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贾宝玉的悲剧人生

第一篇：浅析贾宝玉的悲剧人生

浅析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张彩绘

【摘要】：《红楼梦》是我国古典文学的顶峰杰作，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艺术珍品。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展示了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悲剧；贾宝玉；成因分析；悲剧意义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文学巨著，是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留传下来的宝贵的艺术珍品。纵观小说始末，不管是小说情节还是小说中人物，大多都是以悲剧式结尾。有人说《红楼梦》这部小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小说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线索，赞美了自由爱情，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矛盾生活，解释了封建社会由兴到衰的必然规律，但是展示的却又是一个多重层次、又互相融合的悲剧世界。

艺术的创作都是来源于真实生活，小说中主要人物贾宝玉的原形来源于曹雪芹，这是一种公认的观点，所以《红楼梦》的悲剧性和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大概也与作者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贾宝玉是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性格“乖僻邪谬”，可以想象在正统封建思想的社会下，他的结局会怎样了。当然，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

一、曹雪芹的人生遭遇对贾宝玉形象塑造的影响

经众多学者专家考证，曹雪芹祖籍辽阳，先世原是汉族，后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人，其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顒、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雍正初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居住。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另外，曹雪芹曾被匙空房三年，在这三年中写书《风月宝鉴》，据说是后来《红楼梦》的雏形，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和封建制度的残害,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他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

从曹雪芹的家世中可以知道，他出身于富有官宦家庭，但最终结果却是没有官职，流落街头，并且生活穷困，“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可以说，曹雪芹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因此不免在塑造贾宝玉这个人物形象时，贾宝玉的悲剧人生就已经定型了。正如书中的石头，宝玉的来源，传说女娲炼石补天时，单有一块未有，将其丢弃，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虽然出身不平凡，却也是不得起用之才，也是一种悲哀吧。在贾宝玉身上，曹雪芹寄托了自己对人生太多的困惑和矛盾。宝玉选择爱情还是婚姻的过程，也许就是曹雪芹选择理想还是现实的过程。随着贾家的衰败，最后一个并不高明但很有效力的掉包计帮助宝玉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其实这也就意味着曹雪芹在生活压迫下不得不做出选择。这也是人生的一种悲哀吧。

二、贾宝玉人物分析

贾宝玉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出身不凡，又聪明灵秀，是贾氏家族寄予重望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性格却使他背叛他的家庭，他的叛逆性格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小说充分描写造成他的性格的生活环境和他的具体境遇的各方面特点，深刻揭示了他性格成长的主客观原因。一方面，以男子为中心的贵族社会是那样虚伪、丑恶和腐朽无能，使他因自己生为男子而感到终身遗憾；另一方面，少女们的纯洁美好又使他觉得只有和她们在一起才称心惬意。他也曾被送到家塾去读《四书》、《五经》，但家塾的内容和风气是那样的腐朽败坏，那些循着这个教育路线培养的老爷少爷们是那样的庸陋可憎，他对于封建教育的一套，在感情上就格格不入。他很少接触做官的父亲，畏之如虎，敬而远之。家长从小把他交给一群奶娘丫鬟。那些围绕着他，各以一颗纯真的心对待他的丫鬟，才是他的启蒙老师。丫鬟们的深挚纯洁、自由不羁的品格感染着他，她们由于社会地位所遭到的种种不幸也启发着他。在贾宝玉的直感生活里，她们和那些以世俗男性为主的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势力，在每一点上都形成鲜明的对照：天真和虚伪，善良和邪恶，美好和丑陋。贾宝玉在这样的环境里，逐渐形成自己思想感情的爱憎倾向。

另外，贾宝玉是个半现实半意象化的人物。贾宝玉的性格特征就是警幻仙姑所说的：“天分中生成一端痴情。”他的“痴情”，不仅表现在对林黛玉的钟情，还表现在他对一切少女美丽与聪慧的赞赏，对她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在大观园里，宝玉对女儿们关怀备至。如第三十回他看到龄官画蔷，就想到她“心里不知怎么煎熬呢？模样这么单薄，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过来”。忽然一阵雨来，他首先想到的是提醒龄官避雨而忘了自己也站在雨中，身上淋湿了都不知道。

贾宝玉的叛逆性格以“似傻如狂”、“行为乖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囫囵不可解”的疯话、呆话，带着点孩子气的可笑的行为。作品着力描写了他性格发展成长的历史，他生活在罪恶腐败的贵族环境里，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贵族公子的恶劣习气和腐朽观念，这些坏的东西和他性格中好的倾向并存着。但随着生活中他所见闻的重大事件给予的刺激和教育，随着他在卷入现实矛盾时精神上所受的挫折和打击，他的思想品格里一些腐朽恶劣的东西就慢慢减少了，清除了。例如书中所说，宝玉特别讨厌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可是全家人都竭力劝他、逼他去读经写文、谋取功名，后来就连林黛玉也在当时环境影响下劝说宝玉念四书写八股，但随着众多亲眷家人的再三劝导，随着封建时代历史潮流的不断影响，尤其是抄家后家业破败的境况下，这也就促使宝玉听从了宝钗要他用功读书，聊以安慰母亲遭抄家的那颗破碎的心，因而他就参加了考试，果真中举名列第七。但他赴考中举之目的并非为了想当官，只是仅仅为了使抄家后的贾府门庭再度生辉，以使母亲得到安慰。而后，就在他中举之日，便立即弃官出家、离尘为僧，贾宝玉的这一结局，符合其从来厌恶官场、厌恶仕途，始终不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那种叛逆者的个性。

