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精选5篇）

第一篇：论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

论 歌 德 对 郭 沫 若 的 影 响

教师：彭超

班级：对外汉语081班学生：田颖 学号：200830403066

摘要：郭沫若是现代文学史上中外文化冲撞化合最为丰富的个案实例，他的一生是中外文化交流嬗变的一条主要线索。在进入郭沫若接受屏幕的众多外国作家中，歌德是契入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位，从人格精神、审美追求到创作经验，歌德对郭沫若都有千丝万缕的潜在影响。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的30年，完成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戏剧创作，《浮士德》的气息或隐或显、或综合或分散地浮现在郭沫若的戏剧作品中。

关键字：郭沫若 歌德 《浮士德》 泛神论 自由

第一章 郭沫若与歌德简介.............................................................................................................2

1.1 郭沫若简介........................................................................................................................2 1.2 歌德简介............................................................................................................................2 第二章 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3

2.1 郭沫若与歌德的历史悲剧与现实....................................................................................3 2.2 郭沫若与歌德关于人的探索............................................................................................4 2.3郭沫若与泛神论思想.........................................................................................................4 2.4郭沫若与歌德诗歌形式对比.............................................................................................5 第三章 郭沫若与歌德的影响.........................................................................................................6

论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

第一章 郭沫若与歌德简介

1.1 郭沫若简介

郭沫若(1892~1978），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在现代文学史上是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与历史剧作家。他是鲁迅在本世纪初热切呼唤、终于出现的摩罗诗人，又是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以崭新的内容与形式，开一代诗风，堪称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1、2 歌德简介

歌德（1749~1832）是德国的大诗人、剧作家和思想家。他的一生所经历的从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初叶，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而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正是为这种上升和发展，为向封建阶级夺取政权、逐步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做好思想准备。歌德的文学活动是紧密结合这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变的。特别是他的《浮士德》就是以德国民族文学的形式对西欧启蒙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加以艺术概括，并从十九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来展望人类社会的将来。

郭沫若曾以歌德自况并被文化界广泛认可，如周扬曾对郭沫若说“你是歌德，但你是社会主义时代新中国的歌德”。对于郭沫若来说，歌德同他的一生都结下了不解之缘。郭沫若是我国译介歌德的开山祖师，《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两部在我国影响巨大的作品都是郭沫若首先介绍进来的。

第二章 歌德对郭沫若的影响

2.1 郭沫若与歌德的历史悲剧与现实

郭沫若和歌德的历史悲剧，都是透过历史传奇曲折的反映现实社会的面影，他们赋予笔下的古代人物以某种现代的思想和灵魂，使其成为一定的象征性形象。郭沫若早在现代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里，就写出了著名的《三个叛逆女性》，在历史人物的“骸骨”里吹进了“五四”时代精神，“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在抗战时期，郭沫若更是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虎符》、《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等历史剧，并明确提出“先欲制今而后借鉴于古”“据今推古”的理论。在郭沫若看来，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历史事实的真实，而是内在的历史精神的真实；他认为“剧作家的任务是在把握历史的精神，而不必为历史的真实所束缚”。

郭沫若根据他对战国历史的研究，认为“战国时代，整个是一个悲剧的时代”，“战国时代是以仁义的思想来打破束缚的时代„„是人的牛马时代的结束。1大家要求着人的生存权”。郭沫若所有的取材于战国时代的历史剧作，无论是《虎符》，还是《棠棣之花》、《屈原》、《高渐离》，都是力求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悲剧精神，并在这历史悲剧精神的表现里，注入剧作家在他所生活的抗日战争大后方现实中所感受到的时代悲剧精神和时代所提出的反抗国民党专政的民主要求。因此，在郭沫若笔下的悲剧主人公屈原、如姬、高渐离、聂政等，都是时代所塑造出来的真正的“人”，具有极其崇高的人格美，他们是民族的精英，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美；他们自觉意识到“以仁义思想来打破旧束缚”的历史要求，自觉地为争取人民的生活权利，民族的独立、进步，国家的统一，反对投降、分裂与倒退而斗争。

《浮士德》悲剧是歌德以毕生精力创造出来的代表作。歌德取材于德国中世纪的民间传说，并根据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德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个人长期的生活经验，前后经过六十余年的惨淡经营，才完成这部巨著。全剧通过浮士德这个人物的发展，表现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以来的基本思想和一贯精神。照歌德自己的说法，在第一部中，浮士德还处在“小世界”中，追求“官能的”或“感性的”个人生活享受；在第二部中，浮士德进入“大世界”，追求“事业的”享受。剧中主角浮士德经过旧式书斋生活和追求对绝对真理的认识、官能享受、为宫廷服务、古典美的享受及事业的享受等阶段。全剧贯穿着辨证的精神。浮士德向往光明，肯定事业，在群众当中才感到自己真正是个人，他不断追求美好崇高的东西，时时刻刻感到“有大事情在吸引我”。浮士德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的知识分子的代表。

歌德和郭沫若都生活在一个处于衰退和解体状态的时代，创作倾向于主观。从郭沫若和歌德的历史题材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都把时代的精神，主观的追求付诸于历史人物中，让他们有了新的内涵，而不单单只是人物本身。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P86页

2.2 郭沫若与歌德关于人的探索

郭沫若和歌德的历史悲剧中始终贯穿着一个巨大的道德问题：人应该成为怎祥的人，寻求生命本质的最高体现。启蒙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人道主义。《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早年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维特跌宕起伏的感情波澜，在抒情和议论中真切又详尽地展示了维特思想感情的变化。小说以浓郁的诗意和喷涌的激情寻写了维特的痛苦，憧憬和绝望，将他个人恋爱的不幸放置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中，对封建的等级偏见、小市民的自私与守旧等观念作了揭露和批评，热情地宣扬了个性解放和感情自由。勇敢地喊出了那个时代的青年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实现人生价值的心声，生动地反映了青年们的感情，憧憬和痛苦，表现出一种抨击陋习、摒弃恶俗的叛逆精神，因而更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浮士德》中的人道主义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性，是摆脱封建束缚和神权桎梏的思想，追求个性的自由解放。肯定人的作用，认为人生的目的在于行动，在于作出有益于社会的实践。浮士德开始就明白说出“原始有为”，“为”即是实践，通过实践而不断追求真理，最后领悟到人生的真谛“人要每天每日去争取生活与自由，才配有自由与生活的享受”。2

郭沫若《屈原》里的“雷电颂”完全是郭沫若式的自我倾诉。郭沫若的历史剧之所以比同时期的历史剧更具有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在历史剧中大胆的表现了自己的人格与人性。在郭沫若《屈原》发表以后，就有人指出《屈原》与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及《哈姆雷特》的相似，认为“《屈原》有些莎士比亚的风味”，主要是精神上的相似。而歌德的浮士德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发展，两者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两者都寻在一些共同的根源，但不局限于此，赋予了各自人物新的时代精神，人物性格与性质。

2.3郭沫若与泛神论思想

郭沫若与歌德都是伟大的诗人，郭沫若的诗歌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歌德的影响。郭沫若欣赏歌德的泛神论思想——“泛神论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都是神的表现，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女神》中的好多诗，都受到了歌德那种自由的奔放的思想的影响。

