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抗英历史

第一篇：西藏抗英历史

编者按：19世纪后半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了新一轮的殖民扩张，频频发动战争。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已陷入了不可挽回的衰败境地，对我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许多地方的统治能力减弱，因而英国和俄国乘虚而入。英国为了达到其扩大势力范围、侵占整个西藏目的，先后以传教者、旅游者和探矿者的名义派遣密探进藏。他们的这种狡猾行径被西藏人民识破，并遭到了坚决反对。于是英国人变换手法，先占领了与西藏接壤的一些喜马拉雅小国尼泊尔、锡金、不丹，进而侵入西藏这块地域辽阔而军事力量单薄、崇信佛教、人口少而物产丰富的地方，于是一场抗英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第一次抗英战争

19世纪60年代，已经侵占了与西藏地方接壤的喜马拉雅国家锡金的英国侵略者，擅自越过西藏与锡金边界日纳，进至界北的隆吐山探路，并坚持说西藏与锡金的边界不在日纳，而在隆吐山以北的捻拉山。鉴于英国人的侵略步伐日益加紧，1866年噶厦政府派出藏军在隆吐山设卡，阻止私自越境通商，阻止英国人进入西藏边境，并在山上修建了白光护法神灵庙（铜嘎寺）。当年11月29日英国驻华大使华尔森即向清朝中央政府致函说：“现在藏人得知英国人停止入藏的消息后，在离大吉岭只有100华里的地方修筑炮台，其目的是阻止通商。英军虽能轻易地摧毁之，但我国不想惹起纠纷。故此，请通知驻藏大臣向藏民宣布不准随意妄动。”清朝中央政府收到此函后，通过驻藏大臣文硕命令西藏地方政府撤除隆吐山哨所。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于藏历火猪年(公元1887年)

二月，由三大寺、扎什伦布寺以及西藏的僧俗全体大会通过驻藏大臣文硕向清朝政府呈送了一份文书，其中说，“隆吐山是西藏的神圣领土，因此决不能从那里撤除哨卡”，同时提出了要英国侵略军从锡金撤走的要求。1887年英国人在边境集结2000兵力，并设置4门大炮，由英军将领格雷哈姆率领，做好北攻准备。

西藏地方政府在驻藏大臣文硕的支持下，为了抗击侵略军，藏历火猪年(公元1887年)七月四日，指定代本拉顶色、孜准索南坚赞带领900名藏军和从康区征调的500多名僧俗民兵前往隆吐山及其以北设防，抵抗英军。

1888年3月20日，英军从隆吐山脚下向西藏驻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英军兵力达百多人。此时西藏守军们列队于战壕旁，向白光护法神像顶礼，然后个个手持土枪、弓箭、刀、矛等原始兵器狠狠地反击来犯的英军。当时击毙了一名穿黄衣的英军头目，英兵随即惊慌撤退，藏兵无一伤亡。3月21日清晨，英军从原路又一次发动进攻，藏军严阵以待，誓死抵御，经数次鏖战，毙伤英军约100余名，藏军战死甲本一名，士兵20余人。3月25日英军再次向守军大举进攻，炮弹落在聚集的藏军中间，士兵伤亡很大，被迫撤至亚东帕里等地，隆吐山失守。于是，清廷将支持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任命媚外乞和的升泰为新的驻藏帮办大臣。但噶厦仍然调兵遣将，委派噶伦拉鲁·益西罗布为藏军总管，下令僧俗执事、藏军、民兵1万多人开赴前线。在当年6月至10月间同入侵英军数次作战，力图收回隆吐山。

升泰到藏后，完全执行清政府妥协让步的路线，下令藏军待命于帕里，不许反击英军。相反英国侵略军不但不后撤，反而得寸进尺地侵占了许多地方，并一再炮轰藏军阵地。终于因为藏军训练差，装备落后，加之指挥失当，在遭遇武器先进，战术、技术均优于自己的英军密集火力的射杀，最后归于失败。

1888年是藏历土鼠年，因此藏族群众称之为“土鼠年战争”。第二次抗英战争

1888年，西藏第一次抗英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90年的中英条约使锡金成为英帝国主义的保护国之后，英国就开始张罗边境的划界立碑事宜。l893年，清廷不顾西藏人民反对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签订了有关通商事项等问题的藏印续约九款附约三款。据此，西藏必须开亚东为商埠，英国终于将侵略之手伸向西藏，从事以通商贸易为名的经济掠夺。但是由于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各项条约并未能付诸实施。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英国准备发动第二次入侵。

岗巴挑衅 1902年6月，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怀特，率军200人侵入甲岗，拆毁定界石堆，驱逐守卫的藏军，侦察西藏边防，由于沙俄的干涉，这支军队又撤回了印度，撤退时抢走了当地藏族群众的羊5000多只，牛600多头。

1903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接到英政府来函，要求派代表去亚东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清政府驻藏大臣决定委派三品知府何光燮和噶厦代表堪仲洛桑赤列、代本察绒·旺久杰布、办事员僮官根顿曲培、甲本旺久次登及随员数人前往亚东，不料英军首领荣赫鹏玩弄和谈骗局，突然改变了谈判地址，写信要噶厦派代表去藏哲(锡金)边界的岗巴宗商谈划界与通商问题。噶厦接函，又派人前往岗巴宗。当噶厦的代表抵岗巴时，荣赫鹏和怀特早已率军官6人和300名侵略军于7月11日侵入了岗巴宗，与我方代表谈判时，“彼固执其所持原则，不听我方所叙述„„”，这是英帝国主义为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所采取的缓兵之计。

英国人所谓“边界和谈”，只不过是为武装侵略打的烟幕，他们从来都没有丝毫诚意。在英军侵入岗巴宗数月期间，他们不仅将岗巴与锡金的边境界标向西藏境内挪动，还在附近各地侦察、拍摄地形，在将西藏地方当局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方向时，荣赫鹏突然于10月率部撤出了岗巴，在撤出时掠夺岗巴地区牧民的牲畜20000余头。

兵侵则里拉 英侵略军在岗巴虚晃一枪后，迅速向隆吐山以北调集兵力。1903年12月12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为首的3000兵力，加上背夫等总共10000多人，突然越过则里拉山口，侵入亚东仁青岗和春丕塘(老海关)，进而控制了帕里的唐拉山口。

