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比较“革命与爱情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第一篇：试比较“革命与爱情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题目：

试比较“革命与爱情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摘要：建国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多是革命斗争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反映知识分子生活题材不多,而以女性视角关注的知识分子题材则更少,本文以《青春之歌》和《红豆》为例说明此时期女性作家小说创作的共性以,更进一步挖掘两者的异质呈现。因此去分析革命爱情小说。透过此小说看时代背景下的革命与爱情。

关键词：十七年代文学 爱情 革命 知识女性 学术思想 现实主义 理想主义

引言：爱情与革命向来是很少联系在一起的。甚至两者有些异端的对立，风马牛不相及。在建国十七年时期很少会出现爱情小说多是革命与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时代的大背景下爱情反而成为一种禁言的话题，因此《红豆》和《青春之歌》这少有的以当代爱情以当代知识女性为题材的小说成为了那一时代的“异教徒”。但是以我们现在的视角去分析去理解当时这文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不难发现文章都是探索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如何改造自己、探求新出路问题的,但是小说体现出内涵气质差异却很大,作品命运也大相径庭,非常耐人寻味。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区别，爱情与革命的对立相依。在那个时代知识女性对爱情的向往却又看不到未来的种种挣扎对前方不确定的迷茫，革命环境下的冲击，最终向着悲剧的尾声迈进。一切的一切都表现出两位女性作家对大时代背景的无奈和现实真实的写照。小说中最令人着迷的其实是无处不在体现的人性的光辉，女性作家写作的优势在于她们有敏感的神经可以让她们把人性的细腻、复杂、多变、矛盾酣畅淋漓的展现。主体思想的贯穿使得小说特殊超然于当时的作品之上脱颖而出。时至今日仍散发着文学魅力引人入胜。因此我在此试分析两片优秀的小说。

正文：在十七年代文学的大背景下，《青春之歌》和《红豆》都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下的产物，作者要表达的都是宏大的主题：冲破封建的牢笼和束缚，对封建伦理的反叛和个性追求，对革命向往以及知识分子的觉醒等高姿态的写作。《青春之歌》和《红豆》在此意识形态之下都呈现出对革命与爱情两者的辩证对立关系。

《青春之歌》和《红豆》是同一主题下的不同倾向。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红豆》。宗璞的《红豆》是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揭示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小说通过一个爱情悲剧，表达了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如何选择自己道路和前途的人生命题。这篇作品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激情，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在短小的篇幅内可贵地表达了知识分子自己的叙事视角，虽然浮光掠影，却隐晦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在大痛苦与大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人生选择和内心矛盾，突现出作者在当时特殊年代对青年的爱情观和心理活动人性关怀。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这一系列丰富的心理活动，在爱情和革命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下，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江玫性格与心灵的清晰脉络。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与追求，也是祖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生机勃勃、孕满希望的年代里一代人拥有的共同的真诚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软弱到坚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不但揭示了“爱情为革命服务”的主题，而且显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丰富和复杂性。

作家宗璞在真实地将这对恋人恋爱中的欢乐、痛苦、缠绵描写得细致入微，感人肺腑的同时，就是要激起当时在爱情上的种种正确观念的产生。让这种对爱情如泣如诉的抒写能够在那个以歌颂为主的“文学独白”的年代绽放光彩，让更多的人特别的作家更多地去思考人的思想，人的内心活动，以及人的价值观念等因素，让中国的文艺界多生产一些具有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作品。可以说

《红豆》是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爱情小说，它不仅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而且表达了一种爱情观念。

其次再来看看《青春之歌》。《青春之歌》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爱国运动，反映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真实地再现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面貌。尖锐的民族矛盾、残酷的阶级斗争考验着每一个人。小说塑造了这一历史背景下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且以对林道静的塑造为主线贯穿始终，详尽讲述林道静是在自身的艰苦的革命活动和曲折的锻炼改造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青春之歌》规模庞大，但繁而不乱，所有广阔的现实生活，众多的人物，复杂的事件，时空的变迁全都通过林道静一人的经历贯穿起来，使得文章内容丰富而线索鲜明。文中对比映衬手法的使用，使各种人物的形象更鲜明，人物内心世界更是如窗洞开，作品因而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小说中革命青年的光辉理想和勇于献身的革命热情，有着强大的促人奋发的感染力。

其实《青春之歌》和《红豆》都是写一个女性小知识分子如何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投身时代的洪流走上革命的道路，慢慢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故事。这两部作品中，作家都是以爱情出发，描写了知识分子女性细致的感情生活，其爱情必定是贯穿革命这个主体，与爱人在革命道路上一同觉醒与成长，在那个时代的女性作家，都无法摆脱“为政治服务”这一思想的束缚，她们都认为爱情一旦背弃了革命将无法永存，必然走向奔溃，爱情只有依附革命，才能重获新生。虽然如此，但两部作品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青春之歌》侧重“革命”而《红豆》侧重“爱情”。

《青春之歌》比起《红豆》来革命性，政治性更加强烈，无法摆脱政治意识的束缚，即无法跳出“革命+爱情”的枷锁，林道静的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渐渐完成的，然而她的选择不仅仅只有人生道路的选择还有爱情的选择，而人生道路的选择决定了其爱情的选择。《青春之歌》中“爱情的选择”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两条双声并置又相互交织的叙事线索，林道静与余永泽在政治上的分歧让她明白，不是走一条路上的伴侣是没办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打扰，这只是自己骗自己。细究起来，余林两人的劳燕分飞，与其说是余永泽以某种言行破坏了在林道静中的美好形象，不如说是林道静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更高的革命理想导致了这段感情的破裂，因此，是革命与否最终决定了爱情的较量和选择。

如果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掺杂了爱情故事的革命书籍，那么《红豆》就是在革命时期的爱情小说。

《红豆》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描写了女性知识分子真实的情感生活，反映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与真实性，改写了一直以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模式，更多体现了作家对爱情，对人性的一种关怀。在《红豆》中，爱情意味表现十足，表现在江玫和齐虹之间的分分合合，纠纠葛葛，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故事。小说的题目为“红豆”，作者大概是借用“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颉，此物最相思。”这样唯美的诗句吧，显得浪漫诗意，从题目上就显示出了文章的宗旨——爱情的表达。

