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第一篇：中国封建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中国封建司法机关的发展演变

秦朝：中央司法机关是廷尉，长官名称也是廷尉，是九卿之一。是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它的主要任务是：a负责皇帝诏令审理的案件，b审理地方送来的疑难案例以及重大案例的复审。这部分内容在教材的第110页。

汉朝：a.中央有廷尉，在东汉时曾改名为大理寺；职责：诏狱、上报的疑难案件。属官：廷尉正、左右监、左右平等；丞相有诛罚大权，尚书也在汉武帝之后有司法审判权。御史台是监察机关，职责是监察百官，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b.地方：郡县两级，郡守、县令下也设有专职的司法官吏，如贼曹、辞曹等。乡有有秩、啬夫、游缴等，调解处理轻微刑民案件。这部分内容可参考教材第157到158页。

魏晋南北朝：中央仍为廷尉或大理寺，只有北周称为秋官大司寇。东汉以后中央三省制逐渐形成，尚书台成为是高行政机关，尚书台下属都设有掌管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如三公曹、二千石曹。地方上，形成了州、郡、县三级，由县令、郡太守、州刺史掌握地方司法审判。这部分内容参见教材第180页。

隋唐：大理寺是最高的审判机关，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御史台是最高监察机关。注意说明这三大机关的各自的职责。地方上，形成州县两级，州设有司户参军事和司法参军事。参见教材第227页。

宋元：元朝，元初中央审判机关是大宗正府，后还权于刑部和地方政府。此外，内史府、枢密院、奥赛、宣政院等部门也有一定的司法审判权。地方上，有路、府、县的达鲁花赤掌握地方司法。还有监察机关，具体说明中央的御史台，地方的行御史台以及提刑按察使（肃政廉访司）。注意元朝司法机关的特点，这些在教材第 249页都有。

明清：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注意大理寺和刑部之间职责的变化。地方上，县、州、府、省四级，有关审级的规定，会审制度也应该稍加说明。这些在教材的第276页。

清末：司法机关，刑部改为法部，专门负责司法行政；大理寺改大理院，是最高审判机关；设总检察厅。四级三审制。清末是司法机关近代化的时期，封建时代的司法机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应该说明的。参见教材第323页。

第二篇：中国封建道德规范

、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忠主要指臣对君的竭诚；孝指子女对父母的顺从；节主要指妻子对丈夫的服从；义具有封建道德准则的意义，这里主要指君臣之间或不同阶级、阶层的人们之间的一种道德责任。忠孝节义明清时期开始盛行。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倡“ 忠孝节义 ”的实质，在于强化封建礼教，增强封建道德对人心的约束力，并掩盖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忠孝思想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美德和社会责任。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发扬光大,决不能淡化和削弱。我们应该把忠和孝完美地结合起来，以此促进民族素质的提高。同样，塑造银幕人物也应遵循这一法则。孝悌是儒家的伦理范畴，孝是指还报父母的爱；悌，指兄弟姊妹的友爱，也包括了和朋友之间的友爱。孔子非常重视孝悌，认为孝悌是做人、做学问的根本。孝悌也是中华民族伦理思想之基础即家庭主义的本根。孝悌的价值，有伦理方面的，也有思想方面的。孝悌是一种“礼”，孝悌更是中国人创造新代以代替吾代的桥梁。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孝悌都具有着多方面的意义与作用。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孝弟都是人心灵深处所包含的亲近亲人、为亲人着想的美好心理。就整个社会而言，孝弟是人心去除私欲，自然去关爱他人之亲的朴素美德。孝弟是个人生活中最基本的伦常关系。是整个中华民族人伦思想的核心，它一直横艮于中华民族深远而广博的文化基土中，成为了中国社会两千余年来维系民族稳定的情感纽带。中华文明历经了五千多年而没有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孝弟”精神的贯穿。在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孝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就个人的信仰而言，初级群体尤其是家庭的影响远远大于次级群体的影响。要利用传统“家”的观念强化廉政文化建构，要立足人的共同情感，实现反腐倡廉与创建和谐家庭的结合。?只有当我们个人的家庭关系都和谐美满的时候，社会的和谐构建才会成为可能。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诞生之后，由于孔子和历朝历代贤人的努力贯输，忠孝 思想就慢慢形成了人们一种良好的道德观念。忠孝思想主宰了中国人几千年，是维系国家和家庭不可或缺的纽带，自从有了这根纽带，国家的**和家庭的矛盾就成不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自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诞生之后，由于孔子和历朝历代贤人的努力贯输，“忠孝” 思想就慢慢形成了人们一种良好的道德观念。“忠孝”思想主宰了中国人几千年，是维系国家和家庭不可或缺的纽带，自从有了这根纽带，国家的**和家庭的矛盾就成不了主流，总可以平息**，化解矛盾，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保证家庭的温馨和睦。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人民安居乐业。

???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哪一个没有“忠孝”思想意识？宋朝的岳飞、明朝的文天祥他们都是具有中国传统“忠孝”思想的杰出代表。他们为臣尽忠、为子尽孝，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弃孝尽忠舍身报国。中国人如果没有“忠?孝”思想，我们的国家就不可能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十三亿人民，也许早就象欧洲那样分裂成无数个小国，象中东地区长年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中，更不可能取得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样伟大的胜利。“忠孝”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只能发扬光大，决不能淡化和削弱。一旦抛弃了“忠孝”思想，国家和民族就会遭受重大的灾难。