12月21日英军占领帕里，强行进驻帕里宗政府，噶厦和后藏前往交涉的代表又被扣留。当时帕里的百姓忍无可忍，拿着大刀、镰刀、木棒闯入宗政府救出代表。侵略军立即向藏族民众开枪，抓人杀人，还用

烧红的铁块，烫伤被捕的藏族群众的脸颊，但是英勇的藏族人民没有一个屈服的。

1904年1月4日，荣赫鹏率领一支拥有400支来复枪、两门炮、两挺机枪装备的英军，占领堆纳并继续进军，而集中在堆纳嘎吾一带的藏军约200人出来阻拦。1月12日至2月7日，拉丁色、朗色林、吉普代本和三大寺代表两次向荣赫鹏表态，要英军撤回亚东再进行谈判，都遭到无礼拒绝。曲米辛果大屠杀

面对英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及来自清廷的压力，噶厦政府内部存在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在主战一方的强烈要求之下，噶厦不顾清廷“切勿动武，着驻藏大臣同英方议和”的命令，开始调动部队，部署抗英兵力，派出拉丁色和朗色林二代本率1000余人开赴抗英前线——喜马拉雅山第三峰脚下多庆湖西北的曲米辛果一带阻止英军进犯，把原布防在江孜一带的防线移到堆纳北部的古鲁、尚木和曲米辛果一线，争取主动出击。据一位参加过此次战役的老人加顿说:藏军使用的是土枪、大刀、“鄂多”(牛毛制的抛石鞭，可将鸡蛋大小的石头甩l00-200米左右)，穿白色氆氇服、戴礼帽、红布缠头，手举龙、虎、日、月旗，吹号角联络指挥。

英军一面提出“谈判”，一面对我方阵地进行侦察。他们以高价收买了两个锡金背夫，装扮成牧人潜入我防区嘎拉一带，被抓获一人，另一人逃走，向英军报告了藏军在曲米辛果和多庆一带的防务。1904年3月，英军已经集中齐备进军江孜的军火物资。3月21日，由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的9个大队英军共l000多人带着4门炮、机枪、来复枪，准备向嘎吾一带发起进攻。由于得知曲米辛果以北纵深地带尚有藏兵和民兵布防，故不敢贸然进攻，于是施展阴谋，提出要叫我军方代表直接进行谈判。

3月31日，当曲米辛果藏军前线指挥官拉丁色和朗色林离开阵地接待英军谈判代表时，英军巳偷偷向藏军阵地推进，在谈判进行之时，藏军已被敌人重重包围了。英军谈判代表到来后，首先声称:“既然要议和，为表示诚意，我军先将子弹退出枪膛，也要求贵军指挥官下令将火枪的点火绳熄灭!”英军在退枪膛一刹那又将子弹上了膛，而藏军按协议将土枪点火绳全数熄灭。荣赫鹏佯装谈判，拖住藏军指挥官，麦克唐纳则指挥英军强迫藏军缴械。1名英军在抢拉丁色代本随员的枪时，被拉丁色击毙。英方下令开火，但待命的藏军却无法打响火绳枪。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扫射和轰击中，帝国主义向藏族军民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英军谈判代表也将藏军谈判代表拉丁色代本、朗色林代本、**代表苏康努、汝本康萨即三大寺的一名代表统统击毙。站在远处的拉丁色的仆人占堆，一见主人中弹倒地，大吼一声“我们的人被杀了！”拔刀冲过去，当场杀死英军十余人，自己也壮烈牺牲。在谈判场地的另一角，一些藏兵也临危不惧，拔刀参战，一时整个谈判场地尸体纵横，血流遍地。

这场大屠杀，使藏族军民死伤了430多人，鲜血染红了曲米辛果泉水。英军又乘机攻占古鲁，追杀藏军数百人。据统计，曲米辛果一役藏军共有1400多人牺牲，仅380人逃出。

这就是那场骇人听闻的曲米辛果大屠杀。英军的1名机枪手哈多于当晚在给母亲写的信中说:“这场屠杀太令人恶心了，尽管将军命令尽可能地扩大战果，我还是停止了射击。那场面太悲惨了。” 曲米辛果大屠杀，激起了西藏人民的无比愤怒，点燃了藏族军民反侵略的怒火。

血战杂昌谷 曲米辛果大屠杀后，英军继续向江孜移动。在从多庆湖和嘎拉湖之间的谷地进入康马的途中，两个湖中的水鸟也成为侵略者的美餐。沿途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拦击敌人的军火和粮食，封锁消息、破坏交通，用长刀、梭标、棍棒协同藏军阻击敌人。英军毁掉了靠近康马宗的多古至卡芦之间的强林寺和贡明寺，拆毁了殿堂的木料当柴烧。l904年4月9日，藏军得知英军已开始向峡谷推进。

杂昌是通往江孜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一条约1公里长的峡谷，悬崖峭壁、深涧激流。1904年藏军在这一带集中了4000多兵力，决心利用这一天然屏障阻止英军的进一步入侵，保卫江孜。

4月9日午时，英军先头部队30余骑兵入侵。由于藏军无作战经验，行进过程中惊动了敌人，幸亏藏军所处地形优越，土枪、土炮、滚木和

飞蝗石子，一齐向敌人打去，打得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无处逃生。最后，英军进入峡谷的先头部队全数被歼。

山谷外之敌用重炮轰击峡谷两侧的山头和山坡，敌步兵在大炮掩护下，从山后和两侧夺取藏军阵地。藏军奋战达6个小时之久，打死打伤敌人280余人。藏军共伤亡150余人，其中有:汝木拉吉、僧兵总指挥桑罗（哲蚌寺僧人）、丹增朗杰、强巴平措(热堆寺僧人)和日喀则甲本平多等人。

杂昌谷地之战使敌人闻风丧胆。一个名叫康特莱的侵略者在其所写的《拉萨真面目》一书中说，在康马，“几十个人会奋起进攻比他们强大得多使他们的斗争成为绝望的敌人。拼死命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一小部分农民就为保卫一个村庄全体战死，像古罗马的爱国者一样。”

帕拉村伏击战 军英于1904年4月10日攻下杂昌藏军防线后，又于次日攻占了绍岗。1904年4月11日侵入了江孜。侵略军将其大部分骑兵和步兵及荣赫鹏的指挥部驻扎在江洛林一带，将部分侦察部队和骑兵，分散驻在扎郭村一带的藏军防区附近，不时出动小股部队巡逻侦察。侵略军还向江孜宗本及附近各寺庙、各庄园的头人发起招降攻势，但却无一人前去应降。英军抵江孜不到1个月，藏军就有10000多人聚集到江孜、日喀则及拉萨到江孜的大道上，准备着江孜保卫战。

