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证制度的发展和改革（精选5篇）

第一篇：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证制度的发展和改革

比较法视野下我国公证制度的发展和改革

据制度考察，公证制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当然，我国古代也有相关的记载，也就是说，公证制度具有在全世界的一种通用性。但是，毫无疑问，各国在对公证制度的价值定位和具体制度设计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也就是当今拉丁公证制度和英美公证制度产生的渊源。就我国而言，曾经我们主要借鉴的是苏联的公证模式，但这种公证模式又和拉丁公证制度具有很多切合点，具备许多拉丁公证制度的特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深入和国际交流的加强，近年，我们又有了向英美公证制度靠拢的倾向。于是，如何在我国既有的公证制度的基础上，整合我国近年来对其他国家相关制度的移植，成为了我国公证制度进一步发展和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文章就几个公证制度中的关键问题，借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希望能够有益于我国公证制度的完善。

一、公证制度的价值取向

要想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公证制度，笔者认为，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明确我们所要建立的公证制度的价值取向。纵观当今世界，主要存在拉丁公证制度和英美公证制度这两种公证制度，当然，它们之间在价值取向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其根本目的而言，拉丁公证制度在于保障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实现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要法律行为与重大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以实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这一公证制度的基本功能，从而达到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它将公证制度定位于国家准司法制度，表现为国家法律有大量关于强制性规定的公证事项、公证机构的权威组织和公证人员的严格选拔，公证人对公证的内容要进行实质性的严格审查，且负有较大的责任。但同时公证也具有强大的效力，正如在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徽志上写着的这样一句古老的拉丁格言“：我们写的就是法律”。而反观英美公证制度，其公证机构并没有类似于拉丁公证制度这样的权威性，公证人员也具有很大的随意性，而且它们大多实行“自愿公证”原则，法律很少规定“必须或者应当公证”的内容，公证人只对公证事项进行形式审查，当然，公证文书也不具有法定证据效力和强制执行效力，公证人主持宣誓仪式，由当事人对公证事项的具体内容“宣誓”保证其真实性，作虚假“宣誓”的当事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就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对公证的要求而言，我们应该更多的采取类似拉丁公证制度的价值取向，即通过公证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达到维护社会公平、保障交易安全、体现诚实信用等功能，实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等价值。

二、公证证明权的行使主体

明确了公证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后，我们就得探讨，法律应该将公证的证明权赋予哪个主体行使，才能更好的实现公证的价值。具体而言，就是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机构还是公证人。纵观世界各国的公证制度，无论公证人是属于纯粹的公务员，还是半自由职业的准公务员，或是自由职业，其公证证明权基本上都是由国家赋予了公证人个体。如《意大利公证法》第 24 条规定：“自注册之日，公证人有权行使公证职务”，《法国公证法》第 3 条规定：“公证人必须接受当事人的公证申请”。从上述各国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公证证明权的行使，原则上都赋予了公证人行使，都是由公证人接受公证申请人的申请办理公证业务。而反观我国，我国《公证法》没有采纳两大公证制度都实行的公证人个人行使公证证明权的常态，而是将公证证明权授予了机构———公证机构，从而确立了以公证机构为办理公证业务的主体资格，这一公证体制目前在世界上是独特的，如《公证法》第 2 条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

笔者认为，就公证制度本身的运行而言，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人个人行使应该是更合理的。首先，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人更符合公证的实际运行情况，因为，公证的运行说到底它是由公证人来操作和推动的，其接受、审查、作成的过程也是由其完成的;然后，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人个人，有利于明确责任，增强公证人的责任感;最后，将公证证明权赋予公证人个人，便于理清公证中的各种法律关系，也便于事中和事后的监督，利于追究责任。

三、实质公证与形式公证

拉丁公证制度和英美公证制度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拉丁公证制度偏向于实质审查，即属于实质证明的事项应当严格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进行实质审查，公证文书应反映公证对事实审查的内容和结论，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判断。而英美公证制度则更偏向于形式审查，即属于形式证明的事项则明确规定公证员只对申请人的身份、签名、印鉴、神智、认知能力的审查，公证词除证明签名、印鉴属实，正副本相符外，还应有限定公证的审查范围和责任范围的内容。当然，这只是实质公证和形式公证的一个大概的划分，并非绝对，实际中，拉丁公证制度其实也有形式公证的内容。例如台湾地区的公证业务就很宽泛，几乎涉及所有的私权领域，主要包括狭义的公证(实质公证)和认证(形式公证)，狭义的公证是一种实质性的证明，即对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认证是一种形式证明，即只对契约、票据等文书形式上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原则上，对文书的内容是否真实，不负实质性审查，狭义的公证与认证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是否审查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合法性。也就是说，拉丁公证制度为了满足社会大众对公证日益广泛的要求，而逐步引入了一些英美公证制度的特色，即建立了一些形式公证制度。

结合我国目前公证实践而言，既然我国《公证法》在第 36条、第 37 条和第 38 条分别规定了公证的三大效力，即法定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及法律行为的成立和生效要件效力。那么，我们在公证制度的具体制度构建时，就应该以实质公证作为一个制度构建的出发点。但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社会需求也是多元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考虑一项制度其本身的包容性或者是适用性。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那就是扩宽公证的业务范围，规范认证(形式公证)这种公证形式。即对于那些对国家、社会和个人影响不是很大的事项，当事人只是想证明其本身的合法性或者外观的有效性时，公证人就可以免去那些复杂的审查程序，而只就法律行为的外观予以证明。这样，就可以使得公证制度具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也便于一些无须严格审查的法律行为得到方便快捷的证明。