《红豆》最大的特点就是讲述了富有悲欢苦乐，有血有肉的内心故事，毫不掩饰地写出了江玫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时，对过去爱情的眷恋和缅怀。在描写江玫和齐虹的爱情时作了大量的细节刻画，江玫明明知道与齐虹的恋爱不会有结果，但终陷于纠葛，难舍自拔的困难境地，江玫内心的痛苦，在文本中都字字可见，小说语言的运用中描绘真切、语言简约，以质朴无华的文字传达爱之深，痛之切的情思，真实而感人，字里行间充满雅韵逸致，文化气氛浓郁。她通过细腻的心理剖析，把那种理智上面要割舍，情感上又难以割舍的爱情，写得缠绵委婉。《红豆》展露出天然纯真的爱情心理，体现了人性真实的部分还原。作者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表现出知识分子在痛苦和欢乐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洪流中所面对的矛盾与挣扎，这正式作者感情的真实流露。在江玫理智的选择和清醒的认识后，所带来的并不是像《青春之歌》的林道静那样的大彻大悟，而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

对于《红豆》如此真是细腻的描写，我们可以提出很多质疑的地方，例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与余永泽的决裂，就是因为两人的政治去向不同，就分道扬镳，之后就不再留恋，这样的情感表达是否真实可靠？而且，对于余永泽的前后描写反差过于大，前部分对余永泽过于褒，后又过于贬，这种人性格变化的差异是否接近于现实？所以相对于《青春之歌》来讲，《红豆》的真实性又略胜一筹了，不难看出，杨沫的个人姿态是站在政治的背景下，深深的打上了为政治服务的烙印，而对于宗璞来讲，她是基于个人的情感来写，重在凸显人性，尽管她极力迎合政权，但她个人姿态下的写作依旧保持着对人性的关怀。

结论：爱情和革命原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范畴，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交织在了一起，《青春之歌》、《红豆》为我们揭示和隐喻了爱情和革命的复杂关系，我们不能做简单的肯定和否定来评判江玫和林道静的爱情谁胜谁负，我们必须客观的看待在特殊的社会大环境下的爱情复杂而又矛盾的双重性特征。不论怎么样这两本小说的最深含义还是赞美爱情憧憬爱情，但是却在时代背景下对人生未来怀有一种不确定感。

第二篇：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还有《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两篇接近四言诗的韵文。

诗歌是诗人成就最突出的方面，一百多首诗，具有丰富的内容。

诗人生在极端黑暗的社会里，却坚持高远的理想和志趣，一部分作品表现出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和郭主薄》诗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饮酒》第八首说：“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在，卓然见高枝。”霜威下盛开的菊花和不凋的青松，正是诗人挺立不屈的性格的象征；诗人在《咏贫十七首》和《扇上画赞》中还歌颂了不少固究守志的人物。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品格，诗人一方面对腐朽的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咏贫》第一首说：“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馀辉？”这朵晴空飘浮的孤云，象征诗人的处境和命运，它孤独无依，会无声无息地消灭，但也表现了诗人的态度，它要远去尘埃，永远保持自出和高尚。另一方面，也对污浊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在饮酒二十首里，他借着“醉人”的语言，或是指责社会上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第六首），或是揭露政治的陷阱危机（第十七首），或是鄙弃世俗的虚伪和欺诈（第十二、十九首），在最末一首里，他说：“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虽然他美化了孔子，但他更主要的是对驰逐名利的颓败上风感到无比的愤激和沉痛。

陶渊明的志趣与性格，终于使他同政治阶级上层社会完全决裂，回到田园中来。他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他的田园诗充满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如《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鸭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羁鸟”、“池鱼”，把退处田园说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社会的鄙视。诗人着重地细致地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爱。在这里，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

当诗人尚未离开宦途时，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但当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出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

诗人的田园生活虽然是远离统治阶级，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心赏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农民共话桑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邻里的相与宴饮：“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也有天伦之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所以，他的田园诗是有着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的，这也是他的田园诗动人的原因之一。

尤其可贵的是他的田园诗还反映了劳动生活的内容。如《归园田居》第一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带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劳动者的形象。《怀古田舍》诗说：“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在田野风景和农事活动的描写中洋溢着一种喜悦之情。由于诗人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并由衷地喜爱它，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他的一些田园诗还表现了只有一个劳动者可能体会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二首说：“桑麻日已长，我上日以广。常恐霜同草莽。”表现了他对农作物收成的密切关怀。《归园田居》第二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未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上大夫的思想意识，使他的田园诗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

陶渊明还有一些田园诗描写了他的田园生活的贫困状况。《示庞尘簿邓治中》说：“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有会而作》说：“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这些诗虽然只是描述他自己晚年每逢天灾不免屡受饥寒的境遇，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想见当时农民们的更加悲惨的生活情景。

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是极其复杂的。《诗史述屈贾》中说：“进修德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有时甚至企图以醉酒忘世，“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或者用道家顺应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这些都不能完全消除他壮志未遂的苦闷。《杂诗》第二首说：“气变悟明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以看到诗人在光阴虚掷中极度矛盾不安的心境。诗人也一直没有丢掉疾恶与除暴之心。在《读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传说指出“肆威暴”的人，必会遭到悲惨的结局。在《咏荆轲》一诗中，诗人热情地歌颂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除暴的壮士荆轲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读山海经》第十首还歌颂了精卫和刑天虽死不屈的精神。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威，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等！

这无疑是诗人不屈的意志的表现。“猛志故常在”，说明诗人心中永远燃烧着一股不熄的火。上述这“金刚怒目式”的一面是诗人性格和创作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除此以外，从《拟古》的“少时垃且历，抚剑独行游。谁云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和他听见关中收复以后在《赠羊长史》诗中写的“九域甫已”，逝将理舟舆等诗句，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关怀收复中原的爱国热情。

诗人较晚时期所写的《桃花源诗并记》标志了诗人思想发展的高度。诗人在这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思想。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这里的生活是富裕、和乐而安宁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屋；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所得也全归自己所有，没有封建的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诗人指出这是一个“与外人间隔”的“绝境”，是桃花源中人们的先世为逃避赢秦暴政而开辟起来的一个新世界。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这实际表明是一个与秦汉魏晋等封建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想世界。