英军于5月上旬派出360多人袭击通往浪卡子方向的卡若拉藏军阵地，藏军顽强抵抗，英军又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将藏军打败，藏军退守浪卡子。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在整个战役期间，除了帕拉之外，没有哪次战斗像这次一样，我们的部队装备的优势居然在这么长时间受到怀疑。”此时，驻江孜之英军仅130余人。5月3日，在夜色的掩护下，1000余藏军袭击了帕拉村，几乎全歼敌人，荣赫鹏也险些丧命，据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山鸡逃回山上，洋人跳入河中；骁勇善战藏军，洋人剁成两半。”直到5月7日布兰德军从卡若拉返回增援，英军才又暂时稳住了阵脚。5月26日，英军增援部队一部分从亚东赶到江孜后，重占帕拉村，藏军抵抗，打死了英军的加斯丁大尉，打伤了2名大尉。最终藏军因伤亡过多而退出帕拉村。英军仍不能冲出包围，又害怕藏军切断供应钱。荣赫鹏没有办法，于6月6日带40余骑兵冲出重围，逃窜亚东求援。途中又受到康马人民的拦击追剿，愤怒的群众仅凭棍棒石头，就打得侵略军的头子如丧家之犬，表现了藏族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概。

乃宁寺阻击战

1904年6月13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部2300多名英军及8门大炮向江孜增援，并于6月25日抵达康马宗的乃宁寺。乃宁寺位于江孜以南20公里处，是英军运输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为截断敌人后方补给线，藏军前战总指挥宇拓命令前藏代本米林巴和民兵首领顿热娃指挥下的

昌都民兵300余人，塔贡精壮僧俗民兵500名，在乃宁寺周围筑起了防御工事。

工布民兵在康马时深知侵略者要抢劫牛羊，便组织精干队伍翻穿羊皮袄，藏在羊群中，待敌人下马抓羊时一跃而起，最多一次曾一举砍死敌人20-30人。

敌人为了保证运输钱的畅通，于6月下旬的一天从萨布岗和江洛两地出动大批步、骑兵，从南北两面猛烈进攻乃宁寺。进入寺后，残酷地迫害这里的修法僧众，占领寺院，并在寺院的庭院中支起营帐驻扎下来。藏军得知这一消息后详细谋划，一天晚上由工布民兵包围乃宁寺，偷袭了英军。英军一见藏兵就惊慌失措，企图冲出重围逃跑，但未得逞。这次偷袭中英军死伤惨重，连乃宁寺庭院也变成了血的湖泊，至今还能看到敌人的罪恶血迹。当地民歌唱道“阿达工布勇士，砍落英军头颅，淌出鲜红血浆，染遍乃宁寺石板。”这首民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肉搏战的情景。

紫金寺浩劫 攻占乃宁寺后，6月28日的一天早晨，英军一部骑兵和大批步兵，从加仲方向迂回到紫金寺北面的噶西拉木地区，另一部分敌兵也于同时到达邦玉宠堆和卡热地方，然后集中全力攻占了紫金寺后山头。一场紫金寺争夺战打得异常激烈，不料噶西拉木的敌军也突然出现在寺院前发起攻击，后山的敌军也向下压来，敌人以密集的炮火摧毁了寺院。

在紫金寺保卫战中，9个扎仓和拥有40根柱子的大殿，还有9座楼房和60所僧舍，均毁于英军的炮火之下。寺内的文物被侵略军洗劫一空，有高达4米、小至14厘米的铜制镀金佛像1000多尊；唐卡、锻绣佛像、金粉书写的《大藏经》“甘珠尔”，蒙古地方和祖国内地以及尼泊尔出产的各种佛事乐器，金、银、铜质的大小神灯和圣水碗等大小器皿，有银制曼扎、铜制唢呐，以及各种神龛和祭品等。这伙英国强盗甚至连该寺大殿内僧众坐的长垫子也抢走了。侵略军抢劫完寺院后就放火烧掉了紫金寺，至使幸存下米的扎巴（寺院无地位的普通僧人）到处流浪行乞。英军在驻扎紫金、江热各地期间，任意将战马放于农民的庄稼地里，造成当年千万克青稞绝收，英军更是恣意强奸妇女，抢夺藏族群众财物、牛羊。

江孜保卫战 攻占紫金寺后，英军即从东、南、西北三面包围了江孜，切断了通向拉萨、日喀则的道路，并切断了江孜宗山的水源，准备集中兵力进攻市区。江孜是通往拉萨的必经之路，千百年来，这里的人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突然有一天，这伙强盗闯了进来，为了保卫江孜、保卫祖国，江孜人民和前来的各路兵民一起在这里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赞歌。

十三世**喇嘛派噶伦宇拓、仲译钦波和三大寺代表，于7月1日到江孜与荣赫鹏会谈。荣赫鹏提出限藏军在7月5日撤出江孜。西藏方面自然不能接受。英军遂于7月5日上午开始向江孜城区发起总攻。

在江孜宗城堡上藏军猛烈的反击下，英军死伤惨重，虽然有优势的装备，但是仍然不敢靠近。侵略者承认，藏族军民的火力“同突然降临的风暴„„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多次险些丧命„„宗堡上的每一座建筑的轮廓似乎也让火舌勾画出来了。”英军使用了大口径的火炮，以优势炮火轰开江孜宗城堡一个缺口，并组织步兵冲锋。藏军和民兵打得非常勇敢。据西藏和平解放后（50年代）江孜83岁的伟堆旺雄和68岁的奔巴次仁两位老人说，扎西林巴代本率部坚守宗山，英军进攻时，藏军和民兵用火药枪、飞石和石块还击英军；山上的存水喝干了，他们就在晚上将人用绳子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吊下来取山下的一坑污水喝，最后污水也喝干了，就喝自己的尿。在这种情况下，藏军和民兵始终没有一人动摇。在藏军和民兵弹尽粮绝时，英军展开强攻。藏军和民兵以刀、矛、棍棒等与英军展开白刃搏斗，但终因伤亡过重，一路从北面冲出，一部从西南方向的悬崖上用绳子吊下来，突出英军的重围，转移到白居寺继续投入战斗。一部分来不及突围的战士，就和敌人徒手搏斗，最后跳崖殉国。据英国侵略军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康特莱记述：面对英军炮兵榴弹和机枪、步枪的猛烈射击，藏军和民兵视死如归，依然向爬墙头攻缺口的英军步兵打石头。在江孜宗城堡被英军攻陷后、白居寺又被攻。占据白居寺的英军，抢走该寺大批珍贵文物、藏经等，并将佛堂改成食堂，将转经筒钉上钉子改成食品输送带，恣意践踏藏族人民视为神圣的寺庙和佛器。英军用洋枪洋炮攻取以土枪、土炮、木棍、石块据守江孜城堡的藏军，竟花了3个月时间，付出了伤亡近20名军官和巨大的代价，是敌人所意料不到的。

