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

第一篇：论析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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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析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

【摘要】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它在当代就失去了使用价值。文章以《朱文公政训》为例，从平易近民、为政之本，忠于职守、勤政敬业，秉公去私、勇于任事，求真务实、严信执法等几个方面梳理了朱熹的行政理论思想，以期对当今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关键词】朱熹 行政伦理平易近民 严信执法

自国家产生以来，我们的祖先就注重对行政伦理—官德的思考，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官箴书。本文就以《朱文公政训》为例，对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和实践进行梳理，以期对当今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提供借鉴。

平易近民，为政之本

“平易近民，为政之本”是古代君主立国安邦的根本。《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公就认为周文王之所以能建立周的基业，关键在于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必须“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①同时这也是各级官吏应当具备的基本的行政伦理道德。朱熹对此非常重视，“为守令第一是民事为重，其次则便是军政。”②“平易近民，为政之本”。③既然以民事为重，首先应当爱民，爱民就应当有一颗为民之心，民众就会为之感动，“因论郡县政治之乖曰：民虽众，毕竟只是一个心，甚易感也。”④关心民众的疾苦，为民兴利除害，“而不能为斯民除害去恶，岂不诚可罪耶？某尝谓今之世姑息不得，直须与他理会，庶几善弱可得存立”⑤。对于民事要“事如大小，为之必成；害无大小，除之必去”。⑥爱民重民、关心民众疾苦必然通过具体的事项反映出来，在传统社会老百姓最关心的莫过于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具体到民政事务可概括为：省赋税，兴水利，善赈济等措施。朱熹在这几方面都有所关注：

其一，在赋税方面，他指出“今之赋轻处更不可重，只重处减似那轻处可矣。”⑦在与杨通老论及纳米事时，朱熹认为“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县多取于民，监司知之当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义理？”⑧其二，在兴修水利方面，主要强调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减少灾害的发生，占据主动的地位。“平居须是修陂塘始得。到得旱了，赈济委无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⑨“赈济无奇策，不如讲水利，到赈济时成甚事？”⑩其三，在赈济方面，朱熹主张赈灾济民之事应当未雨绸缪，事先做好准备，如朱熹在南康时，“才见旱，便刬刷钱物，库中得三万来贯，准拟籴米，添支官兵，却去上供钱内借三万贯籴米，赈籴早时籴，得却籴钱还官中解发，是以不阙事”。与救灾相关之米粮之处理，地方官尤需费心，应适当处理籴米粜米之事。赋税的征收、水利的兴修、赈济得当关系到民众切身的利益，关系到国家秩序的稳定甚至生死存亡，因此作为行政伦理的第一项伦理就应当是重视民生，平易近民。

忠于职守，勤政敬业

“忠于职守，勤政敬业”是古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大力提倡的官员必须具有的道德规范，也是实现民为政本的基本途径。早在西周时期，周文王就“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勤于政事，不敢有丝毫懈怠。朱熹批判了南宋当时士大夫得过且过，苟且推托的陋习：“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挨得过时且过，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理会事，且凭鹘突；才理会得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负能声，及少经挫抑，却悔其太惺惺了了，一切刓方为圆，随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见识长进。当官者，大小上下以不见吏民、不治事为得策。”并且发出了“风俗如此，可畏可畏”的感叹！随后指出人之仕宦要尽心尽职，忠于职守，就必须心存“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 不仅如此朱熹还具体提出了忠于职守，勤政敬业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应当有尽职之心，“心在此应事，不可谓之出在外。”“大凡事，只得耐烦做将去，才起厌心便不得”。“古人立事，亦硬著做，以死继之而已。”其次做事应当讲求方法，“凡事自有恰好处”。主要有，其一，凡事应当格式分明，“做官须立纲纪，纲纪既立，都自无事”。“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其二，各种事项要分簿登录，分橱收藏，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并能及时解决而不拖延。“公等他日仕宦，不问官大小，每日词状须置一簿，穿字号，录判语；到事亦作一簿，发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号，要一日内许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办，又作一簿记未了事”。“了即勾了，未了须理会教了，方不废事。”其三，合众商量，“或大事可疑，卻合众商量，如此事都了，并无壅滞。”其四，严立程限，针对胥吏沉滞公事，朱熹提出“看百弊之多，只得严限以促之”才能按时完成。

秉公去私，勇于任事

“秉公去私，勇于任事”是古代官员的又一行政伦理道德规范，也是实现民为政本的又一基本途径。孔子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能不正”。朱熹深深懂得公和正对官员从事政务的重要性，“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稍。”士人和官员必须懂得公与私的不同，明确区分公与私，消除私心，树立公心。一个人若能无私，就能受到人们的尊崇。

要想真正做到公正无私，应当做到：一是不计利害，在个人私利和公利产生冲突之时，敢于重公利舍私利，严于律己，公而忘私，朱熹很是赞赏“李椿年行经界，先从他家田上量起”的做法。二是不党亲戚，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如有亲戚托人求举，朱熹认为“亲戚固是亲戚，然荐人于人，亦须是荐贤始得”。三是勇于任事，不避祸福，要想秉公就要守正而不畏权，而现实往往权大于正，坚持守正就可能危及个人前途、乃至危及生命安危，“若既要为大官，又要避祸，无此理”。做官就要“硬著做，以死继之而已”。四是不贪贿赂。朱熹对受赃者深恶痛绝，主张加一严刑，“大字而配去”。

求真务实，严信执法

求真务实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平易近民、勤政敬业、秉公去私的根本，也是官员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了解事实的真相是从事行政事务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探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关于盐法的弊端，朱熹认为“如立定格，六斤不得过百钱，不知去海远处，搬担所费重，此乃许子之道，但当任其所之，随其所向，则其价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权衡者，正谓轻重不同，乃今一定其价，安得不弊？又论汀寇止四十人，至调泉、建、福三州兵，临境无寇，须令汀守分析。”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这才会有的放矢，解决问题。再如国家命令诸县造战船，“召匠计之，所费甚巨”。张直柔通过缩小比例，造一小船，“比成推算，比前所计之费减十之三四。”可见，求真务实才能真正的维护民众利益、节省国家开支，保证社会的稳定。另外，行政文书应当实事求是，“吏文只合直说，其事是如何，条贯是如何，使人一看便见方是”。不能舞文弄墨，不着边际，“被几个秀才在这里翻弄那吏文，翻得来难看„„今只管弄闲语，说到紧要处，又只恁地带过去。”

