日内予以审查，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法律援助人员申请，应当向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管理部门、本地律师协会、申请人所在单位查证。

第十二条法律援助机构每年第四季度接受法律援助人员申请，形成次年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已经加入法律援助人员名录的律师无需重新提出加入申请。

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形成后，应当公示，并向市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每位律师一年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超过5件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再指派其承办法律援助案件。

受援人自主选择、机构选任法律援助人员与本条第一款规定发生冲突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查明情况，依据本办法

第五条规定指派案件。

本地区律师人数较少不能满足指派工作需要的，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限制。

第十四条民事、行政案件受援人自主选择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人员有正当理由不能接受指派承办案件的，受援人可以另行自主选择或者由法律援助机构为其选任法律援助人员。

被告人拒绝指定的律师为其辩护，人民法院予以准许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其另行指定辩护人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刑事案件法律援助人员名录内另行选任辩护人。

第十五条机构选任或者受援人自主选择法律援助人员，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查证有无利益冲突并执行有关回避的规定。

在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同一案件中有二名以上受援助被告人，或同一案件中既有受援助被告人又有受援助被害人的，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案件时，应当分别向两个以上的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事务所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时，已经接受同案一名被告人或被害人委托的，应当告知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向其他律师事务所指派。

第十六条律师事务所接到指派通知后，应当于24小时内安排承办律师，办理接受案件指派的手续。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案件时，根据案件不同情况提供指派通知书、民事法律援助公函、刑事法律援助公函、法律援助案件（事项）结案报告表等与承办案件有关的必要的格式文书。

第十七条受援人自主选择或者机构选任的法律援助人员不履行职责，受援人申请更换的，法律援助机构经查证属实，应当为其更换法律援助人员，更换人员依据本办法第五条规定进行。

第十八条律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律师协会给予相应行政处罚或者惩戒：

（一）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的；

（二）向受援人或其家属收取财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三）拖延或者擅自终止实施法律援助的；

（四）在援助期间擅自将法律援助案件转为委托案件或者转交其他律师、律师助理办理的；

（五）经法律援助机构或者其它有关机关对案件办理的监督检查，认定为办理质量不合格的；

（六）因人不履行职责而被更换的；

（七）其他违反律师执业纪律或者职业道德的行为。本条第一款的律师列入法律援助人员名录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强制其退出法律援助人员名录，第十九条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法律服务所安排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办法律援助案件、安排本机构工作人员，或根据其他社会组织的要求，安排其所属人员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并参照本规定执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否纳入法律援助人员名录、申请条件以及所占的比例，由区县司法行政机关确定。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第四篇：刑事自诉案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自诉案件一般都是基层法院审理，但在司法实践中，此类案件由于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都存在诸多弊端。

一、自诉案件是由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受理的轻微的刑事案件，从规定的那天起就避免不了一些弊端的产生。

1、一般刑事案件都需经公安机关侦察、人民检察院起诉等程序，而自诉案件直接由人民法院受理，这无形中给法院

增加了负担，对于该类案件，自诉人是否举有足够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是否够刑事责任年龄等问题。人民法院是先调查再立案件，还是立了案后再调查呢？法律没有规定。

2、从审判实践来看，我们受理的自诉案件一般都是轻伤害案件，该类案件公安机关受理的也不少，而到法院起诉的往往是公安机关不受理的案件，受害人仅凭一份轻伤鉴定书来法院起诉，这就自然而然给法院审理带来难度，特别取证难。存在着法院、公安机关互相推诿、扯皮现象，使当事人处于两难境地。

二、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后，在案件审理中，遇到不少问题和困惑：首先自诉案件不准收费，我们办理的自诉案件大都附带有民事诉讼，而最高院关于《刑诉法》解释第100条规定“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外，还应当适用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据此，笔者认为，自诉案件同样应当收费，以防一些当事人滥用诉权。

三、从自诉案件有关法律规定上看，对自诉人、被告人不到庭的法律后果有不公正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第二款规定“自诉人经两次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按撤诉处理。”而对被告人拒不到庭没有做任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4条规定：“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中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这种规定脱离实际又缺乏可操作性，“中止审理”对自诉人来说就是不公平的，至于在“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更是有诸多问题难以解决。

