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医患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及对策
【关键词】医疗纠纷;诉讼;原因
【中图分类号】i)91
3【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06)03—0161—0
4医患关系本应是和谐相处的关系,医护人员对患
者悉心诊治,患者放心地把自己的生命健康寄托于医
院。然而,近年来医患纠纷案件却呈现逐年上升的趋
势。而发生
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取550
万余元天价医药费的事件,在充分暴露医疗卫生体制
弊端的同时,显然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为此,笔者
对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十多年来审结的48起医患纠
纷案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以期寻求解决医患纠纷案
件增多的对策。
一、丰县人民法院1996年来审理医患纠纷案件
统计情况
· 161 ·
· 医疗纠纷与诉讼·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法院审理的医患纠纷
案件基本上是逐年递增.尤其是2001年以来,这一趋
势更加凸现。2001—2005年5年间医患纠纷案件数达
到34件,是此前1996—2000年5年间案件数(3件)的ll倍之多。2006年1~6月又结案ll件。医患纠纷案
件的增多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如今的医患关系究
竟怎么了?它有什么特点和原因?如何有效地预防和
遏制医患纠纷案件的发生?
二、当前医患纠纷案件的主要特点
通过翻阅48起医患纠纷案件的卷宗并进行分
析,可以看出当前医患纠纷案件有以下主要特点。
1.患者法律意识增强,案件数量逐年增多 2000
年以来此类案件每年都要上升,说明患者从以前习惯
性找医院私了或忍气吞声发展为用法律武器来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其维权意识显著增强
2.医院败诉的多。48起案件中,除1件移送、3件
驳回患者起诉或者诉讼请求外,其余44起案件患者
均获得了赔偿,即医院败诉的比例为91.67%。
3.患者索赔的数额盲目攀高,与获赔数额往往相
差过大。据统计,48起案件中除1件涉及医疗服务纠
纷外,最少的索赔6 177元,其他案件标的额多数在10万元到30万元之间,最多的竟达到256万元。但在44起患者获得赔偿的案件中,法院支持的赔偿数额有
7件为患者诉讼请求的20%以下,30件为患者诉讼请
求的20%~30%,6件为患者诉讼请求的30%~60%,1件为患者诉讼请求的72%。
4.医患矛盾对立突出,案件审理难度大。由于患
者往往出现伤残甚至死亡,易引起医患之间的对立,尤其是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双方的矛盾冲突更加尖
锐、激化,导致法院不得不考虑息诉止争、缓解当事人
上访。48起案件只有3件调解结案,且有40件适用普
通程序审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特点。
5.涉诉纠纷表现形式多样化。包括输血感染、手
术失误、孕妇分娩引发伤亡、延误诊断时间等原因,以
及因误诊、漏诊等引发的纠纷,另外还有患者要求复
制病历资料遭到拒绝而起诉医院的案件。
【作者简介】刘秋苏(1976一),男,汉族,江苏丰县人,大学学历,现任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四级法官,研究方向:民事、行政
法律。tel:+86—516—85689587,e—mail:l_ qiusu@ 163.e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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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患纠纷案件增多的原因分析
1.医患之间关系的不和谐是医患纠纷案件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医方和患方之间普遍缺乏沟通、理解
和信任。医方较多考虑自身的利益,不能将病情、治疗
手段等及时告知患者及其亲属,导致患方的知情权、选择权难以实现,而患方对医方也缺乏理解,不了解
医学的复杂性
2.医疗不规范和医务人员工作责任心不强导致发
生医疗损害,使医患纠纷案件增多。如医方违反操作
规程、相关手续不齐备,或手术前不将医疗措施、风险
等如实告知患方,或对并发症防范意识不强,或医护
人员职业道德丧失、服务态度恶劣等等,都会使双方
产生矛盾。
3.患方法制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及维权渠
道的畅通,也使得医患纠纷案件不断增多。2002年9
月开始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允许患方复印
病历等规定,以及法院在审理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原
则.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患方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一条
相对畅通的途径,使医患双方地位更加平等。
4.患方对疾病的治疗和转归期望值过高,一旦达
不到其预期目动辄就起诉医方。由于受医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加之患者个体疾病的千差万别,治疗中
不可
避免出现一些无法预知的情况。不少患者视医患关系
为消费关系,认为自己是“上帝”,过分强调自我权利,对治疗结果抱有太大希望,一旦病情不见好转或恶
化,达不到其预期的效果时就认为是医疗事故,从而
诉至法院要求医方赔偿损失。如48起案件中就有
3起案件患方因自身原因导致病情恶化而起诉医院,结
果
被法院驳回起诉或诉讼请求。
5.医疗费用的日益增长与百姓收人之间的矛盾是
医患纠纷案件增多的又一个导火索。目前大多数医院
是公益医院,但由于政府对医疗事业投人较少,相当
多医院正常运行主要靠提供医疗服务收取的费用,这
在一定程度上使医院或多或少注重经济收入,从而增
加了群众负担,又激化了本来就紧张的医患矛盾。对
于花费巨额医疗费用后患者又出现伤残或死亡,患者
家属就有一种“人财两空”的感觉,促使其产生从医疗
机构“弥补”一下损失的可能,从而加剧医疗纠纷。
6.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不客观、不全面的报道,引起公众对医院信誉的质疑,是引起医患纠纷高发的又一诱因。新闻媒体对医生这个行业的风险宣传不
够。社会舆论往往同情患者,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权益
较易被忽视。医方的权益没有得到公正、合理的维护,动辄以损害医方的利益来平息医患纠纷,一些得不到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13卷(第3期)
满意效果的患方往往以为有社会舆论的支持和新闻
媒体的同情,就会将医院告上法院。
四、典型案例介绍
【案例1】2000年8月18日,原告刘某因身体不
适到被告某医院治疗,诊断为结肠癌。手术中发现是
肠套叠.改行套叠复位回盲固定术,诊断为淋巴结慢
性炎.10日后出院。2001年8月、2002年5月、7月,刘某又3次入住医院,均诊断为粘连性肠梗阻。然而
在2002年9月的一次ct检查中,刘某被告知患有结
肠癌,她即赴南京求治,经南京军区医院进行病理检
验.结论为非霍杰金恶性淋巴瘤,并进行7次化疗。
2004年3月.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作出鉴定结论:医院
因技术水平原因,病理诊断为慢性淋巴结炎属误诊,导致患者失去最佳治疗时机。因此,刘某将医院告上
法院,索赔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损失256万余
元。
丰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刘某患病后到医院就
诊,双方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刘某被误诊误治
是事实。医院将恶性淋巴癌误诊为淋巴结慢性炎、粘
连性肠梗阻治疗,贻误了患者的治疗时机,应承担民
事责任。刘某身体存在恶性淋巴瘤是主要原因,误诊
只是导致其失去最佳治疗时机,对其身体健康的损害
是次要原因.医院以承担45%的责任为宜。法院据此
判令医院赔偿刘某医疗费等经济损失62 674.68元。
宣判后,双方不服判,均提起上诉。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医院将患者
恶性淋巴癌误诊为淋巴结慢性炎、粘连性肠梗阻治
疗,错误认识病情达两年之久,严重贻误了患者的最
佳治疗时机,致使患者发展为恶性淋巴瘤晚期,治愈
难度加大,存活率降低。根据目前的医疗文献,恶性淋
巴瘤的治愈率在20%至60%之间,但早期诊断、早期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故医院对刘某误诊的过错行为对
其治疗有较大影响,对损害后果应承担主要责任
(75%)。由于刘某恶性淋巴瘤疾病源发于自身,且此疾
病是疑难病症,具有相当的侵害性和难治愈性,故刘
某应自负30%损失。二审法院终审判令医院赔偿刘女
士医疗费等经济损失99 301.80元。
评析:医院误诊应当承担责任,但患者索赔的数
额盲目攀高,获赔比例仅为3.88%。
【案例2】2002年12月22日,彭某因与他人发
生交通事故受伤,住进医院,诊断为左股骨骨折、头顶
皮肤挫裂伤及皮下血肿、脑震荡。后医生对彭某施行
了切开复位内定手术,将两根髓内针在髓腔内套叠固
定。12天后彭某出院。医生在医嘱中载明:院外抗炎治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l3卷(第3期)
疗.术后2周拆线。卧床休息2月,定期摄片复查,门
诊随访。2003年6月至2005年3月间,彭某先后5次
在医院做x线检查,前4次均提示骨折线可见,最后
1次显示:患者左股骨中段骨折术后,局部有明显骨痂
生成,骨折线基本消失。随后彭某在另一家医院拔除
髓内针。由于走路跛行,彭某怀疑医院存在医疗不当
行为。遂起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医院赔偿护理费、误工
