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

第一篇：论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

论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

【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反垄断法与规制行业；反垄断法

与行业监管法；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这三个关系，论述如何协调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应确立相对行业监管法的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这一基本理念。通过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共同制定规章或指南，从法令协调和行政协调两个方面，协调好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

【关键词】反垄断法；规制行业；行业监管法；反垄断执法权；协调

【写作年份】2008年

【正文】

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问题是我国反垄断立法的一个重要难题，2007年8月颁布的《反垄断法》因各种原因，并没有正面去解决这个难题。反垄断法实施之际，对于这个难题我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笔者认为，论述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协调关系，实际上应该协调好三个方面的关系：反垄断法与规制行业的关系；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

一．反垄断法与规制行业的关系

所谓规制行业，或可称为管制性产业，主要包括：电信、电力、邮政、自来水、煤气以及银行、保险、证券等行业。

而规制行业大致又可以分为两大类：电信、电力、邮政、自来水、煤气等属于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而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行业很难说是自然垄断行业。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电信、电力、煤气等所谓的公用事业，在各种技术革新以及供需方面的结构变化过程中，经过多次的制度改革，除了自然垄断仍残存部分（电信方面指市内通信网等，电力方面指送电线网，煤气方面指高中压管线等）的行业监管法规制（主要是适当的使用费用规制、为保护用户的收费规制以及确保全面服务措施等构成）以外，原则上都自由化了。比如日本独占禁止法原来第21条规定“铁道事业、电气事业、煤气事业及其他性质上为当然垄断事业的经营者所实施的其事业所固有的生产、销售或供给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该条在2000年修改时被删除了。因此，目前在日本，对于公用事业等自然垄断行业均受到反垄断法的全面规制。另外，关于邮政，经过2005年通过邮政民营化相关法案后，邮政领域也受反垄断法的全面规制。因此，在日本，即使是国家经营的事业，其经济事业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范围。

在我国，反垄断法颁布后，社会各界对第7条广泛关注。“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

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根据立法工作者的解释，这里的“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包括自然垄断行业和公用行业。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设计一方面强调了国家对这些行业的保护，但是另一方面也明确了这种保护并非反垄断法的豁免或适用除外，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范围。

[1]

所以，与日本比较，我国从一开始就明确了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范围，这是非常难得的。

二．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

关于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我国反垄断法并无明文规定。2006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的反垄断法草案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在第二次审议时第二款被删除了。反垄断法也维持了这个删除。这一处理反垄断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关系的条款，存在很多问题，被删除是众望所归。

第一，如果根据其规定，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可以不适用反垄断法，那么就意味着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可以优先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时建中教授认为这是违背《立法法》，[2] 而史际春教授认为：在我国的改革、开放、发展中，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的关于改革和开放方面的行政法规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在引进竞争机制和反垄断方面也不例外，因此，只要相关“特别法”不违背《反垄断法》的根本目的和宗旨，就不妨允许其优先适用。

[3]

第二，《铁路法》、《电力法》、《电信法》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与反垄断法发生冲突怎么办？根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新的规定与旧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新的规定。如果按照这种解释，《铁路法》、《电力法》、《电信法》等法律所包含的反垄断的条款都属于特别规定。当这些规定与反垄断法不一致的时候，要优先适用。其结果必然是反垄断法被特别法架空。

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反垄断政策或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发生冲突时，应该是竞争政策优先。但是日本的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一段时期内，产业政策优先竞争政策亦是发展经济的权宜之计。当然，我国地域广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规模和产业结构相差较大。要全面实施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可能不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地坚持产业政策优先竞争政策。笔者认为，在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时候，一定要针对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作出不同的选择，而不能一概而论。

[4]

从立法角度，可以参考我国台湾地区《公平交易法》第46条规定：事业关于竞争之行为，另有其他法律规定者，与不抵触本法立法意旨之范围内，优先适用该其他法律之规定。其规定不是简单的特别法优先一般法之原则，而有一个该特别法不得违反《公平交易法》的立法宗旨。实质上将反垄断法确立为市

场经济基本法，而不是普通的一般法。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这一基本理念，才能符合反垄断法的基本精神。

[5]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两者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日本自1947年制定反垄断法以来，行业监管法明示或暗示

[6]地排除了反垄断法的适用。直到最近几年，才进行了或整理或废除的制度改革。第二，随着竞争政策在日本的经济运行中重要性的增强，逐渐从行业监管法优先适用反垄断法的理念，向在优先适用反垄断法的同时对行业监管法和反垄断法进行协调的理念转变。

