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民政策能力培育问题研究

第一篇：新农民政策能力培育问题研究

新农民政策能力培育问题研究

刘东杰

摘 要：新农村建设需要一批有知识、有思想、会技能、懂政策的新农民。其中，懂政策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求具备一定的公共政策能力。将公共政策能力作为新农民培育的一个维度或方面，对新农民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公共政策能力；新农民；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主体是农民，其中具有一定思想、知识、技能和政策素养的新农民是中坚力量。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2012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加强教育科技培训，全面造就新型农业农村人才队伍，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但是，当前在新农村建设中，普遍存在重“知识型”、“技能型”新农民，轻“政策型”新农民的现象，相应的，在新农民的培育过程中，“农业知识”、“业务技能”的培训内容要远远多于“公共政策”，特别是“三农政策”的比重，这一定程度带来对该文件的理解肤浅化、片面化。“政策型”新农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具备较强政策能力的新型农民，在当前我国农民群体中所占比重较小，而近些年来，国家各种涉农惠农政策密集出台，亟需相当数量的具有一定政策素养的本土农民人才积极参与政策过程。而目前存在的新农民素养结构的失衡，必定会对我国各项涉农政策的顺利推行和取得良好效果带来诸多的不利影响，如，有些新农民只知带领大家“科技致富”，却忽视相关农业科技政策、环境政策，给农村生态带来了破坏。因此，要使新农村建设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规划远景，和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科学发展之路，就必须培育和造就一批具备较强政策能力的新农民，或者，对现有新农民加强政策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一、新农民政策能力的内涵

公共政策能力概念最早出现在公共管理领域，用来探讨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权威主体制定、执行、监控、评估和终结政策的效率、效果和效能问题。这是一种对政策能力的狭义上的探讨和运用。公共政策主体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个人、团体或组织”[1]，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将政策能力的研究对象局限于权威的政策主体范围内。作为参与政策过程的更为广泛的普通公众，也应当成为政策能力研究之一维。新农民作为我国广大政策主体，特别是农民政策主体的精英分子，在当前党和政府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理应成为重要的政策能力主体被加以研究。

新农民政策能力是指，新农民介入政策过程的效度，及其自身具备的政策敏感性、政策认知力和政策运用水平。具体来讲，新农民政策能力包括四个维度： 1.介入政策过程的效度。效度是指效力和程度。可作为新农民介入政策过程——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终结各个环节——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新农民介入政策过程越深、对政策过程影响越大，则表明其政策能力越强。当前，我国普通农民，包括党和国家政策倡导大加培育的新型农民，对公共政策过程的介入效度都还很较低。这既源于几千年的“冷漠型”政治文化的惯习影响，也与许多地方在新农村建设中，过分强调“经济指标”，而忽视农村政治社会生态建设的导向有关。农民群体参与政策过程，特别是参与涉农政策过程，既是其合法权益的彰显，也是其健全政治人格得以发育的重要途径。长期的二元结构，造成了一种既定思维：农村落后于城市；农民落后于市民。这为我国整体政治民主的建设和推进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障碍，严重地阻滞了乡村政治民主的发展。新农民作为近年来在农村突起的一支精英队伍，无论思想眼界、知识涵养、技能水平，抑或是政治素养，较普通农民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但是，这与党和国家对新农民承担的重任要求还有很长的距离。

2.政策敏感性。政策敏感性是指在“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2]，具体而言，就是政策主体对某项政策的反应速度、程度。政策敏感性越高，则反应速度、程度越高，反之则越低。政策主体只有具备较高的政策敏感度，才可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和把握政策，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合理地运用政策。当前，在我国广大农村，农民政策敏感性不高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华中师范大学相关调查报告显示：“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民生、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等发展规划多处涉及‘三农’问题。然而，农民对‘十二五’规划的知晓度与了解度都处于较低的状态。仅有50.8%的受访者表示‘听说过’，目前农民对国家‘十二五’规划的知晓度与了解度都还较低，国家政策难以‘入户’。”[3]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农村居民包括新型农民在内的广大农民群体政策敏感性还较弱，对于国家大政方针的反应速度、程度较低。

3.政策认知力。政策认知能力是对政策精神、具体内容、适用范围、解决事项及预期效果的一种认识和把握能力。一项政策制定出来后，政策主体只有能够明晰地了解其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以及涉及到哪些标的团体等，才能够准确地把握和运用该项政策。但囿于兴趣、知识涵养、理解能力、政策敏感性等局限，当前很多农村居民，包括部分新型农民对国家相关政策的认知能力还较低：不了解政策具体所指，望文生义、主观演绎、牵强联系等曲解或不解政策的现象还普遍存在。政策认知能力是合理运用政策的前提，缺少了这一步，任何努力追求政策合理运用的想法都是幻想。

4.政策运用水平。政策的介入、敏感性、认知能力最终都是要服务于政策的合理运用。换句话来讲，即政策的运用水平是建立在前三种政策能力基础上，深受其制约的。政策运用水平的高低，关涉政策主体的个人利益和政策标的团体的公共利益。一项制定科学完善的政策，要发挥良好的社会效用，不仅取决于政策权威主体依法严格执行，更需要作为政策对象的标的团体的参与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策标的团体参与政策执行，解决关乎自己的事务，就是一种对政策的运用。新型农民作为新农村的中坚力量，更多的是关注关涉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的公共政策。我国农民群体整体政治素质不高的现状将长期存在，得以扭转尚需时日，因此，公共政策特别是“三农政策”在农村的有效执行，就应更多地寄希望于新农民的政策运用水平上。这个群体合理地运用现行政策，能够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使更多对政策反应迟滞的农村居民在效仿中，逐步提高参与政策的能力，从而使公共政策在农村推行更为顺利。