《女神》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浪漫主义里找到了释放的机会。《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洪荒的打我”——“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3。他的《凤凰涅槃》正是一首庄严的时代的颂歌，宣告着：在“五四”开辟的新时代里，世界上最古老的中华民族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死灰中更生”的历史过程。在《炉中煤》中，老化的中华古国在诗人笔下成为了一位“我”心爱的人儿、“年青的女郎”。在《女神之再生》里，通过“黑暗中女性之声”形象的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破了的天体”“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他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中，“立在地球边上”呼唤着“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创造”。让人感受到的是彻底的、不妥协的、战斗的民族精神。这个新生的巨人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 23 董问樵著《<浮士德>研究》P13页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P80页 质神化，热烈地追求精神自由与个性解放，处处喧嚣着这样的声音。《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我„„我崇拜我”，《梅花树下的醉歌》中“我赞美我自己”，《湘累》中“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不论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天狗》中“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我便是我呀”。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人的尊严得到尊重，人的创造力得到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女神》的艺术想象和形象体系建筑在泛神论的思想基础上。郭沫若从布鲁诺、斯宾诺莎为代表的西欧16、17世纪泛神论哲学及中国、印度古代哲学那里吸取泛神论思想。诗人把整个大自然都作为自己的抒写对象，宇宙地球，日月星辰，山岳海洋，风云雷电等等统统归入笔底，构成了囊括宇宙万物的极其壮阔的形象体系。诗人把宇宙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进化、更新的过程，从宇宙万物看到了“动的精神”和创造的“力”，赋予他的形象以飞动的色彩：“无限的大自然„„到处都是生命的光波”，“山在那儿燃烧，银在波中舞蹈”，赋予破坏与创造以力的美：“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律吕哟”。以上几个方面，就构成了《女神》形象的基本特色：壮阔性、奇异性与飞动性，由此形成了“女神体”雄奇的艺术风格。

2.4郭沫若与歌德诗歌形式对比

从诗歌形式上面看，他们做到了戏剧和诗和谐的统一。《浮士德》是用各种诗体写成的一部诗剧：有自由韵体，有牧歌体和抑扬格，有古希腊悲剧的三音格诗，有北欧的长短格五脚无韵诗，以及浪漫主义式的短行诗。德国诗歌有其特有的韵律，正如中国诗歌自己特有的韵律一样。《女神》总体来看，它的形式是自由的。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诗行的字数都不固定，押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在每一首诗中，却要求格律的某种统一。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类外在格律相对严谨，押韵、诗节、诗行大体整齐。另一类则是情绪自然消涨的内在韵律与某种程度的外在韵律相结合，使得诗在自由变动中取得某种程度的整齐与和谐。如《天狗》全诗四节，少至二行一节，多至十三行一节，每节字数少至三字，少至十字，形式明确做到了极端的自由；但诗中多次出现的排比与复沓，以及每节不规则押韵，又形成了相对的和谐。他们的诗句，为感情抒发服务，以多变的形式展现出情绪的起伏跌宕。如《浮士德》中一段对圣母的歌颂：

世界上最崇高的女帝！让我在蔚蓝的寥廓天宇下，瞻仰你的神秘！请你容许，侠气与温情激荡着男子的心胸，并以圣洁的爱之乐趣向你呈奉。你一旦严格命令，我们的勇气便不可战胜；你只要稍加安抚，突然间我们又矜持躁平。最纯洁的处女，最崇敬的圣母，为万民而选出的女王，位与诸神相侔。4

圣母是慈悲、宽恕和爱的象征，在这段诗中以多变的句式，清丽的语言表现出了对圣母的崇敬，对她的赞颂。

再看郭沫若的《天上的街市》：

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上的明星现了，好像是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街市上陈列的一些物品，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你看，那浅浅的天河，定然是不甚宽广。那隔着河的牛郎织女，能够骑着牛儿来往。我想他们此刻，定然在天街闲游。不信，请看那朵流星，是 4 董问樵著《<浮士德>研究》P84页 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节奏和谐优美，琅琅上口。诗人把繁星满天的夜空，想象为是点着无数街灯的天上街市，又改造了牛郎织女的传说，把空中的流星想象为牛郎织女提着灯笼在街上闲游，用以象征他们的生活的幸福美好，反衬了当时社会的不安稳和人民的痛苦。这首诗既隐含着诗人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愤怒以及幻灭的悲哀，更寄托着作者对光明幸福的热烈向往和对理想社会的翘首企盼，表现出诗人在艰难处境中仍不失赤子之心的襟怀与品格。全诗恬淡平和，意境优美，清新素朴。

第三章 郭沫若与歌德的影响

郭沫若、歌德这两位对各自国家的文化作出巨大贡献的文学家，虽然在时间上生活在不同的世纪，空间上，生活在像个深远的两个不同国度，但两位文学家，诗人的心灵是相同的。也许，在郭沫若的心中，曾经不止一次的与歌德进行过超时间超空间的精神交流，在他的作品中一次次的注入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1］董问樵.《浮士德》研究［M］复旦大学出版，1987.［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税海模.郭沫若与中西文化撞击［M］东方出版社，2008.［4］李丽.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与郭沫若《女神》［D］.［5］郭沫若.《女神》［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6］陈鉴昌.《郭沫若诗歌研究》［M］巴蜀书社，2010.

第二篇：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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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

学士学位论文

题目：论郭沫若《女神》的艺术风格

分部：凌源电大

学习中心：凌源电大

专业：汉语言文学

入学时间：2018年秋季

学号：***52

姓名：刘宗旗

指导教师：吴东升

论文完成日期: 2021 年 10 月

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不包含任何他人创作的、已公开发表或者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的内容。对本论文所涉及的研究工作做出贡献的其他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的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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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目 录

摘 要

本文主要叙述了郭沫若散文代表作品《女神》的艺术风格分析，对新诗代表作品中的内容和语言进行了详细的论析。本论文的分析目的是论析五四运动下，新诗作品的艺术个性和内容主张，以及所处时代思潮下的影响。本文着重突出郭沫若《女神》作品中的中西结合的创作艺术，以学习背景为线索，探讨时代环境对于新诗内容的影响。作品总共分为三大部分：首先阐述了《女神》的创作背景和作品特点；论析作品中中西结合的艺术创作形式，从思想、语言和形式上逐一论析其创作艺术；再对作品中的艺术风格进行分类归纳，从艺术特色、艺术表现形式的角度去分析《女神》中的内容，去感受郭沫若新诗代表作中的情感和独树一帜的创作特色，深入解读在五四运动时代下的新诗作品中的积极向上精神与信仰，以加强对其的认识与理解。

关键词：《女神》 艺术风格 新诗 浪漫主义

绪论

郭沫若1921年发表的诗集《女神》，作品大多创作于1919年到1920年期间，正值五四运动的盛行。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象征，五四运动是集结了当时中国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的代表性爱国主义运动，对中国先进思想成长具有启蒙作用。作为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来说，同样收到了国内爱国主义运动的感染，于是通过新诗的新型诗歌形式，歌颂赞美国内“五四运动”精神，对处于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国内爱国主义人士表达敬畏之情。

对于新诗来说，胡适的《白话诗八首》与1917年2月发表，早于郭沫若《女神》发表的1921年。但是在《女神》发表之后，之前的新诗仿佛都黯然失色，可见郭沫若的作品在诗坛中的地位。品析《女神》时可以发现，郭沫若的新诗来源于他超常的敏锐度，以及发散性的思维，作品中的新诗，有的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开朗和柔情，有的则是爆发出了作者狂放的豪情。与古典诗歌不同，新诗《女神》没有了传统诗歌中的郁闷之气，也不见诗人的悲愤和痛苦，有的是不可抵挡的气派，散发着明亮的色彩。

中国新诗的诞生，对于当时乃至现在的中国文坛来说，都是丰碑式的代表作品，这得益于其崭新的、强大的艺术风格，大大开阔了中国诗歌的创作领域，提高了中国新歌的格调。崭新的艺术风格和表现特色，也受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在五四运动为代表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引导下，作品表现出了新时代的力量，这对当今汉语言新诗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艺术手法的角度来解读《女神》的内容和语言特色，去感受作者在文字上的刻画之美，深入解读新民主主义时代下的文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信仰，以加强对其的认识与理解。

一、《女神》的内容和特点

《女神》作品共分为三个部分，共有作品57部，诗歌154首。第一辑包括作品如《女神之再生》《棠棣之花》等；第二辑是整部作品的精华分布，出现了《天狗》、《凤凰涅槃》等经典作品；第三辑是郭沫若先生早期的小诗。《女神》诗集展现的主要思想内容是以呈现追求个性的叛逆者，刻画出不愿被束缚的渴望自由的人物形象。这样的刻画与五四运动的到来不谋而合，也蕴含了作者渴望祖国突破传统封建思想束缚的理念。此外，浪漫主义色彩的表现形式，从明朗乐观的语言上，可以看出作者浓烈的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美好未来的期望。

