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滥用职权

第一篇：论行政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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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滥用职权

作者：陈筱筱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2期

【摘要】“滥用职权”作为行政行为撤销标准之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遭遇了适用的“瓶颈”，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滥用职权”的定位不科学。对于“滥用职权”的审查应秉持一种客观的立场，从目的、手段等诸因素出发进行判断。

【关键词】行政滥用职权；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

一、两则公报案例引发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第4期和1996年第1期分别登载了如下两则典型案例，其一为张晓华诉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1]其二为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诉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2]两个案件的相关事实大致相同，即公安机关借刑事侦查为名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财产自由，然而法院对上述事实却做出了不同的认定。对于案例1，初审的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磐安县公安局越权干预经济纠纷，以刑事侦查为名，限制原告张晓华的人身自由，扣押其财产，侵犯了张晓华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4目规定的„超越职权‟的行为，”据此撤销了被告的行政行为；而案例二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1994）鄂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中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5目即“滥用职权”撤销了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相同的案件事实为何法院适用了不同的撤销标准，导致滥用职权撤销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滥用职权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解析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应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确立的整个司法审查体系存在立法缺陷。

首先，各撤销标准之间缺乏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相互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法院对某个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往往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及程序问题。那么相对应《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5个撤销标准，证据不足属于事实问题，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属于法律问题，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问题，而剩下的滥用职权、超越职权又属于哪个范畴？且在事实、法律适用和程序三个审查标准可以周延的情况下，滥用职权标准和超越职权标准就可能被前三个撤销标准所涵盖，而不是与之相并列。

其次，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处于虚置状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就是说我国的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只存在于行政处罚领域。该条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官只重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对于合理性审查则往往将其忽略。而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的“滥用职权”标准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三、滥用职权标准的判断

理论上对于滥用职权的判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主观标准。正如有学者指出，行政滥用职权的成立，要求行为主体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错。[3]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客观标准，也就是说“滥用职权的判断可以不问主观动机如何，只要在客观上看来武断专横，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就可以判定滥用职权”。[4]

笔者认为在整个合法性审查标准体系还未修正前，如果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在实践中会陷入相对困境。首先，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如何认定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则，“滥用”一词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主观否定评价色彩，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对此否定不会欣然接受，甚至常常会产生抵触情绪，这对于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会产生一定影响。其次，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角度而言，如果仅在行政机关主观上存在故意过错时才构成滥用职权，那么当行政机关主观上并不存在“滥用”的非法意图，但客观上却产生了侵害相对人的结果，此时行政相对人要想得到有效救济则存在困难。因为按照主观判断标准，由于行政机关主观上并没有故意为之，那么就不构成滥用职权，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也无法以“滥用职权”为由将其予以撤销。在上述情况下，法院可能有两个选择：第一，法官可以放弃“滥用职权”的审查路径转而适用其他撤销标准，且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法官也倾向于此种做法。而这种选择所产生的问题就是“滥用职权”标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很少得到适用，往往被束之高阁，即使适用也与其他撤销标准相混淆。第二，如果是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法官就可以以“显失公正”为由做出变更判决。而该选择的缺陷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有限，只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对“滥用职权”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审判风险。从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念看，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乃是行政诉讼核心价值。撤销标准作为行政诉讼重要的制度设计自然也应充分体现这种价值精神。主观标准的选择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点。因此对“滥用职权”的判断采用客观标准才更为妥当。

而具体来说，如何判断“滥用职权”，其判断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是否违反法定目的；（2）其结果是否显失公正；（3）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4）是否能够平等对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综合考量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涉及“滥用职权”，而其主观上是否故意则可以在所不问。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张晓华不服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4）.[2]最高人民法院.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不服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1）.[3]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J].中国法学，2005，（2）.[4]胡建淼.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13-214.

第二篇：滥用职权引发行政强制措施之诉

滥用职权引发行政强制措施之诉

作者：张亚琦 实习律师电话：0371—6665550

3【案例简介】

2011年6月29日郑州市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以下简称：郑州市文化广电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执法人员耿*、朱*、徐*来到卢*工作地点即河南华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郑东新区商务内环3号楼2单元21层，以“卢*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市场报网络版河南频道”违反《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作出郑文广新抽证字[2011]第0000107号《抽样取证通知书》，扣押电脑主机3台及其他物品。

2010年7月20日，卢*将郑州市文化广电局诉至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现本案正在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中。

【法学理论】

“先取证，后裁决”是行政主体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应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即行政主体只能以其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所依据的证据作为证明其行为合法的依据，而不能以事后收集的证据来证明其已作出的行为合法。这一原则在我国行政诉讼领域则演化为“被告不得进行事后取证原则”。