遵守法制、严信执法是官员行政伦理道德规范的又一重要内容。《曲礼》谓“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朱熹认为为政必须“令行禁止”，“号令既明，刑罚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罚，则号令徒挂墙壁尔。与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惩其一以戒百？与其覆实检察于其终，曷若严其始而使之无犯？曰做大事，岂可以小不忍为心？”并对宽与严做了新的解释，“要以严为本，以宽济之”。何谓“为政者当以宽为本，而以严济之”？“须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为宽，非也！”“今人说宽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谓坏了这 ‘宽’字。”但也不能过于严。无论宽与严，必须以求真务实、明白事理，懂得分寸为前提，这一点朱熹说得非常明白：“在人如何处置，然亦何消要过于严？今所难者是难得晓事底人，若晓事底人历练多，事才至面前，他都晓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应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过严者，多半是自家不晓，又虑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将大拍头去拍他，要他畏。”宽严必有度，这个度就是法，应当依法为尺度。从朱熹的宽严的论述中，严的含义更多的是，严格依照法律行事，尤其是对违背法律政令的行为要严格处理。

不可否认，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由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影响，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它在当代就失去了使用价值。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放眼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的政德建设，朱熹的行政伦理思想在执政中真正体现“民为政本”的理念，真正做到忠于职守，公正无私和培养求真务实，严信执法的风气等几方面值得我们深思，有利于指引着我们寻找当代的行政管理之魂。

注释

①冀昀：《尚书·无逸》，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199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朱熹：《朱文公政训》，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9页。

第二篇：论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

[摘要]责任伦理虽然是来自西方的、现代的概念，但是这种思想在古代、在中国早就存在。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并力图在现实中实践这种理想。当然孔子也有与责任伦理相对的信念伦理的倾向，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在历史上曾有其意义，而且在当前仍有其价值。

[关键词]责任伦理；权；时；信念伦理

[作者简介]张桂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部讲师，哲学硕士，山东济南2500

21[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11-0

3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相对，是由马克斯·韦伯于1919年在一次演说中同时提出的。表面看来，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是极其对立的，因为前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后者的价值根据在于行为的后果。但如果进一步去探索二者背后的深层动因，就会发现二者又是统一的，因为它们都根源于行为者内心所秉持的信念。所以，信念伦理是只关注信念而不关心后果，责任伦理则是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此来看儒家伦理，也是信念与责任并重，所以儒家伦理也是一种责任伦理。当然在儒家伦理中，我们也可以同时发现信念伦理这种取向，但儒家伦理所追求的，则是信念与责任的和谐统一。儒家哲人尽管在言行中有诸多的不同，但都体现出一种责任伦理精神，这源于他们内心强烈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这在孔子的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以往我们常认为，孔子是个迂腐的迂夫子，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既不是只知道因循守旧、不知道顺应时势的人，也不是只知道固守原则、不知道灵活变通的人。《论语·子罕》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其他人看来，孔子杜绝了四种不好的倾向：凭空猜测，绝对肯定，拘泥固执，唯我独是。可见孔子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更不是钻牛角尖的人。他既有崇高的理想，又能够面对现实，能够将信念与责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了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精神，这主要表现在“权”与“时”的思想当中。

孔子非常重视“权”的思想，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权在孔子这里是最高的处世原则，不是轻易就能做到的。在孔子看来，古代的圣贤虽然在道德上令人景仰，却往往是固执一端而不知权变。不过孔子非常自信，他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不同于古代圣贤的地方，就在于他懂得权变。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权变呢?这就要掌握“时”。时即合乎时宜，就是要符合时势发展和变化的要求。首先要审时度势，认清时势发展的趋向；其次要随时变通，采取适当的行动以顺应时势的变化。孟子对此十分景仰，称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懂得“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道理。

通权达变，应时而动，并不意味着可以离经叛道，放弃自己对道德理想的追求，更不是说可以毫无原则，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为所欲为，而是在坚持道德理想的前提之下，顺应社会现实的需求，将原则的坚守与方法的灵活运用统一起来。孔子曾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即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是无所谓可也无所谓不可的，但一定要符合道义的原则。生当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对于孔子来说最大的义，莫过于匡正这个元道的、混乱的社会。这是他的崇高理想，也是他终生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在他看来是必须坚持的。至于具体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则是可以变通的。与道义的原则相比，其他一切都是不重要的，有时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某些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可以暂时违反的。只知道一味坚守道德规范而不知道随时变通的，是浅陋固执的小人，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在这样的见解之下，孔子作出了一些不符合当时的士君子道德规范的举动，结果招致了弟子的非议。在卫国期间，为了求得一个施展抱负的机会，他去见了卫灵公的夫人南子(此人名声极坏)，引起了子路的不满，以至孔子不得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乎礼的。更有甚者，当一些叛臣来礼聘时，孔子也想去一试身手，这更加让子路不满，对此他进行了辩解：“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又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在孔子看来，他不是白去，而是去弘道的，如果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就可以让周礼在东方复兴起来；他深信以自己的德行，决不会与乱臣同流合污，但如果身怀治国安民之才而不去施展，想为国为民做事却又屡次丢掉机会，这样是不对的。可见，孔子并非认可那些叛臣们的做法，他一向是反对犯上作乱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能否遇到有志于治国安民的为政者，能否给予他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之所以“欲往”，因为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这样的机会。当然，如果为政者不给他这样的机会，他也会毅然决然地离开，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事实上，孔子并没有真的去应召，他也从未真正得到这样的机会，但他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伦理精神，不能不让人钦佩。