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经济损近
4万元。经法医及医疗专家测量鉴定,彭某的左下肢骨
折治疗后,较右下肢缩短3厘米,已构成十级伤残。
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彭某因车祸人住医院治疗
后.双方即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院有义务按
照医疗卫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
范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并应尽到充分谨慎、积极注
意的义务。彭某手术后左下肢缩短3厘米,明显不符
合股骨骨折复位标准,存在人身损害的事实;并且从
2002年l2月手术开始到2005年3月骨折线基本消
失并拔除内套叠固定物髓内针结束长达27个月,超
出正常8个月的愈合期达l9个月,延长了患者的病
程.按照过错推定原则,应当认为其行为符合民事侵
权的构成。彭某系车祸后骨折手术,其自身伤病是不
当医疗行为造成左下肢缩短3厘米的前提原因,且未
按出院医嘱定期摄片复查,未能尽早发现迟延愈合,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亦有一定过错,故应减轻医院的民
事赔偿责任。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医院以承担70%的赔偿责任为宜。法院遂判令医院赔偿彭某误工费269.10元、护理费5 269.10元、残疾赔偿金6 655.60
元、残疾用具费3 500元、交通费95.20元、精神损害
抚慰金l 400元,各项经济损合计22 189元。
评析:医院注意义务不够.导致赔偿结果发生。
【案例3】2003年初单女士身体不适,出现头痛、头晕、视力下降、手无力、下肢发紧等症状。1月12日
住进沛县某某医院,经诊断为颈椎病、脊髓交感神经
混合型。该医院的医师与某某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专家
施某联系行前路髓核摘除、植骨、融合内固定术。当月
14日上午10:30至12:30,由施某主刀,某某医院医生
刘某某、郭某某作助手为单女士实施手术。手术完毕
后.单女士出现呼吸困难、窒息,经抢救恢复呼吸,但
仍神志不清,四肢抽动。次日8时许,某某医院将单女
士转院治疗。经徐州矿务局总医院诊断,单女士为缺
氧性脑病,伴有褥疮、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在以后的治疗中,单女士长期鼻饲流质、气管切开、保留导尿.
存在意识障碍,对光、声痛有反应.不能用眼睛及其他
感情反应作答.对熟人、朋友的言语无反应.大小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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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自理。经某某市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某
某医院超越国家规定的手术范围.手术环境不具备行
该类手术的条件,由于临床经验不足,抢救措施不力,致患者出现严重后果,属二级乙等医疗事故.医方应
负主要责任。经鉴定。单女士的损伤为一级残疾。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单女士患病到被告某某医
院住院诊治,确诊后医院会同外请专家实施手术.双
方已形成医疗合同法律关系,医院应按照医疗法规、规章、诊疗护理规范的要求为单女士治疗。医院不具
备手术环境、术后抢救措施不力的过错行为使单女士
身体受伤害,发生医疗事故,导致单女士一级伤残,应
承担主要的侵权责任(80%)。法院据此依照《民法通
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判决医院赔偿单女
士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
l 6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240 136元;并自
2004年8月之后每l2个月为一时间段赔偿单女士继
续治疗期间的基本医疗费、护理费、住宿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合计96 171元,直至其治疗终结为
止。
评析:医院违反操作规程,术后抢救措施不力.理
应承担责任。
【案例4】2005年6月8日,周某某因发热、咳嗽
而感到胸闷,到医院住院治疗。医生初步诊断为右肺
阴影待查,疑为肺炎或者肺占位,暂给予抗细菌、抗病
毒治疗。后又多次复查确诊为肺炎。7月22日周某某
好转出院。周出院回家几天后,又感到身体不适,于8
月23日前往徐州市铁路医院诊治,经ct检查,疑为
肺肿瘤。9月6日,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确诊为肺肿
瘤晚期。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周某某到医院诊治,双方建
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周某某有义务支付医疗费,医院有义务按照医疗卫生法律法规和医疗规章制度
对患者诊断治疗。医院在治疗过程中,已尽到积极注
意义务,其医疗行为无过错。医院未查出肺肿瘤,系疾
病的发展转归情况影响疾病的发现与治疗。周某某现
确诊为肺肿瘤.系其自身存在疾病,而非医院误诊导
致的结果.故医院不承担责任,遂驳回其诉讼请求。
评析:患方对疾病的治疗期望值过高,过分强调
自我权利 病情达不到目的就认为是医疗事故,其实
是疾病的发展所然.结果诉讼请求自然得不到支持。
五、解决医患纠纷案件增多的对策
1.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医患之间关系紧张是没
有赢家的对立.对医方、对患方双方都不利,但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建立健康、· 164 ·
和谐、良性的医患关系,需要双方换位思考,增进相互
理解。医方作为主导的一方,要充分尊重患者的知情
权和选择权.履行治疗告知的义务,提供诚信优质的服务.增加医患沟通.引导双方关系最终走向和谐,走
向双赢。患方也要理性看待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
险和误差.尊重事实和法律。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才是化解医患纠纷的关键,才能最大限度的减少和遏制医患纠纷案件的渐增势头。
2.医院要完善医疗管理体制,尽力化解医患矛盾。
医院要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积极推进规章制度建
设.用制度和法律规范医患双方之间的行为.并不断
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医务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以
救死扶伤为天职,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医疗管理制
度和医疗操作规程办事,时刻强化责任意识和服务意
识。要建立患者查阅和复印病历制度.让患者随时能
够查阅和复印自己的病历材料。另外.一旦出现医疗
纠纷.医方要积极主动地将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防
止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既不能回避矛盾.又要站在患
方的立场考虑。
3.政府应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针对一些
医院盲目追求高收入、严重侵害患者利益的现象.政
府应当加大对医疗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力度。整顿医疗
价格秩序.促使其规范诊疗行为,推行价格和收费公
· 医疗纠纷与诉讼·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6年第l3卷(第3期)
开.增强透明度.切实保障老百姓的健康权益。要建立
政府、行业、群众相结合的监督机制,确保医院提高服
务质量。对那些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应公开曝光.并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直至
刑事责任。
4.强化社会舆论的引导,正视生命现象的复杂性
与医疗行为所固有的风险性。新闻媒体在报道医患纠
纷时要客观、公正、全面,并要大力加强对医疗卫生行
业的高风险性的宣传和引导,医院也要加强自身宣
传,使群众增强对医疗行为高风险的认识,从而沟通
和融洽医患双方之间的关系,减少医患纠纷案件的发
生。
5.加大医疗投入,建立医疗责任保险体系。医疗
机构承受的特殊职业风险日益加重.若任其发展必然
导致医患双方产生强烈的自卫防范心理.不利于双方
利益的平衡。因此,要加大国家和政府对医疗卫生事
业的投入.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完善的医疗责任保
险体系,譬如建立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保险.由医患双
方共同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合理分担医疗风险.从而
减轻医患双方的负担,这有利于医患双方利益的协调
平衡和医疗事业的长足发展。
(收稿:2006—0l一24;修回:2006—08—03)
第二篇:不作为行政案件增多的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相对人起诉行政机关不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0年至2003年共受理各类一审不作为行政诉讼案件69件,年均增长42%.行政不作为不仅直接危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损害了行政机关的形象,已成为当前严重干扰依法行政的顽疾,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遏制。
一、不作为行政诉讼案件的特点