江孜保卫战的失败给西藏地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英国看见藏南门户已经打开，便有恃无恐，他们一面纵容士兵四处抢劫，一面继维向拉萨进攻。就连侵略者头子自己也坦白地承认，他的士兵在西藏凡遇到有“牛、马、羊及其他作战物资，均群聚啸然而围之抢夺，以资战争之用”。据一些零星的藏、汉文资料记载:英军在帕里、江孜等地，他们打开仓库、闯入民宅，抢劫粮食和藏族军队留下的弹药。他们还闯入寺庙，抢掠文物典籍，洗劫寺院财产，和洗劫圆明园毫无二致，据侵略者头子之一的麦克唐纳自己承认，士兵们抢夺到的战利品堆积如山，这些战利物品通过山间小道，陆续不断地运往印度。其中以戚德尔和他自己收获最大，所抢劫的“件数之多，有400头骡子才能驮运。里面包括许多珍贵而稀罕的喇嘛经书、神像、宗教艺术品、盔甲、武器、器皿等物。” 死守卡若拉 占江孜后7月14日起，英军开始向拉萨推进。卡若拉山在江孜以东约70公里处，是江孜到拉萨的必经之路。守军1000多人在山上修筑防御工事，在山的西坡隘口设下2道哨卡，日夜加紧巡逻。7月17日，哨兵发现从仁热龙方向开来的敌军先头部队，有步兵和骑兵。守军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即行开枪射击。由于工事坚固，敌人数次攻不上来，颇有伤亡。英军为扫除向拉萨推进的障碍，不惜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摧毁卡若藏军据点，一部分来不及撤退的藏军藏在山涧和岩石缝中继续抵抗，最后剩下的人跳下了悬崖，以身殉国。

卡若拉的失陷，主要是因为噶厦突然把总指挥宇拓调回拉萨，前线无人统一指挥、群龙无首，卡若拉告急时，竟无救援部队前往。

刺刀下的《拉萨条约》

7月19日，英军越过卡若拉山，来到浪卡子，又受到藏军的抵抗。这时西藏地方当局内部的妥协倾向已占优势，他们命令藏军后撤，停止抵抗，并派出高一级的代表要求与英联军谈判，但骄横跋扈的敌人不屑一顾，长驱拉萨。

被吓破胆的大农奴主们在敌人尚距拉萨数百里时就已经四处逃遁。雅鲁藏布江可谓天堑，可他们有险不守，让敌人于7月31日畅通无阻地渡过了滔滔大江。8月3日，英军占领拉萨，以布达拉宫后面的贵族拉鲁家作为司令部。而广大藏族人民并没有在侵略者的淫威下屈服，英占领拉萨后，撤到藏东的藏军还有3000-5000多人，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以小股部队袭扰侵略军。

一天，当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同英军首领们正在举行会谈时，一位色拉寺的僧人竟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怀揣一把腰刀，只身闯进次松塘英军营地内，杀伤英国军官一名，士兵数名，当他往回跑时不幸被绳绊倒，被英军围起来活捉并枪杀了。此事引起了广大僧俗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不准任何人到英军营地附近出售肉、菜、柴、草等物。噶厦的官员无论其职位高低，都不准和英军来往！”“一阵喊杀声响彻次松塘，如虎般的英杰冲向敌营，杀得英军四处逃窜

没有还击之力，重现了英雄之王格萨尔的无畏精神”等鼓动性的标语也出现在大街小巷。英军头目见拉萨广大僧俗民众如此憎恨他们，加之天气寒冷，水土不服等各种原因，就向驻藏大臣有泰提出了立刻订立条约的要求。有泰大臣是个软弱无能之辈，他应英军的要求强令噶厦订立条约，噶厦政府在英方的这种软硬兼施的威逼下不得不于1904年9月6日与英国方面签订包括十条内容的《拉萨条约》，其中包括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西藏赔偿侵略军费50万英磅；英国在西藏的亚东驻军；英国在西藏享有土地、矿山、电讯等特权。但清朝中央政府拒绝承认这个卖国条约，认为有辱大清王朝的主权，于9月14日电令有泰，令他拒绝签字。1904年9月23日，侵略军撤回印度，清中央政府代提始终没有在条约上签字。

第二年，经中英双方磋商，签订了《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无权干涉西藏内政，除清中央政府外，任何国家都没有在西藏修筑火车铁路、公路、架设通讯设施、开采矿山等权力。

发生在100年前的西藏抗英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但西藏人民勇于抵抗英军入侵，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洋枪洋炮这一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作为中国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业绩而载入史册。

第二篇：西藏历史概述

西藏历史概述

来源：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前，居住在这里的藏族先民就与生活在中原的汉族有着联系。以后，经过漫长的岁月，西藏高原上分散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成为现在的藏族。

吐蕃王朝 公元七世纪初，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朝（６１８－９０７年）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结束了中原地区三百多年的混乱分裂局面。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正式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娑（今拉萨）。松赞干布在位期间，锐意修好唐廷，吸取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 成果。他曾两次派遣大臣赴唐廷求婚，于公元６４１年迎娶了唐太宗的宗女文成公主。松赞干布还从唐朝引入造酒、碾磨、纸墨等生产技术，遣贵族子弟到长安（今西安）学习诗书，聘汉族文人入蕃代典表疏，与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方面保持了极为友好的关系。唐高宗封松赞干布为“附马都尉”、“西海郡 王”，后又晋封为“宾王”。松赞干布奠定了吐蕃与唐朝二百余年频繁往来的“甥舅亲谊”。

