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时代需要英雄
时代需要英雄
时间：2005年10月14日
地点：嘉兴一中高一（6）班教室
主题：时代需要英雄——学习张康杰英雄事迹
主持人：李云骁（系高一新生演讲比赛一等奖及张康杰英雄事迹演讲比赛一等奖获得者）
准备：
1、每个同学写一篇练笔，谈自己对张康杰英雄事迹的感受。
2、出有关张康杰英雄事迹的主题黑板报。
3、布置黑板：时代需要英雄——学习张康杰英雄事迹（板书）具体过程：
一、主持人导入：
太平盛世，常常有人感叹：这是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然而，一个人用他的生命向我们诠释了这个时代有英雄，他就生活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呼吸着一样的空气，并且让每一个禾城人为之骄傲，很多人称他是平民英雄，他就是——张康杰，这个让禾城人永远铭记在心的名字。英雄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英雄的精神长存！
二、同学发言，讴歌英雄事迹。
1、张易《英雄》：英雄从来都是被定义为：令人钦敬的勇士。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职高毕业生，但他却用生命向我们诠释了“公民道德”的含义。他的离去使整座禾城为之动容，他就是张康杰。
历史回顾：2005年6月1日晚上8时许，嘉兴市区一交叉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在现场发生争执，其中一方被不明身份的人刺伤，行凶者正欲离开，却被当时在场的张康杰撞见，并在追至一二百米处将歹徒擒住。此时，其他四名同伙扑上来，对张康杰猛打乱砸，主谋趁机拿起尖刀朝其胸口刺去，张康杰忍住剧痛，一边继续追歹徒，一边报警，终因失血过多倒下了。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他还坚持向警方描述歹徒体貌特征和逃跑方向。与死神搏斗了20多天后，张康杰终因伤势严重，英雄牺牲。
英雄的壮举背后，没有偶然的命运，只有必然的抉择；不是出于瞬间的冲动，而是凭借平时的修养，瞬间即是永恒。
人物经历：张康杰，生于1984年，2000年进入新塍职业学校学习。连续担任由同学选举产生的班长之职。他以身作则，乐于帮助同学，从没违反校纪校规，对事认真负责，从不隐瞒过失。他内心强烈的公民道德意识，早已使他有了惊人之举，去年年底，他主动参加嘉兴市首批“反扒”志愿队。并协助警方抓获各类违反犯罪嫌疑人13名，破案9起，为群众挽回数万元经济损失。
英雄的精神遗产：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这么一种习惯看法：职高的学生是“高考的失败者”，在心理上容易走向误区，在行为上容易走向岐途。但张康杰的英勇行为却将这种看法彻底击破。他以自己的挺身而出，使得一种绝对的道义价值获得挽救，他的壮举是对冷漠和普通自我保护意识社会的否定。
据说，必定要有英雄的牺牲才能确立起道德价值的最高尺度，必定要有英雄的殒灭才能唤醒公民的道德意识，但是面对英雄的喋血，每一个公民都应扪心自问：如果换成我，我是否也会站出来？只有当更多的人面对邪恶时能勇敢地站出来，英雄的血才不会白流。尾声：在英雄还没有得到清晰显现时，一切好象都微不足道，但当其真正来临时，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英雄其实应该指英雄所具有的品质才对，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2、沈介立《你就是这样的人——向张康杰同志学习》
2005年6月26日凌晨1时47分，21岁的你悄然离去，令整座城市的市民为之动容。
你就是张康杰。
不需要用什么华丽的辞藻来修饰，你是这样一个平凡的人：嘉兴市秀洲区新塍镇一个平凡的农民儿子；新塍职业学校一个平凡的毕业生；嘉兴国鸿集团汽车西站汽车特约维修站的一个平凡的普通员工。
然而你又不平凡，几分钟的壮举，凝聚的是你正义的一生。你的挺身而出，是一个真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面对假恶丑力量时可以忍受的限度；你的壮举是对冷漠、怯懦的强烈批判和否定；你的勇气是对健全的道义的呼唤；你的牺牲让世界听到了良知的呐喊。用郭沫若的话来说，就是“有的人死了，但是你还活着”，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你站在那里，高举着你精神的丰碑，激励着曾为你哭泣的灵魂。
“6·1”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调集精兵强将，成立专案组，到6月9日，转战5省的嘉兴警方把涉嫌伤害和包庇窝藏的10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6月29日，省公安厅、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追授张康杰“浙江省见义勇为勇士”荣誉称号。团浙江省委、省青年联合会追授张康杰“浙江青年五四奖章”，并号召全省广大团员青年向张康杰学习。
英雄的血不会白流，你用热血浇铸着金色的团徽，用行动在世人心中烙下永恒的印记，用生命抒写正义的史册！你—— 就是这样的人。
3、吴君《永驻的青春》
2005年6月28日一颗璀璨的星辰的陨落，一颗博大的灵魂的安息，让我们永远铭记了一个英雄的名字——张康杰。纵死侠古香，不惭世上英。他用英勇无畏的壮举，匡扶了这个时代几乎被漠视的正义，让我们的内心猛然觉醒，他用默默无言的行动，镌刻了这个时代无比渴求的力量，荡涤尘寰，只留正气在人间！命运夺走了那个风华正茂，却让他拥有了一个永驻的青春！
历史在泪光里不断地回放着，他的短暂的一生被默默诉说着。他，是个形容瘦弱的人，而正义之举却使他变得高大而伟岸；他，是个内向腼腆的人，而因为心中的正义无所畏惧地斗争；他，是个平凡的人，却拥有一个不凡的生命；他，一生都是默而无言的，却在生命的最后那刻演奏了一曲最嘹亮的乐章！溘然长逝，令多少人为之动容，令多少泪水为之倾泻，哀声遍地！我蓦然发觉，这便是一个英雄的力量，召唤了所有蕴藉在人心底的正气，再次勃发！许多时光里，我们似乎早已忘却“何为正义”，而现在我们的心灵却为之震颤。我们走过了那个对一切都漠然而视的年代，我们知道那饱藏在内心的正义之火将再次被点燃，我们坚信我们会举着英雄的正义火炬代代传承！
在这个物欲泛滥的年代里，许多人都本着明哲保身的原则，对一切与自己无关的事置之不理，甚至冷眼旁观。我们这一代也在这种思想的腐蚀下，变得麻木不仁，颓废不堪，整天窝在一个狭小的自我里，却不愿用博大来包容世界，以至于忽视了内心的呼唤，变得空虚而混沌无知„„面对那个高大的勇士的形象，我忽然发觉我们是多么的懦弱而渺小。我们不该对一切不关痛痒，不该虚伪自私，不该对任何事都熟视无睹，那样何能成为中国之脊梁？
我曾听过一句话“生命在于其存在的价值”。张康杰正是用自己的正义之举诠释了他生命的价值，他无悔了，他恬然地笑对生命，因为他让青春生命大放异彩！他长眠于大地，历史却给他留下了一座丰碑！而我们呢，是否该醒悟，让正义之气荡漾于这片天地间，用广博的胸怀关注关心一切？！
我想那所有为张康杰事迹而动容的人会坚定地说答案是肯定的！
4、姚嘉骏《张康杰之死》
张康杰何许人也？如今大部分嘉兴人不会对这个名字陌生，他就是因与歹徒搏斗中刀而付出了年轻生命的英雄人物。
今年6月1日晚8时许，嘉兴市区友谊路、洪兴路口发生交通事故。张康杰驾驶摩托车经过此地，见一名男子突然拔出尖刀，朝另一名男子下身捅去。张康杰见状匆匆停车，冲上去扭住那名男子的胳膊，与对方搏斗，搏斗过程中，又忽然窜出多名男子围攻张康杰。他最终被刺中心脏。经过25天的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死亡。
张康杰的事迹为何能感动那么多的人？仅在他力搏歹徒的那几分钟吗？当然不是，我们所感动的是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他为了正义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我们感动，是因为社会正缺少这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社会所需要的！
见义勇为是我们从小到大就知道的，可我们大多数人在一身中又会有多少次是真正去做了呢？我们尽管口中常会提到，可事实上在遇到危险时，更多的人是选择忧郁，慢慢地，我们也就习以为常了。因此当我们听到身边有人见义勇为时，我们往往会觉得那个人很傻。这种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我们青少年中，事实上成年人在这方面可能更保守，正如平常父母往往会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搅进去，事不关己少管闲事。为什么大家会这样想？是宣传教育还不够吗？那么多的教育为什么没效果呢？其实会出现这种情况也不难理解，毕竟见义勇为这事是很危险的，谁会愿意为了一件和自己没关系的事而拼命呢？到时候受了伤又没得赔，得罪了社会上的人自己还吃不了兜着走，多不划算。说白了见义勇为就是一件损己利人的事，谁愿意干？
可这些事就真与己无关吗？社会是大家的，如果大家都不愿出力，这个社会不和谐了，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现在有点钱的总想去西方国家，为什么？那里住着舒服呗。都说欧洲、澳洲适宜人居，为什么？整个社会氛围好啊。别说人家教育好，难道我们的大学生少吗？社会氛围是要靠大家去营造的，你不动手我不动手，那还指望谁动手呢？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歹徒敢如此嚣张？这决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就只是这一次有人出来见义勇为了。如果我们的社会之中有更多的正气，那歹徒又怎敢随意拔刀呢？