二、新农民政策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当前，新型农民群体的数量在我国总的农村居民中的占比还很低，这也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多次发文要求重视农村人才工作的原因之一。新型农民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这个群体总体数量和素质将会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对新型农民培育的总体政策环境已经建立，也基本上形成了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短期培训等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人才培训培育方式。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虽然目前教育培训方式多元化，但总体的培训课程结构却有待完善：农业科技类内容占比过大，部分培训课程脱离农村实际，对国家方针政策的培训内容往往被忽视或轻视。这就带来了在农村培养“政策型”新农民的难度。具体来讲，目前新型农民政策能力提升存在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观念的滞后。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经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肉食者谋之”的落后政治参与意识仍有较大市场。不参与政治，专事生产生活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一贯行为选择。虽然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以来，我国政治民主建设走向了正轨化，制度化。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心理仍难以在朝夕间得到改观。在这种“冷漠”或者被动的政治心理遣使下，我国广大农民，即使是具有一定思想开放性的新农民的政治态度仍倾向于保守，因此他们总体上对国家政策过程的介入效度、敏感性、认知能力和运用能力仍处于较低层次；二是在我国部分政府机构中，特别是基层政府机构中，重经济建设，轻政治、社会建设的思想仍在主导着“公共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政治建设的进程。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阶级斗争为纲”，做出逐步实现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的重大方略后，“经济建设为本”的思想迅速的成了官民意识的主流。这种认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确对促进经济快速的发展、崛起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经济体制改革相较滞后的政治领域出现了“掣肘”经济发展的不利状况。如果目前我们仍普遍固守单一的“经济建设为本”思想，就有可能出现社会发展的“短腿”现象。

2.政策知识的匮乏。公共政策科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虽经政府和学界的多年推动，目前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显学”，但其理论影响力仍多局限于学界。在我国政府政策过程中，相关的科学化的政策理论虽也常用，但不可忽视的是，本土化、适合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特色的政策理论仍很匮乏，或者，虽然存在着相关理论，却因主客原因难以得到有效的借鉴运用，政府决策中的“一言堂”、政策执行中的“异化”现象等都是佐证。科学的政策理论在政府中尚且成为稀缺资源，更遑论政治民主化进程滞后的广大乡村。缺少了科学的政策理论，面对周全公正的政策，即使农民有参与的欲望，也会因“无知的畏惧”而却步。新农民虽然是农民群体中的精英分子，但其也往往会面临着政策科学知识匮乏的窘境，不知如何着手参与政策过程，提高政策认知水平和运用能力。政策知识的匮乏现象在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认为政策理论就是具体政策，或者将政策知识肤浅化的人群广泛分布，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农民介入政策过程，增强政策敏感性，提高认知能力进而合理运用政策的能力。

3.政策运用的效用未得彰显。“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做权威性的分配。”[4]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往往也是遵循着对社会总体价值进行公平、公正分配的价值的。有了科学合理的政策，要使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不出现偏差，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则不仅需要权威政策机构的严格依规执行，也需要作为政策作用对象的公众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具体的政策过程中去，起到监督、促动和规范政策运行的效力。由于受消极的参与意识、政策知识的匮乏、国家相关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农村政策主体，包括新型农民对政策的运用效果并不明显：有的不了解政策运作的科学过程，难以介入；有的虽介入但缺乏对政策的确切把握，难以实现自身合理利益的维护；有的对具有较强时效性的政策缺乏敏感性认知，以致错失政策时效等。政策运用效果不彰显，既是前面提到的各项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同时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弱化农民的参与意识和对科学政策知识获取的积极性，形成一种不良循环。

4.相关培训制度的缺失。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农民群体的素质提升逐步重视。“2004年2月教育部启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通过远程开放教育的方式，将高等教育延伸到农村，为农村第一线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实用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5]；2006年中央1号文件就提出，要提高农民整体素质，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同年，“十一五”规划中进一步提出，支持新型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民务农技能和科技素质；2012年中央1号文件再一次强调培养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相应的，各地也开始着实中央文件精神，制定了本地切实可行的农民培训规划，“将农民送入课堂，将知识带进田间”。各地基层党校、电大、农广校以及其他农业职业培训教育机构充分利用自身教育资源和培训特色加大对农民的技能培训、知识培训等。但是，由于各地具体的培训制度的缺失，还普遍存在着财政拨款的不足、培训课程结构的不合理、培训流于形式等问题。在众多的培训机构中，设置“公共政策”课程，对新农民进行“政策知识”培训的较少，大多都集中在职业技能的培训上。这使得国家对农民的培训过于偏重技能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群体的政策能力的提升。

三、破除新农民政策能力提升障碍的路径

新型农民虽然是整体农民群体中的佼佼者，但他们的整体政治素质与我国城市居民相较还有一定的差距。就单纯的政策能力而言，城市居民由于环境、受教育程度、信息渠道等原因，对于国家各项政策的接触、认知和运用能力普遍要高于农村居民，且有扩大的趋势。如何缩小这种差距？这需要破除新农民政策能力提升过程中的各种障碍。

