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第一篇：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

摘要：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实施，表现为固定价格、划分市场等横向限制竞争行为和限制转售价格、独家交易等纵向限制竞争行为。由于行业协会所代表的特殊利益性，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更可能排斥其他竞争者的竞争、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扰乱经济秩序，因此必须加以规制。而我国《反垄断法》对此规定存在空白和缺陷，有必要通过立法对行业协会进行明确界定, 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立法完善。因此，只有完善我国法律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违法性认定，才能使我国行业协会向着健康的方向的发展。

关键词：行业协会 限制竞争 法律规制

一、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概述。

限制竞争行为是指企业滥用优势地位或通过订立协议、团体决定和其他方式，排斥或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行业协会本质上是一种非营利性的、中介性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其本身并不参与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但协会可能会为了维护成员的利益或者协会被少数几个成员所控制，就很可能变成限制竞争的一种工具，它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实施限制竞争行为，不仅可以打着规范市场、行业自律等貌似公益的口号，[1]而且在本行业中，行业协会具有及其特殊的地位，威望很高，所以在其执行限制竞争行为的时候，限制竞争的意图并不明显，非常隐蔽，而且执行起来效率很高，同时造成的结果也更具有危害性。正如美国学者费尔曼指出：社会团体先天上具有反托拉斯的“爆发力"。行业协会具有的权力属性以及追求利益的目的，使得其具有限制竞争的倾向。[2]

二、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主要表现

行业协会具有比经营者更强的组织能力和约束能力，其对竞争产生恶劣影响的潜在危险更大，考虑到这点，有些国家已不满足于简单地将行业协会纳入规制范围，而是对行业协会规定了比一般经营者更严厉的活动规则。[3]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国家是日本，日本《禁止垄断法》专章规定了“事业者团体”的垄断行为，其范围比“事业者”的垄断行为更为广泛

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行业协会通过集体抵制限制竞争。如行业协会促使其成员拒绝对交易相对方的某一企业进行交易，限制有关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数量及内容等。其二，行业协会通过固定价格限制竞争。行业协会常会从事限制甚至消除竞争的统一定价行为，如对最低销售价格、价格的上涨率或上涨幅度作出决定;对标

准价格、基准价格、目标价格等价格的基础作出决定;设定共同的价格界定方法(如规定具体的价格系数)等，以免相互之间有价格竞争行为。其三，行业协会通过分割市场限制竞争，即两个以上的销售者为避免竞争而达成协议，划分彼此销售的区域、顾客及产品的行为。除此之外，行业协会成员之间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还表现为限制产量、通过信息交换限制竞争、利用标准认证限制竞争等行为。[4]

三、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制度的不足与缺陷

立法规制是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监管体系的基础。立法为规制行业协会竞争行为提供主要的行为规范和执法司法依据。我国目前缺乏规制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的专门, 一些零星的规定散见于《反垄断法》、《价格法》以及国务院以及相关部门的一些行政法规和规章。如《反垄断法》第16 条、第50 条的规定等。检视这些规定。不难发现其中存在诸多缺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

一、立法规定不系统。如前所述，我国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基本上散见在相关法律的个别条文中，因而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和梳理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规制的特质，由此也致使目前的规定零乱而不系统。其二，缺乏针对性。即便在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有所涉及的条文中，其大量规定都未考量到行业协会的特殊性，而是将其作为一般的限制行为来看待和处理。譬如，我国新近颁布的《反垄断法》第16条规定，行业协会不得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从事本章禁止的垄断行为，但正如我们前面对行业协会具体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理论分析时所指出的那样，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具有特殊性，其并不能完全适用竞争法对一般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制。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原本属于本身违法的限制竞争行为因为行业协会的特殊性而被立法者和裁判者区别对待，适用合理原则。因此，我国现行法律将行业协会与一般限制竞争行为等同的做法导致法律的规定缺乏针对性。其三，缺乏科学性。在我国法律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做出针对性规定的少量条文中，由于立法者没有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特质给予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致使许多规定的内容缺乏科学性。[5]