三、贾宝玉人生悲剧成因分析

贾宝玉的人生悲剧，是由众多的人生矛盾形成的，原因比较复杂。时代的震荡、家族的衰败、思想的深刻矛盾等，都是构成其悲剧形象的重要因素。

首先，贾宝玉的悲剧命运，与他的贵族家庭的衰败，乃至他的阶级的衰败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红楼梦》所描述的封建社会中，封建贵族地主阶级日趋没落，政治上极度腐败。在第四回中，作者借门子之口，道出了护官符的作用，点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黑暗内幕。他们上通朝廷、下结州县，“一损皆损、一荣皆荣”。而像贾雨村这样的封建官员，更是投机钻营、趋炎附势。“他的良心是写在‘护官符’上的”。这一切都揭示了封建官僚的腐败，更是预示了其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命运。贾府就是这个衰败的典型。《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已是由盛转衰的时节，家族内部已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就在这种情况下，其生活仍是穷奢极欲。一顿螃蟹是庄稼人一年的生活费，秦可卿死后光是棺材板就用了一千两银子。为了迎接元妃归省，更是大兴土木，造得“琉璃世界、珠宝乾坤”，连元妃本人都感叹“太奢华浪费了”。而可悲的是贾宝玉就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在家族衰败的关键时刻，贾宝玉是最后一个有可能，也有条件实现金榜题名、家族振兴的人物。他是贾府的继承人，是贾家的希望所在，他应该走一条科举荣身之路，以便立身扬名，光宗耀祖。他也应该找一个“德言工貌”俱备的女子做妻子，主持家政，继续家业。贾政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是他却力图挣脱家庭强加于他的名缰利索，要做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富贵闲人”，他“最不喜务正”，“不肯念书”，不愿走“仕途经济”的人生道路。在婚姻问题上，他也不愿考虑家族利益，不愿按传统道德的要求去做。这就与家族、阶级的需要形成了一对无法解决的矛盾。拒绝了封建家庭给他规定的生活道路，他便成了“不肖子孙”。与家族要求形成的格格不入之势，就注定贾宝玉人生的最终结局必将是悲剧的。

其次，思想的深刻矛盾使贾宝玉的形象充满悲剧色彩。贾宝玉生长在一个极度动荡的时代，此时整个家族，乃至整个社会都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思想是有着深刻矛盾的。一方面，贾宝玉的思想中有着许多不同于传统的东西，但同时，他的思想又与封建传统，与其所属阶级的意识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很多割不断的东西。

在贾宝玉看来“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浊臭逼人”，这一点，极大地驳斥了封建传统中男尊女卑的思想。但在同时，他对不同身份的人，又能一视同仁。见了未婚女子便是“无价之宝”，见了已婚女子就又成了“鱼眼珠”；做官的都是“国贼禄鬼”，不做官的又都是奇士雅人了。此外，贾宝玉厌恶贾府男性主子的淫荡生活，同情鸳鸯、平儿的遭遇，然而他自己却在青天白日下与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甚至当着王夫人，调戏金钏，导致金钏跳井身亡。他还强烈批评“文死谏、武死战”的道德信条，但是，他却从未否定君权与父权的威严。

这一切充分说明贾宝玉在冲破封建思想束缚的路上已走了很远，但他却始终难以割断同家庭、阶级、社会的联系，他的一切民主主义色彩的观念与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意识是共存的。这种思想上的矛盾对于贾宝玉而言是痛苦的，面对这种痛苦的矛盾，他既无法担当封建家族给他的天赋重任，也做不到一个彻底的叛逆者。最终，他只能选择逃避，选择到佛门中去求精神上的解脱，选择一个悲剧的了结。所以说，思想的深刻矛盾，也促成了贾宝玉的悲剧结局。

贾宝玉受时代的局限，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他要摆脱贵族社会桎梏，而又不能不依附贵族阶级。这就使他的思想性格具有悲剧性的严重矛盾。他否定封建主义社会秩序，但思想上并没有达到否定君权和族权亦即封建主义统治权的高度。一方面他步步发展自己的叛逆思想，完全倾向着被压迫者并且支持他们；他坚持着与林黛玉的爱情，迫切要求婚姻自主；其实这一切，都是凭借封建势力给予他的特权而产生的，他还不可能否定封建主义的统治。他所深恶痛绝的，正是他所仰赖的；他所反对的，正是他所依靠的。他无法与封建主义统治彻底决裂，又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民主主义思想要求。他的理想无疑是对封建主义生活的否定，却又十分朦胧，带着浓厚的伤感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也正是贾宝玉悲剧人生之所在吧。

四、贾宝玉形象的悲剧意义

《 红楼梦》 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大悲剧。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看《 红楼梦》的第一人物就是贾宝玉，在他看来，一切有价值的人都毁灭了，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经毫无价值，因而毅然决然走上“却尘缘”的道路。作者对其人生矛盾的描写和悲剧命运的安排，对贾宝玉而言，不能说是一个是完美的结局，但对《红楼梦》这部作品而言，却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是为了作品的完美。这个悲剧形象既是对社会悲剧的影射，也是表达作者创作意图的需要，更是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在作品中的集中反映。因为“《红楼梦》就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