综合上述，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全球化的深入进行，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借鉴和融入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组织的先进制度。毫无疑问，当前我国的公证制度也有在具备拉丁公证制度基本特征和制度构建的基础上向英美公证制度倾斜的一个趋势，那就是公证制度在中国实际上已经从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行业自认的目的)向快速解决纠纷的目的(社会认知的目的)转化，大陆法系的法律体系重点在于预防纠纷;而英美法系的法律体系重点在于解决纠纷，中国公证制度已经走向两个法系的混合体。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明确我国公证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必须明确公证制度中几个基础性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避免进入一个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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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我国公证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浅谈我国公证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公证是经过法律授权的公证人执行权威性较高的证明类型活动，这种证明过程在法律方面给予确认，也能够被称作是国家证明及国家公证。我国的公证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项事业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公证事业的发展也遇到了瓶颈，公证行业在许多方面都呈现出与现代社会需求不甚切合的态势。因而，公证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必须要与如今的社会新形势相结合，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一）完善我国公证制度立法

根据我国公证制度实际情况，在进行立法过程中应该按照大陆法系国家标准，充分参考公证制度指导理念及设计思想，逐步完善我国公证制度立法，并能够赋予公证制度相关立法代表我国对经济及社会活动进行适度干预权力，不断明确公证立法价值取向，确保社会和谐稳定，为构建诚信社会风气营造良好基础。

在修改我国民商事法律过程中，可以规定和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事项都要经过公证，以此来不断规范及引导公民的法律意识。比如可以借鉴其他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体系中三类事项必须公证，直接列入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并且在立法过程中就应该特别说明公证本身的法律效力，一是法定必须进行公证的事项而不进行公证的，没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二是赋予相应的公证类型文书直接具有法律效力，能够作为法定规定的证据；三是能够赋予一些公证类型证明具有强制执行力度。同时也应该在立法中明确规定公证机构本身的性质，也就是公益性质或是非营利性质，主要表现在公证进行收费和税收两个层面，为社会效益做出相应的共享。

立法应该给予公证机构适当的自主权利及事业单位法人地位，能够自由支配公证机构人，财及其物等资源，能够独立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相关规定中，能够充分参考法国，德国相关经验，确保三类必须进行公证的事项，在进行登记之前必须要通过公证手续。通过公证机构认定合格的，才能够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直接节省实体审查的过程。假如公证存在问题，就由公证机构进行相应的民事赔偿。在立法中还要逐步完善对公证员资格认定的问题，合理控制公证机构人员数量编制，研究分析合理的科学布局的有效综合机制，以实际情况为主要区分公证区域标准，从管理体制上避免利益驱动的影响作用，有效处理公证机构之间出现的恶性不良竞争及公证质量不高的问题。

（二）健全和完善公证工作组织体系。

公证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实施者是公证机构，公证组织机构的改革是公证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公证机构组织机构改革的情况来看，公证机构的组织形式既要体现公证的基本属性，又要能充分满足社会各界对公证服务的需求和期待。

《公证法》确立了公证机构是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的属性，明确了公证机构的公益性、非营利性，是符合我国公证工作改革和发展实际的。公证体制改革应当坚持方向要明确，不能继续模糊公证机构的性质和定位，要统一公证机构体制的发展方向；也不能搞“一刀切”，要根据各地公证工作发展实际，在保障欠发达地区公证机构生存和发达地区公证机构发展的前提下，区分具体情况，分步骤推进体制改革工作。

对事业体制公证处，一是要争取有利于公证事业发展的管理模式。二是要确保事业体制公证处的人财物自主权。公证机构负责人要按照《公证法》规定产生，实行公证处主任负责制，进一步理顺司法行政机关和公证机构的关系，确保公证机构自主管理权，依法独立开展业务。三是要加大保障力度。积极争取各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并实行相对灵活的编制管理方式，努力提高公证员办证积极性。

（三）提高公证工作的公信力。

公证质量是公证工作的生命线，是公证公信力的直接体现，公证改革如果忽视公证质量，一定是不成功的改革。要把提高公证质量，维护公证公信力作为公证改革的首要目标。

一是建立健全质量标准体系。应当制定发布各类公证事项的具体办证细则，同时，对现有的办证细则根据新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修订，以建立健全全国性的质量标准体系。二是完善公证监控方式。当前，各地公证监控的主要方式是进行公证质量检查，由于这种检查主要是事后对公证卷宗进行的抽样检查，其覆盖面及对公证质量的反应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建议尽快出台公证信息化应用标准，推进公证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软件开发和推广工作，把信息化手段应用到公证质量监管过程当中，实现事前预防、过程控制。三是完善公证质量责任追究机制，建议司法部制定出台公证质量事故处理相关规定以及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违反行为处罚办法，规范公证质量责任的认定、处理和追究。四是建立以办证质量为中心的考评和收入分配机制，在公证员考核奖惩、收入分配制度的制订过程中，围绕公证质量这一核心，真正将评先评优、考核奖惩、收入分配等与公证质量挂钩。

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过程中，准确定位公证制度的法律价值和地位，从国情出发，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和做法，做好公证制度的立法完善和功能完善，健全和完善公证工作组织体系，加强公证宣传力度，提高公证工作的公信力，改造我国的公证员队伍，提高执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素质，使公证制度能够吐故纳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

第三篇：论我国公证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公证；公证制度；公证行业；服务性；改革与发展

一、我国公证行业的现状及改革

我国现行的公证体制在队伍素质、服务领域和服务质量等诸多方面，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公证行业在新时期的发展必须从有利于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基点出发，不能单纯从司法行政的经费和职能角度看 问题，必须从更高、更远的角度出发，公证行业现在运行的体制不利于公证行业的发展，出现了种种危机，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旧的运行模式，寻找到公证行业的发展出路。