孔子不仅自身如此，对别人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精神，其中尤其以对管仲的评价最为典型。管仲在道德方面的修养确实不高，孔子曾经对其大加批评，说他不节俭、不知礼、不忠，确实有悖于儒家的道德标准；但另一方面，孔子却极力称赞他的仁德，因为他所成就的事功，非常符合儒家的仁道原则。可见在对一个人的评价中，孔子是将事功与道德分开来看的。管仲成就事功的手段可能有问题，但其结果与其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社会的安定有序与人民的安居乐业。在一个道德上并不完美的世界中，在目的、手段和结果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坚守自己的信念，并在责任的驱使下，通过道德上成问题的手段，达到了目的与结果的统一，这就是责任伦理精神的体现。孔子看到了这种伦理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所以他能容忍管仲道德上的污点，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孔子确实富有责任伦理思想，不过他也有着信念伦理倾向。比如，面对“有道”与“无道”两种不同的境遇，君子究竟应该如何抉择，对此孔子曾经多次加以讨论，其典型表述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不同的场合下，孔子作出的是基本相同的选择：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该积极入仕，如果甘于贫贱而出世，是可耻的；在国家政治昏暗时，君子可以消极出世，如果入仕以求富贵，也是可耻的。“有道则见”体现的是一种基于信念的责任意识，可以说是一种责任伦理精神；“无道则隐”则是为了坚持信念而放弃了责任，表现的是信念伦理倾向。这种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并存的现象，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理想与现实、信念与责任的矛盾和冲突。

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和冲突，也体现在他的弟子们身上。孔门弟子众多，其思想也各异，在责任与信念的问题上也有争论。《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问弟子说：“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对此问题，子贡与颜回分别给出了不同回答。子贡说：“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而颜回则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子贡认为老师的主张确实伟大，但太理想主义了，所以不能为世所用，最好能把标准稍微降低一点，这样才具有现实上的可行性。颜回也认为老师的主张伟大，但不能为世所用，这不是自己的错，而是有国者的耻辱，正显出老师理想主义的崇高。孔子听后，批评子贡志向不高远，对颜回则大加赞赏。不过最终，还是子贡到楚国搬来救兵，孔子及其弟子一行才得以脱离险境。

孔门弟子不仅在思想上有争论，在实践中的表现更不相同。仍以子贡和颜回为例。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颜回则没建立什么功业，这当然和其早死有关，但即使不如此，恐怕也没法和子贡相比，这是他们不同的人生哲学所决定的。基本上可以说，子贡遵循的是责任伦理，颜回坚守的是信念伦理。孔门弟子的这种差异，实际上是孔子思想中的矛盾冲突在其弟子身上的一种展现。

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弟子，而且影响了后来的儒家哲人；不仅在中国历

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当前仍然有着巨大的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迅速，但问题也不断显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的责任感的缺失和相应伦理观的混乱。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旧的价值观念已经动摇，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但还未普遍确立。价值观念缺位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了责任感的缺失，造成了当前社会中不负责任的现象大量出现。所以，责任伦理建设在当前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西方文化中的责任伦理思想值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中丰富的责任伦理思想，同样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韦伯是从政治伦理的立场来提出责任伦理概念的，而儒家伦理最终也要归结为一种政治伦理，所以以下仅从信念与责任并重的角度，来看一下孔子的责任伦理思想对当前政治责任伦理建设的积极作用。

责任伦理是信念与责任的有机结合，而且信念是责任的源泉，任何负责任的行为都是在信念的引导下实施的。所以政治家一定要在内心充满崇高的信念，否则就很难保证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担负起真正的责任。韦伯指出，政治家是为了某种事业而去追求和运用权力的，至于这项事业是什么则属于信仰问题。对于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现实政治生活的意义在于他为之献身的崇高信念，而不在于责任本身。如果没有崇高的信念做后盾，怎么能保证现实的责任不流于权力政治的工具?

孔子坚守着崇高的道德信念，那就是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这在《礼记·礼运》篇中借孔子之口所描述的大同世界里有着鲜明的体现。这种道德情怀是推动儒家哲人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资源，它从伦理的角度说明了权力的根源、归属问题。现代的政治家必须了解，公共权力在根源上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只有对这一理念具有深切的了解，才不会把自己手中执掌的权力视为私人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为公作为政治家的道德情怀，它对现代民主制度的运作仍能起到一种支援作用。如果现代的政治家都富有这种道德情怀，这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促进力量。

孔子不仅具有天下为公的道德情怀，而且有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儒家的忧患意识，是对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的关切，对个体生存和人类命运的关怀，以及对未来发展变化的关注。孔子密切注视着社会和人生，渴望在现实中建功立业，这种积极人世的品格和内心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相结合，激发起无限的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孔子曾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周游列国，虽到处碰壁，仍坚持不懈。虽然孔子自己不忧贫贱，但对百姓的疾苦却非常关心，他要求统治者轻徭薄赋、节省民力，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反对不顾百姓的死活而一味索取。这些言行，反映了孔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不仅在当时有意义，而且在当前仍然有价值。

当前中国社会中也出现了韦伯曾经描述过的那种情形。工具理性过分膨胀，价值理性则严重萎缩，工具理性压倒甚至代替了价值理性，造成了意义世界的失落。意义的失落导致了信念的丧失，信念的丧失又导致责任的缺失，最终出现的是信念与责任的双重沦落。在道德领域中是如此，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如此。许多官员既没有崇高的信念，也不讲现实的责任。他们参政既不是为了人民的福祉，也不是为了民族的繁荣、国家的富强，而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为了物质的利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他们也不为人民负责，不为民族、国家负责，而只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这种人顶多可以被叫做“政客”，而不能被称为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治家从政的出发点是关怀公众的福祉，而政客从政的出发点则是自私自利。政治家固然离不开对权力的追求和运用，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甚至无聊地炫耀权力，这决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所为，必须加以贬斥和批判。所以一个从政的人，必须首先确立某种信念，把人民和民族、国家的利益放在心中，才能在现实政治中具有责任感，才能在责任伦理的引导下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这方面，儒家哲人无疑是值得现代政治家们效仿的榜样。

第三篇：幸福观论析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论析

闵 绪 国

幸福既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当前，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该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以指导我们的工作生活和人生走向。

一、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幸福不是既定的存在，而是现实的创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身幸福的创造者，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第一，劳动创造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既是人类不断追求幸福的历史，也是劳动发展的历史。劳动使人站立起来，使人独立于自然界。同时，劳动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方式和存在方式，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本质需要，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儿个星期，也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580）

第二，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在劳动中产生，也在劳动中发展。人不仅是劳动的主体，也是劳动的积极成果。在劳动中，人不仅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而且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而且产生了新的需要，产生了进一步追求幸福的动力。正是在劳动中，人才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才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7）