首先，作者通过对贾宝玉的悲剧形象的刻画，深刻的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罪恶，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作者曹雪芹成长的背景正是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时代，处在这个时代的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已逐渐没落，这种没落在曹雪芹的经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自然的流露在他的作品中。《红楼梦》正是通过对通过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深刻描写展示了这种衰败。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首先就是贾府的悲剧，也就是整个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悲剧。贾宝玉的悲剧形象，揭示了这个阶级，这个社会不得不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而这正是对这个社会、这种制度最为深刻的批判。

其次，作者通过创造贾宝玉这一悲剧任务的形象写出了自己对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强烈反思。这些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入世”思想的批判与否定，这也是贾宝玉的叛逆性格最为核心的内容，他反对“仕途经济”，把科举说是“沽名钓禄之阶”，将醉心仕途的人痛斥为“国贼禄鬼”，这种思想就是对儒家“学而优则仕”和“君子杀身以成仁”等封建教条的批判和否定，也是对儒家“入世”思想的批判和否定；二是对性别观念的批判，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中，夫权与君权、父权并为三纲，男性是高贵的，女性是卑贱的，然而，在宝玉的眼中，女子都是清爽的，男子都是浊臭的，这种“男贱女贵”的看法正是对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的深刻批判；三是对儒、释、道的认识，贾宝玉在反对儒家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道家与释家，批判其混盖庙、乱敬神的形式。贾宝玉的这些认识就其实质而言，应该就是作者曹雪芹借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在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之后，当世界观陷入悲观的时候，对哺育他的封建传统道德文化所进行的反思。

最后贾宝玉的悲剧，尤其是爱情悲剧，也是曹雪芹对“才子佳人”小说陈旧模式的一种突破。在《红楼梦》创作之前，“才子佳人”式的爱情是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些作品中，大都是男女一见倾心，然后经历一番斗争，最终“状元及第，奉旨完婚”。这类故事在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变，最终使小说完全成了一种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使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大大降低。而《红楼梦》中贾宝玉不是一个才富八斗，金榜题名的状元郎，而是一个“于国于家无望”的情痴，然而，这种爱情违反了传统道德的要求，也就违背了封建家庭给他们，尤其是给宝玉规定的生活道路。最终只能是一个凄美的悲剧。正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实际上是作者对传统写法的一种突破，是小说思想性的一个极大突破。

总之，《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悲剧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体悲剧，它的产生有着极为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应该说是他内在的悲剧细胞成就了外在的悲剧条件。同时，这个悲剧对于整个《红楼梦》以及创作者本人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贾宝玉的悲剧就是贾府的悲剧，就是整个地主阶级的悲剧，是那个社会的悲剧，最后，它也是作者的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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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研究

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研究

一部《红楼梦》演绎出一幕幕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爱情悲剧。共同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奠定了宝黛之间纯真的爱情基础，而封建礼教和宿命论以及宝黛两人性格的独特性和缺陷性则注定了他们爱情悲剧的必然性。因此，分析研究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爱情悲剧的社会及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对当今人们爱情观、人生观都很有价值。

宝黛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衰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它反映了那个时代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对封建主义的血泪控诉，也是对新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理想的反映和追求。宝黛的爱情悲剧另一方面也是让世人警醒的众生浮沉之梦。

一、宝黛爱情最终成为悲剧的原因所在

第一：宝黛二人的性格特点注定二人间的爱情终究会成为悲剧。

贾宝玉，别号怡红公子、绛洞花王、富贵闲人。由神瑛侍者脱胎而成，对绛珠仙草有灌溉之恩，因此有还泪一说，出生时口含一块玉，是贾府的宝贝，他曾说“女儿都是水做的骨肉”，从小在女儿堆里长大，喜欢亲近女孩儿，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世间少有的纯纯之爱。他性格的核心是平等待人，尊重个性，主张各人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生活。在他心眼里，人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也不安于封建统治者规定的本份，既“偏僻”，又“乖张”，所以，在常人眼中，贾宝玉既“无能”，又“不肖”，而且天下第一。其实，这正反映了贾宝玉对封建正统思想的不满和反抗精神。

宝玉是有真才华的,不管是在第17回中“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时他所题的“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还是在第78回人“痴公子杜撰芙蓉诔”中他所做的那篇空灵飘逸的《芙蓉女儿诔》均展现出他不同于当时“须眉浊物”的满腹才华。只是他的才华被人为地束缚了。这也是他的苦恼,他的生活是富贵而且闲散的,但是他并不是以此而满足了的,在他内心深处是期盼着有一天能摆脱掉这些束缚,真正做出一番事业来的。在第22回“听曲文宝玉悟禅机”中有一句“目下不过这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犹欲为何?”这“将来”二字就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宝玉并非只知日日嬉戏,在他的心里却也是有着“将来有一天能做出一番作为”的想法的。在第36回中,宝玉对“文死谏、武死战”的一番评论“那武将不过仗血气之勇,疏谋少略,他自己无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可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疵瑕,他就胡谈乱劝,只顾他邀忠烈之名,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还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不圣不仁,那天地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与他了。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并不知大义。”这一篇话,历来被当作是宝玉反封建、反仕途的铁证。

