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卫生改革的热点问题之思考
对医疗改革的批评和反思，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进入2006年，这个话题依然是焦点。作为医疗机构的领导部门，卫生部对此有什么样的判断，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颇为引人注目。不久前，卫生部部长高强对此有过一个明确的表态。他说，“我们清醒地看到，医疗卫生工作同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就造成了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以下从五方面来阐述：
一、不能笼统地谈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定位和属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医疗卫生服务作为一类商品或服务，可以给人们带来几种效用：治愈疾病，解除病痛，因为有些疾病是可以治愈的；治疗疾病，缓解病痛，因为许多疾病现在不能治愈，只能提供咨询、心理安慰和关爱；还有一类是预防保健，能提高健康水平、生活质量等，是一种健康的投资，能够带未来的收益。
从个体的生命过程看，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生老病死，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减少疾病带来的痛苦，是每个人的责任。从社会群体看，社会必须为了保证每个人的健康而做出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尽量避免疾病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损害、危机。维护每个人的健康应该成为社会发展的目的。
从人权的角度看，生存权是人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是基本人权。人权是出生时即享有的权利，是没有义务的权利。需要付出努力、承担义务才能获得的权利就是特权。将“生存权”作为基本人权，是人类社会应该保证的。比如，对一个没有劳动能力、没有财产、没人抚养的人，社会也应该是提供救助，使其能生存，最低标准是“满足生存需要的热量”和做人的尊严，但不能保证其得到“锦衣玉食”。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是保持良好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是一种生存的完满状态，许多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许多人达不到“健康”的标准，维持、恢复健康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可能与其他人发生冲突。而且，因为人类社会不能抗拒死亡的宿命，不能治愈大部分先天和后天的残疾，所以，保证每个人处于完满的健康状态，是任何一人社会都不能完成的任务。
然而，一个现代的文明社会应该根据社会发展程度，确定一些基本卫生服务，并把它纳入“基本人权范畴”，这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因为有些疾病有成熟、有效、经济的治疗手段，社会提供这些服务不会造成人们之间的冲突。具体到属于人权的基本医疗服务，可以按照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确定预防保健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而且，这个服务包含覆盖全体国民，要统一标准，不能因为户籍、职业、身份甚至国籍的不同而不同，不能出现地域差，国家应该宏观调控。如宁波的外来民工的医疗保健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险。
二、我国卫生改革的过程、基本经验和教训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卫生工作的方针是“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指导思想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运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综合手段，迅速解决普遍存在的“缺医少药”问题，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当时的依据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卫生服务”不属于创造剩余价值的五大生产部门，医务劳动不是“生产性劳动”，不属于价值创造，只是把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居民的消费，或者作为社会福利提供给居民，并要尽量压缩。因此，卫生服务中要解决威胁人民健康的传染病、地方病和小伤小病等初级卫生保健问题。事实证明，当时的卫生工作方针和策略，抓住了我国卫生问题的主要矛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开始讨论和重新认识卫生事业的性质，认为医务劳动是生产性劳动，应该得到合理的价值补偿。批判“单纯福利思想”，追问“为什么越办越穷”，随后的改革基本是“放权让利型”企业改革的模式。政府在医疗领域的投入比重越来越小，医院不仅必须自己从市场上获取收入，弥补医疗成本，而且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谋求“发展”。
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和健康意识增强，对医疗服务尤其是高新医疗技术的需求增加，进而导致了医院规模扩张、设备更新，形成了医院“大干快上”的“大跃进”格局。我们应该看到近年来医院改革取得的进步，但也不能忽视“过度膨胀”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规模越来越大、设备越来越新、费用越来越贵”！有学者将其称为“医疗军备竞赛”。这个现状是不符合目前我们的国情。
医疗军备竞赛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医疗服务品质考核困难。目前CT、MRI、pET、心导管手术、肝移植、关节镜等成为了一个医院医疗服务品质的标志。用院长的话说，这些可以带来综合效益，能够吸引人才、吸引病人、创造效益。（2）大型医用设备和最新技术有较高的边际利润率。某市级中心医院2004年做了700例导管手术，平均每例4万元，仅此一项毛收入2800万元。而一例阑尾手术收费才2000元，需要做1.4万例才能获得2800万元收入!(3)高技术面对的消费人群是高收入和有医疗保险的人群,医疗欠费较少,经营风险较小(4)能够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某沿海省份的省会要买两台pET，得到政府各方面的支持。其理由之一是，地处西部地区的某省会城市有4台，作为经济最发达省的省会也应该有。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医院采取了的价格政策是“新设备、新项目、新价格”，并沿袭了传统的按项目收费和以药养医等政策。改革开放初期，这些政策对于改善服务环境、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加剧了价格的扭曲，促使医院进一步强化对新设备和新技术的引入。因此，需要反思医疗的定价体制。
在医院有了足够的自主权，并致力于“规模扩张和技术升级”的“发展”目标驱动下，不合理的价格体制和支付制度加剧了医院行为的扭曲，医院不是以提高“服务产出”即社会效益为目标，而是以获取结余进一步扩张为目标。规模扩张、投资加大、成本随之膨胀，医疗费用随之上涨，医院的行为与政府“用比较低廉的价格提供比较优质的服务”的目标发生了偏离。最根本的原因是，医院不能明确其承担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责任，或者公立医院根本没有将“社会功能”作为主要的目标。
十几年来，卫生部针对卫生资源“不足与浪费并存”，群众“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控制医院盲目扩张的政策措施。但是，某些既得利益者对卫生部的政策意见很大，经常抱怨：卫生部太软弱了；制订的政策对医院发展不利；看看教育部，多么理直气壮地要政府的投入和政策！在调查执行区域卫生规划情况时，地方卫生局的官员说，区域卫生规划对谁都没有约束力，规划中也没有控制医疗费用过快上涨的目标！某些地区的卫生改革可能在强调“满足多层次卫生服务需求”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满足高层次卫生需求”，忽视了“基本卫生服务需要”。
三、“看病难、看病贵”的基本成因
“看病难”和“看病贵”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应该看到，一些常见病、小伤小病、看病是不难的，“缺医少药”的现象在大多数地方已经解决。但是，在患大病、重病、疑难病时，绝大多数人感到不方便。
“看病难”是指在大医院就医“麻烦、拥挤不堪、排长队、服务态度不好”等。也就是“疾病治疗成本以外的间接成本高”。“看病难”反映了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问题，解决的办法包括调整医疗服务结构、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建立双向转诊制度，从“以医生看病为中心”变为“以病人为中心”，改进医院的流程。
“看病贵”，首先反映了疾病的经济负担较重，导致的疾病风险给病人带来的不确定性、不安和焦虑。由于疾病负担分布极不均衡，集中在少数人身上，1%的病人花费了30%的医疗费，10%的病人花费了75%的医疗费，因此解决的有效办法是建立分担疾病风险的医疗保险制度。其次，“看病贵”反映了患者对获得医疗服务的“效用判断”很低即认同感，对得到的医疗服务从数量到质量评价较低，“不是物有所值”。但是患者又没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意见很大。“看病贵”的解决主要靠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政府加大对医院监管及财政的投入，公立医院医疗要以公益性为目的。
从宏观角度看，“看病贵”体现在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很高，2003年达到了5.62%,人均达到了500元,并且个人支付占了绝大部分。1978－2001年，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2%,GDp增长率为9.4%,弹性系数为1.3。
四、卫生工作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虽然这里提的问题是“卫生工作在建设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但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设想：和谐社会在人群健康方面有哪些体现。因为建设和谐社会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只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手段！和谐社会在卫生方面的体现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和谐社会应该尽量减少“社会经济问题导致的健康问题”。比
如，当解决饮水造成的氟中毒和砷中毒已经超出了个人的能力时，政府责无旁贷！比如，电视报道某省至今仍然有数百万人受煤烟型氟中毒威胁，而解决办法很简单，加装烟筒，大约需要资金2亿元。但是，该省某副省长说，财政没这笔钱。其实，只要少造一点高速公路就能解决！政府应该建立真正的“公共财政”，尽量从经济建立领域中退出。如果说地方财力困难，中央财政也应该通过转移支付解决。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