从举证责任分配和举证期限看，我国《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

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0条1项规定“被告在作出行政行为后或者在诉讼程序中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从证明对象来看，行政诉讼中被告须证明的事实主要包括：一是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足够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二是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也是围绕这两个证明对象进行。

【法治现状】

郑政文[2012]115号《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的意见》近年来，郑州市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仅2011年就达3016件且败诉案件不断增加。不断增强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的法制意识，提高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和行政应诉能力，结合实际情况，就加强郑州市行政机关法定代表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提出专门意见。

本案而言，虽提出申请，但郑州文化广电局法定代表人避而不见。这又如何能认识到自己的工作错在哪里，如何化解矛盾，解决争议？

【律师分析】

关于本案涉诉行政行为性质，虽然郑州市文化广电局认为，其抽样取证只是行政调查的方法不是行政强制措施而且不受时间的限制。但本人认为，根据2011年《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界定，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

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就本案而言，郑州市文化广电局以“卢*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市场报网络版河南频道”违反《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依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抽样取证”扣押电脑主机3台及其他物品。该行为属行政强制措施，是郑州文化广电局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防止证据毁损，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政强制措施行为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属法院受案范围。

我国现行立法，是对报纸期刊纸质传媒的新闻采编与新兴网络传媒分别立法予以规范。例如，根据2000年国务院令第292号《互联网信息管理办法》，2005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信息产业部第37号令《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2011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0号《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秩序若干规定》等等，由省级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和省级通信管理局（“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互联网信息服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传统的报纸期刊、新闻记者站、出版等文化，由文化广播新闻出版部门管理。根据2011年办市发〔2010〕23号《文化部办公厅关于下放经营性互联网文化单位行政许可审批工作的通知》、2011年文化部令51号《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对各级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就互联网文化活动即提供互联网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活动进行管理作出详尽规定，其中互联网文化产品主要包括：①专门为互联网而生产的网络音乐娱乐、网络游戏、网络演出剧（节）目、网络表演、网络艺术品、网络动漫等互联网文化产品；②将音乐娱乐、游戏、演出剧（节）目、表演、艺术品、动漫等文化产品以一定的技术手段制作、复制到互联网上传播的互联网文化产品。对网吧、网络游戏、动漫公司的设立审批权限在文化行政部门。

综上，本案郑州市文化广电局作出的抽样取证行政行为，没有法律职权和法律依据，程序违法。

本案二审正在审理中，敬请关注。

第三篇：滥用职权辩护词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受贿和滥用职权两个罪名，辩护人将针对被告人涉嫌受贿罪进行有罪辩护，对被告人涉嫌滥用职权罪进行无罪辩护。

一、受贿。

认可公诉机关指控，对范8000元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提出异议（劳务和技术付出）。

二、滥用职权。

起诉书认定因为被告人在任某镇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期间，违反《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定办法》等规定，同意某村将公房冒充村民私房进行拆迁补偿安置，造成的损失300余万元，同时因虚假拆迁补偿安置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辩护人针对起诉书指控，将分别从职责、行为、损失和社会影响、因果关系四个方面进行辩护。

（一）职责：

1、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具有任何明确的职责。2005年，我们某市制订了《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暂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某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评估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滨江新城该次拆迁的依据也是这两个文件，关于这一点，被告人和证人的笔录中多次反映。根据办法的规定，某市建设局是房屋拆迁工作的管理部门，负责对本办法规定内的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某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按照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房屋拆迁有关的土地管理工作。规划区内的人 民政府，应当按照法定职责，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为了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某镇于05年3月发文（20号）成立了某镇建设指挥部，被告人任常务副总指挥，同时于05年5月8日发文（24号）就协同做好滨江新城建设拆迁工作提出要求。主要体现在第一大点的第1、2小点上。其中一（1）、指挥部下设若干个工作小组，具体负责拆迁过程的相关工作。指挥部将定期召开例会，分析研究问题，督促工作进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推动工作。一（2）、指挥部负责将拆迁任务分解到各条线，机关各部门。各条线的拆迁工作由分管领导负总责，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是这次拆迁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被告人指导某村。其实这条要求明确了建设拆迁指挥部和被告人的职责，即指挥部的职责是定期召开例会，分析研究问题，督促工作进度，及时沟通情况，协调推动工作。而被告人的职责是对条线拆迁工作负总责，同时指导某村拆迁。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负总责还是指导某村拆迁，被告人的职责必须限定在“按照法定职责，协同做好房屋拆迁工作”这条政府40文的范围内，而对于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是文件明确由某市建设局负责。

2、其次，根据2005年5月10日，某市某镇人民政府和某市滨江有限公司签订的拆迁委托协议书。

首先这份协议书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权。规定被告人属于从镇机关抽调到拆迁指挥部脱产从事拆迁工作。而作为乙方的某镇政府的责任是：

