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诗歌格调的几点思考5篇

第一篇：有关诗歌格调的几点思考

有关诗歌格调的几点思考

一首写苍蝇的诗，而且用上了很多赞美之词，该如何评价？作为诗歌爱好者和研究者，我很难简单地说清楚个人的理解，比如诗歌不应该有题材决定论，诗歌有化丑为美的写法，现在的诗歌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写“苍蝇”也可以写出高境界……不过，这个问题却引发我从读者的角度思考诗的格调问题。

不同的情感取向带来不同的诗歌格调

诗歌在情感上有很多不同的取向，其中有三种大的取向值得特别关注。其一是单纯的赞美，这样的诗在上世纪50年代出现了很多。当时，共和国刚刚诞生，一切都是新鲜的、美好的，诗中充满乐观向上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并没有什么错，也可能是诗人在当时的语境中的真实体验，但这样的诗还是遮蔽了很多东西，忽略了赞美之外的别的情绪，如果很多人或者所有人都写这样的诗，诗歌就会显得非常单调，无法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其二是暴露诗人感受到的阴暗面，其情绪是向下的，没有多少亮色，甚至无法找到人生的方向，诗中充满茫然、困惑甚至绝望的情绪。从理论上说，在人生历程中，这样的状况是可能存在的，表达这样的情绪也是诗歌的艺术职责。这样的诗在新时期以来出现过不少。以发展的眼光看，和过去一些时代相比，人们至少可以表达这样的情绪了，打破了诗歌发展的单一局面，也体现了中国诗歌的进步。但这样的情绪对读者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在感悟人生、反思现实的同时，无意中也将诗人个人的情绪带给了读者；其三是在揭示现实、人生的负面因素的同时，抒写或者暗示诗人所理解的人生期待和可能的方向，既让人感受到现实的复杂，也使人对改变现实、创造美好充满渴望。在新诗史上，第三种情形的诗占有相当大的分量，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卞之琳、何其芳等许多诗人的作品都是在对现实的深刻打量之中抒写诗人对人生、现实的盼望与期待。这样的诗避免了单纯向下的困顿、绝望情绪，在问题、困境之中寻觅着可能的方向。它们带给读者沉思，也带给读者希望，表现和传递了一种富有感染力的人格力量。

不同的情感取向可以带来诗歌不同的格调，单纯赞美的诗可以带给读者乐观向上的情绪，但如果这种赞美是片面的、虚假的，就可能带来某种盲目的乐观；揭露负面现实的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读者的深度思考，但也可能蕴含茫然无措的情绪氛围；深度揭示现实，包括现实的负面因素，同时又提炼或者蕴含了人生路向思考的诗歌，既可以避免诗歌情感的虚浮、片面、浅白，又可以为读者提供具有向度的人生思索。艾青在抗战时期曾经说过，“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艾青在苦难之中感悟到的这种“力”，其实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其深层则是诗人通过艺术创造而积淀在作品中的人格力量，它带给读者的是诗歌的“理想光辉”。这种光辉不仅使艾青的泪水充满魅力，充满温暖，也让一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理想光辉是超越性的人生理想、人格力量

也许有人会把“理想光辉”理解为过去某些作品光明的尾巴，或者与假大空的诗歌联系在一起。其实，我们所说的“理想光辉”，指的是诗人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所发现的人生与现实的方向，是超越现实而带给读者的一种人生理想、人格力量。我们的诗在面对艰难、苦难、迷茫的时候，尤其需要这样一种精神的光辉。如果打量人生与现实的负面因素、抒写困顿迷茫甚至绝望体验的诗，只是在迷茫与绝望的精神领地穿梭，那么诗人的艺术发现、人生体验就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差别，读者阅读这样的作品也难以获得艺术启迪和人生思索，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喜欢这样的诗呢？

在多元发展的诗歌时代，任何向度的诗歌探索都有其产生理由和存在价值。诗的个人性转向强化了诗歌对人的尊重，也体现了对个体体验的尊重。不过，诗歌毕竟是一种艺术，最终是要走向读者的。虽然我们并不认为读者越多的诗就一定是好诗，但是，无论怎样新颖的诗，无论在圈子里评价多高的诗人，如果读者不接受，诗的艺术效应肯定会大打折扣。从诗歌发展的历史看，对理想光辉的关注应该是诗人的基本职责、诗歌的基本职能，闪耀着理想光辉的诗才能长久得到读者的喜爱和流传。

诗人张扬个性但不该沉溺于自我

其实，很多有成就的诗人都具有很强的个人性，但是优秀诗人总是善于将个人放在一定的文化、时代语境中，在感悟和反思现实人生的时候，尽可能剔除那些极端私人的、琐屑的、延展特征不强的感受，留下独特的但又可以为其他人所接受的体验。李商隐的很多诗很难读，写得也很晦涩，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样满含哲理、赞美和向上情怀的诗句。徐志摩是一个我行我素的诗人，不太遵循外在的规矩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他的许多诗篇却充满对普遍性的梦想、爱情的由衷赞美。有些作品在表象上关注的是负面题材与主题，但是诗人在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某些精神思索，暗示了自己对人生、现实的理解，比如荣荣的《死于》写的是精神之死，“一个人也能死于对更弱小生命的麻木/此刻，它们被一支享乐的利箭追赶着/集体奔逃在被虐的游戏之中”，这样的诗的价值在于它的深层感悟、深层揭示，使读者意识到这种现实的存在，也就可以警醒他们去反思，从而获得对人生、现实的追问和选择。其实，这也是一种理想光辉。

