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领导地位构成三要素

第一篇：论行政领导地位构成三要素

【行政领导学课程论文】

论行政领导地位构成三要素

摘要：在实践中，行政领导地位是一个由多方面因素组成的系统，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领导职位，领导职责和领导权力，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实际的领导作用。

关键词：行政领导地位 行政职位 行政职责 行政权力

一、在其位应谋其政——行政领导职位

行政领导职位是根据宪法、行政组织法等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的规定，在行政组织中设定的具有行政领导职责和权力的职位。行政领导职位具有以下特征：（1）法定性，即基于行政组织法等法律、法规而设定，其名称、职责、职权、编制职数、职位待遇等都由有关法律法规所确定，未经法定程序和形式，不得随意撤销和变更；（2）正规性，行政领导职位一经确定，就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正式性，在任职资格、任职程序、任职方式等方面有着正式规定，其领导职位所对应的职务关系也相当确定，以便行政领导者在确定的职位上开展工作，行使职权；

（3）权威性，领导职位因具有法定权力，可以做出组织决策，支配组织资源，对于行政组织成员有很强的影响力，同时，作为行政组织的对外代表，对于社会公众有着很高的威望；（4）稀缺性，行政组织基本采取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形式带有金字塔式的特点，行政领导权力需要集中统一行使，这就意味着行政领导职位不可能无限增加，甚至要严格控制，所以，行政领导职位在行政组织中都是极少的，对于行政组织成员的任职需求来说，是极为稀缺的。

我国《公务员法》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将公务员分为行政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综合管理类的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关法律、职务层次和机构规格设置确定。

二、有职者应履责——行政领导职责

行政领导者占有行政组织的领导职位，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领导责任，行政领导职位上的责任也成为行政领导职责。行政领导责任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行政领导责任是行政组织的公共责任的集中表现，行政领导者作为行政组织的负责人，应当对于行政组织的行为及其后果承担领导责任，这种领导责任意味着最高和最终的责任；其次，行政领导责任是行政伦理的客观体现，行政伦理是行政价值理念、行政伦理规范和行政伦理实践的统一，行政组织的一切行为，都受到行政伦理价值理念和行政规范的指导和约束，都是行政伦理的实践活动，行政领导责任是行政伦理价值理念、行政伦理规范的具体化；再次，行政领导责任是受法律规制、受社会公众监督的责任，法律和行政规章明确规定了行政 1

领导责任的性质、内容和承担方式，社会公众对于行政组织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社会监督，行政领导者不得规避法律和行政规章，以对某项行政行为没有直接责任为由而拒绝承担责任。

行政领导职责的内容，是由行政组织规章制度或者临时性专门规定所确定的，因不同的领导职位而不同。一般包括：负责贯彻执行法律、法规，权力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主持制定、部署并领导实施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计划；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公共政策，决定本职范围内的重大事务和处理重大问题；正确地选拔使用人才，领导和管理部属，对部属的行政行为负有监督领导的责任；负责对本部门和下级机关及其人员的工作实行指导、协调、监督、检查。

按照责任的性质，行政领导责任分为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道德责任。在现代法治国家，这四种责任常常交织在一起，但他们在基本意义、责任对象、责任范围、问责原则、问责方式等方面又不尽相同。

法律责任有积极和消极之分。积极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指的是通过法律、法规、规章等加以规定和认可的法定义务，消极意义上的法律责任，是指行政领导者由于没有履行和未完全、妥善地履行法律义务而应当承担的相应法律后果。行政领导者的法律责任的特点是：第一，法律责任为法律明确规定，如刑法对于公务人员的渎职罪、玩忽职守罪等罪种的构成要件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只能依据法律。法律责任一般只限于违法者本人承担，不能扩大追究法律责任的范围。第二，法律责任主要从责任主体、归责原则、责任的追究主体以及责任的内容等方面认定。第三，法律责任具有强制性，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障法律责任的追究和实现。行政责任是行政领导者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但未构成犯罪，依据行政法规规章等应当承担的后果。对于行政领导者的行政责任的追究方式是行政处分，由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机关给予的制裁性处理，行政处分的种类、适用条件和执行方式等由行政法律法规规定，如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等，我国公务员法规定的行政处分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政治责任是行政领导者违反特定的政治义务导致的政治后果。现代民主政治要求行政领导者的行为必须符合政治目的，即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行政决策、命令、指挥等行政领导行为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随不受法律追究，但也要承担政治责任。对于违反政治义务的后果的确认和追究，往往与执政党、国家立法机关、社会公众团体等政治压力有关。在代议制国家，议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要求政府对议会负责，议会对于政府首脑和部门负责人，可以依法采取调查、质询、弹劾、罢免等追究方式。在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国家，政府组成人员对其主管的部门和事务的失误，要负单独政治责任，对政府的共同决策失误要负“连带责任”。可见，政治责任是一种信任责任，其内容和形式是宽泛的、非特定的，当着执政党、议会、社会公众要求行政领导者承担政治责任，其结果往往是行政领导者引咎辞职。