陶渊明不满黑暗现实，很早就追求理想的社会。但由于生活经历了限制，那时他还只能从传说中的古代寻求理想社会的图案，他在诗中流露“黄唐莫逮”的概叹。这样，他的社会理想不能不是朦胧抽象而又具有浓厚的复古主义倾向的。可是经过田园生活实践之后所提出的桃花源理想便大大不同了。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对劳动认识的提高，对封建社会认识的加速，提出了上述一些具体的生活原则。这是诗人田园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产者对造成战乱和贫困的封建社会所提出的抗议，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的愿望。它虽然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却启发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鼓舞人们反抗不合理现实的斗争。

陶渊明的消极思想在他的诗歌中也不时流露。“穷通靡所虚，憔悴出化迁”，表现了他的委运乘化、乐天知命的消极的人生观。“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显然是一种及时行乐和虚无幻灭的思想。“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也流露了颓唐情绪。

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的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这是和他的诗歌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读山海经》第一首：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完全是白描的手法，语言十分平淡，使人读来毫无吃力，只觉得接触到一片生活情景，而这些情景、生活以及诗人的志趣和心情，无一不是诗人真实的感受，所以写来十分亲切。

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浓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肖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新鲜，仲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像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景象，生机盎然。这是只有经过亲身体验与深切感受之后才能写出的诗句。又如“春秋多佳目，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闲，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平常无奇的八句诗却写出一片生动的田园生活的声音和气氛。苏轼说陶诗，正好说明了这个特点。

陶渊明的一些诗歌还富有意境。这在他的田园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很不相同。谢诗往往只给人一幅幅客观的山水画面，陶诗却在使人接触到田园生活画面的同时，而引入到一种境界中去。如前引的《归园田居》第一首，我们不只看到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见深巷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一切还构成一种境界，它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这种特点的形成与诗人的创作方法密切相关。诗人写作田园诗，目的并不在于客观地描摹田园生活，而是要强调和表现这种生活中的情趣。因此，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影象，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到诗中来，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极不平凡的思想意境，它潜移默化，使人们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所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中产生的。由于他的诗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浑然一体。这在艺术上又与汉魏诗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不谋而合。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还有《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两篇接近四言诗的韵文。诗歌是诗人成就最突出的方面，一百多首诗，具有丰富的内容。

陶渊明的诗歌由于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完全一样。比如他的田园诗多半萧散冲檐，而《咏荆轲》等诗却豪放有力。但后者虽然豪放，却又“豪放得来不觉”（朱熹语），和他的田园诗的来淡自然仍有相通之处。

他的诗歌虽然在晋宋之间自成一格，自然流露，不假雕饰，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看出古诗，曹植、阮籍、左思对他的潜在影响。象《拟古》的“日暮天无云”等“风华绮靡”的诗中，精神面目和阮籍《咏怀》接近，而他的《咏贫士》、《咏荆轲》等诗，又显然是受了左思《咏史》的启发。锺嵘《诗品》说他的诗：“又协左思风力”是十分正确的。

参考文献：

1、陶渊明《归园田居》

2、陶渊明《读山海经》

3、陶渊明《桃花源并记》

4、陶渊明《诗史述屈贾》

第三篇：浅析《青春之歌》的艺术特色

浅析《青春之歌》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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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小说《青春之歌》是以“九·一八”事变至“一二·九”运动爆发这一段历史时期为背景，以青年知识分子林道静的坎坷曲折道路为主要线索来歌颂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运动的。作者通过细密的观察、细致入微的表现生活艺术地反映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北平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通过多种途径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歌颂了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英勇斗争的精神。

关键词：观察的细密、表现生活的细致入微、多种途径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情节结构着眼于主人公的成长

杨沫（1914—1995），当代女作家。原名杨成业，笔名杨君默、杨默、小慧。曾担任中国作协理事、北京市作协副主席等职。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的优秀长篇，成功地塑造了知识青年林道静这一艺术典型。小说在读者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影响深广，曾由作者改编为电影剧本，拍成同名电影上映。杨沫的作品还有中篇小说《苇塘纪事》，短篇小说选《红红的山丹花》、《杨沫散文选》，长篇小说《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长篇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以及《杨沫文集》等。

《青春之歌》是杨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如何走上革命道路，并成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曲折过程。林道静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逃避为男人当“玩物”和“花瓶”的命运，踏上流亡之路的。她逃离家庭，到北戴河附近的杨守村小学投亲不遇，做了代课教师。然而，校长余敬唐却阴谋把她嫁给当地的权贵，走投无路之下她投海自尽，被一直注意她的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余永泽唤醒了林道静对生活的热情，在余永泽爱情的感动下，她答应和他共建爱巢，从小孤苦无依的林道静暂时享受到了家庭的温馨。但她不甘心被人供养，先是寻找工作受挫，后接触到北大的爱国学生，思想上受到触动。当遇到共产党我卢嘉川之后，她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余永泽一再拦阻她参加革命活动，并导致卢嘉川被捕。林道静在惨痛的事实面前如梦初醒，决心离开庸俗自私的余永泽，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从此她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软弱，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小说《青春之歌》通过各具一定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活动构成的较为曲折的艺术情节，通过鲜明生动的艺术语言和耐人寻味的种种艺术手段，将作者的创作立意完美地展示出来。其艺术特点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一、观察的细密与表现生活的细致入微

《青春之歌》的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作者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细腻，特别是在妇女形象的塑上，对她们的言行举止、内心活动，刻画尤为细致、生动。在表现林道静初次接受散发秘密宣传品任务，接过盛放革命传单的手提包时，小说这样写道：“道静小心翼翼地接过那个半旧的古铜色的小提包；好像母亲接抱自己初生的婴儿。片刻间，她的心头充溢着一种幸福的、欢乐的感情，这感情是怎样激越和有力，竟使得她忘掉了刚才的紧张，紧紧把提包搂抱在怀里，眼睛燃烧似的瞅着卢嘉川„„”，当她携带宣传品走上街头时，作者又细腻的写道：“她像在等待什么，又像在窥伺什么。她手里提着一个华丽的手提包，穿过一个胡同又一个胡同。当她听到似乎有脚步声或者什么声音的时候，她就停了下来，把苗条的轻捷的身子紧贴在墙边，侧着耳朵屏住了呼吸。她谛听着，在黑夜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心里却忍不住激烈的狂跳着——她几乎都听到了砰砰的跳跃声。但是当她听了一会，并未听到有人走来的时候，她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地笑了。”、“贴第一张的时候，她的手不住地啰嗦，腿也在发软”、“在这黑暗的深夜里只有她一个人。孤单、恐怖。„„贴了几张，胡乱地向几家住户的门口塞了几张，她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匆匆地跑了回来。躺在床上，她好像瘫了似的不能动弹”。这里，作品主人公在特定境遇下既紧张、焦急、胆怯，又要坚持锻炼，严肃对待党组织交与的任务的心情跃然纸上。