第三，劳动超越了有限生命，使人的生命得以延伸。诚然，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有些人的劳动成果却使其在逝去数千年后，仍为后人所铭记。今天，我们在讨论幸福时，就不能不回溯两千年，去汲取孔子、亚里士多德等贤哲的智慧。这是因为人具有能动性、创造性，除了现实地关切当下，也对未来满怀眷顾，能在当下创造未来，使有限的生命体现出无限的价值。

当然，并不是任何条件下的劳动都能产生幸福。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称为“异化劳动”。这种“异化劳动”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使劳动与享受相分离，不仅不是幸福的源泉，反而成为压迫劳动者的手段。“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3）劳动异化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为人们实现幸福开辟了广阔前景。我们要“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幸福。正如雷锋所言：“人生在世，只有勤劳，发奋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才是最幸福的。”（罗国杰主编:《中国革命道德:理论卷》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P242）

二、道德是幸福的前提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56）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作为人的主体性追求，对幸福的实现无疑会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把握人生方向。道德是人类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分为：科学精神的方式、艺术精神的方式、宗教精神的方式和实践精神的方式。道德以实践精神来把握世界。它以善恶评价为主要手段，以应当与不应当为尺度，告诉人们什么样的人生最理想，什么样的品质最高尚，应该如何完善人格和提升人生境界，从而使人生更充实、更圆满、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第二，协调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道德是一种重要的调节手段，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来指导和纠正人们的行为，协调各种社会关系。一个道德的人，是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人，能获得他人和社会更多的赞誉和支持，这有助于获得幸福；反之，一个不道德的人，势必人人唾骂、处处碰壁、事事难成，难以获得幸福。

第三，合理控制欲望。适度的欲望有利于幸福的实现，因为欲望是一种重要的驱动力。但是，过多、过强的欲望会阻碍幸福的实现，甚至导致不幸。马克思主义承认欲望存在的客观性，但更强调人的社会性，主张把欲望控制在合理、适度的范围内——“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4）道德是对人的尊严、理性和本质的确认，是合理控制欲望的重要手段。人们为了有尊严地生活，会自觉地接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将自己的欲望控制在许可的范围内。

第四，提供精神动力。道德作为实践精神，具有鲜明的理想性，体现着主体对“应当”的追求。它立足于现实，展示完美的理想人格，激励人们为此而努力奋斗；它褒扬真善美、贬抑假恶丑，激发人们道德上的认同感、成就感和尊严感，促使人们“期善从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从而不断自我完善。

道德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应然状态，体现了人对自身完整性的追求，是人生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高尚的道德给人以深刻而持久的满足，本身也是一种幸福。因此，追求幸福应当与完善道德结合起来，以高尚的道德实现幸福人生。当然，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我们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这种道德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利于最大多数人实现幸福。

三、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结合

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形式。马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幸福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结合。

幸福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首先，抛开生存条件谈幸福是不现实的。很难想象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终日处于死亡威胁中的人，会感到幸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78—79）其次，物质需要的满足程度，影响精神需要的满足。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6）再次，物质需要的尽可能满足，是实现幸福的重要条件。我们不能说物质条件优越，就一定幸福；物质条件不优越，就一定不幸福。但是，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确实难以获得幸福。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在科学研究中有重大突破，可能是他最大的幸福。但是，如果他连基本的实验设备都没有，幸福从何而来?因此，我们要反对那种轻视、甚至否定物质需要的幸福观。凡是正当的、合理的物质需要，都应得到尊重。正如恩格斯所言：‚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观念上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P239）

马克思主义肯定物质幸福，同时又强调精神幸福。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是社会存在物。‚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P46）人与动物的一个显著区别就在于：人的生命具有高于生命本身的目的意义。他从末停止过对自身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探求，他渴望不断地超越自然属性的束缚，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和理想境界的实现。（赵甲明：《怎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2期）实际上，因物质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愉悦感，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但精神幸福则为人类所独享；而且，物质幸福是初级的、短暂的，精神幸福才是深刻的、持久的。现代心理学、社会学研究表明，物质因素对幸福的作用，也受边际递减规律的影响。当个人拥有的物质财富达到一定水平时，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幸福，相反，自由和真情之类的精神需求会比以前更加突出。（苗元江：《影响幸福感的诸 因素》，《社会》2004年第4期）这表明，物质需要的满足是实现幸福的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不断超越的幸福追求中，物质幸福仅是低层次的幸福；当物质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人们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幸福。因此，我们应当追求一种建立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又超越物欲的持久的精神幸福。这种精神幸福，理所当然地包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追求。因为追求远大理想是精神需要的核心。

四、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往往看不到人的社会性，把人仅仅看作个体，甚至‚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2）。这不仅不利于个人幸福的实现，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马克思主义强调，幸福是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的统一。这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与以往幸福观的显著区别。

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社会关系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和实现形式，包含着人的存在和发展所需要的一切社会条件。任何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都必然要与他人和社会发生联系。即便是最孤立的个人活动，也不能脱离社会关系，不能脱离为其创造条件的社会文化背景。荒岛上的鲁滨逊能够生存下来，并重返人类社会，这也得益于他此前的社会文化积淀。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的说明：‚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P122—123）。今天，随着社会发展，分工越来越精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幸福的实现，也就越来越依赖于社会的进步和共同体的发展。（葛晨虹：《哲学视野中的幸福理念》，《人民论坛》2005年第1期）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幸福不仅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而且，只有为社会谋求幸福，才是最高意义的幸福。个人需要、目标的满足与实现，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幸福；为整个社会、整个人类谋求幸福，才是幸福的最高境界，才是无产阶级的幸福，才是共产党人的幸福。在我们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就体现出了这种崇高的幸福观。他们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方志敏烈士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希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希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窠似的住所!……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罗国杰主编:《中国革命道德:理论卷》下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P250）这种共产党人的幸福观远远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幸福。

五、追求幸福人生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我们追求幸福人生的科学理论指南。那么，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人生呢? 1.不断提高道德修养。