和谐社会应该消灭或者有效控制传染病。一个经济上已经起飞的大国有10%的人口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有1000多万乙肝患者、每年新发150万结核病、血吸虫病卷土重来、艾滋病的流行情况至今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些将是和谐社会的潜在威胁！
第二、和谐社会应该保证贫困人群不能为了治疗一个简单的疾病（如子宫肌瘤）而负债累累目前，我们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艾滋病、为吸毒人员提供清洁注射器和美沙酮替代疗法等措施，体现的正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卫生工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和作用，其实主要指卫生部门的工作是在构建社会的“健康安全网”，以实现的“人人获得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从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健康素质！
五、当前卫生领域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1、建立基于循证医学的各种“诊疗规范、临床路径、诊疗指南”，保证提供的服务符合下列最基本的要求：第一安全，不损害病人的健康；第二有效，不提供未经科学证实的各种检查治疗手段；第三经济，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2、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以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为主导，强化六位一体功能及其重要性。使社区居民人人都能享有卫生保健，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可起到连接政府和群众的纽带与桥梁作用，但社区卫生服务的健康发展，尚需政府及主管部门及提供服务主体方做大量的工作。
3、建立通畅的医疗信息渠道，加大向社会发布公共信息和力度。在信息不对称市场中，会出现虚假广告、医托，政府应该承担起发布公共信息（医疗服务质量、医疗服务费用、正确用药和治疗的常识等）的责任，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利用医疗服务。
4、需要研究确定一个总体的“卫生改革方案”。应全面总结1997年以来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重大政策的执行效果、存在障碍以及未来改革趋势，抓住未来20年的战略机遇期，初步形成中国的卫生体系基础。
第二篇：当前行政改革五大热点问题透视
当前行政改革五大热点问题透视
马宝成
2013-03-20 10:54:21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京)2012年10期
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要求“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现在，改革进程已近过半，距离这个总体目标的实现还有7年多的时间。我们通过什么方式来保证这个总体目标的实现，对比需要进行认真思考和系统谋划。当前，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重点推进的具体改革内容，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总体目标的实现，本文将简要加以解析。
一、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为重心，推进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可以说，政府职能转变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行政体制改革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目标。多年来我们在这个方面作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实际上，政府职能转变还远远没有到位，距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究其原因，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过强，对微观经济活动参与和干预过多，而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关注不够，导致多年来政府职能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变。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这个第一要务上实现重点突破，推进政府职能的真正转变。首先，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继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是当前和今后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为此，要尽快明确公共服务在政府职能中的主导地位和核心地位。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5432美元，人民群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和期待越来越高。《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政府“更加注重公共服务，着力促进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从政府职能转变的实际情况看，公共服务在政府职能中的主导地位或核心地位还没有完全明确。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具体步骤上，我们可以先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政府的基本责任，尽管我们这些年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重道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我们要努力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努力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努力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注重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
与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密切相关的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只有真正把这些分开了，政府才能把“不该管”的彻底不管，把“该管的”真正管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以外，根本的途径是加强法制建设，以法律为准绳，划清政企之间、政资之间、政事之间和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之间的权力界限，割断政府与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的利益关联，实现政府责权的法定化，用法律的刚性手段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划清了这些权力界限，也就割断了他们之间的利益关联。政府职责明确了，各级政府才能自觉地把不该管的事项转移出去，也才能把更多的精力、物力和财力转移到公共服务上来。
二、以大部制改革为突破口，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开始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但这一改革还远未到位，主要问题是：（1）已经实行大部门体制的部门，内部职能、机构和人员整合不到位，实质变动不大；（2）有的一开始就存在整合不到位现象，如交通运输部整合了原交通部和国家民航总局，铁道部至今未整合在内，使交通运输领域的大部制改革带有明显的先天不足。类似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社会保障等领域。（3）在农业、文化、民族宗教等领域，应该实行大部门体制的，至今尚未实行。（4）大部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减少领导职数。但从已经实施大部制改革的部门看，有的领导职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明显增加。（5）在推行大部门体制改革中，有的上边未改，下边已动，导致上下不对接，运行机制不顺畅。[1]
针对这些问题，应当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一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对已经实行大部门体制的，要进行工作流程的优化再造、管理职能的重新分配和内设机构的整合调整，真正做到职能有机统一；在已经推行大部制但尚未整合到位的部门，如交通运输部，要继续推进并整合到位，真正建立起大交通管理体制；在应该实行而尚未实行大部门制的系统，应适时推出大部门体制改革；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精神和要求，积极探索和推进公共服务领域的大部门体制改革，明确公共服务的职责分工，减少职责交叉；在推进大部制改革中，坚决贯彻中央精神，严格执行政府组织法，严格控制编制和领导职数，不能以“过渡期”为由，突破编制和领导职数限额；在推进大部制的过程中，要注重加强权力监督机制建设，尤其要通过科学的权责划分推进“行政三分制”改革，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科学分离和相互监督、相互制约。不能以大部制为借口，刻意强化部门权力和部门利益。
在地方层面，要积极鼓励和支持各级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近几年，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大部门体制改革，如广东顺德在优化组织结构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将党政机构进行统筹考虑，将原有的41个机构，大规模地整合为16个机构；深圳市积极探索建立职能有机统一、功能定位准确、部门数量精干的大部门体制，政府部门由46个精简为31个，精简幅度达三分之一；珠海市政府工作部门由36个减为27个，精简25%，力度也比较大；阳江市政府工作部门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5个，精简30%。[2]今后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方面，要鼓励支持各地大胆探索大部制改革，优化地方政府组织结构，提高地方政府行政效率。
三、以事权财权合理匹配为目标，改革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目前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省直管县改革。今后要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深化改革，合理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真正调整好中央与地方关系。