作者郭沫若长期留学于日本，深受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影响，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海涅式的忧郁和泰戈尔式的浪漫。随着对国内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开始，郭沫若将对爱国之情寄予在诗歌中，这也成就了郭沫若式的豪情，这也带来了新诗创作的爆发期。郭沫若将从小深受熏陶的思想与国外的先进创作思想相结合，成就了属于自己的诗歌的艺术个性。他的诗歌具有自我表现式的浪漫主义，与传统浪漫主义不同，《女神》中的作品是将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相结合的，是既表达了诗人的主观情感，又体现了时代环境的。正如郭沫若本人说的：“大波大浪的洪涛便成为‘雄浑’的诗，便成为屈子的《离骚》、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李杜的歌行、但丁的《神曲》、弥尔敦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小波小浪的涟漪便成为‘冲淡’的诗，便成为周代的《国风》、王维的绝诗、日本古诗人西行上人与芭蕉的歌句、泰戈乐的《新月集》。”

《女神》是新诗诗歌题材的代表文学作品，在其语言表达、内容特色上，都有能够引领中国新诗发展的推进意义。在此，本文主要研究《女神》作品中的艺术风格，通过浪漫主义表现形式、语言风格、作品中的泛神论使用的逐个分析，得出作为新诗里程碑式的内核，为读者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二、中西结合的创作艺术

（一）《女神》中思想的中西碰撞

郭沫若创作的诗歌很多都是既能够表达了自我主观的情感，也表现出了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人性的呼唤的基调。他曾经就诗歌的认识，做出了如下意见： “我对于艺术上的见解，终觉不当是反射的‚应是创造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当然是由于纯粹的主观产生。”，也提到过：“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象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类底印象都活动在里面。”《女神》既抒情又立足于现实的艺术风格，主要是来源于郭沫若先生的中西方结合的创作思想。郭沫若在年幼的时候，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影响，他将李白、杜甫、苏轼等传统诗歌代表作为自己的偶像；后期郭沫若到日本留学，又受到了泰戈尔、歌德、海涅等西方诗人的影响。他的思想不是单一和固定的，而是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民主义思想，以及后期发展成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开始的小资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时期，接触到了西方的泛神论和浪漫主义思想，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革命浪潮的开始，郭沫若的爱国主义热情被大大地激起，他也接触到了表现主义。结合三种思想，在新民主主义热潮的影响下，郭沫若以曾经接触和吸收到的西方近现代美学思想为基础，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独有的创作思想。他把主观思想变成诗歌创作的基本宗旨，同时主张诗的核心是抒情。作诗应该要将直觉和灵感相融合，也要立足于现实，因此，在《女神》中，能够看到很多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意思想碰撞的超前尝试。比如在《凤凰涅槃》中，他就将西方的不死鸟与中国传统神话中的凤凰相结合，描写了凤凰涅槃重生的全新形象。郭沫若式的新诗打破了一切形式的束缚，成为了新诗领域中的引领者。

（二）《女神》中语言上的中西结合在品读《女神》中，我们会发现作品中常常会出现英文词句。这是郭沫若个人作品的特色之处，中文诗歌中加入英文，并不会削弱诗歌本身的艺术感染力，而会加重诗歌中的感染力。比如《天狗》中：“我是 X 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总量！”能够看到英文X和Energy的出现。如果将这两个英文换成了中文，诗句变成了：“我是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的能量的总量”，就会明显消磨掉这首诗本来具备的艺术氛围和感染力。又比如说在《胜利的死》中，郭沫若先生使用了“写真”这一外来词，这个源于中国，之后又自西方再次进入中国的词语，在越洋之后已经彻底脱胎换骨，其含义变成了照片、照相的意思。但是如果将写真换成中国自由的词语“照片”时，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在阅读上不具备品读的意味。由此可以看出：《女神》中语言的中西结合，创造出了新诗独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包括徐志摩的《沙扬娜拉》运用了日语，外来词的引入能够突出诗歌的情感，作者可以将中文和外来词进行有效结合，从而自由表达出自己想要创造出来的意境。

（三）《女神》中形式上的中西合流

《女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其区别于其他新诗的特点是突破了传统诗歌的束缚，开创了奔放开阔的自由诗体，为新民主主义运动以后的新诗发展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女神》中有很多深受五四运动浪潮影响的作品，比如《凤凰涅槃》，郭沫若创造了古代凤凰自焚又重生的故事，这是郭沫若先生对于中国未来的一种期许。凤凰前期的自我毁灭，包括焚烧自我前的歌唱，都是诗人对旧社会的悲鸣，而涅槃后的新生，则是表达了诗人想要与旧世界、旧思想为敌，要与之抗争到底的决心。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女神》响应了五四运动的号召，从一定层面上看是时代的产物，作品中体现了浓郁的时代精神。《女神》不属于单一的东方思想或者西方思想，而是将二者合一，企图进行自我的表达。诗人将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进行了融合，产生了全新的创作手法。在诗中，诗人还采用了大量的夸张、幻想等修辞手法，以突破传统浪漫主义诗歌的创作方式，充分提升了新诗的表现力和号召力。

郭沫若的作品受到克罗齐运用意象表达内心的情绪的影响，有很多都融入了感情色彩的意象，来表达作者本人的多种情绪。就像他在《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写的：“我崇拜生，崇拜死，崇拜光明，崇拜黑夜；我崇拜苏彝士、巴拿马、万里长城、金字塔，我崇拜创造的精神，崇拜力，崇拜血，崇拜心脏。”里面多次用“崇拜”直接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情绪。

德国表现主义理论学家埃德施米特曾说：“真的现实一定要由我们去创造，事物的意义一定要加以挖掘。”《女神》中不仅有郭沫若先生的主观表达，还受到了时代发展的而影响。他的很多诗作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比如《凤凰涅槃》，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凤凰，注入了新的形式和内容，从而展现了一个自焚又重生的凤凰的故事。诗歌中凤凰的自我毁灭和重生，代表着五四运动浪潮后，封建主义逐渐被击碎，中国走向了新民主主义。这也是郭沫若对未来中国的一种美好的期许，希望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能够呈现出一个全新的、有未来的和谐社会。诗歌中从开始悲愤的哀鸣，到重生后的喜悦，这种跳跃式的思维转变、自由的串座形式，都体现了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结合的文学创作风格。

三、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艺术手法

郭沫若的艺术个性偏向于具有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女神》中都出现了浪漫主义诗歌主义的主要成分，既自我表现，这也是他作品中的首要因素。浪漫主义不是西方文学的专属艺术特色，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不乏浪漫主义的成分。李白、杜甫、陆游、苏轼等诗歌大家的作品，都是很有气魄的进行主观抒情。它们或飘逸奔放、或雄浑博大、或豪迈开朗的表达自己的抱负和人生理想。相比于郭沫若，这些诗歌大家都是中国诗歌表现的集大成者，但是郭沫若在新诗的创作形式上，却并不亚于古典诗歌的代表名家，这归功于郭沫若将表现主义融入到了浪漫主义的形式之中。《女神》将自己实际生活的内容进行改编，选用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神话故事和历史故事，将自己的主观情绪融入到作品中，借助现实生活中的背景，表达出了自己浓烈的情感，在语言上激昂奔放。这种既能宣泄表达自己的主观情感，又能反应对当今社会的批判和期许的方式，充分体现了郭沫若浪漫主义与表现主义结合的创作特征。

四、夸张与想象的表现手法

《女神》中有不少作品是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的诗篇，这种古为今用的思想观念，是其早期受到西方泛神论的影响。他的作品是将自己早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后期接触道德西方文学进行了自我的处理，从而诞生了独一无二的豪情、奔放的文学艺术风格。在具有神话色彩的作品中，郭沫若将自己满腔的热情化为文字，赋予作品中所有事物以力量。在《女神》中，太阳是热情的榴弹，海洋是从天而降的河水，这种夸张且富有想象力的修辞手法，给作品带来了形象且丰富的形象。在《凤凰涅槃》中，凤凰是可以浴火重生的神鸟，具有通过自焚打破困顿的现状，重生拥抱美好新世界的精神。在《天狗》中，自己化身成了中国古代神话中能够气吞山河的怪物，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无穷力量。而到了《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诗人又将自己化身成了大力士，能够推倒山峦，也能够搬运海洋。就是在作品中发挥了自己强大的想象力，并且使用了如此精妙的夸张手法，才让《女神》的艺术特色变得无可替代。