道德责任是行政领导者根据行政伦理的价值理念和行政伦理规范，承担的道

德义务。它既是外在的制约机制，往往与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政治责任联系在一起，又是内在的自律机制，建立在行政领导者对其职责的高度责任感和负责精神之上。道德责任的实现形式，一般是行政领导者对于自身行为的自觉检点、约束，对于决策指挥失误的公开检讨乃至引咎辞职等。

行政领导者的四种责任既有其相对独立性，也是相互联系的。比如，我国《公务员法》第八十二条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这里，就将行政领导者的政治责任、道德责任、行政责任通过法律形式加以明文规定，并且统一于法律责任，对“引咎辞职”的适用条件做出法律规定，设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强制性规范。

三、履行职责须有权——行政领导权力

关于行政领导权力的概念，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大致的观点是：领导权力是决策权，领导权力是一种能力，领导权力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领导权是影响部属的支配力量。根据有关观点，可以给行政领导权力下这样的定义：行政领导权力是指行政领导者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利用其合法地位，以各种激励方式和手段，引导部属同心协力达成行政目标的影响力。

从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的角度看，行政领导权力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权力性影响力，也称为强制性影响力，这是基于行政领导在行政组织中的法定地位和法定权力而产生的，具有国家法律和行政规章的强制力，通过行政组织自上而下的纵向指挥隶属关系而维系，权力性影响力的效力及于行政领导管辖的领域、地区和系统范围内，在规定的任期内发挥作用。二是非权力性影响力，也叫自然性影响力，是基于行政领导者的知识、经验、才能、品格、意志、道德情操、名誉声望等形成的感召力、亲和力，它不因合法的职位和职权而产生，对领导对象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也不能使用行政组织资源，动用奖惩等手段，甚至不因行政领导者的任职与否而变化，因被领导者对其的敬仰、尊崇和信任而产生作用。这两种行政领导影响力的统一，有利于行政权力的行使，使得被领导者对行政领导心悦诚服，反之，如果二者的脱节和对立，也会制约行政权力的效力。

行政领导权力的来自于多方面。美国管理学家H•A•西蒙认为，行政领导权力的来源有四：信任的权威，认同的权威，制裁的权威，合法的权威。概要地说，行政领导权力主要有以下几种：

（1）合法的权力，又称法定的权力。指基于行政组织中的法定地位或是组织规章、命令，组织契约等产生的权力。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确定了行政组织的领导职位，规定了相应的领导权力，是合法权力产生的法律渊源。部属必须服从合法权力，否则将构成违法或违抗命令，会受到法律、法规的制裁。在合法组织中服从合法的权力，是行政管理领域公认的价值观念，也是行政组织层级控制体系成立的前提条件。

（2）奖惩权，是行政领导者根据行政组织的规章制度，运用行政组织的资源、纪律对于部属进行奖励和惩罚，奖惩手段可以是物质的，如加薪、奖金、奖品，也可以是精神的，如表彰、荣誉称号或批评、记过等，还可以是职务上的，如晋升、降职、免职、开除等。奖惩权的行使是行政领导者根据激励理论，针对部属的有关组织行为，给予适当和必要的奖惩措施，而非行政领导者个人的主观好恶。行政领导者以其个人的态度、情感、人格等在奖惩中发挥自然影响力的作用，也是常见的，实际上是将其自然性影响力与其权力性影响力的有机结合。

（3）知识、能力专长权，又称为专家权。现代行政管理事务的日益复杂化和广泛性，要求行政领导者具备专门的知识、能力和技术。行政领导者，不仅要广泛联系和使用社会各界的专家，提供公共决策咨询意见，也要通过专业学习和专门训练，成为行政管理方面的专家。在行政组织中，具有较高专业知识水平、能力全面、经验丰富的人员，往往被其他成员所推崇和信赖，成为组织中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

（4）归属权，又称为关系的权力。行政组织中的某些杰出人物，因其人格、情感、意志、道德等个性魅力，给予其他成员以强烈的印象和影响，这种个性魅力对组织成员具有感召力和亲和力，能够产生和加强组织的凝聚力，使这些成员对其产生认同感、归属感，愿意接受其领导，归属权可能基于成员对行政领导者拥有的法定权力的敬畏，或者基于成员对行政领导者掌握的组织资源的需要和依赖，但是，更多来自于对于行政领导者的个性魅力的认同和信服。

相比较而言，行政领导权力的四种来源，法定权力和奖惩权主要是属于权力性影响力，而专长权和归属权主要是基于自然性影响力，四者的结合成为行政权力的共同来源，行政领导者依靠这些权力对其部属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在实践中，行政领导权力一般包括以下内容：对本组织、本部门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对直接下级人员的任免权和奖惩权；对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的支配权；对本组织、本部门各种活动的指挥权、协调权和监督权；对上级机关的建议权和提案权；将自身权力授予对下级机关和人员的权力；对外工作的代表权；其他法定的权力等。

