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第一篇：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赵秀德；谢荫明

李大钊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把革命的理论与中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实践相结合，与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一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李大钊在创建和领导北方党组织的实践中，发展和壮大了党的队伍，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拟用史实来说明李大钊对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所做的贡献。

一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表示热烈地拥护，并开始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不久，又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热情的宣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深远意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李大钊在文章中赞颂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政党，他说: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这个党“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①在这样的政党指导下，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开辟人类的新纪元。这些标志着李大钊已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考虑建立革命政党、改造中国的问题。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新青年》第6卷5、6号上，连续发表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登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等校开设《思想史》、《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课程。

(二)李大钊与其他共产主义者一起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先后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指出要想解决具体社会问题，就必须有一个理想或主义，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了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同时还批驳了维护旧的封建思想和伦理的谬论。通过论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得到锻炼和教育。

(三)在五四运动中，上海、武汉、天津、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举行罢工斗争，显示出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群众，使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李大钊注重知识青年与工农的结合，早在1919年2月他就写了《青年与农村》一文，提出了青年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同劳动阶级打成一气”的主张。同年3月，在《每周评论》上又发表了《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提出组织工人的团体，才能引导罢工取得胜利。李大钊指导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农村、工厂中去宣传讲演，作社会调查。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帮助《晨报》副刊开辟“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五一节MayDay杂感》。1920年5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人组织了北京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尝试。北京共产党小组一成立，很快就创办了《劳动音》和《工人周刊》，作为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的阵地，通过先进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联系，使马克思主义渗透到工人群众之中。

(四)为了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李大钊指导学生进步社团，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上加强联系，同时指导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高君宇、何孟雄等人于1920年3月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收集各种文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有系统、有组织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高理论水平，为组织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干部上做了准备。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和充分的准备，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正式组成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发展很快。特别是同年11月清除了无政府主义者以后，工作进展顺利，到中共“一大”前，先后加入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等十多人。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一个月后，更名为中共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

1921年3月，李大钊在《曙光》杂志上发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总结了当时他对于政党和革命事业的认识。1.人类的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和经济的发达。文化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惟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中国因受几千年专制的压迫，故而团体的组织能力比较差，民众运动势力也比较弱。2.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继续领导革命的完成，“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做出些改革事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五四运动后的学生团体，也有团体训练不充足的缺憾。3.无产阶级的政党是组织最精密，势力最强大的团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西欧各国的罢工风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4.为了中国的改革，需要“急急组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不是改良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中国的共产主义团体应与第三国际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加强联系。中国共产主义者如果“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李大钊派张国焘、刘仁静出席了大会，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发表了决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选出了临时中央局，统一了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

中共“一大”后，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根据党纲第7条“凡有党员5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的规定，召开了党员大会，成立了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中共北京地委由4名委员组成，李大钊任书记、罗章龙任组织委员、高君宇任宣传委员。李梅羹任财务委员。在此同时，建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罗章龙任分部主任。

中共北京地委成立后，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动和组织工人运动方面。李大钊先后派出罗章龙、邓中夏、高君宇、陈为人、李震赢、吴丽石、何孟雄等党的干部到天津、唐山、保定、哈尔滨、奉天(沈阳)、大连、南口、张家口、太原、郑州等地开展工作，向各铁路段派驻特派员。具体派遣人员如下:京汉路:吴汝铭、林楚藩。陇海路:游天祥、王中秀、魏荣珊。京奉路:王烬美、王麟书、韩玉山、津浦路:王仲

一、张振成、孙洪儒、李保诚、胶济路、郭恒祥、李青山。道清路:童昌荣。淞沪路:余立亚。正太路:表子贞、彭真、高克谦。粤汉北段:郭亮。株萍路:朱绍莲、李涤生。开滦五矿:李星昌。天津:安幸生、李培良。北京:陈楚鞭(梗)、萧明；唐山:李树彝、彭礼和、吴先瑞。郑州:李晨因；济南:李昧农、李保成等。这些同志到各地建立工会组织、发展党员。1921年冬，长辛店发展了第一批工人党员，建立了长辛店党小组。翌年，党员发展至十多人，成立了长辛店机厂党支部；1921年底，唐山南厂工人阮章等人创立“唐山工人图书馆”，为工人提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1922年初，邓培等人发展铁路工人入党，同年4月，建立了中共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支部。1922年春，建立了中共陇海铁路徐州站支部。同期，何孟雄在张家口铁路工人中发展党员，6月，建立了张家口党小组。8月，张昆弟在开封等地领导工人运动，吸收先进工人入党。是年冬，成立了中共开封车头厂支部。与此同时，还建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开滦五矿俱乐部、保定铁路工会、正太铁路总工会等一批工人组织。在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等地创办了工人夜校，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由于李大钊努力贯彻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努力从事工人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使北方的工人运动发展迅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长江以北的广大区域，长期以来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残酷统治下，扩大党的组织，发动革命运动十分困难。李大钊及北京党组织冒着危险，组织公开或半公开的社团，秘密发展党员，利用多种形式，扩大党的组织。1921年底，李大钊派罗章龙以《工人周刊》记者的身份，到郑州考察工人运动，发展游天祥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以陕西同乡会的名义组织“共进社”，团结陕西籍的进步群众，从中发展党员。1922年夏，李大钊利用在日留学时的同学、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的关系派何孟雄、张昆弟、陈为人、安体诚、包惠僧等6人到京绥、京汉、正太、京奉、陇海、津浦等铁路任密查员，以公开的身份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

