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梁漱溟的故事(小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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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蔡元培和梁漱溟的故事

蔡元培与梁漱溟的故事专题

目 录

一、蔡元培的 “伯乐”故事

二、梁漱溟回忆北大经历

三、梁漱溟“自学成才”

四、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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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蔡元培的 “伯乐”故事

自从“伯乐”一词由善相马转为善相人以来,就有了无数识人、用人的故事,把“伯乐”一词填充了丰满的血肉。这其中最动人的,当属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期间的用人故事了。

蔡元培先生是在军阀混战的1917年1月出任北大校长的。当时的北大,人才奇缺。从就职那天起,他就当起了伯乐。当他认准年轻的陈独秀是匹“千里马”时,就力荐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他亲自登门去请,没想到却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但蔡先生毫不气馁,仍然天天去。有一天,由于去得太早,陈独秀还没起床,蔡先生就搬了个凳子坐在屋门口等候。茶房看不过去,几次欲进去叫醒,为了不影响陈独秀休息,都被蔡先生阻止了。

要知道,当时两人的身份地位,在现在看来也是极其悬殊的,蔡先生是鼎鼎大名的北大校长、国学大师、学界泰斗,而陈独秀仅仅是新文化运动中崭露头角的进步青年,正是“伯乐”和“千里马”的关系,才演绎了这段故事。

陈独秀果然没让蔡先生看走眼,他把个北大文科办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有一天,他偶然看到了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一眼就认准了作者胡适是匹“千里马”,立即向蔡元培推荐。这样,刚刚从美国回来正愁找工作难的26岁的胡适成了北大教授。

蔡元培先生当“伯乐”当得最出神入化的是他发现和起用梁漱溟的事。当时,中学毕业的梁漱溟想到北大当个旁听生,于是通过中间人找到了蔡先生。梁漱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怀揣着他刚写的论文《穷元决疑论》拜访了蔡先生。让他大吃一惊的是,本来想当旁听生,却被当场邀请当教授,讲授“印度哲学”。蔡先生当伯乐的故事一时间成了绝版的神话。

若遇不见蔡先生,梁漱溟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正是这历史性的一见,使梁漱溟成长为一代哲学大师。

蔡先生的北大十年,吸引了辜鸿铭、刘师培等许多鸿儒; 聚首了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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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漱溟回忆北大经历

一九八五年,北大九十周年校庆之际,九十五岁高龄、作为文革幸存者的梁漱溟专门撰文《值得感念的岁月》,讲述自己昔日在北大的学术和教育生涯。关于梁漱溟到北大任教的故事,后来逐渐夸张为一个绘声绘色的神话。即便是在北大自己的学报上,也白纸黑字地描绘说,那时候梁先生报考北大落榜,其后蔡元培校长看中了他的才华,于是破格将其请到北大任教。“落榜学生”与“特聘教授”之间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也留给后人丰富的想象空间。

然而,梁漱溟先生在此文中更正说:“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如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不过,梁漱溟被蔡元培聘到北大任教,确实是北大历史乃至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则佳话。民国刚一成立,蔡元培即出任第一届教育总长,当时梁漱溟在同盟会的《民国报》工作,以一青年记者的身分,出入于国会、总统府、国务院及各政党总部,因而多次接近并采访蔡元培先生。一九一七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穷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元培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

让梁漱溟没有想到的是,蔡元培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担任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

梁漱溟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先生又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先生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漱溟,他便应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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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梁漱溟年仅二十五岁,没有任何学历,只是司法部的一个小秘书。蔡元培却有这样的眼光和魄力,当即拍板将其延聘到北大担任教职。

后来,梁漱溟动情地回忆了自己在北大七年的生活:“七年之间从蔡先生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数之不尽。总之,北京大学实在培养了我。”

另一方面,梁漱溟也对北大早期的哲学教育贡献良多,他虽然年轻,所授之课在北大却是独一无二的,也颇受学生欢迎,听课者多达二百多人,由小教室换为大教室,学生中有冯友兰、朱自清等后来名动一时的学者。

梁漱溟感叹说:“年轻后辈如我者,听课之人尚且不少,如名教授、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如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等先生,听课者之踊跃,更可想而知了。于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三.梁漱溟“自学成才”

梁漱溟是一名典型的“自学成才”者,正如他本人在《自学小史》中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

自学成才本已不易,自学成才而又能够被学术界和社会承认更不易。在这个意义上,蔡元培所开创的老北大的传统值得我们深深地怀想与追忆。与其他所有的后任者不同,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在当时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和声望,这权威和声望不是由其担任的职位所带来的,恰恰相反,乃是源于其在晚清革命运动中常人难以企及的资历和贡献,以及其谦卑和宽容的人格魅力。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延聘教授多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根本不必通过一个庞大的官僚部门和繁琐的程序来实现。无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还是梁漱溟、辜鸿铭等人,有新派,亦有旧派,有西化派,亦有国学派,学位和著述都不是硬性的标准,蔡先生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可以说,那时的北大要聘谁或不聘谁,蔡先生完全可以一个人“自作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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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固然属于某一种形式的“人治”,可这种由伯乐来实施的“人治”方法,运用在草创时期的北大大学,比之后来逐渐“正规”化的“体制”别有一种优势。

