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法修改视角下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律师法修改视角下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我国律师制度的演化

早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了能言善辩的助人诉讼的专门人才，如郑国著名的法学家邓析，不仅参与立法，还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当时甚至还出现了代理制度。但这些远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律师制度。

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人民法庭通则》规定，人民法庭应保障被告有辩护和请人辩护的权利。1954年7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发出了《关于试验法院组织制度中几个问题的通知》，决定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试行开展律师工作。1954年9月，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使律师制度有了宪法保证。经过了十年**的巨大颠簸之后，1980年8月26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直到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律师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标志着我国的律师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能够适应迅猛发展的“依法治国”观念的需要，这部律师法适用了十年之后，于2007年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删去了原来的“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淡化了律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强了律师的中立性。虽然新修订的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存在一定的差别，但是其反映出的权利义务变化，符合对人权保护和社会公正的需要，同时也给检察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2007年律师法的修改使反渎职侵权工作面临新的挑战

（一）对律师社会价值的重新认识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9年4月13日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规定了我国在未来两年人权保护方面的措施。实现充分的人权，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理想，也是我国人民和政府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并庄严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律师权利义务规定的多次调整，实际上正是我国人权保障不断加强和完善的体现之一。

2007年《律师法》第二条对律师这一法律角色给予了全新的定义，其最大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委托人对于律师法律服务的意义和律师对委托人的关系，从而实质上将“委托人——律师”这一基本关系范畴引入律师法中。结合《律师法》第一条所确定的立法宗旨，从总体上扩大了律师有关权利，符合宪法保障人权的精神。新法律体系下的律师制度不论对于律师的法律实践还是律师法学体系的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检察机关必须高度重视律师法修改，重新审视自己与律师之间的关系：第一，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律师则是受当事人委托，维护当事人的利益；第二，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并不一致，但不能简单地将双方对立起来，他们是在同一法律体系下，只是以不同身份出现而已；第三，两者之间需要形成互动，检察机关应重视研究律师在侦查工作中的作用，加强与律师的交流、沟通。

（二）律师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扩大

新《律师法》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第35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职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这两条从几个方面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

1、律师介入侦查的时间

现行刑诉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新的《律师法》将“后”字取消了，虽然一字之差，但这意味着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即可在场。

2、律师会见和调查取证的批准问题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不再需要经司法机关批准，而“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师调查取证也不再需要经过检察机关的批准。这样的规定表面上看只是简化了会见手续，从操作上为会见当事人提供了方便。从更深刻的层次考虑，不需经侦查机关批准的会见，大大减少了司法机关对律师会见的干预，提高了律师办案效率，对犯罪嫌疑人的保护更为充分。

3、律师会见的方式

此前律师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谈话的时候，侦查人员可以站在旁边监听，客观上避免和减少了律师利用会见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消息，甚至串供的行为，有力地保障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但是为了更大限度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让他们能够与自己的律师进行全面沟通，新的律师法就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会见方式进行了重大的修改，明确了这一过程“不被监听”的要求。

4、律师会见的次数

律师会见的次数不受限制。这意味着律师可以随着对侦查机关所掌握证据了解程度的逐步深入，多次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使犯罪嫌疑人深刻了解自己的言行所带来的法律后果，同时犯罪嫌疑人也可以根据自己思想的变化随时与律师沟通，获得律师的法律服务。

律师介入时间的提前，使检察机关第一次讯问时相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优势减弱，突破口供的难度加大；无需经检察机关批准的调查取证和会见使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证人不愿作证或改变证言的可能性增大，这些都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对于渎职侵权案件，“取证难”本就是长期困扰侦查人员的老大难问题，在律师会见权和取证权扩大的背景下，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证人证言的难度进一步增加，侦查活动的对抗性进一步增强。

三、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应积极应对律师法的修改

渎职侵权犯罪妨害国家机关公务的合法、公正、有效执行，败坏国家声誉、降低政府威信、毒化社会风气，损害国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有效性的信赖，致使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是一种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近年来，渎职侵权犯罪发生率不断攀升，危害后果日趋严重。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从侦查办案的合法性、规范性入手，从侦查思维、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等方面积极应对律师法的修改，牢牢把握办案的主动权。