1922年9月，李大钊出席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央全会，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讨论了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1923年6月，李大钊出席了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与国民党实行党内联合的政策。在这次会上李大钊被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随着北方党组织的扩大，作用日见重要，为了加强对北方地区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大钊为中央驻北京委员，并成立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负责领导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山西、吉林、辽宁、黑龙江、陕北、甘肃及河南等地区党的工作。李大钊遵照中央指示，组建了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因为当时北京党的干部缺乏，北京区委成员实际亦是北京地委的成员，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党的领导机关称作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委员有何孟雄、张昆弟、范鸿劼、张国焘、包惠僧，何孟雄任委员长。李大钊因为是中共中央驻北京的委员当时没有兼任区委的具体职务。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为了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加强中共的建设，1924年3月8日，在李大钊的主持下，召开北京区委会议，改组了中共北京区委。通过选举产生了由李大钊、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范鸿劼组成的区委新班子，李大钊任区委委员长。北京区委还增设了国民运动委员会，由何孟雄任秘书，处理与国民党合作中的具体事务。

中共北京区委改组后，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北方各地帮助组建国民党的省市党部。使长期停止活动的国民党原有组织得到了恢复和改造，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组成的半公开的机关。1924年4月20日，在李大钊的坚持和中共党员、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成立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李大钊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主任，成为北方国民运动的实际领导人。共产党员于树德、蔡和森、张昆弟、何孟雄、缪伯英等人也参加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工作。北方国民党的各级党部都是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由于这些党部都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因而使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斗争中受到了锻炼，同时也为发展扩大我党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形成后，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不断高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运动的影响下，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北方的革命形势有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1924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北方局。并指派李大钊、谭平山、高君宇、张国焘、赵世炎、翟秋白、王荷波等7人组成中央北方局。李大钊任北方局书记，谭平山任副书记，李大钊、高君宇、张国焘、赵世炎为常委，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北方的工作，处理北方党的事宜。

为了扩大党的组织，李大钊派出许多中共党员到各地开辟工作。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李大钊、于树德介绍国民党直隶省党部江浩、李锡九加入中国共产党。会后李大钊又派于树德、江浩、李锡

九、于方舟到天津，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整顿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同时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共天津特别支部，同年7月，中共党员已增加到20余人，在李大钊的指示下，建立了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5年春，李大钊派蒙藏学校学生吉雅泰、李裕智、张良翰等一批党员到内蒙古地区开展工作，先后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地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和国民党党部。在直隶省，1925年春，中共保定支部成立。1926年春，李大钊派李震瀛到保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成立中共保定地委。同年9月，沧州地区先后建立直隶省立二中、省立九师、沧县大堤东、北小庄、河间县张寺营、度云县柏庄子等农村党支部，发展了许多农民党员。

1925年夏，李大钊指示郑州工会秘书王中秀到洛阳开辟党的工作，建立了中共洛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此时，在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的领导下，还建立了中共郑州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共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1925年5月，李大钊派梁其昌到山西榆次地区开辟党的工作。梁其昌到榆次后，以国民党的名义，公开组织晋华纺织厂工会，并领导400余工人开展抗议厂方无理开除工人的罢工斗争，同年6月，成立中共榆次地方执行委员会。

在全国革命运动迅猛发展，北方党组织不断扩大的形势下。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北方工作日见重要，以前的京区委兼地委，多注意北京市的工作”，“扩大会议后，北京市地委立即组织，不由区委兼任，以使区委能注意全区的工作”。②根据中央的指示，1925年10月初，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改组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成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李大钊任书记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主任，陈乔年任组织部长，赵世炎任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妇女运动委员会由刘清扬和夏之栩负责，彭健华任区委秘书。

与此同时成立了中共北京地委。赵世炎兼任地委书记、陈为人任组织部长、李国暄任宣传部长。1926年1月，中共北方区委考虑到赵世炎兼职太多，工作繁忙，故调北京团地委书记刘伯庄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1925年底由于大批团员转党，北京党员数量猛增，便在地委下设立了东、西、南3个部委，1926年初又增设西郊部委。部委负责领导附近的支部。地委还设立了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处理与国民党合作事务和联系各群众团体中的党团。

三

随着北方地区党组织的不断扩大和发展，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提高各级干部、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工作能力，李大钊及中共北方党的领导机关经常发出指示，要求加强各地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1924年4月，中共北京区委创办机关刊物《政治生活》，扩大《响导》的发行量，出版《北京通信》，以便党员了解形势和政策，进行理论和思想教育。

为了训练党员和干部，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党组织经常利用寒暑假开办党员学习班、研究班及训练班，组织北方各地的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党的纲领、任务，讨论目前的形势。党员经过培训，一般还派回原地担任领导工作，在当地发挥重要作用。1925年后，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党组织发展较快，干部一时不能适应组织发展的需要，北方各地经常来信要求区委派遣干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李大钊及时向中央报告并主张成立培训干部的党校。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同意李大钊的建议。很快成立了中共北方区委党校。根据李大钊的要求，中央派罗亦农主持党校的工作。北方区委党校成立后，北方各地选派了数百名干部来校。他们在3个月的紧张、秘密的气氛中学习，为北方地区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干部，这些学员对北方党组织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山西太原在1925年10月以前还没有严密的党的组织。1925年底崔锄人等党校学员回到太原后，整顿组织，召集党团员和革命分子开会，讲党的性质、任务及革命形势，很快统一了党员的思想，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不久又将一批超龄团员转党，党员迅速增加到30余人，组成了中共太原地委。地委成立后，在开展工运、农运及发动学生和市民斗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26年6月党员发展到80余人，10月，更扩大到110余人，先后建立了太原一中、进山中学、印刷工人、制革工人等十多个支部。③并派出党员到榆次、平阳、晋城等地开辟党的工作，建立了党的支部和地委。

通过党校的学习提高，许多学员到地方后都担任了党团组织的领导职务。如学员王为铭到唐山担任团地委书记，穆秉衡到张家口任团地委书记，王敬臣到保定任团地委书记，胡英初到包头担任团的书记，高洪光到哈尔滨任中共北满地委组织部长兼团地委书记，于兰田到天津任学委书记，纪廷梓到南口任中共地委书记等，④这些学员对北方各地党团组织的发展，对健全党团的组织机构起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证明北方区委建立党校训练干部的作法是成功的。