1、负责做好被拆迁户全过程的思想工 作，确保平稳拆迁、按时结束。

2、负责做好安置区建设及乙方其他工程建设工程中的群众工作，及时调处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3、负责做好货币补偿费的发放，双方共商安置方案的制定，安置房的订购及分配工作。

3、根据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首先，这份协议书是一份民事合同，不是行政授权。这份协议书由三方签字，该份协议主要规定了甲乙双方，即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责任，而丙方滨江新城建设指挥部的职责只有一条，负责本协议的监督、执行，确保履约到位。需要注意的是，监督和执行的是本协议，而不是整个拆迁过程，至于被告人及拆迁指挥部为何会被牵扯其中，辩护人刚才提问时，被告人已经做了回答。

综合以上三点，结合辩护人对被告人的提问，辩护人认为所谓滨江新城建设指挥部的职责主要就是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搭建一个平台，协调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的矛盾，推进拆迁工作的开展，而不是监督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达成协议，鉴别协议的真假。而指挥部总指挥、常务副总指挥、副总指挥和其他工作人员之间具体如何分工，并没有任何规定，检察机关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因此，我们认为被告人不具备成立滥用职权罪应当有的任何职责。

（二）行为

1、被告人为何会同意弄两三户？ 在辩护人刚才的发问中，被告人已经做了回答，即被告人认为其并没有权利私下向姚、施表这个态，鉴于村里两个主要领导一大早就到我家请示，而且我的驾驶员又已经到我家接我去开会，所以我就随口说了弄两到三户，虽然是随口说的，但是我心里是有底的，因为一个不违反政策，另外我事先也向总指挥请示过这个事情，另外，仅凭他们两个也无法完成公房定私房2-3户这个事情。

2、关于被告人表态同意了几户，又实际知道几户。被告人多份笔录及证人笔录反映到某村村长姚和支书施曾两次为某村公房顶私房的事情向其请示过，第一次是在2005年5月，当时被告人没有同意，但是事后即向领导汇报。第二次是在2005年6月中旬，当姚和施在被告人家里向其请示时，被告人表态同意弄两三户，补贴补贴。被告人在整个过程中，仅有这一行为。至于某村村干之间如何计议，如何实施，如何在现有公房之外虚构其他公房，如何将现有公房的面积增大，如何冒充拆迁户签字，如何卖房等一系列活动，某村村干既没有向被告人请示，也没有向被告人汇报。而且直到事发后，2006年8月镇纪委介入调查时，某村村干也只肯承认弄了6户，订了11套安置房。他们之所以没有请示和汇报，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明知其行为一旦被被告人知道，一定会被制止。

3、关于被告人有无在假协议上签字盖章。

证人姚、陈在证言中反映，被告人曾亲手在8份假协议上盖 章并签字。关于这一情节，首先被告人从未在笔录中承认过，其次，刚才在庭审中，经过被告人辨认，所有印章后的代字都不是他的笔迹，而且不需要鉴定就可以看出，手写的那个代字不是同一个人的笔迹。这几份假协议可以直接推翻姚、陈二人的证言，并印证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并且从姚和陈两人笔录关于这一情节惊人的相似度，可以看出，事发后，某村村干进行过串供，而串供的目的就是将莫须有的责任推到被告人身上，借以隐瞒、推卸自己的责任。因此，辩护人严重质疑此二人证言的可信度，也请求法庭采信证据时，予以考虑。第三，辩护人找到滨江办事处会计陆询问了当时拆迁协议的盖章情况，也印证了被告人供述的真实性。

4、公房拆迁的补偿标准到底是什么？

根据政府40号文件，第二十一条，拆除公益事业用房以及交通岗亭、交通标志等公共设施的，拆迁人应当依照城市规划的要求予以重建，或者给予货币补偿。第二十五条，房屋拆迁实行货币补偿安置方式的，货币补偿款由房屋重置价、房屋区位补偿款等组成。根据某市建设局30号文件规定，非住宅非营业性用房，如公益事业性用房等的评估原则上参照住宅用房的计算方式确定。也就是说，村里的公房应当按照住宅房的标准计算拆迁补偿价格，即应当由房屋重置价、区位补偿款、拆迁奖等组成。至于为何会出现公房不能拿区位价和拆迁奖这种论调，刚才辩护人在提问时，被告人已做了回答。综上，辩护人认为，某村村干在2005年4、5月份就已经计议以公房顶私房，并以村里开支大为由，向被告人请示以公房顶私房。被告人在考虑到严格按照40号文的情况下，公房是可以拿区位价和拆迁奖的情况下，就同意某村搞2-3户，补贴补贴村里的拆迁开支。而事实上，某村干并没有按照被告人的要求搞2-3户，而是按照购房户的数量来虚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一次就弄了5户，后来又弄了8户，并且在镇纪检介入调查时，也妄图欺骗镇纪检，只承认弄了6套。公房顶私房得到的钱也没有用来补贴村里拆迁开支，而是用于了农民健身中心和绿化等村里公益设施建设，可以说是完全违背了被告人的要求。从事前预谋，到事中的操作，再到事后的串供，某村村干就是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以向领导请示为名，弄虚作假为村里谋取利益，被告人也是在政府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很谨慎地同意了2-3户，并无任何滥用职权行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在同意之前向领导请示过，也就是说这是这一行为是一个经过领导层讨论一致的合法的组织行为，而非个人的行为。