（一）调整办案观念、规范侦查行为

从法治建设要求的角度考虑，2007年律师法的修改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和公众的需求，体现出权力制约、人权保障和社会和谐的理念，是对“重权力，轻权利”陈旧观念的冲击。我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专门就“拓宽民主渠道，强化行政执法和司法中的人权保障，提高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保障水平”的方式作出规定，特别强调“完善预防和救济措施，在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依法保障人身权利。”“推动完善被羁押者权利保护与人道待遇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具体内容包括“进一步完善被羁押者的处遇制度。完善被羁押者通信、会见”、“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等等。因此，检察机关应充分认识人权保护的重要意义，并从这个意义上正确理解和把握律师法的修改，以积极的态度应对律师法修改给反渎职侵权工作带来的挑战，适时转变观念、改进侦查模式和侦查手段，推动反渎职侵权工作从过度依赖口供，向整合现有资源，提高收集其他各种书证、物证等证据能力的方向转变。

同时，律师法的修订对侦查活动的规范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权利的扩大使检察机关侦查工作的透明度大为增加，侦查活动更多地暴露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面前，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强化规范意识，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侦查活动，以保证所取证据的合法性，避免因程序上的不规范而陷入被动。

（二）提升人员素质、提高侦查能力

1、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虽然自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以后，侦查模式已经逐步由“自供求证”向“先证后供”的方式转化，但是由于渎职侵权犯罪的手段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而且作案方式多样，现有的渎职侵权侦查工作还没有完全摆脱“无供不定案”的影响。就此而言，律师法修改的内容相对于反渎职侵权部门现有的侦查能力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这在客观上大大增加了侦查工作的难度，也对侦查人员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各地反渎职侵权局的成立和发展，很多检察机关已经对侦查人员进行了相应调整，侦查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大为提高。但是应当承认，与当前反渎职侵权工作的要求相比，人员的能力素质状况还不十分理想，而且由于侦查人员多是法学专业出身，而渎职犯罪案件往往涉及经济、建筑、保险、计算机等复杂的多学科知识，因此，必须加强对反渎职侵权人员的系统培训，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取证能力和法律政策水平。

2、加强初查工作力度。初查是检察机关对案件线索在立案前依法进行的审查，包括必要的调查。初查是立案的前置程序，也是立案后侦查工作的基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规定，“在举报线索的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被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渎职侵权案件本就具有对象特殊、调查取证难、案件查办难等特点，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有可能使这些特点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为了尽可能减小律师介入对侦查活动的影响，反渎职侵权部门应把工作重心前移，大力加强初查工作，充分利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等措施为侦查活动打好基础。

3、注重外围调查取证，及时完善固定证据，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几种证据中，犯罪嫌疑人供述是最直接的定案证据，却也往往是最不稳定的证据。相对于其他证据而言，律师的介入对犯罪嫌疑人供述更容易发生影响。因此，反渎职侵权部门在严格执行讯问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充分发挥这一制度所具有的补强和固定口供的作用，减少口供变化可能性的同时，还应特别注重提高外围取证能力，注重收集调取口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并强化证据的完善和固定工作，及时发现并堵死证据链接中的缝隙，通过完善由其他证据形成的证据链而减小对口供的依赖。

4、做好充分准备，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首次讯问是侦查人员与渎职侵权犯罪嫌疑人的首次正面交锋，也可能是律师介入的开始，首战能否告捷对其后双方的心理战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侦查人员应高度重视首次讯问工作，在初查所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提前制定好讯问方案，考虑好讯问的步骤、重点、讯问谋略的使用等等，对讯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努力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为后续的侦查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5、注重与律师沟通。双方是一对相互排斥又依赖的矛盾体，虽然检察机关的任务与律师的职责具有一定的对立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检察机关与律师开展工作所依据的法律是一致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目的也是一致的。因此，检察机关应该重视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学会如何与律师沟通。对于侦查人员而言，律师的存在犹如一面镜子，将侦查工作中的点点滴滴都清晰地反映出来，侦查人员通过听取律师的意见和辩解，可以更好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发现、弥补自己在侦查工作中的漏洞或考虑不周之处，及时查漏补缺，确保侦查质量。

（三）完善工作机制，形成打击合力

为了更好地应对律师法修改对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挑战，检察机关应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通过有效整合内部资源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

一是进一步完善公诉引导自侦取证机制。公诉部门担负着审查起诉及出庭支持公诉的职责，因而比侦查人员更能客观地审视证据，并能按照法庭审理的需要考察现有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分析现有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并对下一步侦查取证工作提出具体建议。因此，反渎职侵权部门对于一些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应按照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的要求，积极邀请公诉部门提前介入，加强对案件定性、侦查取证等方面问题的沟通，更好地围绕庭审需要全面收集固定证据。