???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人们更多地提倡个性和自由，有几千年传统的“忠孝”被认为是封建腐朽的东西而逐渐被国人摈弃。尤其是文革中，“忠孝”思想受到了强烈的批判，很多家庭因父子、夫妻政治观点不一致，闹得父子反目，夫妻离婚。十年**，把一个即将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国家搞成一团糟。更可怕的是抛弃了传统的“忠孝”思想，毁坏了人们的道德观念，造成了现在一些人的诚信危机，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少数政府官员的堕落腐败。

??? 在国人中倡导“忠孝”思想，并不是要恢复封建社会的愚忠愚孝，而是要树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孝敬父母、孝敬尊长的良好社会风气，恢复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再现中国礼仪之邦的风彩。当然，国家也应该视人民为父母，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特别是对那些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老百姓，要积极救助和扶持，帮助他们尽快摆脱贫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近几年来，中央提出“以德治国”的策略，通过“以德治国”来缓和矛盾，解决多年来困扰国人的社会问题。如果能在国人中补上“忠孝”思想教育这一课，那么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刘汉风）孔子的“忠孝”思想是儒家提倡的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主宰了中国人几千年。由于 “忠孝”思想小可保证家庭的温馨和睦、化解邻里矛盾，大可保证中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人可以说，“忠孝”思想是维系国家和家庭不可或缺的纽带 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忠孝合璧，家国一体”思想还有什么意义吗？

夏学銮：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因为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这种“家国一体”在意识形态上实际上是进行批判的，因为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由此衍化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思想为理论依托，它们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

现在我们讲挖掘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近年来的“国学热”就是在批判地使用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内容已经很好地被吸收了，比如“忠孝”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好的部分，甚至可以看作是其精髓。对于忠孝合璧，其实它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文伦理的体现，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只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体系进行批判地使用，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

记者观察：“忠孝”在社会主义转型期有什么特殊性呢？

夏学銮：封建社会的“家国一体”具体表现在物质化方面，“家国重构、忠孝合璧”等封建社会的东西随着经济等物质形态的变化发生了改变。目前我们在批判地使用传统文化时，要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要求来一分为二地区分其精华和糟粕。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个世俗社会，社会主义转型期的文化形态包括感性文化和理性文化两个方面，由感性文化到理性文化的层面转变也是转型的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提出也反映了我们由世俗社会向神圣社会转变的要求，转型的完成也是有其标志的。

作为意识形态的“忠孝”已经是我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而“忠孝观念”上升为一种理性文化，它可以看作是转型期完成的标志。

“忠孝合壁”与“和谐家庭”“和谐社会”

记者观察：家庭可以看作是组成国家的细胞，你认为与建设“和谐社会”相比，我们建设“和谐家庭”有什么重要意义？

夏学銮：古人认为，人伦之道自夫妇始，家庭和睦有助于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现代家庭继承了中华民族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国家并且以法律的形式把赡养老人和保护未成年人这些传统美德制度化，从法制上保证了家庭的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它包含着血缘关系和非血缘关系这两种基本的社会关系，同时包括供养和社会化两种基本的社会功能。处理好家庭关系，做到夫恩妇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保证家庭关系和谐，才能为社区和谐和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观察：和检验“和谐社会”相比，检验“和谐家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夏学銮：遵纪守法、夫妻恩爱、敬老爱幼、文明民主、勤俭节约、睦邻爱国是一个和谐文明家庭必须具备的特质。它们既是量度和谐家庭的指标，又是检测和谐家庭的标准。

记者观察：最后你能说一下“忠孝”这一传统文化观念对于“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意义吗？

夏学銮：社会主义荣辱观和传统的礼义廉耻等是有亲缘关系的，可以认为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一个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传统观念的创新，是对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包括“忠孝”在内的传统价值观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思想基础，它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包括促进家庭和谐，促进人际关系和谐，促进双亲与子女的和谐等等，一定会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全面的工程，这个系统全面工程要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来考虑，如何建设一个现代性的和谐社会非常重要。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无疑是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如何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来作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借鉴或者参考应该是非常有意义的。

汤一介说，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有所谓的儒，释、道三个思想传统，其中儒家和道家都有关于和谐社会的一些构想，当然这些构想在历史上并没有实现过，因为它只是一种理想，甚至于还有一些是空想成份，所以一直也没有得到实现，尽管没有得到实现但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可以参考的价值。

汤一介主要介绍了儒家关于理想和谐社会的构想。他说，儒家的一部经典叫做《礼记》，这里面有一篇叫礼运，其中有一段是孔子谈“大同社会”的话，这个“大同社会”的话分解一下大概可以有四个要点：第一个也是孔子认为最重要的，最好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也就是说这个社会它是为大众的，不是为个人的，这是它的一个要点；第二，孔子认为一个和谐社会应该能把有道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让他们来为社会服务，使得这个社会能够非常讲信用，非常和睦相处，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第三，他认为是各种人都能够有他的适当位置来为社会贡献他们的力量，比如说孤寡老人或者是有残疾的人也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供养，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来生活，所以这样就可以保持社会每个人都能够对社会做出贡献；第四，这个社会是诚信的社会，是没有欺诈的，也没有偷盗的，是一个夜不闭户的美好社会。所以孔子认为这种社会就叫“大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既要有人类社会理想的共性，也应该有中华民族的特性。只有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中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才不至于使和谐社会失去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