一是继续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近10年来，党和国家重要文件和领导人重要讲话中，多次出现省直管县改革的内容。特别是近几年，中央批复了8个省37个县进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截至到2010年，我国有20多个省份陆续进行了财政体制省直管县和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试点。两项合计超过1000个县。[3]这一探索收到了积极成效，为新的行政体制突破和新的区划调整积累了经验。在这个问题上，要特别重视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着重研究推行省直管县改革的条件，尽快制定相应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法》，真正推进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
二是以公共服务为重点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目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权限还不明确，比如说，我们的中央与地方在核心公共服务支出中还存在错位现象。根据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划分的原则和国际经验，社会保障与福利总体上应属于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全国性公共服务，而我国中央政府支出的比重只占政府总支出的8％；教育和医疗卫生应属由各级政府共同提供的公共服务，其中中央政府支出的比重只分别占政府总支出的8％和3％；而地方各级政府支出则分别占到社会保障补助政府总支出的92％，教育事业政府总支出的92％，卫生事业政府总支出的97％。这种政府间公共服务职责划分，造成“上级请客、下级埋单”现象，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不堪重负。再比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公共服务事权与财权还很不对称。目前，我国地方各级政府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达到70％，也就是说，大部分公共服务是地方各级政府提供的。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地方各级政府收入占政府总收入的比重为45％，收支差额部分应由中央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弥补，而现行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层级过多、层层截留等缺陷，使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和欠发达地区政府实际得到的资金非常有限，县乡财政普遍困难，地方隐性债务越来越大，服务提供地区差别拉大，落后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4]为此，必须尽快合理确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事权与财权，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三是以公共服务为重点推进乡镇和街道改革。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地方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试点工作。广东省于2009年在佛山、东莞市开展简政强镇事权改革试点，选择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南海区狮山镇，东莞市塘厦镇、石龙镇进行简政强镇事权改革试点。佛山市对容桂街道和狮山镇实行简政放权，扩大镇（街）管理权限，赋予其部分县级管理权限，顺德区属部门第一批就向容桂街道下放了316项管理权限。同时在规范机构设置和编制配备，创新公务员和人员管理制度等方面也迈出了重要步伐。东莞市对石龙镇、塘厦镇通过直接放权、委托放权、调整派驻机构管理体制、内部调整放权的方式，下放事权、扩充财权、改革人事权。此外，这些试点单位还积极推动政府向社会简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办法，将一些管理和服务事项放权给社会。[5]广东省的基层政府改革，加快了县镇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加强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促进了县镇经济社会发展。对这些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在今后的改革中要积极加以鼓励、扶持和推广。
四、以政府管理创新为重点，推进政府自身建设
当前，要真正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就必须通过政府管理的不断创新，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选择社会关注程度很高的两个问题作为突破口。
一是尽快完善内容和程序，切实推进政府预算公开制度。政府各部门的行政经费，包括出国出境、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等支出，都要详细公开。各类预算执行和决算的审计报告也要向社会公开。2011年，有92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预算，90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部门决算，98个中央部门和北京、上海、广东、陕西等省市公开了“三公”经费使用情况，全国审计机关向社会发布预算执行及财政收支等方面审计结果公告8000多篇。[6]今后，必须尽快完善这项制度，进一步细化公开项目，真正让人民群众知道政府的钱是怎么花的，办了什么事，真正使人民群众更方便地了解和监督政府工作，真正发挥“三公”公开对于防治腐败的重要作用。
二是坚定信心、勇于改革，着力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防止干部贪污腐败的重要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根本制度保障。因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以真正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可以真正实现社会对政府的有效监督，可以争取民众信任，提升政府形象，可以强化政府官员的自我约束。近几年，一些地方，如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四川高县、重庆开县和江北区、上海浦东、湖南浏阳和湘潭所辖的湘乡等相继开展了领导干部财产监督的试点。但是，这些试点都是局部的零星的，而且具体的申报措施和内容还很不完善，除了采取公职人员申报财产和有限范围内的公示以外，相关的配套措施也不够健全，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对此，我们必须有改革的勇气，有长远的眼光，从战略上高度重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借鉴国外有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设的有益经验，逐步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明确财产申报制度的功能定位。在实践中，循序渐进，采取由点到面的方式，恰当地选择切入点，自上而下逐步推行。同时要注重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对实施财产申报涉及的有关部门的执法权限、公众监督权、知情权与公职人员及其近亲属的隐私权等问题，通过法制建设来加以解决。
五、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
应当说，当前推进的事业单位改革，是历次事业单位改革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这次事业单位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分类推进。所谓分类，大体上就是行政类、公益类和生产经营类。在这三大类中，各自又有更具体、更细致的分类。基本原则就是，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将行政职能回归行政机关；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公益类的事业单位或转为民间组织或转为“公立事业法人”。
一是行政管理类的划归政府机构。通过职能审核，明确哪些事业单位行使着行政职能；明确其行政职能是划归相关行政机关，还是将事业单位划归行政机关；明确是一次性将行使行政职能事业单位回归行政机关，还是暂时保留在事业单位范围内；对暂时保留在事业单位范围内单位的人员参照（依照）公务员管理，机构按照政府机关管理与运行。最终目标是实现主要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行政机构或将其行政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构。
二是生产经营类转企改制。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转企是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难度最大、最易引发矛盾的改革。同时，也是标志着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否取得明显成效的改革。因此，转企改制绝不可简单地“一改了之”、“一卖了之”，事前、事中、事后大量困难的组织、协调、攻坚、安抚等工作必须科学设计、精心实施。
三是部分公益类转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向民间组织转化符合社会转型与公共事业发展趋势，可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民间组织的发展。推进事业单位向社会组织转化必须立足于社会转型、政府改革、公共事业创新，立足于事业单位改革与社会组织发展，必须明确方向，制定科学、现实、可行的战略目标与推进措施。
四是部分公益类转为“公立事业法人”。事业单位转为“公立事业法人”不涉及组织性质改变，但“公立事业法人”不是传统事业单位简单的现代翻版，体制重塑成为转化的核心问题：建立现代公共事业体制，使适应传统体制的事业单位体制机制向适应社会转型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传统公共事业体制转变，涉及事业职能调整、政事关系理顺、组织机构再造等多方面重大而深刻的变革。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转为“公立事业法人”面临的艰巨任务。
可以看出，事业单位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分类，它直接关系到事业单位的去留和未来发展，也关系到事业单位中每个人的命运。改革过程中，既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一推了之。要科学分类、严格分类，稳步推进。既要关注每个事业单位的去向，通过改革，让事业单位健康持续发展。同时也要重点关注事业单位中每个人的未来发展，不能因为改革而影响到个人利益。
参考文献：
[1]薄贵利.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1）.[2]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情况介绍[J]，2010.4.12.[3]张占斌.加强省直管县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J],行政管理改革.2011（6）.[4]沈荣华.纵向行政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思路选择[J],行政管理改革.2010（5）.[5]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情况介绍[J],2010.4.12.[6]温家宝.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J],求是,2012（8）.