二是进一步完善侦查一体化工作机制。侦查一体化是多年来反渎职侵权工作经验的总结，是应对反渎职侵权工作中“三难一大”问题的有力手段，是整合上下级检察机关的资源，形成打击犯罪合力的有效方式。反渎职侵权部门应当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这一机制，更好地发挥上级检察机关的指挥与协调作用，提高侦查工作的整体水平。

（四）提高保障水平，体现科技强侦

在现代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今天，渎职侵权犯罪往往利用了一些技术手段而更具隐蔽性。为了获取犯罪证据，侦查部门必须具有与犯罪手段相对应的技术装备和技术能力。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加大对侦查设备的投入，不断改善通讯、交通、侦查取证设备等装备条件；另一方面也要大力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提高对侦查活动的技术支持力度。此外，针对包括渎职侵权犯罪在内的职务犯罪高发、律师法修改挑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的现状，呼吁立法机关适时赋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措施的使用权，从技术角度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能力。

第二篇：浅谈从反渎职侵权工作视角谈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

浅谈从反渎职侵权工作视角谈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

[论文摘要]渎职侵权犯罪与贪污贿赂犯罪同属于职务犯罪，且相互交织的情况日益突出，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等渎职犯罪背后往往隐藏着贪污贿赂等犯罪，不少贪污贿赂犯罪伴随着滥用职权等渎职犯罪。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既符合职务犯罪的客观规律，又能使职务犯罪人员得到全面的查处和惩治。笔者通过参加浙江省检察机关侦查业务骨干专修班学习、交流办案，现结合反渎职侵权工作实践，对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作了一些思考。

[论文关键词]职务犯罪 “双料”案件 渎职

一、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概念

原国家药检总局局长郑筱萸因受贿600万元，被判处死刑；因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一审判处其死刑，二审维持原判，并已执行，这是典型的职务犯罪“双料”案件。2007年，针对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容易受到干扰的事实，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长华提出反渎职侵权要办“双料案”，既查清渎职犯罪事实，又查清渎职犯罪背后的贪污受贿犯罪事实，这也对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作了很好的诠释。

笔者认为，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其行为兼具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案件。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贪污贿赂犯罪事实和渎职侵权犯罪事实完全独立；另一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贪污贿赂或者渎职侵权犯罪的过程中，其行为又分别构成了渎职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

司法实践中，检察院管辖的职务犯罪案件分别为反贪污贿赂部门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和反渎职侵权部门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虽然检察院内部的两个自侦部门之间有明确的分工，但在单个自侦部门立案侦查的案件同时涉及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的情况下，两种侵犯不同客体的职务犯罪不再分属两个自侦部门分别立案侦查，而一般由先立案的部门对全部犯罪事实进行侦查，并在侦查终结后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两类罪名移送审查起诉，这便是反渎职侵权部门通常所说的职务犯罪双料案件。

二、浙江省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查办的现状

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普遍存在于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如，原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在职期间收受索取他人财物共计1.45亿余元，侵吞国有资产共计人民币5300万余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万余元。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许迈永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贪污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上述案件是社会上反响极大的典型的职务犯罪双料案件，而且该案的查办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2007年以来，浙江省宁波、金华、杭州、温州等地均提出反渎职侵权检察要办“双料案”，如，2010年杭州反渎职侵权部门立案的20件28人案件，其中 “双料”案件7件12人，分别占35 %和42.86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温州巡展”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过去5年内，温州二级检察机关共查处各类渎职侵权犯罪212人，有35人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此类“双料”案件占总数的16.5%。全省各地通过对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带动了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但是，当前的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与支撑惩治职务犯罪“半壁江山”的重责严重不相适应，也远不能适应我国社会改革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通过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借助人们对于贪污贿赂案件的关注度和接受度，加深人们对渎职案件的了解，使人们真正意识到渎职犯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加强人们对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对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意义

近几年来，党中央对反渎职侵权工作高度重视，多次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连续两年听取和审议渎职侵权检察工作专项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要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切实加大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工作力度，把反渎职侵权工作放到与反贪污贿赂工作同等地位来抓，并且强调重视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发现难、查证难、处理难和干扰阻力大等“三难一大”问题却始终困扰着反渎职侵权办案工作。实践证明，2007年以来，浙江省各地通过对职务犯罪双料案的查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所面临的“三难一大”问题，带动了浙江省检察机关查办渎职侵权犯罪工作。自2007年起，浙江省立案数每年均超过200人，且呈逐年增长趋势，2009年立案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42件293人，2010年查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24件324人。