在敌人四面包围，党组织独立作战的情况下，如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色是一个大问题。李大钊为了及时了解各地党组织的情况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经常有重点、有计划地指定优秀党员干部作为特派员，到各地巡视，检查建党工作，整顿党的组织，帮助基层组织制定计划，打开局面。

李大钊对开辟东北地区党的工作很重视，东北是我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联系的必经之地，是北方区委领导下的重要地域。但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统治之下，革命运动的开展十分困难。李大钊为在这一地区建立党的组织，派了许多干部，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1921年李大钊就派罗章龙等人去哈尔滨等地考察工人运动。1923年春，又派陈为人、李震瀛去哈尔滨创建党、团和工会。

1923年10月，建立了党团合一的哈尔滨独立小组。1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1925年夏，成立了中共哈尔滨特别支部。东北地区的革命活动在哈尔滨特支的领导下开始发展起来。五卅运动爆发后，李大钊派任国桢、吴晓天到沈阳等地开辟党的工作，后到哈尔滨整顿党的组织，改组哈尔滨特支，1926年初，成立了中共北满地委和共青团北满地委。

1925年2月，党团合一的大连特别支部成立，1926年初，改组为大连地委。为改变大连党团不分的状况，1926年5月，李大钊派张炽去大连整顿组织，分别成立了中共大连地委和共青团大连地委。经过分工，加强、活跃了大连的党团工作。三一八惨案后，北满地委与区委断绝联系，为加强对大连党团组织的领导，1926年夏，李大钊任邓洁、尹才一为特派员，去大连改组大连党团地委。同时，李大钊还指示共青团北方区委宣传部长李跃奎为东北特派员，到沈阳等地巡视，力图恢复与区委的联系。通过李大钊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东北各地的党组织得以建立和发展，1926年10月，在李大钊的提议下，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

李大钊经常派人巡视华北及西北地区的工作。1925年3月、5月，两次派刘伯庄去保定、正定、石家庄等地，帮助基层党组织做具体的工作布署。同年10月，派肖子璋去天津、唐山。12月派杨善南去保定、石家庄、太原、汾阳等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几个月之中，起初是京汉不通、山西及保定的信不得来，我们也没法去信”，“因此各地方的学生和我们的关系都断绝”了⑤。为及时掌握各地的情况，领导党的活动，1926年3月，李大钊派彭振刚去京绥路南口、宣化、张家口等地检查报告工作。这些巡视员对于了解北方各地的情况、及时解决地方上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如1926年5月，李大钊任耿炳光为陕北特派员，去太原，汾阳、榆次、榆林、绥德、宜川等地巡视，耿炳光到陕北后，以中共北方区委驻陕北特派员的身份，在绥德省立四师召开陕北党团员大会，宣讲斗争的形势和区委的指示，整顿陕北的党团组织，并很快成立了中共绥德地委和共青团绥德地委。

既使在北京处于严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李大钊和北方区委也没有停止派人到各地巡视。1927年初，他们派人帮助建立中共顺德地委。4月间，派李素若到大名，5月建立中共大名地委。到李大钊同志被捕时，经过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辛勤工作，北方地区已建立北京、南口、天津、唐山、乐亭、大连、北满、张家口、绥远、保定、正定、饶阳、顺德、大名、太原、榆次、平阳、晋城、绥德、郑州、信阳、洛阳、汾阳等23个中共地委和百余个独立支部。党员发展到3000余人。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地方组织的壮大，中共北方区委所辖范围有过几次变化。1925年10月，根据李大钊的建议，成立豫陕区委，河南省郑州、信阳、洛阳地委及所属组织划归豫陕区委。1926年10月，东北党组织划归中央直辖。1927年初，在李大钊的提议下，陕甘区委成立，陕北和甘肃等地的党组织划归陕甘区委领导。1927年2月后，北方区委辖区仅有京、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数省市。

中共北方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渗透着大钊同志的涓滴血汗。党的创建时期，他无愧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美誉。党的发展时期，他运用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培训出了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他参与缔造的党领导着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和发展所做的贡献，将永远存留在我们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注:

①《李大钊文集》上册，第599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12页。

③《中共太原地委工作报告》1927年2月。

④《共青团北方区委工作总报告》1926年6月25日。

⑤《共青团北方区委报告》1926年6月25日。

第二篇：广州起义与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

广州起义与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

洪汉文

作者简介：洪汉文，男，广东普宁人，1951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1997年由部队某师政治部主任转业，进入中共广东省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至今，先后任副主任、主任、调研员，同时兼任广东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惠州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先后主持编写了《热血铸军魂》、《东江精神，代代相传》、《“三个代表”与惠州发展》、《东江革命历史文化概论》等共13本书刊，在《广东党史》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

内容提要：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它第一次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第一次打出“工农红军”的旗号。起义以后组建的红四师，是中国真正意义的人民军队的最早部队之一。广州起义对于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在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的历程中，建立了工农红军第四师，培养锻炼了军队的骨干力量，探索军队的政治工作；广州起义体现的革命创新精神，英勇善战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以及团结奋斗的精神，是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州起义还探索了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关键词：广州起义 人民军队 创建

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下，在广州爆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广州工人赤卫队以及南海、花县农民武装等共6000多人，联合举行起义，在广州的苏联、朝鲜、越南的部分革命者，及广州工人约2万人，也参加了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市的大部分地区，随后，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原广州市公安局宣布成立。广州起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军队从四面包围起义部队，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经过三天激战，有数千人壮烈牺牲。其余部队分别向东江、北江转移。向东江方向转移的部队，在花县改编为工农红军第四师，进入东江地区，与红二师和当地农民武装会师，展开东江地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往北江转移的部队后来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在韶关会合，后来上了井冈山。少部分人到了香港，辗转到广西参加了右江起义，组建红七军。

一、广州起义探索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军的道路

在广州起义意义的重大问题上，历史上曾经存在着不一致的评论，甚至出现过否定广州起义的观点。但是，经过八十年的历史积淀，人们的认识比较统一了。我们在分析广州起义的全过程的基础上，认为，广州起义具有不可否定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广州起义在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革命道路，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建设人民军队的过程中，意义更是重大。