道德是幸福的前提，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社会形式，是激励人们不断奋进以实现人生圆满的巨大力量。因此，追求幸福必须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众所周知，道德修养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因而，我们首先要加强学习，掌握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规范，特别是深刻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内涵；其次，要坚持内省自讼、克己自律，并在‚隐蔽‛处下工夫，坚持‚慎独‛，不断提高道德修养；再次，在生活中要自觉践行道德，在锤炼自我道德品质的同时改善社会风气。

2.坚决反对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幸福观。

享乐主义幸福观主张人生目的在于追求当下的感官快乐，认为‚幸福就是酒、美女和歌唱‛。追求快乐无可厚非，快乐是幸福的表征。幸福的生活一定是快乐的生活，不快乐肯定不幸福，但是，快乐不能等同于幸福。有的快乐不仅无益于幸福，反而会损害幸福，如吸毒产生的快乐。幸福范畴内的快乐应是有利于人和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快乐。我们要正确认识快乐，要以人民的快乐为快乐，要‚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创造幸福。

拜金主义幸福观坚持‚金钱至上‛，把尽可能地拥有金钱视为人生至高幸福。这是剥削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的幸福观。现实表明，这种幸福观不仅不能带来幸福，反而会使人陷入不幸。一方面，可能使人走上败坏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方面，可能把人变成金钱的奴隶，变成‚葛朗台‛。利己主义幸福观把个人幸福与他人幸福、社会幸福割裂开来，甚至以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来谋取个人幸福，是必须唾弃的。我们不仅要坚决反对利己主义幸福观，而且要自觉地将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统一起来，为社会幸福而奋斗终生。

3.正确认识和对待不幸。幸福与不幸总是相伴而生。当面对不幸时，我们是就此沉沦，任由命运摆布，还是扼住命运的喉咙，直面不幸之痛苦?对待不幸的态度不同，结果也不同。留下《过秦论》的贾谊可谓才华横溢，二十来岁就深受汉文帝赏识，但他受诬陷而失去文帝信任后，终日郁郁寡欢，三十二岁就郁愤而死。司马迁则是直面不幸的榜样，在遭受宫刑后，仍然发奋著史，为后世留下千秋名著——《史记》。可见，幸福与不幸总是相对的。不幸给人带来痛苦，使人备受磨难，但是，它又可以磨炼意志，丰富阅历，激励人们从逆境中奋起。绝对的不幸是身处逆境而无动于衷。我们只有直面不幸，在痛苦中磨砺，在抗争中奋起，才能在不幸中求得幸福，才能在不圆满中求得圆满。这才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总之，幸福观从根本上讲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在阶级社会中，它带有明显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有不同的幸福观。我们应当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增进社会幸福的过程中实现幸福人生。

（选自2010年第2期《高教理论战线》，作者单位为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

第四篇：庄子逍遥游析论

庄子逍遥游析论（摘要）

1、逍遥游

逍遥游为庄子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学说的最高理想。它是庄子书中的第一篇文章，是庄子哲学的第一个重要观念-就是对于人生哲学的问题，主张采取一个逍遥自适的生活态度。

关于逍遥二字，历来有许多解释：顾同柏说：「逍者，销也；遥者，远也。」「逍」就是人生取向往「消」的路上走，对于人的有限性，我们要去消解，要「销尽有为累，远见无为理」。所以，王船山说「消」是「向于消」，「遥」是「引而远」。而支道林说：「物物而不物于物，故逍遥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遥然靡所不为。」楚辞补注：「逍遥，犹翱翔也。相羊，犹徘徊也。」故就字义而言，逍遥原为徘徊、翱翔之意。徘徊为行的自由，翱翔为飞的自由，逍遥是行动的自由。而憨山大师解释逍遥为广大自得、广大自在，将逍遥提升到了精神自由的层次。

鲲鹏与蜩鸠

ㄅ、大小之辩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在逍遥游第一段，庄子就提出了巨大的鲲鹏，作为大的代表；而后又提出了蜩、学鸠、斥鴳与之映衬。一般对于鲲鹏之「大」与蜩鸠之「小」有两种见解，一是「小不及大」，另一是「大小自适」。

提倡「大小自适」的，可以向、郭为代表，而魏晋的玄学家则将此发扬光大。「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义在乎逍遥游牧，无为而自得。故极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适。」「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岂跂尚之所及哉。」「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夫小大虽殊，而于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由以上引言可以看出，向、郭眼中的自然拘限于物理现象，以本能为主。大鹏能高飞，斥鴳不能飞高，这是物理现象，也是本能的限制。所以蜩鸠不希望飞到天池是不为而自然。向、郭认为大鹏和小鸠虽然形体有大小之分，但如果牠们都能「足于其性」，则都是一种逍遥。如此说来，矮小者安于矮小，貌丑者不以貌丑为恶，这也算是一种逍遥。由于矮及丑是形体所限，不是人力可以改造的，能自适自安是无可厚非。但是，这并不是逍遥的真意。如果智浅者安于智浅，德浅者安于德浅，由于智慧及德行不是形体所限，而是人力可以加以改造的，但是却自满自视而不加以求进，这是消极的颓废思想，并不是逍遥的境界。

庄子在鲲鹏之后，又说：「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悉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细菌不知有日的终始，蟪姑不知道有一年的时光，这是受限于他们的生命周期太短，受限于「物性」。每种生命有他不同的格局与范型，因此他的见识与领悟当然有所不同。庄子并不勉强化去其中的差异。庄子要说明的，不是外在客观世界中形体的大小与长短，而是藉此譬喻形象世界中的差异和不同生命历程间的价值判断。「物性」有其限制性，而「人性」不同，人性是可以向上开发的。因此，庄子见到当时人们都安于现状，短视近利，丝毫不知道有更上一层的目标可以追寻。于是，便提出了大到无法想象的鹏鸟，使人们听到从未听说过的事，强迫人们去想以前从未想过的事，而不再只是局限于目前的短暂事物。因此庄子提出了鹏鸟，告诉人们还有一个更高更远的目标要追寻，而不能自满于现况。这是庄子写文章的一种铺陈，并非庄子真的认为小不如大。庄子已经达到逍遥得境地，与万物合一，又怎会有大小之分？