四、我国法律规制行业协会的具体措施

我国对行业协会限制竞争的立法规制主要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相关条款中，国务院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明确禁止经营者达成各类垄断协议，包括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达成的固定、维持或者变更

商品价格，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以及联合抵制交易等横向垄断协议，也包括在交易中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或者设定其他交易条件等排除、限制竞争的纵向垄断协议，并明确被禁止的垄断协议自始无效，从法律上否定了垄断协议的效力。

该草案同时明确：行业协会、事业单位等非营利性组织违反本法规定从事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行为，也适用反垄断法。从而，确定了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本身违法的一般原则。但值得注意的是，行业协会本身并不是经营者，一般也不会从事市场竞争行为，因此反垄断法在对其进行规范时需要制定不同于一般经营者的规范原则，在《反垄断法》的适用中，如何将行业协会正常的促进竞争的功能与违法的限制竞争行为区分开来?如何做到既能有效地规制行业协会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又不至于将正常的商业行为当作违法行为处理?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依赖上述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是不足以规制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的，因而亟需全面完善规制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体系。

五、国外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规定

当今各国反垄断法均禁止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例如，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1条规定：任何合同，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共谋，限制州际或与外国间的贸易或商业的，均视为违法。在其行业协会主导下所进行的或以行业协会名义进行的联合或共同行为，属于该条规定的范围。大多数国家都将建议作为限制竞争的一种形式加以规制, 如英国1976 年《限制性贸易行为法》规定:根据登记的宗旨,一个贸易协会作出的建议将被视为是有约束力的, 即使各成员按其意愿可以置之不理。[6] 《欧盟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行为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果企业间的协议、企业协会的决定和联合行动可能影响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且其目标或效果阻止、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场内的竞争，尤其是在以下情况下，则应当被禁止，并将被自动认为无效：(1)直接或间接地固定商品买卖的价格或任何其他贸易条件;(2)限制或控制产量、市场、技术发展或投资;(3)划分市场或资源供应;(4)在同等交易条件下，对不同的交易对象适用不同的交易条件，导致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5)对合同的履行附加义务.但就其性质或按照商业惯例，所附加的义务与合同的标的没有任何联系。可见，该法明确把企业协会的决定列为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

日本《禁止垄断法》首先确立了规制“事业者团体”的“实体标准”，即并非“事业者

团体”的所有行为都需要接受反垄断法审查，反垄断法仅仅禁止那些对竞争具有“实质性限制”或“不当限制”的行为。这与其他国家对待行业协会的基本态度是一致的。各国一般都根据行业协会的行为是否限制相关市场竞争，来决定是否禁止其行为。一般来说，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采取概括禁止、例外许可的态度。如果不符合法定的适用除外条件，行业协会的限制竞争行为将被禁止。

六、完善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建议

（一）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认定

目前，我国对于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还没有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可以借鉴国外关于判断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的认定标准, 再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后明确判断标准。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德国的判断标准即自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相结合德尔标准。如果协会的行为明显是限制竞争行为，如直接规定转售价格、联合抵制交易和独家交易等，就应当适用自身违法原则，这样既节约了社会资源，缩减了认定程序，也可以迅速及时的做出处理，但它本身缺乏了灵活性，会造成不公正的现象。对那些有利于改善产品质量和提高销售或者促进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等行为，可以采用合理原则来判断这些行为存在的必要。同时在适用该原则时要充分把握灵活性，当然也要体现坚持原则。如果某些限制竞争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危害性很大, 同时他所产生的积极竞争效果远不能弥补它所带来的破坏，则认为该行为是违法的；如果其促进竞争的作用大于破坏性的结果，从整体上来说是促进竞争的，则认定该行为是合法的。在对行业协会的行为进行认定时，应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确保法律具有可操作性。