（一）存在的危机 1.行业生存的危机

电子 网络 和电子设备交易的无纸化，对以纸笔为介质基础的公证行业发展带来了危机。在这个危机中，由于电子商务网络化和电子交易的无纸化，我们感到以纸和笔为媒介的传统公证方式不适应了，我们失去了证明的手段和方式。这种传统的公证方式与电子方式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传统的公证方式发生了危机，业务领域发生了危机。许多原有的运作方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公证行业可能失去很多领域。许多应由公证员提供服务的领域被律师抢占。我们最大量的业务是证明有 法律 意义的文书，今后由于电子商务，包括电子 计算 机管理系统、计算机网络化的传输，纸介质的法律文书肯定在逐渐减少，我们的工作对象领域随之缩小，工作方式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都受到了 影响，今后这方面的影响还会逐步加重。公证行业作为一种法律职业，多年来从选拔人才来看都是专一型的，以法律专业为基础。今后于高 科技 的发展，公证涉及面的扩大，除法律专业外，更多的是其它专业拔术强、涉及领域广博的问题，既懂得其它 自然 科学、专业技术又熟悉公证业务，我想这样的人才不会很多，但今后公证行业对这样的人才很希缺。以上的几个新问题都威胁着公证行业的生存。

2.管理体制的危机

公证处是代表国家独立行使公证权的机构。公证处虽依法受司法行政机关领导，但它并不是司法行政机关一般的内设机构，不能把它完全等同于司法行政机关的一个职能科室。实践中，一些司法行政机关对其所领导的公证处从行政管理到业务管理，统包统揽，统得过细、管得过死的方式，使得公证机构既无人权，又无财权，严重挫伤了公证机构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严重束缚了公证行业业务工作的开展。陈旧的运行机制使公证行业缺乏尖锐、敏感、危机感和吸引力，工作作风呆板，主动服务意识不强，管理方式落后。许多公证页还有过去那种“老爷”作风。公证行业是一个法律职业，受到法律体系、法律传统深刻的影响，我们法律界受到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有一种固有的保守倾向，或者跟社会发展不合谐的地方，这上升到一定层次就形成了固有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制，在未来高科技电子化的社会里，公证现行的这套管理机制肯定是不适用了，公证机构将难于生存。3.取证难的危机

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老百姓的法律意识不高，对于公证更是了解甚少。于是老百姓办事力求简洁、省事和实在，与公证程序，公证条件发生了冲突。很多当事人是为了另一目的来办理公证的，如办理分房协议公证是为了到房管部门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当事人便为了公证书“迫不得以”来办理公证，但一听到需要各种证明材料，就大为恼火。可他们不知道在此过程中，公证人员已为他们避免了将来可能出现的纠纷。那么，对于那些拒绝提供证据或恶意提供假证据的当事人，国家也没有一部法律来保障公证员调查取证的权利。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宣传力度，争取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应从立法的角度来保证公证员调取证据、证明材料的权力。

（二）公证改革的必要性

1.内在需求———社会对公证行业的需求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活动的复杂化，法律规范的调整范围也随之扩大。过去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相对单一，主要是对行为后果的亨后调整和补救，其调整范围和调整方式的局限性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一方面，针对今天社会活动的复杂性，我们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从多领域、多渠道、多方面进行调整，包括事前、事中、事后的法律调整，更好地预防、规范社会行为。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公证这种事前的调整手段，能够更好的预防和减少严重后果的发生，对预防纠纷、减少诉讼具有特殊的社会功效。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选择了这种预防性的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行为的复杂化和频繁化，光靠一种事后的法律补救手段已经不能完全解决社会问题了。然而这种事前调整的法律预防手段就必然成为社会规范的一部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2.外在改革需求———社会为公证行业提供发展机遇

随着信息 时代 的到来，网络经济的发展及电子商务中的交易安全问题给公证行业提供了拓展业务的机遇，为公证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首先是网络发展带来的新的行为方式和经济方式，通俗地说，就是一个新的社会领域还没有人占领。所以公证行业在新的电子商务里是有机遇的，现在公证行业也正在朝着这个领域逐步地渗透，正加强这方面的 研究 和拓展。我们要逐步地把现在个体的被动的工作方式转变为一种主导的、主动的带有前瞻性的工作方式。

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公证行业实现工作目标的手段和 方法，可以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有助于中介、沟通作用的发挥。改革开放后，我国公证员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公证对象的真实性核查的方式和手段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现有的条件以外能不能利用技术手段来解决呢？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地利用信息网络资源。我们这个行业发展了20年，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这些都是经过公证核查认可的，但是这些财富利用传统手段用不起来，没有力量整理、无法检索，通过计算机技术，我们完全能把这部分资源利用起来。

公证的目的和意义日益深入人心，为公证工作的开展开扩了广阔的空间。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法律保护意识也不断增强。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上半年广州市民办理遗嘱公证已经超过七百件，其中有不少是已有相当家产的中青年。2001年10月，武汉市产生了一种新的公证形式———火灾公证，用以客观准确地确定受灾户的财产损失状况。据上海市城调队的社会测评调查统计，1999年7月至2000年7月，上海市办理了566万件公证。来自江苏省司法厅的数据统计表明，2000年江苏省经济类公证事项比前一年增长116%，其中南京市经济公证年增幅度高速109%.据统计，2001年江苏省公证机构共办理各类公证事项474941件，其中经济公证事项达220528件。涉外经济公证、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公证、各类贷款合同公证、还款协议公证以及建立现代 企业 制度所需的各类公证事项增长尤其迅速。公证还是作为暂时补充法律空白的一种法律手段，如 目前 相当热闹的遗体捐献，由于现在还没有一部关于遗体捐献的法律，所以只能通过公证这种方式使遗体捐献合法化。昆明市官渡区公证处在今年三月通过证据保全和协议书公证解决了一起法院不受理，公安机关处理不了，医院 “头痛”的 交通 意外事件，得到了当事各方的好评。从以上这些资料充 分析 射出广大群众法律意识增强了，公证意识已日益深入人心。