公元７１０年，唐金城公主携带绣花锦缎数万匹，工技书箱多种和一应使用器物入蕃，嫁吐 蕃王赤德祖赞。金城公主入蕃后曾资助于田（今新疆境内）等地佛教僧人入蕃建 寺译经，并向唐朝求得《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典籍。公元８２１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派刘元鼎等人 到吐蕃寻盟，与吐蕃僧相钵阐布和大相尚绮心儿等人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 时在唐长庆元年（８２２年）和二年（８２３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 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 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西藏地区的分裂割据

公元８４２年，吐蕃王朝因王室内讧和部族之间、边将之间的混战而分裂瓦解，出现众多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它们各占一方，互相征伐，战争连绵持续了四百余年。十三世纪中叶西藏统一于中国 十三世纪初，蒙古族领袖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 建立蒙古汗国。１２４７年，萨迦派高僧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汗国皇子阔端在 凉州（今甘肃武威）议定了西藏诸部归顺蒙古汗国和接受所规定的地方行政制度 的内容；萨迦地方政权建立。１２７１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１２７９年统 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 个行政区域。１２６０年，元朝皇帝忽必烈（１２１５－１２９４年）即蒙古汗王位后，封贡嘎坚赞的侄子、萨迦派法王八思巴为国师。１２６４年，忽必烈设释教总制院，命八思巴以国师身份兼领院事。在总制院（后改宣政院）下，设有“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负责处理和管辖现今西藏大部分地区的军政事务。宣慰使司下面辖有管理民政的万户府、千户所。１２６５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并通过八思巴举荐，任命了总管西藏事务的行政长官和１３个万户府的万户长。１２６８年、１２８７年和１３３４年，元朝中央曾三次派官员在西藏清查户口，还在西藏地区设立了１５个驿站，联成通往大都（今北京）的交通线，推行并确立了西藏地方的“乌拉”（意为徭役、差役）制度。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 自十三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经历了几代王朝的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 府的管辖之下。十四世纪中叶，萨迦地方政权逐渐衰落。

１３５４年，以降曲坚赞为首的帕竹噶举派成为西藏大部分地区的统治者，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帕竹时期，元中央政府承认了这一事实，封降曲坚赞为大司徒。１３６８年明朝建立后，采取了普遍封赐的政策，对具有政治实力的地方诸教派首领均赐加以“王”、“法王”、“灌顶国师”等名号；王位的继承必须经皇帝批准，遣使册封。这时，**喇嘛和**喇嘛两大**系统所属的格鲁派兴起，三世**喇嘛索南嘉措向明廷入贡，获得明朝中央封赐的“朵儿只唱”名号。明朝中央对西藏地方的治理，沿袭了元朝的办法，先后设置乌思藏、朵甘两个 “卫指挥使司”和“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分别管理前后藏、昌都和阿里地区的军政事务。其间，帕竹地方政权在西藏部分地区建立了宗本制度，所任各宗的行政首脑，明朝皆授以官职，使其既为宗本（相当于县长）又为中央命官。

１６４４年清朝取代明朝，对西藏的治理更加严密，使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 权管辖的施政进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清顺治皇帝数次邀请五世**进京，１６５２年，五世**进京入见。１６５３年，顺治皇帝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五世**，正式确定了**喇嘛的封号。１７１３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罗桑益西为“**额尔德尼”，正式确定了**喇嘛的名号。自此，**喇嘛在拉萨统治西藏的大部分地区，**额尔德尼在日喀则统治西藏的另一部分地区。

１７２７年，清朝设立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西藏与四川、云南、青海的区界，就是于此时派员正式勘定的。１７２１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建立噶伦制度；１７５０年，再次调整管理西藏的行政体制，废除郡王制度，建立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规定了驻藏大臣与**喇嘛共同掌握西藏事务的体制。１７９３年，清朝政府就驻藏大臣的职权、**与**及其他大**转世、边界军事防务、对外交涉、财政税收、货币铸造与管理，以及寺院的供养和管理等，颁 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共二十九条。此后一百余年，二十九条章 程确定的基本原则一直是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和法规的规范。

１９１１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建立了合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 的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一如元、明、清三朝，实行对西藏地方的治 理。１９１２年中央政府设蒙藏事务局（１９１４年改称蒙藏院），主管西藏地方事务，并任命了中央驻藏办事长官。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２７年成立，１９２９年设立蒙藏 委员会，主管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行政事宜。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拉 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常设机构。西藏地方政 府多次选派官员参加国民代表大会。中华民国期间，外患不已，内乱频仍，中央政府孱弱，而**喇嘛、**额尔德尼继续接受中央政府册封，获得在西藏地方的政治、宗教上的合法地位。现在的十四世**喇嘛拉木登珠的任职，就是经由国民政府主席颁令批准的。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决定采取和平解放的方针。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十七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一方面，中央政府要求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巩固国防，坚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地区一切涉外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藏军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现行制度及**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尊重西藏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保护，西藏的社会改革，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喇嘛和**额尔德尼分别致电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决心维护祖国主权的统 一；西藏各阶层僧俗人士和各地藏族领袖也表示坚决支持。从此，西藏历史翻 开了新的一页。

１９５４年，**喇嘛、**额尔德尼联袂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喇嘛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额尔德尼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１９５６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喇嘛就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 会主任委员。１９５９年３月，西藏地方政府多数噶伦和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的武装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命令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坚决平息了叛乱。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同年３月２８日发布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解放，不再被作为农奴主的个人财产加以买卖、转让、交换、抵债，不再被农奴主强迫劳动，从此获得了人身自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又经过几年的稳定发展，１９６５年９月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

第三篇：三元里抗英纪念碑观后感

参观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公园有感

2011年4月16号我们学院入党积极分子第三小组一同参观了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公园。

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公园环境优雅，一进门便可以看到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碑。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碑是为了永远缅怀英烈们的英雄业绩，解放后，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在三元里村西门楼的山冈上，建起了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四周建成三元里抗英纪念公园。公园占地面积7920平方米，布局庄严肃穆。公园中心高处耸立着高约10米的英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一八四一年广州人民在三元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1985年，纪念碑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于2003年被命名为广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看着庄严的纪念碑，缅怀着革命先烈，不经意间回想起了那段抗争史：1840年6月，英国发动对华鸦片战争。1841年5月29日，英军劫掠队到三元里一带抢劫，侮辱菜农韦绍光的妻子。韦绍光等人忍无可忍与敌力搏，打死几名英兵。随后，三元里附近103乡人民“义愤同赴”，组成反侵略武装抵御英军。5月30日晨，数千名义勇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的四方炮台，诱敌至牛栏岗，经过一天激战，打死英军200多人，三元里人民大获全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业绩可歌可泣，为此而牺牲的先辈们在这片红棉花盛开的土地上洒下了滴滴英雄热血。这正是：手执锄矛举三星，百乡同心结联营；振我民族英雄气，牛栏岗上鬼魂惊。三元里人民的英勇反抗，顽强捍卫家园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今天的莘莘学子学习和弘扬。