美国法院认为，限制竞争行为具有多样性和隐蔽性，立法不能穷尽一切形态和理由，基于对个案利益平衡的考虑，美国采取了将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交叉适用的做法这一立法模式是值得我国借鉴的。在我国司法实践当中，行业协会的卡特尔行为，包括价格卡特尔、数量卡特尔、划分市场的卡特尔等明显的限制竞争的行为，可以直接适用本身违法原则。

（二）明确反垄断法规制的行业协会的范围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行业协会一词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行业协会的类型。比如，中国工商联下属的各种商会组织，众多的专业性协会等。他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与行业协会同样的性质，实施着同样的功能。但由于体制的关系，它们并没有以行业协会的身份而被纳入到法律规制的范围。事实上，为了防止利用单个法律主体的形式来规避法律规制的可能性，多

数国家对此进行了缜密的规定。如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就把反竞争的行为主体（事业者）扩大为囊括了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在实施细则制定过程中应考虑把商会、各种专业职业协会等纳入行业协会的规制范围。使低级规范在高级规范外延之内自由修改，而不危及高级规范及整个法律程序的稳定性。[7]

（三）完善行业协会法律责任制度的设置

我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规定的责任形式包括行政罚款和依法撤销行业协会的社团资格两种。缺乏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设计,导致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与其危害后果不一致,应在借鉴国外先进反垄断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加以重构。建立科学的法律责任体系,首先要提高罚款数额,提高行业协会的违法成本,同时在对行业协会进行处罚时,也应对协会成员同时进行处罚,规定各自的法律责任范围。其次,要细化撤销登记的适用标准,明确行业协会实施的哪些行为应适用撤销登记手段予以处罚。再次,应引入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规定,对因限制竞争行为给消费者或其他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对于某些极其严重的限制竞争行为,相关组织和主要责任人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以加强《反垄断法》的威慑效果,最大限度地减少限制竞争行为。

参考文献：

[1][2]张婧楠：浅谈我国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规制.[J].法制与社会.2009（25）.61.赵桂玲：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责任研究[J].2010.[3][日]根岸哲、舟田正之：《日本禁止垄断法概论》(第三版)，王为农、陈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页.[4]鲁篱：《行业协会经济自治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5]鲁篱：我国行业协会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监督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 /02总第210期.[6][英]约翰•亚格纽,竞争法[M].徐海, 等, 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20.] [7]季卫东： 程序的意义[ J].比较法研究, 1993(1): 17.

第二篇：关于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自查报告

关于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自查报告

按照安顺市公用企业行政指导约谈会议要求，我公司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会议传达约谈会议精神；组织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省工商局《2018年整治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突出问题专项执法方案》、《安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8年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等相关法律、法规，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近期我公司开展了关于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自查工作。

经自查，一是公司没有强制或变相强制用户接受其不必要的服务或购买不必要的商品等行为发生；二是没有利用电视信号载波及发送的独占地位，限定用户购买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三是没有强制收取用户未使用有线电视前约不合理费用等情况发生；四是没有对公司产品的性能、功能、质量、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五是没有利用公司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

经自查，我公司无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违纪违法现象。

下步工作中，安顺市西秀区分公司将强化思想教育，增强法纪意识。组织相关人员认真传达、学习《工商总局关于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突出问题的公告》、《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

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进一步加强公司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公司员工的法纪意识。加大监管力度，采取对外公布举报电话，加强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杜绝扰乱市场秩序、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件发生。

特此报告！

第三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制初探

摘要：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经常被社会各界所诟病的一种现象。虽然其形成有着各方面复杂原因，但其危害性大，从根本上扭曲了竞争的本质，直接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和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因此，有效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些滥用行为仍然以多样化的方式出现在社会生活中。为此，曾有各个层面的法律、规定等出台，但起到的作用还有一定局限性。以前工商部门主要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反限制竞争的执法实践中进行了不断探索，《反垄断法》的出台使这一难题的解决有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但是，面对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中相关规定的衔接和差异等问题，执法人员在理论上依然有争议，在实践中依然有困惑。本文针对这样的现状，主要从实务角度出发，试图释疑解惑，推动实际执法工作的展开。