首先，要从认识上高度重视中国历史文化对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不管人们对和谐社会的涵义和标准做怎样的理解，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和谐社会概念既承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涵，又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在着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应该把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使和谐社会构建有历史的和文化的根基，才能彰显和谐社会的中国特色。

其次，要从中国的历史文化方面去理解和谐社会的内涵。关于什么是和谐社会，人们多从现代的角度进行阐释。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既然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那么从传统文化方面认识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视角。“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也是和谐社会重要的文化内涵。作为传统哲学范畴的中庸，其完整意义包括中、和两个方面。“中”表示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反映达到理想的目的。《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执中致和”，就是通过正确方法，实现美好理想，达到事物发展的最佳境界。故此，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的各种要素相互协调，社会结构合理，社会运行有序，社会中的各种事物具有良好的生长和发展环境的社会。“和”的本义是风调雨顺。《说文解字》中“和”也写作“咊”，从口禾声，从口表示入口的食物或发自口中的声音。禾声，则反映它来源于农作物之禾。只有风调雨顺，禾苗才能茁壮成长并喜获丰收，所以殷周时期有大量向天帝卜禾的记录。从此来看，“和”也就是顺。和谐社会应该是人各得其所，地各得其用，物各得其流的社会。《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又说，因为“和”字流行，从而使得“盉”、“龢”二字皆废，这说明在上古时期，“和”也写作“盉”、“龢”。五味调和曰“盉”，五音调和曰“龢”。“和”用调味器“盉”与乐器“龢”作为象征，说明“和”的状态不仅要让人感受口味好（生理上的快乐），还要悦耳（精神上的愉悦）。因此，和谐社会不仅仅在于它的物质意义，更在于它的精神意义，不仅要物质丰富，更要让每个社会成员之间互相认同和接纳，身心愉快。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从有若的话来看，以“和”为原则的人际关系在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的前提下，融入了亲亲意识，在身份和等级不能完全消除的情况下，不同身份、不同等级的人之间，用亲情、友情、温情连接着。所以从伦理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又应该是一种充满仁爱，到处洋溢着温情、善良和互相帮助的社会。虽然古代的“和”没有反对等级和差别，也没有指望消灭不平等，反而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了等级和差别的合理性。但孔子又说“君子和而不同”，用“和”与“同”相对立，否定了单一排他所造成的发展机能萎缩。所以“和”又有反对绝对同一，反对简单服从，主张思想文化上的多元化的意义。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思想活跃，包容万芳，多种文化共存的社会。

其三，要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建立理想社会提出的许多精辟的论述和设想。在中国历史上，曾有多种社会和谐的设想，如儒家的“天下为公”理论、“大同之世”理论，道家的“小国寡民”和“至德之世”理论等等。他们从不同侧面，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要解决的，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这部分内容的现代价值值得深入发掘。在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念里，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儒家讲人伦的和谐是依靠礼乐制度来保障的。重视道德教化、纲常名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强调道德自觉与追求理想人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而孔子的仁礼学说，孟子的性善主张，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些修身立德的金玉良言显然具有其普遍长久的价值和意义。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道家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为和谐社会提供了理想的生存空间。老子把“小国寡民”作为他的和谐社会理想，庄子所构想的和谐社会里，有“至德之世”、“建德之国”、“至治之世”等等。在老、庄这些理想的和谐社会之中，人的文化本性同样被充分地解构，剩下的只有人的自然本性。人生以回归自然为主要目的，人摆脱了一切文化的羁绊，与自然和谐相处，与万物融为一体。这样，在道家看来，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人对自然的顺从，并把自我意识看作是不和谐的根源，是自我意识造就了自身与自然的对立。这种取消自我意识与物融为一体的和谐，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和谐。但道家的和谐观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思想借鉴。

其四，我们还应看到，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岁月里，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虽不乏其例，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也屡见不鲜。社会不和谐及社会动荡的原因何在？我们既要从正面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还要认真地从反面探讨中国历史上社会出现不和谐的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代思想家的许多“盛世危言”及他们对社会不和谐状况及其原因的指陈和披露，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参照和历史教训。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对此进行总结和研究也很有必要。总之，发掘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探索中国历史上社会不和谐的原因，对我们今天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工程成功与否，还有待于诸如现代民主政治与法治社会的建立。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阐述“和谐社会”的特征时所强调的，我们今天着力构建的和谐社会首先是要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这显然极具政治眼光和政治智慧。

第三篇：中国留学政策发展与演变

中国留学政策发展与演变

贾江涛 卢义婷

 2012-08-20 11:12:14

来源：《中国信息报》2012年08月17日

出国留学活动起源于相对落后国家、地区或领域培养紧缺人才或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在当代发展成为接受不同模式教育的一种选择。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是中国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决策层根据一定时期的基本国策、国际关系、价值标准与合理性原则，对出国留学活动实施管理、服务、控制和调节的制度性规定。中国的出国留学政策具有比较明显的渐进性和相对独立的阶段性特点，其主体内容和实施导向是由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国对外关系所决定的。因此，出国留学政策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中国出国留学活动历史演变的写照。