1.树立积极的政治观。观念的破除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单纯的通过教育和外在约束消除一种观念是极其困难的。但利用新观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逐步替代旧的观念，虽需耗费一定时间，但往往所遇阻力较小，效果也最明显。新农民群体过于注重技能知识的培训，而轻视政策素质培养的观念意识，源于我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和国家一定时期内的工作重心导向。当前，要使新农民真正具备积极的政治意识，主动参与政策过程，首要的就是从思想上破除“远政治”的旧观，树立重“权利”，“亲政治”的与时俱进的时代政治观，只有这样，新农民参与政策过程才会是出于自愿，参与的效果也会较好，故而也能更容易提升其政策能力；对于部分存在“以经济建设为本”，轻社会建设观念的政府部门，特别是基层政府，要消除或替代这种观念，首要的是使其认清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调整职能结构，转变政府角色为契机，逐步以新的工作内涵和范围引导观念的嬗变；其次，通过公共职业精神的集体教育培训，使抱有旧观的公共管理者真正能认识到自己的观念与当前新形势、新任务之间的不相适应，从而能以一个负责任的“公共人”主动抛却落后观念；最后，在软手段无法起到理想效果的时候，可考虑制定必要的惩戒规范，通过具有权威性的制度约束，迫使抱有旧观的公共管理人员，“不得不”以新观念主导自己的行为。当然，对于存在落后政治观的新农民抑或部分政府机构，要确实树立起积极主动的“政策参与观”，仍有较长路程要走。2.加强政策科学知识的传播。政策活动需要科学知识的指导。没有正确的政策理论指导，政策过程容易走向偏差。提升新农民政策能力，保证其参与的科学性、合理性是重要前提。因为，只有科学地参与政策过程，才会有较高的政策参与效度；只有具备一定的政策理论知识，也才能更透彻的理解政策内涵、精神；只有具备一定政策理论素养，也才可能更容易掌握政策规律，发展出较强的政策敏感性；只有具备科学的政策理论，也才能合理有效地运用政策，获得较好的政策效用。但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当前对科学的政策知识、政策理论有一定掌握的农民群体包括新型农民在内，数量偏小，难以对公共政策在农村的运行产生较大影响。如何加强政策科学知识的宣传普及，成为当前新型农民提升政策能力的一大问题。这需要相关制度、机构、人事和财力的跟进。首先，必须建立新型农民政策知识培训的常规制度，使其培训内容、培训周期常态化；其次，设立相应的政策本土化研究机构。由于我国农村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环境复杂，因此，必须做好政策本土化工作。设立相应的政策农村本土化研究培训机构，将宏观的、原则性的政策具体化为本地适宜的政策，进行宣传培训，从而，为新农民对政策的理解运用扫除障碍；再次，要加大农村高学历人才的引进培养，在农村传播政策知识，需要一批了具备一定政策理论功底、了解农村现状、懂得农民需求的人才参与，这类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最后，公共政策科学知识在农村传播，需要有必要的财力保障。国家各级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财政保障机制，使新农民政策培训不至于经费掣肘。

3.增强典型示范作用。运用政策并取得效用满足，是政策标的群体参与政策过程的最根本动机。政策运用效果不佳必将弱化新农民参与政策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其政策能力的提升。因此，有必要适时塑造典型，以示范的力量引领更多新农民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这需要通过国家媒体宣传、定期的会议讨论、典型表彰大会等形式来实现。首先，充分利用官方各类媒体：报纸、电台、网络等，将典型的影响力推向高度。其次，通过会议讨论的形式，组织相关新农民参与讨论，总结典型的经验，寻找自身的差距，从而在比照中，自觉树立典型标杆意识；最后，通过表彰大会的形式，让典型承载荣誉，以此刺激更多的新农民积极投身到公共政策在农村的运行过程中，在提升自身政策能力的同时，助推政策效用的叠加。

4.健全培训制度。培训制度不健全，是新农民培训中的一个制度性问题。前面也提到，虽然党和国家陆续出台了一些有关农民培训的文件，但总体上都是宏观的，原则性的，虽具备较强的方向性，但缺少具体的操作性。虽然也有地方，例如江苏、山东等省份，响应党和国家文件，出台过相应的农民培训制度规划，但具体的执行效果并不太理想。未来，党和国家应当牵头地方制定各地适宜农民培训计划、制度。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培训课程制度、培训师资供给制度、培训效果考评制度和培训的机构设置制度等。培训课程制度，就是要设置合理的培训课程结构，使这种结构制度化，保证公共政策课程在总的课程中占有一定比例，避免过于偏重技能性培训课程的现象；培训师资制度，要求培训师资的选配、使用、更新以及作用的发挥有一套可行的制度保证，这可解决新农民培训中存在的教师力量薄弱、配备随意性，以及教师不称职等问题；建立健全培训效果考评制度，是使培训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培训效果的好与坏，需要加以考评，否则，会出现庸师占位、资金糜费、培训流于形式等不良后果。建立考评制度，对培训效果较佳的课程及师资总结其经验，给予表彰，并加以推广。对培训效果较差的课程及师资，要找出问题源头，调整课程或给予相应惩戒、更换师资；最后，要整合或建立相应的培训机构。当前，党校、电大、农广校、农民学院及农林类高职院校是我国农民培训的主要载体。但这类载体存在着培训内容交叉、资源难以共享的问题。这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文件，将此类机构的相关资源整合利用，发挥集约效力。另外，也可以在农村设立非官方的培训机构，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发动非政府组织在农村设立农民专业培训学校等。