广州起义发生于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之中。起义发生之前，中国共产党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那时的形势客观地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与资产阶级合作迅速转变到独立地创建军队，领导武装斗争上来。因此，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广州起义就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次起义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它开创了城乡配合、工农兵联合举行武装起义的先例，最早打出“工农红军”旗号。起义之后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是中国第一次在大城市中通过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的工农政权。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①事实正是这样，广州起义虽然暂时失败了，但它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及全国发生的其它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一起，是在革命的转折关头，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开端，这使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直接领导的军队，使土地革命战争在全国兴起。此后，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逐步为党和革命人民认识和实践。

二、广州起义后创建的红四师是最早的红军部队之一

1927年12月11日上午，广州起义军占领了广州大部分地区之后，召开了广州苏维埃政府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决议，这个决议的第五条是：“组织工农红军三个军，第一军由赤卫队扩大组织而成，第二军是海陆丰的农民赤卫军，第三军是以教导团作为中心加上许多走到工农方面的军士组织而成。”会议提出“在最近几天内至少应该组织五万红军”。会议号召“广州工人们即刻来广州市各处红军征募处登记”②。由于时间比较紧迫，这个决议没有全部付诸实现，但是，它最早提出了建立红军的问题。12月13日，起义失败以后，从广州撤出的起义武装主力教导团和警卫团的一部分，经沙河向花县转移。黄埔军校特务营的余部和部分工人赤卫队后来也赶上了队伍。16日，起义军党组织在花县县立第一小学召开了会议，讨论决定，将从广州撤出的1200人和花县农民武装的骨干约1400人，整编成立为一个师，下辖十、十一、十二等三个团，叶镛任师长，袁国平任师党代表，徐向前任第十团党代表（后任师参谋长）。在讨论部队的番号时，有人说，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是第一师，董朗当师长的南昌起义进入东江地区的部队是第二师，琼崖游击队已编为第三师，那我们就叫红四师吧。这样，红四师就正式成立了③。当时，中国工农红军处于初创时期，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这三大起义的部队，是红军的主力。从1927年8月到1928年4月的9个月时间里，在党的领导下，红军前身各部队，尽管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发展也不平衡，但都在参加了武装起义之后，走上了建军和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其中，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部队，因为基础好，发展更快一些。它有了正规军队的编制，并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有了正确的军队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人民军队的本质的许多具体内容已经显示出来。这些，对人民军队的建设起了奠基的作用。在当时，广州起义的部队即整编后的红四师，以及北上到红一师、西行到红七军的部队，大约有2000多人，约占红军初期部队的三分之一。广州起义的部队，除一部分上井冈山，少部分到广西的百色地区参加红七军的创建外，大部分整编为红四师，在东江地区开展斗争。1928年2月下旬，敌军约8个团从四面围攻红四师、红二师的部队，另有军舰三艘在海面配合，红军部队受到很大损失。1928年3月，红四师攻打潮阳城，不能攻克，部队受到很大损失。4月以后，部队转到海陆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余部于1930年5月参加了红十一军的创建。由此可见，广州起义部队，在红军初建时期，成了红军部队的主要来源之一。

三、广州起义为红军的创建和发展锻炼、输送了重要的干部和军事人才 广州起义的发动、领导者和参加起义的革命者，经过起义的锻炼和以后的发展，不少成了人民军队的将帅和重要领导干部。当时，参加和领导起义的共产党人，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徐向前、梁余枢、徐光英、李云鹏、梁桂华、刘楚杰、沈青、邓发、黄甦、林铿云等等，还有一批基层的官兵是共产党员。在广州起义中，张太雷等一批卓越的领导人壮烈牺牲。不少领导人和革命者，成了人民军队创建时期的骨干。尤其是叶挺、恽代英、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领导人，在创建人民军队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有三人后来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帅。他们的发展和巨大贡献，与在广州起义的锻炼和实践，是密不可分的。正如徐向前元帅在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无限感动，他在学习六大文件时说：“联系到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将一事无成。”④这些真理性的认识，是与广州起义的实践分不开的。

四、广州起义的部队，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探索和实践

参加广州起义的部队，多数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和控制的部队。这些部队，在广州起义之前，就已经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实践，起义之后，把这些实践经验弘扬到红军部队之中，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性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中，以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更为显著。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全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是广州起义主力之一。1927年7月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师生改编而成。初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兼任团长，下辖三个营，名义上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教导团绝大部分官兵，在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影响下，都同情革命，有200人左右是共产党员，团里设有中共党委。参加广州起义，与其他起义部队合编为红四师之后⑤，教导团和广州起义其他一些部队，在军队中积极开展政治工作，取得了经验。主要经验有：注重军队中党的建设，除了团里建立了共产党的党委之外，基层也建立了如党小组等这样的组织，使军队中各级都有党员的活动；注重了官兵一致的原则，领导带头密切官兵关系；注重密切军民关系，建立军民鱼水之情；注重军官带头冲锋陷阵，为下级做好表率作用。这些优良传统，传播到红四师和更多的红军部队，成为党在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五、广州起义铸造了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