四、由于目前缺乏完善的证人作证保障制度，在办理自诉案件中，造成在场的人不愿作证，而不在场的人应自诉人或被告人的请求而作证，案情往往反复无常，难以把握。

五、从刑事自诉案件的处理结果与一些较轻的公诉程序刑事案件处理结果相比有矛盾。

以轻伤害案件为例，该类案件可由受害人起诉，而成为自诉案件，也可由公安侦查、检察院起诉，而成为公诉案件，而同一起案件走自诉程序与走公诉程序在处理结果上可能截然不同，对于公诉案件法院只能作出判决，而作为自诉案件在处理方式上除法院依法判决外，还可以调解、当事人双方自行和解或撤诉或裁定驳回起诉。伤害案件通过自诉程序，自诉人可撤回起诉，包括刑事和民事。而通过公诉程序则不然，调解只能仅就附带民事部分，被告人即使赔偿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经济损失，也被判有罪，这就势必对被告人不公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刑事自诉案件在立案、管辖机关、审理和结案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笔者建议把自诉案件转为公诉案件，不仅体现刑事案件在程序上执法的统一性，而且在实际处理上，还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一个公平的结果。

第五篇：农村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农村法律援助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 ：农村法律援助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建设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要求。因此,必须认清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加以完善和改进，保证农村法律援助的有效运行。本文对目前农村法律援助机制存在问题作了阐述和分析，进而针对性的提出了完善和改进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具体对策。关键词：农村 法律援助 问题 对策

一、农村法律援助存在的问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全国各地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维护能否得到法律支持是至关重要的，而农村法律援助正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着种种困难：

一、援助范围有限,难以发挥制度设置的最大作用 法律援助工作应当明确一个主导思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资源，尽可能使更多的困难群众能够获得法律援助，但现实情况是法律援助的范围受到了以下 方面的制约：

（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的程度高低，受制于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关系较大。《条例》明确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经济困难标准，这就注定了法律援助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挂钩，让法律援助与经济发展一样出现了区域差异。普遍意义上讲，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好的地区，法律援助范围相对较大，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差的地区，援助范围相对较小，但从对法律援助的需求上来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较差的地区正是需求较大的地方，这就形成了一对矛盾。

（二）法律援助“门槛”偏高。《条例》对涉及民事和行政诉讼的事项只规定了一个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围，同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条例》规定以外的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另外，也就是说，各省级地方执行的法律援助范围不得小于《条例》规定的范围，一些经济条件好，援助资源丰富的地方，可以在《条例》规定的基础上，扩大法律援助范围，科学地制定经济困难标准，尽可能降低门槛，使更多的公民成为法律援助对象，并做到凡是符合规定条件的困难公民，都能获得法律援助。但目前，这种标准仍然较高，令诸多公民难以获得“通行证”。

（三）《条例》对受援条件规定过于苛刻。根据《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符合条件的公民，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这里对法律援助对象和适用情况作了双重限制，导致法律援助的范围大受制约。

（四）法律援助形式单一不能适应当今情况。目前，就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形式而言，大多采取传统的诉讼代理、法律咨询等形式，不能适应农村的纠纷的特点，使得大量的案件无法申请法律援助，农民的合法权益难以维护，违背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宗旨。农民的各类纠纷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农村家庭及邻里纠纷所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正逐年上升，农民土地被征用、征地拆迁安臵、村委会选举不公、村务不公开等引发的法律纠纷事件也日益增多等。这些纠纷需要采用不同的法律援助形式予以解决，故而有必要针对农村设定一些特殊法律援助形式，扩大援助范围。

二、群众基础薄弱，增加法律援助的困难

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是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农民才会积极申请、争取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也有赖于此才能发展起来。目前，广大农民还不很了解法律援助，当其合法权益遭到不法侵害时，大多不知道求助或不知道如何求助于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服务者，往