又如王晓燕受了叛徒、内奸戴愉的挑拨和欺骗，对林道静进行了种种诬蔑以后，这两个从小就有浓厚情谊的好友的一次相见，也写得相当细致生动，富于表现力。“尽管王晓燕和戴愉的关系使道静懊恼，但是多年的友情和对于晓燕的信任，使她依然深切地关心她、想念她。当她踏上晓燕房间的台阶时，心里还在热切地期待着一场欢畅的叙谈和真挚的友情的慰藉”。作者首先着力渲染了相遇前女主人公满怀希望的心情，但接着笔峰一转，却这样写道：“晓燕正埋头在桌上写东西，一见道静走进屋来，好像见了什么妖怪似地陡然一惊，接着立刻满脸通红。她头也不抬，冷淡地好像对陌生人讲话一样”。“道静按捺不住自己的惊讶和恼火，轻轻走到晓燕身边，拉住了她的手”，“想不到晓燕把手一抽，把头一扭竟不理她。道静的脸都气白了，声音都发抖了”，“晓燕坐在桌边仍又写起她的东西，并不搭腔。道静只得怔在她旁边，小屋里是一阵难耐的沉寂”，当道静打破沉寂，直截了当提出：“是不是听了什么人的挑拨“时，”晓燕慢慢抬起头来直视着道静。从那双悲伤的黑色的圆眼睛里，道静看出了它是怎样被痛苦和恐惧缠绕着。终于又从这双善良的圆眼睛里籁籁地滚下了大粒的泪珠——王晓燕坐在桌旁捂着脸哭了”。这具体入微的笔墨，虽然着眼于描叙人物的外部动作却让两位少女矛盾交织，思绪成千的内心世界生动具体地跃入人们的眼帘，体现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表现生活。

作者细腻的描写手法，也表现在对其他人物的内心刻画上。比如关于余永泽和林道静在北戴河的初恋，特别是余永泽告别返京时的那一场面，就展示地相当地出色。“余永泽望着道静悒悒愁闷的眼睛，望着秋风中她那微微拂动着的浓密的短发，情不自禁地感到了一阵心跳„„可是，他犹豫着，怕说得不好反而坏了事。于是他忐忑不安，望着道静朴素的白衣，心里在像燃烧似的呆想着„„”，“道静扭过脸来，发现余永泽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又灼热地望着自己，她突然也感到了一阵激烈的心跳，于是赶快蹲下身去摘起路旁的一朵小野花”，“余永泽怕道静生气，温存地看着她的眼睛，„„‘好一匹难驯驭的小马！’余永泽心里暗暗说着，嘴里却不敢再多话。”这里，女主人公初恋时羞涩的表情举止，以及余永泽的胆小谨慎，担心说多了，说错了会“坏了事”的心理状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所以，《青春之歌》的心理描写是颇具特色的。

二、通过多种途径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小说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作者通过多种途径，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展示作品人物的独特思想言行。途径与手段之一是通过不同人物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显示各个人物的不同心理特征。

打开小说的第一章，人们就看到“穿着白洋布短旗袍、白线袜、白运动鞋”这“浑身上下全是白”的林道静，携带了各式各样的乐器在火车上引起同车人的惊讶，成了人们闲谈资料的情景。这是一件很小的事，然而作者却通过两个旅客的不同反映，生动地展示了一名“洋学生”和一名商人的不同内心世界。“洋学生”和他的同伴悄悄地说：“这小密斯失恋啦？”而身旁的胖商人却热衷于另一方面他煞有介事地计算起这堆乐器“至少也得值个十块二十块洋钱”，说着竟凑近了身旁的“洋学生”，“挤眉弄眼地瞟着乐器和女学生”，说什么“这小妞带点子这个干么呀？卖唱的？„„”仅仅是简洁的几笔，就把两个人的不同趣味、不同爱好、不同见解、不同心理状态勾勒出来了。虽然这些人是作品中的小人物，但作者并不轻易放过，而在描述女主人公寻找表兄的旅途情景的同时，插上一笔，毫不费力地展示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

又如老贫农魏老三来到余永泽、林道静的住处求援时，作者也运用了对比手法使余永泽和女主人公的不同精神世界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当又冷又饥的老汉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余永泽眼前时，最初是“挡住了门槛”，接着是“把手一挥，让到屋里”，冷冷地朝林道静努一努嘴，说了声“这是家里的老佃户”，而林道静在同一场合的态度却大不相同，“连忙找个凳子让老头靠火炉坐下”，并要老汉一块吃饭，可是最后的“吃”字还没有出口，余永泽早在一旁“使了个眼色”反对。老汉在林道静的招呼下吃了烧饼，并聊起了家常，当老汉谈起痛苦境遇忍不住心酸掉泪时，林道静赶忙递上了毛巾，然而“没等送到老头手里，余永泽却轻轻夺了过去”。人们读到这里，林道静对待劳动人民的感情态度异常鲜明地在眼前展示，而余永泽的卑微内心却仿佛令人嗅到一股铜臭。

作者不仅善于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显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也善于将爱憎分明的人物肖像描绘同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揭示紧紧融为一体，让读者既熟悉人物的语言，又熟悉人物的模样，熟悉人物的神情、姿态；让读者既洞察人物性格的内在特征，又从人物的外部表情更深一层地领略人物的精神世界。

小说在大地主兼乡绅的杨庄小学的校长余敬唐出场时，再三重复地对他未说话先“弯腰”以及“黄瘦的窄脸”、“眨动着眼皮”作突出的描绘。由于作者同时无情地揭示了他那满腹的鬼胎，对人物的容貌、神情、姿态所勾勒的这几笔，更能激起人们强烈的憎恶之感。同样地，作者对于戴愉这可耻的叛徒、内奸，一再地对那“饱鼓鼓的金鱼眼睛”作夸张的描绘，也不是闲笔。当戴愉盛气凌人地对待别人时，当他可耻地投敌并残害革命者时，作者的爱憎分明，使她从人物和各个方面以及容貌刻画来加深读者对戴愉的憎恶。戴愉“饱鼓鼓的金鱼眼睛”之所以能在作者笔下发挥威力，这是和小说所支付的提示其卑鄙内心的笔墨是分不开的。