行政领导职位、领导职责与领导职权三者是统一的。首先，行政领导者要有领导职位，这是行政领导者行使职权、履行职责的前提；其次，行政领导者要有职权，这是履行行政职责的必要条件；再次，行政领导者应当履行职责，这是行政领导者居于领导职位、拥有行政职权应尽的义务。作为行政领导者，责任是第一位的，权力和职位是第二位的，职位和职权是尽责的手段和条件，领导责任才是行政领导的真正属性。

第二篇：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成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层次和构建质料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层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精神 和生命之魂,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具有统摄和支 配作用,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可分为以下 三个主要层次。

第一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它是构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

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这是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

指导思想上一元化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我 们惟一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含义是高举马克思主义 旗帜不动摇。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指出,领导我们事 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 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2001年1月10日,在全 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地位必须始终作到两条,一是坚定不移地巩固 和加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 多元化;二是必须发扬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 神,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马克思主义在 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 益、愿望和要求,反映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这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 践,都是靠这个指导思想取得胜利的。这方面,要记 取的是苏联和东欧因指导思想的混乱导致剧变的教 训。马克思主义在和谐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决 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大厦的基本设计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指导地位,文化的性质就会 发生改变,也许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谐的,但 决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性质的和谐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同时并不否认其 他优秀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这表明了一元化的指导 思想和多元化的文化形式的关系,在一定范围内显 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层次。

在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关系

上,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 民主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 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抗日文化 的“共同语言”,也呈现出抗日—民主—马列主义这 样的梯层结构,是体现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多样 化关系的典范。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多层和多样的格 局中,也有一根政治底线,也有一种呈梯次延伸的“共同语言”。对此,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 工作会议上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他认为,赞成社 会主义制度,便可视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底线”。关于“共同语言”,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 和知识分子可以有“爱国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社 会主义制度方面的共同语言”、“共产主义世界观方 面的共同语言”[3]。这三个层面,显然也是呈梯次延 伸的,尊重了文化的多样性。新时期统一战线中,也 包含着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基础的文化、以拥护祖国和平统一为基础的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基础的文化。这种文化 分层,符合一元化指导思想与多元文化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中,也必然会在一元化和多 元化之间表现出类似的梯层结构。

由于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经济和社 会结构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和社会 思潮表现出多样化的形态,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 象。引导多元文化,使之成为和谐文化的有机成分, 关键是增强它们对指导思想的认同,不断丰富和发 展指导思想的新内涵,增强指导思想的现实基础、社 会基础和群众基础。用一元化思想引领和整合多样 性思想文化,倡导积极的,支持有益的,改造落后的, 抵制腐朽的,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人 们的精神力量,使指导思想在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中 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个层次: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它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渊源于中华五千年文明、植根于当代伟大实践、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是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广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的旗帜,是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伟大祖国、实现民 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 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 凝聚力和生命力。”[4]“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 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

本。”[5]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社会文化和谐了,就能 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兴旺发 达。共同理想能够把亿万人民凝聚在和谐文化的旗 帜下,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起 来,最充分地发挥出来。

共同的理想信念又是联系各种社会群体、超越

具体利益关系而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 的精神纽带。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个

人境遇和命运的差异性、多样性、偶然性明显增强, 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也明显增 强,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对共同理想的关注。特 别是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深化改革、体 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 整进入关键时期,原有体制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将 进一步触及,社会利益关系将更趋复杂,统筹兼顾各 方面利益的难度将会加大,同时,不同利益群体之间 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这已经对坚持共同 的理想信念提出挑战。能否始终坚定全体人民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不断巩固和谐 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长 治久安的大问题。

一定意义上说,精神文明与先进文化具有相同 或相近的意义,只是在内涵和外延上存在差别。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担负着不断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 质,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公民,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柱、思 想基础和智力支持的历史使命。先进文化能培养人 的信念,锻造人的灵魂,丰富人的精神生活。落后文 化和腐朽文化则会污染人的思想,腐蚀人的灵魂,破 坏社会的和谐与健康发展。当前,由于各种原因,社 会上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去占领,落后文 化和腐朽文化就必然会去占领。因此,必须高度重 视并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的文化,坚决 抵制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侵蚀,不断增强人们的 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巩固和谐 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

科技文化教育对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科技昌明、教育兴盛带来的必 然是文化的繁荣。科技文化不仅引导人们学会知识 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在潜移默化中全面提高人的素 质,对构建和谐文化、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促进 作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要通过科学文化丰 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但是,我们在文化建设中 决不能只求数量忽视质量,只求形式忽视内容,只求 外在忽视灵魂。要在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中坚持 “八荣八耻”导向,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中体现“八 荣”要求,在社会活动中体现“八荣”与“八耻”的分 野,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知荣辱、讲正气、树新风、促 和谐的文明风尚。