结论：由于长期关注城市发展，以致国家对农村欠账太多，职业农民的素质培训更是长期被忽视。当前，在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党和国家制定出台了系列的农民培训文件，这是对农村人才工作的重要支持。但是，对农民包括新型农民的政策能力的培训，当前还缺少相关文件支持、各项制度的保障。对于这一点，相信在未来的新农村建设中，会逐步重视起来。参考文献： [1] 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9.[2][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3] 首个《中国农民状况发展报告》发布 农民对惠农政策缺乏了解[EB/OL].http://www.xiexiebang.com/info/detail.jsp?id=84700.[4 [美] D.Esston.The Political System.New York：Kropf，1953：129． [5] 章康龙.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J].杭州：观察与思考，2012（5）：45.作者单位:中共淮安市委党校 科研处

第二篇：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研究

张建军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四化”）道路，促进“四化”同步发展。但在当前，农业现代化明显滞后，工农业发展不平衡，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比较效益低，农村缺乏一批年富力强的新型职业农民，极大制约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把“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全社会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任务； 实施引导人才向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流动、人才创业扶持等10 项重大政策；把“现代农业人才支撑计划” 列为12 项重大人才工程之一。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中办发〔2014〕61号)明确要求，努力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认定、扶持体系，为统筹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认定工作指明了方向。农民教育培训特别是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任务更加紧迫而繁重。培育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紧迫。正如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所言，发展现代农业根本出路在科技，关键在人才，最基础的就是要培育有科技素质、职业技能与经营能力的新型职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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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为自身职业，并以此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创业的新型农民。他们与传统农民相比较，有其不同特点，即具有职业选择自主化、生产经营规模化、科学性和创造性。职业农民是能够主动适应现代农业产业化、市场化、规模化、标准化要求的职业人，享有与其他行业劳动者同等的职业保障和权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大意义

1.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种发展趋势和必然要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经过自身多年的努力，已经培育出一支职业农民队伍。他们占人口总数比例低，数量不多，但能够很好承担所属国家农业生产的重任。当前农业现代化实质就是要实现农业社会化的大生产，核心是专业化、协作化生产，农业的分工越来越精细，越来越科学，从而形成农业产业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实现这个过程的关键是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归根结底是要依靠掌握和使用先进科学技术，支撑农业产业发展的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目前，随着我国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大量转移，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新生劳动力离农意愿强烈和务农经历缺失加剧农业后继乏人，“谁来种地”、“地如何种”已成为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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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务农劳动力文化水平偏低，老龄化现象严重，从业人员数量锐减，已经严重制约农业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客观上要求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消除这种不利影响。

1.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我国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到非农产业，新生代农民弃农现象日趋突出，农业劳动力短缺问题日益严重。在农村，妇女、儿童、老人充当主要劳动力，他们没有太多精力和时间务农，使得更多的土地被荒废，“将来谁来种地”、“地如何种”的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重视，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根本问题。新型职业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是我国未来农业生产中的主导，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集约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能有效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当前我国农村荒地现象严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包括土地等各种要素迅速被吸收、积聚、重新组合。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农村土地被抛荒的情况，客观上需要土地集体承包，集约生产，现实条件呼唤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好这个问题，有利于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产品有效供给。

1.3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的迫切需要 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本质上是提高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者业务素质、科技素质不高，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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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制约了农村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青壮年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妇女、儿童、老人充当主要劳动力，直接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降低。一方面随着工业发展和人民需求的增长，粮食也面临需求的刚性增长； 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成本刚性上升，无论是土地，还是水资源等农业生产资源受到刚性约束，供给压力增大。所以发展农业不能脱离客观的资源条件。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农业发展还应该在现有基础上突破资源的束缚，我们需要不断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提升农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切实将农业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一批引领农民致富的带头人和懂技术、会经营的农村市场管理人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全国各地都十分重视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深感培育的意义重大而紧迫，从2013年到现在一些地方根据农业部的要求结合自身地区特点大胆创新探索培育模式、手段和方法，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2.1 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属于社会公共产品范畴，对此问题的重视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国家和地方财政应该安排专项资金加以支持，解决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要作长远打算。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国家对农民欠缺的太多，现在应该是还帐的时候了。应该切实提高农民的人力资本，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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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的有效实施。因此需要加大农村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在重点领域、重点项目等方面增加投入力度。

2.2 职业农民队伍建设制度体系不完善

我国还没有制定关于职业农民队伍建设的国家层面制度，培养职业农民缺乏法律和制度依据。户籍制度二元化使得要素流动受限，制约了职业农民队伍的发展；目前的土地制度无法进行有效的土地流转，很难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的现代化农业生产，制约了职业农民队伍的形成； 教育体制还不完善，制约了职业农民培养； 我国还没有建立规范的职业农民岗位标准和准入制度，缺乏相应的投入机制、补贴机制和激励机制等保障制度，制约了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2.3 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培养难度大

据农业普查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民受教育的程度整体偏低。在农村从业人口中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仅占5.8%，平均受教育年限7.8 年(城镇这一数值为11年)。当前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状况也不容乐观，未受到任何培训的占76.4%。再加上农业科技推广人员紧缺，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偏低，各种因素相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难度增大。