《女神》中赋予的神奇色彩，也体现了郭沫若先生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理想。从作品中能够看到，作者在描写神话故事的过程中，还在诗歌中加入了新的生命，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故事，加入新鲜的思想，赋予了新的生命力。这种对未来的期许，也是郭沫若先生在五四运动浪潮下，心灵受到深深的影响，想要通过传统故事中的形象，表达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对国家的期望。这种别出心裁的艺术境界，既传达了作者的至高理想，也富有只属于中华传统所拥有的传奇色彩的格调。

五、明朗率真的感情基调

对于郭沫若的评价，从来不应该是单一的，因为他一方面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文学作者，另一方面他却还有心怀天下的伟大抱负。郭沫若主张的是破坏旧世界的封建思想。他希冀人们腰围自由、人道、正义而战，否定封建政府不抵抗主义思想，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光明的未来。因此，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始，郭沫若在感情上与之形成了共鸣，至此，他的情感犹如火山爆发，无法抑制。也是因为这样激情澎湃的情感促使之下，才成就了《女神》阳光明媚的艺术风格。古典诗歌作者，在表达情感时，喜欢营造一种情感氛围，形成情感渲染，例如李白、杜甫、苏轼等，都习惯于利用氛围来表达情感，这也让作品中充满了一种压抑的痛苦。但郭沫若不同，他的新诗从来不表达含蓄内敛的情感，而是利用率真、坦诚而又豪迈的真情实感，去表达自己的期许，形成共鸣。

郭沫若曾说过：“在我自己的作诗的经验上是先受了泰戈尔诸人的影响力主冲淡，后来又受了惠特曼的影响才奔放起来的。……我自己本来是喜欢冲淡的人，譬如陶诗颇合我的口味，而在唐诗中我喜欢王维的绝诗这些”在《地球，我的母亲》中写道：“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宠子，那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Prometheus，你是时常地怀抱着他们。”这种热烈的情感成为作品的情感基调，表明了一种激烈、充沛的情感，扎根在整首诗的浪漫个性中，这类姿态的真正意义，就是为了解除一切外在的束缚，使生命呈现自由、奔放、鲜活的原色，让灵魂赤精裸裸地显露出来。

六、富有韵律的语言表达艺术

歌德指出：“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他也首先就要有雄伟人格。”郭沫若正式拥有了热烈奔放的情感，才会在《女神》的语言上创编出了一种鼓舞式的节奏，节奏韵律激昂、高扬，语言色彩鲜亮、明丽。在整体的文字表达上，都是感情的抒发，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酝酿。这种在感情冲动下的作品，能够带来强烈的冲击。如《凤凰涅槃》中使用了“新鲜”、“净朗”、“华美”、“芬芳”等色彩亮丽的语言，赋予“美的中国”以热烈的礼赞，也用这些具有色彩和气味的词语，歌颂了祖国的心声。在最后部分的凤凰河明，更是运用文字呈现出反复的韵律，仿佛是在唱一首激动人心的赞歌，期望祖国能够在新生后迎接新气象。

《女神》这首诗歌集采取了激情昂扬的排比的修辞手法，最具有特色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它利用上升式的感情基调，通过一层一层的情绪递进，凸显其充沛的情感。郭沫若这种以情感为基调的语言表达形式的广泛应用，既突出了新诗直接抒发情感的特点，又成为能够有效促进新诗写作中语言表达方式的多样化发展。在《天狗》中，诗人还加入了多个排比句：“我是月的光，我是日的光，我是一切星球的光，我是 X 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的 Energy 的总量！”这类排比句更强化了诗歌的气势，让整首诗都呈现出了抑扬顿挫的韵律。排比中的每一句都呈现着上升的语调，体现出了高昂的气势。

结论

总之，《女神》中的作品，篇幅长短不同，但是它们在表达形式上和语言特色上都开创了新的形式，也让我们看到了新诗的文学精髓。郭沫若先生的美学观值得我们继续研究与学习，也有着重大的论析意义。在五四运动的大背景下，能够激励人心的诗歌作品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诗歌拥有其特定的美，利用不同于古典诗歌的直接情感，给人以希望。《女神》通过一个个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主人公形象。这些形象可能是郭沫若自己，也可能是对未来充满自信的爱国青年。通过诗歌的内容，表达出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憎恨，对陈腐的思想和事物的厌恶、独特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让诗歌表达出了一种崇拜旺盛生命力的热情。《女神》虽不是新诗的开创者，但是却是新诗的风向标，至此，中国新诗进入了百花齐放的阶段。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举例如下：

[1]张建宏.论郭沫若新诗的艺术风格及情感方式.襄樊学院学报，2003, 24(1)

[2]刘玉凤.郭沫若《女神》的审美特色与艺术风格研究.《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 第4期

[3]吴功正.郭沫若的创作思想和历史剧的艺术风格[A];郭沫若研究第二辑[C];1986年

[4] 李斌.“文学与记忆”:《女神》出版九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在京举行[J];诗刊;2011年15期

[5]顾炯.《女神》与泛神论[J];文学评论;1979年01期

[6]崔仲华;《女神》浅谈[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00期

[7] 李怡;;《女神》与中国“浪漫主义”问题[A];新诗与浪漫主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1年

第三篇：论郭沫若的浪漫主义色彩

论郭沫若《女神》中的浪漫主义色彩

13汉语言文学1班

张炜

摘要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由于“五四”运动的浪潮，激起了远在日本人的郭沫若的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于1919年下半年起至1920年上半年，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空前的高峰时期，收获了大量的诗篇。1921年8月，郭沫若将这一时期所做的154首诗歌结集出版，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诗歌集——《女神》。

关键字

郭沫若

《女神》

浪漫主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他也是一个主观性、抒情性很强的浪漫主义诗人。许多的原因都影响着他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当时的时代特性、从小喜欢的诗人以及远渡日本留学时又受到雪莱、歌德、海涅等人的影响。“五四”时期创作的《女神》是其诗歌艺术的最高成就，也成就了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的奠基之作。《女神》是一部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充满了作者的自我表现；在情感方面，以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为主;形式上倡导自由，没有固定的字节、字数上的限制，一切以作家的自己的表现为主。

一、郭沫若浪漫主义形成的原因

从时代背景来说，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在维新变法的失败后，开始宣传启蒙主义。在20世纪初的留学学生群体中，出现了更激进的启蒙主义者，而在这股启蒙思潮中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开始萌芽。郭沫若正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被民主自由所影响，因此他的浪漫天赋得以发展。

而且，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泰戈尔、雪莱、歌德、海涅等著作影响，倾向于泛神思想。这是他同西方浪漫主义作家思想沟通的重要桥梁。郭沫若不仅从国外许多浪漫主义作品中看到与泛神论的关系，还说过“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加上当时那种对祖国现状的担忧与失望，促使他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发展。郭沫若说：“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出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总之，郭沫若走上浪漫主义创作道路是和时代潮流分不开的。

从郭沫若喜好的文学倾向来看，他说过“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郭沫若《我的童年》1947年）而且从《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也不难看出他不喜欢杜甫这类风格诗人和对李白这类浪漫主义诗人的喜爱。还有一位被他视为家乡的诗人——苏轼那种豪放爽快、不拘形式的创作方式对他的影响也很大。看《女神》中那些豪迈奔放、不拘一格的形式的浪漫主义作品就能看出与苏轼作品的同源关系。国外诗人泰戈尔、惠特曼、雪莱、歌德等人的作品也对其影响很深。《女神》中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春愁》等诗作都是泰戈尔式的作品。但郭沫若认为是在惠特曼的影响下才创作出《女神》中的那些诗。郭沫若正是吸收了这些国外浪漫主义作家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长处，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浪漫主义。