在曹雪芹的笔下，林黛玉是一个气韵典雅的东方唯美主义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她的形象具有多面性，举手投足之间，无不反射出唯美色彩。如每每踏入诗社，对景赋诗，就一反多愁善感，忽真忽怒的常态，表现出少有的活泼欢快，才华横溢，妙语连珠，使我们看到了她那少女纯真活泼的天性，她对丫环宽厚友好，很少耍小姐威风，与紫鹃更是形影相伴，情同姐妹，这些都能映现出林黛玉那蔑视封建礼教的叛逆性格的光辉。瘦弱多病的林黛玉虽然寄人篱下，生活在那礼教吃人的黑暗王国里，但她却不顾封建礼教的重压，即使是残酷的黑暗现实使这个孤傲的少女的理想破灭时，她也绝不向封建势力妥协，最后怀着对吃人社会的愤愤不平，清白地离开了那黑暗的社会，实践了她那“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誓言。

置身于压迫环境中的反抗者不得不用敏锐的眼睛和清醒的头脑去观察和思考外界事物，而强大势力的摧残，又不能不给孤军奋战的反抗者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对外界事物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则是林黛玉所具有的心理特征。在曹雪芹的笔下，林黛玉对外界事物非常敏感和富于想象，她读《西厢记》时，但觉“词可警人，余香满口”。一面看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她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曲子时，便联想到自己的身世而心动神摇，如痴如醉。林黛玉对她周围是事物也很敏感，而且他的这种敏感近乎多疑，甚至使人感到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表现。这种敏感在生活里表现为小心眼儿，语言尖酸刻薄。周瑞家的来送花，林黛玉感觉到了不经意的歧视，便脱口而出：“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第七回）。晴雯一个无心的闭门羹，让林黛玉误解成有意的怠慢，自然恼火不已，以致于“越想越伤感起来，也不顾苍苔露冷，花径风寒，独立墙角边花阴之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第二十六回）。史湘云公然说出小戏子“倒像林妹妹的模样儿”（第二十六回），林黛玉当然不高兴，遂迁怒于前来劝解的贾宝玉。类似的事例甚多，举不胜举。但同时，这种敏感也给了林黛玉神奇的直觉，使她能够锐利地察觉到某些潜在的危机，这种敏感源于她的生存环境，林黛玉寄人篱下，生活在封建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她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必然引起封建家长的不满而受到封建势力的摧残，这样的环境，使得林黛玉不得不敏感地对待她周围的一切，来维护自己的理想和人格尊严。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宝黛二人性格上都具有叛逆、不愿对封建礼教因循守旧、渴望自由、希望摆脱束缚、追求理想自由，而这样的性格特点与当时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人文氛围是绝对冲突的，是绝不允许的，二人之间的爱情甚至结合是违反各方利害人利益所在的，所以也注定了二人之间的爱情是以悲剧结束。

第二、封建礼教及宿命论注定了宝黛爱情悲剧的必然性

首先：当时的社会环境是生成悲剧的根源，是与封建世家的家族利益和政治上的考虑有着深刻联系的。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问。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

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其次、《红楼梦》所描述的“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的故事内容，“金玉姻缘”指的是贾宝玉和薛宝钗，“木石前盟”指的是贾宝玉和林黛玉，好像人的命运上天自有安排，冥冥之中早有定数。贾宝玉就曾说过，我偏不信什么“金玉姻缘”，偏信“木石前盟”。“金玉姻缘”和“木石前盟”其内容的丰富，包含了中国历史、文化、哲学、美感的深处，结晶了几乎全部的欲望和冲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沉淀。林黛玉代表的“木”字和薛宝钗代表的“金”字，可以从中国文化底蕴来看：木近水，金近火，阴柔与阳刚，寂寞与活溢，虚无与实有，悲观与乐观，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宇宙人生两种不同的本质认识的体现。林黛玉体寒，虽多愁善感，可激情似火；而薛宝钗体有热毒，却“藏愚守拙”、“不关已事，高高挂起”。所谓“门当户对”、“包办婚姻”的封建意识至今桎梏着人们的心灵。薛林两人作为两种对立的审美规范，人格理想和宇宙精神的化身，贾宝玉在爱情婚姻的天平上，他的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他虽然深爱林黛玉，但他的力量是弱小的，贾府从上到下，一起来蒙骗他，他爱林黛玉已到痴迷的状态，在被蒙蔽的情况下，他是无法与封建的婚姻制度相抗衡的。封建统治者为贾宝玉选择什么样的对象做妻子，是要由贾府的切身利益，特别是贾府日益衰败的客观形势来决定的。林黛玉本人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而且家道早衰。薛宝钗的家庭则是：“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贾、薛两家联姻，可以加强他们“扶持遮饰、皆有照应”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封建家长要想叫贾宝玉重振家业，就必须为他选择一个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能够帮助宝玉走上“正路”，挽回整个家族颓败局面的理想人物。而薛宝钗正是这样一个德、言、工、容俱全的封建主义的奉行者。这个出身皇商之家、哥哥是“金陵一霸”的少女，她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像林黛玉那样的任随真实感情的流露，而是常常来自某种深隐的心机。她处处“装愚守拙”、“随分从时”，一举一动都显得很是“端庄稳重”。因此，在荣国府那样一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中，她却独能取得人人的欢心；王熙凤对宝钗“不干自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方法深为嘉许；怀疑她“有心藏奸”的对立者黛玉后来也把她认作知己。当然，这样的好名声来之不易。她过生日为了讨好贾母，点老人适宜的甜烂菜，挑贾母喜爱的热闹戏。按照封建道德标准，她确实是完美无瑕，而且博学有识，能担重任，不愧为理想的当家人选。连那个“心术不正”、几乎对一切人都怀着忌恨的赵姨娘，也赞许她“很大方”、“会做人”。