（三）损失的计算和社会影响

1、损失的计算。起诉书中并没有明确损失的具体数额，而是分两个部分表述了事实。辩护人认为没有任何损失。

首先，关于滥用职权罪的立案标准，我国先后有两个规定，一个是1999年9月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简称1999年立案标准），一个是2005年12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简称2005年立案标准），05年立案标准附则第六条最后一款规定，对于本规定施行前发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和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犯罪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简称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办理。根据司法解释时间效力规定第三条，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在本案中，根据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犯罪时间在2005年5月左右，对照上述规定，辩护人认为应当适用1999年立案标准对被告人更加有利。而1999年立案标准中仅规定了直接损失，而没有规定间接损失。

其次，两个规定中对直接经济损失都有一致的定义。即 “直接经济损失”，是指与行为有直接因果关系而造成的财产损毁、减少的实际价值。本案中，被告人仅仅是同意以两到三户公房顶私房，没有造成造成财产毁损和实际价值的减少。

第三，某村公房顶私房所得到的补偿款，没有被任何私人贪污或挪用，而是投入到了某村的基础建设或者存放于某村的账上。

第四，退一步讲，即使要计算损失，被告人也只需要对其同意的两到三户公房顶私房造成的直接损失负责，而对于某村村干 虚增公房面积、虚设公房骗取补偿款及违规使用补偿款造成的损失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对于两到三户公房顶私房造成了多少直接损失，检察机关提供的材料里没有任何反应，辩护人认为没有损失。

第五，该案于2009年8月立案，而被告人在2006年6月，就将26万元拆迁补偿款从某村划到了滨江建设指挥部，并扣留了部分安置房的钥匙，防止了损失的扩大。如果说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损失，那么应当扣减这26万元。

第六，分析本案中另外几个相关的主体有无损失，首先是购房户，安置房是不能买卖的，购房户本身有过错。另外，购房户虽然支付了购房款，但是2008年底，某村已经将这部分购房款连本带息还给了购房户。其次是滨江公司和滨江办事处有无损失。首先，滨江公司拿出的23安置房的钥匙，早在2006年，镇纪委接入后，被告人就及时扣留，并陆续发换给了滨江公司。其次，根据案卷材料中某居委会2008年11月分别向王市长和滨江办事处提出的关于在滨江新城一期拆迁中协调相关补偿的请求，及某镇2008年12月18日关于对原某村23户购房户集访一事进行调查处理的情况报告，滨江新区办事处和滨江有限公司应当分别支付给某村105万元和183万元，这是一个正常的结算程序。至于某镇划给某村的124.7601万元，辩护人认为，某村隶属于某镇，某镇划款给某村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是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里并没有证明这笔钱与某村的损失有关。同时，辩护人认为，即某村弄虚作假所得的资金本来只涉及到购房户和滨江投资开发公司这两个主体，如果要有损失也只涉及到某村、滨江投资开发公司和购房户，虹新城就拆迁补偿这个问题上与滨江新城办事处（滨江办事处仅仅是代替滨江公司和某村结算，所有资金均由公司拨到办事处）和某镇并无实质意义上资金上的往来。即使是因为有群众上访，而需要解决矛盾，也应当由某村来偿还，某村虽然没有足够的现金，但是其拥有多间沿街旺铺，从2006年事发到2009年三年间，某村仅用租金及转让房子产权的形式即可偿还所有购房款及其他款项，并且在陈在笔录中反映，直到2007年3月，某村账上还有1101082.5元，但是某村的新任村干一直没有任何行动，反而在明知账上款项系违法所得的情况下挪作他用，之后向上级政府打报告要钱。而政府为了缓解矛盾，协调资金解决了矛盾，却把这部分资金作为损失算在当事人头上。不管在情礼上都说不通。辩护人认为因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某村新任村干负责。