4、生命的境界层次

庄子在讲完大鹏怒飞的寓言之后，紧接着提到人生的四个层次。

人生的第一个层次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就是一个人他的知识可以尽一官的官职，他的行谊可以得到一乡人的肯定，他的德行可以得到一国之君的赏识，可以得到一国之人的相信。使自己的行为合于社会角色得典范，并以此做为自我期许的最高目标，将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放在社会的需求之中，使自己成为社会中的理想人格。这种人格并非不好，问题在于他们把它当作人生的最终目的，一生被功名拘束。

第二个层次则是宋荣子。「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以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宋荣子笑那些有功有名的人。而他本身对于世俗礼法并不给予绝对得肯定，他自有自的行为道理。当他的行为恰好合乎世俗所需，而博得世人的称誉时，他的内心并不会特别的欢喜。因为这种价值并不是他想追求的，得到称誉并不是他的期望，也不是他行为的目标。反之，当他的行为被社会批判，遭到世人谴责时，他的内心也不会沮丧，因为世俗一切，他早就不放在心上。可是，宋荣子虽然做到了无功无名，不把社会价值放在心上，但是他仍然不能做到「无己」。因为他有己，所以还有自己与别人的分别，才会对第一层人「犹然笑之」。因此庄子才会说「犹有未树也」。

第三层次的人是列子。「夫列子欲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列子是道家的人物，他化除了社会人文的需求，做到了「无功无名」；他将精神放在自然事物上，投入了大自然之中，做到了「无己」。因此，他可以乘风而行，和第一、二层的人比较，他似乎高明多了。可是，列子只是随风飘去，又随风飘回。他仍受到了形体的限制，并且有待于风。风将他吹向东，他并不能向西；无风时，他也不能乘风而行。看起来好像是可以逍遥遨游于四方，其实仍要等待起风时才能乘风而去。这些在庄子眼中，都不是真正的逍遥。

第四个层次则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与列子的境界相比又更高了一层。列子是乘风而游，但是到达第四层次的人已经是融合于自然之中，摆脱了内外的观念。到了这境界，可以与道化合，遨游于无穷宇宙，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又要等待什么呢？已经达到无待的境界了。

从有功、有名、有己的「社会理想人格」，到无功无名但仍有己的宋荣子，再道无功无名无己但仍有待的列子，最后到超脱一切的「至人、神人、圣人」境界。庄子提出这四种层层上比的境界，让世人认识自己的定位，并作为超越自己的标竿。

5、逍遥自适

在提出人生四境界后，庄子举出了一些例子。首先是尧与许由。尧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达到圣人境界的尧，在见到许由之后，忍不住想将帝位传给许由。但是，许由所在乎的，并不是王位，他在乎的是一个逍遥自适的造化本体，他只求与万物齐一，而没有兴趣管理人世间的纷争。

为什么道家对人世间的俗事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有着更高远的目标要追求，如藐姑射山上的神人一般。可以吸风饮露，与万物同游，即使是大干旱金石融化山土焦黑，也不能伤他一分一毫。如此的神人又怎会在乎世俗的功名？

道家人物追求的，并不是人世间的价值。一般世俗的人对于世俗得价值总是看的很重，于是总是想将自身的价值推广到别人的身上。如「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但是「越人断发文身」，自己已经觉得很美了，根本不需要礼冠来装饰。这说明了价值观的不同。尧将天下治理得很好，是社会的理想典范。但是，当他见到藐姑射山的神人之后，受到了神人境界的感召，不知不觉中就会忘了天下了。

虽然庄子提出了逍遥的神人境界，但是惠施认为庄子的理论是大而无用，并举出了大瓠的例子，讽刺庄子逍遥学说的不切实际。但是，庄子也加以反驳，如：宋人的不龟手之药、樗树、大瓠，说明相同的事物而有不同的功用，是因为使用者的角度不同。物的功用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不同，拘泥于经验的人，对于超乎想象的事便觉得无用，但是，不受拘泥的人却总有另一种用途。天下的物是有用还是无用，是很难加以论定的，万物都有他一定的功用，要如何才能达到它最大的功用，就看使用者得程度了。

6.庄子的逍遥观

庄子并不只在逍遥中提到逍遥的观念，在其它篇章中也有逍遥的观念被提出，例如：

夫明白入素，无为副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闲者，汝将固惊邪？「天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天下」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安之？「山木」逍遥是庄子一直强调的一种思想。庄子看到人世间的苦难太多，人得生活并不幸福，便将自己的体悟以寓言的方式说出，希望能藉此传达给一般人，让世俗中人能体悟到「道」，进入逍遥的境界，脱离苦难的人世。

庄子本身是很逍遥的，这可以从他的人生观中看出。（注6）庄子相信宿命论，认为人来到这世界并非自愿，而命也不是自己能安排的。所以庄子主张安之若素，不为道。随着大道的运行，命运所注定的程序和条理，自然而然的自变自化，不要强求。另一个观点则是养生。「庄子以道为体，以德为用，其原无迷信之说，且其重在养生之主，不在养生之形。」（注7）。但这并不表示庄子重生轻死，相反的，庄子的生死观是超越的。他认为人的出生，是形与神的结合；人的死亡，是形与神的分离，死生不过是一气之变化。从这些观点便可以知道庄子的逍遥观。

要如何才能达到无待呢？首先便需「忘我」，进入绝对的境地。第一步便是忘掉名相。名相的对立，比较与分别，束缚了人心，使人失落了心灵的自由与自在。世间万物本来就存在，而人将他加上名字称号，这些外在的称谓并无意义，莎士比亚也说过：「玫瑰若不称为玫瑰，仍一样芳香。」。外在的称呼并不具有重要性，重要的是内在的内涵，实在具有的物质，即物的本身。如果只重视名称，便会有所执着，便会有比较，想分出高下、贵贱。庄子在秋水篇中提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老子也曾说过：「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当世俗有了标准，人便会想依循。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符合标准，于是不合标准的人便会有所执着，又所待，便不能逍遥。外在的名相是虚幻的，要用心去看穿这一层障碍，才能达到万物齐一的境界。当人与物融为一体，便可体会到「道」的存在，与万化同游。