这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封建时代，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样的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决定权怎么能属于爱情呢？

再次：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所以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的结局，乃是由于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里，不仅不允许婚姻自主，而且不允许贾宝玉、林黛玉那样的生活理想和生活道路。当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已经衰败，但还维持着顽固的统治力量；新生的东西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它还显得很不成熟，抵挡不住旧势力的打击。

主人公贾宝玉虽然是在封建剥削阶级的“膏粱锦绣”中成长起来的贵族公子。但是他却和一般封建大家子弟有着一些不同的地方。所谓“行为偏僻性乖张”成为他性格上引人注目的特征：他逃避封建教育，厌读被封建统治阶级奉行为经典的“四书”；又鄙弃功名富贵，坚决不走“仕途经济”的封建生活道路。对当时知识分子所沉迷的科举考试，讥讽为“钓名饵禄之阶”；又把那些追求功名仕进的人，痛骂为““国贼”；他自己更是懒于与这般人交往接谈。骂薛宝钗等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话是“混账话”，更是做出翻案的文章：“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他甚至怨恨自己“为什么生在侯门之家？绫锦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枯株朽木；羊羔美酒，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这些思想行为与封建正统的观念相对而立，自然为当时所不容。此外，他还把“文死谏”、“武死战”这类最高封建道德骂得一钱不值，并把那些武官文臣以至封建社会里的一切男人，都痛骂为“须眉浊物”。

宝黛二人的一些言行，都被统治阶级认为是大逆不道，带有某些叛逆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思想与行为与封建正统的观念相对而立，自然为当时所不容。

二、研究宝黛爱情悲剧的意义所在。社会及历史意义：《红楼梦》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描述了贾、薛等家族的兴衰历史，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纯真爱情感天动地，令无数人的心灵为之震撼！那个“花的精魂”、“诗人化身”的林黛玉之死，令无数人痛惜!可人们又觉得她并没有死，虽然她的生命短暂，可她创造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她的生活就像一首诗，虽然忧愁多过欢乐，可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一方面反映了追求个性自由，男女平等，反对封建的科举制度等新思想与腐朽的封建主义的矛盾，也反映了对新的社会生活理想的执着追求，同时从反面也说明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性格的独特性及弱点。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集中表现了封建腐朽的旧思想与宝黛的新思想的种种不协调，从众多像花一样的女儿们的悲惨命运中，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罪恶本质，从而揭示了封建主义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现实意义：在当今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时代潮流下，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就是个例子。希望人们从宝黛爱情悲剧中得到启迪，在对待自己、子女的婚姻，一定要看重人品，性格、志同道合，注重爱情，不为眼前利益所迷惑，避免像贾宝玉、林黛玉式的爱情悲剧发生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要保持快乐的心情，创造美好的环境、生活，为幸福而努力奋斗！

苏廷飞 2015-2-5

第三篇：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特点

论贾宝玉的人生悲剧特点

内容摘要：

曹雪芹的《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在感情上难以承受，但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无法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作者从社会，道德文化、人生三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面到深层的悲剧意含。而书中以贾宝玉和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不能自由、婚姻不能自主的悲剧为中心。而贾宝玉又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悲剧，现在试从家庭悲剧、感情悲剧及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等方面论述贾宝玉的人生悲剧。

关键词：贾宝玉、家庭悲剧、爱情悲剧、判逆精神

贾宝玉是个非常感情化、世俗化的贵族公子。同时又是个跛足的免为其难的人生哲理的探索者，他在先天给他规定的环境中，凭直感、生活感受和思考，而在小说中被称为“情种”①“情痴”的贾宝玉永远也无法像他希望的那样。永远生活在②一个与女性水乳交融的桃花源式的环境里，愿望与现实相抵触的悲剧不可避免的上演。

⑤③④会相抵触，跟封建秩育相违背。当然，贾宝玉之所以会在其隶属着封建统治阶级的眼里形成这样的印象，是和他自幼的表现分不开的。

贾宝玉自“衔玉”而生开始，被视作“奇异”，周岁时抓取“脂粉钗环”的举动，更是若人关注，使贾政老爷不喜欢，十来岁时是异常淘气，说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子便清爽”的混话，这在当时那种社会里，简直是一种叛逆，一种大逆不道。这种叛逆，也必然引起“百口嘲谤，万目睚眦”的。象他这种“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的纨绔子弟，在当时那种“成则公侯败败贼”的价值取向里，在当时那种社会环境中，当然是得不到正统思想的认可的。我们知道：贾宝玉在荣国府是处于继承人的地位，他聪俊灵秀的天赋，使这个贵族家庭对他寄予了特别殷切的希望和要求，然而，他不仅丝豪无意于立身扬名，治国经家，而且他对那个家及国已经彻底绝望，并走上背叛的道路，他和他的父亲是那样的水火不容，势不两立。他不爱读书，偏偏要他读；他不爱做八股文，偏偏要他做；他不要和那峨冠博带的家伙应酬，偏偏逼他出去应酬；他认为茫茫尘世，只有女子的世界的一片净土，他的父亲总要把他拉出来，他的母亲总要来摧残这一片净土。不，还有他的伯父、哥哥、侄辈之流总要来污秽，践踏这片净土。特别是他爱的人，偏偏不让他爱；他不愿结的姻缘，偏偏要他结。若说没有奇缘，今年

