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第一篇：“三农”问题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三农”问题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关系研究

【论文关键词】“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城市化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 ,1997年为4.6% ,1998年为

4.3%,1999年为3.8% , 2001)年为2.1% o(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

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为15.9% ,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 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 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更要重视“三农”问题，要继续推进科技兴桂、科技兴农战略。从区域发展看，一方面桂东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挥地缘优势，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率先实现农业产业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对桂西北起良好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并可尝试搞旅游农业。同时，桂西北还应重视人才引

进，培养、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也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略。

(二)解决“三农”问题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有观点认为，“三农”问题主要来自农业外部，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保障在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农”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又需通盘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农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对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应对人世带来的挑战，还是对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篇：浅谈我国经济发展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浅谈我国经济发展

与“三农”问题的关系 2011级市场开发与营销1班Bocker20号

摘要：

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结构调整；城市化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题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

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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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21.4%,18.5%。这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

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题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

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

(二)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

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三)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

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Bocker4-

制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毕其工于一役。追根索源，“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增收、减负的根本保障在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三农”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又需全盘考虑、审慎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农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对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应对人世带来的挑战，还是对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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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国税宏观税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宏观税负是税收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它说明单位gdp负担的税收水平，它的大小反映税收负担的高低。一个地区宏观税负的高低，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地区各产业税负的大小；二是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税收政策，各地区间相同产业的税负差距不大，因此，各地区的产业结构便成为影响该地区宏观税负的主要因素。

一、“十五”以来北碚国税收入及北碚经济发展趋势

（一）“十五”以来，北碚国税收入发展状况

“九五”期末的2000年，我区国税收入规模首次突破2亿元，达到2.22亿元；2003年，突破3亿元。在连续两年突破3亿后，2005年实现了税收收入总额突破4亿元的历史性新跨越，收入总额达到4.77亿元（含免抵调、车购税、其他收入，以下同口径），是2000年的两倍。十五”期间，我区共组织国税收入17.46亿元，比“九五”期间增收7.67亿元，年均增长16.59%。2006年，我区国税收入总额突破5亿元大关，达到5.73亿元。

2001—2006年，我区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速度为17.16%，增幅在主城九区中仅次于渝北区（28.52%）、大渡口区（24.31%）、巴南区（20.90%），列居第四位。“十五”以来，我区国税收入发展速度，比主城九区年平均增长速度16.09%快1.07个百分点。我区国税收入一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势头，屡创新高，经济税收基本协调增长，为我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撑。

（二）“十五”以来，北碚经济发展状况

“九五”期末的2000年，北碚地区生产总值为48.53亿元，2001年为52.20亿元，2002年为56.27亿元，2003年为62.30亿元，2004年为70.29亿元，2005年为80.15亿元，2006年为91.80亿元。2001年—2006年北碚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1.21%。

“十五”以来，北碚国税收入的年平均增幅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幅5.95个百分点，税收收入的增长快于国民经济的增长。

（三）“十五”以来北碚国税宏观税负分析

在“九五”期末的2000年为4.56%，“十五”期末的2005年则上升到了5.95%，提高了1.39个百分点，比主城九区的平均税负5.74%高出0.22个百分点，在主城九区中列第四位，次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大渡口区（12.50%）、南岸区（9.31%）和江北区（8.40%）。2006年，我区国税的宏观税负达6.24%，比2005年提高0.29个百分点，比主城九区的平均税负5.71%高出0.56个百分点，在主城九区中仍列第四位，低于大渡口区（11.79%）、南岸区（7.77%）和江北区（8.37%）。

（四）“十五”以来北碚国税税收弹性分析

税收弹性等于税收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当税收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税收收入慢于经济增长，税收弹性小于1；税收收入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税收与经济保持同步增长，税收弹性等于1；税收收入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税收超经济增长，税收弹性大于1。

2001年，北碚国税弹性系数为1.13，2002年为1.79，2003年为2.95，2004年为0.61，2005年为1.61，2006年为1.39，6年来平均弹性系数为1.53（在主城九区中，只有大渡口区和巴南区6年平均税收弹性大于1，分别为2.0和1.31）。从以上可以看出，北碚国税6年来，除了2004年税收增长慢于经济增长，其余5年均高于经济增长。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因为税收收入不会长期保持超经济增长。