新中国各发展阶段的留学方针导向

我国的留学政策不断出台，同时又反哺性地支撑和培育着出国留学活动的发展，并影响着出国留学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化和不断走向成熟。留学人员及其留学活动是出国留学政策形成、变革与发展的基本原动力。

20世纪50年代，公派留学的政策要点是：严格选拔，宁少勿滥；严格审核，争取多派，理科为主，兼顾全面；多派研究生，一般不派大学生；保证重点，兼顾一般；保证质量，争取多派；既要派研究生和大学生，又要派短期进修生与实习生。鼓励在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政策要点是：不论先后，一视同仁，来去自由。

20世纪60年代，公派留学政策的要点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试行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停派留学生。

20世纪70年代，公派留学政策的要点是：恢复派遣语言类进修生；主要向西方国家扩大派遣留学人员；抓紧时机，积极选拔，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科技为主，兼顾其他。

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政策的要点是：公派--积极主动，择优选拔，保证质量，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突出重点，统筹兼顾；自费--对自费留学人员在政治待遇上与公费留学人员一视同仁，但在申请条件上有一定的限制；公派--探索扩大选拔派遣博士留学生的数量和途径；自费--申请自费留学如手续合法则不受任何限制；公派--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加强管理；回国--提供各种服务，创造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拓宽就业范围并实行人才流动；在外--采取适当灵活的政策和通情达理的作法，并给予合情合理的解决。

20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政策的要点是：自费--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以限制自费出国留学；公派--博采各国之长，按我之需，取人之长，精选精派，定向定人，力争保质保回；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出国留学工作机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其要点是：公派--个人申请、专家评审、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签约派出、违约赔偿；自费--开辟自费留学中介市场，并实施预警和监管。与此同时，鼓励回国的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地改革中不断完善。

进入21世纪，我国的留学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是“来去自由”的留学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一体化的发展，人们把是否具有国际交流背景作为人才素质和能力的重要条件，这将激发人们出国留学的积极性。二是出国留学的经费资助渠道日趋多样化。过去的留学教育基本上属于精英教育，能够出国留学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科技精英和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人员的子弟。而随着我国经济贸易和科学研究的国际化的发展，出国留学的经费资助渠道将会由单一的公费和自费渠道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三是出国留学渠道将会更加顺畅。实际上，目前对出国留学的限制主要不是来自于国内，而是国外签证机构。“境外消费”和“自然人流动”作为参与WTO的国家共同遵守的游戏规则，将会对国外的限制起到软化的作用。因此，可以预料，在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留学教育发展将会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阶段，其规模与速度将会在原有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升。

各时期留学政策分析

1978～1986年：恢复阶段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与外国的教育交流迅速发展，国家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带动了出国留学生的派遣工作。1978-1986年，可以说是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恢复和起步阶段。1978年8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增选出国留学生的通知》，提出要高度重视留学人员的选派工作，选拔的出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生，专业主要为理工科相关专业。这实际上是恢复和起步时期规定的派遣方针。

1980年10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召开了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出国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派出留学人员的方针，即“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多派一些，并在最近几年内保持派遣数量相对稳定”，并第一次提出单位也可派出留学人员，提出了有关计划、选派工作的改进意见。1980年11月，教育部等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派遣人员做出调整，提出应多派研究生，少派或不派本科生。1978年以前，自费出国留学人数很少，国家没有统一的政策。

1981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等7个部门联合提出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建国以来第一个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性文件，明确规定了自费出国留学的性质、自费留学与公费出国留学的关系等。该文件指出：自费留学人员是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组成部分；对自费留学人员和公费留学人员在政治上应一视同仁。这一规定奠定了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事业发展的政策基础。

1981年9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校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问题的通知》，对在校研究生自费出国留学问题做出了严格规定。根据这个规定，真正意义上自费出国留学的只能是高中毕业生出国读本科和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究生。但实际上，大量在校本科生和在学研究生也利用各种途径自费出国留学了。针对出现的问题，中央于1982年3月和7月分别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若干问题的决定》和《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相对而言，1982年的自费出国留学政策比1981年的政策更严格，除了高校在校学生不准自费出国留学外，还规定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年龄限制以及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政治审查等。这一政策的实施，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认为自费出国留学政策太严，不利于更多的人自费出国留学。

1984年，中央检查了几年来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和工作，提出“对自费出国留学，要坚决大胆放开”的要求。1984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其中规定凡我国公民个人不受学历、年龄和工作年限的限制，均可申请自费出国留学。

1986～1991年：调整阶段

198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1986年12月，国务院批转原国家教委《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的通知，即著名的107号文件。这是在总结我国留学教育恢复和起步阶段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留学教育发展的现实状况制定的重要法规。它是我国第一份公开发表的、全面阐述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法规性文件。该文件提出：我国公民出国留学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必须长期坚持有计划地发展各种形式的出国留学；出国留学工作应密切结合国内生产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应坚持博采各国之长的原则，兼顾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以应用学科为重点；应坚持“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的方针。《关于改进和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规定，公派出国留学人员应保证质量，着重派出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适当减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增加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并积极开辟通过中外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培养博士的途径。通知还包含了对自费出国留学教育政策的全面阐述和规定，其中有关“高校在校生获准自费出国留学的，可保留学籍一年”等政策性规定的原则直至今天仍被广泛适用。