2、恶劣社会影响。

首先有没有恶劣社会影响。关于恶劣社会影响，卷宗有三份证据，一份是某村现任支书朱某的证言，一份是某市人民检察院交办信访事项处理情况报告，一份是王市长主持协调会议时的会议纪要。根据朱某反映，2008年8、9、10月上访者闹得比较凶，上访者有时有数十人，为此我们村里多次报警，当时越江派出所也多次出警解决的。我们在卷宗中只看到某市公安局越江派出所 10月21日15时35分和10月22日10时00分出具的两份接处警工作登记表，并且处警经过及结果栏内也并没有上访户人数和过激行为的反映，而且在一个村民自治组织门口闹事不要说恶劣社会影响，连社会影响也算不上。每年市政府和公检法都有人上访，严重的堵住大门，妨碍这些部门正常工作，也没有看到有人因此被追究渎职罪。此外辩护人手里有一份证据可以证明朱某和被告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差，其提供的证言可信度不高，请求法庭采信证据时，予以考虑。这份会议纪要非常清楚，整个会议记录中，所有人都同意朱某但任某村支部书记，而仅有被告人持反对意见。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不言自明，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从2006年案发后至今，某村不但未有任何弥补损失的行为，反而用掉了非法所得资金，在为自己捞取政绩的同时放任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购房户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购房款而上访。

第二，某市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交办信访事项处理情况报告。该报告反映一个购房户代表到检察机关控申科反映情况。首先该报告本身也确认这件事不属于检察院接访的范围，但是检察机关处于关注民生的角度出发，表示将与市委分管领导进行专题研究。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控告申诉检察科本身就有接待群众来访的职责，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到控申科反映一个不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情况就认定为恶劣社会影响，辩护人认为是不能成立的。

第三，王市长主持协调会议时的会议纪要，首先该份记录没有盖提取单位公章，因此不证明力。此外，该纪要只能反映由王 市长主持协调会议讨论某村非法销售拆迁安置房的情况。不能反映和被告人有何关系。因为被告人从未同意某村可以非法销售拆迁安置房。

四、因果关系。

滥用职权是结果犯，结果犯需要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我们假设重大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都成立，那么和被告人的行为有何因果关系呢。是不是被告人的行为导致的呢。被告人的行为只有一个，就是向某村村干表态同意以公房顶私房弄两到三户，补偿补偿。首先这个表态没有任何职责依据，不再赘述。即使这个表态有职责依据，这个行为也并不必然导致某村可以弄两三套公房顶私房，因为，根据要求，首先要由评估公司做报告，此外拆迁工作小组组长要签字，然后指挥部派下去的工作联络员即后来的审、核人员要签字，此外还需要多个部门审核并加盖多个公章，这一点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上反映得很清楚。至于村干超越被告人的表态，虚构公房面积和虚设公房数量，以及后来私买安置房，完全是村干的行为，与被告人没有任何关系。也正是这些介入因素导致了所谓的损失。2006年镇纪检介入后，某村村干在明知账上款项系违法所得的情况下，不但未有任何弥补损失的行为，反而挥霍了部分非法所得资金，甚至在2007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后，某村账上余额1101082.5元也继续被其挪作他用，从而放纵矛盾激化，最终导致购房户既拿不到房又拿不到购房款而上访。有观点认为，如果被告人不同意，村干就不会弄 这么多户，所以被告人就必须对村干所有的13户负责。辩护人认为这种用结论倒推前提观点是错误的，且没有法律依据。首先，村干是如何想的，谁也不知道，如果被告人不同意，他们会不会弄，会不会就弄少一点，没有人知道。但是从其事前计议，到寻找多名购房户等一些列行为可以看出，其根本从一开始就是有预谋的，不管被告人是不是同意，还是仅仅同意一户，他们的行为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其次，这个观点否认了犯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要件。如果该观点成立，那么是不是说，甲唆使乙去打丙两拳，结果乙将丙打死，甲也构成故意杀人罪？甲叫乙挪用100万公款，结果乙在没有告知甲的情况下，挪用了1000万元，甲也需要对这1000万元负责呢。这明显是违背法律常识的。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不能导致所谓损失和恶劣社会影响。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受某村村干的蒙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作出了同意以公房顶私房的表态，其并没有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更没有造成所谓恶劣社会影响，请求法庭认定被告人滥用职权罪不成立。

第四篇：论行政领导艺术

论行政领导艺术

行政领导艺术是指行政领导在认识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灵活地处理模糊性、随机性问题的一种创新的能力和技巧。领导艺术是一种高水平的领导方法，但它不是一般的领导方法。它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是领导者的智慧、学识、才能、胆略、经验的综合表现。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容有：