广州起义的过程虽然仅仅几天，但起义显现的革命精神都是永存的，这种精神，不仅给世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成为人民军队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它在铸造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中功不可没。广州起义显现的精神：一是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近代广州风气开通，是新事物易于输入，新风气易于传播的大城市。由于马列主义的传播，党的重要领导人活动较多，尤其是党的三大在这里召开，使这里的革命者和人民群众，有一种独特的创新精神。于是，在广州起义中，创造了正规军与工人赤卫队紧密配合共同起义的经验，创造了在大城市中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经验，以及成立红军的经验。这些经验和体现出来的创新精神，成为党和人民军队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供了重要启示。二是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广州起义的过程中，涌现了诸如周文雍、陈铁军这样的许多英雄和烈士，尤其是周、陈的事迹，为世人流传，也成为人民军队英勇善战素质的楷模。三是团结奋斗的革命集体主义精神。广州起义的参与部队和工人赤卫队，无论在起义前和起义过程中，还是起义以后组建的红四师的奋斗过程中，以及两万多名工人和农军的行动，都体现了高度的团结奋斗精神。尤其是在12月12日以后的几天中，起义军处于重围之中，但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体现了难能可贵的团结精神。四是一切听党的指挥的作风。广州起义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开始并没有组织过协调训练，但是，一朝起义发起，各部分军队都在共产党组织的指挥领导下，英勇作战。党对军队的领导，始终坚持。五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奉献精神。广州起义后成立的苏维埃政权及其制定的政策，都体现了为人民大众解放的精神。广州起义体现的这些宝贵精神，一直为人民军队继承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始终坚持党对军队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深入进行军队历史使命、理想信念、战斗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弘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这对当前人民军队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认真研究广州起义的历史，研究广州起义在人民军队初建时期的贡献，弘扬广州起义的光荣传统和革命精神，对于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54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②参考《广东人民武装斗争史》第二卷第7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③参考《徐向前传》第6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④《徐向前传》第7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

⑤参考《广东革命史辞典》第86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版。

第三篇：开展创建和评定星级党组织活动实施方案

开展创建和评定星级党组织活动实施方案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为进一步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规范型、廉洁型党组织建设，服务中心工作，建设队伍，全面提升我局党建科学化水平，推进星级党组织创建和评定活动顺利开展，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规范型、廉洁型党组织为目标，以创建和评定星级党组织为主要载体，以推进我局工作实施为创建和评比导向，通过量化考评基层党组织建设成效，建立“统一创建、分级考核、星级评定、动态管理”的考评机制，实现星级党组织创建和评比活动全覆盖，为促进我局各项事业发展做贡献。

二、评定原则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围绕完成我局中心工作，落实我局党建工作部署，努力把我局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落实我局中心任务的坚强堡垒，把党员干部队伍打造成为贯彻落实我局中心任务的骨干力量，走前头、作表率。

（二）注重实际，改革创新。按照党建特点规律制定标准，简便易行，操作性强。用创建星级党组织这一载体，融入我局各项事业的新内容、新要求，推进我局党建思路创新、机制创新和方法创新，使党建工作更好体现时代特征和实践特色。

（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把星级党组织评定与工作考核、先优评选相结合，明确定性指标，量化设定标准。建立以指标考核为主体，重视群众评议、听取领导评价、接受群众监督的立体评价体系，实现创建活动公开公正透明。

三、评定标准

星级党组织按百分制进行评定，95分（含，以下类同）以上为五星级，90－94分为四星级，80－89分为三星级，70－79分为二星级，60－69分为一星级，59分以下无星。

其中党建工作考核占80分，群众评议占15分，局领导评价占5分。

星级评定不能越级晋升，按差异化监管要求，五星级党组织占全局党组织总量的15%左右，四星级党组织占25%左右。逐年评定的各层次党组织递增比例不超过总量的15%。

四、组织实施

局党委负责各级党组织星级党组织创建评定的审核把关。

（一）组织自评。各级党组织依据创建评定标准，组织党员进行自我测评打分，召开支部会议，对自身建设情况进行客观评定，撰写自评报告，自我定级。

（二）组织申报。自我评定结果呈报表和自评报告（内容包括党组织基本情况、自身建设和发挥作用情况的评价、存在问题及原因、整改措施等），于每年12月16日前报局机关党委，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三）组织审查。局党委采取听汇报、看实绩、查阅相关资料、召开座谈会、抽查等形式，对各级党组织的自评结果进行审查评估。

（四）群众评议。结合工作考核对党员群众进行测评，必要时还将对服务对象、社会群众进行测评，形成评价意见。

（五）领导评价。局领导对各级党组织创建星级党组织情况进行评价打分，形成综合评价分数。

（六）党委审定。召开党委会议，综合评定各级党组织的创星结果，并在局网站予以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适时开展星级党组织创建评定表彰工作。

五、结果运用

（一）五星级党组织。给予适当奖励，鼓励和支持创新发展，建立长效机制，切实巩固创建成果。特别优秀的党组织作为全局党建示范点，加强宣传推介，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各类先优表彰活动的推荐对象优先从五星级党组织中产生。

（二）四星级党组织。加强教育引导，激发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工作热情，增强工作信心。局党委加强指导帮带，帮助查找差距、理清思路、明确目标，促进星级提档晋升。

（三）三星级党组织。指定一名局领导联系帮带，落实帮带责任。采取五星党组织结对帮带、示范引路的办法，帮助找准问题，狠抓整改。

（四）二星级党组织。局党委制定帮带提高计划，明确帮带目标和工作时限，指定一名局领导联系帮带，落实帮带责任，狠抓整改提高。二星级（含）以下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不能推荐为先优表彰对象。

（五）一星级及无星党组织。指定一名局领导进行包点帮带，合理调整党组织班子结构，及时调整配强党组织书记。对问题较多的党组织，要委派驻督导员驻点整顿，直至转化。

六、工作要求

（一）严格落实责任，精心组织实施。要把创建评定星级党组织工作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作为落实党建责任制的重要内容，作为衡量和评比表彰我局党建工作的重要依据。各级党组织要认真研究制定星级党组织创建评定实施方案，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规范型、廉洁型党组织建设，建立科学规范、务实长效的星级党组织创建和评定工作机制。各级党组织负责人要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带头研究和推进星级党组织创建评定工作，不断完善星级评定的内容指标，提升星级管理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使每一个党组织都有格次、有定位、有目标，实现各级党组织管理方式由“定性”向“定量”的转变。