1、不作为类型以不履行法定职责居多。在2003年受理的21件不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中,因不履行法定职责而引起诉讼的有14件,占67%;因不履行法定义务引起的有7件,占33%.2、被诉行政机关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对公民人身、财产权利实现有决定权或保护职责的公安、劳动等部门。在受理的21件案件中,被告为公安、劳动、房管、国土部门的有13件,占62%.3、不作为表现形式多样化。有对当事人的请求明确拒绝履行的,有故意回避或不答复的,也有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职责,故意拖延履行的。
4、出现当事人连续起诉数个行政机关。有的当事人先后要求不同行政机关履行职责,在有关行政机关均未答复或履行的情况下,连续起诉不同级别、不同性质的行政机关。
5、案件审理有“四难”,即原告举证难、法定职责确认难、起诉期限确定难、纠纷解决难。
二、引起不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上升的原因
1、立法上的原因。首先,我国大量的法律、法规未对行政行为的方式、时效等作出明确规定,加之我国国家赔偿法未明确规定行政不作为损害要承担赔偿责任,使得一些行政机关随意不作为。这是不作为行政诉讼上升的一个根本原因。其次,有些法律、法规或规章之间出现规范冲突或管辖权交叉,令行政执法人员无所适从。
2、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部分行政机关执法具有一定的趋利性,对自身有利的就管,而对自身无利的就不管,导致行政执法出现无人管地带。另一方面,部分行政执法人员业务素质不高,对职权的理解出现偏差,忽视了对一些法定职责的履行;有的行政执法人员对法律、法规缺乏应有的了解,从而对自身的法定职责心中无数。
3、行政机关职能重叠、交叉方面的原因。尽管已经过机构改革,但行政机构的设置仍不尽合理,以致出现分工不清、职责不明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行政机关趋于充当享受权力的角色,而努力排斥需要承担责任的那部分重叠角色;行政执法人员在其所扮演的角色与个人无益或相悖时,在主观上不愿意承担角色责任。
4、监督力度不大也是不作为行政诉讼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实践中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偏重对作为行为的监督,而对不作为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措施。加之行政不作为本身具有一定的隐蔽性,而不作为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发生又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这也给监督工作带来很大不便。
5、行政相对人因对行政诉讼缺乏了解而盲目诉讼也是此类案件上升的一个原因。
三、遏制不作为行政诉讼案件上升过快的对策一是努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要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公务员制度,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制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其积极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的意识,使法制观念和职业道德内化为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准则,切实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同时,行政执法机关还应配备法律专业人才,增强行政程序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二是积极推广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目前,我国已有许多城市试行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制度,即将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权交由一个行政机关,如成立行政执法大队统一行使,从而避免推诿、扯皮现象的发生。三是完善立法,减少法律冲突,拓宽行政不作为的救济途径。首先,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行政行为的实施主体、方式和时效。其次,应修改国家赔偿法,明确规定行政不作为损害应承担赔偿责任。再次,应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和修改,对于一些需由数个行政机关共同履行的职能,尽可能具体划分各行政机关的职责,或明确职能交叉时各行政机关的职责分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最后,还应修改行政诉讼法,扩大行政不作为的受案范围,规定对行政复议不作为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行政复议不作为的法律救济空白,而且可以督促行政复议机关通过行政复议,解决一部分行政不作为纠纷,从而避免此类案件形成诉讼。四是在行政机关内部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规定对因不作为导致相对人损失的,在行政机关内部追究当事者和分管领导的责任,以督促和震慑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五是加强行政执法监督。要健全内部监督,在行政系统内部设立专门的行政监督监察部门,实行执法与执法监督职能的分离,不断加强行政自控;同时要健全外部监督,建立健全各级人大监督检查行政机关工作制度、行政长官定期汇报制度、专门的行政监督检查机构等,努力从监督机制上预防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发生。六是加强法制教育宣传。积极宣传有关行政法律、法规,帮助公民、法人认清各行政机关应履行法定职责范围,避免因错告引起的讼累;教育公民认识不作为行政诉讼是在要求行政机关履行职责未果的情况下采取的司法救济手段,必须在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的前提下方可行使,以减少不必要的不作为行政纠纷;还要通过宣传进一步强化当事人的证据意识,使其有意识地收集相关证据,充分运用证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刘志明
第三篇:浅析医患纠纷的原因和对策
浅析医患纠纷的原因和对策
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在市卫生局的正确指导下,我区卫生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患者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患者家属及社会公众对医学知识和医疗规则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对医疗的高风险性缺乏认识,存在信息不对称状态,医患之间沟通不到位,相互间缺乏信任,致使医患纠纷逐年增多,处理难度日渐增大,医疗职业风险日渐突出。许多本可以通过正常法律途经解决的医疗纠纷,却发展成以“医闹”来解决医患纠纷的怪现象,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或恶性事件。现将我区医疗纠纷分析如下:
一、医疗纠纷的基本情况
(一)医疗纠纷上升势头得到有效控制。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的健康需求逐步得到重视,各医疗机构的就诊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同时由于人民群众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区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医疗纠纷一度呈明显上升。近年来,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区卫生局和各医疗机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不断开展医疗服务质量的各项管理活动,努力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注重医院文化建设,加强医患间的沟通与交流,从一言一行入手,及时消除纠纷苗头,医疗纠纷上升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较大影响的医疗纠纷数量有所下降。
(二)“医闹”现象依然突出。医疗纠纷一旦出现,不管医院有没有过错,患方均要求医院进行经济赔偿,而且数额巨大,院方则尽量避免赔偿或少赔,双方很难达成一致,容易将矛盾激化,引发“医闹”。这些“医闹”现象的共同特点是,纠纷出现后,既不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也不向法院诉讼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采取一些非法过激行为,向医院和政府施压。部分病人家属心存在“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思想,以索取巨额赔偿,有的医疗机构被逼无奈委曲求全、赔钱了事。2011年一个体医疗机构最高赔偿达45万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医院出现了职业“医闹”人员,这些人穿梭在各大医院之间,专门找一些发生医疗纠纷和可能发生医疗事故的人,组织相关人员到医院闹事,索取巨额赔偿,并从中得到好处。“医闹”的常用手段有:
1、围堵办公室干扰工作秩序;
2、聚众静坐干扰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
3、以宣讲、挂横幅、贴大字报等形式贬损医院及医务人员的声誉;
4、将伤者抬到医院大厅扰乱就诊秩序;
5、在医院大门(厅)摆设死者棺柩、花圈,设臵灵堂;
6、打砸医院公共设施;
7、跟踪、围攻、殴打医务人员;
8、组织人员到信访机关上访;