1.善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一个领导者要善于根据党和国家的利益，掌握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理论和激励群众的艺术。西方的一些管理学家也认为，辨认一个领导者是否有领导才能和艺术，主要是看他手下的员工是否经常有卓越的表现。满足群众需要、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一原则已引起西方学者广泛的注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尽管带有一定的主观片面性，但是它也告诉我们的领导者，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的各级行政领导，要关心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扎扎实实为群众办事实。要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关心人民疾苦，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抓好公益事业，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2.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智慧。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人才是关键。而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发挥每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却要靠我们的各级行政领导的高明的领导艺术。人的才能的潜力是很大的，幸运的人可以使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限，一般人的才能往往只能发挥30%就匆匆结束了生命。管理科学上有句名言：“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人才。”即是说明人才到处有，就看领导用不用。只有无能的领导，没有无用的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成为四化建设中的主力军。各级行政领导都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要爱才，慧眼识才，大胆用才，大量容才，尽量育才，千方百计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3.设计良好的工作环境。邓小平同志说：“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好的社会环境，极大的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中工作和生活。领导者除了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外，还要建立具有吸引力的组织环境，包括建立严格的规章、纪律和程序的组织机构。大家有了主人翁的责任和 合理的身份，有了赏罚分明的制度，有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工作准则，有了民主友好的气氛，有了学习晋升的机会，这些条件具备了，领导工作

就会得心应手。

在现代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领导者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很多问题没有规范化的程序，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但这些非规范化、非程序化的问题又必须行政领导者去解决。能否解决，解决的效果如何，这就要看其是否具有现代领导艺术，领导艺术是否高超。现代行政领导艺术具有如下特征：

一、非规范性

行政领导艺术是在处理模糊性、随机性问题过程中运用的一种创新的能力和技巧，没有固定的模式。领导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具有一定模式的，例如：决策有它的原则、方法、程序；选贤任能也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但领导艺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灵活运用，不能固守某种模式。

二、灵活性

行政领导艺术的运用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行政领导者在运用领导艺术时不能千篇一律，行政领导者应灵活掌握。领导艺术的灵活性是行政领导者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技巧。钱学森曾说过：领导艺术是一种离开数学领域的才能，它能从大量事物的复杂关系中判断出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具有领导艺术的行政领导者，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不能靠数学的推理，而是凭借一种直觉，一下子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三、新颖性

行政领导者在处理模糊性的复杂问题时，没有模式可套，也不是一般原则能推导出来的结论，必须靠领导者调查研究，分析，决策，也就是要进行创造性的思维。领导艺术最忌的是没有创新，照搬照抄。但反对照搬照抄不是反对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也有创造性的运用。

四、科学性

行政领导艺术是非规范化的，灵活的，新颖的，又是科学的，这是建立在深厚的管理科学基础上的。行政领导艺术附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适应管理的内在需要，并附符合科学的管理要求，是管理理论的最有效地运用，具有科学性。否则，行政领导艺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行政领导艺术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全过程和领导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它有高层领导艺术，中层领导艺术，基层领导艺术；有决策艺术，沟通艺术，协调艺术等等。注意领导艺术的领导者，也很注意领导艺术的运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抓关键：行政领导者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必须抓住关键，抓中心，抓重要环节。毛泽东同志说：“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点放在那些对于他们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问题或动作上。”行政领导应抓的关键是：1，抓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确定行政目标；2，抓纲领性的行政计划；3，抓行政系统的高效能运转，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改革。使其不断自我完善；4，正确处理各部门之间的事、权、利的冲突，沟通信息，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激励下属进取的精神。

抓关键、抓大事，不为杂事所左右。但是，作为统筹全局的行政领导者有时又不能不过问平常的事情。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会出现两种倾向：要么领导包办代替，一包就死；要么撒手不管，不管就乱。因此，领导抓中心时不要忘记抓一般，既要反对没有中心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倾向，又要反对只抓中心忽视全盘工作的毛病。多中心不行，单打一也不行。必须分清大小、主次、缓急和点面的关系，做到大事自己办，小事委托办，急事优先办，新事积极办，现事照常办。

二、善于运筹时间：行政领导者善于运筹时间，不仅是个人领导艺术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工作的成败。所以，行政领导者必须树立时间观念，精心安排自己的时间，杜绝时间浪费。这里有几种科学运筹时间的方法：1，ABC时间管理法；2，时间统计法；3，整批使用时间法；4，一般时间节约法。