第三个层次:正确的舆论导向。它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保证。

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牢牢把握正确 的舆论导向,把党的意志和人民群众的心声统一起 来,把主流文化的导向作用与非主流文化的积极成 分统一起来。正确的文化导向,有助于坚持马克思 主义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以,一切思 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努力宣传科学 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必须掌握新闻舆论的领导权,提高引导水平,形成有 利于推进改革和发展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坚持 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以及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舆论。

引导非主流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对整合 各种文化意义重大。从辩证的观点来看,非主流文 化的存在具有合理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正是有了文化上的不同见地,才有文化的和谐相处 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个性文化,它所强 调的个性不是极端个人主义宣扬的那种自私的个 性,而是与集体性相和谐的个性,是崇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激励和鼓舞每个人为国家的 利益,为美好的理想锐意进取的丰富和完美的个性。各种文化、学说、流派相互切磋、相互批评、争奇斗 艳,可以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繁荣,但是,“百家”、“百花”无论怎样“鸣”和“放”,都不应该与国家意识 形态相抵触。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不是重合或平行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偏移度,甚至会有很大差 别。这种“文化偏移”现象,一方面促使主流文化在 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从非主流文化中吸取新鲜的、合理的成分,从而得以保持一种动态的发展,另一方 面也可能使主流文化随之偏离,冲击和动摇主流文 化的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建设和谐 文化,不能忽视非主流文化的影响,要积极引导,为 我所用,使之与社会主义文化相适应。因此,不能武 断地取消或消灭非主流文化,而要积极引导,把先进 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尊重个性文化,提倡 百花齐放、姹紫嫣红,力戒万马齐喑、鸦雀无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质料

(一)马克思主义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价值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根 本性质决定的,它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反映

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 性强调不仅要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马 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进一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二,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无产阶级 政权的建立和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进 一步发挥指导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三,中国 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 占指导地位的政治保证。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就 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并在改造主观世 界和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表现在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 过程中,表现在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在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们既是 先进文化的重要理论结晶,又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指导思想。

(二)中国古代传统的和谐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基因

在中国古代,“和谐”的实质是指尊重差异,注重 协调。“和谐”从哲学范畴到后来成为伦理准则,是 一个理想化的过程,其文化意蕴包括:小康社会的理 想层面、大同社会的理想层面、近代思想家的社会理 想等。这些文化意蕴,在民众心中积淀深厚,经过发 酵、蒸馏、升华,成为今天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谐社会的目标成为人们向往和追求的价值 体系,和谐的文化成为教化后代的文化内容,这些对 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树立良好的荣辱观,形 成共同的精神支撑,具有基础性作用。在构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中国古代传统的和谐思想对 调解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 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西方社会的先进思潮和方法可以为构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

西方社会的先进思潮和方法可以为我国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提供借鉴材料。中国传统文化侧重对超 验人生价值的追问,而西方文化侧重现实的致用;中 国文化重视群体的正义,而西方文化重视个体的正 义;中国文化重视人际的和谐,而西方文化重视人际 的界分;中国文化侧重价值的完满,而西方文化侧重 人生目标的实现[6]。中西方文化发展的路径差异, 提供了文化互补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西方文化的致 用性、个体性、务实性可以补中国文化“有神乏体”之

弱,而中国文化的高远性、和谐性、完满性又可以修 西方文化“有体乏神”之缺。中国文化固有的和谐智 慧,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质料后,更有益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开新。

(四)世界优秀文化的交流共生为构建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提供良好环境

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孤立封闭的,它还要与国外

优秀文化共处、共生,这是“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 的适度结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不仅要实现内 部文化和谐,还要走出国门,实现外部和谐或“跨界 和谐”。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7]。“不同”可以引 申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 在客观上存在的文化差异。我们要与他人和谐相 处,不必盲从附和他人的文化习俗,但要学会尊重他 人的文化习俗,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这 对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世界各国 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其优秀之处是我们构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材料。例如,西方进步的 社会理想;西方的艺术形式以及表达这些艺术形式 的技术手段;西方的先进生活方式以及优秀文化观 念系统等。这些外来文化因素经过中国文化的选择 性吸收后,就成为中国人生活背景的一部分,也使中 国文化因其多元性而具备了世界意义。当然,吸收 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必须在立足自身的基础上进 行。由此,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应充分利用 各种文化资源,创新文化“走出去”的形式和手段,吸 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提升我国的文化竞争 力,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面向世界、走向世界。

第三篇：论行政领导艺术

论行政领导艺术

班级：11届人力资源管理班姓名：王丽学号：1103131069

摘要行政领导者作为行政活动的组织指挥者，始终贯穿于整个领导过程和领导活动的各个方面，任何行政目标的实施与成功，都离不开行政领导者的组织指挥。然而行政领导者对于各个方面的掌握与支配，工作完成的质量与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的“弹钢琴”艺术、善于用人艺术以及运用时间的艺术等等，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领导艺术。因此，研究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是领导科学的一项摘要内容。