2.4 农民参与培训主动性不够，培训内容针对性不强 相当部分农民参与培训往往是因为当地主管部门对培训给予了财政支持，或是将参与培训与某种利益相挂钩，其积极主动性不高，在培训过程中抱有应付差事的心态，使得培训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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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预期的效果。此外，现有的农民培训内容大多只是简单的技能培训，而农村地区差异明显，呈现多样化需求，既包括传统的家庭种植业与养殖业方面，也包括非农职业技术服务方面如农产品加工、建筑、运输、服装加工、家政等，培育内容与农民需求脱节，培训效果大打折扣。据调查，目前培训的情况是，超过60%的农民认为没有合适的内容，超过50%的农民认为内容不切合实际。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路径选择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必须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充分发挥市场调控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主动性，高瞻远瞩，制订出科学严谨的长远规划，才能获得理想效果。

3.1 营造新型职业农民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

3.1.1 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树立平等的农民职业观念在全社会营造重视农业、关心农村和尊重农民的社会氛围。农业作为产业、农村是工作地点、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职业，犹如工人在工厂做工一样，农民在农村务农，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但目前农民不仅收入低，而且社会地位低下，难以享受与非农民平等的社会福利和待遇，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农村青壮年远离家乡，涌入城里务工，逐渐形成了“只有没出息的人才留在农村”的社会心理。因此，要吸引有志于现代农业的青年选择做职业农民，就要求社会抛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偏见和行为，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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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社会舆论环境。

3.1.2 营造要素双向流动的环境，稳定和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营造要素双向流动的环境，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消除限制城乡要素流动的障碍因素。一方面，创新和规范土地流转制度，使土地流转在自愿、平等、有偿的原则下按市场机制运行流转，确保土地能够集中起来，实行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为新型职业农集中起来，实行现代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为新型职业农民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一部分城镇人才也可到农村创业，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这样新型职业农民打破了户籍限制，没有身份区分，队伍就会不断发展壮大。

3.1.3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目前，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员工实行退休制，退休后有退休金供养，但在农村，农民干一辈子都退不了休，七老八十的人依然还得干农活，不然什么也没有，依靠目前及其微薄的每月几十块百来块钱的政府补贴根本生活不下去。在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应建立完善体系，确保新型职业农民没有后顾之忧，这对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化有很大的吸引力。

3.2 科学筛选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为了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达到更好效果，有必要对培育对象进行事前筛选和培育。将生产经营型人才、技能服务型人才和农村发展带头人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特别是农业生产企业主、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大学生村官、科技示范户、农机能手、7 / 11

动物防疫员、种植养殖大户等主体，以及农民植保员、经纪人、水利员、信息员、沼气工等各类生产经营和技能服务型人才，将他们进行培训引导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然后再通过他们的示范带动，发展出更多的职业农民。其次，政府还应该从农业大专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生中选拔具有潜在发展能力的、有意愿服务三农的农业技术人才，要对这类人员进行培育、引导，鼓励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发展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在此特别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农民都被“赶”回农村务农，而是重在引导，出台激励政策，完善培训机制，对农民合理分流，一部分作为城市农民工，一部分作为职业农民。多年来政府在农民工转岗培训方面财政投入了大量资金，积累了不少经验，而对职业农民的培训方面一些地方才刚刚起步。在对农培训上要统筹兼顾、立足长远，不能只看短期利益。

3.3 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围绕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构建灵活多样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机构和培训组织体系，创新培育培训内容和方式，通过不断探索实践，总结经验，确保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适用、有效果。

3.3.1 完善培训主体，创新培训模式

政府应整合职业院校、电大、党校等资源，加强与农业院校合作，引进人才，完善培训主体。要创新培训模式，可以采取学校+园区、农技推广体系、企业与非营利组织等培训模式。培训方式方法要灵活，采取送教下乡、教师进村等农民易于接受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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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把教育培训办进农村、办进田间、办进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实现就地就近培养。采取传统的讲授、现场教学、多媒体教学、土专家传授等多种手段进行培训。

3.3.2 制定培训计划，确定培训内容因地制宜制定培训计划，应从各地方特点和需要出发，将培养内容与地方主导产业紧密结合，围绕各地现代农业发展急需的关键技术、经营管理知识及市场信息等开展教育培训，要因地制宜开展，各地方农村适宜做什么就培训什么技能，并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在培训内容上既要涵盖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又要结合地方农业发展特色，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和指导。培训内容要从传统的种植养殖技术扩展到涵盖产前产后的相关领域，如农产品销售及服务，食品加工，农场管理等，以及从技术培训拓展到创业经营和就业技能培训等。此外还要结合农业生产特点及农民需要，合理安排培训时间、地点和内容，在培训时间上，要避开农忙时节，确定适中的培训周期；在培训地点上，必要时可安排在距离农民住所较近的地方，选派教师入村进行培训。

3.3.3 加强培训体系的监督评价,建立和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监督评价机制，对培育效果情况进行评价监督也是很有必要的。监督评价机制包括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内容、评价反馈等基本内容。

3.4 完善政府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制度供给

3.4.1 颁发绿色执业资格证书，提高准入门槛参照成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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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准入规则，应该实行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就像教师职业有教师证、会计职业有会计证一样，可以优先选择容易实行企业化运作的产业选拔优秀农民进行职业化培训试点，稳步推进，逐步实行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获证者才能享有新型职业农民各种优惠待遇。