[1]往缺少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的意识，或凭本能、感情用事采取同态复仇的非正常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结果是使自己身陷不法境地，或采用传统农民运动的形式，引发群体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一次农村法律调查中发现，农民解决纠纷的方式中“找村干部调解”位居榜首，次之是打官司，第三是“找派出所”，另外就是寻求乡（镇）政府的居中裁决，现实中还存在利用宗族力量解决的事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农民选择打官司是以“其它方式解决不了”为前提的。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法律援助自主性不强直接性的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

三、法律援助机构与法院工作机制不配套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申请法律援助的，应当向审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可见，我国法律援助审批权在法律援助机构。一般来说，当事人只要交齐相关的证明和材料就能够获得免交代理费等法律援助。可是，法律援助不仅仅是免交代理费，还包括减、缓、免交诉讼费，而减、缓、免交诉讼费的审批权在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案件更容易获得法院的批准，而对于民 事、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很小。这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法律援助机构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而法院却 没有同意其减、缓、免交诉讼费用，最终导致无法立案。由

[2]于法律服务费的免交和诉讼费缓、减、免的衔接问题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经济困难的农民经法律援助机构审查批准得到免费而不能进入诉讼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最终成为空。

四、人员数量不足 质量欠缺 影响法律援助水平从事法律援助事业人员，必须有着相应的法律知识，有依法办事的能力。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由于多方面的因素，我国从事法律援助的专职人员较少，而农村则几乎没有专职的法律援助人员，为数不多的法律援助专职人员都集中在城市，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受到严重影响，据权威材料证实，从 2000 年开始全国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数量急转直下，从业人员大幅减少。据统计，全国真正在一线从事法律服务的人员不超过3万人，实际从业的法律工作者与农村人口的比例还不足0.003 ％。目前，基层发展了“调解”这种重要的法律援助形式。调解组织在全国农村得以迅速全面发展，各地村民委员会基本上都建立了调解组织。可是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常常是村干部兼任，其法律素养不高，他们在解决律纠纷时，难以得心应手地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当事人信服的不多。而且村干部调解员往往来自本乡本土，与案件沾亲带故，常有着利害关系，其调解的公正性令人难以信服，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法律援助制度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律援助的进程。

[3]

五、经费来源有限，法律援助步履艰难

任何工作的开展、任何制度的实现都必须依靠经费的支持。法律援助制度顺利实现的必要的条件之一是有充足的援助经费作保证，没有可靠经费保障，法律援助工作将难以前行，法律援助制度设臵也将成一纸空文。为了解决法律援助经费短缺问题，《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在第七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对法律援助活动提供捐助。”这些规定虽为解决法律援助事业发展的经费保障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些都是倡导性的、政策性的规定，如果不实行这些规定也不会有任何主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现实情况是，法律援助经费从传统的较少到增加不多，总归还是紧缺状况。

农村法律援助意义的重大，它关系到扶助贫弱，关系到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之社会公益事业的平衡发展，关系到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价值理念的实现，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多次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里面提到了“ 建立法律援助体系 ”、“ 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等。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认清法律援助现状的情况下提出具体有效的对策，努力完善和推动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工作。

二、完善农村法律援助的对策分析

一、完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机制

法律援助制度需要通过法律援助工作才能够最终由思想殿堂落实到现实社会生活，才能实现其宗旨。对于农民法律援助，应该建立健全一个行政与司法审批相衔接的、行政系统内上下结合的职责明确的法律援助工作体系，并全面配臵与之相应的软硬件条件，促进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发展。

（一）统一法律援助行政与司法审批条件。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刑事辩护案件更容易获得法院的批准，而对于民 事、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申请减、缓、免交诉讼费得到批准的可能性很小。这是一对矛盾。为打破这对矛盾，就必须统一法律援助行政与司法审批条件，争取行政审批的法律援助案件都能被法院立案审理，公正解决。

（二）建立行政系统内上下结合的职责明确的法律援助工作体系。为更有效的推动法律援助工作，有必要在行政系统内部形成一个三级农村法律援助网络，即以县级法律援助机构为主导，以乡镇法律援助工作站为中心，以村法律援助工作联络员为主线的农村法律援助工作体系，为农民开辟一条顺畅、高效的、有益的法律援助渠道。