（一）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意识，有助于解决渎职罪案件线索发展难问题。

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意识，善于从贪污贿赂线索、案件中发现渎职线索，有助于解决渎职案件线索发现难问题。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在社会上缺少知名度、影响力，大部分群众不知道检察院中有反渎职侵权局的存在，更不清楚反渎职侵权局的职责，因此，很少有群众向反渎职侵权局举报。渎职犯罪案件线索少，是造成案件发现难的重要原因，而贿赂犯罪线索相对多些。但是，渎职犯罪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大量的渎职侵权案件都是渎职侵权犯罪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交错在一起。而在实践中，我们基本上都是从反渎职侵权部门本位出发，只片面注重纯渎职侵权线索，而主观臆断，忽略了贪污贿赂线索深层次中隐藏的渎职侵权线索。通常的做法都是轻易地将贪污贿赂线索转给反贪污贿赂部门了事，忘记了渎职侵权犯罪往往与贪污贿赂犯罪相互交错的这一本质特征，特别是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因此，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意识，在贪污贿赂犯罪线索、案件中挖渎职侵权犯罪线索，要善于从贿赂发生的原因、目的以及所产生的后果等方面，发现和收集渎职犯罪证据，从而增加渎职案件的线索获取渠道，有效防止渎职线索流失，解决案件发现难等问题。浙江省各地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均有从贪污贿赂案件、线索中发现渎职犯罪线索的经验。如，2008年以来，宁波

市反渎职侵权部门以渎职案件为着眼点，从贿赂线索中发现渎职犯罪，挖出既有受贿又有渎职的“双料”犯罪案件共计21件21人；桐庐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部门近5年来从该院反贪办理的案件中，发现并成功查办了渎职犯罪3件3人。

（二）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能有效解决渎职犯罪案件特别是徇私类渎职犯罪案件的查证难问题

渎职案件特别是滥用职权、徇私类渎职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查证难问题普遍存在。如，有的渎职犯罪行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工作不认真、不负责任，或者是好心办坏事，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嫌疑人也如此辩解，那么在侦查实践中只能以玩忽职守罪侦结案件。在参加专修班学习期间，学员在交流时普遍认为，如果在侦查过程中树立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意识，对渎职案件进行全面地分析，能突破犯罪嫌疑人受贿口供，查证嫌疑人在收受贿赂后实施渎职犯罪行为，这相当于间接证明了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以贿赂罪的构成支持渎职罪的认定。而且渎职犯罪相对与受贿犯罪是轻罪，犯罪嫌疑人在交代受贿问题之后，往往能彻底地交代渎职犯罪事实。这样既保证案件质量，又能有效解决渎职犯罪案件的查证难问题，还能够带来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2005年宁波市北仑区成林采石场多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北仑区人民检察院初步认定柴桥镇安监员李某某涉嫌玩忽职守。但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以人少矿多、工作强度大等理由，为犯罪嫌疑人辩解，对侦查工作极不配合，甚至多加阻挠，使侦查活动长达一年多未能结案。此后，北仑区人民检察院改变侦查思路，对该案从侦查渎职犯罪向侦查渎职、受贿“双料”职务犯罪转变，很快发现了宁波市北仑区安监局助理调研员沈某某、宁波市北仑区国土资源局科长邵某等四人以及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都存在收受事故矿主重大贿赂的犯罪事实。沈某某、邵某等四人受贿犯罪突破后，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立即把侦查的重点转入查渎职犯罪，很快查明了他们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上述人员最终都被法院以受贿和滥用职权定罪判刑。