第三篇：我国经济体制问题改革热点问题之政企分开
我国经济体制问题改革热点问题之政企分开
摘要：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不为外人所清楚地关系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广受诟病，早在1978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就提出政企分开这个概念，但是时至今日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的利益挂钩加之政企之间关系复杂难以管理监督，使得“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广泛存在，从而造成大量国有财产流失，滋生了腐败贪污，国企垄断，严重阻碍了市场正常化发展，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实际利益。本文就我国现行的政企问题与如何改善政企关系的个人观点做出阐述。
关键词：政府与国企
所有权
国企运营能力
人事制度
国企规模
正文：
一、当前政企关系的主要问题
（一）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使国有企业既不独立，又不受制约。当前的国有企业，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厂长、经理负责制。这种体制存在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厂长、经理大多数只有日常的具体的生产经营管理权，没有对企业固定资产的处置权和投资权，没有内设机构编制人事权和劳动用工权。而且、经理、厂长握有的生产经营管理权也是不规范的，随意性很大，只要在经营管理中遇到了困难，厂长、经理就要找政府帮助解决；政府部门为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乐于干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所以企业握有的生产经营权也是不完整的，它要视厂长、经理和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而定，要视各地的改革程度而定。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多为中下层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简直与改革前没有什么差别。另一方面，有些地方改革的步子迈得较大，政府官员和厂长经理改革意识较强，厂长、经理又能够处置本厂的固定资产，敢于决定本企业的内设机构、任免中下层干部、决定工人的去留、增减。因此，总体而言，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产权责任不清晰、不规范，随意性很大。厂长、经理负责制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企业内部无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叫“所有者缺位”。厂长、经理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在企业内部未受到所有者的监督，在企业外部，政府各个有关部门可以说都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谁都可以管厂长、经理，但都可以对厂长、经理经营企业的好坏不负责任，缺乏明确的与责任相适应的监督机制。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因为企业权力太小不能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无法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另一方面，又因为厂长经理未受到所有者的监督，使企业的权力太大，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缺乏应有的规范和制约，导致国有企业决策失误、浪费严重、贪污盛行、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严重后果。
（二）大多数国有企业的艰难处境，加重了对政府的依赖。
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时遗留下来的三大痼疾，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得不找政府排扰解难。这三大痼疾是：（1）由于过去长期无竞争市场，致使国有企业的设备长期得不到更新，折旧率极低，将析旧费当作利润抽走，致使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老化，加上国民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供求不平衡，使不少企业产品销路不畅。（2）计划经济的高就业低工资的吃大锅饭体制，使每个老国有企业冗员太多，一般高达50%。（3）政企不分造成的企业社会负担过重，退休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社会治安等等全由大中型企业包着，企业等同于一级政府。凡此种种，再加上体制不顺，管理不善，造成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大量亏损、资不抵债、下岗职工增多。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联合、兼并、破产制度，以及资本市场，劳动力再就业市场均不健全。这使得国有企业主要不是靠法制，靠企业自己通过资本重组、通过关停并转重振旗鼓，而是靠政府经济主管部门去一个个具体指导，乃至包办。有的政府要求有关政府部门在半年、几个月的时间解决特困企业的关停并转问题，于是在有的地方，派工作组到企业去的办法又用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政企能分开吗？何况为了社会稳定，为了职工生活，政府能不帮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吗？
（三）传统的企业人事制度，是政企不分的脐带。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人事管理制度略有改革，即企业内部的中层干部、一般皆由企业内部任免，但企业厂长、经理仍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免，并划入行政系列，可以在企业与政府之间自由调动。人事管理的规律证明：由谁任命这个公职，这个公职人员就对谁负责。由政府直接任命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者，这个管理者首先考虑的是他的“政绩”应该让任命者知道，他的困难、苦衷也要让任命者了解。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他甚至要尽量想法让任命者和他一道承担风险，以减轻因自己失误而造成的任命者对他的责任追究。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他必然会凡是稍微重大一点的经营管理问题都要向其任命者——政府官员们汇报，以求得他们的了解和欢心，以及责任的承担。这是一个铁的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任命者与被任命者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够不管企业的微观生产经营活动吗？再加上政企干部的系列不分，政府与企业的干部可以随时互调，而且往往是比较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要升任到党政机关，这叫“商而优则仕”——这实际上是对优秀企业干部的“扼杀”，使他们始终无法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在社会上还普遍存在当官高人一等的“官本位”观念下，这种制度更使厂长经理们“心向市长”，而不是“心向市场”，更加促使其对政府官员早请示、晚汇报，使其能早日升到党政机关的殿堂。
二、改善我国政企关系的对策
（一）在国有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内外约束机制。
为了解决现行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负责制的两大弊端：产权不清晰、所有者缺位，出路只有一条：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将工厂制改为公司制。但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建立在生产经营有一定规模、生产经营手段有一定现代化水平的基础上。因此，它只适宜于我国大中型国有企业，不适合小型国有企业。对小型国有企业应明确采取民营化的方针。同时小型国有企业，都属于竞争性很强的企业，且数量太多，政府没有精力对其保持必要的监督。
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公司制为基础。在股份中，以国有股占优势。其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由其选举董事会（董事会中应有一定的职工比例）和监事会。在股东大会闭会期间，由董事会代表企业所有者，行使所者权利：享有本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权，聘任并监督经理。由经理负责执行董事会的决策，负责日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监事会享有监督企业和董事长、经理的权利。这种在股东大会领导下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开并互相制衡的领导体制，可以解决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如下困扰：一是解决企业内部所有者缺位问题，股东大会及其选举产生的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是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民营资本股东）和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使经理人员能在所有者的代表和所有者的监督、激励之下，忠实于所有者的利益，使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格的规范与制约，从而能够保证企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二是解决国有企业无财产支配权：主要是固定资产的处置权、投资权；解决国有企业无内设机构编制权和对员工作聘用解雇权。因为这时的企业内部已经有所有者——董事会、董事长，而财产支配权本属于所有者的权利，故这时企业的董事会、董事长完全有资格享有此权，勿须放在企业之外——政府手中。同时，这时的经理由于是在所有者——董事会的监督之下工作，而且要对董事会负完全的执行责任，也应享有完全的生产经营管理权以及与之相应的企业管理机构、编制设置权及劳动用工权。因此，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基本上解决了原有厂长经理负责制下的产权不清晰、所有者缺位这两大困扰。企业因此基本上可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商品经济实体了！