（二）围绕中心任务，立足岗位创建。各级党组织要紧密围绕我局中心工作，以构建科学长效体系，提升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为核心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以密切联系群众，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为目标加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以开拓工作思路，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为动力加强创新型党组织建设；以完善党建工作机制，规范日常工作秩序，加强规范型党组织建设；以巩固完善惩防体系，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加强廉洁型党组织建设，使星级党组织创建活动成为推进我局各项事业顺利开展的强大动力。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广大党员在完成中心任务中的责任感和积极性，自觉立足岗位创先争优。

（三）加强工作指导，强化整改落实。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实际，合理确定星级党组织创建方案，合理定星。要把工作重心放在对照标准发现问题和按照要求整改落实上。要把创建活动与深化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与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要注意培养、选树和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激发广大党员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形成你追我赶、奋力争先的生动局面。

第四篇：五十年来我国“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

五十年来我国“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创建和发展

王哲（北京大学 法学院）

目次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特点及学习的意义

二．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创建

三、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初步发展阶段

四、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深入研究时期

五、关于本学科研究的任务与展望

“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是理论法学和历史法学交叉的一种学科。它的创建和研究对当今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因此笔者对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意义，对它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及今后的任务作一个初步探讨。

一、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内容、特点及学习的意义

1．研究对象和范围：是指西欧和北美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的法律理论(包括国家理论)产生、发展及其变化规律。具体而言，每个社会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主要是通过它的代表人物——法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体现出来。从古至今，西方各国不同的历史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撰写了大量的世界名著，他们的法律思想理论和学说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些政治法律理论是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许多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有些理论观点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值得学习和借鉴。

2．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内容和特点：具体的内容有：在奴隶占有制时期，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为代表的所谓正义论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在西欧中世纪以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神权政治论，神学世界观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

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出现了以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为代表的自然法学派，他们提出的自然法理论为资产阶级反封建进行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法学世界观占主导地位。(2)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产生了以边沁、密尔及奥斯丁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同时还出现了历史法学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否认自然法理论，倡导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3)19世纪末，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资产阶级政治法律理论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在西方出现了许多的法学流派，其中有以狄骥为代表的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庞德的社会学法学，以凯尔森为代表的“纯粹”法学，以及以富勒和马利旦为代表的新自然法学。这是当代西方占主导地位的学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缓解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为目的的。在西方除众多的剥削阶级思想家的政治法律理论以外，还有被剥削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法律思想。最明显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法律思想。他们的历史贡献，一是揭露和批判剥削阶级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弊端，二是提出了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设想。纵观西方历代政治法律思想研究的范围和内容，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的明显特点：(1)

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西方社会较东方社会奴隶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相对有较充分的发展。因此，反映这两个时期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理论较为发达。比如，在古希腊、古罗马和17、18世纪的西欧各国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以及近代的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他们的理论充分反映了时代的要求。(2)西方的政治思想家法学家们每人都提出了较完整的政治学说及法律理论，有关于国家与法的专门论著。而不是像东方社会某些思想家在论述其他哲学和伦理问题时涉及到国家与法的内容。应该说，西方的思想家们对政治法律理论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可比拟的。(3)西方的政治法律理论对社会变革和新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确立有着直接的影响。这从西欧北美近代经历的几次大的社会变革和资产阶级革命后所颁布和制定的一系列的政治文献得到了证实。(4)西方的政治法律理论，尤其是近代政治法律理论中的精华部分，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应当承认，西方政治法律理论中，一切有价值的学术思想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使政治学和法学发生了革命的变革。因而，使西方法律思想史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5)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和整个西方文化一样，深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中世纪神学世界观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而且，贯穿在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

(6)总的看来，西方具有理性的理论建树对推进社会进步、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稳定和繁荣、体现社会正义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某些理论原则是客观现时生活的要求，也是客观真理的体现。这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7)西方的政治法律理论对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的思想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这也是其他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政治法律理论所不及的。

3．学习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的意义：可以增加知识，开阔视野，启发思考，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是培养高层次理论人才的需要，也是提高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建设精神文明的需要；批判性地学习研究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对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对我国进一步发扬民主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可以借鉴适合我国国情的西方一些管理方法和有益的文化，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是大有裨益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

1在概括简述了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内容、基本特征和意义之后，笔者对我国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创建、发展过程以及面临的任务作一阐述如下：

二、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创建

据笔者所知，“西方法律思想史”在我国解放前后有着不同的称渭。在20世纪30--40年代，在北大由高一涵、清华由张奚若讲授过“西方政治思想史”或“西洋政治思想史”。(内容包括一部分法律思想)，解放初，李达先生在武汉大学讲授过“西方近代自然法学派思想史”，在北大吴恩裕先生短暂讲授过“西方政治思想史”。虽称谓不同，但内容大同小异，均包括西方的政治法律理论的历史。50年代初在我国全盘苏化时期，苏联专家在人民大学讲授过“政治学说史”，但时间短，内容缺乏系统性。50年代中期，我国少数院校，如，人民大学，西南政法学院，北京政法学院等，按苏联教材开设过政治学说史课程。

在我国高校正式创建“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起源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同时开设“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外国政治思想史”。开设思想史课程是和北大法律系培养学生的目标分不开的。当时，由教育部批准的教学计划规定，外国政治(包括法律)思想史为必修课，共80学时。到1966年文革开始，我们为本科生讲授了3次外国政治1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思想史。文革后期，北大法律史教研室继续开展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到了70年代中后期．教研室编写出了分上下册一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铅印教材，作为校内正式教材使用。

1979年9月，中国法律史学会在长春成立。北大法律史教研室参加会议的代表将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材带到会上，向与会者征求意见，受到同行的好评。因为该书是在文革后期最早撰写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教科书。因此，该书在某种意义上成了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此后，其他政法院校陆续开设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课程，并有各种教材相继问世。