关键词行政领导艺术 弹钢琴 用人 时间

领导艺术是指建立在一定知识、经验基础上的非规范化的有创造性的领导方法、方式、技能等的综合性操作，也就是那些非程序化、非模式化、非定量化的高超的领导技能。领导艺术是领导者的学识、智慧、才能、胆略、作风、经验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是行政领导者领导方法的个性化、艺术化，是行政领导者在工作中结合普遍经验和个人体会而形成的，体现了领导者在工作中领导方法的创造性、随机性、权变性。杰出的领导者都是既具有大量的科学知识，又善于运用领导艺术，只有把领导艺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运用自如。艺术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种技巧，变化无穷，又有其规律可循。纵观古今中外，行政领导艺术的“共性”无外乎协调、用人、运时三个方面。

一、“弹钢琴”艺术

关于“弹钢琴”艺术，毛泽东曾经作过通俗的解释：“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相互配合。”首先，“弹钢琴”艺术要求行政领导者善于处理利好中心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关系，既要抓住主要矛盾，全力解决主要矛盾，又要注意兼顾其他方面的工作，防止工作中的片面化和绝对化。其次，“弹钢琴”艺术要求行政行政领导者注意行政组织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善于做好协调平衡工作，使各要素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良好关系。行政领导者运用好“弹钢琴”艺术，就能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做到突出重点，兼顾一般从而使工作井然有序、忙而不乱地顺利进行。但是在行政组织中，有时有这样一些领导，整天忙忙碌碌放弃了娱乐、休息和学习，甚至连看报纸、看文件的时间都没有，总感到时间不够，说到底就是因为处理事情没有把握好分寸，本来应该由下属去做的事情，下属执行的职权，却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事必躬亲，导致没有精力做好本职工作。

行政领导的工作包括决策、用人、指挥、协调、激励和监督。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做的，但是不表示全部都应该由部门的最高行政领导者来完成，而应该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分别授权给下属各级领导去做，让每一级去管理好本职范围内的事情。部门的最高行政领导应该只抓重中之重、急中之急，按照“例外原则”办事，即已经授权给下属去做的工作，领导这就要克制自己，不要再去随意插手，只需要管理那些没有授权的例外的非日常事务。领导如果太看重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不分巨细，事必躬亲，结果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还会挫伤下属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另外，行政领导处事时还应该当机立断，不得犹犹豫豫。当机立断就是要抓住事情发展的关键时刻、最佳时期，做出正确的决定，该办能办的事情立即就办，不该办不能办的事情应该采取措施立即停办。21世纪的处事艺术，就要讲求在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中，特别在决断重大事务时，不能光凭老经验办事，避免思维定势。要把理事与施权、授权、用人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适时调整，要掌握敢于和善于打破平衡的理事技巧。总之，行政领导应该学会“弹钢琴”，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中心工作，统筹兼顾，带动其他工作，协调平衡，不顾此失彼，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完成。

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古人所谓“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讲的就是人才之于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近年来，党中央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把人才问题作为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来抓，作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提出了人才强国战略和党管人才的原则，制定并实施了加强和改进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因此行政领导者要履行好领导职能，顺利的实现决策目标，就必须善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培养人才并科学的使用人才。具体如下：

（一）知人善任

“知人善任”是行政领导者的责任之一。要善于用人，首先必须“知人”，即对人的了解。知人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人才的过程。发现人才的方法很多。古有“伯乐识马”，事实证明，通过这种途径有可能发现真正的人才，但也存在弊端：一是作为个人的伯乐，其知识、经验以及他所了解的人数总是有限的，错识人才和漏识人才难以避免；二是一个完全没有私心的伯乐，在理论上无法证明。在今天，我们要以科学的选人用人方法和制度为保障，把人选准用准。为此，发明了许多新的识别人才的方法，包括群众举荐和考试录用、组织考察等。领导者应尽量避免“知人”简单化，通过一两次接触就下结论的“知人”方式。同时，在现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不但要善于知人，还要善于任用人才。

（二）任人唯贤

任人唯贤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用人路线。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用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与用人唯亲的用人路线是根本对立的。要做到用人唯贤，就必须反对用人唯亲。用人唯亲就是用人问题上不是出以公心、唯才是举，而是从个人恩怨、好恶出发，以亲疏作为取舍标准。从本质上讲，用人唯亲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党内不正之风在用人问题上的反映。而用人唯贤就是反对那些在用人问题上以个人的好恶、亲疏为标准的庸俗恶劣的作风，坚持按照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把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选报到各级领导岗位上，以确保国家公务员队伍的优化。