（三）查办职务犯罪“双料”案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渎职案件处理难、阻力大问题

渎职侵权案件法律规定模糊，案件构成复杂，职责、行为、后果、因果关系、归责都存在较多争议。老百姓以及相当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对于渎职侵权犯罪的认识还存在误区，对渎职侵权犯罪的社会危险性没有足够的认识，总认为涉案人员又没有钱落自己腰包，是工作失误。查处单纯的渎职犯罪，往往容易引起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法院对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不理解，不支持。如，温岭市人民检察院查办的公安民警潘某刑讯逼供案件，较多群众甚至相关政府部门都认为潘某为了工作，动机是好的，做法虽不可取，但工作积极性高，以社会治安混乱，不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难以破案等理由，企图阻止追究潘某的刑事责任。甚至，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潘某对8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行为属于情节较轻，而检察机关也没有具体的量刑情节参考标准，此类案件的查处不可能取得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查贪污贿赂犯罪，外部社会支持度较高，查案的阻力相对少，深入查处渎职侵权犯罪背后的经济腐败，办成“双料”案件，既能保证案件质量，还能够带来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在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中，职务犯罪主体既有以权谋私、严重不负责任的罪过形式，又有损害国家机关形象、造成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严重损失的危害结果，是在两个方面挑衅公众的容忍度、亵渎国家公器，自然削弱了办案阻力。对这类案件，我们应坚持立足于渎职侵权犯

罪的查处，并深挖背后的经济腐败，办成职务犯罪“双料”案件，以贿赂罪的构成支持渎职罪的认定，使一些以往认为难以处理的渎职侵权案件得到了有罪判决，进而解决案件处理难、判决轻的问题。

四、结语

由于渎职侵权犯罪法律规定模糊、量刑较轻等因素的存在，使当前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存在诸多争议。有学者以及地方法院认为《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第四款对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徇私枉法、枉法裁判等行为的，同时构成受贿罪的，有择一重罪处罚的相应规定，这对同类问题应当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依照《刑法》规定，渎职侵权犯罪相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是轻罪。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也有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受贿并构成相应渎职犯罪的比照该规定择一重罪定罪处罚，而不以贪污受贿罪与相关渎职罪数罪并罚。基于渎职侵权犯罪量刑偏轻，省院考核等原因，导致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在查办渎职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不愿深挖、查处贪污贿赂案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办。当然，无论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是否存在争议，都不能否认通过职务犯罪“双料”案件的查处给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带来的积极效果。

第三篇：大兴安岭反渎职侵权工作取得开门红

大兴安岭反渎职侵权工作取得开门红

新年伊始，全区反渎职侵权部门在分院党组的高度重视下，在分院反渎侵权局的有力指导下，在两级院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下，在案件查办方面实现了开门红，2011年1月7日，漠河县反渎职侵权局立案2件2人（其中大案1件1人），立案数完成全年案件基准数的三分之一，反渎职侵权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从初查到立案，突破了两起案件仅用了两天时间，其效率之高，速度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两级院党组高度重视案件查办工作。新到任的分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金力同志高度重视反渎职侵权工作，元旦过后，专门听取了分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全区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汇报，并对今后如何开展反渎职侵权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在听取了分院反渎职侵权局关于两起案件线索的汇报后，立即派分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李强同志带队到基层指导案件查办工作。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分院主管副检察长贾庆波同志多次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对案件查办工作进行安排部署。漠河院党组也非常重视此案的查办工作，漠河院检察长洪延伟同志亲自两次到办案工作区听取案件进展情况的汇报，漠河院主管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副检察长李宝珠同志全程在办案区指导工作，两级院党组的高度重视是此案顺利查办的重要保障。

二、两级院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在两起案件的查办过程中，两级院不分彼此，密切配合，充分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对顺利突破案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分院反渎职侵权局李强、副局长王宁以身作则，不但及时有力地指导案件查办工作，在询问犯罪嫌疑人，制作笔录、查找固定证据时也都是亲自上阵，发挥了充分的表率作用。漠河院反渎职侵权局干警在查办过程中也是昼夜作战，坚持岗位，从不叫苦不叫累。在两级院的密切配合下，两起案件实现了高质量、高效率的突破。

三、充分运用了现代化侦查技术手段。在这两起案件的查办过程中，两级院充分运用了现代化的技术侦查手段，提高了办案效率，一是充分发挥了计算机网络的作用。通过计算机网络查询了省农机总站关于农机补贴的相关文件和规定，对犯罪嫌疑人是否有渎职行为做到心中有数。运用计算机网络上传资料。在该案中，犯罪嫌疑人曾在加区邮政某支行有过汇款行为，为查清此款的来源，分院及时派人去该支行调取了汇款的详单，并通过网络上传到漠河院。由于充分发挥了网络的作用，取得该证据仅用了短短半个小时的时间。面对迅速取得的证据，犯罪嫌疑人不得不心悦诚服，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二是首次将电子笔录应用到案件查办过程中。在以往查办案件过程中，电子笔录没有得到应用，手写笔录不但效率低，外表也不美观。在此次查案过程中，在分院反渎职侵权局的带领下，询问和讯问犯罪嫌疑人、调查取证都使用了电子笔录，此举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使犯罪嫌疑人深切感受到了应用电子笔录的好处，面对整洁、美观、无误的电子笔录，犯罪嫌疑人不由得赞不绝口。