（二）实行政企干部分列，建立经理市场。
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董事长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只能由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委任，由其作为企业的法人代表，对企业负全权责任。为此，董事长必须享有对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当然要经过董事会）。经理人员的素质高低，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着一个企业经济管理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这个企业的经济效益。董事长既然要全权负责本企业的资产保值、增值，理所当然地要由他遴选经理。同时，为了让经理人员对董事长、董事会负责，忠实执行董事会的决议，也必须使董事长有权任免经理。由谁任免，就对谁负责，决定了经理只能由董事长任免。因此，必须革除现行的由政府部门任免国有企业经理的制度，将经理的任免权完全下放到企业，由企业董事会、董事长行使此职权。
为了使经理人员忠实地执行董事会的决议，董事会还必须对经理人员实行强有力的监督和激励机制。第一，要将经济的报酬与其奉献挂勾，对经理人员的奖励要与企业的年利润，三至五年的利润紧密相连。这是防范经理人员短期行为、不慎重的经营决策所必须的。第三，一经发现经理有严重失职行为或腐败行为，董事长有权立即免去经理职务。
除了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强有力地对经理人员的监督激励机制外，还必须在企业外部，建立经理市场，通过市场竞争机制给经理人员更大的压力、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理是一个高级劳动力商品，其市场价格取决于自身的价值，其有无“销路”取决于能否适应市场需要。一个优秀的经理，不仅是董事长不会解聘他，给他以高薪，而且他还有条件选择报酬更高、可以更大地实现自身使用价值的企业。一个不合格的经理，搞垮了一个企业，不仅再不能易地做官，而且在经理市场上很难找到“销路”，也会加入失业者的行列。由这种经理市场对经理人员形成的动力、压力，是使经理人员忠实于企业、培养优秀企业家所不可缺少的。
有人要问，既然对经理人员的任用要与政府脱勾，那么对董事长的任用是否也可与政府脱勾呢？不行，董事长与经理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角色，董事长是企业的老板，经理是企业的高级打工仔。打工仔无论高低，都来自劳动力市场，而董事长只能来自资产所有者。董事长作为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代表。只能由政府委派，董事长也必须对政府负责。由谁任免就对谁负责的人符合董事长这个角色的需要。他为了向政府负责，他为了保证自己的职务，也必然会经常向政府汇报他的工作，但他向政府汇报的事只是有关企业的重大决策问题，而这正是政府所应关心的大事。因为董事长不是经理，他不管企业经营管理的具体问题。因此他与政府的关系完全不同于经理与政府的关系。
（三）为国有企业解困创造良好的内外环境，让国有企业自己站起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牵涉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要想使国有企业全面解困，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须作系统的研究。
当前国有企业存在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生产关系、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设备陈旧、资金缺乏等方面的原因；既有国有企业内部的原因，也有国有企业外部的原因。为使国有企业摆脱困境、走出低谷，首先要解决生产关系、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然后在新的生产关系，管理体制的基础上，解决生产力发展方面的诸问题。在为国有企业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的同时，也要为国有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国有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问题，主要是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以国有资产为主体的联合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最大的优点在于：一是能够注入新的资本，增加企业的活力；二是将民营资本所有者引入了企业，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国有资产所有者全民——政府——董事长——经理之间的多重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间接关系所带来的松懈联系，增强了企业内部所有者对经理人员的监督和制约；三是国家仍可以调控这个企业的经营方向，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服务。
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问题，就是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对此已如上述，不再重复。
在国有企业外部主要是要为解除这些困难创造制度环境、市场环境，让企业在良好的宽松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中自己学会在市场竞争的海洋中游泳，不要老是由政府抱着走牵着走，使国有企业成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些制度环境、市场环境，主要是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企业的联合、改组、兼并、破产制度，改革银行金融制度；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产权交易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为那些有希望的企业卸下社会包袱，调整资产存量，改善产业结构，重组产权关系，注入新的资金等等提供宽松、通畅的市场轨道；为那些无望的企业卸下社会包袱，调整资产存量，改善产业结构，重组产权关系，注入新的资金等等提供宽松、通畅的市场轨道；为那些无望的企业提供完善配套的破产机制，尽量在破产中减少国家损失，尽量为职工另谋职业提供一定资金，使国家和职工都能从破产中得到解脱。
总之，我国国企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的，政府对国企进行干预使得国企不能相对自由自主的发展，反过来国企又在依靠政府撑腰以便在市场中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垄断和霸权地位，两者相互依赖，共同发展，使其内部人员从中得到相当的利益，而对广大民众没有带来福利反而侵害了他们自由发展的权利。所以若要阻止这种现象继续影响人民的生活就必须切断政企之间的利益往来，并精简国有企业的数量，把它们放到市场中，让市场淘汰。
最后我们需要反思，所谓人民的企业——国企，给人民带来了利益还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造成所有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大众相对漠视的也不能深入理解的社会规则————制度。
参考资料：
1.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共二册），董辅礽，1995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2.百度百科：政企分开、政企不分，2013年10月22日更新 3.中国机构编制网
4.《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草案）》，政务院，1951年12月
第四篇：科学对待当前热点问题
弄清“怎么看” 明确“怎么办”
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又迈上了新的征程。“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综合判断国内外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许多复杂的矛盾和问题。
两会前夕，在人民网推出的“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调查中，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位列其中。两会期间，这些问题也成为代表委员讨论的热点话题，许多议案提案对此都有涉及。网友的关注、两会的热议，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体现了人们对过上更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也凸显了科学对待这些热点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问题，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前进的。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而逐步产生并日益凸显的，是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一个现实国情。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日中国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就没有人民生活日见红火的生动景象。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日中国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就没有人民生活日见红火的生动景象。
然而，发展是一个过程，它不仅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而随着人们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评判标准的深刻变化和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权利意识、公平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这些问题带来的困扰、造成的压力感受更明显，对尽快解决这些问题、过上更加美好生活的要求和期待更强烈。因此，我国当前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伴生现象。