二、建立新时期的公证行业体制

“秩序并非是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良好的秩序并非是在暴力和强制下形成的，外部力量的监管只能恰到好处，否则适得其反。公证制度是基于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由公证机构向其提供证明服务的制度。公证制度的形成，主要还是来自秩序内部本身，公证机构提供的主要是“服务”，具有一种中立性。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行政行为将更加尊重市场主体的意思自治精神，更加趋于中立和监督职能。但是，政府行为永远是政府行为，不可能都被中介机构替代和取消，也不能认为被替代和取消得越多越好。中介机构替代和取消的政府职能应当是可以替代和取消的部门，而政府公证部门不属于披中介替代和取消之列。

（一）重新定位公证行业的性质

公证权在我国当前条件下仍然属于国家证明权，而不能归于市民社会的一般公共权力。我国市民社会还不发达，在市场经济初期，需要大力培育。因为，公证权不同于代理权或辩护权，后者是占有在当事人或委托人的利益的角度而为的行为，与必须由国家行使控诉权和司法裁判权不同，所以，可以将这种角色下放给市民社会承担。比如拿仲裁权与公证权相类比，仲裁是双方当事人根据有关规定，事先或者事后达成一定形式的协议，将他们之同的特定争议提交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以第三者身份，依照法律和仲裁规则，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或争议进行裁决的方式。虽然仲裁权已经下放了，性质上一般认为仲裁权是社会的公共权力，经过国家授权给予市民社会，仲裁委员会成为民间自治机构。但是，仲裁制度实质的效果与行政运行没有多大区别。主要由政府法制局掌控仲裁制度的运行，许多地方的仲裁委员会同行政机关如出一辙。在操作上公证权也必须属于政府权力或司法权力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二者有相似之处。二者的区分主要在于程序上。仲裁处埋由合同约定适用仲裁解决的纠纷，而公证着重在于事前对纠纷的避免，以及事后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对纠纷达成和解的法律事实的固定。也就是说仲裁权有裁决的权利，而且实行一裁终局制。而公证权只能是处在被动的位置固定法律事实，不具有裁决权。另外，仲裁权主要涉及经济技术、贸易、科技等各种社会层面的技术问题，而公证权可涉及社会各层面的各种问题。《仲裁法》第三条规定：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的纠纷不能仲裁。而避免这些纠纷，公证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仲裁中的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等行为是由法院进行的，虽然仲裁授予仲裁委员会以程序中的调查取证权，但是仲裁机构很少使用，这是因为，仲裁的对象一般是合同纠纷，发生纠纷之前，合同都将一般的交易要件通过格式化表达得比较明确，提交仲裁的合同标的额比较大，纠纷双方一般委托了代理人，从事仲裁程序就可以不需要国家给予强制。公证制度也以双方共同提交的意见为基础，但是，公证要做的工作是确认有关事实和法律文件，赋予其公证效力不进行实质性的调查是不行的。一般民间机构无权利用政府有关部门的信息情报，不利用这些情报，就无法做出真实性的认定。如果完全采纳进行形式性的审查标准，将会导致公证机构国际和国内信誉的降低，从而损害公证行业的健康发展。在市场经济初期，社会诚实信用原则尚未确立，如果公证仍然无助于建立社会信用，而被不诚实的行为利用，这不是我国公证制度改革的目标。所以，公证权应当成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为推动市场经济信用建设和发展发挥作用。公证机构属于国家的组成部分，公证员属于国家的公职人员。这是因为，传统上，新 中国 法律体系更多地受大陆法系国家的影响，整个司法机制的运作接近大陆法国家，特别是德国和法国，虽然近年来引进了美国法律制度，但是造成了许多制度上的矛盾。把公证人员性质完全改为中介人或自由人的话，将会使得我国的公证制度难以付诸实践，基于这个理由，将公证员作为行使国家公证权的专职人员不能变，这是 历史 发展的要求。

第四篇：公证改革与发展调查报告

我国现行的公证制度，产生的时间较短，发展很慢，不完善之处很多，公证界始终也没有停止过对公证改革的探讨，改革了十多年，但收效甚微，几乎仍是原地不动。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发展只不过是被动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罢了。

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公证体制，是当前公证界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研究我国公证发展的历史;研究我国的风土人情，研究人们的法制观念，公证意识。唯有如此才能找出一条真正适合我国发展的道路来。

公证发展的历史背景

我国历史悠久，长期深受君主专政统制的影响，人们法治思想相对较弱，人们潜在的意识形态里，官本位思想较浓重，崇尚的是“权”，优其是公权，直至今日依然如此，人们对公权的向往和追求，是中国人传统的意识，本能的反应，无论外界的影响如何，一定时期内也很难改变，这种对公权崇尚也为公证的存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我国的历史上也早就有了“公证”。据西安出土的鼎上记载，西周，历王年间，某人买地邀请几位大夫作为“公证人”证明买地这一事实，并铸鼎以记之，鼎上详细记录了，买卖双方当事人，宗地的位置、大小、价值、证明人等，这个鼎上的记载与我们今天的公证书非常相似，这也是典型的以公权的形式证明民事活动的方式，可见，此时“公证”已经行成了，这比罗马要早近千年，有人说“公证”一词源于罗马，也许有可能，要说公证源于罗马，可就错了，只不过是我国历史上均是“诸法合体”，没有划分部门法，没有提出“公证”这一法律概念，没有文字化罢了，然而，这并不能否定我国历史上公证的存在。再如，我国历史上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对耕牛的保护均可见诸于律文当中，无一例外的是，在交易过程中，必须要盖有“官印”来证明之，这个盖印的官员，也类似于今天的公证员吧!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今天的“牛行事”便是由此演变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方式就是公证的活文物了。由此看来我国的公证也源远流长，在研究公证改革时不要总是把眼光放在国外，什么德国、法国、意大利，他们的风土人情，思想意识，法律理念，与国人截然不同。他们的公证制度，公证体制也必然不适合我国国情。我们只有认真研究我国的基本国情，量体裁衣，才能找出一条适合我们发展的道路来。