二、《女神》中浪漫主义特色

1.自我的表现。《凤凰涅槃》中的“凤歌”、“凰歌”其实都是作者自己在唱歌。《女神》是郭沫若“自我表现”这一文艺思想的体现。歌颂了对旧社会、旧传统的破坏和创新精神。《天狗》、《日初》、《晨安》等诗，都是自我张扬，歌颂自然，并把自我与自然相结合的典范之作这不仅是郭沫若对诗的基本观点也是“五四”时期文艺思想的核心。与同期诗人们相比，就张扬的个性、表现自我这一点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与之匹敌的。

2.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凤凰涅槃》等诗是《女神》中各种表现方式最典型的体现。《凤凰涅槃》以凤凰的传说，象征旧世界的自我毁灭和新世界新我的诞生，《女神》所体现的创新精神都体现在这首诗中。凤凰在欲火中重生正是“五四”运动中人们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象征，也是祖国和诗人自我觉醒的象征。充满了破旧立新，追求自由，创造理想的激情。凤鸟与凰鸟在临死前，低旋飞舞，它们诅咒现实的冷酷，黑暗，腥秽，一场漫天大火终于使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燃烧而获得重生的不只是凤凰，也象征地包括了诗人自己。还有《天狗》那是郭沫若创作的高峰期所创作的诗篇，也是他诗歌情感最激烈的时期。诗人一开始便自称“天狗”，可以吞月，而“我便是我了”，表达作者强烈的自豪感。《天狗》强烈的体现“五四”精神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赞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自我的评价。

3.形式自由。郭沫若的诗绝对倡导自由，诗的篇幅长短不一，句法多样，节奏鲜明，没有统一的规律，而且在白话诗中掺杂了不少的外语。如《蝉鸣》只有三行，但《凤凰涅槃》却有三百八十五行。每首诗的节数，诗节的行数，每一行诗的字数都是不固定的，押韵没有统一的规律，但与诗中多次重复出现的排比与复沓形成了相对的和谐。

4.奇特的想象和夸张。强烈地显示了生活的本质，融入诗人感情色彩的真实性，是一种更为合理的艺术抒情方式的创造。如作品中对于宇宙的夸张的描绘：“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茫茫的宇宙，黑暗如漆；茫茫宇宙，腥秽如血”，表达了诗人对黑中国的愤怒和诅咒的感情。

如从民间天狗吞月；想象为天狗把全宇宙都吞了。“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等，这种极度夸张的奇特想象最能表现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对旧世界的反抗，叛逆精神。

5.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女神》中《凤凰涅槃》以有关凤凰的传说作素材，借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故事，象征着旧中国以及诗人旧我的毁灭和新中国以及诗人新我的诞生。郭沫若曾说《凤凰涅槃》是在一天之内分两次写成的，诗里倾泻式的感情和急湍似的旋律，充分地体现了诗人在创作上狂飚突进的精神。还有根据古书上女娲炼石补天的记载而写成的《女神之再生》，以神话题材而突出了“五四”革命现实的核心，揭示出反抗，破坏和创造的主题。虽然当时有许多写进步向往光明的是个，但如《凤凰涅槃》和《女神之再生》那样敢于同旧世界决裂的诗歌作品却很少见。

6.语言方面。具有华美丰富的特点。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一切描写自然语句中，染上诗人当时的主观感觉。

三、运用多种手法表现浪漫主义

1.运用神话传说使文章具有特点。凤凰，亦作“凤皇”，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常用来象征祥瑞，凤凰齐飞，是吉祥和谐的象征，自古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郭沫若对神话传说的再创造，构成了一个美好的象征。用凤凰涅槃的过程来象征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过程。具体来说，凤凰是“五四”时期精神的象征，火是革命烈火的象征，群鸟是反动者、封固者和无耻市侩文人的象征，诗人将自己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寄予到凤凰、火、群鸟这些意象上。

2.运用多种修辞手法。郭沫若在《女神》中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了诗人对旧中国的黑暗，使善与恶、美与丑形成了强烈又鲜明的对比。比喻的采用，《炉中煤》中诗人把自己比喻成“煤”，把祖国比喻成“年轻女郎”，通过这两个意象抒发了诗人对祖国的眷恋，使全诗增添不少色彩。排比的采用，《凤凰涅槃》中“当他们同声唱出‘时期已到了，死期已到了’时”，一场漫天烈火，终于把旧世界的一切黑暗和不义同归于尽了。四个排比句有力的把他们极端愤怒与悲壮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参考文献

[1] 吴玥，探究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义特色 [2] 张亚娟，《女神》表现方式

[3] 顾圣皓，泛神论与浪漫主义——试论郭沫若早期浪漫主义文艺观的形成

第四篇：论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论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经历了3年多，以中朝两国人民的胜利，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失败而结束。这场战争无论是对中国、朝鲜、美国、苏联和日本，还是对远东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它对中国的影响更加突出、更加深远。第一，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巩固了中国的人民政权。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当局不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还令其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随后，美国操纵联合国纠合一支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大举进犯朝鲜北方，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的边境城镇，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抗美援朝并取得胜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妄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和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的迷梦，保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首要任务。这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朝鲜战争及其胜利极大地改善了新中国面对的安全形势，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创造了基本的外部环境。正如章百家指出的那样：朝鲜战争进行的三年，也是新中国不断巩固的三年。由抗美援朝而焕发起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成为推动中国国内各项社会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动力。

第二，促进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推动了新中国的社会改革，为新中国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迫切需要集中精力医治多年战争造成的创伤，全力以赴重建家园。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破坏了新中国恢复经济和巩固政权所迫切需要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使新中国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中国出兵朝鲜、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就是要取得一个进行长期和平建设的环境，得以保证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场战争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使经济生产、财政收入连续大幅度增长。可见，这场战争，因此，这场战争的胜利，有利地促进了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中国50多年来的和平经济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周边和国际安全环境。

第三，锻炼了中国军队，促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朝鲜战争是一场现代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但是参战军兵种之多是空前的，陆军、空军、步兵、炮兵、坦克兵、工兵、防空兵、通信兵、卫生部队和后勤部队等，都在这场战争中经受了锻炼，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尤其是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宝贵经验。这正如毛泽东所说：“朝鲜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第四，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确立了新中国在解决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军队出兵朝鲜，敢于同不可一世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作战，这一举动本身就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军队以弱胜强，在国际上更是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场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中华民族真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经过这场战争，不论是当时的敌人，还是朋友，都不能不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了。美国军政首脑从此都承认中国是世界上的军事强国之一。美国官方在总结朝鲜战争时说，中国“再也不是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声誉和提高了地位。美国从此不敢再轻视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不得不把中国摆到适当的位置。“联合国军”第二位总司令李微奇在他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一书中总结的一条教训，就是美国当初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不相信中国人说话是算话的，没有重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正是总结了这一教训，在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地面部队才未敢越过北纬17°。总之，正如彭德怀所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1954年国际上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中国理所当然被邀请参加会议。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中国在解决亚洲重大问题上的地位。新中国刚成立时，美国在外交上对中国采取孤立政策，联合其他西方国家拒绝承认新中国和拒绝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战争开始时，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6个，并且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朝鲜战争，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迅速扩大了。朝鲜停战以后，包括英、法、荷、意等在内的许多参加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的西方国家，于50年代中后期，先后恢复了与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到50年代末，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翻了一番。70年代中期，在朝鲜战争中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国家除了美国外已先后同中国建交，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到100余个。70年代初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70年代末中美正式建交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有朝鲜战争这个因素在影响着。第五，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计划搁置起来，延缓了海峡两岸统一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计划着出兵台湾，解放台湾。但1950年朝鲜爆发内战，美国当局立即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随后又纠集“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杜鲁门还下令美国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他说：“台湾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并声称要“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美军登陆朝鲜后，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大举进犯朝鲜北方，迅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的边境城镇，中国的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此形势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是出兵援朝还是解放台湾？中国政府面临着艰难的选择。朝鲜战争的爆发，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创造了良机，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从中朝两国人民的利益着想，认识到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政府最后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虽然中国取得了这场的胜利，但因此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丧失了解放台湾的良机，使解放台湾的计划搁置起来。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一直坚持霸占台湾、澎湖、金马等岛屿。1955年1月24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要求使用武装部队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28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授权美国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美国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1958年，美国进一步陈兵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炮轰金门、马祖岛。长期以来，美国不仅长期霸占台湾、金马等岛屿，而且美国军舰、军用飞机不断侵犯中国领海和领空，从1958年9月7日到1971年底，中国政府已先后向美国提出497次严重警告。可见，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政策一直阻碍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直到50年后的今天，台湾的统一问题仍是中国政府摆在桌面上的问题，也是海峡两岸关注的焦点。第六，导致了中美之间20余年的敌对。朝鲜战争挫败了美国妄图以武力压服中国的战争计划，也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政策。但也使已经开始恶化的中美关系不可逆转，中断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可能，中美关系呈现全面对抗的态势。1950年夏，美国政府确定了敌视新中国的政策。首先，美国宣布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第五届代表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禁止把313种战略物资运往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任何国家不遵守此法案，就不给这些国家以任何援助。在美国的高压下，在1953年已有45个国家参与对中国实行禁运。1957年5月30日，美国重申将继续奉行对华全面禁运政策。其次，美国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1953年6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共产党中国政府不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作为中国的代表”的提案。1954年7月7日，艾森豪威尔爱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完全而且无可改变地反对在目前局势下接纳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1957年6月28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题为“我们对中国共产主义的政策”的演说中说“如果我们同中共建立关系，那是愚蠢的，因为这种关系会增强他们，伤害我们同我们朋友的能力”。因而，在历届联合国代表大会上，美国一直阻挠中国的合法权利，直到1971年仍把台湾蒋介石集团当作中国人民的代表。