四、正确运用侦查谋略。由于这两起案件涉案金额比较大，查证起来比较困难。在此情况下，分院反渎职侵权局精心谋划，运用了正确的侦查谋略，不但顺利突破了案件，而且扩大了战果。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分院反渎职侵权局运用了从外围逐渐到核心层层剥茧的侦查谋略。分院先派人地区农机总站了解相关情况，查询相关文件，然后再到漠河县农机总站调取相关证据。待外围工作全部结束，相关证据已经能充分证明犯罪事实后，逐渐收拢网口，最终采取措施控制犯罪嫌疑人。在查案过程中，分院本着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的思想，从一张小小的汇款单中发现了蛛丝马迹，通过巧妙的询问方法，不但印证了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渎职犯罪的事实，同时又牵扯出了一起隐在渎职犯罪背后的受贿案，扩大了战果。

五、充分发挥了案件线索评估机制的作用。从2010年开始，在分院主管副检察长的指示下，分院实行了案件线索评估机制。各基层院发现线索后，必须上报分院进行评估，经评估后分院认为有价值的线索，基层院才能进行初查。线

索评估机制在去年的案件查办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较好效果。今年王金力检察长再一次强调了在办案中必须要实行案件线索评估机制，确保案件的成案率。此次查案，分院将评估机制也应用到了该案的查办之中，并进一步进行了完善。线索评估机制为顺利查办案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篇：开封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工作做得好

“四招”破解“四难” 捍卫法律尊严

开封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工作做得好

11月中旬，开封县某司法机关干部刘某因渎职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在该县产生了很大震动。这是开封县检察院查处的又一起渎职犯罪案。2004年以来，该检察院用“四招”破解“四难”，共查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案件27件29人，判决23件25人，捍卫了法律尊严，连续4年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工作先进集体。

主动争取支持，破解“查案难”。渎职侵权案件的涉案人员都有一定的职权，社会关系复杂，查案阻力大。鉴于此，该检察院在查办此类案件时，首先预测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主动争取支持。今年年初，在查办某乡土地所原所长林某非法批准征地一案时，该检察院及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协调有关部门全力配合，使该案在短期内顺利侦结。今年6月，该检察院在查处某部门原科长王某渎职案时，向市检察院作了汇报，得到大力支持，王某被拘留后，又被实施异地羁押，使该案证据得以迅速固定，王某最终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把握“秘、全、快、实”，破解“立案难”。案件初查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案件质量的高低。为提高初查工作质量，确保立案准确，该检察院采取了“秘、全、快、实”的办案策略。“秘”就是要求办案人员严守办案纪律，严格保密制度；“全”就是全面收集证据，包括有罪、无罪证据，直接、间接证据；“快”就是迅速制订周详的初查方案，快速出击，抢占先机；“实”就是证据来源要合法、真实有效，确保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今年8月，在办理某乡干部朱某非法拘禁案时，该检察院在接到举报线索后，从制定初查计划、解救被害人，到现场勘查取证、询问证人，仅用10多个小时就将主要证据全部固定，使该案迅速侦结。后朱某被作出有罪判决。

加强侦、捕、诉、技联动，破解“协调难”。针对过去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如需要补充侦查即一退了之的情况，该检察院实施了自侦、批捕、公诉、技术四部门联动机制，每遇重大案件都要组织四部门人员召开案情分析会，集思广益，确保各环节衔接无误。对于需要补查的案件，四部门联合补查，做到审查与补查同步，既增加了补查的针对性，又节省了司法资源。今年3月，某部门干部徇私枉法案移送审查起诉后，需要补充相关证据，四部门迅速联动，兵分两路，通力协作，当天就将证据补查完毕，使该案证据确凿充分，为此案顺利诉讼打下了基础。

健全办案机制，破解“监督难”。为提高案件质量，确保每起案件都办成铁案，经得起法律和时间的检验，该检察院建立健全了各种办案监督机制，做到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自身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办案责任制、错案追究制等使内部监督有据可依；聘请人民监督员对自侦案件定期进行评议，使外部监督有了保证。同时，他们还要求办案人员一案一总结，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了检察官的办案水平，增强了办案能力，确保了案件质量。