小说在人物肖像方面不只作静止的描绘，随着人物思想面貌的变化，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对人物的肖像描绘也有一定的变化。同样是余水泽的一双“亮晶晶的小眼睛”，当他在个人主义泥坑里还没有深陷时，当他还能给林道静一些善意的支援时，在林道静的眼里，这双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的聪慧”，当他在海边及时救起跳海自杀的林道静时，他那“亮亮的小眼睛”里闪出的却是“焦灼”的“亮光”。

作者还比较注意通过客观景物的拒绝，来渲染、烘托在特定情境下作品人物的万千思绪，加深读者对人物内心奥秘的了解。

比如在表现林道静初次散发、张贴革命传单时，为了展示女主人公深夜单身战斗在街头巷尾的“孤单、恐怖”之感，作者特意渲染了“大地已经沉睡。除了微风轻轻的，阵阵的吹着，除了偶然一声两声狗的吠叫，冷落的街道寂然无声”以及“天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星星，像细碎的流沙铺成的银河斜躺在青色的天宇”的景色。在表现林道静借故灯红酒绿的“北京饭店”，摆脱白莉苹的所设置的桃色圈套时，小说又浓墨描写了饭店门外“银灰色的天空缀着满天星斗，一阵凉风迎面吹来”，以及在此景此境下“她陡地觉得世界变大了，心里豁亮了。外面的空气是多么清新、凉爽而自由”的独特感受，这些都有力地发挥了以景托人、借景传情的作用。

作为展示人物思想成长的手段之一，《青春之歌》还注意以作品人物自我回顾或抒发现实感受的形式，对其思想善进行适当的剖析。

比如关于作品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软弱、缠绵”、“对革命不实际的幻想、狂热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等缺点①，主要是通过人物本身思想性格的发展，通过她不断地向新的征途迈进的行动，通过所描写的生活本身进行否定的。比如林道静参加除夕大学生聚会后，“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倒在床上”，“想着这一夜的情景，想着各卢嘉川的许多谈话”的这一段追忆，便以“寻找祖国的出路”，“把个人的命运和广大群众的命运联结在一起”，“过真正的生活”的认识，批判了过去钻在“个人的小圈子里”，只寻求“个人出路”，过着“像个糊涂虫”一般的生活的错误。

在叙事性的作品中，一般有一定的直接剖析作品人物心理活动的笔墨，作为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法，这是不足为奇的。《青春之歌》的可贵之处在于，这些篇章片断总是同展示人物的言行举止，同以景物、肖像描绘展开人物精神世界的笔墨交织在一起，因而，显得比较自然，使作品的一些主要人物基本达到了血肉丰满的要求，能给人们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三、情节结构安排着眼于刻画主人公成长

《青春之歌》的情节结构的安排同样体现了作者精心的艺术构思。

由于《青春之歌》侧重表现以从道静为代表的三十年代知识青年在斗争中的成长，展示党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培养，同时又描述自“九·一八”至“一二·九”时期以北京大学为主的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这在艺术结构上便形成了在刻画女主人公思想言行的前提下，将两条情节线索交叉展开的总的布局。比如第一章至第六章，写了林道静逃婚离京的经历，而在这几章里，已经通过林道静与好友王晓燕的通信往来，通过杨庄小学校长余敬唐的堂弟余永泽和教员李芝庭的内弟卢嘉川的出场，插入到北大学生的个别活动；到了第七章，则插入了以卢嘉川为总指挥的北大学生代表南下示威团活动的集中描写；到了第八章，更由林道静的回到北京，将展示林道静的动向同记叙北大学生运动逐步结合起来。在这以后的篇章中，虽有离开林道静的活动，专门写卢嘉川、江华以及王晓燕一家的个别篇幅，但从总体来看，并没有脱离围绕女主人公展示三十年代知识青年在这一时期历史动向的构思特点。“假如仅从林道静的遭遇一线发展的要求来看作品，也许感到结构上有点凌乱、松散，然而仔细琢磨，作品的总体结构并非如此单一化”。②

“小说在艺术结构上的这一特点，有助于以青年爱国运动为情节主线，适当兼及工农战线的斗争概貌，展现社会各阶层对于学生运动的种种反响，有助于在一定的深度与广度的结合上，展示作品主要人物的活动及其广阔的时代背景”③。表面看来，作者一会儿写到北戴河畔沉睡的杨庄，一会儿又移向了南京的沸腾的游行示威行列；一会儿描叙北京沙滩公寓里的喧哗生活，一会儿在作者笔下出现的却是朴实的农村画面；一会儿表现的是卢嘉川在狱中的坚强斗争，一会儿又描述了王晓燕的家庭宴会；一会儿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北大学生的竞选活动，一会儿又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俞淑秀、崔秀玉的跨上社会征途„„尽管作者不停地在变换她选取生活的角度，然而，却始终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林道静等三十年代知识青年的成长”为主线④。因而在整个小说里虽然出现了好多似乎可以自行独立的故事，却并没有给人松散的感觉。

情节是展示人物性格、表现作品主题的重要艺术手段，也是构成作品内容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成功的文艺创作虽然不可能是先‘设置’了一定的故事情节，然后再去找寻或虚构一些与既定情节相适应的人物形象，而总是作者从生活出发，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事件出发，根据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在构思酝酿作品人物思想性格的同时，构思酝酿相应的作品情节。”⑤我认为，假若离开这些生活矛盾，离开这些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而只是一味的追求离奇的情节，就必须丧失使人信服的艺术力量，而作品情节如果干涩无味，缺乏展示作品主题和人物的表现力，也会使创作失败。因此，从生活出发精心提炼生动曲折的情节，是《青春之歌》成功的重要因素。

据作者口述，“通过《青春之歌》的创作，她深深体会到，编造一些故事并不太难，难的是通过这些故事刻画出人物来。”⑥假如仅仅是为了编故事，人物的内心活动、人物的思想感情不能表达出来，这样的文艺作品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倘若从展示人物的性格出发，首先集中精力酝酿笔下的人物，这些人物活起来，在表现人物的种种遭遇时，在展示人物的喜怒哀乐时，就特别有感情色彩，情节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很能打动人。比如林道静同余永泽的从结合到决裂，同王晓燕的从亲密到误会，同胡梦安的机智斗争，同郑德富的从隔阂到融洽相处，以及同一系列作品人物的交往、纠葛等，便展现得较为自然、可信，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四、大型的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的场面描写