总之，50多年来，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内政外交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政府和人民在这场战争中所积累起来的宝贵经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参考书籍：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李奇微回忆录》

王树增《远东朝鲜战争》

约瑟夫•古尔登《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 莫里斯·艾泽曼《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第五篇：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2年第》期(社会科学版)收稿日期:2””2 ”9 ”9 作者简介:孟修祥(19《》))，男，荆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文学硕士;梁惠敏(19《8))，女，荆州师范学 院艺术学院讲师。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孟修祥1 梁惠敏2(1荆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2”;2荆州师范学院 艺术学院，湖北 荆州 434”2”)

摘 要: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故有“楚艳汉侈”之说;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具有抒情述志，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关键词:楚辞;汉赋;影响;接受分类号:I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3-8”19(2””2)”》-””《3-”》

《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自它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它与中国文人的不解之缘。因为它最先代表着文人，以最为强烈的印象，把当时许多复杂的社会状貌和诗人自己内心极其复杂的思想情感、心理气质、人格个性，以最为激动人心的方式表达出来。《楚辞》以其所具有的独创的艺术形式，记录下了以屈、宋为代表的诗人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感受与体验，它们成为后世文学艺术模仿的原型，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任何人都难以估量的。王逸《楚辞章句》指出: 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这是比较全面而且是最早论述《楚辞》对后世影响的话语。王逸注意到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模仿《楚辞》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模式、艺术构思及华丽词藻，但王逸并非是在对《楚辞》的影响作系统而具体的论述，就王逸所处的时代来说，还只能算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孕育着文学自觉时代即将到来的阶段，他对《楚辞》业已产生的影响作了足够充分的说明，并且独具只眼地作出了《楚辞》“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的预言。后有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一篇，比较系统充分地论《楚辞》之成就与影响。我们截取其中这样一段话: 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刘勰论《楚辞》之影响与王逸有所不同。他注意到屈、宋所抒发的对现实的抑郁之情怨，离居时的悲伤感怀，描写山水的生动形貌，以及时令节侯的变化等等，也得出了肯定性的结:楚辞将“衣被时《3人，非一代也”。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汉大赋”，主要是为汉王朝统治者“润色鸿业”的需要而出现的。司马迁《史记·平淮书》云:“汉兴七十余年之际，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强盛，民生富足，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汉赋应运而生。在汉武帝时代，从皇帝公卿，到文人学士，直至地方官吏、行伍将领皆有赋作问世。到汉成帝时，仅献给皇帝的赋作就“千有余首”，而楚辞中铺张扬厉、惊采绝艳的特点正好适合了汉赋创作的借鉴要求。所以《文心雕龙·诠赋》说:“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文学的影响与接受有其自身的规律，当一个新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形成一种文学需求时，这种文学自然应运而生，它也会自然地接受和选择已有文学成就中适合于自身发展的经验，过去已有的文学创作模式、主旨情调、意象原型、语言风格等等，必然对新的文学创作起到影响作用，楚辞对汉赋的影响就是如此。

最早把汉赋之源与楚辞联系起来的是西晋的皇甫谧，他在《三都赋序》中说:“诗人之作，杂有赋体。子夏序《诗》曰：“一曰风，二曰赋。故知赋者，古《诗》之流也。至于战国，王道凌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因为班固在《两都赋》中提出了“赋者，古《诗》之流”的观点，所以皇甫谧借用其说。但是，他特意评价荀子、屈原的辞赋创作，明确指出了“贤人失志，辞赋作焉”，失志是贤人创作辞赋的动因。“因文以寄其意，托理以全其体”，所以成为赋体文之首，也就是赋体文的源头。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源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也认为汉魏四百年的文学，其源出于《诗经》、《楚辞》;王夫之和刘熙载说得更为具体，王夫之《楚辞通释·九辩》说宋玉《九辩》“盖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以为新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之兴，皆祖于此。”刘熙载《艺概·赋概》说“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这些说法虽不全然正确，但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楚辞对汉赋的直接影响。虽然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也说:“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也说明了《诗经》对汉赋的启示作用，但比较《诗经》与《楚辞》，后者影响汉赋显然要广泛深入。班固《汉书·艺文志》把楚辞与汉赋合在一起，罗列屈原、唐勒、宋玉、荀子、贾谊、枚乘、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等1”》人，作品1””4篇。刘向编《楚辞》也把贾谊的《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东方朔的《七谏》、王褒的《九怀》、刘向的《九叹》、王逸的《九思》等赋作放了进去。毫无疑问，从汉代起，人们就已经明确了楚辞与汉赋的源流关系。为了比较清晰地看出其影响的范围和线索，我们有必要把汉赋的两大类型，即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和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抒发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也有人将其称为骚体赋)的发展线索作一简略梳理。以严可均《全汉文》和《全后汉文》中所载的14”篇左右的辞赋作品为据(包括断章残句)，其中抒情辞赋《”多篇，以抒情为主的变体1”多篇。虽然这些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不尽相同，但表现的主题大体不出“悲士不遇”，情调以忧怨为主。或仿《离骚》，或仿《九章》、《九歌》，与楚辞之格调大同小异。如果粗略地勾画其线索，则以汉初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惜誓》发其端，这些作

品明为赋，实为楚辞体。其后有庄忌¹的《哀时 命》，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东方朔的《七谏》等 等，有意识地模拟楚辞，逐渐导向汉大赋的产生这 一发展方向。尤其是枚乘《七发》的出现，采用主 客问答的形式，文词铺张夸饰，从而搭起了贾谊到 司马相如之间的桥梁。洪迈《容斋随笔》卷七云: “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辞腴脂，上薄骚 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观仿 太切，了无新意。”

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º的

出现，标志着汉大赋的形成。刘勰《文心雕龙·时 序》云: 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 会，聚雕篆之轶材，发绮之高喻，于是王褒 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 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 《4校雠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 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 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在乎。