问题是明摆着的，就看我们怎么去解决它。多宣传一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要加强学校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要从小抓起；还要开导家长积极配合；另外还建议国家能多表彰见义勇为者，给予适当物质奖励。
三、讨论：
主持人：同学为我们引出了见义勇为的问题，同学们对于张康杰的行为有什么看法，请畅所欲言。
生1：我赞同张康杰的英雄壮举，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这样做的。生2：我不赞同你的看法。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代价太惨重了。生3：我也觉得张康杰的作法不够明智，他的父母怎么办？
生4：这个时代就是太缺少像张康杰这样的人了。人们变得越来越自私。生5：不论怎么，我佩服张康杰。
生6：“见义勇为”应该换一个字，为“见义智为”。„„
„„
四、同学发言：
主持人：让我们再听听同学的看法。
1、苏灵彦《英雄已逝》
年轻的英雄已经逝去。
他瘦小的身躯在倒下以后，有如高山大海一样雄伟壮阔。
张康杰，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但在党的诞生地浙江省嘉兴市，它已经成为见义勇为的代名词。在嘉兴地市内，没有人不知晓张康杰的事迹，没有人不对他充满崇敬，没有人不为他感到惋惜。因为一个普通的人，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22岁的团员青年张康杰，是国鸿集团汽车工业贸易有限公司维修工，也是嘉兴的首批反扒志愿者。今年6月1日晚，他面对持刀歹徒，挺身而出，以一敌五，奋勇搏斗，匡扶正义。在遭到歹徒及其同伴的猛烈殴打后，仍死死扭住歹徒不放，最后被刺中心脏。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英勇牺牲。一条年轻的生命，消逝了。
一切开始于他在目睹歹徒行凶后必然的心理冲动，正如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以及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一样。但形成不同后果的，是他的勇气和正义之心。只有他一人，把冲动转化成了行动，奋不顾身地追了上去。也许装作什么也没有看到，扬长而去是最好的吧，不必付出生命的代价、承担被歹徒报复的恐惧。就像那许许多多目睹犯罪过程却熟视无睹的人们。但张康杰是不同的。作为嘉兴市首批反扒志愿者，他曾经协助警方抓获扒窃等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3名，破案9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数万元。累累的战绩，使他决不允许让自己置身事外，姑息歹徒作恶。面对着危险，我想，他的脑袋中绝对没有思考过要付出的代价和能获得的荣誉。张康杰的所作所为，只是最单纯的为了自己的信念。而当时在场的那么多人中，我相信比他强健有力的大有人在，但竟然没有一个尾随而去。也许多一个人的力量，后果就会不一样。可我们不能谴责任何一个人。因为扪心自问：如果我在场，我能否挺身而出？答案不言而喻。因为在面对危险和黑暗时，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或多或少令人畏步的恐惧。而这，正是我们必须用仰视才能看到张康杰的身影的原因。
英雄已经逝去，再多的赞歌和荣誉也无法让他恢复呼吸、重新站起来。留下的我们所应该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一直活在人们的精神中。
2、姚冰旭《英雄的时代,时代的英雄》
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
———题记 英雄，一个陌生地让我震惊的字眼。在这个苍白的世界里，我们渴望英雄，期待勇敢，需要无畏。
这些日子，平民英雄张康杰成了感动嘉兴第一人。这位21岁的普通青年，面对凶残的持刀歹徒挺身而上，奋勇搏斗，用匡扶正义的壮举，将短暂人生谱写成一曲“见义勇为”的英雄之歌。
时间定格在今年6月1日晚8时许。市区友谊路和洪兴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汽车与摩托车相碰的交通事故。就在双方驾驶员协商解决办法时，从汽车副驾驶座上下来的乘客不小心将车门碰到了一旁的围观人，立即招来一阵拳打脚踢。正当摩托车驾驶员想报警时，打人者中竟有人举刀捅他的大腿，随后拔腿就逃。一幕，让骑着摩托车路过此地的张康杰看到了。向来疾恶如仇的他顾不得取下摩托车头盔就勇敢地冲了上去。当他一把将企图逃跑的歹徒抓住时，歹徒的4名同伙也穷凶极恶地扑了上来。他们用专门用于打架斗殴的拳刺、用张康杰在搏斗中掉落的摩托车头盔对着张康杰乱打、乱砸。歹徒的暴行没有吓倒一身正气的张康杰，他勇敢地一手与歹徒们展开殊死搏斗，一手紧紧抓住持刀歹徒不放。持刀歹徒看到暴行不能令眼前的英雄松手，便举起沾着鲜血的尖刀，对着张康杰的胸口狠狠刺去。顿时，撕心裂肺的剧痛传遍了张康杰的全身，鲜血从年轻的身体里流出，浸染着大地„„硬是一面向趁机逃脱的歹徒追去，一面拿起电话报警„„迅速赶到的民警，张康杰以惊人的毅力提出和民警一起追击歹徒„„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的途中，他还用最后的力气向警方描述歹徒的体貌特征和逃跑方向，为公安机关快速侦破此案提供重要线索。
然而，张康杰却带着对世界的眷恋永远地，永远地走了„„人们固有的概念里，“英雄”总是与众不同，少不了豪言壮语。而张康杰没有，他用诚实、认真书写人生，他只是在做好一个人，他仅仅用一个微笑就向世人诠释了爱——博爱。
太平盛世，有人常常感叹：这是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然而，张康杰用他的生命为我们开创了一个时代。相信每一个人都会记下这个曾经付出过爱的人，每一个人都会在心中开垦一片田地，为他树立一个丰碑，相信每一个人都热爱美，是的，张康杰是最美丽的烟火，倾尽所有只为那一刹那的流光溢彩，光芒四射。尽管只是一刹那，我想所以的人都会记住他的美丽。英雄可以死，但英雄精神将在炎黄子孙中永生！
康平盛世勇气冲霄汉，杰出青年英名留人间！
五、班主任总结：同学们讨论的非常热烈，这是一次成功的主题班会。首先要说明的是：英雄的鲜血没有白流，今天同学们的讨论发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不是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英雄就在我们身边。张康杰的英雄壮举将感染着每一个人，英雄用行动告诉我们，要正直、善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大写的人。当然，遇到危急事情在勇敢的同时，更要机智，正如同学们所说的，要“见义智为”。最后，让我们再一次向英雄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
第二篇：时代需要爱国主义精神
时代需要爱国主义精神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2011级（2）班黄和眸嫣 中华民族在世界屹立五千年不倒，其文明源远流长，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这个充满文明的国度。爱国主义精神就是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纵观历朝历代，许多仁人志士无不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心忧国事，位卑未敢忘忧国，这种可贵的精神，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危难之时为祖国甘洒热血，都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无坚不摧。顺着奔腾的黄河与长江的源头，顺流而下，你能听到《诗经》中砍砍伐檀兮的吟颂声，你能看到《史记》中楚汉相争的刀光剑影。更能听到诗人屈原报国无门的感叹。从苏东坡的《大江东去》中，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祖国千帆竞发，力争上游。从英雄人物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刘胡兰、张海迪、孔繁森、张莉莉等这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闪光！志愿军战士邱少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面对敌人在身边爆炸的燃烧弹，一声不响，让烈火在自己的躯体上燃烧近半小时，最后被活活烧死，是什么支持着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支持着他，决不能让敌人发现我的存在，否则就会影响这次战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难道不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生动写照吗？ 在写满甲骨文的锈迹斑斑的青铜器上，你能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厚重与绵长。在硝烟还未散尽的古长城上，你能读出祖国强大的真正含意。不堪回首，但又必须面对。我们的祖国曾经也有孱弱的时候，在八国联军把圆明园烧焦的废墟上，我们看到的祖国是多么令人屈辱！在甲午海战邓世昌勇猛致远舰上，我们看到的祖国只有叹惜。令人振奋的是我们祖国没有消沉，用她宽厚的臂膀修复创伤，一个强大的中国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这是何等的令人自豪。孙中山先生，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在旧中国的茫茫黑夜里开始规划治国方略。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贫瘠的土地上，用他那神奇的大手，描绘出今天的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用他那饱经沧桑而依然有力的大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画出了宏伟的蓝图。中国从此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坦途。