第五篇：反渎职侵权工作存在的问题

反渎职侵权工作存在的问题

及应对对策之我见

旬邑县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 唐海瑾

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是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是检察机关反腐败的一把利刃，是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司法及行政执法公正严明，打击渎职侵权职务犯罪，从而保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院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在县院和市院反渎局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一定的工作成绩，2003年以来共立办渎职侵权职务犯罪案件7件11人，起诉法院4件5人作了有罪判决，2件5人作了不起诉决定，另外1件1 人因法律解释的修改而转行政机关处理。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但是，随着渎检机构更名设局、新的立案标准的出台，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方式、方法明显改观，加之，线索少而且发现难、案件查处难、依法处理难等因素，严重制约着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加强和改进反渎职侵权工作,分析工作面临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全面提升工作水平和质量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名工作在基层，从事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检察官,根据自己的工作实践,谈谈对渎职侵权工作的认识。

一、制约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发展的因素

当前，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困难多、难度大。我认为，影响和制约反渎职侵权工作的突出矛盾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反渎职侵权队伍的素质与担负的重任不相适应。反渎职侵权工作涉及各个行政执法部门和各个行业，查办起来颇为棘手，要求侦查人员必须具备法律知识，兼备其他各个行业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从这个方面来说，反渎职侵权干警的素质应该相对要求更高一些，而我们的现状是反渎职侵权工作人员不仅数量少，而且普遍是单一型的法律专业人才，既没有对渎职侵权犯罪有深入细致研究的人员，也没有对渎职侵权犯罪有独特研究的能手，且反渎职侵权队伍人员变动频繁，缺乏连续性和延续性，从而导致对查办渎职侵权案件普遍有畏难情绪，制约了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开展。

二是后勤保障不力是制约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有一大顽症。侦查后勤保障滞后且科技含量低，侦查装备和侦查手段原始落后，侦查设备少，使侦查办案工作难以展开，装备保障与渎职侵权犯罪高发多发的现状存在极大的不适应和特别巨大的反差。

三是渎职侵权案件自身的特点也是制约渎职侵权工作的开展的另一个因素。反渎职侵权工作查处的对象是有职、有权、有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反侦查能力很强的司法工作人员，从而导致案件线索发现难、案件的查处更难。加之，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渎职侵权犯罪已不再是单一的犯罪，往往与贪污贿赂犯罪及其他犯罪相互交织在一起，并且由过去典型的过失犯罪，转化为现在更普遍的，因功利性而导致的主动性的故意犯罪。这样多种犯罪行为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集合型犯罪，其行为更加隐蔽、犯罪线索发现就更难。

二、加强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的建议和对策

（一）培养复合型的反渎职侵权人才队伍

反渎职侵权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侦查技能性都很强，并涉及多领域、多方面、多层次知识的侦查工作，因此必须有一支具有较深渎职侵权犯罪理论功底和丰富侦查经验的复合型人才队伍，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发展。应着力培养反渎职侵权干警的三种能力：

一是努力提高自行发现线索的能力。提高自行发现线索的能力，是当前查办渎职侵权案件的重要举措，是解决渎职侵权案件从无到有，从被动到主动的根本。如何才能提高发现线索的能力？就要从以下八个方面培养：要从新闻报导和社会反响中发现线索；从发生的重大事故中发现线索；从日常工作、生活和社会交往中发现和捕捉信息与线索；从已查办的违法违纪案件中获取线索；从与行政机关的联系中梳理线索；从公安机关查办的案件中追踪案件线索；从法院审理的案件中排查案件线索；从明显的社会不公、知法犯法现象的背后挖掘线索。

二是努力提高分析、查办、突破案件的能力。渎职罪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是有职、有权、有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其他犯罪主体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犯罪嫌疑人文化程度高，对犯罪所涉及的专业知识非常精通，犯罪手段方法非常隐蔽，反侦查和对抗讯问的能力、规避法律制裁能力强。特别是有行政执法权犯罪嫌疑人，甚至有不少还是司法工作人员，他们熟悉法律和讯问技巧，作案时就有反侦查的准备，在讯问这类犯罪嫌疑人时难度就更大。为此，我们必须着力提高查办、突破案件的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培训制度，加大培训力度、总结经验并及时推广、侦查谋略的运用等途径，加强个案研究、剖析不同案件、针对不同对象的个性特点、共性规律以及突破案件的方法、时机，进行实战强化训练，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练兵，重点抓好线索分析、案件初查方向的确定、侦查预审、侦查指挥等方面，不断提高干警心理对抗、节奏的控制、时机的把握、运用证据以及灵活应变的能力，改变和优化反渎职侵权侦查队伍。