我国历史上的“公证”是利用公权来加以证明的，这取决于人们思想上对公权的追求，因此公证机构绝不能私有化，是符合我国现状的。

公证的价值取向

公证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我们利用公证来谋取哪方面的利益，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用他来为我们做什么，其实公证的价值取向无非两种，一种是经济效益，一种是社会效益。如果我们追求前者，即以经济效益为主或仅仅为了经济效益。那么，就将公证推向市场，将公证企业化，也无可厚非。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都能清楚的看到经济实体经营最好的方式，无外乎股份制、合伙制、私有制，这些方式将更有利于效益最大化，有利于争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将给他的员工们带来更多的经济实惠。从经济效讲，似乎也是调动公证人员积极性的最有效的手段，垄断行业，一夜之间，造就一批百万富翁(公证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从单纯经济效益角度上出发，也没有哪位公证员会提出反对，人为财死吗，这也是人的本性。然而这样的后果会呢，什么公信力、公证质量、公证形象将全部被利所掩盖了，古人所云，“见利忘义”，便是这个道理了。可见，以公证来谋取经济利益，是不可取的，借助国家赋予的权力，来谋取私利，这显然也是不公平的。

只追求经济利益，已经给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带来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决策者也早已看出了这一问题，“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君不见，“以德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针正在深入贯彻。从北京奥运会也可以看到，我们泱泱大国，孔孟之乡，礼仪之帮，我们悠久的人文文化，数千年的文明，再现了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是民族的精髓，一个优秀的民族绝不会丢掉他的优良传统，这也是成就大国、强国的先决条件，而这些优良传统是要靠一部分人，有组织的去秉承，去发扬，去光大，我们公证责无旁待。

公证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预防纠纷，稳定社会，达到一个“和”的目的，这与我国的传统，孔孟思想，构建和谐社会如出一辙，一脉相承，公证利用其监督、预防的功能，对于维护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的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公证以其沟通、服务的功能对于传承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也不容忽视。因此公证对于传承我国人文文化，构建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公证也必将成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部门，这也就是我们公证的社会效益的体现。

社会的文明程度也制约着国家的发展，不文明，不和谐的社会也绝不能成为强国，要成就强国、大国梦，公证就要勇担传承文明的使命。可见，公证的社会效益大有可为，且势在必为。

我们研究了我国的基本原国情，明确了公证的作用和他的使命后。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公证形式只能是公有制形式(行政体制)，不能将公证私有化，也不能将公证市场化，公证只能是代表国家行使公证权，这一权利力，直接关乎国家的形象，不能授予任何带有私有性质的组织和部门，否则他的社会效益就会被削弱退变，甚至会便成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

公证的“公有制”，是公证的内在形式，有了内在形式，还要有外在形式，那就是公证的“体”，即以何利形式存在。我们公证体制改革这么多年，“体”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这也是我们改革的未果的关键所在，从目前来看，制约和束缚公证机构发展的，就是这个“体”的问题，体制不清，权责不明，公证机关的主管机关是谁?他享有哪些权利，应尽哪些义务?职责何在?独立的公证机关应享有哪些权利?不能独立该项怎么办?主管机关滥用权利横加干涉公证权构内务怎么办?如果因此出了事将由谁承担责任?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权具体是哪些?如此种种，均不明确，而且大多数各级司法行政机关都是把公证机构当作自己的科室来对待，直接或间接地撑握控制公证机构的人、财、物。他们对从公证机构取得利益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对公证改革的需求，一旦两者出现矛盾，他们便毫不犹豫的抛弃改革而谋取利益，我们一次次的改革都成一纸空文，便理所当然了，更奇怪的是，他们只享有种种权利却无须承担任何责任。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公证机构能改变什么，又能革掉什么?

针对这一问题我认为，既然，公证机构没有上下级之别，哪为什么要划分省、地、县三个级别呢，矛盾呀!冠个名又有何意义，形式而已，实属没有必要啊，婆婆越多越不利于公证的发展，可否将公证机构全部上划为省级，由省司法行政机关和省公证协会统一管理、指导，全国公证机构一体化。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公证机构不享有任何权利(实际上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也没有能力指导公证机构业务)，不得干涉公证机构的任何事务。以便公证机构摆脱地方司法行政机关的束缚。同时完善省级对公证机构的管理和指导方法办法。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明确责任范围，这样的“体”对公证来说，如鱼得水，一定会发展很快，这样也与我们公证协会的体系相一致。诚如是，则公证也应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公证队伍精英化

业内曾有人扬言：“办理公证只要有中学文化就足够了，不就是出具一份公证书吗，太简单了”。我想，说这话的人对公证根本就不了解，是的，仅仅出一份公证书并不难，然而对一个公证事项，是否合法，能否给予公证，该出具何种公证这就需要一定技巧和相当高的法律知识作为基础，否则，就有可能出错。现在已不是以前，错了无所谓，很少有人投诉，而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普遍提高了，只要有一点不适当，都有可能当被告。实际操作当中，业务水平越高的公证员，越谨慎，拒办率越高。而那些业务不高的公证员，却什么事都敢办，无知者无畏啊!投诉多了，就麻木了，投诉在他们看来，只是运气不好，没遇到好人罢了。象这样的公证员焉能提高公证质量。

公证法中规定公证员从通过司法考试中录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第十九条的规定却大大降低了门槛，又留了一个不小的后门，到目前为止，该进的都已经进来了吧!这个后门还是关上为好。

大家都知到木桶效应，那个最低的木板才是决定水平高低的关键，这个后门(最低的木板)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影响公证队伍素质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呼吁尽快关闭这个后门，有真本事你就考进来。