关键词：滥用行政权力

排除、限制竞争难点

法律规制

一、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所面临的形势和立法背景

(一)有效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突出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被社会各界所诟病的一大现象。实际上，不管在中国还是外国，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政府限制竞争都是对竞争损害最甚的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比经济垄断造成的危害更广泛、更持久、更严重。其中，地区封锁、地方保护等行为成为目前影响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经济体系建立的重要障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府部门的公信力，影响到公众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二)《反垄断法》的实施为工商部门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

多年来，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反垄断执法工作来解决这一难题。1993年开始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对此也有相关规定，自该部法律施行以来，为了打破垄断坚冰，国家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包括实行体制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强化监督检查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这部法律的主要执法机关，工商部门在十几年来的反限制竞争执法实践中，已对该项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经验，锻炼了队伍。但《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内容涵盖面、执法手段有效性、罚则完整性等方面显示出一定的滞后和不足，影响到实际执法工作的深度和力度。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一些地方政府，一些政府部门从地区和部门的利益出发，利用行政手段限制市场竞争或者说制造不公平竞争的问题日益严重。为此，国务院曾专门发布《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等文件，明确禁止地方封锁和限制商品正常流通。

从2008年8月1日起，《反垄断法》的实施为工商部门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其实，在《反垄断法》长达十几年的立法进程中，对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问题如何规制，一直存在分歧。虽然从理论上和国际通行做法看，这种行为在实质上属于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主要不是依靠反垄断法能够解决的问题，反垄断法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欧盟竞争法(德国)，没有单独规定行政垄断，原因是德国把政府也看作企业。日本邮政局印制明信片存在垄断行为的案例中，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认定日本邮政局从事印制明信片业务，应认定是企业行为，出现垄断，就意味着破坏了市场竞争，应由竞争法来进行规制。而俄罗斯等东欧转型国家则非常重视行政垄断问题，1992年乌克兰相关法律中也有类似条款。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考虑到这类行为对市场公平竞争的严重危害性，以及其客观存在的长期性，反垄断法作为保护竞争的专门性、基础性法律，最终在立法时选择将政府及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纳入了其中并制定措施进行规制。成为中国反垄断法的一个特色。这既表明了国家对行政性限制竞争的重视和坚决反对的态度，又对进一步防止和制止行政性限制竞争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二、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

自从1980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中首次提出反垄断特别是反行政垄断的任务以来，有关部门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来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工作和努力从未间断。1990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打破地区间市场封锁进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以及2001年4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禁止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实行地区封锁的规定》，都明确了坚决制止和纠正地区封锁的错误做法的态度。从立法层面上，1993年颁布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和2000年9月实施的《产品质量法》也作出了原则性的禁止规定。此外，在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次重申要打破地区封锁、地方保护，建立全国统一、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相关规定发挥作用但仍有局限性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七条针对以权经商这一被学者称为超经济强制交易和地区封锁的行为作出了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同时，第三十条还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被指定的经营者借此销售质次价高商品或者滥收费用的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理办法和罚则。

(二)《反垄断法》进一步明确了对行政性限制竞争坚决说不的主观态度和客观措施

相比较而言，《反垄断法》在主体确认、行为列举等方面的规定更加细化和完整，除了在总则中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同时(第八条)，还专设一章禁止实践中较为典型的六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包括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以设定歧视性资质要求、评审标准或者不依法发布信息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的招标投标活动；采取与本地经营者不平等待遇等方式，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设立分

机构；强制经营者从事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以及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第五章)，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五十一条)，进一步明确了对行政性限制竞争坚决说不的主观态度和客观措施。

第四篇：关于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自查报告（范文模版）

关于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

行为的自查报告

根据工商总局“工商竞争字【2016】54号文件” 精神，参照《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以及《市工商局关于深入开展集中整治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专项行动的通知》的要求，为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切实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近期我公司开展了关于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自查工作。