三是努力提高熟悉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渎职案件的侦查绝大部份是一项“由果寻因”的工作，其特点决定了要想将案件办好，必须做到证据确实充分，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前提是要熟悉掌握与此相关的法律知识和侦查对象的工作程序、工作制度、工作职责等。这就要求侦查人员要熟悉国家机关负有管理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职能部门的机构、职责等基本情况和法律法规、内部工作程序以及渎职犯罪的犯罪构成、行为特征、基本规律、易发环节，从而找到查办案件的突破口和侦查思路。由于渎职侵权犯罪涉及到的行政执法部门多，新增罪名多，而我们对行政执法部门的工作程序不了解、不熟悉，更缺乏对行政执法机关容易发生犯罪的环节，行政执法人员的犯罪手段、特点进行研究，因此，必须加强学习行政执法、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市场经济、财务制度、税收、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相关知识，只有对各行政机关的相关知识熟悉了，工作程序了解了，业务水平自然也就提高了，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也就会留心了，反渎职侵权工作也就能够顺利地开展了。

（二）加强侦查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后勤保障功能 科技强检，是检察机关实现管理信息化、办公自动化、办案现代化，也是提高检察机关办案效率和工作质量的重要举措，而目前反渎职侵权工作的侦查设备，已很难适应日益复杂的渎职侵权犯罪手段的变化，渎职侵权犯罪行为的高科技化和高隐蔽性从客观上要求反渎职侵权部门相应提高侦查技能，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收集、审查、鉴别证据，保障案件的查处。

一是加大投入科技强检的经费。科技强检，就是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武装检察队伍。而现实中，由于各地受地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检察院经费匮乏现象较为普遍。虽然近年来中央要求保障检察经费，但是拨付的仅仅只能保证检察的日常工作需要，科技强检经费不能保证，因此，在实施科技强检中，科技经费保障不足这一问题相当突出。要想解决好这一问题，我们应结合实际，首先要争取当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积极筹措科技强检经费。工作中，要主动把上级检察机关科技强检部署和本院科技强检计划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使科技强检工作得到党委和政府的支持，尽量将科技强检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其次要开源节流，将科技强检经费挤出来。主动减少会议、招待等费用开支，节约出部分资金，用于科技投资。第三要坚持实用、必需，厉行节约的原则，科学地安排投入计划，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避免造成科技强检经费的浪费。

二是树立科技强检战略意识，加大科技强检硬件建设。科技强检是一项综合工程，不单是对检察机关办公、办案硬件的改造，更是对传统工作方式、工作程序的改造。应当把科技强检工作当作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来抓，在实施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等待、观望、畏难情绪，统一思想，转变观念，使每个人都充分认识到科技强检的真正概念和内涵。

科技强检的目的是为办案服务，除要配备车辆、计算机、摄像机、数码照相机、录音笔、打印机、复印机等各种硬件设施外，还需要配备无线监控设备、微型录像录音设备、侦查专用车、鉴定测试仪等侦查器材，不断改善侦查技术装备。反渎职侵权局 还应当有一定的专业技术人才，从而保证侦查工的顺利进行。

（三）建立、健全内外合作机制，形成查办合力

目前，渎职侵权犯罪已突破了地域、部门、时间的界限，犯罪手段日趋隐蔽、复杂，因此，查办渎职侵权犯罪仅依靠反渎职侵权部门已不能适应目前的形势，必须加强与各方面联系配合，使反渎职侵权工作由原先的单独作战为全社会协同作战。一是要整合检察资源，加强内部协调配合。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法律监督职能体现在检察机关内设的每个业务部门对刑事案件各个环节的监督。由于程序式的工作特点，使每个环节都有不同的职责。侦查监督、公诉、控告申诉、民行、监所职能部门在履行自身监督职责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渎职侵权犯罪线索。因此应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协调配合，形成发现、查处渎职侵权案件的合力。

二是建立外部协作机制，发挥各自优势。由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智能性，因此反渎职侵权部门应加强与审计、公安、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城市建设、安全生产监管以及财政、金融、证券监管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建立、健全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相衔接的机制，加强渎职侵权犯罪的发现、介入和查处工作，及时与相关单位进行沟通，资源互享，以此来拓展案源，增加发现渎职犯罪的机会，努力推动反渎职侵权检察工作协调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