未来的公证员，都必须且应当是法律专家;应具有很高的法律水平和熟练技巧，应具有谨慎的态度，个个都是精英。才能确保公证质量和公信力。基于此，我们应当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不合格、不能胜任公证工作的公证员或者通过非法途径骗取公证员资金格人员分离出去。“将在精而不在广”，应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从整体上提高公证队伍的素质。同时在法律上提高公证员的法律地位，实行高薪养廉，达到风险责任与利益成正比。以利形成良性循环。否则有可能出现后继无人，事实上，近年来我们公证队伍已呈下降趋势。

二、法定化

公证既然是以社会效益为本，公证的作用也越来越显得重要，那么，就应当在法律中规定一定的事项必须公证，如对国有资产的处置，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重大经济活动，及招标，拍卖等，对这些经济活动进行法定，必须公证，更能体现这些机关行为的公平、公证性，也有利于遏制暗箱操作，走形式，走过场等违纪行为，也能预防贪污、受贿等到腐败行为的发生。

为什么总是有那么多的贪官，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对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缺乏监督造成的，对这些活动法定公证的同时。也填补了国家对这个领域监督的空白。

三、独立化

公证机构应当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才能不受干涉地行使公证权，如前所述公证机构全部上划，独立于地方之外(类似于法院、检察院)，这对于公证机构独立行使公证权，提高公证质量、提高公信力是非常有利的，如对政府某些经济行为的监督公证时，公证员可以不再担心个别领导人的可能对自己不利的行为，不被其左右，依法监督，从而真正达到公平、公正。

公证的独立远非仅仅是脱离了当地司法行政机关的干预，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独立。成为名符其实独立的公证机构，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不受任何干预的行使公证职权，才能更好的服务于人民，也才能更进一步推进民主的进程，进一步促进社会的有序性。

公证的性质

一、国有性

即公证只能是国家所有，不能私有化，这是由公证的本性的决定的，公证的任务之一是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他不是单纯的维护申请人的利益，而是以“公正人”的身份出现，依法律为准绳，兼顾各方的利益，优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为重。如，违背社会公德的行为、规避国家利益的行为，将不予公证。国有更能体现公证的公正性，否则其公正性，就值得怀疑。

二、社会效益性

公证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社会性，他从一开始产生便是为了服务于社会各方面的需求，这也正觏和了我们公证的服务、沟通、监督的职能，因此他从产生到现在都不是经济主体，而是狭义的社会主体，公证不是为了谋取经济利益的机构，而是服务社会的公益性的组织。这是公证的本质属性。如果把这种公益性的社会需求，垄断后，变成谋取经济利益的手段，那就会变性，就会带来很多不利的社会效应。

三、公平、公正性

公平、公正即处理事情合情、合理，正直，没有偏私，不偏袒哪一方。这是公证的基本要求，是公证存在的前提，也是公证的天职，这是公证固有的性质。

四、预防性

众所周知，公证的预防性，他的作用便是防范于未然，未雨绸缪，从而减少诉讼，降低社会成本，防止纠纷的发生，防止矛盾产生，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例如，经过公证的民间借贷合同百分之九十九都能履行完毕，而未经过公证的民间借贷合同完全履行的连百分之六十都达不到。由此可见公证的预防性非同一般。试想，如果将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列为法定公证，还会有那么多的贪官污吏吗?可见公证还具有预防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发生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现阶段我国的公证形式，应当是公有制，行政主体，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体制，公证队伍应是精英化，公证业务法定化，公证机构一体化，以谋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已任。我们在进行公证改革时，请不要忘记公证的社会属性，不要忘记公证的社会本位、不要忘记公证的功能。也不能只顾部门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不为利所驱使。应当充分认识到公证不仅仅能取得经济利益还能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促进社会文明进程，促进社会文明和谐，传承民族精神、弘扬祖国优良传统。这才是我们公证所应承担的使命。让我们为这一神圣使命而奋斗吧！

第五篇：浅谈我国价格听证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浅谈我国价格听证会制度的改革和发展

[摘要] 对我国而言，听证制度是一个舶来品，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民主、公正的程序制度。引进这样一种程序，无疑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有利于完善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促进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但也应当看到听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拟对听证制度进行透视，阐明听证的内涵和种类、价值和功能、渊源、在西方及我国的确立和发展等基本问题，探讨我国听证制度的模式、内容、目前价格听证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旨在促进我国听证制度成熟地在行政程序和行政法治中良性发展。

[关键词]价格听证制度现状意义完善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现状及意义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现状

听证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主体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随之向行政主体表达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主体听取其意见、接纳其证据的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在英国行政法中，具体表现为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其包含三个内容：

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

2、了解行政机关的论点和根据的权利；

3、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雏形始于1993年深圳率先实行的价格审价制度。截止到1998年，陕西、黑龙江、安徽、江苏、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相继建立了价格听证制度。1998年5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首次将价格听证制度法制化。目前，全国所有省会城市都举行过价格听证会。在近两年举行的较有影响的价格听证会就有60多次。但是，纵观这些听证会，包括第一次国家级听证会，公开、公正原则并没有全都得到很好的体现。不少地方组织的听证会暗箱操作的嫌疑很大，有些部门举行的听证会没有实质性内容，听证会办事机构工作粗糙，听证材料不规范；还有的竟然采取“先斩后奏”式的封闭性价格听证，事先不向公众通报。在他们手里，听证会成了一个摆设。

2001年8月1日实施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规定了公开、公正、客观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外，听证会一律公开举行，听证过程应当接受社会监督，将公开、公正贯穿于整个听证程序之中。即：（1）听证程序原则上应公开举行。举行听证会之前先期公告，告知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主要内容、旁听席位，允许群众旁听，允许记者采访和新闻报道。（2）举行听证之前，价格主管部门应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当事人。（3）听证会代表的选择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代表享有陈述、申辩、质证等权利。（4）价格决策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