刘勰指出了汉代辞赋自武帝起就非常受重视，直到 成帝、哀帝，时间已过百年，辞赋家的创作也起了 很大的变化，但是从总的趋向上看，由于屈原的深 刻影响，辞人之作始终保持了楚辞的文学传统。下 面分别从汉大赋与抒情赋两个方面来谈汉赋所受楚 辞的影响及其变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 《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 懿欤!”刘勰主张文学创作应该宗经遵道，因此，对楚辞之惊彩绝艳与汉赋之铺张扬厉是持批评态度 的，但他又确实指出了汉大赋源于楚辞而出现极大 变异的现象。《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之语云:“合 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 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内，总览人 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扬雄《法言》 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追求结 构的宏大，语言的华丽，句式的工整成为汉大赋的 共通之点。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是与楚辞有其渊源 关系的。

楚辞的特点是“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其中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创造规模宏大的场面，采用华丽 多彩的装饰来达到不同凡响的气势。如《离骚》中 写屈原几次漫游就是如此。以第一次漫游为例: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 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 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纷总总其离 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屈原的漫游队伍非同一般，有月神望舒，风神飞廉，灵鸟鸾皇，还有雷神、凤 鸟，等等，队伍浩浩荡荡，场面神奇壮观，笔调 非同凡响。陈本礼《屈辞精义》说:“(屈骚)洋洋 洒洒，滔滔汩汩，无义不搜，无典不举。起伏照 应，顿挫回环，极文人之能事。”《离骚》充分体现 了屈原的这种写作特点。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 赋》也是这种写法:“于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猎，乘镂象，六玉虬;拖虫儿旌，靡云旗;前皮轩，后道 游;孙叔奉辔，卫公参乘;扈从横行，出乎四校之 中。鼓严簿，纵猎者。河江为陆，泰山为橹，车骑 雷动，殷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裔 裔，缘陵流泽，云布雨施。”虽然是写天子游猎，不同于屈原想象中的云天漫游，但是，赋中写天子 率领浩浩荡荡的游猎队伍是“车骑雷动，殷天动 地”，声势浩大，场面惊人。镂象、玉虬、虫儿旌、云旗、皮轩、道游之类的描写，雍容华贵，又威武 雄壮。这恐怕就是刘勰所谓“楚艳汉侈”的依据。楚辞中许多作品都采用了铺张扬厉的表现方法，《离骚》的漫游规模，《九章·橘颂》对橘树品质的 反复形容，《招魂》与《大招》从南写到北，从东 写到西，天地上下四方面面俱到，都给予汉大赋的 作者们以模写的范本。

楚辞的诡异之词对汉大赋的影响也很明显。刘 勰《文心雕龙·辨骚篇》说:“至于(《离骚》)托云 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女戎女，诡异之辞 也。(《天问》)康回倾地，夷弓毕 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异乎经典者也。”虽 然在刘勰的话语中，是以一种批评的口气来说的，但确实说出了《楚辞》充满丰富而神奇的想象，利 用神话传说来构造奇特的艺术氛围的浪漫艺术特 色。《夸饰篇》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 如凭风，诡滥愈基。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 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及扬雄《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附于 鬼神。”汉大赋的夸饰手法的运用比之屈、宋，有 过之而无不及。

从内容上看，汉代有些赋作的内容基本上就是 楚辞的内容，以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为例，其 中描写鲁灵光殿上的雕画云: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 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 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 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 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炳焕可观，黄帝唐 虞。轩冕以用，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乱 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 叙。

鲁灵光殿上的雕画，正是屈原《天问》中所写到的 上古神话传说的内容。王延寿在赋中细加描述，恐 怕与屈原《天问》在他的脑海中印象甚深不无关 系。

虽然司马相如的《美人赋》不是汉大赋，但刻 画人物之美，表白自我之坚贞的用心，完全脱胎于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同样虚构一位东邻美女如 何美貌，如何诱惑人，而始终不为其动心:“臣之 东邻，有一女子，云发丰艳，蛾眉皓齿，，恒翘 《《翘而西顾，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兹 矣，臣弃而不许。”后东出郑卫，又遇一美女的诱 惑:“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亵衣;皓体呈露，弱骨 丰肌，时来亲臣，柔滑如脂。”而作者始终是“脉 定于内，心正于怀;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 举世闻名，与彼长辞。”»才华横溢之于相如者，不 再作创新，而完全采用宋玉式的构思方式，可见 《登徒子好色赋》于其心中印象之深也，或许就是 深入到无意识之中的不经意的自然流露，故王木矛木 《野客丛书》卷十六云:“仆观相如《美人赋》，又 出于宋玉《好色赋》。自宋玉《好色赋》，相如拟之 为《美人赋》，蔡邕又拟之为《协和赋》，曹植为 《静思赋》，陈林为《止欲赋》，王粲为《闲邪赋》，应`为《正情赋》，张华为《永怀赋》，江淹为《丽 色赋》，沈约为《丽人赋》，辗转规仿，以至于今。” 此处，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神仙世界的各 种人物和事物也经常出现在汉大赋之中。有的直接 借用楚辞的句子。我们知道，关于《远游》著作权 的争议很大，吴汝纶、廖平、郭沫若、陆侃如等人 论述《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后，得出的结论 是《远游》非屈原所作。其中郭沫若的说法值得我 们注意，他认为《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他 说:“只是《远游》整抄《离骚》和司马相如《大 人赋》的地方太多，而结构与《大人赋》亦相同，我疑心是《大人赋》的初稿。”因为稿本未脱《楚 辞》的窠臼，所以不好拿去见皇帝。值得注意的不 是郭沫若的错误结论。而是他发现《远游》和《大 人赋》的极大的相似之处¼，这正好说明了楚辞对 司马相如影响的深刻性。一方面，楚辞对汉赋作者 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汉赋作者在接受楚辞时是有 选择的。刘勰所说的“枚(乘)、贾(谊)追风以 入丽，马(司马相如)、扬(雄)沿波而得奇”，说

明了接受者选择风格之不同。同时还有层次上的差 异:“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 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1]无论是才高者、中 巧者，还是吟讽者、童蒙者，尽管各自取舍层面不 同，这正好说明楚辞对汉赋影响之广泛。班固《离 骚序》云:“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 不能及也。”班固之言，道出了一种文学形式一旦 形成一种创作规范，成为一种范本式的文体样式，一般说来是不可仿学的，因此，汉代的文学家要回 到宋玉、唐勒、景差的创作路子上，肯定是不可能 的了，唯有另辟蹊径，于是，变异的现象出现了。汉赋作家们在作各自的探索，探索的结果是各种不 同风格的形成:“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 《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 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2]汉赋作者们的探索是有成就的，各 自创作特色的形成就是其成就之一。然而，无论其 特色如何不同，作为赋的总体的或基本的创作特点 不可能改变。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以追求事物的外在形态的形式 美为目的，以华丽的词藻为修饰手段，造成各类意 象的铺张扬厉，唯恐不胜的特点，所以，挚虞指 出:“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 事相违。”过分的铺张扬厉，注重词藻的华美而忽 视内容的表达，即使是想表达作者本人的思想感 情，也只是做了文章的一个尾巴而已，这就是为了 “润色鸿业”所导致的“劝百讽一”的特点。那么，赋中的讽意是否真正起到一点作用了

呢?我们不妨先看看《汉书·扬雄传》中的一段话: “(扬)雄以为赋者，将以讽之，必推类而言，极丽 靡之辞，闳侈钜衍，况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 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 《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凌云之志，繇是言 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武帝好神仙，司马相如想 以《大人赋》来讽谏，结果是不仅没有收到讽谏效 果，反而弄得武帝飘飘然有凌云之志，其追寻神 仙，希望长寿的劲头更大了。原因很清楚，一点点 讽谏之意淹没在铺张扬厉，“竞于使人不能加”的 华丽词藻之中，怎么可能有讽谏之效呢?清人程廷 祚说:“至于赋家，则专于侈丽闳衍之词，不必裁 以正道;有助于淫靡之思，无益于劝戒之者，此其 所短也。”[3]正因为汉大赋过分地铺陈，造成板重、堆砌的毛病，并一向被人讥诮。如袁枚在《随园诗 话》中说:“古无类书，无字书，又无字汇，《三 都》、《两京》，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当 类书类志读耳。”文学创作，如同类书和类志，那 文学价值何在?审美感受何在?袁枚的讥诮正好点 到了汉大赋最突出的毛病所在。