3.4.2 制定各种优惠政策对新型职业农民给予重点扶持。国家出台必要的政策，对新型职业农民给予一定的补助，或给予优先提供产业发展相应低息或政府贴息贷款，保障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基本资金需求。此外，还应该在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方面以及子女教育方面给予大力扶持，了却新型职业农民的后顾之忧。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使从事农业职业的收入水平达到或赶上各行业平均水平，才可能吸引更多人才，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新型职业农民所给予的政府补助或提供的产业发展相应低息或政府贴息贷款，应严格控制其用途，不得挪作他用，否则立即收回所有补助和贷款。

3.4.3 制定和修改各项涉农法规，完善激励机制。现行的涉农法律法规为保障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权益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应该适时进行调整，同时，一些“三农”新法律需要及时制定。把培训新型职业农民与各种涉农法律法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培训工作的长期性和持续性，新型职业农民从事农业职业、规模发展壮大才能有法律保障。此外对有显著贡献的新型职业农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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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宣传，以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这样就能引领带动传统农民更多更快地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新课题，必须高度重视，不断创新探索。问题十分复杂，涉及面广，需要多方长期共同奋斗去解决，包括各级政府资金、政策支持。不仅需要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更需要政府政策的倾斜与资金的投入力度，还需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制度供给以及农村自觉意识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从而为农业现代化与新农村建设奠定良好的人力保障。

甘肃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两当县分校

联系电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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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

[摘 要]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增加农民收入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新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关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作了详尽的分析。

[关键词] 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建议

促进农民增收，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必要保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农村改革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困扰我们的农产品短缺时代已永远成为历史。农村、农民也已摆脱了贫困状态，基本实现了小康。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呈现出一片祥和兴旺的景象，但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渐凸显。

一、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农民纯收入年递增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连续4年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历史最高水平。江宁区也同全国一样，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据目前该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场因素、自身因素等。

政策因素。一是农民土地承包制度与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土地所有权不能得到合理流动和转让，限制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有田无人种（抛荒）和有人无田种的怪现象。个别政府部门和单位打着“示范”旗号，转租农民承包田，变“示范园区”为部门和单位增收的“小金库”。另外，还有的以发展为名侵占农民土地使用权，如某某专业种（养）植园地等，农民被迫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二是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从全国来看，1991年～1995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七五”期间为5．3％，而“八五”期间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门受到金融体制的限制，对农村、农业贷款投放相当不足，从而导致了优良品种和先进科学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农业机械陈旧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局部地区又回到了“刀耕火种”时代。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其一是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费用。有统计资料表明，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供养人员的71％，而财政收入只有全国的21％，七站八所，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因官设位，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在这次机构精简中，江宁区乡镇由原来23个减为17个，行政村由343个减为248个，精简各级干部1000人，为此每年可减少农民负担3000万元。其二是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人数中70％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虽由中央、省、市、县、乡镇几级共同承担，但乡镇承担高达78％之多，而最终农民承担达80％左右。其三是各种乱收费现象屡禁不绝。农民除应缴农业税等外，基层政府和各部门乱开口子，巧立名目现象时有发生，给农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激发了不少社会矛盾，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2．市场因素。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将面临着重大考验。如何面对市场，应对国际农产品出口竞争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从客观上讲，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给农民带来很大的震荡，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城乡人口占比是3∶7，而农产品是7个人生产，3个人消费，卖方市场自然转向买方市场。“卖难”现象尤为突出，依靠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潜力极其有限。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产品生产上注重的是数量上的扩张，而忽视质量上的提档．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数额有限。从主观上讲，在生产和经营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市场意识，单兵作战，而以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方式难以抵御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冲击。自身因素。江宁区是一个农业大区，由于历史原因，城乡差别比较明显，农村发展较为滞后，因而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是农民素质较低。目前江宁区现有农村劳动力33．6万人，其中大中专生占1．8％，高中生占9．3％，初中以下占89．9％，由于文化素质低，导致综合素质上不去，接受新事物慢，运用现代科技能力差，致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力弱。就业门路窄、致富机会少，造成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的浪费，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二是人多地少，农业资源匮乏。目前江宁区人均拥有耕地0．8亩，林地2．85亩，水田0．48亩。撤县设区后，东山镇将纳入南京市主城区，大面积的开放开发、人口不断增加、基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定局，而原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农业资源下降和农业生产规模上升的矛盾日趋激烈，这都将给农民增收带来阻力。

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在全国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实现农村小康的关键在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是实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应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新对策、新措施。