9、围堵卫生行政部门。
10、利用小报媒体等夸大、扭曲事实。
二、医疗纠纷产生的根源
(一)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要求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间存在矛盾(既医疗的补偿机制不足)。医疗卫生事业是一项政府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医院的投入不足,加之医疗服务价格偏低(民间流传着: “看病的不如算命的”、“拿手术刀的不拿剃头刀的”、“扎针的不如扎鞋的”、挂号费不如停车费),医院的发展建设和运行费用主要靠创收来解决,迫使医院另辟新径,采取手段创收赢利,以维持医院生存和发展需要,形成了医疗服务被赋予消费和市场色彩,加重了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造成了患者对医院和医生不信任。
(二)医疗机构与患者的认识和观念之间存在矛盾(既医患双方观念上存在差异)。医疗机构方面:一是长期以来医院领导及医务工作者认为行医是一种“行善”、“行仁”的行为,是良好的医德表现,对患者隐隐约约存在“居高临下”、“以我为主”的作风和态度,不能设身处地的为替患者着想,忽视了病人及家属的权益和感。二是部分医务人员法律意识淡薄,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服务态度不端正,责任心不强,再加上临床经验不足、业务不过硬,导致医患产生矛盾,从而引发纠纷。有的医师病史询问及查体不细,重辅助检查,凭经验办事,忽视按规章制度操作;有的态度冷漠,语言生硬,不耐心解释患者的疑虑,造成患者对医院不满;有的检查诊断不仔细,误诊误治,或用药不当,有时对病情发生发展转归缺乏预见,患者病情突发恶化处理不及时,发生医源性并发症等。三是医院管理不严,医生病历记录不及时,表达用词不当,时间不准确,前后矛盾,甚至违反医疗处臵规范,开口头医嘱。有的不落实规章制度,粗心大意,手术开错部位等。同时,有一些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态度生硬、冷漠、傲慢,不愿多和患者多说一句话,回答病人的提问简单粗暴,不为患者节约医药费用,较多地考虑机构和自身的利益,医患沟通不足,不履行告知义务,或说话方法欠妥,缺乏沟通艺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患者方面:一是患者及家属对医学的的特殊性及高风险性不理解,同时又对疗效期望值过高,以为进了医院就一定能达到治病和救命效果。过高的期望值与现实医疗效果的差距让他们难以接受,因此一旦疾病预后不好或出现并发症,患者家属便把所有责任强加于医院而引发医疗纠纷。二是很多人认为,看病就是“消费”,只要花了钱,就应该治好病。如果治不好,医生就是“图财害命”。三是也有少数人刻意制造事端,借此想免除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用,甚至有人想借机生财,发家致富。
(三)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与缺乏有效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之间存在矛盾(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疾病的复杂性、不可预见性以及医学科学的局限性决定了医疗行业是高风险行业。在实践中存在意外和一定概率的错误率甚至事故。无论医务人员如何尽心尽力,也不能保证不出问题。此种风险是医务界必须承担,才能挽救生命,医学才能不断进步。但风险也是医务界无法承担的。在我区还没有建立起一种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患者的矛头就直接指向医院和医护人员,医患双方直接发生冲突。同时,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不能满足群众就医的需要。因此,为医疗行为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尤其必要。
(四)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不完善与人民群众的诉求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既患者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成本过高)。由于目前诉求法律解决医疗纠纷成本高,程序较复杂,并且相关法律模糊和空缺,医患纠纷就成了“烫手的山芋”,谁都怕沾上,管理部门也视为畏途,就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医闹”。同时,医患纠纷的技术性、专业性较强,一般人和非医疗部门无法弄清其中的基本是非,患者自然会选择成本低、技术低的“医闹”方式解决医疗纠纷。
(五)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既医疗资源分配不合理)。长期以来,医疗卫生资源配臵不合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队伍出现断层,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学历低、职称低,经验不足,加之医疗设备配备不足,不能满足群众的基本就医需要,造成了基层医疗机构冷落,群众看病纷纷涌向城市大医院。患者的无序流动造成城市大医院超负荷运转,普遍存在着“挂号、交费和检查排长队,看病只要五分钟”的现象,看病的不方便引发多数患者的不满和抱怨;同时,医生在一天内要看几十个病人,必须尽快做出检查、诊断和治疗,他们忙得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更没有时间向病人作耐心的解释。医生在任务重、压力大的情况下,容易发生对患者的沟通解释工作做的不到位,导致医患之间的误解和矛盾,这常常是影响医患关系最直接的“导火索”。
(六)新闻媒体的导向作用与医疗纠纷的实质之间存在矛盾(既媒体的片面报道)。不可否认,少数医务人员收“红包”、拿“回扣”、作“过度检查治疗”等等行为,严重影响了医务人员的社会形象,易给外间人们对医务人员产生片面的认识。但部分新闻媒体记者热衷于医疗纠纷的报道,为追求轰动效应而大肆炒作医患纠纷的报道,对医疗纠纷报道有失偏颇,加深了医患关系紧张。特别是对某些医疗纠纷在未经专家鉴定前,就草率发表带有倾向性的意见,加重造成指责医师、同情患者的社会偏见,对广大医师的心灵造成了严重伤害,在无形中助长了个别患者无理取闹的嚣张气焰。
(七)医疗机构处臵力度与部门协调之间存在矛盾(既部门联动作用不强)。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技术权威等部门认为医疗纠纷是卫生行政部门的事,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而且医疗纠纷不同于一般的案件,有较强的复杂性、专业性,无法在短时间内判断是非,公安部门、司法部门、卫生技术权威等部门在处理医疗纠纷时,对患者存有同情、恻隐之心,在控制现场时,也时有顾虑,怕引火上身。少数基层民警处理此类问题经验不足,力度不足,对破坏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打击不力,只要闹事方不是太出格,不主动采取措施,助长了一些人闹事气焰,也会使一些当事人误认为“医闹”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也容易导致纠纷升级。同时,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不完善,职能发挥不到位,致使医疗纠纷处理缓慢。
三、纠正医患矛盾的对策
(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医药卫生体制机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疾病谱的增加,目前的医疗资源和医疗水平还难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集中表现为看病难、看病贵,而众多的医患关系不和谐、医患矛盾、医患纠纷、甚至是医患冲突,这种医患间“供需关系”失衡,需要政府:一是加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二是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改善供需关系,三是调整医疗资源,优化服务结构。四是完善制度。五是提高医务人员待遇(尤其是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的待遇)。
(二)加强医疗质量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加强医院管理,改善服务环境和服务流程,完善和落实医疗质量管理制度是预防医疗纠纷的根本措施。医院的环境,医务人员的仪表形象,能给患者产生第一印象,优美的环境给患者增加舒适感;强化医疗质量管理,促进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减少医疗差错的发生,这是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只有不发生或少发生医疗过错、取得良好的医疗效果,才能少发或不发生医疗纠纷。同时,要积极开展医疗质量督查,各项医疗安全、岗位大比拼和知识竞赛活动,及时发现医疗管理中的薄弱环节,通过检查发现问题,采取措施补救(整改)漏洞(问题),减少或杜绝安全隐患。