1992～1999年：规范阶段

1989年以后，出现了大批留学人员滞留不归的现象，国内有些人也对现行的留学政策产生了一些疑虑。如何对待学成未归的出国留学人员以及是否要坚持既定的留学方针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199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在外留学人员有关问题的通知》，全面阐述国家对滞留海外的留学人员的一系列具体政策，并明确把“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作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围绕这个总方针，国家公派留学选派管理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自费留学政策进一步调整和放开，从“鼓励回国工作”到“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44号通知指出：党和政府一贯关怀、团结广大出国留学人员，期待他们早日学成回国，建功立业；重申了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有义务为国家服务；同时鼓励留学人员以各种方式回国服务；国家保证留学人员来去自由。自此，“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成为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总方针。

2000年至今，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出国留学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出国留学迈入快速发展阶段。一是根据国家建设与发展的实际需要设立了若干专项。2000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设立了“重点高校系主任、研究所/实验室骨干出国研修项目”。2002年，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中国加入WTO后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了对信息、生物技术及经济、法律等学科的资助名额。设立了“高级研究学者”类别，大幅度提高资助力度。2005年，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出国选派规模进一步扩大；资助方式多样化。二是从2003年起提高公派留学资助金。2002年12月13日，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调整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奖学金资助标准》的通知，将现行标准平均提高了44%，涉及88个国家和地区。1993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政策。该政策也是国家新的出国留学方针在自费出国留学问题上的反映。这大大满足了许多欲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愿望，使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数量急剧增加。

中国加入WTO后，教育部就简化对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的审批手续发出通知，不再向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高校在校生和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但尚未完成服务期年限的各类人员收取“高等教育培养费”，不再对上述人员进行“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核”。这一时期，中央非常重视出国留学人员学成回国的工作。一方面，调整回国政策，从“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到“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回国政策更加灵活且务实；另一方面，致力于落实政策，创造条件，真正发挥留学人员的作用。

2007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若干意见》，意见将“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界定为三个层次；提出编制海外优秀留学人才需求目录，建立和完善海外优秀留学人才信息库；搭建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双向选择平台，为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和创业服务；充分利用国家科技、教育、人才资助项目，引导海外优秀人才回国创业。教育部和科技部还定期举办“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活动，建立由海外优秀留学人才、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区、风险投资机构共同参与的创业平台。通过“春晖杯”中国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大赛，充分调动海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热情，鼓励海外留学人员积极申报创新创业项目，创造条件支持参赛者与大学科技园、留学人员创业园和企业进行项目对接，根据项目技术水平、投资前景、效益预测和产业化情况，组织留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科技园、风险投资机构和国内企业家对项目进行评审、洽谈和择优颁奖，推动留学人员回国创办高新技术企业。

进一步推动我国留学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留学教育事业发展，在新形势下，我国出国留学政策应当进行一些相应的调整。

一是坚持“三个一流”的新的公派留学指导思想，不断提高质量与效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是相对自费出国和单位公派出国留学而言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高级人才方面的需求，其实质是一种精英教育。尽管国家公派应当着眼长远，兼顾一般，但最重要的是它要力求满足国家最紧迫的那些需要；应当着眼全局，注重公平，在相当长时期内，应当突出重点，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应当坚持国家公派主要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目标和原则，注意选派一流的留学人员，派到国外一流的学科专业中去，力求让其师从一流的导师，在国际学术前沿接受一流的训练。

二是加强自费留学的服务与管理工作。自费留学人员目前已成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的主体，应在进一步做好公派留学的派遣和回归工作的同时，关注自费留学工作。国家有关部门应当不遗余力地为申请出国留学的人员特别是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开辟一条更加顺畅、便捷的“绿色通道”。要坚持改革、扩大开放，同时也要加强服务与管理，为自费留学提供一个健康的政策环境和坚实的法律基础。应更多关注、跟踪并研究在外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状况，注重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进行感情投资。

三是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和国内的信息交流，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服务体系。要加强出国留学人员和国内的双向交流。应当由教育部、外交部和公安部联手合作，建立一个准确、权威、高效的“出国留学人员信息统计系统”，这是吸引留学人才的基础性工作。要设立留学人员创业风险基金，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服务体系。要加强以“项目资助”为主导的人才引进项目建设。

第四篇：中国书法史演变

中 国 书 法 史 演 变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书体沿革流变，书法艺术异采迷人。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从书法角度欣赏，甲骨文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其笔法已有粗细、轻重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节奏感，为中国书法艺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基调和韵律。

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金文是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兴盛于周代。金文依附于青铜器、铸鼎的祭祀礼器，因此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钟鼎文中以《司母戊鼎》、《毛公鼎》最为著名，艺术成就也最高。