（三）用人所长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行政领导者的任务在于知人所长，用人所长；容人之短，避人之短。即“对有大略者不问其短”不“以其小恶，忘其大美”，更不能“指瑕掩善”、埋没人才。领导者在选报人才时，要做到扬长避短，适才使用，把那些有事业心，有工作能力但也存在一些毛病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不断开创事业的新局面。这就要求领导者一要有爱才之心，识人之智；二要有求才之渴，用才之艺；三要有容人之量，护才之魄。应该以正确的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以求克服其短。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充分的发现人才，正确的使用人才，把各种人才都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用之不竭。

（四）用人不疑

行政领导者必须具备充分放手让下属工作的胆识与气魄，要保证下属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古人有许多名言，如“国有三患，一曰有贤不知；二曰知贤不用；三曰用贤不信”，“用之则信，信之则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等行政领导者只有坚持用人不疑，才能使下属在其职权范围内充分发挥出积极性与创造性，并在此基础上使下属更好更快的成长。

（五）激励人才

行为科学认为，人都有自尊和被尊重的需要。都有实现自己潜在能力和才干的需要。这就要求领导者关心和爱护人才，与他们做工作中的同志，生活中的朋友。同时还要选择恰当的方式方法对人才进行激励。用养结合、合理激励、奖惩有度。

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这是现代化社会的最大特点。领导者运用好自己的时间，是提高行政效率的关键。凡有作为的行政领导，都十分吝惜时间，讲究运用时间的艺术。时间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有限的。行政领导者要善于运筹时间，精于安排时间，从事务堆中解放出来，使时间发挥更大的效益，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科学安排时间

科学安排好时间。在实践的安排上，要根据工作认为和近期目标，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科学的制定出年、季、月、周、日的时间计划，合理的安排好时间。美国企业管理顾问艾伦•莱金曾专门从事对节约时间写了一本《如何控制你的时间和生命》的书，其中提倡编制每天工作的时间表。他认为一个管理领导者，每天的事情很多，不可能件件做完，因而可将事情分解为“ABC”三类，A类事情最重要，B类次之，C类可以放一放。如果A、B两类事情办好，就完成了工作的80%。要是有人打电话催问C类的事情，就可将划入B类，要是有人亲自来找，就应把此事划入A类。莱金的做法贵在将有限的时间，安排在最重要的工作上。

（二）善于节约时间

善于节约时间。在时间的控制上，要尽可能地防止时间的浪费。一小时能完成的工作，绝不拖到一个半小时完成。这就要求选择领导者在处理行政事务时应该考虑三个能不能的问题：一是能不能取消它？二是能不能与别的工作合并？三是能不能用更“简便”的东西代替？也就是说，能不办的不办，能合办的合办，能用最简便的方法就用更简便的方法。取消、合并、用更简便的方法，意味着效率的提高和时间、精力的节省。有的领导总觉得，多办一些事，总比少办一些好，其实不然。事有三类：即是建设性的、消耗性的和破坏性的。建设性的当然多办一些好，但限于条件不可能办得太多，对于后两类当然办得愈少愈好。美国的《当今世界》更是列举了领导者节约时间的十条秘诀一是处理公务时一定要从重要的事情做起，程序不能颠倒；二是用大部分时间去处理最难办的事情；三是一部分工作交给秘书去做；四是少写信，若能用打电话解决的就打电话，一定要写的就尽量写便条；五是减少会议；六是拟定好安排工作的时间表；七是分析自己利用时间的状况；八是减少不必要的报告文件；九是传阅文件要减少到最低程度；十是尽量利用空隙时间看文件。在当今社会，任何随便浪费的行为都是不可原谅的。

（三）提高时间的利用率

提高时间的利用率。在规定的时间里尽可能的提高时间的利用率，是现代行政领导者必须具备的一门艺术。那些无法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的工作任务，而只能靠加班加点才能使工作完成的行政领导者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做法却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孙念云.善用人者为天下[J].中国人才，2009，（01）：69

[2]肖陆军.论行政领导艺术

[3]郭小聪.行政管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第四篇：论行政领导艺术

论行政领导艺术

行政领导艺术是指行政领导在认识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灵活地处理模糊性、随机性问题的一种创新的能力和技巧。领导艺术是一种高水平的领导方法，但它不是一般的领导方法。它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产物，是领导者的智慧、学识、才能、胆略、经验的综合表现。领导艺术的主要内容有：

1.善于调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一个领导者要善于根据党和国家的利益，掌握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的理论和激励群众的艺术。西方的一些管理学家也认为，辨认一个领导者是否有领导才能和艺术，主要是看他手下的员工是否经常有卓越的表现。满足群众需要、调动群众积极性，这一原则已引起西方学者广泛的注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尽管带有一定的主观片面性，但是它也告诉我们的领导者，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对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至关重要。因此，我们的各级行政领导，要关心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扎扎实实为群众办事实。要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出发，关心人民疾苦，解决实际困难，切实抓好公益事业，解除广大人民群众的后顾之忧。