我们过去说，诗人是时代的良知，是民族的代言人，很多优秀的诗人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声誉。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这些诗人在张扬个性的同时，也通过发现人生与现实中的许多具有普遍性的元素，敏锐地感悟到了人生与现实的可能向度，他们通过诗篇说出了许多人想说但又说不出的体验与梦想，因而成为读者心目中的英雄甚至伟人。而现在，很多诗人时常抱怨诗歌没有人读了，诗人的地位越来越低了，写诗甚至成为一件受耻笑的事情。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有时代观念的影响，有社会文化的影响，有科技发展的影响，但是，最应该反思的还是诗人自己：我们在作品中究竟写了些什么，我们的写法是不是读者所喜欢的，我们在关注自我的同时心里是不是还装着更多的人，我们的作品能够给读者带去些什么？

第二篇：《格调》读书笔记

《格调》读书笔记

黄瑞晴

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工商管理专业

[学号 2001041097]

《格调》这本书是讨论社会等级方面的书，这方面书在西方并不少见，而且普遍受到欢迎，因为大家都想挤进更高的阶层，而又怕露出某些低阶层的迹象，而阅读这方面书无疑是增强对各阶级的认识，以使自身能往更高一个阶层走。

阅读《格调》这本书时，我注重将社会的高层和低层作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相对立”的地方，并分析形成这种对立的根本成因。

我分析的答案是：生活层次的高度，和见识面的广度决定了人们对不同事物的重视程度，而这种对不同事物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等级”（Class），或说“格调”。我个人认为这本书附录上的《客厅评分表（修订版）》很能体现这一道理。“低俗”的家庭之所以低俗就是因为它们将一些实质上没什么了不起的事物予以重视，比如说：将摩托车存放于起居室内扣10分；客厅里有冰箱、洗衣机或干衣机扣6分；保龄球托架扣6；有显示家中任何一个人名字或其名字缩写的物品扣4分；雕塑（户主或任一家庭成员所作）扣5(每一件)分； 墙壁嵌入式电视和音响系统扣4分；每件装框的证书。文凭或奖状扣2分；以上每件经过压膜扣3分；透明塑料家具保护罩扣6分；每件家具以流苏装饰扣4分；任何家庭成员的“专业”油画肖像扣3分；金鱼缸或热带鱼缸扣4分；有用玻璃纸装饰的灯罩扣4分；任何收藏品的展示扣4分；仿制的Tiffany灯扣4分；家庭成员所作油画、素描或版画扣4分（每一幅）„„其中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自己”或“自家”。许多比较低俗的人和家庭将自己的一些小小的荣耀看得特别高，常常要炫耀出来，这就表明他们的生活层次低，见识面窄，于是类似于“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能体现这一道理的不仅仅是客厅，只要稍微留意人的装束就知道了。Class的差异体现得最明显的是“易读性信息”，低层的人往往穿着印有巨大文字、标志的衣服，而中层的人多穿有名牌小标签的衣服，上层的人穿昂贵但去找不到任何文字、标志的衣服这也就是说出于社会低层的人对一些没什么不起的东西过于崇拜。

当然，造成生活层次和见识面上差距的重要因素是金钱与地位，但这也不是绝对的，作者在书中喜欢强调“暴发户”和“精神贵族”这两个概念，“暴发户”是区别于“贵族”的，即有钱有权却没有文化、传统、修养、品味的人；而“精神贵族”则指有贵族的文化、传统、修养、品味而没有贵族的金钱与权力。在当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依然非常强调“贵族”这个概念，不管是保留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实行共和制的国家。许多人可能认为这是与“资本主义”不相称的，但我认为“资本主义”真是使“贵族”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因为商业社会带来许多“暴发户”，当人们对“富有”已经见惯不怪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更高的追求，而贵族的确是上层中的上层，“贵族”在“富人圈”中脱颖而出。而中国目前之所以稍有钱有权的人都带有几分“贵族气”，原因就是社会不够发达，富人还较少，仅在物质上富裕的人也很受人崇拜了，所以在中国富人圈中，“暴发户”和“贵族”这两个概念还没分离，当然这还可能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国情有关，但我想若仅从经济角度解析，答案大致就是这样。