小说《青春之歌》是以反映学生爱国运动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因此，学生运动，诸如罢课、集会、示威游行必须是小说要描写的主要内容。在小说中，作者先后记叙描写了南下请愿示威、北大红楼“三·一八”纪念大会、五一节游行示威、“一二·九”北平学生示威游行、“一二·一六”全北平学生及各界群众反对华北自治大游行等几次。作者在处理这几次宏大的政治运动的场面描写时，是颇具匠心，各有特色的。其描写的角度“或全景俯瞰式，或参与者独特的视角的审视，或点与面的结合、突出重点，或通过参与者的叙述，感受独特„„”。⑦ 例如：林道静第一次参加集会活动——北大红楼前“三·一八”纪念大会，就是以参与者独特的角度来展示集会场面的，其中既写到演讲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也刻画了林道静初次参加集会的内心独特的感受，而且着重描写了后者，在于表现人物思想成长的过程。又如“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抗议华北自治大游行，两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与游行，场面宏大，气势磅礴。但由于两次游行时间相近，如果都用全景式的正面记叙与描写，就显得重复，因而，作者将“一二·九”运动的场面，用间接形式来表现，即通过参与者王晓燕的亲口所述来描绘，这样既简略又有切身感受，作者这样处理，是为了把笔力和篇幅用来描绘声势更为浩大的“一二·一六”北平各界的大游行，这是一次全景性的场面描写。作者通过觉醒的王鸿冰教授的亲身经历，来反映爱国民众的觉醒，同时也点面结合的方式，描写了李槐英与军警搏斗的场面，再用特写镜头，充分突出了这次游行的领导者与指挥者江华的英雄形象，这样的描写，不仅真实地表现了历史上“一二·一六”的群众斗争场面，同时也将小说的故事情节推向高潮，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大型的群众性的集会游行的场面描写，是小说《青春之歌》艺术特色的又一个方面。

此外，小说的文笔流畅简练，有作者自己的语言风格，无论是叙述还是描写，都带有作者饱满的热情，同时又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尤其是对卢嘉川的描写和林红在狱中的斗争的叙述，既慷慨悲壮，又充满高昂激越的深情；写林道静对卢嘉川的崇敬与缅怀，情真意切，真挚委婉，读之感人肺腑，留下极深印象。

总之，小说《青春之歌》所反映的时代特点，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和它的艺术成就是不可轻估的，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它是一本生动形象艺术的教科书”。⑧

参考文献：

1、杨沫《谈谈林道静的形象》《人民文学》1959.7

2、何其芳《〈青春之歌〉不可否定》《中国青年》1959.43、4茅盾《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国青年》1959。4 5杨沫《谈谈〈青春之歌〉里的人物和创作过程》《文学青年》1959。1

6、杨沫《什么力量鼓舞我写〈青春之歌〉》《中国青年报》1958。5。3 7、8傅守祥、刘和椿《热血写青春——〈青春之歌〉导读》1997。2

第四篇：试论茅盾子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试论茅盾《子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永州市零陵区石山脚乡中学

黄孝香

【摘要】 茅盾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的思辨力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也是其最优秀的社会分析小说《子夜》。这部小说不仅标志茅盾创作的一个高峰，也标志茅盾长篇小说的成熟。《子夜》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艺术成就突出。小说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作了深刻的剖析，结构上头绪繁多，却又舒卷自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关键词】 茅盾

《子夜》

思想内容

艺术特色

评价

茅盾(1896-1981)，本名沈德鸿，字雁冰，出生于浙江省南部地区的鱼米之乡桐乡县乌镇。他十岁丧父，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接着，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等小说。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小说。建国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在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大量杰出的文学作品，描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艰苦历程，丰富了中国的文学宝库，提高了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水平，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茅盾开始由新文学的理论建设转向文学创作实践，尤其专注于中、长篇小说的创作。他的社会科学的“思辨型”文化人格，在这一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日趋成熟，并且以一种特殊的思想深度、全貌式的文化图景，开创了五四以来文学创作“社会剖析派”的新范式。

一、《子夜》的思想内容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从1931年10月写起，至1932年12月完稿，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子夜”，原指夜半子时，也就是深夜11时至凌晨1时。这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这个时刻一过，黎明就要来到。作者以此作书名，形象地概括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寓意是极为深刻的。

前面说过，《子夜》创作于3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之后，接着说：“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华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和研究。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做是“日常课程”(注：《我的回顾》，见《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4月初版)。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 战中一些理论对照，这就增加了他写作《子夜》的兴趣。过去的一些经历，以及这一时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接近革命者所得来的具体感受和间接经验，不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使他有可能对客观现实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茅盾在《子夜》中反映了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三个方面：

①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②民族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

③当时的军阀混战、南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

从整个作品的完成来看，茅盾集中笔力描写了前两点，而第三点写得稍薄弱一些，不过这个缺陷在后来的短篇《农村三部曲》中得到了弥补。

《子夜》以30年代初的上海为背景，惊心动魄地描写了一个刚强有为的民族工业巨子吴荪甫，如何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政治双重压迫之下，在工农革命的夹击中，一败涂地的悲剧命运，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是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全景式地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面貌。

吴荪甫确实应该是英雄传奇时代理所当然的主角，可惜却生不逢时。在和背后有帝国主义撑腰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搏斗中，吴荪甫时常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其性格中强与弱两个方面不断地进行搏斗，而发展趋势是前者不断让位于后者，直至最后精神上陷于崩溃。吴荪甫是倔强而又充满自信的，但是在层层进逼的困境中也时常会呈现出软弱和颓唐的一面，在小说的第七章和第十七章都有类似的细节描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对手的强大、企业管理人才的缺乏、亲人之间的貌合神离、合作伙伴的自私自利，使吴荪甫不得不在孤独中奋战，而最终陷于破产。

在这部作品中，茅盾选择了一个有着深厚封建背景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做小说的主人公，通过其不可逆转的失败命运，揭示出在被外国政治和经济严重牵制着的半殖民地中国，要想发展独立的民族工业是根本不可能的，从而突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是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3 更加殖民地化了。基于以上原因，我们可以说吴荪甫的悲剧是一个社会和时代的悲剧，而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这就是在吴荪甫身上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也正是《子夜》的主旨所在。