今天我们正处在和平的年代，虽然远去了硝烟和战火，但是并未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国际竞争激烈，国内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作为祖国未来的我们，也要培养忧患意识，掌握好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我现在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也会严格要求自己，用先烈的精神鼓舞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是素质、身体健康素质，以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好的为人民、为祖国服务，也更好地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四篇：和平解放西藏历史

摘要：本文以“西藏人民热切要求解放”、“战袍未脱又出征”、“和平努力遭阻挠”、“以战促和”、“迎送和谈代表”、“和平进军，挺进边防”六部分记述1950年至1952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作为一名早期进藏的老战士的亲身经历。

光阴似激浪奔腾般逝去，西藏和平解放已经50周年了。忆当初，心情激动不已，感慨万千，应稿约勾起我漫长的回忆，桩桩往事从脑际浮现。

说起50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瞬间而已，可是，作为西藏的人，西藏的山，西藏的水，这跨世纪的50年是非同寻常的啊！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全体官兵的直接帮助下，加以全国人民的无私援助，西藏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有这些巨大的变化，与50年前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都有着历史性的渊源，每当我们欢庆西藏的光辉成就时，要永远不忘这一天——5·23！我身为早期进藏的一名老兵，把当时的所见、所闻和所作如实地作一介绍，本是义不容辞的，只是由于身残年迈，深有力不从心之虞，现兹就能回忆起来的主要见闻叙述如下：

西藏人民热切要求解放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国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际，西藏地方还是处在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下。那里的农奴主阶级实行的是一套极为反动、残酷、落后、野蛮的社会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没有起码的人身自由，没有自己的土地房舍，终年劳碌不停却过着牛马不如的人间地狱生活。

在西藏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差异极为明显，只占总人口不足 AE的贵族、官员、寺院的高僧**之流从不参加劳动，却过着奢侈淫逸、挥霍无度的人间天堂的寄生虫生活。社会贫富悬殊，矛盾十分尖锐。上层阶级拥有政府、法庭、监狱、军警和生杀予夺的权力，动辄就对贫苦农（牧）奴施用惨绝人寰的酷刑，什么扒皮、割筋、掏心、剜眼、削鼻、沉河等等，无毒不用其极；他们凶残到不但对贫弱的劳动者滥施淫威，就是对其本阶级内部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上层人士也从不放过，大的到摄政王，小的至普通的**堪布，均有惨死在他们的魔掌之下的。他们为维护其残酷黑暗的统治，不惜认贼作父，背叛祖国，出卖民族利益，在帝国主义的策划、教唆之下声嘶力竭地叫嚣所谓“西藏独立”。特别是随着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失败，他们预感到末日降临，更加猖獗地垂死挣扎，和帝国主义势力串演了一连串政治性丑剧。对内加紧备战，扩充藏军，乱往本来就非常穷苦的百姓头上加税、增粮、逼款，闹得各地“民不堪命”，哭诉无门，于是又相应地加紧镇压、抓捕无辜，投进暗无天日的监牢。

西藏当局的倒行逆施极为不得人心，已到了众叛亲离的境地。还记得进军前夕曾发生过这样几桩反映西藏人民热切要求解放的大事：

1、西藏本区没有我党地下组织，但是临省西康巴塘地区却有党的活动，建立进步组织“东藏民主青年同盟”，拥有170多个盟员。他们朝思暮想地盼望着东方的曙光迅速照亮西藏大地。为首的平措旺阶同志在18军刚要进藏时被西南局任命为西藏工委委员、18军民运部长职务。

2、1949年秋，兰州、西宁等地相继获得解放之际，被迫长期流亡内地欲返不得的**行辕，当时滞留在青海的香日德，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立即以行辕的名义通电毛主席、朱总司令，代表全藏人民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恳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表示将竭尽全力协助人民解放军进驻边防。

3、在**通电发出的前后，热振**事件中死里逃生的却本·益西楚臣为**报仇不成反而落难康、青地区，生活窘迫几近饿死。在走投无路之际，适逢西宁解放，找到解放军，进见省委书记，声泪俱下痛斥西藏当局残害热振**的经过和自己的不幸遭遇，接着又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愤怒揭发西藏当局的卖国行径，强烈恳求解放军义师西进，惩治罪魁祸首，为**和所有爱国志士伸冤报仇，解救西藏人民出苦难。

4、我军正向大西南挺进之际，西藏的大商号邦达仓·多吉、康北大牧主夏格刀登、格达**·洛桑丹增、原色拉寺堪布·阿旺嘉措（热振事件中另一个虎口余生者）、巴塘扎西朗杰等爱国人士经商议后密派蔡良、柏志等三人千里进京上书朱总司令，要求解放军早日进藏，解放西藏人民脱离苦海。

5、长期以来以不同身份、不同职业散居于祖国内地的许多藏族同胞，闻风而动，纷纷要求加入解放军行列，返回家乡干革命。他们有来自内蒙古、安徽省的老红军，也有来自高等院校的藏族学生。

6、尚有原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遗留大陆的一些人员，这时也坚决表示弃旧从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与进军西藏的行动，立功赎罪。他们都具备通晓汉、藏两种文字和了解西藏情况的条件。

7、更有许多对西藏颇有研究的专家、教授及在西藏学有成就的高僧、禅师等，听说解放西藏也都兴致勃勃要求同往。

综观上述诸情，进军西藏，统一祖国大陆，巩固西南国防之举，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锐不可挡的时代洪流。这时，共和国诞生伊始，发自遥远的西藏人民期盼解放的呐喊声和行动，无不急促地震撼着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正疾速行驶于中苏边界上的国际列车里毛泽东主席的脑海里在缜密而慎重地思索着一个大问题，最后他缓缓地站起来，自言自语地说：“夜长梦多，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