二、本着实际、经济、效益的原则改造现行机构为农

[4]村法律援助机构

负责农村法律援助的具体部门的建设应该本着实际、经济、效益的原则，农村法律援助的部门应该是属于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而行政机构改革要坚持精减的原则，不应该增设一个新的部来承担法律援助的职责（实际上也不需要），可以将此任务归并到一个现有的行政机构中。综观现行行政 机构设臵状况，在现行行政机构中，最适合完成这项任务的 是各乡镇司法所，理由有三：

（一）司法所的性质与法律援助有着紧密的联系。司法所是设臵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级司法行 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其中的司法助理员是基层政权的司法 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最低端，他们最接近农民、最能了解农民的维权需求和特点。

（二）司法所覆盖面广，可基本覆盖各个农村乡镇。在基层，大部分的乡镇都设立了司法所，没有设立司法所的，也在乡镇政府中设臵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其工作范围从解决打架斗殴到山林地界纠纷和离婚调解等。

（三）司法所负责农村法律援助职责，最符合精简效益原则。具体可以采取两种形式，或将法律援助机构设立在乡镇 司法所之内，或采取“ 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的形式。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同时，应完善司法所的建设，增加一 些经费预算，还要提高司法助理队伍的整体素质。

三、夯实农村法律援助公民基础

农民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是法律援助工作的开展的基础，夯实基础才有利于整个农村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夯实农村法律援助公民基层应从一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农民的法律援助观念，提高法律援助的自觉性。法律援助工作是被动地实施的，必须先有农民提出申请才能启动。因此，必须激发农民运用法律援助法律武器的积极性。必须通过多种渠道，比如通过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等媒体，结合农民赶场时间，向他们发放宣传资料。通过送法下乡、法律咨询等方式方法，加大对法律援助的宣传力度，让农民了解法律援助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律援助的条件范围，使其在权益受到侵害时知道怎样去寻求法律保护。

（二）加强农村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以实际效果感染农民。农村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农民对法律援助的信任度。无论是负责农村法律援助的工作人员，抑或是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法律工作者，都必须有着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法治精神，对受援人认真负责、以诚相待，认真做好承办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准备工作，切实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

（三）采取多方举措，形成农村法律援助的浓厚氛围。要简化审批程序，使农民申请法律援助更方便组织法律援助志愿者主动深入村头地间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等服务，作为农民接受法律援助的源头与突破口。有关组织如法院、法律援助机构、工会、妇联、残联、教育、劳动保障等部门应互相协调与配合共同营造良好的法律援助氛围。

四、多方筹资夯实农村法律援助经济基础

形成一个以政府财政预算拨款为中心，慈善捐款与义务服务相结合的农村法律援助资金筹措体系。根据《法律援助条例》的规定，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拨款。因此，作好法律援助的财政预算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当然，政府很难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对法律援助的财政拨款，因此还应该广开财源，多方筹集资金。其一，鼓励社会成员积极捐款。其二，分出部分福利彩票用于农村法律援助。其三，经济缓解的当事人适当缴纳费用。有些申请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在没有胜官司之前很困难，但是诉讼标的涉及到金钱给付，一旦通过法律援助胜诉之后，就有一定的经济来源，除了家庭仍困难的当事人之外，其他的当事人可以分担 部分法律援助费用。这样减少了法律援助费用的支出，也实际上取得法律援助资金增加的效果。其四，义务承办人增加尽责力度。《律师法》第四十二条规定：“ 律师、律师事务所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为受援人提供符 合标准的法律服务，维护受援人的合法权益。”每个律师与 律师事务所应该尽心尽责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由于我国国土辽阔，发展不平衡，各地各律师与律师事务所承办的法律援助案件也及不平衡，因此要建立一个平衡各律师与律师 事务所法律援助义务的制度。承担了法律援助义务者可以在考核时予以一 定的鼓励、奖励。没有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 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可以要求交纳法律援助金，以求实现法律援助上的公平。其五，加强法律援助基金运作，保证其合法 增值。对于多方筹集到的法律援助资金，应该妥善管理，对 法律援助基金会通过合法运作使其不断增值，可以增加农村法律援助的资金总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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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当前农村法律顾问制度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当代社会视野.2010,5: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