上面主要探讨了造成生活层次和见识面差距，即等级差异的“经济原因”，下面接下来讨论它的其它因素：

1．家族传统。这一点太明显了，我想也勿需论证。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中国自己的情况看。或许有许多人认为中国实在没什么“家族”，不像西方国家那样，从他们的姓氏或家徽上就可看看出其是否贵族。中国确实没有什么“皇族性”，也没有什么“家徽”、“族徽”，中国目前的家庭也难称得上“家族”，因为现在的家庭通常都是小家庭制。不过这有一个令人费解的地方，也就是“小家庭制”并非“有中国特色”的，相反，其实“小家庭制”是从西方引进的，在民国以至以前历朝，中国都是“大家庭制”的，在民国时期，西方文化大力冲击中土文化，时至当今，中国的“大家庭制”也基本上退去了，“家族”这个词也很少提了。于是今天中国的家族传统虽没多大影响力，但家庭文化却是不可摆脱的。目前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教养”，很分明可以判断出，这里所说的“教养”不非依赖于学校教育，反而是依赖于家庭教育。这也就是说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教养”的影响远远大于“学校教育”，这一方面不能不归究于目前学校教育在“教养”教育方面做得不够。目前中国的教育界大谈“素质教育”，其实其本意跟“教养教育”是很类似的，但“素质教育”越谈越离题，而到了实施阶段就更离谱了。目前的学校为抢着戴“素质教育”这顶帽子，就一味往硬件上形式上花尽心思，什么：钢琴、芭蕾舞、武术、劳技、实验、电脑、天文„„其实据我看来，要学好这些东西靠学校是绝对不足够的，而且搞好了这些方面也不会对一个人的“素质”或说“教养”有什么影响，什么是素质？什么是教养？所谓实践检验真理，让我们到社会上看看我们什么时候会被人称赞“有教养”、“有素质”，什么时候会被别人骂道：“没教养”、“没素质”，那我们自然就会知道了：当你连一个很常用的字都不会写的时候，有人说你素质太差；当你在公共汽车上见到有老幼病残在身旁却不主动让座的时候，会被人说没素质，当你在图书馆大声说话，别人会说你没教养；当你与人交往，言语之间流露出狂妄自大，别人也会说你没教养„„其实“素质”这种东西，一部分来源于家庭教育，另一部分来源于“应试教育”，也即使我们以前强调写字、背诗词文章、运算、还有各学科的一些最基本的常识。这些虽不能算是我们目前社会谈得最多所谓素质，但这的的确确是社会上要求的素质，反而懂演奏一些乐器、懂唱歌跳舞等是工作不需要的。孔子曾说过：“乐以和”，意识是说乐的目的并非懂乐，而是在于乐给人的心灵带来的调和、陶冶，所以学音乐的目的是通过美育来达到德育的效果，而并非单纯地学几项本领、技能。但我们现在的所谓素质教育却以为让学生掌握几项稍“高雅”的本领就等于有素质，这就真所谓拣了芝麻丢了西瓜。说到底这是人们的功利心太重导致的，功利心用在其它方面可能还有些利用价值，但在“素质教育”、“道德教育”方面动了功利心，“素质教育”是最不能碰到“功利心”的，因为素质本身就是一种需要长时间、大氛围才能酿酝出来的东西。不能沁透人性、从整体上、本质上塑造一个人的就不叫“素质”，所以功利心主导下的形式上的，急于求成的教育，不管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育，都注定是教不出“素质”的。我们原来的教育制度其实并非真的是传媒中容的“素质杀手”的形象，造成作业、考试过繁多的原因也还是因为学校、家庭为用分数来

争夺一些利益，据我所致，有些学校甚至鼓励学生在考试时作弊，因为这有利于提高平均分，学校就是根据这平均分来“分红”，有些不让同学抄袭自己试卷的学生反而会招到批评。如今分配利益的指标变为“素质”，学校就找遍各种能被人觉得是素质的东西来作文章。以自己拥有多少个电脑室、语音室、实验室、舞蹈室、体育馆、天文台，以在各种文艺体育活动中得过多少奖来鼓吹自己在“素质教育“上取得的“丰功伟绩”„„所以我们的“素质教育”改革是换汤不换药的，有成效才奇怪。总之，害了教育的是人们的“功利心”，而非教育制度本身，再完美的制度一旦被世俗的功利心染指，那注定是事与愿违的。但愿我们的“教育”，一块本是纯净的土地重返纯净，从本质上走上素质教育。

2． 知识面。我想，通过大量的阅读对提高生活层次和扩大知识面的意义是很大的，而且约束

条件也是很少的，这就是所谓精神贵族。马斯诺需求层次理论经常被人批判的地方也就在此。因为许多人认为一个人即使物质生活层次很低，但由于思想领悟较高，其追求的层次也很高，而这是马斯诺理论没顾及到的地方。所以，假若我们将物质和精神统一起来，简称为：“资源”，而把决定一个人的需求层次的决定因素假设为：得到资源的多少。这里的资源是包括精神与物质的，资源的多少与精神和物质之间的所占的比例没多大关系，只要是资源丰富的人，无论其中有多少是物质，多少是精神，其需求层次都会较高。而需求层次和Class的关系不言而喻。所以希望提高自己的Class，就要尽量获得更多的资源。当然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之间的不平衡会导致不少问题的，所以在“多”的基础上尽量保持良好的比例结构，无疑使同样多的资源显得更多，产生更大的效益。有了以上“资源”的概念，就可弥补马斯诺原理的一大漏洞。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大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对“资源”的占有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层次和见识面，而生活层次和见识面又决定了一个人的Class。

第三篇：园林景观格调

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的中国艺术，重内在情感的表现而不重物象的再现，重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的交融互渗，即重意境的表现。于是，就有了宋代文人写意园的产生和兴盛。这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造园风格产生了又一大转变一注重园林“意境”的营造。从禅宗的观点看，世间万物都是佛法或本心的幻化，即”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若般。

因此，在色彩上运用质朴素净的色彩，造就素雅的园林景观格调来表达禅意。现代主义园林精神和色彩文化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伴随着人工合成技术和人工材质的发明创造，由于我国长期的闭关锁国且不重视科技技术的发展，忽视美学的发展，导致近百年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民对园林景观色彩的理解与领悟远远未达到西方色彩的高度和深度。