解放西藏的最强音就是这样敲定的！于是，载有上述内容的绝密电报1949年12月9日就送到刘伯承、邓小平二位首长的手上了。战袍未脱又出征

1949年末1950年初，我军挺进大西南，以摧枯拉朽之势用不同的方式解放了云、贵、川、康四省，成都战役又一鼓作气地全歼蒋军主力胡宗南、宋希濂部30余万人。这意味着彪炳史册的解放战争在祖国大陆上的大规模战斗即将结束了，这时每个同志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昨天的枪炮声犹鸣在耳，身上的硝烟和征尘尚未掸去，1950年元月8日，进军西藏的任务就落在我们18军的肩上！我清楚地记得与此有关的当时的几件事:

1950年初，我18军52师即按原计划向川南宜宾开进，主力拟于元月4日出发，指导员带上我们几个小伙子提前两天先走，打前站

为部队号房子。到了乐山，为赶路决定雇用民船顺岷江而下。大家想到行军作战的生涯即将结束，对于这次下川南后的日子每个人都有着美好的憧憬。我们坐在船上举目欣赏起一江两岸天府之国的艳丽景色，陶醉其间，欢歌笑语在江面上此起彼伏。船行似箭，8天的行程，离开眉山才5天，就快到宜宾了。

元月8日这天早晨，太阳刚刚出来，照耀着万里晴空，显得分外洁净清爽。忽然，北岸上朝我们奔来几位骑兵通信员，他们一边急促地打着停船的手势，一边高声喊道：“首长命令你们立即返回，情况有变，停止待命，限10日前赶到犍为县城！”一开始懵了一下，紧接着大家走出船舱，整好队伍，朝着刚才相反的方向前进了。

大家带着一肚子的疑问赶到犍为，找到各自的单位，一进门就开口问领导：“情况怎么变的？等待什么新任务？”

“好啦，别问了，到时候自然会给你说，先住下再讲！”事实证明，这时领导心里也存在疑问。

后来，我师奉命从犍为移防到乐山县的竹根滩镇，直到 1950年3月25日先支出发，利用两个多月时间在此防地上解决进军西藏认识方面的好多的重大问题。

记得停止待命后，大家的猜测甚多，议论纷纷。不久，随张国华军长一起去重庆野司领受命令的刘振国政委回来了，元月22日召开了一个会议，他说：“我们这次到重庆去，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一见张军长和我们就说：‘毛主席从苏联发来电报，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了你们！’”原来如此！这消息一传开来，反应十分强烈，问题比较多的还数干部。有的人在会上公开发牢骚：“好不容易打垮蒋介石，说妥让我们留川南干革命的，还未及动步，又叫去解放西藏，上级说话还让不让人相信？那么多的部队进城去，偏偏我们进西藏！”还有的说：“连同抗日，我连续打了十几年的仗，人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连个家也没有，这进藏还不知要多长的时间，个人问题怕是一辈子也无希望解决啦。”我师154团副政委刘结挺更是断然表示：“我身体不好，不去西藏！”

思想工作任务实在艰巨，为了提高全师上下的思想认识，师部2月5日至10日召开全师排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进藏动员大会，张军长也参加了大会，并先后作了两次重要的长篇讲话。讲话以理服人，针对性很强。在讲到进军西藏的伟大意义时，从西藏的历史、地理、政治、军事讲到风俗民情，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我们师原称七纵队二十旅，开始组建之际，张军长即是七纵副政委。根据这个部队一向对革命事业具有高度责任感和珍惜光荣历史的特点，启发大家用积极思想去克服消极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能协同兄弟部队解放一个省会，消灭几万敌人，就兴高采烈，觉得了不起。而这次进西藏，是以我们!(军为主，我们不只是解放一个省会，而是解放全西藏，解放全西藏的人民，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西藏，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西藏过去没有党的组织，现在由我们去那里建党开创党的工作，这还不值得我们自豪吗？”针对一些同志认为西藏荒凉偏远，进军是得不偿失的思想，他说：“你把西藏看成不毛之地，可英帝国主义却不嫌它荒凉，百余年来拼命往那里钻。现在美帝国主义又积极插手，兴趣可大着哩！西藏自古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藏族同胞是我们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土反倒不如帝国主义热心？难道我们能够任凭帝国主义侵略而漠不关心？如果西藏真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防就要从阿里、亚东后退数千公里到金沙江东岸，恐怕我们在四川也不安稳吧！那样我们就不是光荣而是犯罪了！”针对有些人畏惧艰难的思想，他指出：“进藏确实苦，可是西藏人民世世代代在农奴主的残酷压迫之下生活，岂不更苦？人民解放军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受苦而无动于衷？”他不讳言进军西藏面临的巨大困难和许多干部、战士在婚姻、家庭、身体等方面存在实际问题，一方面要求大家正确对待公与私、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同时又讲了党和国家、上级机关将如何根据条件可能，帮助大家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设想和方法。

张军长的讲话有的放矢，丝丝入扣，讲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会上情绪活跃，一些原来紧绷着的脸舒展了。在小会讨论时大家纷纷请缨，有些性急的人恨不得马上出发，去解救水深火热中的藏族同胞。

此后，全师又集中一段时间，由上而下逐级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终于使思想认识问题趋于较好的解决。在此基础上部队趁热打铁，抓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上级为我们充实了兵员，全师达11600多人，一个步兵连就有60多人。对于一些病弱干部、战士则调出另行分配工作。还更新、补充了武器装备，增编了一些骡马、配发了集体和个人使用的高原生活用品。部队真正实现了齐装满员、兵强马壮、装备精良的要求，接着部队又投入适应高原为主的军事训练，只等一声令下，立即挥戈西藏。

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我军担负解放西藏的任务之前，就已确定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主调。因此，我们在做好以适应高原为主的军事练兵的同时，还深入地学习了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方针，以做到政治上心明眼亮、意志坚定，军事上斗志昂扬，矢志西藏，义无反顾，因而部队情绪十分饱满。

3月4日，上级下令 #& 师组织一支先遣支队去甘孜，建设进军西藏的基地，指名让吴忠师长率领154 团前往；同时，53师也将由一位师首长率领一个团的兵力组成先遣支队开赴南路的巴塘。为统一指挥两路先支，军里决定由副政委王其梅和第二参谋李觉同志组成18军前进指挥所。先支的主要任务为：调查研究藏区的政治、军事、兵要地志、风俗民情，为上级机关制订政策提供依据；了解沿线的粮秣供应能力，采购囤积部分粮食、柴草和牛羊；吸收培训一批藏族青年；修筑道路、桥梁、制造渡江船只；向藏族各界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纪律以及《共同纲领》中的有关条款，作好统战工作，为争取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接到命令不久，经过必要的准备后部队于3月25日从五通桥出发，走20多公里，到乐山军部驻地，在北郊撑帐篷露营预习高原生活。在那里还参加有军首长亲临的誓师大会，后来又领了一批武器装备，于3月29 日向甘孜正式出发。