2.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才能和智慧。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人才是关键。而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发挥每个人的智慧和才能，却要靠我们的各级行政领导的高明的领导艺术。人的才能的潜力是很大的，幸运的人可以使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限，一般人的才能往往只能发挥30%就匆匆结束了生命。管理科学上有句名言：“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人才。”即是说明人才到处有，就看领导用不用。只有无能的领导，没有无用的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理所当然的成为四化建设中的主力军。各级行政领导都要像邓小平同志讲的：“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要爱才，慧眼识才，大胆用才，大量容才，尽量育才，千方百计地发挥人才的作用。

3.设计良好的工作环境。邓小平同志说：“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好的社会环境，极大的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任何人都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中工作和生活。领导者除了创造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外，还要建立具有吸引力的组织环境，包括建立严格的规章、纪律和程序的组织机构。大家有了主人翁的责任和 合理的身份，有了赏罚分明的制度，有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工作准则，有了民主友好的气氛，有了学习晋升的机会，这些条件具备了，领导工作

就会得心应手。

在现代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领导者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很多问题没有规范化的程序，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参考，但这些非规范化、非程序化的问题又必须行政领导者去解决。能否解决，解决的效果如何，这就要看其是否具有现代领导艺术，领导艺术是否高超。现代行政领导艺术具有如下特征：

一、非规范性

行政领导艺术是在处理模糊性、随机性问题过程中运用的一种创新的能力和技巧，没有固定的模式。领导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具有一定模式的，例如：决策有它的原则、方法、程序；选贤任能也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但领导艺术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灵活运用，不能固守某种模式。

二、灵活性

行政领导艺术的运用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行政领导者在运用领导艺术时不能千篇一律，行政领导者应灵活掌握。领导艺术的灵活性是行政领导者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技巧。钱学森曾说过：领导艺术是一种离开数学领域的才能，它能从大量事物的复杂关系中判断出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具有领导艺术的行政领导者，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不能靠数学的推理，而是凭借一种直觉，一下子抓住了事物的本质。

三、新颖性

行政领导者在处理模糊性的复杂问题时，没有模式可套，也不是一般原则能推导出来的结论，必须靠领导者调查研究，分析，决策，也就是要进行创造性的思维。领导艺术最忌的是没有创新，照搬照抄。但反对照搬照抄不是反对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学习、借鉴别人的经验也有创造性的运用。

四、科学性

行政领导艺术是非规范化的，灵活的，新颖的，又是科学的，这是建立在深厚的管理科学基础上的。行政领导艺术附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适应管理的内在需要，并附符合科学的管理要求，是管理理论的最有效地运用，具有科学性。否则，行政领导艺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行政领导艺术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全过程和领导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它有高层领导艺术，中层领导艺术，基层领导艺术；有决策艺术，沟通艺术，协调艺术等等。注意领导艺术的领导者，也很注意领导艺术的运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抓关键：行政领导者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必须抓住关键，抓中心，抓重要环节。毛泽东同志说：“任何一级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点放在那些对于他们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问题或动作上。”行政领导应抓的关键是：1，抓事关全局的战略决策，确定行政目标；2，抓纲领性的行政计划；3，抓行政系统的高效能运转，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改革。使其不断自我完善；4，正确处理各部门之间的事、权、利的冲突，沟通信息，组织协调监督检查，激励下属进取的精神。

抓关键、抓大事，不为杂事所左右。但是，作为统筹全局的行政领导者有时又不能不过问平常的事情。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会出现两种倾向：要么领导包办代替，一包就死；要么撒手不管，不管就乱。因此，领导抓中心时不要忘记抓一般，既要反对没有中心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倾向，又要反对只抓中心忽视全盘工作的毛病。多中心不行，单打一也不行。必须分清大小、主次、缓急和点面的关系，做到大事自己办，小事委托办，急事优先办，新事积极办，现事照常办。

二、善于运筹时间：行政领导者善于运筹时间，不仅是个人领导艺术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工作的成败。所以，行政领导者必须树立时间观念，精心安排自己的时间，杜绝时间浪费。这里有几种科学运筹时间的方法：1，ABC时间管理法；2，时间统计法；3，整批使用时间法；4，一般时间节约法。

三、掌握好例外、避亲和公益三原则：1，例外的原则。对于例行公务，领导只要批转给承办部门安规定办理就行了。领导应集中精力抓好例外工作，即工作性质、方针、程序和方法没有名文规定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避亲的原则。我国历史上任选官吏有一条规矩：选贤推贤不避亲，用贤处事要避亲。这就是说，自己的亲戚真正是贤者可举，但不能留在身边工作。3，公益的原则。一般来说，领导班子分工把口，各项工作都有人负责，照理说公共问题应该好解决。但是，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往往出现一些公共事情无人管。因此，作为主要领导者，应该抓一抓那些无人管或别人管不了、管不好、不爱管的公益事情，这也正式人民公仆的体现。