庄子的逍遥除了万物齐一之外，还有另一点很重要，就是跳脱死生。人一生中最放不下的，不是富贵钱财、不是人与人间的情感，而是生命。当然，也有人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牺牲生命，那是因为他们已经看破生命了但是，没有人真正见过死亡，所以，庄子提出了许多寓言，说明死亡并不如想象中可怕，死后的世界说不并会更好。因此，生命并没有什么值得执着，应当顺其自然，该来时来，该走时走。

总而言之，庄子的逍遥观便是跳脱世俗的名相，不为外在表象所惑，进入真实存在的本体，与万物齐一。并且放下生死，不被生命牵绊，便能达到无待的境地，逍遥自适。

三、结论

庄子是先秦时代很具重要性的一位思想家。他将道的观念以寓言的方式表现出来。将他的生命哲学融入寓言中，使后世的人可以追寻。逍遥游的主旨在于「逍遥」。庄子从现实生活中体验了生命的超越精神，明白了现实的变化无常，解脱了生死。但是一般人仍限于「大梦」中而不自觉，于是，庄子要求人要省悟。第一的功夫便是「无待」。「有待」是有依赖、有所执着、有所担待的意思；相对于有待，无待是无所依赖、无所执着、无所担待（注5）。有所依赖、有所执着，会使心遭受蒙蔽，而不见事物真相。必需要跳脱一切的执着，才能使心澄清，而见事物真相。要达到逍遥，便需放下一切，要将有所依赖的心消解，转化到无所依赖的境地。

庄子学说在魏晋达到鼎盛，竹林七贤更是被推为逍遥的代表，但是那算真正的逍遥吗？阮籍有一次和人在下棋，家中传来母亲死亡的消息，他强做镇定，继续下完棋，回家后，拼命喝酒，然后大哭吐血。他本来想学庄子妻死的达观，但是仍不能学到庄子的本意，不能真正的看破死生，而要强做镇定。这只是压抑自己的情感、仿效逍遥而已，并非真正的逍遥。

逍遥是一种心灵上得绝对自由，并非外在的表象。当人体查到万物的律动，与万化合一时，便可与「道」同游，达到逍遥。内心感到和谐、舒适，才是真逍遥，强做镇定，只是表面功夫吧了！

五、参考书目

（一）、书籍

1、庄周梦蝶，杜保瑞；台北，书泉，民84年2月

2、新译庄子读本，黄锦鋐；台北，三民，民85年2月

3、人生是无题的寓言，颜昆阳；台北，跃升，民83年2月

4、逍遥的庄子，吴怡；台北，东大，民75年9月

5、庄子宗教与神话，杜而未；台北，台湾学生，民74年10月

6、庄子哲学，陈鼓应；台北，台湾商务书局，民56年6月

7、庄子管窥，赵金章；台北，弘道，民64年7月15日

8、庄子与现代人，李英豪；台北，世茂，民79年6月

（二）、杂志

1、大小之辩与生命的境界层次，陈文章；鹅湖月刊，4卷2期，页36至40，民67年8月

2、庄子逍遥游义理之结构及其主要境界，李相勋；中国文化月刊，108期，页66至页84，民77年10月

3、庄子寓言中的生命哲学，周景勋；哲学与文化月刊，17卷第9期，页814至页825，民79年9月

4、逍遥游，王邦雄；鹅湖月刊，18卷6期210，页11至页21，民81年12月

5、庄子逍遥游研究，袁长瑞；鹅湖月刊，19卷1期217，页30至页35，民82年2月

6、庄子逍遥游篇的生命境界观，魏元珪；中国文化月刊，201期，页23至页47，民85年12月

（三）硕士论文

1、试论庄子逍遥的心灵及其意境，王小滕；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试论文，指导教授：金嘉锡先生，民87年1月

2、庄子「逍遥而游」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傅维信；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硕试论文，指导教授：郭文夫先生，民81年5月

第五篇：以行政伦理思想浅析官员贪污腐败问题

《行政管理学》课程论文

以行政伦理思想浅析当今官员贪污腐败问

题

学 生：蔡龙

学 号：10061040102 专 业：行政管理 班 级：行政管理2010.1 指导教师：杨钊

四川理工学院法学院

二O一二年六月

摘要

宋代清官包拯说：“贪者，民之贼也。”观如今的贪官污吏，皆为了自身利益或为了自身更大欲望的满足而置百姓的利益而不顾。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法治建设的日趋完善，行政体制也跟随着代代革新。虽然革新的成绩显而易见，但是却无法彻底除掉官员贪污腐败的根源。此外，贪污腐败现象自古至今都存在，试问，到底是什么使得官员如此滥用职权为己谋取私利呢？本文基于行政伦理思想对其现象进行探讨，归集于官员的个人价值取向扭曲，传统行政管理的后遗症和行政伦理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以及行政伦理法治的执行受阻。

关键词：行政伦理思想，贪污腐败，行政体制

ABSTRACT

Baozheng said:“the greedy person,the thief of common people.”Now corrupt officials,the all don't care about the interest of common people only for themselves.From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now,with the law qiukly developing in China,and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too.Although the achievement is obvers,it don't remove absolutly.Besides,the phonomenon aways exists.But why?This artical will explain the phonomenon which bases on administrative mind.It gathers in the officials own value,traditional management of sequelae,the supervising mechanism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is not perfect and the resistance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laws.Key words:administrative ethic, corruption, administrative system

前言

在国家行政体制的革新中，行政伦理思想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行政伦理思想也逐渐对官员的执政标准提出更高的要求。所谓行政伦理，“就是伦理在公共行政关系、公共行政活动中的体现；是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国家机构和国家公务员在行政管理领域，在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职能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应然关系，与调节这种应然关系的伦理规范，以及执政党、国家机构和国家公务员由于内化伦理规范而形成的伦理品格”【1】。然而在公共职位的激烈竞争中，官员的职位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可是少部分人却把这种职位看作是为自己服务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因此，贪污腐败之风油然而生。从行政伦理的角度来看，有着其客观必然的原因。官员的个人价值观的错乱

在激烈竞争，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有所提高，但这作为人的本能生存欲望本来无可厚非。在生而平等的当今社会，对不同职位的职能分配而言，却有着悬殊，就像官员执政为民有着其特殊性一样。身为百姓父母官，就不得不将自身的利益放在其次，首先为百姓谋福利。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少数官员为满足自己的私欲，不但没有造福于民，反而祸害一方百姓。