先遣支队从乐山出发乘坐汽车，战士们高擎张军长亲手授予的“进军先锋”的大旗为先导，一路上浩浩荡荡，受到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有的县城万人空巷，早早排列道路两旁，手拿标语、糖果和其他慰问品，直到藏族聚居区康定、乾宁、道孚、卢霍和甘孜城，处处是热情洋溢的迎送队伍。这时候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到首长们关于“进军西藏是一件伟大、光荣、豪迈的事业”的教导。

和平努力遭阻挠

先遣支队的同志们从雅安下汽车开始背上背包、枪械、粮食等徒步行军，晓行夜宿，克服了前所未遇的重重困难，前进千余里于4月28日到达康北重镇甘孜城，这里曾是国民党政府甘孜专署所在地，当时有刘文辉起义部队驻扎。

我军到达甘孜，即按原定计划开始分头进行各自的工作。为更直接向昌都及金沙江沿岸的藏军宣传中央的和谈方针，并及时了解掌握各方面的态势，为尔后进军准备条件，部队在此稍作休息后，即决定由154团政委杨军同志率领该团二营5月6日西行260余公里进驻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县，5月16 日抵达。数月之间除按计划完成上节提及的工作任务外，在争取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的工作上也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寻找、利用机会托付商贩、朝圣者、走亲访友的人把大量的印有党中央、西南局制定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政策捎往西藏，也有的土司头人经过我们工作后给西藏上层朋友去信，传播中央和谈方针；我们还曾经直接给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及驻森达藏军代本木霞通信，要求和平谈判。但是这些努力的效果当时都不明显，有的遭到断然拒绝。

由于听信帝国主义的煽动唆使，西藏反动当局，有恃无恐，忘乎所以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迷信于所谓“雪山恶水赛过10万大军”和美国人的武器、美元会流水般援助的许诺，不但对我军的和平诚意横加阻挠，就是对于来自中央的召唤，西南局、西北局、青海省、西康省多次派出的劝和代表团和高僧、法师也拖延时间，阻挡入境，甚至扣押、软禁、谋害等等。甘孜的格达**历尽艰险到了昌都，劝和不成反遭下毒暗害。

时至10月，已届我军正告西藏当局的最后期限，以达扎·阿旺松饶为首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紧紧地依附着帝国主义势力，至死不肯接受中央关于进行和平谈判的召唤，视我军为软弱可欺，拒不派出和谈代表，阻止、软禁以至于残杀劝和人员，对祖国人民的友善完全采取的是敌视态度，并沿金沙江以西部署武力对抗人民解放军，他们这就堵死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通道。因此，一场武装较量不可避免。

第五篇：三元里抗英纪念馆观后感

观三元里抗英纪念馆有感

也许天气的明朗，心情的愉悦，我和同学们突发兴致地想去三元里游玩，见一见那个历史与文化浓厚的地方。于是带着一颗玩心，我们来到了三元里。

整个上午我们都在行走，穿过了无数的小街小巷，心情也是的万分激动。午后，喧嚣的街道沉静了不少，柔和的阳光，祥和的居民，营造一片安详的氛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我们若有所思地来到了三元里纪念公园，激动的心此时安静了不少，甚有些异常的宁静，步伐沉重而谨慎的迈开。

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公园环境优雅，一进门便可以看到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碑。为了永远缅怀英烈们的英雄业绩和伟大的反帝斗争史迹，解放以后，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在三元里村西门楼的山冈上，建起了三元里人民抗英烈士纪念碑，纪念碑四周建成三元里抗英纪念公园。公园中心高处耸立着高约10米的英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一八四一年广州人民在三元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1958年11月，三元古庙这座当年义勇抗英盟誓的古建筑物被辟为“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馆”。1985年，纪念碑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这里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是州市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午后的静谧，看着庄严的纪念碑，缅怀着革命先烈，思绪不经意间回想起了那段英勇的三元里人民抗击英军的历史。

1840年6月，英国发动对华鸦片战争。1841年5月29日，英军劫掠队到三元里一带抢劫，侮辱菜农韦绍光的妻子。韦绍光等人忍无可忍与敌力搏，打死几名英兵。随后，三元里附近103乡人民“义愤同赴”，组成反侵略武装抵御英军。5月30日晨，数千名义勇逼近英军司令部所在的四方炮台，诱敌至牛栏岗，经过一天激战，打死英军200多人，三元里人民大获全胜。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胜利，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而三元里纪念馆主体陈列的是当年三元里农民高举三星旗在北帝神像前誓师抗英场景的复原，辅之是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陈列”。展品主要有沙盘、七星旗、武器和战利品。现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展出的三星战旗是复制品，它和陈列在这里的大刀、长矛、缴获的英军军服，以及陈列在大门两边的4门古炮，被一代代保存下来，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让后人永远记取这段光辉的一个历史。

如今，回想起一百多年前三元里人民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斗争业绩可歌可泣，为此而牺牲的先辈们在这片红棉花盛开的土地上洒下了滴滴英雄热血。这正是：手执锄矛举三星，百乡同心结联营；振我民族英雄气，牛栏岗上鬼魂惊!

自古以来广州就是一座有着反帝反封建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又是我国汉唐以来的贸易港口，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一百多年来，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等仁人志士，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广州有不少民众自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史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纪念馆以及附近的抗英烈士纪念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三元里的萧岗村内保存下来的东华里门楼，就是那次斗争的历史见证。见证了那段农民愤然反击英军的侵犯的英勇与爱国情怀，唤起了各广大人民的思想觉悟。只有反击才能捍卫保护自己的家园，人民才能生活幸福，不受他国奴役。

今天，我们虽然处于和平的年代，硝烟渐渐远去，和平成为当代主题。但是并未意味着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当下，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内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自然而然地划分出强国与弱国，活在今日的我们应该时刻有一颗居安思危的心。孟子曾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也写到：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因此，作为祖国未来接班人的我们，要培养忧患意识，掌握好科学文化知识，努力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战斗力”，为祖国的明天奉献一份微薄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