《子夜》的思想内容如此深刻，那它的艺术特色如何呢？

二、《子夜》的艺术特色

小说《子夜》反映的是1931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作者对现实的洞察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在艺术特色上也有很深的造诣。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景式、多层次地勾勒出了3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

茅盾的小说，素以全景式地展现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见长。《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的大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拼，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在《子夜》这篇小说中，作者描写的人物众多（大约出现了100个人物）,涉及到思想、政治、经济等领域。在宏伟的建构中囊括了时代风云、政治纠葛、军阀间的战乱、工农革命的风潮、工业巨头的竞争、金融市场的你死我活等，从许多社会生活的侧面汇成了文化史和社会风俗史，显示出了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小说场面众多，从名流云集的富豪客厅(吴公馆)，到股票交易所，从生产车间(裕华丝厂)到交际场所，从少奶奶豪华的卧室，到平民的窝棚，从都市到乡村，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广阔而又真切的30年代初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图画，塑造了包括金融买办资本家、民族工业资本家、封建余孽、军官、政客、医生、教授、经纪人在内的整个都市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

2、结构恢宏而严谨。

《子夜》的故事线索纷繁，人物矛盾尖锐复杂，场面纵横广阔，但主次分明，交错推进，构成了一个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小说叙述的事情时间跨度虽然仅仅 两个月，但囊括了所有复杂的生活内容。情节错综复杂，波澜起伏，而又有条不紊。

小说的开头提出了三条线索，但又以一条枢纽性的主线贯穿始终，这就是以吴荪甫发展“事业”的活动为轴心，以同他发生直接矛盾的几个方面为描写重点，形成了主线发展和几条支线起伏的网状整体结构。吴荪甫的活动，关联着交易所公债市场上的斗争；以裕华丝厂为中心的上海纺织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双桥镇为代表的农民反抗封建恶霸地主的斗争，从而将三十年代初期从农村到城市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和谐地组织到了一起，生动地展现了极为广阔的生活图景。因此，小说相应地形成了上述几条贯穿全篇始终的线索。而在每一条主要线索之中，又穿插一些小线索。譬如，写裕华丝厂的工人罢工斗争，作者不仅写了工人群众的悲惨生活，也写了资本家的反动面目，资本家走狗的虚伪阴险，黄色工会内部的互相倾轧，以及地下党领导人物的路线分歧等等。

《子夜》的中心人物是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了突出其形象的丰富性，茅盾自觉地把吴荪甫放置于多方面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加以了刻画。吴荪甫主要处在以下这些关系的包围之中：和买办官僚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和工人（朱桂英、小三子、陈月娥、何秀妹、周二姐、姚金凤等）的关系；和中小资本家（朱吟秋、周仲伟等）的关系。

围绕着上述三方面主要的关系，又展开了更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与作为没落地主阶级的象征的吴老太爷的关系；与亲属的关系（如吴少奶奶林佩瑶、四小姐慧芳、七少爷阿萱等）；与精干的亲自提拔的下属屠维岳的关系；与其他的管理人员如钱葆生、吴为成、马景山、曾家驹等的关系；与双桥镇农民的的关系等，所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如同一面面镜子，从各个侧面照出了吴荪甫多方面复杂的性格和他在几重挤压的环境下为求生存而形成的性格的多重性，使得形象具有了多侧面的立体感。

作者严格遵循主要人物的性格发展逻辑和主题思想表达的需要，采用多种艺术手段，从纷繁的线索中突出主线，从众多的人物中突出主要人物。

小说的环境描写同样也体现了茅盾作品“史诗”般宏伟构思的特点。作者以“ 鸟瞰＋局部 ”的方式，在三十年代初中国大都市上海这样的广阔社会背景上，5 去剖析生活的横断面，在生活的横断面里对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进行真实的刻画。譬如，吴荪甫刚出场时，作者描写了他到戴生昌轮船码头是颐指气使的情景，活脱脱地烘托了吴荪甫的处处受人尊敬。到了后半部，处境危难的吴荪甫回到家中，作者特地描写了吴家此时“公馆不象个公馆”的环境，很好地表现了吴此时的精神状态。

这部长篇巨制尽管情节复杂，事件浩繁，但线索明晰，环环相扣，显示出作者驾驭与组织材料的非凡能力。

3、细致入微的心理刻画。

《子夜》中人物的心理描写占了很大的比重，茅盾不是对它们作静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写，而是在时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里来时行细致、深入的刻绘。如对吴荪甫在开始组办益中公司时的踌躇满志，在镇压工人运动时的焦躁不安、在公债投机市场上与赵伯韬决战时的举棋不定、在失败时的心灰意冷时的内心世界剖露得都非常真实贴切。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清客的心理，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

茅盾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他写景的目的是为了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如以下三段文字：

吴荪甫放下电话听筒，微笑着。此时暴雨已过，一篇金黄的太阳光射在书社的西窗上。从窗子里向外看，园子里的树叶都绿的可爱，很有韵律似的滴着水珠。吴荪甫轻轻地走出书房，绕过一带走廊，在雨后冲得很干净的园子里的柏油路上走着，他觉得现在空气是从没有的清新。

吴荪甫微微笑着说，太阳斜射在他的脸上，反映出鲜艳的红光，从早晨以来时隐时现三阴沉气色现在完全没有了。他已经突破了重围，在两条战线上取得了胜利；李玉亭报告的什么大计划——也不妨说是大阴谋，此时在这胜利光之下也不再能够威胁吴荪甫了。

现在满天都是乌云了。李玉亭他们也已经回去，园子里没有人，密树叶中间的电灯也已闭熄，满园子阴沉沉。只那大餐厅里还射出耀眼的灯光和精神百倍的牌场。大客厅里的无线电收音机呜呜地放送节目，是什么弹词。吴荪甫懒懒地回到书房里，这才象清醒了似的一点一点记起了刚才王和甫的那些话，以及自己的慌张，自己弱点的暴露。

以上三段文字出自小说中不同的地方，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表现了作者善于将人物的心情刻画与自然环境的变化相联系，以自然环境的变化来传达人物的心理状态。