汉大赋从形式上对楚辞继承的多，如对神话传 说的借用，对话形式的运用，对语言文词的讲究，把诸如香草美人，飞龙瑶象，玉鸾神鸟等意象照 搬，甚至成句照搬½等等，但是，楚辞最根本的东 西却不被汉大赋所仿效。班固《汉书·艺文志》云: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士失志之赋作矣。大儒 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 隐古《诗》之义。”虽然班固把屈原纳入到儒家诗 教的范围，但同时也指出了“离谗忧国，皆作赋以 风”创作目的与汉大赋创作之不同的根本之处。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是具有抒情述志，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的一种赋体文，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在汉人的艺术观念里，抒情赋是押韵而又可以朗诵的文。《汉书·艺文志》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而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是以扬子云悔之云:-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汉赋的发展过程就是楚辞的影响过程，抒情赋仿屈原《离骚》、《九章》而作，汉大赋主要承宋玉、唐勒而来。汉大赋因“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而暴露出创作上的许多弊病。抒情赋不仅仅因为在形式上与大赋不同，主要是在内容和风格上继承了屈原《离骚》等作的优点，而为人所称道。汉人拟骚之作颇有值得品味的地方，它们大都以抒发情感为主，这与屈原的一些作品非常相似。如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体制上颇似《九歌》，只是多了些叙述与铺陈的成分。刘向仿屈原《九章》 作《九叹》，共九题:《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王逸《九叹小序》说，刘向“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言屈原放在山泽，犹伤念君，叹息无已，所谓赞贤以辅志，骋词以曜德者也。”《九叹》在表达对屈原的深深的怀念的同时，流露出了刘向本人对生活遭际不满的骚怨情怀，他编《楚辞》不仅仅是出于爱好，更是一种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正如《九叹·惜贤》所云:“览屈氏之《离骚》兮，心哀哀而怫郁。声嗷嗷以寂寥兮，顾仆夫之憔悴。，”刘向同情屈原的人生遭际，颂扬屈原的人格精神，编《楚辞》的目就是以之发扬楚辞传统，正本清源。那么，他的《九叹》既是对屈原作品所表现的内在精神的阐述，也是借以抒情写志。

从作品的构思上看，张衡的《思玄赋》与屈原《离骚》更为相似。《思玄赋》也塑造出一位抒情主人公形象，先说自己如何有内在的美质，有杰出的才华，但世道人心不好:“俗迁渝而事化兮，泯规矩之圆方。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是非美丑被混淆，又因小人谗言嫉妒，使其壮志难酬，几次求女都不成，无论是太华之玉女，还是洛浦之宓妃，都是“虽色艳而赂美兮，志浩荡而不嘉。”于是来一番天地上下四方的巡游，历经蓬莱、瀛洲、扶桑、汤谷、昆仑、阆风等诸多神仙地界，也见到过许多仙界人物，但最终仍然难舍故国家园:“据开阳而盼兮，临旧乡之暗蔼。悲离居之劳心兮，情而思归。魂眷眷而屡顾兮，马依而徘徊，”在家国情怀的驱动之下，回归故土，这完全是以《离骚》为范本之所作。庄忌的《哀时命》主要是赋写屈原的悲剧。王逸说:“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哀时命》篇幅短小精悍，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虽知困其不改操兮，终不以邪枉害方;世并举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众比周以肩迫兮，贤者远而隐藏。为凤凰作鹑笼兮，虽翕翅其不容;皇其不寤知兮，焉陈词而效忠;俗嫉妒而蔽贤兮，孰知余之从容?作者仿佛代屈原诉说着自己的人生遭际，在世俗小人朋比结党营私，嫉贤妒能之时，诗人明知处境艰难，却始终不改其高尚节操。比喻生动，情词肯切，颇有《离骚》的韵味。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云:“纾迥断续，《骚》之体也;讽喻哀伤，《骚》之用也;深远优柔，《骚》之格也;宏肆典丽，《骚》之词也。”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发扬屈骚的“讽喻”怨刺的精神，而表达思想情感更直接，直抒胸臆，如火山爆发一样，将矛头直指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弊端:“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微行。妪女禹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进一步又说:“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

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欲 于目前。”刘熙载《艺概·赋概》说:“后汉赵元叔 《穷鸟赋》，及《刺世嫉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唯径直露骨，未能如屈原之余味文外耳。” 就总体而论，由于创作目的不同，以司马相如

《7《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 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以贾谊 《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 赋得楚辞之神，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本来文人追求的是仕途的成就，不大看重辞赋创作 的。如扬雄所云:“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4](P.4~》)他 认为辞赋之作不过是雕虫雕刻之类的小技，为壮夫 所不为。所以，他后来很后悔自己之所作，于是，辍而不为。他的话被后来的曹植在《与杨德祖书》 中所肯定:“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 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 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 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 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虽然如此轻视辞赋之作，但是文人创作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未曾断流。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歌功颂德，文人也不能放弃 以之作为进仕的手段;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 挫折，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需要以之作为写志 抒情的表白和发泄，所以，辞赋与中国文人始终相 伴相随，那么，楚辞的影响也始终在起作用。还是 刘勰说得好:“(楚辞)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 绝艳，难与并能矣!，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衣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 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依文人的具体情况各有其取舍 罢了。参考文献: [1]周振甫1文心雕龙选译[M]1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程廷祚1青溪集·骚赋论下[M]1金陵丛书本1 [3]北大中国文学史教研室1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M]1 注释: ¹即严忌，避明帝讳而改姓严。《史记》“集解”徐广曰:名忌 字夫子。“索隐”案:“《邹阳传》云:枚先生严夫子，此则 夫子是美称，时人以为号尔，而徐广云字为非。《汉书》作 严忌者，案忌本姓庄，避明帝讳而改姓严也。” º萧统《文选》分《上林》、《子虚》两篇。»关于《美人赋》的主旨:《西京杂记》云:“长卿素有消渴疾(糖尿病)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 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 于世。”章樵于《古文苑·美人赋》题下注云:“美人者，相 如自谓也。诗人骚客所称美人，盖以才德为美。相如乃托其 容体之都冶，以自媚于世，鄙矣!”当以《西京杂记》之说 为是。

¼参见郝志达《谈3楚辞·远游4论争中的几个问题》，载《河 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3远游4与3大人赋4之比 较》，载《楚辞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第1版。两文认清 事实，深入作品内部进行研究，从《远游》与《大人赋》的 主题、结构、雷同的句子等几个方面，细致入微、有度有法 地比较分析，结论是《远游》为屈原所作无疑。他所收集整 理的1《万字的《3远游4汇注汇评》是他所作结论坚实的资 料基础。

½仅以东方朔《七谏》为例，照搬成句就非常多，参见汤炳正 先生《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责任编辑孟祥荣

On the Influence of Chu Ci on Han Odes MENG Xiu-xiang LIANGHui-min(Chinese Department，Jingzhou Teachers College 434”2”)Abstract The Han odes were derived from “Book of Poetry” and greatly developed from “Chu Ci”.Han Odes ap-pear to be gorgeous with their grand structures，magnificent language and balanced sentences.This kind of style ofwriting was directly influenced by “Chu Ci” and lavishHan odes.Lyrical odes followthe example of “Chu Ci”，feature lyricism and emphasize rhythms and rhymes and their brevity.The Han odes were directly derived from “Li Sao ”and “Jiu Zhang”.There were two reasons for it.On the one hand，rulers needed odes as means of showing off their exploits and literati regarded them as a way of promotion.On the other hand，literati at that time suffered defeat，tortures and social tragedies and as a result，they took odes as means of expressing their ambitious emotions.Furthermore，÷Chu Ci“ has a-l ways played an importantrole in the creation ofodes.For example，÷Ode tothe Emperor'sHunting” bySimaXiangru and “Condolence on Qu Yuan” by Jia Yi both borrowed a lot from “Chu Ci” but differed from each other in some degree.Key words Chu Ci;Han odes;influence;acceptance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