爱国主义精神是对祖国的深切热爱，勤劳的中华儿女共同开拓了辽阔的海疆，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而现在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祖国新一代，要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积极维护祖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正如温家宝总理说的那样祖国的领土寸土不能丢，不能被分
裂侵占。否则岂不是空谈爱国，那只能是误国误民。爱国主义精神具体表现在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化，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力，并且为创造更加辉煌的民族文化而尽心尽力。
如今，我国已步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密切，机遇与挑战并存，我们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但这也是一种机遇，用得好我们祖国会更加强大。反之，用不好我们的祖国就会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则我们将成为祖国的千古罪人！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向深层次发展，努力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离不开大力宏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优良传统。唯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雄风永存，为全人类文明与进步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早在清代梁启超先生就曾说过：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祖国的历史和现实，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的情感和振兴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高举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旗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真正把爱国主义精神变成自己的报国行动，我们的祖国才会一天比一天更加强大。今天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明天为创造祖国辉煌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时代需要爱国主义精神，这是我们的祖国和民族强大的动力。如此，则中华民族强大之日不远矣！
2012年10月20日
第三篇：专题征文：时代需要雷锋
专题征文：时代需要雷锋
上世纪中叶，在伟大领袖的号召下，祖国大地的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而且真所谓轰轰烈烈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或者道德运动，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雷锋的思想雷锋的观念，他日记中对四季的描述成了政治性的座右铭。那个年代，社会风气清明、政治氛围和谐、相互关系融洽，倡导的好人好事蔚然成风，令人怀念。英雄雷锋的事迹和精神鼓舞激励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生产的全国人民。
半个世纪过去了，历史进入了改革开放，国家强盛了人民富裕了，可是人的精神却空前的贫困。是不是精神和物质是对立的？那个时代精神富足却物质奇缺，反过来今天倒成了截然相反的物质足精神贫的社会现象。我们渴望雷锋的存在雷锋的光大来弥添精神的不贫穷。我们悲哀的看到雷锋的逝去，到了今天居然同他的无私忘我的精神都已经不复存在，我们在呼唤在期盼雷锋再次的融入我们的社会的时候，看到的是丑陋的自私和自私引起的残忍以及残忍迸发的无耻。我们可以看到小女孩被车轮碾过而无动于衷、可以容忍弱者被恶人暴打而视而不见、也可以容忍老人跌倒无人搀扶而心安理得……还有为了金钱假药泛滥、食品假冒、知识贬值、尊严扫地、道德沦丧等等等等。精神意义上的雷锋已经不复存在，每年纪念三五的雷锋日只是政治的需要，它确实没有一点实质的现实意义，因为贫瘠的精神世界已经容不下雷锋精神的萌生，雷锋成了现代百姓追求的一种梦呓。
经济发展促使了国家的强盛，带来了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可是我们的道德观念精神面貌却陷入了一种怪圈，一切都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要原则不讲道德不计后果的赚取最大的利益。
我们不缺物质，缺少的是雷锋和雷锋的精神，我们是经济发展的强国道德滑坡的弱国。
每年，我们都会开展声势浩大的学雷锋活动，唤起民众对雷锋的崇敬和对雷锋精神的光大，这收效甚微，已经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被人淡化被人遗忘被人厌倦。
俗套陈旧的宣传没有效果，要全民形成的文明理想道德观念必须实现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和强制性的法律、严格切实可行的机制来保证。
时代需要雷锋，需要公而忘私的道德观念。英雄雷锋的精神是改革开放时代亟需的社会需要，经济发展和文明道德绝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关联的辩证关系。理顺这种关系同样也是为了经济发展为了国家民族的强盛社会的长治久安。
诗人郁达夫曾经说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不会崇拜敬崇英雄的民族是奴隶的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民族的社会进步需要英雄形象、需要英雄精神来激励这个民族，现时代我们需要的是雷锋和他感人振奋的英雄先进事迹。
第四篇：时代需要邓建军精神
时代需要邓建军精神。一个先进人物的出现，能够影响一批人，带动一大片。张思德、任长霞、殷雪梅，张云泉，还有我们身边的邓建军，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对工作的高度负责和勤奋学习的钻研精神。他们的事迹，感动和激励着我们，时代需要这种精神，这种积极的互动，推进了时代进步，推进了社会的发展。
大学生需要邓建军精神
遥望未来世纪曙光的时候，站在二十一世纪。看过的世界科技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出现，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科技革命与知识经济使中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从国力强弱这个意义上来说，学习邓的敬业精神，是时代的趋势，是明智的选择
要象邓建军那样，对知识的渴望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坚持以岗位和企业发展的需要为前提，勤于学习，苦练本领，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把自己培养成岗位能手和技术标兵，实现从学习型职工向知识型职工直至专家型职工的转变。
要象邓建军那样，把每一个工作岗位当成奋斗的舞台，把每一项工作都作为奉献的途径，以岗位为舞台，不满足现状，勤奋工作，追求卓越，不断实现自身价值，为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多作贡献。
要象邓建军那样，弘扬和实践创新精神，时刻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以强烈的使命感和事业心，不断开拓创新，攻克难关，坚忍不拔地提高技术创新的本领，充分运用新知识解决新问题，运用新技术创造新业绩。
学习邓建军贵在行动，重在实践。区总工会，将在全区开展“五个一”活动：下发一个《开展向邓建军同志学习的决定》的文件、举行一场《邓建军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组织一期学习邓建军精神大讨论、举办一次全区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召开一个《学习邓建军活动总结表彰暨推进会》。