(三)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一是落实医德考评机制。医院要加强医护人员医德医风教育,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提升服务水平。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尊重患者及家属,规范医务人员的言行,不断提高其工作责任心。医院要定期对病人进行满意度调查和回访,提高服务水平,增强医院的信誉。医务人员应尊重患者的生命价值和人格,尊重患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同意权。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对其诊治手段的作用、成功率或可能发生的并发症及危险,自觉履行对患方的告知义务,让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并签订知情同意书,做好证据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以确保医疗安全。二是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落实奖惩措施,坚持一切从病人出发,尊重病人的权利,在医治过程中不因事小而忽略,不因病轻而怠慢,不因繁忙而埋怨,不因病重而推诿,热爱医疗事业,刻苦钻研技术,适应医学观念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的转化,重视人的心理因素,坚持原则,不徇私情,树立整体观念,团结协作,互相支持。要定期开展医德医风教育整顿月活动,教育他们遵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侵蚀,避免因吃请、受礼、红包、回扣等恶习导致纠纷的复杂化。三是加强医患沟通,健全谈话制度,促进医患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求医本身就是比较艰难的,患者会承担很大的精神和经济压力,非常需要医护人员的理解和关怀。如医务人员在此时对患者不热情、不耐心、不细心,骄傲、生、冷、顶、推,极易产生医患矛盾。四是提高医疗服务信息透明度,积极推行院务公开。在医疗机构建立住院一日清单制和收费项目公示制,增加医疗收费透明度,让患者在医院里花钱看病明白、放心、舒心。逐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四)加强相关知识培训,提高综合技术水平。一是加强法制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在医疗机构中要积极开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其配套文件的全员学习和培训,提高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依法执业意识和医疗纠纷的防范意识。做到学法、懂法、用法。实行纠纷与科室个人挂钩,纠纷出现后,科室和个人应当承担责任,加大对纠纷责任人的处理力度,对发生纠纷的单位和个人要坚持“四不放过”。即问题没有查清不放过,定性不准不放过,当事人和有关责任人没有接受教训不放过,改进措施不落实不放过。二是医院人事、医务、科教部门应制定完整的医护人员业务培训计划,搞好在职人员培训,特别是加强对青年医务人员的带教和继续教育,抓好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的“三基”训练,达到人人过关。三是全面提升医护人员的医疗文书书写技能,有效防范医疗过失。医护人员必须及时、准确、科学、真实地完成所有病历记录(包括各种必要的协议签字),完成各种必要的检查并完整保存。医院主管部门应定期检查、随时抽查全院各病区的病历,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予以反馈和指正,确保每一份病历资料的质量。
(五)完善医患调处机制,规范化解渠道。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后,医疗机构和患者可以采取3条基本途径解决。
1、通过医患双方自愿协商解决。当发生医患纠纷时,医患双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行协商,达成共识,签定协议,终止医患纠纷,这是一种比较常用的方法,它可以快捷有效地化解医患矛盾。
2、通过医患纠纷调解委员调解解决。当发生医患纠纷时,医患双方当事人不愿自行协商解决纠纷,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及时组织医疗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医疗纠纷进行调查、核实(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核实后,通过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由卫生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组成)进行调解:(1)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卫生行政部门通过调解,及时给予解决,(2)事实不清,责任不明的,将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根据鉴定结果进行责任划分,拿出处理方案。
3、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当医患双方既不愿意协商解决,又不同意医患纠纷调解委员调解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根据法院的审判终结医疗纠纷。
在日常处理医患纠纷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公安、司法行政、法院、信访、宣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机构、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等相关部门、单位的沟通与联系,建立信息交流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及时通报相关情况,及时争取指导和支持,努力形成工作合力。以医患纠纷人民调解为主线,积极推动医患双方友好协商、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处理、公安机关现场调解、人民法院案件审理全过程调解、信访部门调解以及市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全过程调解,并把各类协调处理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最佳的协调处理方式,努力构建医患纠纷大调解格局。同时,医疗机构应落实医疗事故的防范和处理预案,成立医疗服务质量监控部门或配备专门人员负责医疗服务质量的监督管理,接受患者对医疗服务投诉,及时受理并妥善处理患者的投诉,指派得力人员在第一时间内赶赴纠纷现场,宣传相关政策,引导医患双方依法处理医疗纠纷,防止事态扩大。
(六)加大日常执法力度,维护医院正常诊疗秩序。政府要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工作,把医院列入重点治安范围,公务机关可与医院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互通相关消息,及时了解医院的治安情况。严格贯彻落实卫生部、公安部《关于维护正常医疗秩序 保障人民群众就医安全的通告》精神,研究制定具体措施,增强执法力度,控制医疗纠纷恶性升级,切实维护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和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七)建立“保险赔付+期内服务+第三方管理”的保险服务新模式。大致意思就是聘请医学、药学、心理学、法学等人才,组织成立第三方管理组织。由于我区的医疗保障未能普及,看病难、看病贵,有的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造成病人对医疗水平、质量和服务态度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没有满意的疗效,患者往往把不满发泄到医务人员身上。如医患双方共同投保医疗责任保险,一旦发生医疗纠纷,患者及家属不会直接找医院、医生,只是请律师同法院和保险公司交涉即可,如果法院判决赔偿,由保险公司支付,这样可使医患双方不直接接触,避免矛盾激化,使医务人员从复杂的医患矛盾中解脱出来聚精会神地做好本职工作。
(八)加强法制宣传,营造良好氛围。医院是社会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救死扶伤的职责,为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涉及医患双方,单靠医护人员的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患者能够全面正确地理解医生这一职业。新闻媒体在监督的同时,应加强正面宣传,多报道一些正面形象,少刻意炒作个别医疗纠纷事件,减少群众对医院认识上的偏见与误解,促进医患间的信任和理解。医院也要重视与媒体的沟通联系,及时向媒体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让媒体及时了解真实的情况,发挥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让群众了解医疗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还存在众多未知领域,医院不可能包治百病。同时,医学目前仍处于经验科学的阶段,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人文色彩,人们应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医学,看待医疗行为,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医护工作者的职业是整天和脓、便、血打交道,生命攸关,责任重大,工作强度和压力超乎寻常。我们呼吁全社会都要格外体恤医护人员的甘苦,为他们排忧解难,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只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医学科学、尊重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良好风气,构建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服务需求,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宝塔区卫生局 2013年5月
第四篇:浅析“马路杀手”的成因及增多的原因和对策
浅析“马路杀手”的成因及增多的原因和对策
河南省潢川县检察院对近年来受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批准逮捕的交通肇事案件进行了调查:2001年为12案12人,占当年受理案件的7%;2002年受理21案21人,占当年受理案件的10%;2003年1月到10月份受理19案19人,占已受理案件的14%。从数字上不难看出,交通肇事案件的绝对数量逐年递增,而且继续保持上升势斗。频发的交通肇事,己成为凶险的“马路杀”,不仅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绐被害人家庭带来重大的不幸。