1．更新观念，增强市场、服务、科技意识。具体应做到提高三种意识：一是提高市场意识。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卖难”现象时有发生，它已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一道屏障。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适时调整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品种、规模，既要立足于当前效益又兼顾长远利益，既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依据自身实力；其次是抓好流通，以江宁市场为依托，辐射南京和周边城市，以水、陆、空便利交通为桥梁，以特色农产品为龙头（如横溪西瓜、土桥大米、禄口獭兔等），在大、中城市设立营销点，使农产品的外调、外运、外销灵活运转，自然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储运——销售——信息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围绕市场、重视市场、研究市场、开拓市场，最终达到建一方市场、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新理念。二是提高服务意识。基层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转变职能与角色，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优势，搭好舞台，让农户上台唱主角，政府做好服务甘当“配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江宁区横溪镇为促进本地区农产品升级，不惜一切代价花巨资每年为瓜农举办一次 “西瓜节”，使“横溪西瓜”不仅在全省乃至华东地区闻名遐迩，成为带动横溪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就此一项就使瓜农人均增收350元。三是提高科技意识。首先必须加大科学技术宣传推广力度，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送知识、送科技、送信息下乡，使优、特、新品种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被广大农户所接受、信任和应用推广。委派责任心强、业务精的科技骨干、专家、学者深入到农户、田头、场棚，为农户排忧解难，结合实际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渔则渔，不搞行政命令或形象工程。其次是农民自身应不断增强科技意识，加大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投入，提高自身档次和科学文化综合素质，依靠科学技术发家致富。

2．夯实基础，采取多投、少取、调整的方法。“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实现强民富民关键在于夯实农业基础，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一是多投，从多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快农业的发展。必须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继续抓好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村的电、路、沟、渠、坝、库、闸和农业机械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逐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在努力增加对农业补贴数额的同时，切实改进补贴方法，逐步建立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制度，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逐步完善金融体制，加大对农业的放贷尤其是放宽对农户的中短期小额贷款的政策，简便手续，建立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切实为农户服务。二是少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抓好农村税费改革，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比如近几年对电力农网进行的全面改造，重新调整线路，更新设备，减少自然损耗，严厉打击偷电行为，统一电脑计费，杜绝了关系电、人情电，为农业每年减少电费支出达50％以上。坚持按中央“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脱产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办法的内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真正使农民通过减负促增收。

三是调整。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加入WTO后的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这个中心环节，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自主调整种植、养殖结构，使油粮经济二元结构向多元结构转移，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蔬菜业、林果业等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创品牌、创名牌。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切实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

农民税收政策对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村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终结了实行2000多年的农业税。相关学者关于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提出了相关的看法。戴天放①研究认为取消农业税在短期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相当明显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其长期趋势却表现为农民增收效应递减，主要是农业税减免引起市场交易成本如农资成本、人工成本增加和引起政府农业服务职能萎缩等。贺景霖②分析了河南省周口市农业税费减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农业税取消后，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农业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但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低，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资金缺乏，农民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相对淡薄，农业产销信息不畅通，农民科技素质较低等方面，农民收入增长仍然有限，仍未根本扭转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局面。

赵乐俊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提到：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益突出。其根本原因是，一是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和对外开放的变化，这是导致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二是农业的产业化生产程度低和非产业发展缓慢。③

冯招容在《农民收入增长的体制性障碍研究》中提到：当前农村经济体制不完善阻碍农民收入增长，主要表现为，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二是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三是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四是农村财税制度不完善。④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改进措施中，赵乐俊在文中提到：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一继续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二是加快培训、劳务输出以促进增收；三是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增收；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增收。⑤

潘盛洲在《农民收入问题：现状、原因及对策》中提到关于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政策建议：直接面向农民的政策措施，一是稳定粮食保护水平，切实做到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二是由政府承担费用，免费向农民提供优质良种和有关科技服务，三是对购买大型农机具、修建住房的农民提供消费信贷；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一是积极推进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扩大农产品出口，二是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促进乡镇企业再次腾飞，三是加快城镇化步伐，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

第四篇：全市新农民培育农民工培训工作方案

文章标题：全市新农民培育农民工培训工作方案

全市新农民培育农民工培训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提高我市农民素质，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小康社会建设进程，根据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

〔2005〕35号）、《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3〕79号）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06〕25号）精神，制定本培训方案。



一、进一步提高对农民及农民工培训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我市是农业大市，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输出大市。抓好新农民培育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失地农民培训转移，对于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据统计，我市有农村劳动力173.6万，每年外出务工人员近65万人。但大多数未经过培训，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必要的就业技能，就业空间较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随着城乡经济和加工制造业对劳动者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很多用工单位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劳动者的要求也逐步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急需一大批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新农民，特别是随着我市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园区蓬勃兴起，园区用工量不断扩大，一些园区招工难的问题逐步开始显现。作为与市场、与经济、与社会直接联系的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和人民性，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在推进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促进社会就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开展职业培训的重要性，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把对新农民的培育，务工农民的技能培训和失地农民的培训，纳入整个教育发展规划之中，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强领导，统筹规划，分工协作，切实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

二、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按照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坚持多予、少取、方便灵活，综合运用财政扶持政策和市场手段，以整合培训资源，引导和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参与，充分调动用人单位和农民工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开展引导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转移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有效解决工业园招工不足的难题，为建设新九江提供有效的技能人才支持。

(二)基本原则：加强市场调查与预测，坚持按需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坚持政府支持引导与市场化、社会化培训相结合，多方筹集培训资金；坚持培训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给合，提高培训质量和效果；坚持短期培训和学历教育相结合，扩大培训覆盖面；坚持培训与转移就业相结合，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

三、培训目标和任务

(一)构建一个网络，就是农村教育和培训网络。即以市农业类普通中专和省、市已经审定的培训基地为骨干，以县级职教中心（职业高中）为主阵地，以乡（镇）村级农民文化技术学校为辐射点，构建覆盖全市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网络体系。