二、“十五”期间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一）经济增长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从2001年—2005年，因经济增长的影响，税收收入比上年增加额自2003年以来基本都在3000万元以上，特别是2005年达到5000万元以上。因经济增长因素使税收收入增加的份额除2003年低于50%以外，其余各年均高于50%，2001年达88.98%。从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看，由于经济运行呈稳定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因素一直保持对税收收入的正面影响，这与经济决定税收的前提是相吻合的。

（二）宏观税负因素对税收收入影响分析

由于宏观税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它既包括政策变量，也包括随机变量。除2004年因宏观税负的影响，使税收收入减少1599万元，其余年份均是正影响。2003年宏观税负对税收收入影响的所占比重最高，达59.71%，成为影响税收收入的第一位因素。由于宏观税负因素是多种因素的集中反映，且历年情况又不同，因此分析起来情况各异，但宏观税负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占整个税收收入增加额的比重越低，说明宏观税负越稳定。

三、对全区国税收入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

第四篇：“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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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作者：廖茜

来源：《新农村》2012年第04期

摘 要：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三农”问题 扩大内需 结构调整 城市化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出路是刺激国内需求，即拉动内需。而在国内需求的组成中，农村市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可以这样说，农村市场一旦崛起，我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纪元。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买方社会，社会需求严重不足。国家不得不采取各政府措施来刺激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对于大中城市来说，这些供大于求的大部分商品已经饱和。而正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状态，农民出现增收困难，使得农村消费处于很低的水平，农村人口的人均消费是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而消费额仅为全国消费总额的39%。1998年，仅仅9%的农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机，33%有彩电，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假如使农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与目前的城市相同，中国的家电产业还有至少10年多的高增长。而现实情况是，不仅像汽车、电话、大屏幕彩电、电脑、热水器等耐用品等，也是农民渴望而不可及的。这些产品在城市中，已经很难再开拓大的市场，所以要维持这些产业的发展，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是必然的选择。据统计，农村居民每增加一元的消费需求，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新增两元的消费投资。但是，消费需求来源于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的增长，拉动消费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实际上可以带动牵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农民太多，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和农村落后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所在。其关键就是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如果把农村人口的收入和消费提高到城市水平，将会创造出巨大的市场，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环境。“三农”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首先，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生存的第一需要。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吃饭没有保障，一切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基本能够保证，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仍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而且还在增加。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人均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三农问题不解决好，国家粮食安全就没有保证。其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如果没有2/3以上的农村人口的稳定，就没有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有可靠的保障。转中国经济要想获得长足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解决好“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因素，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客观现实已经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措施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是要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在指导思想上，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供给。

二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要内外结合、多措并举，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做足种植业结构调整、耕地精耕细作的文章，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还要广辟外出务工经商的转移渠道。把壮大县城经济作为一项大战略，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

三是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是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措施。在中国现实情况下，城市化的含义不仅限于让农民进城这一层面上，它的内涵应当是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国民待遇，改变目前的城乡两种政策体制安排的局面。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内容：取消包括户籍限制在内的农民进城的各种限制和收费，给进城的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现有的农村政策，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以公平的国民待遇。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无论对农业本身发展，还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论对目前的经济结构调整、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应对人世带来的挑战，还是对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及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艳民.三农问题的症结与对策[J].承德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4):24-25.[2]孟薇.新中国三农问题的历史变迁及其经验教训[J].学理论,2009(24):28-30.[3]衣丽伟.“三农问题”探析[J].企业技术进步,2010(6):12-13.[4]杨芳.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J].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3):88-89.

第五篇：@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

摘要：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发展农村，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目前，关于“三农”问题理论界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研究现状表明，理论界在这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

关键词：“三农”问题；根源；出路

“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突出，理论界和决策层逐步认识到它的严重性。近年来围绕“三农”问题，理论界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近年来，“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钟甫宁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务农收入得到保障，农民才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动机，农产品的供应才能得到可靠保障。政府如果没有能力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那么，农业劳动力的份额就必须下降到大体上与GDP相应的水平，才能保证务农可以得到与从事其他行业大体相当的收入，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辛德树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失业问题。他指出：城乡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太低是“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安排是产生“三农”问题的根源，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打破这种观念，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就是解决非农就业问题，把农民的就业和城市居民的就业放到同等的高度，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中。[2]