问题是一种现象，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随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客观实际和人们主观认识相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数量明显增多，表现更加复杂。我国在30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发达国家数百年才走完的历程，任务的叠加必然带来矛盾和问题的叠加，有的问题在多年发酵以后逐渐显现出来，有的问题在客观条件形成之时自然产生出来。尤其是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问题不仅数量多、表现在方方面面，而且形态多样、十分复杂。而现代科技和传播手段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运用，大大强化乃至放大了这些问题，使之显得更加突出。
关系改革发展大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社会热点问题带有普遍性、综合性、代表性。分析一下人民网的调查结果不难发现：无论是社会保障、司法公正、反腐倡廉、个人收入、房价调控问题，还是医疗改革、物价调控、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教育改革问题，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都关系和影响大局。同时，这些问题都与人民群众工作生活、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关系着每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和幸福指数。
不同问题相互交织，解决难度明显加大。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形态多样，既有全局性的，也有局部性的；既有长期积累的，也有新近形成的；既有经济领域的，也有社会领域的；既有不同特点，也有共同之处。从总体上看，不同社会热点问题之间的关联性强，它们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有不少属于“两难”问题，它们彼此依存、彼此牵扯，往往“按下葫芦浮起瓢”。
容易引发对立情绪，甚至造成社会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热点问题是公众利益和情绪的集中体现与表达。有的社会热点问题“热”到一定程度，就需要加以妥善解决或者进行必要的降温。如果应对和处理不及时、不妥当，就很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对立情绪，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2010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呈高位运行状态，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于对热点问题处理不当而引起的。
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及其新特点表明，我国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关口，难得机遇和严峻挑战并存，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同在。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已经成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重大课题，成为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前的突出任务。而科学对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乎正确认识和有效解决，也就是要弄清“怎么看”，明确“怎么办”。
在“怎么看”上增进共识
认识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清才能方向明。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十分复杂，正确认识并不容易，特别需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观点、方法正确，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必然陷入主观和片面，造成认识偏差。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思想武器来加以认识。这样才能不断增进共识，为有效解决问题奠定坚实的思想认识基础。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呢？
理性地看。就是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问题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不会因为人们不承认而消失。事实上，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都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社会热点问题，我国在经过30多年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后社会热点问题凸显并不奇怪。因此，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当客观承认、积极面对。那种对问题视而不见、漠然置之的态度，那种闻问题而色变、视问题为洪水猛兽的态度，是不理性、不可取的，既不利于正确认识问题，更不利于有效解决问题。
严肃地看。就是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看问题应坚持实事求是，不放大，也不缩小；不言重，也不看轻。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切不可掉以轻心。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同志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却把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看小了、看轻了、看淡了：或者认为它们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都是“问题”，没什么了不起；或者认为它们既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就是“正常的”；或者认为“虱子多了不痒”、问题多了不愁，用不着太在意。这些认识需要及时改变。
全面地看。就是系统分析、整体把握。同其他事物一样，问题都是普遍联系而不是孤立存在的，复杂问题更是如此。要正确认识问题，就要对它全面地看：既要瞻前顾后，也要左顾右盼；既要总体把握，也要分清主次。如果“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很容易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对于“看病难”问题，就可以从多个层面寻找原因——政府投入不足：2009年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24.7%，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55%的平均水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本应为“金字塔”型的医疗卫生体系，在我国却呈现为“倒金字塔”型，高新技术、优秀人才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的大医院，从而导致了“全国人民上协和”的现象；人们的心理因素：有些人的病在社区诊所和一般医院就能看好，却非得去找大医院的名专家，导致原本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更加紧张；等等。所以，出现类似“看病难”的问题，很难说只有哪一个方面的原因。只有坚持从总体上进行把握，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进而推动问题的有效解决。
具体地看。就是区别对待、“就事论事”。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在性质、成因、形态上有某种相同和类似的方面，但不可能完全一样；即使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表现。这就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是什么问题就说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范围内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内解决，不能搞“一人生病，全家吃药”。比如，对于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和收入分配不公这两个问题，有的人简单地把它们都归结为体制机制不合理的结果。其实，这两个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不一样：社会保障总体水平不高，固然有制度设计相对滞后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不具备实行“高福利”的现实条件；收入分配不公固然也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在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收入分配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把这两个问题的成因等同起来，势必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发展地看。就是看到变化、面向未来。社会热点问题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必然随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因一定的客观条件而存在，也会因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从总体上看，我国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都是前进和发展中的问题，必将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特别应当看到，党和政府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并在不断加大解决的力度。当然，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面对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我们应保持良好的心态，既不能动摇信心、看不到希望，也不能盲目乐观、不下大力气解决。