在秦统一中国前，通行文字繁杂，互通甚难很不规范，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由丞相李斯普及小篆，小篆成为官方文字。文字的统一，为书法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从李斯的《泰山石刻》看，小篆具有字形扁长、笔画多为孤线、结构复杂的特点，作为官方文字不便速写。于是，结构较为简单、笔画把圆转成方折、便于迅速书写的隶书应运而生。关于隶书的产生，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书断》说：“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邈因罪入狱，在狱中整理隶书三千字，得到秦始皇赞赏，赦免其罪并封为御史。此为传闻，虽不足为信，但是，秦代隶书出现已成定论，只是秦代隶书还多有篆意。到了汉代，隶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标准字体，并且进入了定型化时期。汉代隶书笔画平直，结构简便，顿挫明显，尤其是碑刻，精妙绝伦。同时，为了字的方整和书写便利，隶书把用作偏旁的独体字规定特殊的形态，例如“刀”做右旁时则写成“刂”，使隶书较篆书易记、易写，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显得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承篆书和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草。所以隶书在书法艺术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人们在使用文字时，总是希望文字好认一些，写得简便一些，尤其在事务急迫繁忙之时更是如此。同时，在由篆到隶的演化中，由于毛笔快写和笔法发展的缘故，草书便产生了。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书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这一时期草书含隶意较多，笔画往往还带有波磔，字与字之间无牵挂，称为“章草”。其代表人物有杜度、蔡邕等。《宣和书谱》中说：“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行书存焉。”即隶法解体后，写得近于谨严些的就成了真书（楷书），写得近于奔肆些的就成了草书，介乎真、草之间的就是行书。至此，汉字的几种书写形式均已产生，写字也不仅仅在于实用，美感和享受也成为发展的动力，书法艺术进入成熟时期。

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书家，以张芝为代表，张芝也被世人称为“草圣”。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是各种书体交相大发展的时期。在发展中，书法艺术形成如下特点：其一，草、楷、行各体已完全成熟，中国书法的技法体系基本形成。后世的技法在此基础上虽有所丰富和变化，但不再有本质突破。三国时期汉字书写发展为真书阶段，真书是一种具有实用价值的书体，一般认为它是汉字发展史上的正体，是“楷模”，因此一直流传至今。其字方笔直势渐占主导地位，横笔尽量少作或不作燕尾笔势，撇捺亦不向上挑出并缩短长度。钟繇被尊称为“楷法之祖”。东晋王羲之，正、行、草各体皆精，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是这一时期的精品。其二，书法走向完全自觉的阶段，书法在社会各阶层普遍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欣赏对象。史载：师宜曾在酒店壁上作书，观者纷至，致使酒店兴隆。其三，文人有意识地追求书法之美，把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活动，并在技法功夫、审美风貌上孜孜以求。书法艺术上出现了贴与碑两种不同的风格，呈现出婉丽风流和雄奇朴拙的书法艺术境界，尤其是楷书和行书，已达到成熟阶段。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战乱，大批文人荟萃江东。美丽富饶的江南风光，使书法家们在艺术上更讲求遒润婉媚。三国时期，隶书开始衍变出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三国（魏）时期钟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成为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陆机《平复帖》是目前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楷书经过魏、西晋的发展，到东晋已趋成熟，南北朝碑刻书法大都是以楷书书体为胜。

“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两晋最有创新意义的是创造其流美飘逸的行书，其代表作“三希帖”，即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等。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两晋的王羲之，世人称其为“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称其笔势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姿多彩，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代表作有《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碑帖之中代表作有《真草千子文》等。

唐代文化辉煌灿烂，名家辈出，灿若繁星。整个唐代书法，从六朝书法遗法中蝉脱而出，以楷书为主流，结构严谨笔法具臻。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家”。稍晚的孙过庭、李邕、陆柬之、怀素、张旭等一大批书法家也都有相当的成就。唐玄宗时，以李白的诗、裴旻的剑舞和张旭的草书号为“三绝”。到了中唐，楷书再度有新的突破。以颜真卿为代表为楷书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统。柳公权是继颜真卿之后的重要书法家，其字遒劲圆润，楷法精严。至此中国书法文体基本已全部确定。

五代十国时期，朝代频繁更替，战乱不已，人们有一种不安的心绪，再加唐人已把书法上的法度发展到相当完善的境地，于是书法家们开始以书法抒发个人意趣，在这方面取得高度成就的是杨凝式。杨凝式擅长楷、行、草书，并按唐代书法发展的脉络上溯魏晋书法。融入楷、行、草书与篆、隶二体的结构和笔法，创造出一种楷兼行、行兼草、并寓篆、隶遗意的新风貌。

宋代书法尚“意”，是对唐人书法尚“法”的超脱更新。字体已无大的建树和突破，仅在原有基础上融入自己的风格，以发挥个性为主。宋代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统治者重文轻武，书法成为文人普遍爱好的一项艺术，随意挥洒的行书尤为盛行。书法于法度之外，多几分意趣内涵。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都力图在表现自已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苏东坡的书法书卷气极浓，给人以超脱世俗之感；黄庭坚的书法体势异常开张，以特别紧密或特别疏松作巧妙对比，在豪宕中不时露出韵致；米芾因其生性倜傥不羁，以顿挫为含蓄，结构矫侧练达，神采淋漓；蔡襄的书法也有新意。

元代书法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书法总的趋势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有创新。元朝书坛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赵孟頫擅长篆、隶、楷、行、草诸体，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欧体、颜体、柳体并称“中国书法四体”，成为后代临摹的主要书体。他的书法对明、清两代影响很大。在元朝书坛享有盛名的还有鲜于枢，邓文原，虽然成就不及赵孟頫，但在书法风格上也有自已独到之处。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邓文原、赵孟頫、鲜于枢，并称“元初三大书法家”。

明朝中期，在苏州出现了吴门派书法，其代表人物是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此四人中，以祝允明成就最巨，其小楷直追晋唐，而行书、行草、章草、今草诸体皆善。另外，在祝、文、王等周围，还云集着一批书法家。如陈淳、文彭、文嘉、周天球、王穉登等人，都是属于吴门四派的书法家，所以当时有“天下书法尽归吴门”的说法。