一、企业基本情况

我公司是经市政府批准、市国资委授权，租赁经营管理十堰市热电厂资产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营企业，主要承担着十堰市中心城区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小区的供暖责任。

二、自查内容

1、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附带提供的相关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同类商品;

2、限定用户、消费者只能购买和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生产或者经销的商品，而不得购买和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同类商品;

3、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及配件;

4、强制用户、消费者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不必要的商品;

5、以检验商品质量、性能等为借口，阻碍用户、消费者购买、使用其他经营者提供的符合技术标准要求的其他商品;

6、对不接受其不合理条件的用户、消费者拒绝、中断或者削减供应相关商品，或者滥收费用;

7、其他限制竞争的行为。

三、自查结果

经自查，我公司无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的违纪违法现象。

四、整改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本次自查自纠专项治理工作时间紧、要求高，为确保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我成立专班对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等问题认真开展了自查自纠和专项治理，切实响应、执行上级文件规定，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2、强化思想教育，增强法纪意识

组织相关业务部门人员认真传达、学习《工商总局关于公用企业限制竞争和垄断行为突出问题的公告》、《关于禁止公用企业限制竞争行为的若干规定》等文件精神和有关规定，进一步加供热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供热队伍的法纪意识。

3、强化日常监管，加强队伍建设

为进一步规范供暖队伍行为，提高供暖队伍的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的供暖氛围，我公司专门出台了《供热服务员工“十不准”》和《供暖服务“八项”承诺》，强化日常监管，加强供暖队伍建设。在完善制度的基础上，加大监管力度，采取对外公布举报电话，加强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杜绝扰乱市场秩序、损害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事件发生。专此报告！

***************************** 二〇一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五篇：有关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

有关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

来源:http://www.xiexiebang.com

一、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现状及特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对市场竞争的危害性明显，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法均将禁止联合限制竞争方面的规范置于其条文中的突出位置，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和严格的规制，但称谓各不相同。德国《反限制竞争法》将之称为卡特尔，美国《谢尔曼法》称其为共谋，我国《反垄断法》使用垄断协议一词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加以规范。在此，我们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营者通过共谋，以协议、决议或其他协同行为实施的对特定市场的竞争加以限制的行为。

一)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现状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的深人发展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已频频出现，屡见不鲜。其中，以联合方式限制竞争的行为表现较为突出，对公平竞争的破坏不容忽视。

通过市场调查可以发现，现阶段妨碍我国市场竞争的联合行为主要表现有：固定或变更价格；联合限制产量；联合抵制交易；分割销售市场等方面。其中以固定或变更价格最普遍、最具危害性。2000年6月日，包括康佳,TCL、厦华在内的国内九大彩电生产厂家在深圳召开“中国彩电企业峰会”，宣布建立价格“神圣同盟”，对彩电实行最低限价销售。2004年月起，成都、安徽、山东等省市的占市场很大份额的大输液产品制药公司分别召开行业协会或企业峰会，就输液产品的出厂价格达成统一上调一定幅度的“价格联盟”。2007年的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产生恶劣影响。2007年7月日起，包括统一、康师傅、白象、华龙等在内的多个方便面品牌统一上调价格，平均提价幅度为20％，而这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5％以上。

二)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特点第一，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普遍存在于供大于求的行业。我国许多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生产过剩的局面，大部分工业品供过于求，同行业厂商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利润水平整体下滑。为避免竞争带来的损失，同行业厂商采取了通过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来协调行动，从而维护该行业厂商的共同利益。

第二，行业协会主持下的联合限制竞争现象占有很大比重。如上述方便面集体涨价事件，在集体涨价之前，由世界拉面协会中国分会主持召开了三次会议，研究调价幅度和调价时间。许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是在行业协会的授意和指导下形成的。由于行业协会覆盖面广，同时还打着“保护民族工业”、“繁荣市场经济”的旗号，因此，通过行业协会所实施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欺骗性，对社会经济的危害更为严重。