当下，由于盲目的效仿西方艳丽的色彩观，使中国园林景观设计出现严重的色彩污染现象。现如今，色彩设计依然在中国园林景观中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我国园林景观色彩设计在受到西方园林景观色彩设计冲击的同时，色彩基础环境依然十分薄弱，色彩人才医乏，这些严重阻碍了中国园林景观色彩设计的发展，导致设计很难形成自己的新特色。

西方园林景观精神文化和色彩设计理论基础文艺复兴年代的园林色彩文化西方古典园林 文艺复兴年代注重明暗，投影。色彩的布局有主观的规划意向，这种色彩结构对表现园林的空间感发挥了一定作用。从文艺复兴的诸多画作可以看到西方的色彩研究在这个年代己经得到广泛应用。

由于当时的色彩原料比较医乏，色彩表现出单纯，和谐和典雅的风格品质。色彩的情感寓意表达突出，让色彩世界变得神秘莫测。色彩在各领域的运用与其说是对客观存在的现实反映，不如理解成是艺术家和设计者们内心的呐喊!

第四篇：重提文化格调

重提文化格调

主持人：沈卫星

文艺，理应是人类审美地把握世界，但时下却出现了一种迎合低级趣味、满足刺激受众感官的非艺术非审美的媚俗倾向。

主持人：在有目共睹的文艺繁荣兴旺的同时，一股粗劣、低俗、洋奴的文化气息也阵阵袭来，并渐渐弥漫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构成了与作为文化而存在的进步健康的意义，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有审美情趣迥然相异的景观。今天，就请几位专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雷达：的确，就我的眼界所及，我觉得有一些作品和现象确实存在格调低下的问题。如一些所谓新历史小说和影视中的清宫戏、唐宫戏、民国戏就非常风靡，也许数量多不算什么，真正的问题是，有些作品把皇权思想、人治思想、专制思想抬得很高，奴才味儿很浓，把一些皇帝搞得可亲可敬，十分的高大全，这就不对了。我倒不是用批帝王将相的老眼光苛求它们，而是它们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和现代化进程未免太不协调。但就是改变不了，据说因为老百姓欢迎。再比如，一些侦破性、法制性的文学或影视作品，暴露罪恶淋漓尽致，杀得血淋淋，很富感官刺激，有的已经滑向诲淫诲盗的边缘。还有，反贪小说的风行总体看是大好事，也出了不少好作品，但也有在反腐名义下对腐朽的东西采取谐谑的游戏态度的，或者堆砌大量荤段子，这就把一场极严肃的斗争化为笑谈，不惟态度不端正，更谈不上什么力度。

仲呈祥：对此我也深有同感。艺坛，顾名思义，理应是人类艺术地即审美地把握世界的圣坛。但时下由于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艺坛出现了一股迎合低级趣味、满足刺激受众感官的非艺术非审美的媚俗倾向。如荧屏接连出现了10余部描写男女两性关系题材的长篇电视剧。其中不乏有置社会道德规范于不顾，公开渴望婚外“激情”的；又如，某省电视台的综艺节目中，居然让两男两女去抢睡一张床，结果出现了一对男女抢睡到同一张床上，主持人还故作斥责“你们怎么在光天化日之下干出这种事”的闹剧；再如美术界，竟有自称“行为艺术家”的人当众剖开牛腹，自己钻将进去，然后让人缝合起来，鲜血淋淋，惨不忍睹，还名之为《娘胎》……

冯骥才：如果把目光更扩大一些的话，我们每天一出门看到的城市面貌，尽管较以前得到迅速的发展，但依旧能看到与之不相称的粗劣的新建筑，庸俗的街景，脏乱的匾牌，等等。在一些小区，其审美是由开发商决定的，其结果可想而知。尤其什么罗马花园，美国小镇，威尼斯小区等，触目皆是，一种伪豪华、充满享乐主义的气息扑面而来。还有一些旅游景点的解说词中，充斥着封建、迷信、落后的色彩。走在大街上，各种店铺的名称粗俗不堪，什么王二哥，小老大。多姿多彩的民居和古镇正在变成廉价的、不伦不类的所谓小洋楼，连农村也是遍地这种小洋楼。这些都透出文化上的低俗和缺乏主体性。

尽管对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主流来说，这股非审美媚俗文化倾向，还只是支流，但影响大，且有蔓延之势，不可小视。

主持人：一些文艺工作者逐渐对社会流俗无奈屈从，甘心泯灭自己的创作理想，肯于降志屈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尤其是在一些综艺性节目中，有关人的精神情感、性格气质、价值取向渐渐迷失。

仲呈祥：上述的描述，足以说明当今确实出现了一股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非审美媚俗文化。尽管它们对于“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审美文化主流来说，还只是支流，但影响大，且有蔓延之势，不可小视。今天，我们的主流是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美德的颂扬和呼唤，但中华民族毕竟有过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有过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影响，还有过十年“文革”浩劫的遗患，因此，在当今人民群众的文化鉴赏心理中，确实还残留着某些落后的、愚昧的和不健康的东西。对这股非审美媚俗文化消极顺应，势必强化群体鉴赏心理中的不良一面，而它又反过来又助长了这股非审美的媚俗文化。