在“怎么办”上凝聚力量
行动是认识的指向，重行动才能出实效。对于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既要正确认识即弄清“怎么看”，更要有效解决即明确“怎么办”。弄清“怎么看”，最终是为了明确“怎么办”；明确了“怎么办”，又有利于进一步弄清“怎么看”。面对社会热点问题“怎么办”？总的来说要靠发展、靠统筹、靠实干、靠群众。
加快改革发展。社会热点问题凸显，从根本上说是发展不充分、不科学导致的。有效解决社会热点问题，根本途径就在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努力“做大蛋糕”，不断增加社会财富，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切实“分好蛋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为有效解决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做大蛋糕”，应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分好蛋糕”，应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权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注重统筹兼顾。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数量多、涉及广，性质、表现、成因复杂多样，解决难度也大。这就要求我们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以战略思维、系统观念和全局视野进行通盘考虑，认真研究解决问题的整体思路、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先后顺序、实施步骤、有效措施等，制定路线图，列出进度表，确保稳步、协调推进；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考虑社会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要求，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与推进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防止顾此失彼；把科学精神和负责态度有机统一起来，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统筹规划又突出重点，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哪些问题已有解决的可能、可以尽快解决，哪些问题尚不具备解决的条件、需要逐步解决，防止急于求成。
坚持真抓实干。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是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不能靠拍胸脯、喊口号，也不能“等等看”、“慢慢来”。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精神和作风，主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真实情况，掌握全面信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认真考虑群众的感受和感情，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雷厉风行、少说多做，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抓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一件事一件事地落实，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在这个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急事先办、小事快办，着力化解各种矛盾纠纷，避免把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为此，需要健全必要的工作机制、形成有力的工作措施，细化任务、明确责任，做到该哪个部门和岗位管的就归哪个部门和岗位来管，谁出了问题就追究谁的责任。同时，把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成效纳入干部业绩考核评价体系，奖优罚劣、导向鲜明，切实改变回避矛盾、只说不练的现象。
紧紧依靠群众。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和根本动力。解决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几个部门或一部分人，而需要依靠广大群众共同努力。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应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着力做好引导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工作，特别要适应人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新形势，畅通和拓宽渠道，搭建和丰富载体，健全和完善机制，方便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表达诉求；多做析事明理、解疑释惑的工作，把有关政策、所作努力讲清楚，把实际状况、面临困难讲明白，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问题的成因与实质，赢得人民群众对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理解和支持。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树立人人有责、人人有权、人人共享的观念，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履行义务，协力推动社会热点问题的有效解决，共同谱写幸福美好生活的新篇章。(任理轩）
第五篇：当前农村若干热点问题调查
当前农村若干热点问题调查
1.土地产权问题
土地问题显然是当前农村一个大问题, 据有关资料统计, 目前农民上访中, 为土地上访的比例很高, 占 到农民上访总数的50%.。因此, 有一种意见认为, 应该给农民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 甚至提出要将土地私 有化。不过, 农民为土地上访的案例, 大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广大的中西部农村, 农民为土地 上访的案例较少, 且中西部为土地上访的案例中, 上访农民所针对的对象, 往往不是国家, 甚至不是乡村干 部, 而是村庄大多数村民的意愿。具体地说, 在土地问题上, 有三种不同的农民对土地抱有三种不同的期待。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 因为工商业的发展, 土地的非农开发, 土地附加价值大大增加, 土地可以带来极大的利益。为争夺土地非农开发的利益, 地方政府、村社集体和个体农户等各方有激烈的博弈。从农民的角度来看, 农民越多的土地产权, 就意味着分享土地附加收益上越强的谈判能力。土地非农化的巨大利益, 使沿海地区和城郊农村的农民要求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土地私有化当然就更好了。在土地缺少非农使用空间的广大内地农村, 经营农业的土地收益不会太多, 农民种地仅可以保持# 温饱有余, 小康不足.的生活水平。取消农业税前, 因为农民负担较重, 粮价较低, 农民种田不划算, 甚至有农民发出#我不要地还不行吗.的抗议。取消农业税后, 国家给农民种粮补贴, 粮价也一直保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 种田有了收益, 这个时候, 内地农村土地的承包权重新变得重要起来。有一些已经放弃承包土地的农户再次回到村里要回自己的承包地, 然后以比如每年每亩200元的租金转包给真正种田的农户耕种。也就是说, 在当前种田有收益的内地农村, 也存在 着两种不同的农民, 一种是并不真正种田, 但可以将土地转包给种田农户以收取租金的农民。明确的土地承 包权(一般30年不变)使那些已经脱离土地的农民可以继续从土地中获取租金, 真正种田的农户向不再种 田的已经进入城市的农户(务工经商户)交租, 农村为城市提供资源。显然, 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 就越使那 些已经脱离农业的农民可以从土地中获益。而在土地产权比较模糊的情况下, 真正种田的农户本来可能借 土地集体所有, 通过几年一调整的办法来免费获取耕种土地的权利。这样, 真正种田的农户(当然也是更难 非农就业的农户)就不得不在比较收益较低的情况下, 再另外交上一笔租金给那些有机会非农就业的已经进 城的农户。这样, 在内地经营农业土地上的两类农户中, 那些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 的确可以从更多土地产权中获益, 而那些更难非农就业不得不继续种田的农户, 就会在更加明确的土地产权中受到损害。如此一来, 农村土地更为明确的产权, 是沿海和城郊农村农民所欢迎的, 也是已经非农就业的农户所欢迎的, 却不大为那些真正种田的农户所欢迎。而当前我们讲到农村中农民的弱势群体, 或我们一般所指的农民, 恰恰就是那些仍在种田的农民, 这样的农民不仅占中国农民的绝大多数, 而且是中国农民中处境最差、最需要得到政策好处的农民, 也是那些声称给农民更多土地产权以道德力量让人同情的农民(而非珠三角地区已经变成土地食利者阶层的农民)。土地产权更加明确的政策所损害的农民利益, 恰恰正是这部分农民的利益。更糟糕的是, 因为农村大部分公共品是建立在土地基础上的, 有一部分农民已经非农就业, 但他们仍然在农村占有土地, 这些非农就业的农民, 就不大愿意为农村公共品建设出钱出力, 他们甚至不大关心自己土地的收成: 农业收入只是自己收入中不重要的部分, 有无都无所谓。而真正经营农田的农户, 因为在大片的农田中, 有几户已经非农就业且不太关心自己农业收入农户的土地穿插其中, 这几户农户不愿为公共品(比如水利建设、灌溉费用)缴费, 就切割了农村中的利益结构, 使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此外, 越是明确的土地产权, 就越是形成不可调整 的既得利益, 这就使得农村在需要自下而上供给公共品的现实下, 使农村内生的公共品供给更加困难。村 社较多的土地权利, 可以较为有效地通过调整土地, 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现在土地产权是明 确了, 土地的农业收益却更少了(因为公共品供给更不足了), 且农业收益的分配更不合理了。
2.村民自治与村委会选举