一、“马路杀手” 的主要成因
1、酒后驾车。驾驶员饮用含有酒精成份的饮料后,酒精的麻醉作用,使人们的大脑降低抑制功能并引起各种器官失调,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辆反应迟钝、判断能力差,甚至行车打盹,这样的“马路杀手”上路,增加了很大的危险性。如2003年5月份,犯罪嫌疑人舒某在“非典”期间从北京开车回到潢川后,5月11日到乡下走亲访友。晚上,舒某庆幸自己从北京安然回家,高兴之余喝了几两白酒,夜里驾车回城。当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潢川交警大队500米处时,酒兴发作,驶入公路右边将正在骑三轮车人付某(男,58岁,)撞伤,后鉴定为重伤,事发后舒某弃车逃逸。为此,舒某对此次事故负全责。
2、无证驾车。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无证驾驶占有相当高的比例。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用车、三轮车、摩托车等机动车辆急剧增多,无证驾驶、不经培训、考核、便匆匆上路,这些人对驾驶技术一知半解,对交通法规一无所知,遇紧急情况,就手忙脚乱,难以应付,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如犯罪嫌疑人杨某,2000年9月购买—辆农用运输车:无驾驶证、无牌照,没办任何手续,仅凭着偷学来的一点 “技术”,就开始做起了营运拉客的生意。2001年 1月1日下午3时,当他驾车从踅孜到牛岗砖瓦行驶至1 06国道牛岗派出所 门前的公路时,心里惊慌,加上没有经过正常的驾驶技术培,采取措施不当,导致三轮车右前面将行人余某(女1 0岁)撞倒后死亡的重 大交通事故发生,杨某负此事故的全责。
3、疲劳驾车。司机每天驾车持续时间过长,或者从事其他体力劳动消耗过大或睡眠不足,在行车中困倦瞌睡、四肢无,不能及时发现和准确处理路面交通情况,极易发生事故。2001年9月11日20时40分,犯罪嫌疑人惠风安驾驶陕A北2020旅行车从西安到南京经?12国道285KM+600M处,因惠风安为了追求“效益”,已连续驾车行驶10余个小时,严重的驾车疲劳,加之过快的车速,遇到弯道时,反应力下降,采取措施不当,致使该车驶出有效面之后翻滚,造成乘车人李某(男 51岁)死亡,惠本人受伤,机动车严重受损,道路设施及路面也遭破坏,惠风安负此事故全责。
4、病车上路。制动系统和其他关键部件有严重故障的病车上路行驶,更带有严重隐患,成为公路上的—颗游动的“不定时炸弹”,随时有引发危险可能。2003年8月4日15时许,犯罪嫌疑吴志龙驾驶松花江型号的出租车,由北向南正高速行至106国道995KM+200M处时,左前轮胎突然爆裂,车如同脱僵的野马,车轮迅速向左方向偏转,正好撞在道路桥上一侧的护栏上,松花江车碰撞报废,乘车人中2人死亡,4人受伤。吴在明知车辆有故障,前轮胎非正常磨损较严重的情况下,仍然上路载客行使,结果导致前轮爆胎,车辆失去控制,车毁人亡的悲剧发生。吴的行为违反“机动车必须保持车况良好”的规定,负此事故的全责。
二、“马路杀手”增多的原因
1、风险意识差、安全意识差。一些车主和司机为了多挣钱、赚大钱,对行车风险和事故危害认识不足或视而不见,病车上路、违章行驶、疲劳驾驶等屡见不鲜。今年该院已批准逮捕的交通肇事犯罪嫌嫌疑人中,这些违章的行为所引发的重大交通事故,基本上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反映,归根到底,还是在思想上没有树立风险意识,忽视安全行车的原因造成的。
2、道路配套设施和管理以及人们与“大交通”相适应的交通安全意识滞后。近年来,交通基础建设发展迅速,高等级公路明显增多,车速加快,车流量成倍增长,但道路配套设施建
设和管理以及人们与“大交通”相适应的交通安全意识滞后。如经过该县境内的叶罗高等级公路目前尚未正式开通,路上无警示标志及相应的路牌,配套设施尚未安装,但却已有许多车辆在上面正常行驶,而公路两边的村民横穿公路等违章情形也比比皆是。仅2003年以来,发生在叶罗高等级公路上的交通肇事案件已有4起,造成6人死亡,受害人在行为上均有一定的过错。
3、对重大交通肇事人员(“马路杀手”)存在惩处不力观象。有关部门为了使案件顺利处理,对—些该追究刑事责任案件的肇事人代之以行政、经济处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惩处不力观象。大部分诉至法院的交通肇事案件,大多被判处缓刑或罚金,处实体刑的很少。缓刑的过多适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马路杀手”打击力度不大,不足以震慑“马路杀手”。
三、遏制“马路杀手”上升势头的措施与对策
1、加强对司机的风险意识、安全意识和法制意识的教育。使司机们能认识到“跑马行船三分险”,他人的安危及身家性命,往往在于司机的一时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要谨慎上路,正确把 握好思想上的方向盘,树立安全意识,安全第—的观念要牢记在心,坚决杜绝各种违章;树立法制意识,要意识到交通肇事是危害公共 安全的一种犯罪行为,肇事逃逸是要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克服交通肇事只要赔钱就可以万事大吉的错误认识,从思想上真的 重视起来。
2、严把发证、考试程序,严查违章。虽然国家对取得驾驶资格有严格的培训、考试、考核的程序规定,但一些不法之徒,内外 勾结,致使 一些人根本没参加过培训、考核,就用钱请人替考“买”个驾 驶证;或通过人情和贿赂请求考核发证人员“高抬贵手”,马马虎虎,蒙混过关,混得一纸驾照。可以想象这样不合格的司机上路无疑就是一批隐藏的马路杀手,要杜绝和减少马路杀手,从发证考核上必须严格把关,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对司机的违章行为严查、严管、严教育,加大处罚力度,营造强大声势,对严重违章或多次违章的司机,坚决吊销驾证,严肃交通法规。
3、加大线路的配套设施建设使人、车、路和谐发展。随着国家建设的突飞猛进,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但道路的配套设施严重滞后的情况并末改观,道路的提醒牌和各种路标严重不足和破坏严重的情况没有很好的得以改善。为实现平安大道的目标,应在对行人加强交通法规普及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基础配套设施的更新和建设,在事故多发地带、路况复杂地带及行人横过马路的地带,树立各种相应的提醒牌和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人、车、路实现真正的和谐发展。
4、依法严惩“马路杀手”威慑犯罪。相对日益上升的交通肇事案件,必须严格依照刑法l 33条规定和“两高”关于处理交通肇事罪的有关司法解释,严惩肇事的“马路杀手”,运用典型案例以案说法,警醒司机和教育行人,惩治肇事者,打破—些人认为交通肇事一赔了之的错误认识。同时,公安机关应对交通肇事逃逸者加大追逃力度,及时抓捕。检察机关对交通肇事案件要严不捕、不诉标准,法院对交通肇事罪犯慎用缓刑,多管齐—下,切实把交通肇事犯罪高发势头遏制下来
第五篇:医患纠纷案件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随着国务院351号令颁布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最高法院同步颁发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两个法规性文件的施行,以及人们的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导致近年来医患纠纷案件呈明显上升趋势。如何应对新形势下医疗纠纷案件的审判工作成为摆在审判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拟通过对当前本院医疗纠纷案件审理现状的分析,发现其中困扰审判的问题,尝试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一、我院医疗纠纷案件审理的现状
针对我市一些主要医疗单位相对集中在北关区的现实,北关区法院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我了我市该类案件的审理现状。2003—2005年,北关区法院累计受理医患纠纷案件72件,其中,2003年19件,2004年23件,2005年30件。以医疗事故为案由23件,以民事侵权为案由的42件,其他案由7件。从结案的情况看,在医疗事故案件中,患方的胜诉率为60%,医院方的胜诉率为40%;在民事侵权医疗纠纷案件中,患方的胜诉率为70%以上,院方的胜诉率为30%。医疗纠纷案件审理的期限平均为6个月以上。
二、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问题
(一)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亟待立法规范。由于我国在医疗纠纷案件的立法方面相对滞后,加上医疗纠纷类案件属于损害赔偿案件一类新型案件,多年来法律只是原则地为审理此类纠纷提供依据。在多年的工作实践中,法院审判人员大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条之规定,即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互相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医疗纠纷的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安全发生纠纷而起诉的案件,从纠纷主体看,是医患双方,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从纠纷性质来看,是当事人认为医疗单位的医疗行为损害了人身健康而要求追究责任或赔偿损失或减轻医疗费用,属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发生的纠纷,应为民事诉讼受理范畴。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起诉书中看到这样的诉讼请求,由于被告的医疗过失行为造成原告(病人)死亡(或功能障碍),请求法院判决被告对原告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我们也同样经常看到这样的判决书,被告在对病人的诊疗过程中存在过失行为并造成原告(病人)死亡(或功能障碍),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些诉讼请求和判决书所应用的法律依据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范畴。