雷达：就拿“美女作家”的风靡来说，这很让人费解，文学是看作品好坏的，与写作者本人的相貌能有多大关系呢，但有些人总是乐此不疲，偏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美女作家”闪亮登场啊什么的。当然他们兜售的并非仅仅是容貌，主要还是某些炫耀式的性经历，对性事的渲染，或标榜“用身体写作”之类。我看到一位女评论家就此提出批评，文章题目是“警惕新的文学红灯区”，很好。我个人认为，要把必要的道德约束与扼杀人性区别开来，一切皆开禁，一切迎合欲望，屈从欲望，不是人性复归的证明和尊重人性的表现，因为欲望不等于就是人性。

黄式宪：在时下的电视媒体空间，任何一个对于文化风向变化稍稍具有一定敏悟性的人，都不难切身地感受到，一种以“生产快乐”为标榜却解构了任何精神、价值思考的“纯粹消费性的快餐文化”，正广为传播。所谓的“戏说风”、“豪华风”、“滥情风”，正一度而再度地漫卷我们的荧屏。面对此情此景，正是：“几家哟欢喜几家哟愁”。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倾向归咎于大众文化，而应该归因于有人借大众文化来抛售低级趣味。

主持人：由大众文化中产生的这类格调低俗现象，当然会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的。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雷达：为什么现在格调问题变得比较突出呢？事实上，不是现在变得突出，而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创作中的格调问题一直比较突出，我认为这是文化转型和价值重建的过渡期中产生的必然现象。随着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潮流对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的深刻影响，随着实惠化消费化倾向的膨胀，文艺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大众文化的全面登堂入室和文艺的消遣、娱乐、休闲功能的上升。在审美意识方面，则呈现出世俗化、日常化、平民化等特点。当然，这些并不意味着格调一定有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我们在向市场靠拢时，当我们在大力肯定人的商业化操作下从事写作时，当我们片面追求“上座率”、“发行量”和寻找所谓“卖点”时，当我们热衷于追求新奇、刺激、有趣时，往往可能会出现冲淡甚至放弃对人的精神价值，对高尚道德理想，对人性全面发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追求的倾向。与此同时，在某些作品中，还会出现对纵欲主义、颓废主义、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有意无意的放任和玩赏的态度。当然，文艺的思想意义是分层次的，侧重于娱乐性的作品有它应有的位置，格调未必低，这里并没有要大家都绷起面孔说教或玩深沉的意思。

冯骥才：其实，说到文化格调问题，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心理原因。清代300年，是文化品格逐渐下降和粗鄙化的过程。如果说家具是一种文化的话，明代是高峰，到了清代就粗鄙不堪。“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财富没有精心整理。“文革”中的文化更是成了革命对象。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又凭借电子产品等大举进入我国，年轻人一下子感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样，没有任何准备的民族文化受到冲击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娱乐文化上的低格调就是盲目追逐模仿西方的结果。另外，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农民意识，封建皇帝在改朝换代时总要跟前一代彻底决绝，总认为自己才是开天辟地，这都导致了民族文化难以有深厚的影响力，而只是碎片。

黄式宪：倘若沉静下来思索一番，则不难发现，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恰恰深藏着一些耐人寻味的、具有本质性的东西，其一是一些媒体以急功近利的广告收益为“驱动力”的媚俗倾向，其二则是在一些媒体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前提下，广大受众“感官式的视觉文化消费性”导致“欲望的膨胀”而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提倡文化的多样化，但前提是作为文化生产和传播者，不能放弃对受众作为“领航角色”的责任。

主持人：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少年如果沉浸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形成有关美丑对错的价值观念，并以这样的方式确立自己与当代社会秩序和体制的关系，这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黄式宪：在一些文艺作品中，连篇累牍地呈现出所谓“都市生活情感，世纪之交的欲望”的私密化景观，而留给影视受众的人文空间，却又微乎其微，其后果便是：感官与精神的日渐失衡，欲望的膨胀与道德文明的陷落。特别是那些五光十色的“综艺性栏目”里，当看到那些庸俗、低级的“搞笑游戏”时，简直难以令人卒睹，而见主持人带领着在场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面对此等景观，真为这些被无端领进此等“娱乐场”，听人摆布、任人愚弄、供人笑乐的男孩、女孩今后的成长而感到忧虑。我们的孩子们在智慧的开发、情操的冶炼、人格的培育上，又有多少生长的空间呢。

雷达：都市文学的兴盛，使文学的商品化、时尚化比较严重，正如有人形容的“写口红，写手袋，写时装，时尚散文风行；演秘书，演老板，演大腕，白领电视走俏”，这格调自然不高了。还比如，出版业的恶性炒作现象，直接影响文艺产品的格调，最近神童作家，娃娃文学，少年写手，低龄化写作，少年写作成人化等口号非常时髦。我认为善于在儿童中发现人才是好事情，不必苛求，更不必大惊小怪，也别动不动就说是“伤仲永”之类，但麻烦的是孩子身后的某些炒作者，看到销路好，就拼命拉小孩的稿子，与媒体联手，制造热点，达到赚钱的目的。在12岁小女孩的长篇小说里出现了“我找的男朋友要富贵如比哥（盖茨），潇洒如马哥（周润发）”固然不好，但孩子说的也许是实话，责任应由社会的文化环境和大人们来负。