晚明书坛，徐渭、邢侗、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许友、米万钟等人继起，开始了一种复古运动，书风离俗而趋雅。其中影响最大，开一代书风的应推董其昌。董其昌兼工楷、行、草书，形成生拙秀雅的书法风格。

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清初康熙酷爱董其昌的书法，至乾隆又推崇赵孟頫的书法，因此赵、董书体身价大增，一般书法家只奉赵、董为典范。乾隆在位很久，而且嗜书又深，尽力搜集历代名迹，命梁诗正摹刻《三希堂法帖》，因此清代中期帖学仍很风行。帖学书法家中以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四大家为代表。

清代金石日出甚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加之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杨守敬、吴昌硕、康有为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理的境地。可谓是中国书法文化的一大景观。

邓石如是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擅长四体书和篆刻，创造了富有金石气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宏恢，有独特的风貌。二者是清代碑学的开山祖师。何绍基的行草熔颜字、北朝碑刻、篆隶于一炉，恣肆而超逸。赵之谦的楷书用婉转圆通的笔势来写方折的北魏碑体，而且他的行草、篆、隶诸体，无不掺以北魏体势，自成一格。何绍基、赵之谦对清代末期的书法影响极大。

这时期还有一些画家兼书法家，如“扬州八怪”等，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近代，书法艺术更是多姿多彩，隶行书、隶草书、隶篆书、草篆、行书、隶书、篆书综合的现代书法等等，百家齐鸣。

第五篇：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演变

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

政策的演变

摘要：在世界各国贸易的发展史中，中国独特的国情，短暂的对外贸易发展历史，以及如今中国对外贸易世界地位的迅速崛起，引起了世界的注意。从建国、改革开放到加入WTO至今，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演变也反映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之路，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进行分析，以了解真正适合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政策，使之在国际竞争中更具竞争力，更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关键词：中国 对外贸易 政策演变 影响

正文：以几次大的转折点为依据，笔者将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分成了四个阶段：

一、极端的进口替代阶段(1979年以前)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处于一种辅助的从属地位。对外贸易只是国内生产的简单延伸，只能被动地跟着生产走。

在国家的统一干预下，对外贸易的管理不是价值管理而是外汇实物计划调控;对外贸易的动机不是追求贸易的比较利益，而是实现互通有无和追求创汇的最大化。这些特征决定了对外贸易战略必定是极端的进口替代战略。

建国初期，我国的部门偏向是一种极端的“进口替代”型部门偏向(即在对进口实施较高保护的同时对出口几乎没有鼓励)。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一种“统治贸易”政策，这种政策是通过高度的集中计划体制来实现的:①统一计划管理。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统制对外贸易计划，包括商品流转计划、财务计划、运输计划、包装计基本建设计划、劳动工资计划和教育计划等。并按行政层次下达、强行。②外贸专营。对私营外贸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最终使国营外贸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国营外贸企业分为专业外贸总公司(设在北京)业外贸公司(设在各省、市、自治区)两个层次。

2、较高的进口限制：进口限制政策这一时期我国的进口限制政策主要体现在较高的关税壁垒水平上。1950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关税税则规定的算术平均关税达到52.9%，其中农产品税高达92.3%，工业品税为47.7%。非关税壁垒没有被采用，主要是因为在计划体制下这些措施根本就不需要。在这种极端的进口替代型部门偏向下，我国的对外贸易是计划的产物，因此不可能主动发挥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进口受到调剂余缺的绝对成本理论的制约，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主，借以发展我国的民族工业。进口战略的总体思想是:凡是国内有生产，并在数量和质量上能够得到满足的，应坚持不进口;凡是国内有条件生产，暂时需要进口的，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国内发展生产，生产发展起来后应逐步减少进口，把有限的外汇用在最急需的方面，使我们的进口商品的结构更加合理。

绝对成本理论这种观点说明了国际贸易中自然优势和获得优势带给一个国家发展的益处，但是倘若一个国家在各种产品生产商都没有优势的话，就很难在国际贸易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这样的指导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没有很好的表现。

在出口产品的结构来看，我国在这一时期同样处于最初级的地位。该时期我国从总体上推行的是片面重工业化的战略，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不仅造成了消费品的生产落后于社会需要，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而且导致了传统出口产业迟迟得不到发展，对外贸易也不能反映中国的比较优势。

从表3一1我们可以看到，在1965年的时候，中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不是反映中国国情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这并不是说明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这类产品上，而是由于当时中国的产业政策是偏向发展重工业，使得劳动相对密集的轻纺产品国内自己都不能满足，没有能力再出口。如前所述，由于出口结构的低下，出口产品主要为农副产品和简单农副产品加工品，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可能有较大的发挥。此外，由于农业生产是对资源依赖较大的一种生产，且农产品换汇率低，如果不尽可能多地附加劳动价值，单纯以初级产品和粗加工产品换取足量外汇，则国内资源必定会遭到较大损耗。

二、温和的进口替代阶段(1980年一1991年）

改革开放以后，贸易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到，贸易亦第一次被放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