在目前的医疗纠纷审理中,也有因起诉的案件所依据的法律不同而各有差异。有的采用《合同法》以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为案由;有的采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产品质量为案由;也有的以普通人身损害赔偿为案由等等,特别是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1990)民他字第44号复函]中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虽有异议,但不再申请重新鉴定,而以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这一规定使当事人可以将医疗纠纷案件不经医疗事故鉴定或虽经医疗事故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结论的案件,又以民事侵权赔偿起诉于法院。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医疗事故赔偿标准低,往往会出现同是医疗事故或不构成医疗事故,其民事侵权赔偿额要高于医疗事故赔偿额的现象。同一案件,是按医疗纠纷赔偿标准赔付,还是按民事侵权赔偿赔付,往往也易使审判人员在赔偿裁决时难以判定。这也是部分当事人对医疗纠纷案件愿意以民事侵权赔偿形式诉讼的原因之一。
(二)医学会鉴定效力权威性受到质疑,鉴定工作面临诸多问题。不管案由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还是人身损害赔偿都牵涉到医疗纠纷鉴定的问题。人民法院作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裁判要以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为依据,对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裁判要依据司法鉴定机构的因果关系鉴定,鉴定工作成为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核心工作。
然而医疗纠纷鉴定工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医疗纠纷的鉴定工作是指对医疗纠纷作出技术审定,通过调查研究,以证据和事实为依据,以医学科学为指导,判明纠纷性质,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指出因果关系,明确责任轻重的过程。而谁具有医疗纠纷鉴定权,谁来行使国家权力,是鉴定工作中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影响到鉴定结果,关系到纠纷性质和审判结论。
在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中,依照《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医疗纠纷的技术鉴定工作由医学会组织,并明确了不同级别的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及再次鉴定工作,中华医学会可以组织疑难、复杂并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工作。问题是该类案件中患者一方存在对医学会的鉴定权威性不予认可的情况,认为医学会与医院是亲属关系,不能公平公正的做出鉴定。事实上,医学会也未能中立的做好鉴定工作,导致一些案件久拖不能决,鉴定做了一次又一次。
在人身损害赔偿为案由的医疗纠纷案件中,因果关系的鉴定机构面临着被有严重对立情绪的患方要挟的情况,鉴定机构往往会采取拒绝鉴定的做法回应要挟。因果关系鉴定面临无法正常进行的尴尬局面,同样导致案件审理无法正常进行的情况。如我院审理卞某诉某院一案,卞某经诊断患有癌症住院治疗,后治愈出院后,卞自认为其病不是癌症,认为医院误诊,本案在鉴定过程中,卞认为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及各种治疗证明不能证明其病情,要求重新打开其身体内部作为鉴定的事实依据,致使鉴定机构无法进行鉴定。
(三)病历公信力亟待提高。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包括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病历不仅是整个医疗过程的体现,且是医患交流的重要书面途径,更是医疗纠纷鉴定中的重要证据。篡改病历,医疗失信现象严重,直接导致鉴定工作的无法开展,使事实真相无法得知,导致诉讼正常进程受阻。陈泽柄诉安阳市妇幼保健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经原告申请,法院依法委托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在被告处住院时病历进行司法鉴定,鉴定项目:
1、病历第5、10、11页书写字迹与该病历中其他各页书写字迹的形成时间是否一致;
2、病历第六页2004年7月29日记录内容末句“颅内出血不排除”七字与该记录其他字迹是否一次性形成;
3、病历第11页护士签字栏“高洁”签字字迹与第13页执行者签名栏“高洁”签名字迹是否同一人书写。鉴定结论载明:
1、病历第5、10、11页蓝黑墨水书写字迹的老化程度均底于病历第22页蓝黑墨水书写的字迹;
2、病历第6页2004年7月29日记录内容末句“颅内出血不排除”七字与该记录其他书写字迹应不是一次性书写形成,该七字应形成于其下郭秀敬书写字迹之后;
3、病历第11页护士签字栏“高洁”签字字迹与第13页执行者签名栏 “高洁”签字字迹不是同一人书写。被告申请其医疗行为与原告脑损伤有无因果关系鉴定,人民法院依法委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进行司法鉴定,2005年12月8日,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以:“因当事人来我室对你院送鉴材料有怀疑?经再三研究故不予受理”,将鉴定材料送回。2006年3月16日,经人民法院组织调查,原、被告双方一致同意,法院依法重新委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对被告医疗行为与原告脑损伤有无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以病历存在修改、增添内容,病历不完整、不真实为由不予受理。根据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关于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原则,被告未能举出充分证据证明原告所受损伤与其医疗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由此承担了败诉的不利后果。
二、对策研究
(一)为了更好地调整医患关系,建议就医患类纠纷专门立法。在立法体例上由全国人大单独制定一部专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医疗损害赔偿法》,或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全部内容在民法典中设专章、专节予以专门规定,就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实体处理和程序作出单独规定以摆脱目前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在立法内容上,应将医疗损害作为调整对象,明确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医疗过失、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因果关系、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标准以及诉讼时效等内容。理由是: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调整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其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应是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而现实是对医患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在实现干预,造成审判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和适用法律的尴尬。其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调整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对于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均排除在其调整范围之外,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其三,《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仅仅只就造成患者死亡、残疾的精神损害赔偿作了规定,而忽略了一般医疗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内容,造成赔偿标准和赔偿内容的不一致。我认为《条例》不应也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依据,而《民法通则》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二)规范医疗纠纷鉴定是实现程序公正、提高审判质量的基本保证。面对“公正与效率”的时代主题,在目前医疗纠纷案件判定综合法律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及时、便民的原则,做好医疗纠纷案件的鉴定工作,才能为医疗纠纷案件审理提供准确的、高质量的医疗纠纷鉴定结论,以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公正与效率”。在实际工作中怎样才能做到规范医疗纠纷鉴定呢?