2.1 人生观的错乱

在不同的的阶级社会里，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有着不同的人生观，这并不排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同的状况。商人只要在不触犯国家法律的情况下谋取利益那是合法的。官员身为国家的中流砥柱，就必须将自己错乱的人生观进行改变。人类生存不是为了能够过上奢侈享乐的生活，而是为了能给予别人帮助。让别人也能在你的帮助下过上幸福舒适的生活。但是贪官污吏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人生在世上就要过上别人不能过上的生活，只要自己的生活过得舒坦，何必去管什么百姓呢。殊不知，自古就有“得民心者的天下”的道理。

2.2 权力观的错乱

对于当今官员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价值观可以说是其必修课，对这方面的学习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但其思想却未在他们心中“根深蒂固”。官员滥用职权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视国家法律为无物，中饱私囊，更为甚者，越俎代庖，把不归属自己权力范围之内的职务都强制执行，使之成为满足自己贪利，贪欲，贪权的手段。但是他们忽略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行政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服务。”【2】 官员行使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说到底，人民才是权力的主体，官员是行使权力的主体，而行使权力只是为了服务大众。而贪官污吏却认为他们才是权力的主体，权力倒错，祸害百姓，真是法律所不容，必当受到严惩。传统行政管理的后遗症

传统行政管理为现在的行政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给予了管理文化的铺垫。虽然随着新的思想和模式的日益更新，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文化丰韵的国家而言，传统行政管理对现在的行政行政伦理思想也有着其特殊影响。“中国古代的传统倾向是重德轻法，从总体上讲古代中国属于“人治”的国家。这一历史传

【3】统，至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现代中国法治化的进程。”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屡屡强调的是法治社会，但同时又出现一种偏差，那就是一定程度上又把德放在了次要位置，法治和德治没有完全很好的相结合，这样也就给了腐败官吏有了可乘之机，道德败坏，即使知道贪污腐败是违法乱纪，在监督遗漏或者监督不力的情况下，良心却未能受到道德的谴责，这样周而复始，对百姓贻害无穷。因此，在国家严抓法治建设的同时，也不要忽略了道德的培养及“强制”对官员进行道德教育。那么，在这样两手狠抓的方式下，贪官污吏必定将大大减少。行政伦理监督的不完善

行政伦理监督，寓于强化党政内部建设，维护公共权益，提高权力透明度和抑制不正之风，让官员能够敬业，勤业。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而言，行政伦理监督的执行有着其局限性。

4.1 人民的监督意识不强

人民的监督和人民对于权力的理解是互相结合的，但是，在很多区域，人民对于地方政府的权力是知之甚少，他们没搞懂“政府的权力到底是来自哪里？”，“政府运用权力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官员的权力是“大”的。只要你不服从，他们就会找机会剥夺你的利益。同时，官员也不公开他们的权力，贪官污吏甚至为权力披上神秘的外套。人民对权力的不理解导致他们望而生畏，这样谈何监督。做为监督的主体，对“权力究竟是什么”一无所知，监督的效率当然就会大打折扣。

4.2 自律机制的不愿执行

自律机制是内在的、同时也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最为有效的反贪污、反腐败手段。古语有云：“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意思是说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要坚持自己的伦理道德立场，不要轻易被外界事物所诱惑。只要自己的思想和言行一致，谁能够左右你呢？但事实并非如此，自律体现的是自己对法纪的赞同及自身道德认可，对于贪官污吏而言，他们既然身为公职人员，对法律的了解必定比大众了解的多，那么为何还还要贪污腐败呢？那就是自律中的道德塑造问题。他们虽然承认法律的存在，但可以以他们的“权力”让整个区域黯然无光，中央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行为措施。因此，没有道德的规范化及普及化。自律机制也就无法健全。

4.3 反腐机制的执行受阻

反腐机制是行政伦理监督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建立和完善反腐机制旨在打击贪污腐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面对当前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依然易发多发的态势，我们必须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特别是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决不能姑息，决不能手软。只有这样，才能向广大人民群众表明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对腐败不可动摇的决心，才能消除腐败现象带来的消极影响，才能遏制住腐

【4】败现象的滋生蔓延，也才能教育一大批干部。””由此可见，中央对贪污腐败的强度是很严厉的。但所谓“山高皇帝远”，虽然现在相对以前的监督制度要严厉些，可是即使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地方官吏却不能执行中央下放的任务。非但如此，随着制度的一步步下放，其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有的地方甚至官官相护，百姓抬头不见天，官员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国家的制度策略视若无睹。

5行政伦理法治建设受阻

自改革开放，国家对人们理解的“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进行强化，对建设什么样的党做出了严肃的处理。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此进行了阐述，“其中的第五条经验就是：“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5】 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领导对于物质文明结合精神文明、依法治国协同以德治国的方针是非常重视的，同时也在实际行动中表明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但是，行政伦理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少不了阻力。有些地方上行下效，搞得农民鸡犬不宁。因此，在民主监督、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等方面可谓是“夸夸其谈”。对于政治建设、国家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行政伦理法治建设在腐败官员的“保密”中销声匿迹。如此态势，法制建设不能得到全面施展，如何反应出国家的法治建设？所以，贪污腐败官员借此机会犯下大案，受害的却是无辜百姓。法治建设的发展关乎国家治安的保障，假如不能完全落到实处，其后果不言而喻。

结束语

在黑格尔看来，“法是客观外界的法，是人格的定在，是意志的普遍性。道德是主观内心的法，是内心信念的规定，自我的特殊规定，是意志的特殊性。伦理则是客观法与主观法的统一；它调整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普通个特殊之间的关系并在伦理的关系中实现人格的定在。”【6】这说明伦理统筹着法治和德治的发展，对于贪官污吏横生这一现象，显示出行政伦理建设在国家建设新型社会主义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要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行政伦理思想的普及化必须全球化，这样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才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王伟，鄯爱红.行政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5：7 [2]王伟，鄯爱红.行政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5：56 [3]王伟，鄯爱红.行政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5：3 [4]王伟，鄯爱红.行政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5：255 [5]王伟，鄯爱红.行政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5：452 [6]王伟，鄯爱红.行政伦理学[M].人民出版社，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