贸易的自由化是贸易发展的关键。而贸易的自由化是以自由性的贸易体制为

基础，因此对外贸易体制就必须进行改革。

这一时期我国的部门偏向开始从极端的进口替代向政府干预较强的“中性”转变(即既有较高的进口保护又有较高的出口鼓励)，具体体现在2个方面:

1.对外贸易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口限制手段和水平的提高、以及出口鼓励措施的多样化。一方面，中央对整个对外贸易的计划控制有所减弱。以进出口计划商品的逐步减少为例，在出口商品计划中，到1988年，受指令性计划控制的第一类商品下降到21种，受指导性计划管理的第二类商品下降到91种。另一方面，在计划控制逐步削减和取消的同时，国有外贸企业的改革也相应展开。1991年，国务院又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取消出口补贴、在适当增加外贸企业外汇留成的基础上，让各类外贸企业自负盈亏;同时改变地区差别的外汇留成办法，实行按不同大类商品全国统一的外贸留成比例，以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

2、为了避免国际市场对本国产品的迅速冲击和继续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成长，国家在削弱计划控制的同时，又运用商业手段加强了对进口的限制。为了鼓励贸易，国家在较高的进口限制之外，又采取了“抵消性”的鼓励出口政策作为激励。从对出口的较高鼓励方面而言，该时期的中国使用了一系列包括贸易补贴、外汇留存、出口退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关税减免等措施。贸易补贴和外汇留存都是在国内价格改革还没有到位、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脱节的情况下为弥补外贸企业的亏损而采取的鼓励出口的手段。除了外贸补贴和外汇留存以外，为了鼓励出口，我国政府还采用了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给予出口企业退还国内征收的间接税以及用于出口的进口投入品免关税、进口资本品减关税的优惠待遇。

这种贸易自由化的形式主要是比较优势理论的反映，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在产品的生产商不需要有绝对优势，只要有比较优势，就可以在要素投入不发生改变的条件下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从贸易中获取利益，但贸易利益实现的条件是完全的自由贸易”。此时期中国就参与进了国际贸易，开放了市场，并着重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发挥出了自己的比较优势。下图为中国加工贸易发展

三、边际出口导向阶段(1992年~2001年)

上一阶段我国外贸体制的初步开放促进了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追求静

态的贸易利益成为可能。随着国家对贸易作用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加入WTO步伐的日渐加快，人们对市场开放的要求也在提高，对外贸易体改革也就有了进一步深化。与此同时，对动态贸易利益的追求也开始成为可能。

1992年以后，我国的计划控制已基本取消。国家在自营进出口业务方面已比较放松，允许外商投资企业、一部分国有生产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私营企业经营自己产品的进出口.进口限制政策。从1992年起，中国的进口体制开始进行较大幅度的改革，关税和非关税水平都开始明显下降。关税和非关税的变化请看

下图：

这一时期国家对出口贸易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转变，出口不再以创造更多外汇为其首要目的，而逐渐转向了促使国内比较优势的转变上。促使国内比较优势的转变需要培养资本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其国际竞争力的培养则需要通过自由贸易所带来的竞争效应、乘数效应、学习效应来推动。

这一时期国家寻求突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桎枑，在资本密集型等产业上加足马力，为了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不惜以市场换技术。虽然此时我国对贸易重要性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定高度，也采取了贸易促进国内产业动态升级的相关措施，但毕竟外贸政策的调整己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而对动态贸易利益的追求短期内又不可能见到效果，因此国内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多方面的。例如由于加工贸易的投入品基本上来自进口，出口对国内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不大，乘数效应很小。而且由于加工贸易中漏洞不少，一定程度上易诱使贿赂、贪污和走私等腐败犯罪行为。为了加强管理，国家出台了许多措施对加工贸易和关税减免加强管理，这又导致管理成本提高。所以这一时期的贸易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4、出口导向阶段(2002年至今)

该时期的贸易战略在继承上一阶段贸易战略总体发展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

降低了政府干预。这一时期各项政策的颁布虽然从总体上看基本有利于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但外贸战略总体思想的片面化仍导致了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这一时期我国的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在关税措施方面，我国的关税税率在持续降低。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从2002年1月起，总关税水平降至15.3%，3000多个税目的税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由18.1%降低到16.8%;工业品平均税率由n.4%降低到10.3%。从2005年1月起，我国又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9.9%，涉及降税的共900多个税目。2002年，我国的进口配额许可证和进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种类从26种减少到12种，2003年又进一步减少到8种，取消了摩托车及其关键件、照相机及其机身、手表、汽车起重机及其底盘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取消部分税号汽车及其关键件的进口配额许可证管理。

继续鼓励扩大出口的政策。为了抵消加入WTO后贸易壁垒的降低对国内市场造成的冲击，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出台了一系列。以出口退税政策为例，2002年出口货物的免、抵、退税面由2001年的62%增加到100%(即全部自营出口或委托出口业务的生产企业)，退税总金额达1259亿元人民币，比2001年增加17.1%。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对保持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的出口导向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绩，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出口增长方式粗放；出口商品核心竞争力不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面临严峻挑战；增加了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风险；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对外贸易发展的高外需和高外资依赖性；对外贸易摩擦加剧等。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中国的出口导向贸易发展战略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出口导向对外贸易发展战略面临调整要求。

加入WTO后就必须完全的自由贸易，我国正在转型阶段，发展过程中因为“中国制造”的低价和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遭遇了很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我们在对外贸易的过程中也应该注意两种政策的互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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