三、掌握好例外、避亲和公益三原则：1，例外的原则。对于例行公务，领导只要批转给承办部门安规定办理就行了。领导应集中精力抓好例外工作，即工作性质、方针、程序和方法没有名文规定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避亲的原则。我国历史上任选官吏有一条规矩：选贤推贤不避亲，用贤处事要避亲。这就是说，自己的亲戚真正是贤者可举，但不能留在身边工作。3，公益的原则。一般来说，领导班子分工把口，各项工作都有人负责，照理说公共问题应该好解决。但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往往出现一些公共事情无人管。因此，作为主要领导者，应该抓一抓那些无人管或别人管不了、管不好、不爱管的公益事情，这也正式人民公仆的体现。

行政领导艺术包含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行政领导者要提高行政效能，不仅要掌握现代领导科学知识，更要善于运用行政领导艺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后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就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只有那些能够有效地驾驭领导艺术的领导者，才能不断取得事业的成功。

第五篇：论行政领导艺术

论行政领导艺术

班级：11届人力资源管理班姓名：王丽学号：1103131069

摘要行政领导者作为行政活动的组织指挥者，始终贯穿于整个领导过程和领导活动的各个方面，任何行政目标的实施与成功，都离不开行政领导者的组织指挥。然而行政领导者对于各个方面的掌握与支配，工作完成的质量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弹钢琴”艺术、善于用人艺术以及运用时间的艺术等等，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领导艺术。因此，研究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是领导科学的一项摘要内容。

关键词行政领导艺术 弹钢琴 用人 时间

领导艺术是指建立在一定知识、经验基础上的非规范化的有创造性的领导方法、方式、技能等的综合性操作，也就是那些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定量化的高超的领导技能。领导艺术是领导者的学识、智慧、才能、胆略、作风、经验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是行政领导者领导方法的个性化、艺术化，是行政领导者在工作中结合普遍经验和个人体会而形成的，体现了领导者在工作中领导方法的创造性、随机性、权变性。杰出的领导者都是既具有大量的科学知识，又善于运用领导艺术，只有把领导艺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运用自如。艺术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技巧，变化无穷，又有其规律可循。纵观古今中外，行政领导艺术的“共性”无外乎协调、用人、运时三个方面。

一、“弹钢琴”艺术

关于“弹钢琴”艺术，毛泽东曾经作过通俗的解释：“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相互配合。”首先，“弹钢琴”艺术要求行政领导者善于处理利好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全力解决主要矛盾，又要注意兼顾其他方面的工作，防止工作中的片面化和绝对化。其次，“弹钢琴”艺术要求行政行政领导者注意行政组织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善于做好协调平衡工作，使各要素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良好关系。行政领导者运用好“弹钢琴”艺术，就能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做到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从而使工作井然有序、忙而不乱地顺利进行。但是在行政组织中，有时有这样一些领导，整天忙忙碌碌放弃了娱乐、休息和学习，甚至连看报纸、看文件的时间都没有，总感到时间不够，说到底就是因为处理事情没有把握好分寸，本来应该由下属去做的事情，下属执行的职权，却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必躬亲，导致没有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行政领导的工作包括决策、用人、指挥、协调、激励和监督。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做的，但是不表示全部都应该由部门的最高行政领导者来完成，而应该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分别授权给下属各级领导去做，让每一级去管理好本职范围内的事情。部门的最高行政领导应该只抓重中之重、急中之急，按照“例外原则”办事，即已经授权给下属去做的工作，领导这就要克制自己，不要再去随意插手，只需要管理那些没有授权的例外的非日常事务。领导如果太看重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不分巨细，事必躬亲，结果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会挫伤下属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另外，行政领导处事时还应该当机立断，不得犹犹豫豫。当机立断就是要抓住事情发展的关键时刻、最佳时期，做出正确的决定，该办能办的事情立即就办，不该办不能办的事情应该采取措施立即停办。21世纪的处事艺术，就要讲求在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特别在决断重大事务时，不能光凭老经验办事，避免思维定势。要把理事与施权、授权、用人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要掌握敢于和善于打破平衡的理事技巧。总之，行政领导应该学会“弹钢琴”，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中心工作，统筹兼顾，带动其他工作，协调平衡，不顾此失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

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古人所谓“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讲的就是人才之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近年来，党中央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把人才问题作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来抓，作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的原则，制定并实施了加强和改进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因此行政领导者要履行好领导职能，顺利的实现决策目标，就必须善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并科学的使用人才。具体如下：

（一）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是行政领导者的责任之一。要善于用人，首先必须“知人”，即对人的了解。知人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人才的过程。发现人才的方法很多。古有“伯乐识马”，事实证明，通过这种途径有可能发现真正的人才，但也存在弊端：一是作为个人的伯乐，其知识、经验以及他所了解的人数总是有限的，错识人才和漏识人才难以避免；二是一个完全没有私心的伯乐，在理论上无法证明。在今天，我们要以科学的选人用人方法和制度为保障，把人选准用准。为此，发明了许多新的识别人才的方法，包括群众举荐和考试录用、组织考察等。领导者应尽量避免“知人”简单化，通过一两次接触就下结论的“知人”方式。同时，在现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不但要善于知人，还要善于任用人才。