3、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也是小说艺术的一个特色。吴荪甫曾经游历过欧美，学会了一整套现代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在精神上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兄弟，也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铁腕与魄力，性格刚毅、顽强、果断，不满足于做一个投机商人，想要摆脱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吴荪甫的气魄和实力使他成为了上海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小说中吴荪甫的语言是自负和刚愎自用的，短促有力、果断专横，常常出现“一定”“立刻”“不能”之类的言辞，将他的强硬、果敢、狠毒的性格表现得真实而准确； 赵伯韬是一个买办资本家的形象，为人老奸巨滑、流氓成性，是“公债场上的魔王”，既和军政界有联系，又同美国人打公司，做起公债来回回得手。他可以用30万元把两军对垒的军队买退30里，也可以请求财政部向交易所发布危害吴荪甫的行政命令，能够大大咧咧地坐在豪华旅馆的沙发中，一手扒进公债，一手扒进各种各样的女人，玩笑之中就把吴荪甫置于了绝境。在同吴荪甫的斗争中，赵伯韬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作品中对他荒淫无耻的生活的揭露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金融市场上的贪婪与骄横、精神生活上的空虚与荒唐，同时交织在了他的身上。他的语言则狂妄、高傲，粗野、下流，杂着市侩气，话语中透露出一个买办资产阶级在当时中国社会骄横无忌的精神状态。

此外，对各种类型的资本家如朱吟秋、周仲伟、杜竹斋等人的语言的刻画，对曾沧海、冯云卿等封建地主的语言的刻画也都非常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征。

总之，《子夜》凭着茅盾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剖析和高超绝伦的构思技巧，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茅盾的创作历程》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庄钟庆主编.《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朱德发、阿岩主编 3.《一个批评家的心路历程》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4.《茅盾传》 团结出版社1990年出版

李标晶主编

丁亚平主编

第五篇：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史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12-1班 王煜曼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部书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总结了我国民族三千年发展的历史。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十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一些重要事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是记叙诸候王国和辅汉功臣。“列传”是一般人物传记。在这五类中，除“列传”中有许多篇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外，还有一些“本纪”和“世家”也是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

《史记》写了三千年的历史，详细记载的却是从战国时代起，特别是汉初的时代。它所写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在《平准书》里，叙述了汉武帝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情形。在《货殖列传》里，描写了当时各地生产和交易的现象。在《礼书》、《乐书》等篇里，叙述了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等篇里，叙述了邻近各国和民族的历史。总之，从经济、政治、文化到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描绘。这些作品有的是很生动的富有表现力的散文，能引人入胜。但是，《史记》的最精彩的部分还不在于这些富有文学意味的论述文字，而在于一些描写得栩栩如生的人物传记。《史记》里面的人物传记包括了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各式各样的人物。它写了许多帝王将相，也写了刺客、游侠、和占卜的人。它还写了农民起义的领袖，失败的历史人物，等等。

《史记》写这些人物，不是客观主义地描写，而是在几乎每个人物身上表现了作者的爱憎。作者对这些人物的爱憎态度又是和作者的整个思想联系起来的。

首先，司马迁从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和批判的精神出发，对于封建帝王就持有和当时封建统治者不同的态度。当时封建统治者大讲阴阳五行之学，对刘氏的获得统治权一事，加以神秘化。司马迁在写到汉高祖（刘邦）时，虽然也写了一些神异之处，但基本上却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它历史本来面目。对刘邦这个人物，写出了他坚忍不拔等一些长处，同时又写出刘邦的一些无赖行为和他的奸诈性格，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其次，《史记》里面在写到秦朝统治政权的灭亡时，对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首发难”之功作了充分的估价，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把陈涉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并提，写了《陈涉世家》。在这篇作品中，对他们起兵时的情形作了详细的描绘，写他们在被“谪戍”渔阳途中遇雨误期，按法当斩，但他们决计反抗，揭竿而起，终于推翻了秦的统治。作品里面歌颂了这些事迹，写得有声有色。末尾对他们的失败以爱抚的笔意寄予了同情。以一个封建统治阶级出身的历史家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这样公正的评价，这在我国历史上是少见的。

再次，《史记》里面写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常常热情地歌颂他们身上的一些优良品质。像《魏公子列传》里写的“夷门监者”侯嬴和“市井鼓刀屠者”朱亥，他们都是接近社会底层的人物，但《史记》里面写他们都具有傲骨。这部书在《刺客列传》里所写的刺客聂政、荆轲，《游侠列传》里所写的游侠朱家、郭解等，有的是市井细民，有的是小地主，他们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在封建统治阶级看来，不过是“行险侥幸”的“小人”，但司马迁却在笔下酣暢淋漓地叙写他们的事迹。在《游侠列传》里，他还特意把朱家、郭解等和那些“朋党宗疆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的“暴豪之徒”严格地分开，他的同情是寄托在朱家、郭解等这些人物身上。《史记》热情洋溢地歌颂侯嬴、朱亥、聂政、荆轲、朱家、郭解等这样一些比较下层的人物，表彰他们的一些优秀品质，而在封建时代那些正统的历史学家看来，却认为是“退处士而进奸雄”。这里正显示了司马迁思想的高出于那些正统的思想家和学者之处。

这三点是《史记》在思想内容上的明显特色。作为历史著作来看，以后封建时代两千年的“正史”，绝少敢于大胆地写这样一些内容。在文学史上，敢于讽刺当朝的开国之君和在位皇帝，敢于正面地歌颂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的作品也不是很多的，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作品则一直到宋以后才产生。《史记》继承了《春秋》的“寓褒贬”的精神，但和《春秋》又有不同。《春秋》的“褒贬”，是用文字暗示出来的，而《史记》“褒贬”，是通过人物形象的描绘来表现；《春秋》的“褒贬”，主要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伦理纲常观念来写，《史记》的“褒贬”，却包含了人民的观点。《史记》的批判精神是十分突出的，它不但对历史人物作出了批判和肯定，而且写了当代历史，对当代人物的批判态度尤其鲜明，它所批判的涉及了当代政治、社会、学术思想等各个方面。在它所肯定和歌颂的一部分人物中，有一些在当时社会里面是地位比较卑微的。这是也贯穿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这些地位虽然比较卑微的人物，却具有某种优良的品德，他们比那些王候将相还可贵。司马迁的这种批判精神和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有关系。他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观察总是和分析问题，能够具有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是站在思想的顶峰的。

《史记》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其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和精心选材，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虚实相生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的人物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3）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使他满怀悲愤，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5）结构和语言。《史记》整体结构系统宏伟，人物传记的结构，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作者自己之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毛遂自荐之语，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富于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