天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没出息，沉湎于儿女情长。然儿贾宝玉毫不理睬灾切，他整日与女子厮混，这实际上是他生活的最主要内容。用史湘云的话说，便是：“你成年家只在我们群里。”而袭人也在三十四回中说：“他偏好在我队里闹。”贾母因此说：“想必原是个丫头投错了胎不成”？男人本应有男人的事情做，去求取功名。但贾宝玉却偏偏对女子的事情兴趣，这也是应该出于他的性别平等意识。传统男性社会性别角色中重要组成之一便是男性霸权主义，是高高凌驾于女人之上的那价权威。要贾宝玉时代，男人是社会的主宰，女人的奴仆，是被轻视与奴役的。贾宝玉有男人解放主义所要求的对女人的尊重，在小说的具体描写中，我们看到，贾宝玉同贾珍、贾琏、贾蓉之辈以至于上一代人贾赦，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是把女人当做自己发泄的玩物，他们过的是奢靡淫乱的生活。而贾宝玉“女儿是水做的骨肉”，像水一样的清澈、晶莹、明洁的少女，她们青春生命里闪耀着真和美的光彩。贾宝玉正是从她们身上看到了美，发现了优美的灵魂和纯真的心。这感动着他，使他甚至忘却了自己。他对许多少女多情，并且体贴关爱女子到忘我的境界。《红楼梦》的作者以极大的气魄开拓了贾宝玉的感情世界，可能说把贾宝玉的人之至情发挥到淋漓尽至的地步。他不但对活人，就连画上的美人也怕她寂寞，特意去望慰一番。他既然对许多女子都多情，就不能不发生的时候，他就不能不越想无趣，目下不过两个人，尚未应酬妥协，将来又欲何为？

长的尊严压制他。贾环用蜡烛烫伤他，贾宝玉仍说：“明日老太太问只说我自己烫的就是了。”对于满脑子嫡庶思想的一心想取而代之的赵姨娘母子，贾宝玉处处尊重、容让，避免矛盾发生。可是不管他怎么去做，都不会得到他人的谅解，更不会改变他们对他的敌意。

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性是一见钟情，是经过长期的接触与了解后建立的。并且他们之间是重情不重物，重实质而不重表面。如贾宝玉把北静王赠给的念珠给林黛玉，这挂念珠可是皇帝亲赐给北静王，可林黛玉说：“是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它。”逐掷在地上，可见她是不重物的。后来贾宝玉挨打后，托晴雯给林黛玉捎去一块旧手帕，倒使她心领神会，感到礼轻意重了，并在上面题诗表达自已的感情。这时的林黛玉才真正觉得贾宝玉是给自己的真爱，从心底里接受了贾宝玉的爱。

从贾宝玉的自主恋爱来分析，他不考虑门当户对，家世利益，爱而知其恶，爱一个人，只要是真正是知音，真正是自己喜爱的，可以包容对方的诸多弱点、缺点，这种恋爱观不仅不合封建礼教，而且是很多前瞻性的。不过即使是如此向往仅此而已，在现实生活中，具有诗意的“木石结盟”最终被代表世俗关系的“金玉良缘”所取代。而这个悲剧比之前的那些伤来说犹如蝎子之于蚂蚁。爱情是贾宝玉对社会道路失望之后的精神寄托，但是他的家人，社会没有让他如愿。所以他最终神志不清，选择了出世走入佛门。悲剧就这样无止境的循环着无法

4、胡帮炜《红楼梦B面解读》重庆出版社2002年。

5、吕启祥《红楼梦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6、周策纵《红楼梦案》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

7、《中国古代文学史》自学考试课本第七章《红楼梦》。

王丕立 2014.3.13

第四篇：论文之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

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淫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第五篇：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的悲剧人生

丁玲晚年言行偏左。是因为她档案里一直有“污点”

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贺敬之去周扬家拜访周扬，期间，两人谈到丁玲。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另外过去说她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周扬对贺敬之解释说：“疑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

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了丁玲的陈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里，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申明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1984年，中央组织部对丁玲问题彻底平反后，老对手周扬仍抓住这一点，说丁玲污点还在。

由于丁玲交代了她曾给国民党写过这样一个条子，延安对丁玲的那段历史又作了新的调查。最终形成一个初步结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这份结论认为，丁玲写的那个字条，应为“悔过书”：

“(丁玲)所写字样的内容，不是明确的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丁玲于1933年5月被捕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居留时间中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T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丁玲来陕北后的工作中，是有一定成绩的，1942年所发表的几篇坏文章(如：《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等)，是由于存在着对党不满情绪，以及思想上的错误。但，必须指出其错误是相当严重的。在人事关系上，对党外作家无原则迁就(如对萧军等)，以及宗派主义等等，是由于缺乏原则性，不是其他政治关系。”