三、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初步发展阶段

80年代开始，在我国各政法院系逐渐开设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课程并进行初步研究工作。1981年10月，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设立第一批法律思想史硕士点，招收中国法律思想史和西方法律思想史硕士研究生。1982年，北京大学第一位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硕土生毕业。1984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和吉林大学设立西方法律思想史硕士点。接着，在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南政法学院陆续招收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硕士研究生。1986年1月，北京大学设立法律思想史博士点，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点和博土研究生点的设立为进一步研究西方法律思想史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个时期学习和研究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的主要步骤和成就应该是：第一，在80年代初，司法部组织编写的统编教材之一的《西方法律思想史》一书的出版，对全国高等政法院系学习和研究该学科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为了配合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研究，80年代前期，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主办的“国外法学”杂志上，开设了西方法律思想史讲座。作者们分头对西方思想家们的理论观点进行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评价；第三，必须指出，从1981年开始，高等自学考试把西方法律思想史列为大专升本科的必修课。北京自学考试开始较早，从80年代初至今，近20年来北京自学考试的法律专业主考单位为北大法律系，笔者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的主考教师。在北京自学考试办公室统一组织下，仅命题题库就有三批之多。据不完全统计，报考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学员达万余人。迄今为止，教育部全国自考办仍然把西方法律思想史列入自学考试的范围。这充分说明，西方法律思想史在法律专业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第四，80年代，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教材和专著，其中，有：谷春德、吕世伦编著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1981年)，由北京大学法律史教研室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简史》(1982年1月)，张宏生主编的《西方法律思想史》(1983年)，刘富起、吴湘文主编的《西方法思想史》(1985年)，王哲著《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1988年)，严存生主编的《西方法律思想史》(1989年)等。以上著作的出版，充分说明，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法律理论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

四、西方法律思想史学科的深入研究时期

90年代以来，该学科著名学者结合我国对外政治斗争的需要，对西方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人权理论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和阐述，指出了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实质，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论文，从而把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所谓“人权问题”的指责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和还击。此外，1994年，正式提出在我国建立法治国家的方针以后，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如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家对法治概念和内涵的不同解释，尤其是近代资产阶级法治原则的价值判断，我国学者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公开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自然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种制度的制定有很大的启迪。从现在研究法治理论的趋势来看，对西方国家(包括世界各国)法治理论及实践的研究成为学科长期探讨的热点。

从90年代前期，北京大学法学院开始招收西方法律思想史专业方向的博士研究生。这对全国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法律理论、法律学说和法律思想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迄今为

止，北大法学院共招收了西方法律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生20名，已取得博士学位的8名。他们在研究近现代西方法学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科研方向都是西方近现代有名的思想家，如：卢梭、奥斯丁、哈耶克、马克斯·韦伯、凯尔森、庞德以及伯尔曼等人。对他们思想理论的专题研究成果既填补了国内对19、20世纪本学科研究的空白，又捕捉到了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研究的前沿。这样，便把本学科的研究工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最后，90年代，本学科出版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如：谷春德著：《人权的理论与实践》(1991)，吕世伦主编《西方法律思潮源流论》(1993年)，张乃根著：《西方法哲学史纲》(1993)，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1996)，严存生著：《论法与正义》(1997)，杜钢建，史彤彪，胡冶岩著：《西方人权思想史》(1998)等等。

以上充分说明，我国学术界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的研究工作正向纵深发展。

五、关于本学科研究的任务与展望

建国50年来，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的创建与发展经历了艰苦的历程。虽然经过本学科广大学者的相继努力，在教学、科研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作为我国整个法学的一部分，在21世纪，在推进我国社会改革、依法治国、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下，它仍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即，研究工作应不断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西方不同历史时期符合客观真理要求的优秀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介绍到我国，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此外，还要看到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笔者认为，国内目前对西方政治法律理论的实际意义认识不足，研究工作后继乏人，应引起有关部门及领导的高度重视。至于本学科的改革，提出以下三点意见：

1．本学科的名称问题：根据学科研究的对象，建议将本学科的名称改为：“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因为这是符合课程内容的实际的。在西方，法律思想包括在政治学之中。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早就指出：“政治学研究政体也研究法律。(见《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45页)并认为政体的性质决定法律的性质。他所谓的良法和恶法的划分就是以正宗政体与非正宗政体为依据。同样，西方近代著名思想家霍布斯、卢梭等人也强调法律与国家是不可分割的，霍布斯把国家比喻为“机器”，而法律则是机器中的“链条”。卢梭把法律看成是人们通过社会契约建立国家的条件。再者，从西方名著看，例如《理想国》、《政治学》、《利维坦》、《社会契约论》、《法哲学原理》等著作的作者，都是把政治与法律的理论有机地一同阐述。列宁也曾提出，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是一种政策。根据以上理由，本学科的名称结合本专业的需要，建议改为“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这也符合国际上对本学科的通称。

2．学科的研究内容：根据学科发展的需要，要正确处理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关系。要体现法律文化包含的法律思想，制度、学说等多方面的内容。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关系尤为密切。在一定时期，政治法律制度往往是当时主流的政治法律思想的制度化。这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新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立，体现最为明显。而有的时候，法律制度又会对法律思想产生直接的影响。如罗马法律制度和司法的长期实施孕育并产生了罗马私法理论。因此应考虑，在研究学说史的同时，也要对制度史进行研究。除此以外，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非常复杂，不是一个学科可以解决的，而需要多学科知识的配合。也要注意跨专业的研究。就是说，一方面，法学学科内部的跨专业结合研究，另一方面，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结合研究。

3．本学科的研究重点：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国情的研究。主攻方向应该是西方的法治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含义，理论价值、成功范例。根据中国国情，我国要实现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一个宏伟目标，我认为，需要重点研究西方近代自然法理论对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提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进行长

期的深入的研究，真正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这些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相继努力才能完成。

第五篇：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与创新发展

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与创新发展

摘 要：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国有企业独特的政治资源，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形势下如何创新企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党建工作，是当前企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党建；现状；创新；途径

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是国有企业的生命线，在促进企业改革、推动企业发展、维护企业稳定、加强企业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形势、分配方式、利益关系等日益多样化，职工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也明显增强。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如何适应企业创新发展需要，把党建工作融入中心，服务大局是新形势下企业党建工作的方向。客观认识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现状