（二）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意义

价格听证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价格的新形式。听证制度建立起价格决策部门、申请方与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相互制约的新关系，通过公开听证的程序，可以避免因调查不充分、论证范围过窄导致的定价不合理、群众意见大的矛盾，同时可以加强全社会对政府价格决策行为的监督，促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

听证也是我国政府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价格主管部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加入WTO的需要，进一步改进价格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它对于实现政府价格决策的制度化，法制化，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具有重要意义。价格听证的实施是价格

主管部门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价格听证要求社会各界最广泛的代表参加到调定价过程中来，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群众“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的尊重，对在价格管理工作中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保障公民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权利有重要作用。价格听证会确立了一个由政府、调定价申请人以及消费者三方共同参与论证、相互制约价格的形成机制，听证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制度。以往的价格决策，虽然也召开座谈会、专家评审会等，但是由政府和企业、行业谈判来决定，消费者没有充分参与意见。从而将政府制定的价格听证行政行为纳入法定的轨道和规范的程序，为决策结果更加民主、科学和公正创造条件。听证会的代表意见将成为政府价格决策的重要依据。如果听证会代表多数不同意调定价方案，或者对调定价方案分歧较大时，价格决策部门应协调申请人调整方案，也可以再次组织听证，或者完全否定申请人的方案。

二、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存在的不足

自1998年《价格法》实施以来，我国各级价格机构围绕如何建立听证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价格听证逐步为社会所接受。从关起门来定价、一纸通知执行到举行听证会，让公众知情参政，应该说中国在引进民主议政机制、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由于真正了解听证会的人并不多，参与意识也不强，有的听证会代表对听指挥的内容知道甚少，有的听证会代表来不及听取社会公众或本利益集团的意见，有的甚至连自己的观点与意见都未形成。

第一，听证透明度不高。价格听证的关键和核心就是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价格听证的公开，既要求听证内容的公开，又要求听证程序的公开，包括听证会之前的代表选拔与名单的公开、听证会代表发言与论辩的公开、听证结果的公布与质询等。但是，相当多的价格听证会存在着“秘密保护”、“信息隔离”的现象，存在着“暗箱操作”、“民主作秀”的嫌疑。以2000年9月电信资费调整听证会为例，有关部门煞费苦心：既要亲自遴选听证代表，又要制定严格的会议纪律；既要部署人马监控会场内外，又要告诫荣幸入选的寥寥几位记者沉默是金不要多嘴多舌；既要在调价方案中切到一块最大的蛋糕，又要使消费者感激涕零。在尘封4个月之后，有关部门才肯让中央电视台揭开听证内容神秘面纱的一角，由记者录下的26盘现场录像带却仅被允许引用了短短的十几分钟。再如2002年1月的全国铁路价格听证会，参加听证的消费者代表被“秘密保护”，使得参加听证的代表不能在会前与广大其他消费者进行交流，从而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的意志。可有关方面却美其名曰：“为使代表免受打扰，以集中精力做好准备，也可防止其公正立场受到影响。”这样的解释是不能信服的。因为这12名代表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不是个人发言，而是代表消费者群体的发言，因而有必要广泛听取其他消费者的意见，以使自己的发言更全面、更有代表性、更符合实际。在这次听证会上，铁路经营者提供的资料在会前也是保密的，只是在开会前才发给代表。提前把有关资料全部公开，有利于代表和各方人士了解，也便于他们提意见。此外，听证会的公开性还包括允许公民旁听，及时地把听证会的情况向社会公布；听证会的公开性也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通力协作，注意各媒体所反映的民意，进行科学的民意调查。听证会是一种公开征求意见的形式，不应该保密。听证会的作用也正在于其公开性。倘若听证透明度太低、公开性不高，听证内容信息不充分，那么听证的科学性和民意基础将受到质疑，决策的社会认同度和支持率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听证公正性不足。听证是防止部门化倾向、保证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之一。听证会的公正性，不仅是听证会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听证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所要达到的共

同目标。所谓听证的公正性，不仅要保证结果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保证程序的公正性。从法律上讲，程序的公正性是保证结果公正性的必要条件。以前，我们强调结果的公正性而不注重程序的公正性，这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因此，保证听证程序的公正性是听证的必然要求。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举行听证是政府价格决策的程序，不是最终决策，不享有终局裁定权。但是，听证会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和消费者的意见，应该在政府的决策中得到尊重和比较充分的体现。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应该作为政府价格决策部门作出最终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因为现代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众能够参与并影响公共决策。听证的公正性也要求克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场外交易”。依据西方的管制俘虏理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广大消费者没有动机去“收买”管理者。而被管制者却常常去“收买”管制者，因为其“收买”行为所带来的收益没有外部性。在当前情况下，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在关涉听证的行业多半仍然摆脱不了行政的羁绊，残留相当多的“政企不分”的阴影，于是在举行价格听证会场合当中脱不了“合谋”的干系，同时也预留了相当多的“寻租”空间，致使价格听证会成为形式主义的“走过场”。以2002年6月24日重庆路桥年票制听证会为例，在4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共有21位代表发了言，仅有路桥公司在内的3位代表赞成年票制的两个方案，次日即6月25日晚8时，“多数服从少数”重庆路桥收费标准获得通过。其实，被市民寄予厚望的年票价格听证会前7天就已敲定。就重庆路桥公司来说，其下辖重庆“老三桥”均属政府税收拨款，既然是用纳税人的钱修的桥，为什么反过来还要纳税人“留下买路钱”呢？更加不合理的是，并非桥梁投资人的路桥公司上市了！市民利益无可奈何地被股民利益侵占了，这样的上市为政府继续收费找到了最佳理由，也为未来可能的取消收费制造了最大障碍，于是便有了“路桥公司上市的„怪象‟与听证的失语”。