虽然这个结论是初步的，且是中央党校作的。但中组部并未发文肯定或否认这个结论。所以后来，丁玲仍“属于有问题暂时未弄清的人”。

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丁玲在南京被软禁的这段历史一再被提起，且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

1955年，丁玲、陈企霞被错误地作为“反党小集团”定案，对丁玲南京的那段历史又有了新的说法。

1956年的10月24日，经过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宣部《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这个结论的最后虽认定“丁玲同志被捕后这一段历史已经审查清楚”，但将丁玲写纸条一事定性为“在敌人面前屈服”，“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让丁玲从此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

1958年1月19日，毛泽东正在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收到《文艺报》编委一个报告，报告称：根据毛泽东指示，准备在报纸第2期组织一个特辑，总标题为《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毛泽东当即给几位主编写了批语，并对编者按进行了修改。

批语说：“按语较沉闷，政治性不足。你们是文学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唤起读者注目。近来文风有了改进，就这篇按语说来，则尚未。题目太长，‘再批判’三字就够了。请你们斟酌一下。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

对按语，毛泽东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修改后的按语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充满了火药味和战斗力：

“再批判什么呢?主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于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伟人发话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中宣部对1956年10月24日所做的结论又作了修改，将丁玲写申明书重新定性为“政治上的自首变节行为”。

到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恐怕出于形势需要，对丁玲的批判再次

升级，新结论中出现了更为刺眼的内容：“丁玲是叛徒，其问题性质属敌我矛盾。”

1979年，丁玲复出，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了复查，形成《关于丁玲同志一九三三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这份报告只是撤销了1975年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却维持了中宣部1956年10月24日所作的《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好不容易，丁玲复出了，可以发表文章，自由活动了，但档案里有“污点”，心里有“石头”，她能舒坦吗?她能不心有余悸吗?在一篇文章里，丁玲坦承，她别无选择，只能带着这粗壮的“尾巴”活下去。

那段时间，丁玲小心翼翼，说话中规中矩，四平八稳，不敢越雷池半步，有时明显偏“左”，甚至上纲上线。于是，一生吃尽“左”的苦头的她，到了晚年，却被封为“红衣主教”，“80年代，当文艺界的右派一个个以饱蕴历史苍凉的力作竞相走红，而‘左’字成为举国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时，丁玲却又鬼使神差地被某些人封为‘左派’，在一种无形的舆论中被戴上‘正统’、‘保守’，甚至‘红衣主教’、‘棍子’之类的帽子”。

1982年9月，在列席中共十二大期间的一次发言中，丁玲慷慨陈词：

“党中央对于文艺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及时敲响了警钟，明确批评了领导上的软弱无力。在思想意识上的严重的敌情面前，在党中央的严肃批评面前，有的人能及时警惕，但也有一些负责同志放不下一贯正确的架子，从不在适当的场合写文章或讲话，作一点认真的具体的自我检查和必要的自我批评，而是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好像总有难言之隐，难于和中央完全一致。”

显然，丁玲这段话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也向老对手放了一支“冷箭”。

于是，有人很自然地把丁玲那段时间言行偏“左”，归结于她的意气用事，也就是故意和周扬唱反调。当周扬开始忏悔、认错，宣传创作自由，她丁玲就偏偏要高谈，共产党员即使饱受打击，历经磨难，也要无怨无悔，而且强调，创作不能无原则地自由，因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文艺就应该为政治服务。

丁玲晚年的言行，确有刻意和老对手周扬唱反调的因素，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丁玲并未得到彻底的平反，她档案里还有“污点”，所以，她说话只能滴水不漏，行为不容有任何闪失。丁玲晚年言行的“左”，主要还是因为恐惧。这在她的日记和书信里有充分的表现：

“午睡时构思一短文，以一中学教员回乡务农，从他的生活中反映农村所受‘四人帮。’毒害之深为题材，用日记形式，仿《狂人日记》。真是数年不见，农村的面目全非、令人痛恨。但一觉醒来之后，又有些畏惧了，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在给朋友的信里她也吐露了内心的忧虑：“这种时候我大半很谨慎，怕授人、授自己人以柄，为再来挨一顿棍棒做口实。……现在只就文艺来说局势复杂得迷人，简直叫人摸不清。……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

复出文坛后未获彻底平反，丁玲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敢畅所欲言。不过，私底下，对熟人，丁玲却坦承主席晚年犯了错误，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之所以晚年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

她曾对共事多年的杨桂欣讲了两个毛主席的故事，并叮嘱对方，不能“马上写文章去发表”。两个故事如下：

(一)“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他自己写过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二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二)“另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聊天，他怀里正抱着一个小男孩。我们正聊着，小男-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竞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首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主要的句子，这么多年了，我忘了，经过那么多的折腾，现在我是一点儿也记不起来了。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明明知道，老人家的头脑中有帝王思想，却不敢说，原因无他，就是怕。