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也是当前农村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村民自治因为与村委会选举联系在一起, 给 人以民主的想像, 而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但村民自治在当前的中国农村, 发展十分不平衡, 且很难对村民自 治寄以过高的期望。从村委会选举的角度来看, 有两类地区, 村委会选举较为激烈, 一类是村庄有资源的农村, 包括沿海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 因为土地的非农收益, 而使村庄占有较多资源。还有就是如山西有大量煤炭资源的农村。正是因为村集体占有资源, 村委会选举的背后涉及巨大利益的分配, 村委会选举因此激烈。在这类农村地区,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就很容易出现, 并且几乎没有办法克服。
另一类村委会选举激烈的农村地区, 是村庄内存在着若干分裂的小型集团的地区, 典型是华北农村, 村 庄中一般有若干个以家庭联合为基础的小亲族群体,村委会选举成为村庄中不同小亲族群体合纵连横, 激
烈竞争的工具, 村委会选举不是提高了村庄的民主诉求, 而是充当了宗派斗争的手段。在广大的中西部农村, 人财物资源不断地流出农村的背景下, 村民自治缺少基本的资源基础。因此, 在内地农村, 村庄精英往往不愿参加村委会的选举, 村民自治徒有其表, 村庄中以#一事一议.为基础的公共品筹资机制, 根本无法发挥作用, 农村基层组织在村民自治的表象下, 逐步解体。也就是说, 因为中国农村地域广大, 情况复杂, 不同地区农村的情况相差太大, 同样的农村政策, 在不同地区找到的接应力量不同, 而导致政策实践效果的差异很大。那些迷信民主可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人忽视了当前农村大规模人财物流出农村的基本事实, 忽视了农村越来越被城市所边缘化、农民越来越丧失主体性的基本事实。
3.农村的价值失落
当前中国农村的问题, 显然不只是农民的经济收入问题。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 农民得以安身立命 的传统价值开始解体, 农村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失落问题。在农村调查, 最触目惊心的可能就是农村老年人 越来越差的处境。我在一个村庄调查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况, 这个村的老年人回答我说, 最近几年, 村里 就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说没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虽然有点夸张, 却道出了当前一些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估计, 当前中国关于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率(主要是自杀)的公开数据, 可能远低于实际非正常死亡率。农 村老年人去世, 往往无论什么原因都被作为正常死亡, 而只要调查足够深入, 就会发现, #正常死亡.的老年人 中, 相当部分其实都是#喝农药.或#上吊.而死。老年人#不得好死., 就给农村中青年人以强烈的暗示和预期, 人们不再对未来抱有高的期待, 及时行乐就十分合理。正是: 生儿育女一大堆, 辛苦到头却不得好死, 不如# 只生一个好.。与农村老年人有关的是办丧事的黑色幽默。200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以# 丧事上跳脱衣舞., 报道江苏农村办丧事请戏班子表演脱衣舞的事情。我近年在全国农村调查, 发现在最近5~ 10年, 农村丧事竞争中, 表演欢快歌舞的情况极其普遍, 且以很快的速度在传播。举例来说, 我在苏北、河南安阳、陕西关中、湖南衡阳和湖北农村的调查中, 均发现了丧事请歌舞班子表演类似脱衣舞的欢快歌舞的现象, 其中在河南安阳农村调查的10天, 亲眼见到数场这类表演。丧事上欢快歌舞表演的关键不是丧事大操大办的问题, 而是丧事本身的哀伤与神秘, 被这些欢快的歌舞搞得不伦不类, 从而使人们不再从丧事仪式上获得意义。在另一些农村, 倒是丧事上不表演欢快歌舞, 而是将丧事简化到草草了事的地步。因为子女不孝, 不仅老年人被薄养, 而且去世后也被薄葬, 子女以完成任务的态度对付父母的死亡, 这种#唯物主义.态度, 使人们不再有对任何神秘力量的敬畏和期待, 一旦慎终追远的传统仪式变成搞笑游戏, 或草草了事, 则农村基本的价值准则也就无法存在, 其后果会十分严重。农村价值失落的原因, 既与当前农村社会转型有关系, 又与国家农村政策失误有关系。比如, 计划生育方面, 仅仅考虑降低人口出生率, 而对农民传统的构成安身立命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彻底抨击。丧葬上, 为了节约土地, 甚至是为了让民政部门从火葬上得到好处, 而不顾农民的感受, 不分地区地强制推行火葬, 且建议农民将骨灰草作处理, 这样的态度, 就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价值失落。而如江西万载县曾下文强制将宗祠改建为农村文化活动中心, 甚至说宗族组织是未经政府登记的非法组织, 要禁止宗族&, 都说明了当前政府在农村价值失落问题上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4.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
自2002年开始, 我们一直在湖北荆门五村进行农村公共工程建设的实验, 尤其是水利建设实验。取消 农业税前, 因为乡村组织还可以从农民那里提取一些用于公共品供给的费用, 一些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 秩序的公共品还能供给。取消农业税后, 乡村组织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 国家指望通过# 一事一议.的办法 来筹集公共品建设所需资金, 至少在荆门农村十分的不切实际。结果, 在我们的实验区, 因为没有与之匹配 的农民内生组织, 乡村行政组织又已经退出, 以前依靠大中型水利设施进行灌溉的农田, 不再能有效使用, 农 民不得不花巨资打深井来灌溉。深井灌溉的问题有三, 一是深井灌溉的成本很高, 打一口井的成本要花费 数千上万元, 而灌溉能力却有限。二是深井灌溉水稻, 在风调雨顺的年景, 可以解决问题, 一旦出现大旱, 离 开从大江大河调水的大中型水利设施, 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就成大问题。三是一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户打不 起深井, 又不再能从以前廉价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获益, 农业生产因此变成靠天收成, 经济状况陷入恶性循环。结果, 取消农业税后, 农民负担是减轻了, 但农民投资水利设施的支出却是大大地增加了。有报道说取
消农业税后, 农民投资水利的积极性提高了, 因为农民用于水利建设的支出增加了。问题是, 农民水利建设
支出的增加, 是被迫还是主动? 是使农村水利建设更合理了, 还是既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被新投资的小型 水利设施所切割和破坏了? 是农业生产的风险增加了还是农业生产的风险降低了?更重要的是, 乡村组织因为不再向农民收取税费, 乡村组织不再有介入农村公共事务的积极性, 农村公共品供给成了个体农户的私事。而个体农户在公共品建设上得出的经验是#怕饿死的会饿死, 不怕饿死的不会饿死., 意思是说, 只有那些最需要公共品或最担心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农民, 才最愿意出钱出力解决公共品供给之不足, 这些农户因此在每次公共品供给中都出资出力最多, 而另一些农户却可以搭便车。次数一多, 那些每次都出钱出力最多的农户就成为村庄经济上最为贫穷、社会地位上最为弱势、说不起话、办不成事的真正弱势群体, 他们越怕饿死, 就越是要多出钱解决全体农户所需要的公共品, 因此就越是首先要被饿死, 而那些不怕饿死每次搭便车的农户, 却因为有便车可搭而生活得很好。但最终, 怕饿死的人都饿死了, 这些不怕饿死的人, 就不再能得到免费公共品, 因此迟早也会饿死。我们面对实验区如此严峻的公共品供给困境, 多次与当地县乡政府沟通, 县乡政府不是不明白从大江大河调水灌溉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对于季风型气候的当地农业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当地政府却认为这不是政府的事情, 而是种田农户自己的事情。当地政府甚至将几乎所有大中型水利设施都拍卖、承包给农户经营, 这样既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 又可将水利供给失败的责任推给承包人和农户。总之一句话, 地方政府越来越认为, 农户经营层面的事情, 包括基本的公共品供给, 是与地方政府无关的事情。湖北省政府 在2003年开始的农村税费改革后, 进行农村配套改革, 提出乡镇事业单位改革的方向是#以钱养事.。理论上 # 以钱养事.好像很通, 实践中, 地方政府却变成了#我不再向农民收税, 农民也别再找地方政府的麻烦., 地 方政府越来越与农村社会成了互不相关的两张皮。而一旦离开地方政府的强制力, 农户自发合作的可能几乎没有。这不仅表现了水利灌溉这类生产所需基本公共品的供给上, 也表现在其他各种与农民生产生活秩序维持相关的公共品供给上。这样一来, 除自上而下由国家出资, 并作具体项目安排的公共品建设可以有些增长以外, 农村内生供给公共品的能力越来越弱, 状况越来越差。而离开农户对自己生产生活所需公共品偏好的表达能力, 自上而下安排的公共品建设资金, 将大量被无效地用在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上。在国家事实上不可能包揽所有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情况下, 如何依托包括地方行政力量在内的力量来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合作难的问题, 是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农村当前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另外一类表现则是农 村社会的灰色化。所谓# 灰色化., 是指农村正式组织逐步退出之后, 农村社会带有黑社会性质力量的崛起。其中包括以暴力和暴力威胁为基础的谋利集团, 这些集团强占农村公共资源, 欺行霸市, 从而破坏了农村的 基本秩序, 也破坏了农民的基本预期。包括农村以地下六合彩泛滥所代表的无序力量。地下六合彩在全国 大部分农村泛滥, 其后果极其严重。地下六合彩在很短的时间便吸干了农民的积蓄。还包括农村邪教的快 速传播, 2004年以来, 我先后在全国约10省市的10多个农村地区调查, 几乎每个地区都有地下邪教组织。地下邪教传播速度之快, 其后果之严重, 用任何词汇来形容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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