大家好: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展现自我风采,让青春飞扬》
青春是什么
有的人说青春是绚烂多彩的花季,是阴晦而缠绵的雨季,是青翠嫩绿融融的春,是浪漫而炽热的夏,有的人说青春是欢笑时泪水,是流泪时的微笑,是轻松的压抑,是沉重的放纵,还有的人说青春是一坛醇香的酒,是一束鲜艳的话…………每个人对青春都有自己的诠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答案.正是为了尊长这种自迥异的答案与诠释,人们才匆匆走上一条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去探寻属于自己的谜底,破译青春的密码.青春惊得起磨练却经不起消磨,经得起开发却经不起挥霍.保尔·柯察金曾经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过忍耐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的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当他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的最伟大的事业—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所以我们应该珍惜青春,乘着自己还年轻,尽自己所能,在青春的舞台上展现自己亮丽而独特的风采,让青春飞扬!就像无数的星星在生活的星空中发出自己耀眼的光芒.在职教中心学习生活将近1年了,在这段时期内,我深刻地感受到——原来职高内的生活也能营造得如普高内一般紧凑,也有充分展现自我才能的机会.造物主给予每个恩一样的头脑和四肢,也给予我们同样的思维能力和行为能力,还公平地给予我们一天24个小时.那么我们为什么没不抓住机遇,尽情地展现自我呢 其实我们可以在学习方面展现自己扎实的基础和出的成绩,在实习期间展现自己过人的领悟力和娴熟的技巧,在每年举行的运动会上展现自己灵巧的动作和矫健的步伐,在歌咏比赛中展现自己轻脆的歌喉和精湛的舞台表演……或许,有些自卑的人会说:“我不行”.但是机遇是人生的翅膀,抓住它,就可以带你飞的很高很高.它偏爱于强者,因为强者做好了一切准备,它往往逃避弱者,因为它无法忍受弱者那呆滞的眼神.一位成功者说过:“百分之九十所谓失败者,其实不是被打败而是自己放弃了机遇和成功的希望”抓住机遇试一试,怎么就知道自己不行呢 邓建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和我们一样,在职高学习,由学校分配工作,可是他不甘于在小小的工作岗位上呆一辈子,抓住各种机遇,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然要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在大众面前,刚靠单纯的等待是机遇是远远不够的,而需要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心和大胆的创新精神.自信心是个体对自己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成果抱负有成功把握的一种预先反映.事业有成的人都相信,居里夫人说:“我们应该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要相信,我们的天赋是用来做某件事情的,无论什么代价,都要把这件事做好.:这是自信心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拿破仑也有一句名言:”应为我做每件事都很自信,所以帆我做过的事都取得了成功."成功人士和失败者之间的差异是:成功人士往往的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和最辉煌的经验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失败者却恰恰相反,他们的人生是受过去种种失败与疑虑做引导和支配的.我们应有青春这一梦幻般的黄金季节,对自己充满信心,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创新则是以非习惯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能力与别人相同的东西,却一头别出心裁,想出与别人内不同的东西.同样的水浒,普通人烧出的来是开水,而瓦特却烧出可蒸汽机.同样是手被草叶子割破,而鲁班却发明了锯,同样是看到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果民见了只感到心疼,而牛顿却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瓦特,鲁班牛顿对每件事都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去了解.我们也应该在青春这一超七蓬勃的日子里,激发自己的创新理念,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让世界变得焕然一新.青春是无价而短暂的,展现自我是上苍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挖掘自己的才能,让青春尽情飞扬,让展现自己成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课程.邓建军同志主要业绩
邓建军同志作为产业技术工人的代表，在2004年、2005年两年先后五次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接见。2004年4月30日，胡锦涛同志在南京会见劳模代表时，专门向他询问有关牛仔布预缩率技术问题；9月30日，他又和中外人士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出席55周年国庆招待会。2005年五一全国劳模表彰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亲自给他颁发全国劳模荣誉证书，并紧握邓建军的手亲切地说：祝贺你！
他是江苏省常州市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线技术工人。十七年来，他从一名普通的中专生成长为知识型工人技术人才。邓建军从企业的小改小革入手到改造进口设备再发展到破解纺织机械领域的世界难题，他参与公司的技改项目达400多个，独立完成145个，给企业创造了3000多万元的经济效益。
作为上市公司的“黑牡丹”，曾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里弄小厂，现已成为国内生产牛仔布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集科研、生产、贸易于一体的现代纺织企业，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这其中，不仅凝结着几代“黑牡丹”人的心血，更蕴含着以邓建军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型职工靠智慧创造的一次次奇迹。
率先破解连续生产不用停车这一世界纺织业牛仔布纱线染色难题。邓建军带领小组成员连续奋战数十个日日夜夜，先后对染浆联合机进行四次改造，直到最后终于取得成功。仅此一项，就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3000多万元。专家称，改造后的设备操作程序更为优化，功能的先进性部分超过同类进口设备。以1999年为例，改进后的染浆联合机所生产的新品牛仔布45只，当年就为企业创造新品利润279.83万元。
染色工艺过程中的颜料染液自动测试和控制是世界级的重大课题，传统的纺织品对染色过程检测、控制，基本是采用人工手动的检测与控制方式。由于人工检测的控制，可能产生的可变因素较为复杂，对纺织品的染色过程检测、控制一直缺乏较为有效的控制手段。邓建军再次向这一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发起冲击，研究纺织品的染色过程，总结了传统的检测和控制方法，创造性地把电化学原理与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运用到纺织品印染领域，科学地消化吸收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研制出“染液组分在线检测和控制系统”，这套控制系统经过在工业化生产的应用实践，反映了该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科学合理以及能大幅度提升产品质量的功效。通过400多天的千辛万苦，他终于完成了“颜料组份分析计算机控制系统”的研制，填补了世界空白，该项成果在生产的应用实践中使“黑牡丹”产品的染色质量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同时“染液组分在线检测和控制系统”的专利申请已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2005年12月以专利号ZL200420079359.4授权专利。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黑牡丹”90％的机器设备都是进口的，特别是那些新研发的产品，而“洋设备”的怪毛病却不少。如靠外方人员维修，不仅代价高，而且周期长，影响企业正常生产。一次，日本某国际著名公司代表到“黑牡丹”洽谈业务，意外发现使用寿命一般只有5年的络筒机中的关键部件，这里却还在正常运行。日方代表对邓建军的维护水平大为钦佩，称自己又见到了“中国功夫”，特地免费赠送价值数万元的络筒机零部件。