二、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现状我国关于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在《反垄断法》出台之前，零散地体现在与商品价格有关的市场规制法律中，如《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招标投标法》等。但相关规定很不全面，很难发挥规范、制裁限制竞争行为的作用。为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我国于2007年8月30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反垄断法》，这是我国反垄断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

一)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内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作为三大经济性垄断行为之一，在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国《反垄断法》设专章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反垄断法》中称为垄断协议)的法律框架进行了构建。

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进行了横向与纵向的区分。我国在反垄断法中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使用了“垄断协议”这一概念。依据协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垄断协议可以区分为横向协议和纵向协议。横向协议是指竞争者之间的协议，纵向协议是指不同经济阶段的企业订立的协议。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之性质》一书中提到了竞争者之间的共谋行为，这种行为也被称为“卡特尔”。其对市场竞争的危害很大，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首要任务就是反对卡特尔。我国反垄断法第13条和第14条分别对法律禁止的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作了规定。

规定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豁免制度。各国反垄断法在规制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时基本上都遵循“一般禁止，特殊豁免”的原则，即在规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属于非法行为应予以取缔的同时，通过除外条款许可某些具有合理性的联合协议合法存在。

这是由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的非惟一性所决定的，在某些情况下，允许限制竞争可能对整体经济或公共利益更有利。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七种可获得豁免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

规定了实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经营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引入了宽恕制度。《反垄断法》在第条第1款和第50条规定经营者实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的同时，在第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主动向反垄断执法机构报告达成垄断协议的有关情况并提供重要证据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酌情减轻或者免除对该经营者的处罚。这说明，源自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宽恕政策被引进了我国反垄断法。

二)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不足．垄断协议定义中存在的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垄断协议”来代替“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不够科学。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首先，通过对该含义进行语法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协议是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的语法结构。这种表述不符合正常的逻辑思维和语法习惯。其次，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不仅仅限于“协议”，还包括“默契”；既包括企业之间的协议，也包括有关联合组织的决定。二是何谓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决定”或“协同行为”?法律中并没有规定其构成要件，没有为执法机构提供一个认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标准。

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豁免的实体规定过于宽泛，缺乏程序制约。各国对除外情形的规定都比较谨慎，一般多采用列举的方法明确界定例外之范围，并且在适用除外规定时，往往有较严格的限制，如附加特定条件或办理批准手续等。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列举了7项可以得到豁免的情形，但对豁免应具备的消极条件没有附加规定，极易造成豁免被滥用的后果。而且第7项还设置了一个兜底条款，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豁免扩大为“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这样可能使反垄断法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控制几乎没有任何确定性。此外，我国反垄断法没有规定豁免垄断协议的方式，即是否需要当事人申报。

法律责任有待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不足主要存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我国《反垄断法》对实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经营者规定了两种制裁措施，即行政处罚和民事制裁，而没有规定刑事责任。

在其他很多国家，订立价格卡特尔、数量卡特尔和地域卡特尔等核 卡特尔的行为可能会受到刑事制裁。为严厉打击核心卡特尔，美国在2004年颁布了《提高和改革反托拉斯刑事制裁法》，对公司、自然人都提高了最高罚金数额，还将自然人的刑事监禁最高期限从3年提高到10年。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规定相比，我国的制裁措施就显得力度不够，手段也比较单一。第二，我国《反垄断法》中民事责任的规定过于笼统，难以具体实施。《反垄断法》第条规定，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对于损失的确定、民事责任的具体方式都缺乏进一步的规定。第三，我国《反垄断法》中规定的行政处罚力度不够，无法真正起到威慑、打击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完善。

关于规制垄断协议的程序机制。反垄断法有一个明显的不足是重实体轻程序。这一不足在第二章的垄断协议部分尤为严重，最为典型的条文即是第15条。对于豁免的程序条件，该条仅仅规定了经营者的举证义务，除此之外，法条没有提供其他程序规则。然而，豁免程序是由执法机构在查处涉嫌违法的垄断协议的过程中启动?还是基于经营者的主动申请而启动?从条文中解读不出答案。与我国反垄断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乎所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反垄断法中都有较为完善的程序性规定。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14条明确规定，联合行为的豁免必须“申请中央主管机关许可”。