黄式宪：由媒体的“媚俗”与受众在“快乐诱惑”下的“欲望的膨胀”，两者相依共生，在以商业性操作的类型化、流行化电视剧创作的层面上，乃渐渐形成一种可名之为“文化想象缺席”的“感官的盛宴”。这类“感官的盛宴”，大体不外如下几种市场屡试屡爽的模式：一曰“搞笑剧”，这类“戏说搞笑”的作品，一部、两部倒也无关痛痒，怕的是陈陈相因成了“时尚”、成了“风气”，那么，所有的历史俱遭解构，这些看“格格剧”长大的孩子，将来还能严肃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或现实么？二曰“武侠剧”，有识者不禁为此忧心忡忡，这类剧中崇尚、礼赞的所谓“江湖义气”，所谓效忠“山头”、效忠霸主的盲目的“英雄主义”，恰恰散发着封建主义的陈腐气息。这对于那些少不更事、童蒙未开的孩子们的文化心理的正常发育，显然是无一益而有百害的。三曰时尚化的“青春偶像剧”，它们独独缺少对生活“慧眼独具”的发现，缺少历史感和现实感，缺少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况味，那些如痴如醉的青少年“偶像剧迷”们，何处去寻觅自己的社会身份和脚踏实地的人生之路。

仲呈祥：这股非审美媚俗文化完全悖离了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弃了文艺的神圣使命和社会责任。它不是着意于提高全民族整体精神素质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是在赵公元帅指挥下迎合低级情趣和不健康的欣赏心理，与先进文化和优秀作品争夺受众，宣扬以追求感官享受为人生内容、以“跟着感觉走”为人生哲学，造就一种浅薄、浮躁、油滑、媚俗的群体性鉴赏习惯，营造一种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求相悖的贪图私利、寻欢作乐、玩物丧志的文化氛围。上述种种不健康的文艺作品，作用于执政党中的意志薄弱者，很可能导引他们走向赖昌星们的“红楼”，走向腐败堕落；作用于广大受众，将败坏国民的审美修养和精神素质。

时代对文化的需求空前提高了，各种需求也从未变得这样多样化。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放任式的“并存”，或把“并存”当终极目的。

主持人：中国文化人的优秀传统非常宝贵，他们为社会进步奔走呼号的情景至为动人。文化若不能作用于世道人心，将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今天，有些文化人却正在毫不可惜地放弃自己的优秀民族文化，同时也轻率地对待正在被创造着的文化。

冯骥才：一个民族对待自己的文化如此轻率是很可怕的。中华民族有非常优秀的文化宝藏，有很多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利用，如汉唐文化宝库就没有很好地去打开。东方知识分子有责任解释好东方文明。江总书记在“三个代表”中，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非常有眼光的。民族文化是和民族精神联在一起的。加入WTO以后，外来文化将更加冲击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不能再进入人家的游戏规则，文化是自己民族的王牌。要知道，文化一旦断裂后，要重新树立文化情感是很困难的。

雷达：文艺创作和文艺产品的生产，从来都有个格调问题，但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如果不正视它，不认真抓一抓，就会影响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影响到能否真正给人民提供丰美的精神食粮。过去从“左”的眼光出发，动不动指责别人格调低下，当然让人反感，而且只能阻抑文艺的真正繁荣。但是也不能走向另一种极端，连对艺术作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低、美丑、精粗、文野都不敢讲了，连分一分精品与庸品的勇气都没有了，以为一讲格调高低就是打棍子，那样下去也很可怕。在艺术问题上，我赞成多样共生，海纳百川，只有多种流派、风格、样式、方法的相互激荡和互补，才是艺术发展的坦途。但不能仅仅满足于放任式的“并存”，或把“并存”当终极目的，艺术毕竟有它的客观标准，我看格调问题就是重要的衡估标准之一。艺术没有鉴别，比较，必要的批评甚至批判（科学意义上的），怎么向前发展？事实上，由于对格调问题谈得不深入，对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作品缺乏击中要害的剖析，时间长了，无论读者还是批评家，都会像舌苔太厚丧失味觉一样，分不清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了。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一锅煮，无所谓好，也无所谓不好，大家在一片叫好声中和光共尘，这是很可悲的。

单纯：柏拉图在《会饮篇》中说：“世间有些人在心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还更富于生殖力，长于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这是什么呢？它就是思想智慧以及其他心灵的美质。一切诗人以及各行技艺中的发明人都属于这类生殖者。但是最高最美的思想智慧是用于齐家治国的，它的品质通常叫做中和与正义。”在目前这个社会的转型期，每个行业的人都面临素质提高的问题。文艺工作者首先应当提高个人素质，因为社会要求他们有垂范人伦的责任，特别是“星级”文艺工作者，他们对大批青少年“追星族”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示范作用。他们应当用自己的作品或形象为社会去探讨价值标准，有责任去思考社会公义并以身载道。

雷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市场法则与审美规律的关系，仍是解决格调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不能无视市场法则，也不能无视文艺作品主动塑造读者的能量。“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它们的关系是互相制约，互为促进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文学艺术提高全民族道德情操和重铸民族灵魂的责任。现在不少趣味低级的东西，大都是假借“满足最广大读者的阅读趣味”名义出来的。