邓建军还敢于向洋设备开刀！1997年，“黑牡丹”进口的德国气流纺纱机的中枢系统--专用变频器烧坏，急需更换。用于世界纺织新技术设备的这种专用变频器不但价格昂贵，而且德方在中国的技术服务中心无现货供应，订货周期要长达两个月。邓建军和小组成员经过认真研究分析图纸、反复计算测试数据，重新确定参数和模拟调试，大胆采用类似其它器件替代。仅花两天半的时间，机器便恢复正常。消息传到德国公司，外方十分震惊，派专家赶赴“黑牡丹”。眼前的一切，让德国专家不得不翘起大拇指赞叹：“中国工人了不起！”邓建军还和同伴们经过技术论证、反复实验，对德国的清梳联合机大胆采用交流变频器调速替代原来的直流调速，且一举成功。1998年，当国内权威性杂志推出这项研究成果时，没想到它已在“黑牡丹”安全高效地运行了两年多。
邓建军敢于向世界难题宣战！牛仔布预缩率的稳定控制，是各国专家致力主攻的一大难关。其缩水率的稳定高低，不仅影响出口产品的质量，更有可能造成国际索赔。邓建军与小组成员一道，从电子技术与气动技术的结合点上，一举突破难关，使黑牡丹牛仔布的预缩率精度牢牢稳定的控制在2.5％的范围内，明显优于3％的国际标准。从此，“黑牡丹”品牌在国际市场艺压群芳，成为畅销美国市场的三大牛仔服装面料之一。
作为“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高级技师”，邓建军用自己的智慧为“黑牡丹”创造了丰厚的财富，提升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他的努力与带动下，成功应用18项世界纺织最新技术中的15项，从而让企业率先跨入全国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重点企业的行列。
2005年4月他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列为全国重大先进典型人物——当代知识型职工中的杰出代表，并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全国主要新闻媒体集中广泛地进行了宣传报导。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科技日报、光明日报等十几家重要报刊，人民网、新华网等160余个网站，共有3万余篇次报导了邓建军的先进事迹,成为全国职工的学习榜样。
第五篇：怀疑的时代需要自由的信仰
《在怀疑的时代更需要信仰》是一位演讲者在北大中文系2012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其中有几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文学理论无法识别毒奶粉的成分，古典文献挡不住地沟油的泛滥。当利益成为唯一的价值，很多人把信仰、理想、道德都当成交易的筹码，我很担心，'怀疑'会不会成为我们时代否定一切、解构一切的'粉碎机'？我们会不会因为心灰意冷而随波逐流？”
我很同意演讲者对当前缺乏信仰的看法，但是，把信仰、理想、道德放在一起说，可能给人这样的印象：有了某种“理想”和“道德”，也就有了信仰。现在有不少人怀念建国初期，往往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对信仰的理解。他们认为建国初期是一个中国人普遍有理想、有道德的“激情”年代，因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具有坚定的信仰。然有鉴于“文革”的历史教训，今天重提信仰的时侯，有必要问一下，我们这个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
神话的信仰和理性的信仰
建立在神话上的信仰和建立在理性上的信仰是有区别的。今天许多人的怀疑心态并不是简单地突然放弃了信仰，而是因为，在旧神话已经破灭，而新理性尚未建立的时候，怀疑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要的，尽管会令人困惑和痛苦的过渡。
古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哲学的新理性之前，就已经有了神话的信仰。神话故事展现了各个神的奇特故事和他们对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神秘影响，正如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所说，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像所有其他形式的信仰一样，神话对最早的古希腊人有“教育”的作用，神话故事“同样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教育培养(paideia)需要背诵并参透具有某种经文价值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谓的宗教--众神明、众英雄，对崇拜的描写，对殷勤好客、对正义的某些道德思索，那些被宙斯惩罚的人--都跟别的东西一起被学习”。
然而，信仰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是信仰，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怎样的信仰。今天，绝大多数人不再盲目地接受来自传统或宗教、政治教义的信仰，而是用理性来思考和判断信仰的内容和合理性，这种神话与理性的区分最早来自古希腊哲学。由于古希腊哲学，理性本身第一次从神话脱离出来，宛如盲人双目中的鳞片剥落一样。这不只是认知态度和心态的转变，它还包含一种决定性的意义，那就是精神的发现。在历史的发展中，理性变得更加重要，人们对理性的认识也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入。
在西方，人们一般是在宗教信仰的意义上说“信仰”，而在中国，人们大多数是在伦理和道德的意义上说“信仰”。这两个意义上的信仰虽然不同，但并不矛盾。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有特别的对象--神，然而神和神的教诲是不可分的。神的教诲不仅关乎神与人的关系（虔诚），而且关乎人与人的关系（爱）。在不信神、不信上帝的人群中，由于没有必须爱的神，人更有理由爱他周围的人，在自由、平等、尊严的环境中，信任、尊重和关爱别人便会变得更加重要。在政治上，这些价值与民主、宪政是一致的，在哲学或神学上，这样的普遍价值则总是与某种超越的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
在没有终极关怀和普遍价值信仰的地方，也会出现一些看上去似乎是信仰的现象和行为，其中最常见的便是世俗的“崇拜”，这是驾驭民众的有效手段。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对此问到，在还没有新的宗教信仰时，“能够教给孩子们什么呢？”他的回答是，给他们一个“代替品”。那就是一个世俗崇拜的方式。它有一个由政治力量或权力营造的“神”（领袖），一个“经文”（某某著作），一个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个“僧侣阶层”（官僚体制）。这样的崇拜可能非常有效，也可以满足民众对信仰的精神需求。然而，20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
怀疑本身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是怀疑什么、怎么怀疑和为什么怀疑。文艺复兴时期，无论是宗教革命还是现代科学的萌芽，都是从怀疑某些被当做当然正确的东西开始的。一切可以称作为“信仰”的“确信”或“有所不疑”，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必须建立在一些具有恒久而普遍意义的价值之上。只有在人们确信这些基本价值，并即使在现实生活中眼见无数糟蹋、破坏这些价值的行为，仍然对这些价值坚信不疑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真正具备了信仰。
今天的怀疑主义不仅怀疑现实世界中的那些伪价值（权力，金钱），而且从根本上怀疑人类是否真能拥有长久和普遍的价值，后面这一种怀疑主义才是真正可怕的。信仰是被现实而不是被怀疑解构或粉碎的。怀疑只是信仰根本不存在的结果，而不是信仰遭动摇的原因。
“神道设教”的伪信仰危机
“信仰”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可以用来指不同性质的，具有不同内容的“信念”或“确信”，可以指对神的信服、尊崇和虔诚，也可以指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还可以指对传统圣贤或现代意识形态、政党、领袖的尊崇和崇拜。只有真诚的信仰才会把它所尊奉的信条当做人生行为的准则，因此，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的“信仰”不在讨论信仰的范围之内。
信仰与崇拜经常联系在一起，但是信仰与崇拜有所不同。信仰主要针对“观念”，如极致的真、善、美，而崇拜主要针对某个“个体”，例如上帝、耶稣、太阳、领袖等。信仰与认知（相信）也不同，一般说认知（相信）一种理论，而不是说信仰一种理论。信仰带有情感体验色彩，这特别体现在宗教信仰上。信仰的价值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人生行为。