一种刚性、僵化的、教条的体制,必不能容纳诸如梁漱溟这样的学者——你没有最高学历,亦没有堂皇的著作,焉能进入我这最高学府任教?这种由制度造就的“无物之阵”,让任何天才都无法“脱颖而出”。这种看似公平合理的体制,能让一名拥有学位的庸才顺利地获得教职,却不能让梁漱溟这样没有学位、而拥有丰厚的学术潜力的大学者获得教职。

说起学位来,后来被胡适延聘到北大的沈从文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他也是一位自学成才者。且不说沈从文的小说创作成就,他后来改行从事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也令诸多历史和考古科班出身的学者为之叹服。可见,学位是“虚”的,学问是“实”的。这些年来,北大过于看重“虚”的学位,而忽略“实”的学问,与若干具有真才实学却没有“最高学位”的学者擦肩而过。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在千灾百难中认识了“良知”,他忠于自己的良知。在后来的年代里,梁漱溟为了捍卫真理而不惜顶撞权要。这种为了真理“虽千万人,吾往也”的勇气,于今,有几个博士具备了呢?对于北大来说,这种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和珍惜的传统。今天的北大拥有数以千计的博士和博导,追求真理的氛围却日渐稀薄。今天的北大有那么多或土或洋的博士,以及由博士熬成博导者,或赞美文革中的样板戏如何辉煌壮观,或赤裸裸地表示改革就是要让官员们先富起来,或声称中国不需要民主制度只需要恢复古代的科举制度,或收取佣金成为黑社会头子的辩护士,或认为北大教授拥有别墅和汽车就意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了„„这些乌烟瘴气的论点对中国社会的进步有什么益处呢?这些奇谈怪论哪里有一丝一毫追求真理的意味呢?它们不仅离真理十万八千里,而且就连基本的常识都忘记了。这些自以为能够充当“帝王师”的博士、博导们喜欢说违背常识的惊人之语,这是北大的光荣还是耻辱呢?

四.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

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理解没有什么歌功颂德的话语,也不是对其一生作全面的评价,只是对其入长北京大学后的作为作了论述。这些论述,不是长篇,是一些简要的说明,甚至是片言只语,从中却可读出梁漱溟对蔡元培的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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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寥寥数语,提纲挈领,画龙点睛,切中肯綮。

梁漱溟与蔡元培初识在民国元年,那时十八岁的梁漱溟是北京《民国报》记者,蔡元培作为辛亥元老级人物,是临时政府内阁阁员。梁漱溟采访临时政府和国会活动见过蔡元培几面,但因年龄、身份、地位的差异,且机缘未到,梁漱溟与蔡元培未能有真正的交往,用梁漱溟的话来说,就是“久慕先生而未一深谈”。

一九一六年,梁漱溟以所作论印度佛学的《究元决疑论》一文为贽,通过当时教育总长范源廉代为先容,晋谒蔡元培于其寓所。

“不料一见面,先生就说要请我到北大任教的话。”原来蔡元培路经上海时已读过了梁漱溟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上的《究元决疑论》这篇文章,颇为赏识。以后蔡元培又约梁漱溟和已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相会于校长室,正式提出请梁漱溟担任印度哲学这门课程。当梁以浅陋不学推辞时,“蔡先生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那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

蔡元培长梁漱溟二十六岁,这番话,摒弃了延聘者的套语,有的只是真诚、是兄长般的殷殷期待、切切鼓励、谆谆教诲。谁会不感到温暖、熨贴而从命呢!

梁漱溟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北大前后共七年,其间因病求去两次,皆得蔡元培恳切挽留,批假养病,病愈继续任教。

梁漱溟认为如果没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之,尤其是陈独秀,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是不可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的。请看梁漱溟细述蔡元培如何兼收、包容、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这两位主帅及诸位大将。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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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平正和易,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应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究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蔡元培对梁漱溟有知遇之恩,梁漱溟却更感叹、揄扬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之量。蔡、梁二公之相得相彰,君子气度、大儒风范,千古流芳。

蔡元培卓然丰碑,梁漱溟慧眼独到,观察精当、剖析深刻,入木三分。请再读梁漱溟片论:

“而况蔡先生以前清翰林为革命钜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更要紧的乃在蔡先生的器局识见,恰能胜任愉快。从世界大交通密接以来,国人注意西洋文化多在有形的实用的一面,而忽于其无形的超实用的地方。虽然关涉政治制度社会礼俗的,象是‘自由’、‘民主’、‘平等’一类观念,后来亦经输入,仍不够深刻,仍没有深刻到文化的根本处。唯独蔡先生富于哲学兴趣,恰是游心乎无形的超实用的所在。讲到他的器局,他的识见,为人所不及,便从这里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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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器局大,识见远,所以对于主张不同、才品不同的种种人物,都能兼容并包,右援左引,盛极一时。后来其一种风气的开出,一大潮流的酿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若问蔡先生何以能有这种种成功——他能罗致人才,能造成学风,能影响到全国大局,使后之言历史者不能不看作划时代的大节目,其成功之由果何在?我可以告诉你:此无他,他只有他的真好恶。„„他不要笼络天下人,他更不想强制天下人听他的。一切威迫利诱的手段,他都不用。然而天下人却自为他所带动。„„这也就是儒书上‘不诚无物’一句话了。”

“总之,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人物吧。”

所谓梁观蔡、论蔡之真知灼见、入木三分,于此昭然!仅有资望、才具不够,还须器识;加上器识,还是不够,更须率真;才能做到:坦率真诚,休休有容!才能兼收并包,酿成潮流!

当今之世,有谁思此、明此、行此!?扼腕长叹,能不怆然而涕下乎?诸子皆以迁蔡元培灵柩安厝北大为念。然时下即能行此,柩纵安而灵亦弃也。君不见,北大百年校庆,德赛二先生已只余其一矣。迁葬之议,不论也罢。余杰说得好,口碑,心碑,文碑,远胜墓碑!

行文至此,我想起梁漱溟关于自己与蔡元培的一段话和一件事:“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时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的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梁漱溟在北大七年,凡同蔡元培的书信往还,蔡总称梁为“漱溟先生”,梁“未尝辞,亦未尝自称晚生后学。盖在校内原为校长教员的关系,不敢不自尊,且以成蔡先生之谦德。后来离校,我每次写信,便自称晚学了。”

第二篇:蔡元培观后感

《蔡元培》ppt观后感

有这样一个人,毛泽东主席曾经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周恩来总理曾赞誉他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北京大学因为有了他而荡漾出暖暖的春意。他就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蔡元培。上周三的近代史课上,我们班的王柯远同学为同学们介绍了这位伟人,听完了他对于蔡元培的介绍,我对蔡先生其人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课后我去网上查找了有关蔡先生的资料。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党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他主持教育行政委员会、筹设中华民国大学院及中央研究院,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1927年参与发起“护国救党运动”,认为应当清党但反对杀人。1928年至1940年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贯彻对学术研究的主张。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亲自兼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ppt从波澜壮阔的历史时代展开,风云变幻,巍峨的城楼,波浪翻滚的江面,突出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以及蔡元培迎难而上的精神。整个ppt的叙述是着重于蔡元培塑造现代意义上的北京大学以及他的教育理念,从一个时代的兴亡引出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最后又回到蔡先生在北大发展他的教育理念。整个结构符合内容重点的需要。在蔡先生任北大校长之前,ppt介绍了北京大学的历史以及当时的背景,为故事情节的展开做铺垫。几个枝蔓交错,枯枝带着新叶的镜头转接,隐喻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官僚气息,以及这种腐朽正在等待着蔡元培来改变。

蔡元培任校长后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访陈独秀,希望他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并且三顾茅庐。蔡元培提出了对大学的定位:为学问而求学问。蔡元培聘请了各种学科人才,有众多各有所长的大师任教北大,如胡适,刘半农,钱玄同,鲁迅等。甚至是只有中学学历的梁漱溟。在其任职期间,展现了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

蔡元培为人宽厚、恻隐为怀,对中国社会及陋俗有透彻观察;两度游学欧洲、亲炙文艺复兴后的科学精神及法国大革命后的思潮。他提倡民权与女权,倡导自由思想,致力革除“读书为官”的旧俗,开科学研究风气,重视公民道德教育及附带的世界观、人生观、美学教育。

梁漱溟曾说,蔡元培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脚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蔡元培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其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曾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发生过重要的影响。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此思想提出后,一批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而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因此,“兼容并包”思想在接纳新文化、反对封建文化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ppt中还插入了各大高校教授对蔡元培的认识,以及蔡先生的女儿,学生的回忆。使得蔡元培本人的形象丰满起来。使我了解到了蔡元培其人的教育救国的思想,了解了他的的道德境界,人格魅力和心中博大的理想。蔡先生为我们竖起了榜样,其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理念引人深思,在当今仍然有借鉴作用。

通信三班 高睿 201614610331

第三篇:蔡元培名言

蔡元培名言

1、各级教育,应于训练上一律励行劳动化,使青年心理上确立尊重职业之基础,且使获得较正确之人生观。

2、对于学生的希望:

一、自己尊重自己。

二、化孤独为共同。

三、对自己学问能力的切实了解。

四、有计划的运动。

3、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

4、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5、“我们教书,是要引起学生的读书兴趣,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去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

6、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遵义相助,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现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

7、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8、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已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

9、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10、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

11、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12、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

(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学校教育注重学生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

13、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

14、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

15、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

16、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17、中国人是富于美感的民族

18、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人去应用的,……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

19、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损,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美以普通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

20、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第四篇:蔡元培北大就职演说

蔡元培北大就职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我刚刚在教育部工作。在开学那天曾为北大做了一点事情。各位都是从预科读下来的,所以想必你们也听说过我。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何况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各位也一定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今天就要执掌北大,所以有三件事要通知各位:

一是抱定宗旨。各位来北大求学,肯定有一定的宗旨。如果想知道你的宗旨是否正大,就要先知道大学的性质。现在的人专科学校就读,学成之后有所工作,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大学则不是这样。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外人每次指出咱们北大的腐败,想要在北大读书,都是有着当官发财的梦,所以从预科毕业后,大多数是进入法律系,进入文科的很少,进入理科的更少。大概是因为法律是做官的捷径啊。因为一心想做官,所以不问老师的学问深浅,而是问官职大小。官阶大的人,特别受欢迎,大概是为了方便毕业生有人提携啊。现在我国的政法工作者,大多是进入政界,专职做教授的人很少,所以聘请教师,不得不请兼职的人,这也是不得已之举。讨论外人指摘的合适与否,不具体说了,消弭批评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高自己的水平。别人说我们腐败,我们问心无愧,有什么可恐惧的啊。真是有做官发财的目的的话,北京有很多专科学校,进入法律系可以在法律学校学习,进入经济系可以在商业学校报考,又何必要来北大呢?所以各位要抱定宗旨,为了寻求知识而来,进入法律系,不是为了做官;

进入经济系,不是为了发财。宗旨定下来,事情就都进入轨道了。各位在这里学习,或者三年,或者四年,时间不是不少,如果能珍惜时间,努力学习,那么成绩会很大的啊。如果只是为了发财做官,宗旨就是错误的,那么就会出现问题。平时不努力学习,临考试时再熟读讲义,不考虑哟没有获得知识,只挣分数的高低;考试一完,就把书都扔在一边,混个三四年,有了文凭,借着这个在社会上走动,这岂不是与进入大学的初衷背离了吗?虚度光阴,毫无学问,是耽误自己啊。且辛亥那一战,我们之所以革命,就是因为清廷的腐败啊。就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对政府不满意,也是因为社会的道德沦丧啊。现在各位如果不在这个时候打好基础,勤奋学习,则如果将来为生计所迫,担任讲师,则一定会耽误学生的啊。进入官场,则会耽误国家,这是贻误别人啊。误人误己,谁又愿意这样呢?所以宗旨不可以不正大。这是我对各位的第一点希望。

三是敬爱师友。教员教授知识,职员服务大家,都是为了大家学习的便利,大家总不可能无动于衷吧?所以就应该以诚相待,尊敬有礼。至于同学住在一起,尤其是应该互相关爱,这样才会有互相交流学习的效果。不光要开诚布公,更要互相勉励,都在北大,则要荣辱与共。如果有同学道德有问题,举止有不当,社会上遭到批评,即使你自己德行合体,也难以辩解,所以大家更要互相勉励。我在德国,每当到商店里买东西,店主都热情款待,付钱接物,也都互相说谢谢。这虽然只是细节,但这是焦交际所需要的,普通人况且这样,更何况堂堂大学生呢?对于师友的敬爱,这是我对各位的第三点希望。

我掌管北大才仅仅几天,很多校务还不是很了解,现有两个计划:一是改良讲义。不仅要靠讲授的知识,还更要靠各位自己的潜心学习。以后印教义,只印提纲,细节上的,还有精要的内容,都由讲师口述,或者学生自己找参考,以求学有所得,能够真正对大家的学习有作用。二是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然多,但是新书很少,如果不广泛购书,必然不能足以给学生参考。现在正在筹集钱款,多多购买新书,将来书籍满架,自然可以多方参考,不会有知识上的缺乏。今天和各位说的就这么多,来日方长,随时都可以和我商讨这些啊。

就职北大校长演说

蔡元培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人法科,入文科者甚少,人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人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与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人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人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既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既在今Et,吾人对于当局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衰,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第五篇:蔡元培就职报告

蔡元培北大就职演讲

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到校视事。1月9日,发表就职演说,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希望首先打破学生将大学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的陈旧观念,勉励学生应当为求学而来。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就职演说摘录: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但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勗,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己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辨,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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