文艺工作者理应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激发诗情画意，以世界的眼光捕捉创作灵感，从而以优秀作品提升人民大众的整体素质。

主持人：作为文化人，不能回避自己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责任。时代要求他们自觉地对社会作出关注和承诺。

冯骥才：保持对文化的尊严就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体现。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中蕴含有最深的民族情感。有了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的自尊，就不可能不爱国。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自己的文化是那样地挚爱。如果文化松懈后，国家感也就淡漠了，就没有事业心，责任心，就走向极端个人主义，自私，没有公众精神。对于责任感的藐视，极不可取。责任感是人的良知，是文化人的存在价值所在，它体现民族的良知。今天，知识分子应当站出来，负责任地去进行一次文化的精致和校正。

雷达：其实，格调的高低与写什么没有必然的直接联系，不能说写世俗小市民的，新言情新武侠的，格调就一定不高。格调的高低与体裁样式也没有直接联系，不能说通俗文艺，大众文化，格调就一定不高，纯文学就一定高。事实上在有的纯文学作家笔下，不是也有格调很低的东西出来么。问题的关键仍在于“怎么写”，怎样处理题材，作家艺术家把怎样的价值观、审美观、哲学观寄寓和渗透在其形象世界中。那么究竟什么与格调问题关系最密切呢？我认为，作品的格调与作家的人格精神的高度直接有关，甚至可以说，作家的道德情操、审美趣味有多高，他作品中的格调就有多高。当然，人格与风格，人品与文品分离的现象也不少，大体而言，人格决定文格这话是没错的。

单纯：经济学中有个“劣币逐良币”的“格鲁什姆定理”，就是说人们不能等待市场被彻底破坏了、无法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换了才来整顿市场，打击劣币，那样社会的成本就太高了，没有一个正常的社会能承受这样高昂的代价。文化市场也一样，受众也不能等待低劣的文艺作品已经败坏了整个市场才起来纠正它，而是未雨绸缪，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我们不能以为只要有市场就可以不接受批评，因为回避批评的市场很可能是个假的、短期的市场，低劣的作品也可能在某个时期有某些受众，但是我们还应记住林肯说过的那句至理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你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明星以及他们的作品都要面临持久的受众市场，那就非要具备止于至善的精神不可。“取法乎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风斯下矣。”要求作品的格调高雅并不是说每件具体的作品都得达到这个标准才行，而是说我们要确立一种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如其不然，反以作品或人品的格调低劣为荣，投好某些暂时的受众市场，这样的文艺作品绝对长不了。

黄式宪：电视剧作为一门诉诸形象、诉诸心灵的现代大众艺术，其商品属性显然不应被无限膨胀，还是要兼顾到它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一面，应坚持“寓教于乐”，使之在感官与精神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不应忽略媒体所担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使命和责任。我认为，克服媚俗弊端，首先应当强调媒体的“自省”、“自律”、“自重”。所谓“自省”，就是要敢于面对自己的失误；所谓“自律”，就是要在“当下、终极”之间突出人文的终极关怀，而不是一味地去炮制所谓的“感官盛宴”；而所谓“自重”，就是要注重媒体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形象。

仲呈祥：伴随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这是历史的必然。只要是健康无害的，都应给予一席位置。但我们首要的还是大力倡导能凝聚和激励全民族的审美文化，惟此，才有资格进入先进文化的行列，才能完成文艺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理应自觉地从人民群众和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中获取力量，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激发诗情画意，从世界范围的眼光捕捉创作灵感，从而创作出优秀作品，导引受众超越世俗，升腾到人类精神和理性应有的审美殿堂，提升人民大众的整体素质。

《光明日报》2002年1月9日

第五篇：《格调》读后感

《格调》读后感

当仔细品读一部作品后，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收获，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后感了。现在你是否对读后感一筹莫展呢？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格调》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格调》这本书充分说明了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现象，从等级问题到解析问题，再到现在社会上最明显主要的以貌取人、住房、消费、娱乐、摆设、智力生活、言谈举止、社会中的贫民化趋势的问题。《格调》读完后人完全可以感受到社会的现实，感受到早现在社会中，社会等级、地位依旧是个很敏感的话题，哪怕只是稍微提及都会刺激到别人，激怒了别人。

然而，实际上，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人们恰恰暴露了对社会等级的敏感：越是感到烦恼和愤怒，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如果谁容易变得非常焦虑，这种倾向暗示你是一名中产阶级，你非常担心自己会下滑一个或两个等级梯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热衷于谈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在这种事上投入的关注愈多，就愈显得地位优越。贫民阶层通常并不介意讨论这个话题，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几乎无力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所以，对他们而言，整个的等级问题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上层阶级空洞的贵族式的自命不凡不过是一种愚顽和妄自尊大；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和附庸风雅则令人生厌。而事实上呢，对社会等级高度敏感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有时候他们甚至会被这个问题吓得要命。正像你在等级问题上的愤慨恰恰暴露了你的阶级身份一样，解释这件令你生气的事物的方式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底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多少来作为标准的。生活在中层的人们承认金钱与等级差别有关，但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工作类型同样重要。接近上层的人们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等级身份不可或缺的标准，而对金钱、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则未加考虑。

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有等级差别的国家里。可，职业标准来了，也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在美国，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或者有时甚至意识不到等级结构的存在。所以，国外访客稍不留意就会忽视等级体系在这个国家的运转方式。