有信仰的人同时也选择了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人生行为有了原则的指导，不至于全凭功利的考量，随波逐流、附膻逐腥、无法无天、无所不为。一个缺乏信仰的社会，不是因为缺乏某一种信仰，而是什么信仰也没有，这时候，由于普遍存在的焦虑、不安，特别容易出现对信仰饥不择食和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各种打扮成信仰的宣传、蛊惑、迷信、崇拜也就特别容易乘虚而入，随时有可能出现“神道设教”的伪信仰。哲学教授邓晓芒曾把中国的宗教分成“自然宗教”和“实用宗教”两种，“神道设教”是一种实用宗教。他比照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三种宗教的区分（自然的、艺术的和启示的），发现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上升到启示性宗教的高度。
在三个不同层次的宗教中，第一是“自然宗教”，就是迷信、巫术等。第二是“实用宗教”，因为有需要、有效，这才用宗教来做教化和驭民的工具，相当于柏拉图所说的“高贵的谎言”。“神道设教”是一种在中国千百年来行之有效的实用宗教，设教者要大家相信一个神道，自己可以不信，但是一定要大家信。第三是“启示宗教”，又称“自由宗教”，中国没有“启示宗教”，这与中国的自由精神缺失有极大关系。
“神道设教”的原意有两种。一是《易经》所说的，君主顺应自然之理以教化人民：“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此如《尚书》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位的君主称为天子，顺应天命而治理国家，都是“神道设教”之意。二是利用鬼神以统治并教育人民，这是《后汉书》所说：“急立高庙，称臣奉祠，所谓'神道设教'，求助人神者也。”前者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则的运行；后者的神道是以特定的鬼神信仰，给予人类启示和指导。前者尚是理性的，后者即属于盲从的迷信了。
“自然宗教”很容易转化为“神道设教”，成为邪教，称其为“邪”，是因为它能够泛滥成灾、惑乱人心。邪教的神道可能假托鬼神的降灵，也可能根本就是灵媒、乩童等巫师、术士的操纵。后一种情况更为严重。他们能够翻云覆雨、颠倒黑白，也能够救世济人、益物利生，信从者越多，他们的“灵力”越强。若为野心家所用，即成为乱世的祸种。大多数现代的中国人都能认识到这是迷信，但在现代文化不发达地区，这种迷信仍然不乏信众。
现代国家的统治技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设教”，所谓的“道”，那就是统治意识形态，而“教”则是统治的党、政国家机器。这样的“神道设教”具有堪与宗教媲美的体制，因此往往被人们拿来与启示宗教的教义、教会、教士阶层做比较，以凸显它的“世俗宗教”特征，但是，这样的比较是有限度的，往往对宗教抱有偏见，因为真正的宗教信仰是黑格尔所说的“启示的宗教”，是一种自由的宗教，而政治意识形态的“神道设教”却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实用宗教，甚至是一种障眼法和骗术。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神道设教”中留有古代的两个原意的痕迹。它会具有某种能让老百姓爱听的自然之理和顺应民意的内容；它同时会用某种系统的说辞，通过一整套的组织方式来统治并教育民众。因此，顺应民意与教育群众是它的两个组成因素。例如，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向德国人民作出美好许诺：消灭贫困、保障就业、和平、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很少有人会想到希特勒会给德国和世界带来战争，或是会杀害数百万犹太人。
与这样的高效率的体制化“神道设教”相比，前现代“神道设教”的“道”简直太简单了，而“教”的力量也实在太单薄、太局限了。像“替天行道”这样的“道”只能用来造反，但不能用来统治。现代的“神道设教”既可以用来造反，又可以用来统治，它能够从事两种性质不同的使命，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多用途的，可以称作为“信仰”的东西。然而，就这个信仰与自由的关系而言，不管它多么精致，它都是一个与自由的宗教完全不同的实用宗教。
邓晓芒教授曾经在讨论中国文化缺乏自由宗教的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中有“自然宗教”和“实用宗教”，但从来没有达到“自由宗教”这个最高信仰层次，而没有能达到自由宗教层次信仰的根本原因之一恰恰是“实用宗教”在中国太发达有效，也正是这种“实用宗教”，形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信仰”，并对他们的心灵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长久而顽固的不良影响。
对当今中国的“信仰”特征和一些人感知的“信仰危机”，也可以从“自然宗教”和“实用宗教”这两个层次去了解。较低级的层次是自然宗教，如拜物、敬鬼神、迷信、巫术。“自然宗教”因为畏惧而产生。中国古代的《易经》，最开始就是一种巫术，是用来预测、算命的，属于“自然宗教”。“自然宗教”中，人们所“惧怕”的可以是不同性质的“威力”或“强制力”。威力可以来自某种神秘的力量（神、佛、龙王、河神、“风水”），也可以来自一个权力实体（政府、警察）。人们惧怕种种“威力”，由于不敢冒犯和违拗它们，所以在行为上会有所禁忌和限制。这种禁忌和限制完全是出于被动的、非理性的害怕。例如，人们害怕莫名其妙的“灾祸”从天而降（生病、失业、拆迁），就会到庙里去“拜拜”，或者做一些“积德”的善行。惧怕往往不涉及自由、理性的是非对错或荣誉羞耻判断，例如，人们忍受苛刑恶法，害怕惹祸上身，便会变得格外小心谨慎、循规蹈矩，不是因为真的在心里相信某种价值，而是因为怕招致无妄之灾。
比“自然宗教”高一点的是“实用宗教”。孔子的时代中国有了排斥“自然宗教”的“实用宗教”。邓晓芒清醒地看到：“从孔子排斥自然宗教开始，中国人真正宗教信仰的精神就没落了。”他比那些幻想用儒学在中国充当“启示宗教”替代品的学者、教授们要高明多了。他看到了儒学对中国人思想的实质性影响，那是一种功利的政治实用主义的信仰。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就是说，你祭祀神灵的时候，要好像那个神在那里一样去祭祀。至于是不是有神，你不一定要相信。你也许根本就不相信，但是你要做出好像相信的样子。对老百姓进行教化，你要做出样子来给老百姓看，让老百姓有所敬畏。这样才能管治他们。墨子认为这太虚伪了，你既然要祭神，你就要真的相信神，所以墨子是相信鬼神的。
自由是信仰的灵魂
“从孔子排斥自然宗教开始，中国人真正宗教信仰的精神就没落了。”那么什么是真正宗教信仰的精神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看看将近500年前的宗教革命时期，马丁·路德在《基督徒的自由》（1520）这部经典著作中是怎么说的。在我任教的大学里，大学所有的一、二年级学生都必须修四门人文教育的课程，“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到17、18世纪思想”是四门课顺序中的第三门，课程包括马基雅维里、路德、伽利略、笛卡尔、霍布斯、洛克、卢梭、亚当·斯密、伏尔泰、杰弗逊这样的思想家，而对自由、平等、理性、信仰、人性、政府、民主等问题的讨论则贯穿于全课程之中，路德的《基督徒的自由》中的议题已经显现在这个小册子的题目里了。
在人文教育课上阅读路德的《基督徒的自由》，重点不在于深究基督教新教的教义，而在于另外两个方面，第一是讨论学生们平时熟悉，但并不一定仔细思考过的一些概念，以明确概念对于准确思考的重要意义。例如，“信仰”（faith）与“相信”（belief）的区分关系为，前者只有名词形式，后者则有动词形式（believe）。“有信仰”与“相信什么”因此并不是同一个意思。信仰是一种相信，但相信并不就是信仰。第二是让学生能够联系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并对这些价值观的历史传承和文化渊源有所认识，在阅读《基督徒的自由》时，讨论得最多的价值观就是包含在基督教信仰中的自由。对于今天的大学生来说，这是打开理解基督教这个“自由的宗教”之门的一把钥匙，这当然不是理解基督教的唯一途径，但却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启示宗教”的信仰与“神道设教”的伪信仰区别的不可缺少的视角。
路德在文中反复强调的是“faith alone justifies”，这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根本教义（justification through faith），中文的翻译是“因信称义”。从基督教教义史的角度来看，“因信称义”是路德在其信仰历程中一次脱胎换骨的经历，从此把“自由”确立为信仰的灵魂和核心。以前，在天主教里，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信”），是以事功来显现和证明的。虔诚地参与各种繁缛的宗教仪式、向教士告解悔罪，甚至出钱买“赎罪券”，所有这些对信仰的证明都是来自可以让别人看得到的表面行为。这就像“好人好事”总是联系在一起，合二为一，缺了“好事”就没有“好人”一样。由外表的行为来表现信仰，使得信徒只能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痛苦之中，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否足够获取上帝的救恩。
路德从《罗马书》中说的“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领悟到，信徒只要自己在心里确立了“信”，便可“称义”。这个“信”是他自由选择的，不需要依赖别人的赞许和肯定。人可以蒙骗别人，但无法蒙骗他自己，这个“信”是完全真诚的，因此它的信仰要求变得更高了。路德从《圣经》中重新发现的这条真理，不仅是他个人信仰的突破，也成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暴风中心，更促成了基督新教与罗马天主教的分道扬镳。