笔者认为,克服多头鉴定非严格中立,执行统一中立的医疗纠纷鉴定程序,是规范医疗纠纷鉴定的基本途径。限于前述医疗纠纷鉴定工作现状的种种推理,从我国目前的鉴定体制来看,医疗纠纷的鉴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医学会鉴定专家组进行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医疗鉴定;一是通过司法鉴定部门进行的因果关系鉴定—司法鉴定。由于二者的启动程序、鉴定人员的组成、鉴定方式、鉴定内容等不相同,必然会造成两种鉴定结论在司法诉讼中的不同“采信率”,从而引发医务人员产生这样的疑惑:到底是医疗鉴定权威还是司法鉴定权威?
笔者认为,从现实的角度看,应该高度重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树立其在医疗鉴定中的中心地位。因为医学会并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中介机构。由于人员和经费的严重不足,医学会必须依赖医疗机构的赞助,同时又要接受当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直接领导,医疗部门和医疗事故鉴定机构之间一旦形成利益共生关系,医患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必将面临失守的窘境。医院出事,医学会灭火往往成为一种默契的安排。医患关系要回归和谐之路,首先必须具备中立的医疗鉴定机构,机构的中立才能有结论的公正。司法鉴定的中立性体现在他的相对独立性、超然于双方当事人以及行政和司法的监督上。司法鉴定的行政监督,是指有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对司法鉴定人及其所在的鉴定机构的监督管理,也包括鉴定人所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鉴定人的监督管理。这种管理带有明显的行政强制性,监督的力度比较大,也比较有效。而其司法监督主要是通过法庭对鉴定人提交的鉴定报告的审查,鉴定人出庭质证、对质等方式来完成,直接关系到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人的信誉,因而这种监督也是对鉴定人鉴定能力、鉴定资质、鉴定水平等诸多因素的考察。事实上,鉴定结论是否经过法庭质证,将会直接关系到鉴定的效力。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3条、第125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47条、第59条的规定,鉴定结论必须当庭出示并接受双方当事人质证,没有经过质证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而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鉴定人如果没有出庭的,就可能影响到质证的效果,从而影响鉴定的证据效力。相比较而言,医学鉴定的监督力度显然要弱得多,而且没有相应的监督保障措施,这也一定程度影响到鉴定的效力,综上所述,司法鉴定与医疗鉴定确实有比较明显的区别,而且从诉讼的角度来看,司法鉴定确实要优于医疗鉴定。
(三)完善医疗机构的病历管理,增强病历的公信力。病历是以文字、图象、数据等内容来证明某种医疗行为事实的依据,属于书证的一种。病历材料其内容能证明该医疗行为事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医疗纠纷诉讼中,病历资料既可证明医患之间诊疗关系的客观存在,又可证明整个医疗行为的客观过程,可见病历资料的证明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为了增强病历的公信力,建议:
1、应明确病历资料的复印件是否能启动鉴定程序。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相关规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医疗机构须提交相关病历资料的原件,所以如不能提供病历资料的原件,就难以启动鉴定程序,司法鉴定也同样如此。因为只有原件才能反映整个医疗诊治过程的真实情况,如病历内容是否被涂改,而对此复印件是难以真实反映出来的。所以如果出现某种原因(排除患者方面的因素),医疗机构只能提供病历资料复印件。患方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对于病历资料复印件不认可,由于鉴定缺乏真实可靠的鉴定材料(病历资料),鉴定工作无法进行,由此而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只能由承担保管病历资料职责的医疗机构承担。但问题是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于无法与原件进行核对的复印件,只要双方当事人对其均予以认可或者有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就可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所以,病历资料的复印件启动鉴定程序,只有确实不存在影响鉴定过程及结果的因素存在且经医患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对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未有明确规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封存的病历资料可以是复印件。”这就可能和《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要求的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需提交病历资料原件的规定存在某种冲突,也可能给实际鉴定工作可能产生一定的障碍。
2、封存病历资料程序的实施应进一步规范化。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在发生医疗事故争议时应当依法定程序封存患者无法复印或复制的主观性病历资料,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并没有规定发生医患纠纷时是否对客观病历资料也一并封存,尤其是患者没有行使复印或复制病历这一权利时,司法实务中也常常出现患者起诉后要求证据保全,查封病历资料,以及审理中患者认为医疗机构篡改病历要求鉴定等情形。《条例》同时规定了主观性病历资料应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那么封存主观性病历资料是医疗机构应履行的义务还是可选择的权利?如果是应尽的义务,就涉及到如果医疗机构不履行,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另外,如果患者或其家属对封存病历资料不配合,如拒绝在场,那么封存程序如何进行?其法律效力又是如何?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发生医患纠纷后,患者方面要求医疗机构对病历资料予以封存,可以说封存是一种依申请的行为。笔者认为,应把封存客观和主观的病历资料都作为医院一方的义务在法律法规上予以规定,将封存所有的病历作为医院的一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在封存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定期封存制度,比如患者一方办理出院之日或发生医疗纠纷之日,在患者一方在场下必须对病历进行封存,患者一方拒绝在场情况下,要请公证机构到场监督封存。
3、为有效保障患方的知情权,建议在日常病历的书写过程中,建立病历内容向患方告之制度,赋予患方有效了解病历的权利,有效提高病历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