平等就像神话般存在在美国的社会中，这本书《格调》，作者的理解又是主要针对社会等级问题中那些可视的和可见的符号，但作者又主要集中在反映了一个人的行为选择的符号上，这意味着作者不会考虑种族因素，甚至，除非偶尔论及，也不会考虑宗教或政治因素。种族的区别显而易见，却由不得自己选择。宗教和政治观点通常由人选择，但人们的表现除了偶尔限于前院的圣龛或汽车保险杆上的小标贴，一般并不外露。面对一个人，你通常看不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是“自由派”。你看到的是“手绘的领带”或者“蹩脚的涤纶衬衫”，你听到的是“起限定作用的因素”，或者“就……而论”。为了弄清楚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信号，作者一直依靠感觉和直观判断，而非任何可以称为“合乎科学标准的”方法。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都不得不重新界定等级体系。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并且，几乎是独一无二地，美国人会因为在这个社会立足何处的问题而困惑不安。在美国，由于社会等级间的流动是如此顺畅，似乎每一位幸运儿都可以得到奖赏。而伴随这一情况而来的特殊危险则是：失望，以及接踵而来的妒忌。这个神话给人的印象是，你随时能用“挣”的方式向上爬。然而，一旦一个人发现自己陷身于一个等级差别体制，并对这个体制的必要性表示怀疑，此时的幻灭感和内心痛苦就格外强烈。有一些人在早期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发现，在他们为社会等级的攀升而奋发努力时，一些明显不相关的因素，例如遗传特征，早年背景，父辈或更年长一辈的社会地位，或多或少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他们因此变得有些绝望，这种绝望并非没有破坏性，尽管他们一般说来对这一破坏性秘而不宣。

而读完《格调》这本书，不禁为美国乃至当今社会的等级地位等一些现实问题而更为感触，人们为了贫富感到烦恼和愤怒，就越说明等级存在的真实和严酷。

人生来是有阶层的，现代社会的机制或许能够允许人们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但其在先天环境和早期经历中形成的观念、性格和品位依然会束缚着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从而左右着他们的行为方式、选择能力和欣赏能力，一个向上的野心并不足以改变这些。一个人得到了什么东西，拥有了什么技能，过上了什么样的生活并不会决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从本质上而言，他们其实并没有改变，仍旧属于自己原本的阶层。

但人们总要挣扎一下，尤其是在这个信息共享和自我意识泛滥的时代。为了弥补先天条件不足而导致的由来已久的不平衡感，最快速便捷的方法便是粉饰自我。伪装或隐瞒其真实的面目（通常此类人，关于他声称的他所拥有的那些，他所了解的仅仅只是一些名词罢了），但当一个人热衷于做姿态而不敢表现出真实的自我时，他的姿态就会变得千篇一律、呆板乏味和流于表面。（若是仔细看，还会发现一个故作姿态的——不管是人或者物都会透着一股谄媚的气质）

“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源自于傻瓜们的充分自信”。当一个人脱离了他的先天环境，自认为他已经改变了命运时，他会很容易因先天条件缺乏而产生后天补偿心理，由此便会产生许多问题（正如圣经有云，使地震动的是仆人做主）。

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心理需求会得到释放，过往的自卑会转化成自负（当然在他自己眼中是为“自信”）。他迫切地需要别人看到他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他迫切地需要收获自己曾经很少得到过的赞赏（但他不愿意去考虑他所得到的赞赏来自于怎样的人和怎样的欣赏力），于是炫耀和卖弄便成了必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必须要让别人看到经过粉饰贴金后的“美好”的自己。

不幸的是，他们所认为的改变和美好仅仅只是局限在表层，局限在他们自己的认知当中的。当他们下意识地想要去弥补过往带给他们的，他们仍旧在被过往牵着鼻子走，这样的他们其实很消除先天环境刻在他们身上的烙印。他们真正的改变或许只有在这种不平衡感得到弥补后才会开始，然而有多少人不会被自己刻意制造的这种美好假象所迷惑呢，或者说不满足于这个假象呢。

有人说读《格调》的人最没有格调，听起来有点酸；有朋友从来不打保龄球，就因为《格调》说贫民阶级的人才去打；

用书中的观点来分析，这应该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人的反应。因为在乎别人看自己的眼光，没有阶级安全感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心理。

与其说这本书指出了阶级的现象，不如说它给了普通人们以一种平时不大会用的视角，用理论的方式去分析那些随处可见的细节和现象。所以读过《格调》的人，在短时间内都会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冷冷地观察人们的衣着、动作、言谈、用品等，试图应用书中所提及的标准来界定等级。

也许这样做有点隔岸观火般的阴险的嫌疑，但它确实给人以一个新的理由，去解释一些无法用品性、知识、智商、情商等等原因来说明的事情，从而让人更能体谅人心。

用等级来给人作划分，无论古今，无论国度，都一直是件遭到鄙夷的事情，但我们能否认吗？不能。因为这个理由，韩剧《巴厘岛的故事》里那让人窒息的无法逾越的等级鸿沟所造成的绝望气氛，让人深深记住了它。

能从书中得到裨益的人可能还会包括市场营销和广告从业人士。通过对消费群体的划分和定位，可以参考其所处阶级而投其所好，这不失为又一个不错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