路德说，仅仅用身在天主教会来表白宗教信仰，这是“外表行为”。同样，仅仅以身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成员来表示他自己的政治信仰，也是一种外表行为。路德说，为了真正有信仰，“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留心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丢弃倚靠行为的心，单单多求信的坚固”，这种信的坚固是在信仰者自己的心里夯下的。这样的“因信称义”让每一个信徒能在自己的灵魂里自由地确立真诚的信仰，“义”不在教会或教会的教士们那里，而是在每一个信仰者自己的信仰里。把上帝从教会请到了每一个信仰者自己的心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革命性的转变。试想，一个政治信仰，如果它的枯苗能从国家或政党的组织中拔出，而在每个公民个体的心里获得鲜活的生命，那该是一种怎样的景象？
《基督徒的自由》区分了“内在的人（”the innerman）和“外在的人（”the outerman），以此作为基督教的自由的基础。“内在的人”与上帝相联系，而“外在的人”则通过激情和事功与世俗世界相联系。上帝命令人以其肉体互相服务，但他并没有答应任何内在的人屈从于上帝以外的任何人。内在的人是自由的。所以自由仅涉及人的精神世界和来世命运，与人的肉体和现世处境无关。在现实世界中不自由的人，他在精神世界中仍然是自由的，这是一种任何政治力量都无法剥夺的，使得所有平凡之人都能成为具有神圣尊严之人的那种自由。
人只有对上帝有信仰，才能够获得这样的自由。自由将人的内在世界划归上帝的领地，自由因此具有了神圣意义。为上帝守住这个内在世界的独立（即自由），构成基督徒人格尊严的基础。耶稣教导他们说：“那些只能消灭你的肉体但不能毁灭你的灵魂的人，毋需怕他；那位能够将你的肉体和灵魂都打入地狱的，你才该惧怕。”（《马太福音》）内在世界独立的意识使基督徒不可能再在宗教事务上接受政治社会的权威。文化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认为，正是这样的信仰（他称之为“超验性”）使人在政治权力的淫威前拒绝屈服，“极权制度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会让一个坐在卫生间中，被紧锁的门关在孤独中的人充满焦虑和恐怖，一旦头脑中出现一种不同寻常的颠覆想法，就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负罪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制度中，超验性对某些人可能变成一种拒绝的方法，拒绝任何已定范畴中的东西，已定的社会，已定的政权”。
自由的意识给人抵抗强权的勇气，也给人抵抗暴政的理由，这首先是一种精神的抵抗。俄国基督教存在主义者
别尔嘉耶夫在《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中写道：“人的个性自由不能由社会赋予，就其根源和特征而言也不可能依靠于社会，它是属于作为精神性生物的人的……人个性自由不可剥夺，规定着社会权力在人身上起作用的界限，不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是由精神决定的。而基督教就发现和肯定了人的这种精神性因素。假如没有上帝，没有高踞于世界之上的真理，那么人就会服从于必然性和自然界，服从于宇宙或社会、国家。人的自由在于，除恺撒王国外还存在着精神王国。上帝的存在从人身上精神的存在中体现出来……可以说，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许状，是在人为争取自由而与自然界和社会的斗争中对人的内在辩护。”来自这种信仰的自由使人高贵，这是一种新的良心自由原则，人的内在精神世界不受世俗国家和权力干预，因此有了普世的意义。
路德写道，信仰使每个人都是“极其自由的王”，不单如此，“也是永远的祭司，这比为王更大更为可贵，因为我们做祭司，配在上帝面前为别人祷告，并将属上帝的事教导别人。这两种事就是祭司的责任，而为不信的人所不能有”。使人自由和使人称义、使人得救，都与人的两重性联系在一起，自由使人高贵（人性来自神性），也使人谦卑（因为人是有罪的）。在基督教里，那就是“诫命”（commandments)与“应许”（promises)的关系。人借着诫命得知自己的软弱，“诫命所教训人的的确是善事，无奈教训人的事，行起来，却不如教起来的快；因为诫命只指示我们什么是当行的，而不给与我们行的能力”。人不应该因诫命而绝望，因为上帝还给了人“应许”，应许给人力量。“上帝的应许宣扬祂的荣耀说：'你若愿意成全律法，照诫命所说不起贪心，你就来信基督，在祂里面有恩典，公义，平安，自由，与诸般应许给你。'”我们今天在民主理论中所强调的人的自由和自由自身带来的限制都已经包含在这样的基督教信仰的自由观中了。
今天，自由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基督教信仰的贡献是主要原因之一，宗教革命使得基督教伦理发生了朝“自由”方向的根本转化，在这之前，基督教伦理的基础是对启示性宗教的驯顺依赖，而在这之后，基督教伦理则不仅拥抱宗教自由，而且拥抱普遍的自由。政治历史学家布莱克（Antony Black）指出，“将人的自由作为某种本质的要求和有价值的东西的观念”和“作为目的的个人自主的概念”能够在西方如此流行，并在社会、法律和政治思想上取得主导地位，有多种因素起作用，包括古典的遗产、斯多葛派的观念、罗马法思想和日耳曼民族的传统等。但是，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基督教也许给人们的观念带来了革命”。基督的拯救使一个人从死亡走向新生，拯救被表述为从罪中得到解放，“这意味着基督徒首先的和超越一切的是自由人”，他们获得了“上帝的儿子的自由”。这个自由人不只是“西方人”，而且也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上的所有人。
以自由为信仰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
一个民族或社会如果没有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那么敌视自由的“神道设教”便有机会成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不仅控制个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而且也渗透到整个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深刻地分析了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他称这种“神道设教”为“世俗宗教”和“国家宗教”，它“致力于对历史的一种完美构想（anidealvision），并以实现这一构想的世界作为自身使命。它拥有一个愿做一切必要之事以达成目标的政党，一个源于天命或历史法则而选择的领袖，一种将其主张渗透到生活各方面的世界观，一种对大众宣传充满自信的依赖，以及对至少大多数制度的中央控制。”
如果基督教被抽掉了它的自由灵魂，那么它也难免成为一种“神道设教”的工具（历史上就有过先例），被用来控制人们思想、行为，甚至将他们像家奴、臣民、党民一般来统治。这是因为任何宗教实际上都是统摄信仰者人生诸方面的世界观，“基督教和其他主要宗教都是世界观。基督教主张是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中没有哪一部分是处于它的创造者能力范围之外的。大多数基督徒希望他们的信仰能对其个人行为、社会政策、艺术、过去与未来说些什么。一个人不会在走出教堂之后忘记十诫。虽然基督教的传统也以不同方式来解释信仰，但是总体而言，基督徒至少在原则上同意基督教义适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只在某些外围领域。”宗教提出了生活的伟大问题，包括起源、终极和目标。被专制政治控制并操纵的“神道设教”同样提出了这类问题，为这些问题“提供了答案，虽然或许不像宗教答案那样令人满意，但是仍然为公民提供了手段，使其周围的世界有意义”
纳粹的统治就非常重视信仰的作用，纳粹党魁赫尔穆特·施特莱彻（Helmut Stellrecht）在他的《信仰与行动》一书中写道：“因为信仰是强大的，它能推动那些看似不可能之事。它是任何功绩的基础……一个人最高尚和重要的不是他的学识和判断力，而是他的信仰。只有在一个人拥有足够强大的信仰时，他才是有价值的。”信仰对于专制统治是绝对必要的，而它的“神道设教”功能正是为这样的统治营造一种看似诱人，其实有害的信仰。专制统治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神道设教”必然是与人的自由为敌的，因此，它的信仰必定是一种反自由、反民主的伪信仰。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指出，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民主的重要文化因素，根本原因便是基督教的自由精神。他指出，“在每一种宗教之旁，都有一种因意见一致而与它结合的政治见解”，“一般说来，新教主要是使人趋于独立自由”。他在美国访问期间，曾被邀去参加一个公共集会。集会的目的是支持波兰人争取独立，向他们提供武器和金钱。他亲眼见到了美国的基督徒如何为波兰人的自由、反压迫和战胜暴政向上帝祷告：“全能之主！万军之主！当我们的祖先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的神圣权利时，是您坚定了他们的信心和指导了他们的行动。您使他们战胜了可恨的压迫者，赐予我国人民以和平与自由。啊，主啊！请您将恩慈的目光转向另一个半球，垂怜俯视一下现在仍像我们过去那样为保卫自己的权利而进行战斗的英雄民族吧！主啊！您既以同样的模式创造了整个人类，那就不要让暴政毁坏您的创造。全能之主！请您关注一下波兰人的命运，使他们享得自由吧！”这是一种普世的自由精神，不只是适用于美国人，也适用于波兰人，适用于别的任何国家的人民。