（二）任人唯贤

任人唯贤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用人路线。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用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与用人唯亲的用人路线是根本对立的。要做到用人唯贤，就必须反对用人唯亲。用人唯亲就是用人问题上不是出以公心、唯才是举，而是从个人恩怨、好恶出发，以亲疏作为取舍标准。从本质上讲，用人唯亲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党内不正之风在用人问题上的反映。而用人唯贤就是反对那些在用人问题上以个人的好恶、亲疏为标准的庸俗恶劣的作风，坚持按照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把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选报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以确保国家公务员队伍的优化。

（三）用人所长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行政领导者的任务在于知人所长，用人所长；容人之短，避人之短。即“对有大略者不问其短”不“以其小恶，忘其大美”，更不能“指瑕掩善”、埋没人才。领导者在选报人才时，要做到扬长避短，适才使用，把那些有事业心，有工作能力但也存在一些毛病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不断开创事业的新局面。这就要求领导者一要有爱才之心，识人之智；二要有求才之渴，用才之艺；三要有容人之量，护才之魄。应该以正确的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以求克服其短。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充分的发现人才，正确的使用人才，把各种人才都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用之不竭。

（四）用人不疑

行政领导者必须具备充分放手让下属工作的胆识与气魄，要保证下属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古人有许多名言，如“国有三患，一曰有贤不知；二曰知贤不用；三曰用贤不信”，“用之则信，信之则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行政领导者只有坚持用人不疑，才能使下属在其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出积极性与创造性，并在此基础上使下属更好更快的成长。

（五）激励人才

行为科学认为，人都有自尊和被尊重的需要。都有实现自己潜在能力和才干的需要。这就要求领导者关心和爱护人才，与他们做工作中的同志，生活中的朋友。同时还要选择恰当的方式方法对人才进行激励。用养结合、合理激励、奖惩有度。

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这是现代化社会的最大特点。领导者运用好自己的时间，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凡有作为的行政领导，都十分吝惜时间，讲究运用时间的艺术。时间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行政领导者要善于运筹时间，精于安排时间，从事务堆中解放出来，使时间发挥更大的效益，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科学安排时间

科学安排好时间。在实践的安排上，要根据工作认为和近期目标，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科学的制定出年、季、月、周、日的时间计划，合理的安排好时间。美国企业管理顾问艾伦•莱金曾专门从事对节约时间写了一本《如何控制你的时间和生命》的书，其中提倡编制每天工作的时间表。他认为一个管理领导者，每天的事情很多，不可能件件做完，因而可将事情分解为“ABC”三类，A类事情最重要，B类次之，C类可以放一放。如果A、B两类事情办好，就完成了工作的80%。要是有人打电话催问C类的事情，就可将划入B类，要是有人亲自来找，就应把此事划入A类。莱金的做法贵在将有限的时间，安排在最重要的工作上。

（二）善于节约时间

善于节约时间。在时间的控制上，要尽可能地防止时间的浪费。一小时能完成的工作，绝不拖到一个半小时完成。这就要求选择领导者在处理行政事务时应该考虑三个能不能的问题：一是能不能取消它？二是能不能与别的工作合并？三是能不能用更“简便”的东西代替？也就是说，能不办的不办，能合办的合办，能用最简便的方法就用更简便的方法。取消、合并、用更简便的方法，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时间、精力的节省。有的领导总觉得，多办一些事，总比少办一些好，其实不然。事有三类：即是建设性的、消耗性的和破坏性的。建设性的当然多办一些好，但限于条件不可能办得太多，对于后两类当然办得愈少愈好。美国的《当今世界》更是列举了领导者节约时间的十条秘诀一是处理公务时一定要从重要的事情做起，程序不能颠倒；二是用大部分时间去处理最难办的事情；三是一部分工作交给秘书去做；四是少写信，若能用打电话解决的就打电话，一定要写的就尽量写便条；五是减少会议；六是拟定好安排工作的时间表；七是分析自己利用时间的状况；八是减少不必要的报告文件；九是传阅文件要减少到最低程度；十是尽量利用空隙时间看文件。在当今社会，任何随便浪费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

（三）提高时间的利用率

提高时间的利用率。在规定的时间里尽可能的提高时间的利用率，是现代行政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一门艺术。那些无法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的工作任务，而只能靠加班加点才能使工作完成的行政领导者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做法却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孙念云.善用人者为天下[J].中国人才，2009，（01）：69

[2]肖陆军.论行政领导艺术

[3]郭小聪.行政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