行政领导艺术包含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行政领导者要提高行政效能，不仅要掌握现代领导科学知识，更要善于运用行政领导艺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后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就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只有那些能够有效地驾驭领导艺术的领导者，才能不断取得事业的成功。

第五篇：论行政滥用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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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滥用职权

作者：陈筱筱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2期

【摘要】“滥用职权”作为行政行为撤销标准之一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遭遇了适用的“瓶颈”，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滥用职权”的定位不科学。对于“滥用职权”的审查应秉持一种客观的立场，从目的、手段等诸因素出发进行判断。

【关键词】行政滥用职权；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

一、两则公报案例引发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年第4期和1996年第1期分别登载了如下两则典型案例，其一为张晓华诉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1]其二为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诉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2]两个案件的相关事实大致相同，即公安机关借刑事侦查为名非法限制原告人身、财产自由，然而法院对上述事实却做出了不同的认定。对于案例1，初审的义乌市人民法院认为：“磐安县公安局越权干预经济纠纷，以刑事侦查为名，限制原告张晓华的人身自由，扣押其财产，侵犯了张晓华人身权利和合法权益，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4目规定的„超越职权‟的行为，”据此撤销了被告的行政行为；而案例二中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其（1994）鄂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中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5目即“滥用职权”撤销了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相同的案件事实为何法院适用了不同的撤销标准，导致滥用职权撤销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又是什么？

二、滥用职权标准适用混乱的原因解析

笔者认为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适应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确立的整个司法审查体系存在立法缺陷。

首先，各撤销标准之间缺乏内在逻辑上的连贯性，相互之间存在交叉、重复。法院对某个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时往往是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虑的：事实问题、法律问题及程序问题。那么相对应《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5个撤销标准，证据不足属于事实问题，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属于法律问题，违反法定程序属于程序问题，而剩下的滥用职权、超越职权又属于哪个范畴？且在事实、法律适用和程序三个审查标准可以周延的情况下，滥用职权标准和超越职权标准就可能被前三个撤销标准所涵盖，而不是与之相并列。

其次，重视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合理性审查处于虚置状态。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确立了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就是说我国的法院一般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的审查只存在于行政处罚领域。该条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法官只重视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对于合理性审查则往往将其忽略。而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的“滥用职权”标准自然也得不到应有的待遇。

三、滥用职权标准的判断

理论上对于滥用职权的判断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主观标准。正如有学者指出，行政滥用职权的成立，要求行为主体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过错。[3]第二种观点则主张对“滥用职权”的判断应采用客观标准，也就是说“滥用职权的判断可以不问主观动机如何，只要在客观上看来武断专横，同等情况不同等对待，应该考虑的因素没有考虑，就可以判定滥用职权”。[4]

笔者认为在整个合法性审查标准体系还未修正前，如果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在实践中会陷入相对困境。首先，在司法审查过程中，如何认定行政机关的主观故意缺乏明确的操作规则，“滥用”一词本身就带有浓重的主观否定评价色彩，行政机关在行政裁量权限范围内对此否定不会欣然接受，甚至常常会产生抵触情绪，这对于法院判决的权威性会产生一定影响。其次，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角度而言，如果仅在行政机关主观上存在故意过错时才构成滥用职权，那么当行政机关主观上并不存在“滥用”的非法意图，但客观上却产生了侵害相对人的结果，此时行政相对人要想得到有效救济则存在困难。因为按照主观判断标准，由于行政机关主观上并没有故意为之，那么就不构成滥用职权，即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也无法以“滥用职权”为由将其予以撤销。在上述情况下，法院可能有两个选择：第一，法官可以放弃“滥用职权”的审查路径转而适用其他撤销标准，且在审判实践过程中法官也倾向于此种做法。而这种选择所产生的问题就是“滥用职权”标准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很少得到适用，往往被束之高阁，即使适用也与其他撤销标准相混淆。第二，如果是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法官就可以以“显失公正”为由做出变更判决。而该选择的缺陷在于它的适用范围有限，只适用于行政处罚领域。由此可以看出对“滥用职权”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审判风险。从现代行政法的价值理念看，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乃是行政诉讼核心价值。撤销标准作为行政诉讼重要的制度设计自然也应充分体现这种价值精神。主观标准的选择显然无法适应这一点。因此对“滥用职权”的判断采用客观标准才更为妥当。

而具体来说，如何判断“滥用职权”，其判断要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是否违反法定目的；（2）其结果是否显失公正；（3）所采取的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4）是否能够平等对待。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上四个方面综合考量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涉及“滥用职权”，而其主观上是否故意则可以在所不问。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张晓华不服磐安县公安局限制人身自由、扣押财产行政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4，（4）.[2]最高人民法院.黄梅县振华建材物资总公司不服黄石市公安局扣押财产及侵犯企业财产权行政上诉案[Z].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1）.[3]关保英.论行政滥用职权[J].中国法学，2005，（2）.[4]胡建淼.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13-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