直到1984年中组部为她彻底平反后，她内心的恐惧才完全消除。我相信此后的丁玲说话时，顾忌会少许多，可惜的是，老天留给她的时间已不多了。

彻底平反对丁玲来说，简直就是重获新生，她说：“当今年5月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到我家里来给我看了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通知的时候，我很自然流露出一句话来：我可以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很自然，我觉得现在再没有我担心的事情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我只想到这么一句。”

陷入整人和被整的残酷怪圈中

丁玲的一生充满坎坷，充满磨难，来自敌人的“明枪”让她心痛，来自“友朋”的“暗箭”令她心寒。这一辈子，她在大批判的漩涡里载浮载沉，无数次成为靶子，被迫“体验”万箭穿心的感觉。不过，丁玲一生数次受伤，但也伤人无数。一旦别人成为了靶子，她也会毫不犹豫“拿起笔作刀枪”，且招招致命，箭箭穿心。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经丁玲之手发表在她主编的《解放日报》上。不久，这篇文章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道惹得中央高层震怒，被毛泽东点名批评。在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丁玲声色俱厉地说：

“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因此文艺界比对一切事都更须要有明确而肯定的态度，不是赞成便是反对，不准许有含糊或中立的态度。那么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我 说是揭发他的掩藏在马克思主义招牌下的托派思想，和他的反党的反阶级的活动，粉碎这种思想，打击王实味这人……并且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全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

这里，丁玲不仅给王实味扣上“反党”、“托派”等骇人的帽子，还警告了其他人：不许对王实味有哪怕一丝的同情，否则就是失去了严正的立场。

丁玲、王实味同样是因文惹祸，可谓“本是同根生”，而现在为了和王实味划清界限，她义无反顾“相煎何太急”了。其实两人当时都是落水者，而丁玲则试图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岸，够狠!被伟人点名批评，丁玲当然要找突围的路，但你哪能通过把别人的路堵死的方式来为自己找出路呢!

1951年8月25日，《文艺报》第四卷第八期发表了丁玲的文章《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由于丁玲当时位居要津，是文坛的领军人物，所以这封信，使得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讨论升级为一场“运动”。

在公开信中，丁玲写道：

“你的作品，已经被一部分人当作旗帜，来拥护一些东西，和反对一些东西了。他们反对什么呢?那就是去年曾经听到一阵子的，说解放区的文艺太枯燥，没有感情、没有趣味、没有技术等的呼声中所反对的那些东西。至于拥护什么呢?那就是属于你的小说中所表现的和还不能完全包括在你的这篇小说之内的，一切属于你的作品的趣味，和更多的原来留在小市民，留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想复活，正在嚷叫，你的作品给他们以空隙，他们就借你的作品大发议论，大做文章。因此，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为了保卫人民的文艺，现实主义的文艺，在一种正常的情况下前进，因此陈涌同志有了对你的批评。这是非常好的。当然，陈涌同志很谨慎，他的确还没有击中你的要害，但跟着，许多读者也对你批评起来了，不管这些批评有没有说透彻，但热情地关心这些问题，这对于你，都是有好处的。因此我也更觉得有责任来发表点意见。”

丁玲这番话是暗藏“杀机”的，她说《我们夫妇之间》“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嗅出一种坏味道来，应当看成是一种文艺倾向的问题了”，并且这种倾向还是“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现在，要通过萧也牧的作品“复活”。丁玲这番话，言辞虽铿锵有力，论述却蛮不讲理。抬出伟人的话，谁敢与其争锋?

在信的末尾，丁玲语气突变：“希望你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到底在哪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那些属于你的读者，也会有些变化的，尤其是知识青年，他们很快就会丢开你，而且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

“批评”变成了“批判”，通信变成了教训，语言变成了棍子。萧也牧挨了这记闷棍，人生之路陡然转向。

王蒙说，丁玲的这篇公开信“消灭”了萧也牧，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考虑到当时的丁玲贵为《文艺报》主编，她的这封公开信确实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说此文拉开了批判萧也牧的大幕，决不为过。

至于丁玲为何突然以犀利言辞批判萧也牧，有人认为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的。秦兆阳在1978年2月22日给黄伊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萧也牧同志是最早受江青迫害的一位作家。大约是1950年，据《文艺报》编辑部透露出来的消息，当时是江青向丁玲提出《我们夫妇之间》有问题，《文艺报》才写文章批评的。当时江青就在文艺界搞些暗中活动，常到丁玲的住处多福巷串门，当然要挑拨是非。《夫妇之间》是解放后最早受批评挨棍子的一篇小说，也是江青最早搞罪恶活动的成果，从此也牧同志就永远不能抬头。究竟《夫妇之间》这篇小说有什么问题呢?我的记忆，丁玲当时在文艺报的批评文章，是说它‘虚伪’、‘小资’，据我的记忆。很值得重新考虑。即使是有缺点，也不应该为此上纲到骇人的程度。我希望，你们可以请冯牧同志或别的同志再看看过去的资料，把这个案子翻过来。”

由此可知，丁玲那篇公开信可能是奉命之作。她和老对手周扬一样，都有过“奉命整人”的劣迹。她奉命整了萧也牧，周扬奉命整了她。

不否认，丁玲是出于革命激情来批判那些曾经的同志的，然而，别人批判她不也是出于同样高昂的革命激情吗?

关于那个非常时期“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作家徐光耀有这样的分析：

“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王鞭’的逆境，便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致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