第三，听证平等性缺位。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地位是否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听证会是否能够保证双方发言的机会均等，这又表现在发言的人数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否相同；其二，双方是否都能够提出举行的价格听证会的请求。从第一方面来讲，在已有的价格听证场合中，每个代表的发言机会是均等的且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均被限制在五分钟之内，表面上看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谈判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消费者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和时间限定性，难以掌握一些行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只能从感性认识方面发表意见，致使双方话语权沦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谈判地位呈现非对称状况，甚至出现消费者“虚位”现象。比如铁路票价上浮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要经过精密的分析，如成本、客流量、客流分布计算等。垄断行业涉及的技术经济和成本核算问题非常复杂，纵算给普通消费者更多的认知时间也无济于事，即使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从第二方面来讲，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地位更加不平等。按照《听证办法》，三类机构可以要求举办听证会，一类是欲调价的经营者，一类是欲调价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有一类就是消费者。但实际上，即使是在听证制度已经实行五十多年的美国，也很少有消费者要求举办听证会的情况发生，这一点可以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说明。一般认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收益远远大于成本，群众仍不会采取任何集体行动，因为付出成本的那部分人不能排斥集体中其它人享受行动带来的收益，此所谓“搭便车”问题，这样采取行动的那部分人所承担的成本和享受的收益就会出现不对称。于是“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此，单个的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提出举行价格听证会的请求。实际上，经营者在提出申请前就已经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消费者只有在听证会组织者发出公告之后才知道听证会要举行，他们能用来做准备的时间比经营者少得多。

三、我国的价格听证制度的完善

1、完善听证主持人选任制度

在任职资格、独立性、职权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可设立行政法官制度，从有律师资格和行政经验的人员中选任行政法官，其在任命、工资、任职方面独立于政府价格部门，有其明确的职权和职责，以保证其中立性、独立性和公正性。

2、确保听证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代表构成会形成不同的听证结果。听证代表的广泛性、代表性直接关系到听证结果的真实性、正当性。在代表的产生上，应打破价格主管部门的支配地位，贯彻自愿、公正、公开原则。“自愿”就是所有的利害关系人均可以报名，然后按既定的数量和标准随即抽取；“公开”就是将代表选取标准、数量、构成、产生办法等都向社会公布；“公正”就是保证所有利害关系人都有权参与听证，平等表达自己意见。

听证会代表应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广泛性，一般应有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的代表以及相应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参加；二是听证会的代表可以采取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委托有关社会团体推荐产生。如美国肯尼迪听证会的参加人主要来自政府机关与学术界包括交通部部长与部长助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总统工资与价格稳定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司法部反垄断局局长、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以及一些从事管制改革研究的著名学者。正是这些智囊人物的参加，不但能保证听证会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还能通过听证的压力，促进决策的公正化、民主化。三是提高听证会代表的素质。听证会要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是听证会代表的素质。听证会代表应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综合归纳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3、适时公布听证会的有关内容

听证会的目的就在于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提高政府决策的合理性、公开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因此，必须适时公布有关听证会的内容，以便让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有充足的时间充分酝酿，提出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反对不反对、高兴不高兴的不同意见。与此同时，也可以让听证会的主持方听到更多的社会各界的意见，为在订正会上作出修正与维持做好准备。如香港等地的公共事业价格调整听证会的资料，往往在半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就通告社会。我国可以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结合实际，在公布听证会内容方面做好以下工作。一是确定听证会内容的公布媒体。中央、省、市、县应确定一至二个报到电台、电视台、网站作为详尽公布听证会内容的主流媒体，同时，确定其他报刊等媒体为辅助媒体；二是确定听证会内容的公布时间。听证会内容最好能在听证会召开的90天前公布。这样就能有更多的人知道听证会的内容资料，关心听证工作。有的学者提出在举行听证会前的6个月公布，本文认为就目前的经济、社会、法制环境分析，是不经济的；三是公布听证会的内容。如《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规定，实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的项目是中央和地方定价目录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合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定价权限确定并公布听证目录。列入听证目录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制定应当实行听证。制定听证目录以外的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必要的，也可以实行听证。

4、听证会的代表应能充分发表意见

听证会的代表在听证会上要有充分的时间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是要有一定数量的听证会代表发言。一般为9—15名代表发言较为理想，其中经营者或决策方的代表占三分之

一、消费者和有关专家代表占三分之

一、其他代表占三分之一。每名代表的发言不超过30分钟，其中阐明观点不超过5分钟，答辩不超过25分钟；二是听证会的代表要有高质量的发言。

高质量的发言是建立在对资料和信息掌握的基础之上，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将社会公众的来电、来函、来邮件等意见进行系统整理，送达给听证会的代表，做到资源共享；三是认真作出听证会代表发言的记录。

5、明确听证会代表的职责权限

一是听证会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听证会代表要客观公正地反映群众的意见；二是听证会代表应当遵守听证纪律，维护听证秩序，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三是听证会代表应当诚实守信；四是听证会代表有权提出质询；五是听证会代表有权对有关方案的可行性、必要性提出意见；六是听证会代表有权查阅听证会笔录和听证纪要。

6、建立听证会结果的信息反馈制度

一是要将听证会获取的意见、资料向有关部门说明；二是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向听证会参与人进行反馈；三是要公开解释最终形成决定的依据和相关资料。明确规定价格听证结果的效力。价格听证的结果应对价格决策部门的决策产生约束力，如果价格决策部门作出不同决定，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加以说明，包括其定价的决策过程和考虑因素，采纳与不采纳听证会上各种意见的理由。

7、规范听证会的程序

一是要求听证的，应当在90天前公布听证内容；二是要在听证的30日前，通知听证代表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三是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会公开举行；四是听证会由主办部门指定与本案无利害关系的担任主持；五是听证代表应当亲自参加，不得委托他人参加；六是听证代表按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发表意见并进行答辩；七是听证会应当制成笔录、笔录交听证会代表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捺手印；八是通过规定的程序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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