田建文，任庆国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村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们指出：农业地域系统的各子系统及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它还包括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矿产、水资源日益匮乏，人均占有减少，利用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联结在一起即农村地域系统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3]谭安华，吴仲斌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三农”问题的本质是“效率”和“公平”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它的本质是有效供给不足。从分配的角度看，它的本质是公平问题即分配不合理。[4] “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 对于“三农”产生问题成因，理论界和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1 二元结构说

马宝成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体制原因，这是学术界基本一致的观点。这一政治治理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在户籍身份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所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政策。半个多世纪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处于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造成城乡税负极端不公，成为农民负担久减不轻的体制根源。[5]

1.2 城乡统筹发展说

田顺成认为，没有很好地城乡统筹、科学发展是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科学利用土地资源，导致农民耕地占有量快速减少；没有科学实施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没有科学实施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导致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严重滞后；没有科学安排资源要素合理流向，致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财富占有量减少；没有科学实施城乡收入分配制度，致使农民与居民收入比例不断拉大。[6]

1.3 基本国情说

温铁军指出，对“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制度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已减少到约1.2亩，无法实现规模经营。而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又将农民长期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延缓了城镇化过程。[7]吴敬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加。[8]

1.4 政府作用空间说

曹荣庆，索红认为，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原因在于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间。在我国农民的经济活动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发挥作用，而且也一直存在失灵的诸多领域，但是政府并没有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我国政府还把农民能够自发地利用的市场空间人为地缩小，由此形成了相对于农民来说的政府 作用的负向空间，这些都造成了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

[9]1.5 认识偏差说

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低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农村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农业则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于外围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10]李小群认为，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民待遇和公共权利的不平等。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实行了区别性的政策，在资源配置和使用上，在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和社会公共福利待遇等诸多方面，使农民与其他阶层处于不平等地位。这是形成“三 农”问题的根本原因。[11] 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思路

2.1 统筹城乡发展论

郭江平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这主要是由于向工业倾斜、向城市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得到及时调整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改革农村产权制度、土地征用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教育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

2.2 城市化推动论

刘爱梅，秦学京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他指出，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可以有效地减少农民数量，使多数农民不再为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能使人们聚集到二三产业，产生聚合效应，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2.3 市场化带动论

王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改革和创新农村的各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指出，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要把城市工商业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方面的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引导到农村，支持和拉动农村的发展，这种“就地发展”、“坐地引资”的模式可以和“农民进城”的模式互补推进。

2.4 结构调整论

马宝成认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主要表现在： 第一，建立平等的现代教育制度，真正给予农民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第二，建立公平的现代就业制度，给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第三，建立现代公共服务制度，使农民能够拥有大体平等的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第四，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应该逐步打破传统的城乡分离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第五，取消农业税制，统一城乡税负，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第六，改革户籍身份制度，给农民以真正的国民待遇，使农民享有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应有的权利与发展机会。解决三农问题的现有体制政策

3.1 立足于为农工减负，构建农工增收的长效机制。

当前，影响农工队伍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农工增投不增收，增产不增收，农工从事农业劳动获取的比较利益较低。农工获取较低收益的原因主要并不完全在于农工劳动的生产绩效低，而是由于大量的社会成本和负担，侵蚀了生产利润。这可从张为栋、谢江桦的研究兵团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水平长期远高于自治区和全

[12]国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解释。构建农工增收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基于兵团特色农业资源基础上的农业产业化；构建公共财政，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减轻农工承担的企业办社会的社会成本和负担；加强兵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往来，扩大经济交流半径，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加大中央和地方改善兵团农业生产环境和条件投入力度，降低兵团农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和交通、交换等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和交易效率，实现农工增收。

3.2 推进农业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农垦团场的体制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定农工发展预期。长期的军事化管理和计划经济的运行使农垦团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改革步伐缓慢和对市场经济的种种不适应，构成了兵团农垦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许多基层干部仍然习惯于军事化的指挥和管理，不善于掌握新的管理理念和运用新的管理手段进行宏观控制和生产管理，成为兵团农垦团场经济效益难以提高的长期制约因素。鉴于农垦团场的经济负担，许多团场不主动为职工全面参保、投保，农工则因经济效益不好、投保费用太高放弃投保，严重影响 农工对农垦事业和谐发展的预期，行为短期化、盗卖农产品，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因此，必须要加快农场体制改革步伐，构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管理水平，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和 文化留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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