1.工作内容空洞，针对性不强。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的选择上大多是以一个时期内政府、本系统宣传部门下发的文件材料作为工作的内容。这些内容大多注重说教，一定程度上缺少了与职工个人发展相关的信息，与职工的实际产生隔膜，缺乏针对性。

2.工作方法单一，实效性不强。企业开展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习惯沿用比较传统的工作方法和形式。这些方式方法往往注重了形式，缺乏实际的效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走上工作岗位，青年职工逐步成为企业发展的生力军。他们更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更富有创新精神。

3.工作保障和激励机制不足。企业缺乏相应的工作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的现象。一方面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一项独立的工作，它融合了党、政、工、团等重要内容，与企业中每一位职工密切相关。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企业各部门的有力配合，使具体工作的开展有依据可循；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工作激励机制。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需要静下心来做的工作。党建和思想工作者需要不断的激励，增强工作的信心和动力，要看得见他们在工作中获得的成绩。加强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迫切性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科学管理的重要内容，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政治优势。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和带领广大职工自力更生、艰苫奋斗，为社会提供了大量产品，直接支持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也推动了企业自身的进步。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作法。积累了许多有效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经济成份的多元化、社会分配形式的多元化引起的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变化，给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带来许多新的难解课题。要紧跟企业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步伐，顺应入世的时代背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定位，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从内容到形式全方位改进。人世以后，不管是对企业的发展，还是对企业的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都面临着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的冲击和挑战。要树立公平、平等、诚信原则，确立权利与义务对称的价值观念，提高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企业文化鲜明的思想性、道德性特征，为我们党发挥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提供了有利条件。要切实把党建和政工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结合起来，进而在企业中树立新思想、新观念，从而形成新的企业精神。要运用企业文化这个新载体营造学习型组织，创造思想政治工作新形式和新内容。创新载体，加强党建工作应以建设优秀企业文化为新途径企业文化是党建工作一方面成效的直观体现、也是企业灵魂所在

1.企业文化需以人为本，重在启发员工主体意识

企业文化建设力求使员工在价值理念上达到对企业战略发展、价值追求的认同。其中包括精神文化建设，锤炼一种积极向上的企业精神是激发员工潜能的不竭动力。就像电视剧《士兵突击》、《亮剑》和《把信送到亚细亚》中，“不抛弃、不放弃”这种精神信念，成就了一名士兵、一个团队、乃至整个集体。同样，企业的发展也需要一种“和谐、创新、团结、奋进”的企业精神。如何把职工个人追求和价值取向与企业发展融为一体？就是要唤起职工的主体意识，树立主人翁精神，落实主人翁地位。不妨向职工“亮亮家底”，实施厂务公开，使之对企业经营管理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对企业面临的困难和机遇有实事求是的认知；不妨引导职工进行换位思考，使其明白企业经营责任。风险一样事关职工个人利益。

2.加强文化宣传阵地建设，开展多样的文体活动，凝聚团队精神

一要充分利用企业网络资源、宣传栏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主旋律；传达和贯彻好上级党建工作精神，使党建工作重心、工作影响力深入到基层广大职工中；大力宣扬在创新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做好诚信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宣传工作。二要建立健全职工信息反馈机制，做好互动工作。通过座谈、走访、交流，及时了解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并帮助其实现合理要求。三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活跃气氛，融洽关系。

3.搭建员工发展平台，抓好三支队伍建设

企业要为员工搭建学习、创新、协作、发展、服务的平台，倡导诚信、协作的团队精神。给员工提供施展才华，展现自我的舞台和必要条件。使职工在为企业建设服务的同时，实现自身工作技能上的长足进步和职业发展，得到自我肯定。也可以为新人设计初步的职业规划，使之有一个激励的目标。同时要抓好干部队伍、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一线职工队伍这三支队伍建设。着力打造“观念新、人心齐、技能专业、作风过硬”的优秀团队，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4.建立良好的竞争机制，变压力为动力

在企业发展中公平竞争是必须的，竞争之下的得失也是客观、残酷的事实，竞争的目的是共同提高，是催人奋进，是增强企业活力。我们知道，自然界的鲶鱼效应保证了沙丁鱼的鲜活，其寓意就是引进与激活的关系，就是靠引进竞争机制对群体起到竞争促进的作用。而好的竞争机制一样能激发企业活力。那么竞争之下必有压力，关键是变压力为动力。途径就是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评价考核体系，不断完善激励机制、丰富激励手段，将压力转化为动力。发挥党员模范作用，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充分发挥党员模范作用是加强企业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

1.首先是加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理想信念教育崇高的理想信念始终是共产党人保持先进性的精神动力，坚持理想信念就是要坚持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最终体现在实践行动上的先进性。党员干部政治素质、工作作风、事业心和责任感如何，直接在广大员工当中言传身教，只有全体党员干部在积极投身企业经营管理各个方面中发挥表率作用和桥梁、纽带作用，以身作则，勤政廉洁、公道正直、严以律己，才能带动周围员工共同实现企业创新发展的目标。

2.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从几方面来体现

一是在企业创新发展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头支持技术创新、管理革新，加强先进理念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并投身实践，成为带领职工队伍热身企业建设的领军人物。二是在企业日常安全生产经营管理中发挥模范作用。既能刻苦钻研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在工作中争先创优、敢挑重担处处走在职工前面。又能发扬勤俭创业的精神，为创建“节约型企业”多做贡献。三是在加强学习提高整体素质上发挥模范作用。认真学习政治理论，不断提高理论素养，主动做好职工思想沟通工作，为构建“和谐企业”尽心尽力。四是在企业文明创建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头讲文明，树新风，牢记宗旨意识，发扬无私奉献精神。

参考文献

[1]余新华.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的几点思考.党建与人才，2008（06）.[2]罗志荣.对企业党建的再思考.企业文明，2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