三、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的完善《反垄断法》是我国反垄断进程中一部纲领性文件，构建了我国反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立法框架，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公平有序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但仍存在着概念界定不科学、实体规定过于笼统、程序规范缺失、惩罚力度不够等不足。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尽快出台《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以完善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

一)合理界定基本概念，明确基本内涵．虽然联合限制竞争行为以企业之间的协议为典型形式，但是法条第二章的标题定为“垄断协议”却并不是很恰当。因为，实际上，反垄断法第13条的规定除了包括“协议”外，也都明确包括了“决定或者其他协调一致的行为”。因此，第二章的标题宜改为“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或“禁止共谋行为”。

对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决定”或“协同行为”的内涵予以明确。应在实施细则中规定其构成要件，为执法机构提供一个认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标准。

二)完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豁免制度．合理界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豁免标准和范围。《反垄断法》列举了七项可豁免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部分事项规定比较模糊，应予以细化。如第项“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豁免，其含义就很不明确。笔者建议，实施细则中不仅应明确豁免的具体条件和程序规则，而且应当进一步明确不得豁免的垄断协议，或者明确垄断协议不能得到豁免的具体规则。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国家对原来规定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豁免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日本在1999年废止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适用的、被称为日本典型的豁免制度的不景气卡特尔制度，这体现了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管制的严格化趋势。我国应顺应这种立法趋势，缩小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豁免的范围。

对联合限制竞争行为豁免加以程序上的规制。在国务院法制办2005年7月关于反垄断法的征求意见稿中，曾经规定了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当事人自愿申报程序，而在最终出台的《反垄断法》中将这一规定删除了。笔者认为，应在实施细则中确立经营者获得豁免的申报审查制度，使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在程序控制方面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我国企业之间开展各种有益的合作。

三)完善我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从各国的竞争执法实践看，对违法的联合限制竞争行为征收高额罚款或罚金是一个共同的经验，其重要作用在于增加行为的违法成本，使实施联合限制竞争行为的经营者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从而起到威慑作用。我国《反垄断法》中规定了处以“上一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行政罚款额度，处罚力度太轻，应当加重处罚的力度。

引入刑事制裁。刑事制裁是法律责任体系当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在许多国家，固定价格、限制产量、划分市场等明显损害竞争的违法行为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参与的企业、行业组织或个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在《反垄断法》中没有对违法经营者规定任何刑事责任，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有必要在实施细则中予以补充。

细化、完善宽恕制度。我国虽然在《反垄断法》中引入了美国反垄断体系中确立的宽恕制度，但这一规定过于原则性，缺乏可操 眭。在完善这一制度时，注意考虑以下因素：宽恕制度的内容应当具体、明确、透明，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操作性；区分不同情况，给予坦白的当事人以不同的宽大处理；坦白宽大与严厉惩罚相结合。

建立完善的私人执行机制。《反垄断法》规定了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反垄断法中私人执行机制的体现。但规定很笼统，在实施细则中应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美国执行反垄断法的体制颇为完善，反垄断法实施体制中形成了公共执行体制和私人执行体制两大体系。私人执行体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强调私人的起诉权。私人诉讼以私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各类社会组织)为原告，依据反垄断法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一般而言，是指受到垄断行为威胁的任何个人和企业有权依据《谢尔曼法》和《克莱顿法》的规定向被告居住地、被发现或有代理机构的地区向美国区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发出禁令，如果胜诉，还可以获取相当于实际损失的三倍的赔偿金加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这种“三倍求偿之诉”鼓励受害方直接提起诉讼，极大地促进了诉讼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作用。我国新颁布的《反垄断法》只允许单位和私人进行举报，并没有赋予私人诉讼的权利，有必要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