(二)实施两项工程。一是职业教育强县富民工程。就是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人才培训、技术服务、项目引进、生产示范和成果推广等方面的作用。为农村现有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服务，围绕强县富民，2007—2010年每年培训新农民2万人，即每年对新进入农民队伍的2万名初中、高中毕业生进行1—2门现代农业科技知识、农产品经纪人以及农业实用技术知识的培训，努力提高新农民的素质。达到培训一批人才，推广一项技术，形成一个产业，致富一方百姓的目的。二是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就是以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壮大农村经济为根本目的，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失地农民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普遍提高务工人员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使其掌握1—2项实用技能。达到培训一人，输出一人，脱贫一户的效果。2007—2010年培训35万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



四、培训内容和方式

(一)引导性培训。引导性培训主要是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安全生产知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培训，目的是帮助农民工树立新的就业观念，提高就业能力，增强守法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引导性培训主要由各级政府、特别是劳动力输出地政府统筹组织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和社会力量，通过集中办班、开办夜校、咨询服务、印发资料以及利用广播、电视

第五篇：土地政策和农民问题总结

土地政策和农民问题总结

一、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随着近代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动。旧的被统治阶级即农民阶级中，不少自耕农失去土地，向贫农或雇农转化。有些成为产业工人的后备军，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

太平天国运动：精讲精练P266一

（二）1 《天朝田亩制度》（略）

戊戌维新运动：精讲精练P272二

（二）维新派在经济上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

辛亥革命：精讲精练P278三

（一）3

民生主义——平均地权。（并非将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没有正面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革命动力中关于农民阶级的分析：精讲精练P14

4（三）3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其中的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工人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是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础。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农民的革命动力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经济纲领：精讲精练P146二

（二）2

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要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扫除封建剥削关系，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发展农民的个体经济，解放农村生产力。党在民主革命时期，逐步认识到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1.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八七会议：精讲精练P297二

（二）1

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中国，封建土地制度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反动统治的重要基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的根本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要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就必须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民的支持和参加，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才有广泛的、可靠的群众基础。在中国革命处于严重危机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及时召开，并制定出继续革命斗争的正确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

《井冈山土地法》：精讲精练P299

（二）2

1928年12月，毛泽东在井冈山主持制定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首次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由于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关于没收一

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禁止土地买卖等方面的规定，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兴国土地法》：精讲精练P299

（二）2

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改正，保护了中农的利益使之不受侵犯。

毛泽东还和邓子恢等一起制定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地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至此，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了可以付诸实施的比较完整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体现：精讲精练P300一

（二）1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

2.抗日战争时期 精讲精练P312四

（二）1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为适当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实行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地主要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要交租交息以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实行这个政策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有利于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一边。

3.解放战争时期（包括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五四指示》：精讲精练P321二

（一）1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史称《五四指示》），其基本内容是要坚决地支持和引导广大农民群众，采取各种适当方法，使地主阶级剥削农民而占有的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绝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土地，对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不可将农村中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方法，运用于城市中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斗争。这就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标志着解放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开始由抗日战争时期的削弱封建剥削，向变革封建土地关系、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过渡。这是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的重要改变。

《中国土地法大纲》：精讲精练P322二

（一）2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为了维护广大农民的利益、进一步激发他们支援解放战争的积极性，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个大纲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群众，将自己的力量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

三、建国之后

1.新解放区土改 精讲精练P332二

（二）2

1950年至1953年春，在新解放区进行土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了这次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土改中对待富农的政策，由解放战争时期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次土改使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其他生产资料，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群众获得了翻身解放。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是历次土改运动中进行得最好的一次。

2.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精讲精练P156一

（一）土地改革后，贫农、雇农由于分得了土地等生产资料，有半数人迅速上升为中农。根据中农在生产中的地位、生活状况和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把中农分为上中农和下中农。贫农和下中农一起，约占农村人口的60％到70％，都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从而解决了在农村依靠大多数农民和建立无产阶级优势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党制定并贯彻执行了依靠贫下中农，团结其他中农。发展互助合作，由逐步限制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农村阶级政策。这使农业合作化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及时总结农民的实践经验，创造出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过渡形式。这种从实际出发引导农民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渐进的改造方式，一方面可以使农民亲身体会到组织起来力量大，可以增加生产，有利于克服困难，抵抗灾害，防止出现两极分化，从而逐步地提高农民的觉悟，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出现的由于富农反抗，一些农民破坏生产资料的情况。

用和平方法进行改造：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动摇农民对土地、耕畜的深厚的私有观念和各家各户自主经营的习惯，自然会引起相当大的抵触，但是党和政府坚持和平的方法和自愿的原则不动摇，并用事实向农民表明，合作化可以使占农村人口多数的、在生产条件方面还有各种困难的贫农和下中农得到利益，至少不损害他们的利益，因此他们对合作化是拥护的或者是比较拥护的。

精讲精练P335-336二

（一）土改后农民的两种生产积极性：

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和劳动互助的积极性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在中国的条件下，可以走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道路。

中国特点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中共中央在1953年12月通过的《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总结互助合作运动的经验，概括提出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几种过渡性经济组织形式。第一是互助组，这具有社会主义的萌芽。

第二是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土地及牲畜、大农具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有较多的公共财产，实行土地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原则，这具有半社会主义的性质。

第三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土地及其他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伴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四、改革开放以后

精讲精练P203(4)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1978年以后，农村集体经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近几年，又把承包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即所有权归集体不变，承包权归农户，经营权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