自由精神在美国形成了民主的公共文化，托克维尔称之为美国的“民情”。民情“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托克维尔指出，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有效，在主要因素中，地理条件不如制度，而制度则又不如民情。共和是一种人为制定的制度，民情是使这一制度在最大程度上起到预期作用的民众素质和行为习惯。民情便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公共文化”。
我们思考信仰，尤其是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应该把公共文化作为一个重点。在我这个文集中，第一部分“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教育力量”关注的就是公共文化及其对民众的教育作用。这个部分涉及一些与公共文化有关的事件、事例和问题，其中教育是一个主要方面，不仅是学校教育，而且是公共文化所提供的那种社会和政治教育。
公共生活不是一个笼统、抽象的概念，而是由许多方方面面的生活细节合成的整体状态。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状态在相当的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公共生活品质差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的自由公民，教科书、课程设置、办学理念、教师的素质和操守、教师和学生的关系，这些都是决定教育品质的重要因素。现在人们说起大学教育的自由、多元和宽容气氛，想起的就是蔡元培，许多人怀念民国时期开明书店出版的小学课本，而不是“文革”时期的那些课本，还有许多对民国时期学人的追忆，这些都不是简单地出于怀旧，而是一种价值比较的结果。
好的公共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氛围”问题，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体问题。它由两个部分组成，政治制度和公民文化，托克维尔在观察美国的公共生活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同时着眼的。形成好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制度改革和公民教育并行，我这里说的不是一般国民教育意义上的公民教育，而是与民主的公共生活相一致的民主公民教育。民主的公共生活对国民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同时又能再生和优化这种公共生活，使它变得更好。
这个文集的第二部分“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涉及了与现代“神道设教”有关的话语统治与反抗问题。彼特沃克在《弯曲的脊梁》中指出，全面的、不间断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言论控制是一切专制“神道设教”营建反自由、反民主的伪信仰所共同使用的手段。早在1928年，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戈培尔就在一次对党的宣传员所作的演讲中说：“你永远不会认为百万民众会为了一个经济计划而献出其生命。但是他们情愿为一个信仰而死，因而我们的运动就是要不断接近这样一个目标。”语言是宣传散布这种信仰的主要工具和手段。拒绝在肮脏的歪理之河里沉沦就是要清醒认识到这种语言和思维逻辑对人的极大毒害。德国罗曼斯语语文学家克莱普勒（Victor Klemperer）在希特勒统治下对纳粹的“神道设教”语言有过切身体会，他深深忧虑纳粹语言对普通德国人思维方式的毒化影响，他指出，希特勒、戈培尔和纳粹其他领导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呈现在意识层次上的词汇、概念和说法，而且更是一种在下意识层次诱导和左右普通人思维的毒质话语。这种帝国语言像是很小剂量的砒霜，在不知不觉中毒杀人自发独立的思想能力。
第三部分“人道是一种社会价值”也可以叫做“人性的启蒙”，它涉及的是人如何相互对待、如何对待动物和自然、如何对待生死、如何对待人性中的阴暗与邪恶。人存在于生命的大连锁（The Great Chain of Life）中，美国自然学家和作家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从生命的大连锁中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生命的本质并不在于为生存而消灭其他生命，而在于生命的快乐。理性的人应该比其他动物更能明白这个道理，更珍惜自己的自由、意志、快乐，以及与他人和所有生灵的共同存在。克鲁奇帮助提升了无数读者对野生动物和人类生命价值的了解和尊重。一个民族丧失信仰，这一定会表现在大面积的人性堕落上，而人性堕落最可怕的表现便是漠视生命和生命遭受的苦难。今天政治生活中的拥权自肥、腐败、贪污、专权，经济交往中的坑蒙拐骗、制假卖假、不守信用，公共生活中的冷漠、自私、功利、势利，哪一样没有人性堕落的影子？有些人出于对今天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焦虑与不安，把“文革”美化想象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有信仰的时代，这样的幻觉不单没有根据，而且是十分危险的。
第四部分是“迷惘者的信仰与共识”，信仰的不明确和共识的缺乏使许多人陷入了痛苦的精神迷惘。在关注信仰问题时，要问的不仅是我们需要怎样的信仰，而且还是，信仰是如何形成的，这在历史上有许多教训。形成信仰主要有三种途径，它们分别是家庭影响，群众社会影响，以及个人的自由与理性思考。
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从小生长在有宗教影响的家庭或社区中，对他们来说宗教是一种集体记忆，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它的影响，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条件的。这可以称之为“自发信仰”。另有一种不那么自发的信仰：政治信仰。那些拥有政治或意识形态信仰（信念）的人，绝大多数是接受了某种思想“教育”的结果，当然也有的是部分因为家庭亲友的影响。学校体制和群众社会中的这种教育具有宣传、蛊惑、洗脑的性质。这种信仰不是无条件的，它需要与信仰者的利益相一致。
以上两种信仰的绝大多数信众都只是“照着做”而未必是“想着做”的人们（当然这里面有程度的差别），自由、理性的独立思考并不是他们信仰的主要因素，他们也未必都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当成为群众文化一部分的时候，他们的宗教和政治信仰往往表现为各种情绪性、非理性的迷信和盲从，甚至狂热和狂信。群众社会学和群众心理学常常把这样的信仰纳入它们的研究范围。与这类信仰相区别、相对立的是个人通过自由、理性思考获得的信仰。它可以成为宗教或政治的信仰，但也可以是不可知论或无神论。自由而理性地不相信宗教信仰或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信念。真正的信念或信仰应该是随着个人思想发展而变化的，相反，坚守不变的想法和观念是自闭的愚蠢行为，不是信仰坚定的表现。自闭的信念与自由、理性的信仰是格格不入的。真正的宗教信仰至少也是不排斥理性的。
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信仰不一定需要以宗教信仰来表现，而是必须表现为一些具有普世和恒久意义的价值，这些普世价值不仅关乎公民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尊严、人权原则，而且关乎那些支持这些原则，并让人的存在获得高贵意义的精神和心灵价值，那种具有超越性的真、善、美。
这种真、善、美是极致的，因完美而令人神往，蕴含在超越的精神境界和信仰里。我有一位96岁的老科学家朋友，他曾与我分享对信仰的体会，他说，信仰是一种关于本质的知识，是一个发散系列的极限，这个极限不在系列之内，例如数学中的“实数”是一个发散系列，它的最大极限--无穷大，超越这个系列。无穷大不是实数，而是实数之外的东西。按照康德的理论，现象在认识之内，而本体在认识之外。真、善、美的本体也是一样，虽然在认识之外，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求知努力，可以逐渐得到更深刻、更透彻的知识，任何一代人所拥有的关于真、善、美的知识都只是有限的、不完美的、近似的，因此也永远需要下一代人来补充和完善。人类这样一代又一代（就像这位老先生与我之间那样）接力追求的是一个有待无限接近的共同普世目标，这是一个由神奇力量推动的过程，而非功利得失计算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一种可以代代传承的精神境界，一种只属于自由、理性人类的坚定信念，那就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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