当事业者的某种行为共同适用反垄断法和行业监管法时，应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是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日本的竞争执法机构和行业主管机构之间共同制定指南等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例如：电力方面，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与经济产业省共同发布《关于适当的电力交易的指南》（2002年7月25日），煤气方面，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与经济产业省共同发布《关于适当的煤气交易的指南》（2004年8月6日）。这些指南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以实现部分自由化的各行业零售市场为中心，竞争执法机构与行业主管机构在各自管辖范围内负责，同时又相互配合，形成反垄断法和行业监管法的协调规制。另外，在电信方面，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和总务省共同发布了《关于促进电信事业领域竞争的指南》（2002年12月25日）。其目的是促进该事业的竞争，在两法发挥作用的基础上，正确运用反垄断法和电信法，在各自管辖的范围内负责制定。

笔者曾向有关部门建议，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共同制定规章或指南的方式来协调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

[7]

三．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

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的关系，第一次审议稿第44条第一款规定：“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调查处理的，依照其规定。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应当将调查处理结果通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这里明确赋予行业监管机构具有优先执法权，只是把执法结果通报国务院反垄断法委员会即可。第44条第二款规定：“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对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未调查处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调查处理。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处理应当征求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的意见。” 第二次审议时，把第44条第二款删除了（第二次审议第56条）。这就意味着规制行业或者管制性产业中的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执法权，被行业监管机构所垄断。

第一次审议稿的规定仅仅赋予行业监管机构具有优先执法权，而第二次审议稿就是赋予行业监管机构具有垄断执法权，这是最糟糕的设计。以至于引起广泛批评，最后在第三次审议时，干脆把第一次审议稿第44条第一款也删除，给反垄断法立法留下一个空白，留给将来规定。

规制行业的垄断行为的反垄断执法权，最理想的模式莫过于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独占，这个理想实现不了，最起码我们应该防止被行业监管机构所垄断。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反垄断法立法中的真空地带，在反垄断法即将实施之际，我们应该如何对应？因为我们无法回避这个反垄断法执法的重要问题。

笔者考察具有60年反垄断执法经验的日本，分析如何从法令协调和行政协调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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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先是法令协调。在行业监管机构从强化规制等的角度制定、修改主管的经济法令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则从竞争政策的角度提出各种积极的建议或进行政策的协调（法令协调）。具体地说，首先是反垄断执法机构附设的研究会进行研究，提出相关建议。其次是反垄断执法机构本身的经济调查。这些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经济调查及以此为基础的建议等，在设计各种新的规制制度时，行业主管机构也会予以充分的考虑，进行制度改革之际注入竞争政策的理念。

除了这种来自外界的建议外，在进一步设计制度时，有时反垄断执法机构在行业监管机构进行制度改革时出席其研讨会，发表意见。

煤气方面也如此。2002年9月以后，日本经济产业省综合资源能源调查会城市热能源小组会关于煤气事业制度改革的思路，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研讨时，公正交易委员会也前来参加，并在该小组会煤气政策小委员会（同年12月）上，关于确保电力、煤气相互加入引起的公平竞争的措施等的煤气事业领域中确保公平自由竞争的基本思想，进行了说明。

另外，公正交易委员会对于提交国会的电气通信事业法的部分修改法案，从促进该领域竞争的观点与总务省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并确认以后也将与该省合作。关于金融服务领域，除废止上述适用除外制度等情况以外，深入到个别法的具体的制度内容的法令协调尚且缺乏。另外，法令协调的对象不限于上述内容

[9]。

2.行政协调。竞争执法机构对于行业监管机构根据特殊政策的需要而采取的行政措施等，为了不使该措施等产生反垄断法及竞争政策上的问题，与该行业监管机构进行着协调（行政协调）。与法令协调相比，公开发表的具体事例非常缺少，但是例如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对于总务省所主管的《关于使用公用事业者的电线杆、管线等的指南》进行修改时，从促进和加强新加入地区通信市场的观点，提出了对进一步开放电线杆、管线等意见，进行了必要的协调（2001年）。

但是，这是非常罕见的事例。一般行政协调的具体内容对外部保持黑匣子状态。有关公用事业竞争法的案件，竞争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以何途径、交换了什么性质和内容的信息或意见，通常是完全不公开的。在不同的领域，例如包括JAL/JAS事业合并事件（企业结合规制）中的一部分问题解消措施在内，在国土交通省的促进竞争的强化措施的协调过程中，究竟以什么为条件，从什么观点进行了什么样的评价、考虑、协调，从公正交易委员会发布的报道中完全不清楚。不论是行业监管机构还是竞争执法机构，对于这样的行政协调应该如何提高行政的责任和义务是一个重要课题。关于金融服务领域，除了与上述适用除外制度有关的同意、通知的情况以外，至少没有做过正式的行政协调。另外，行政协调的对象不一定限于上述内容。

四．总结

本文通过考察和分析了反垄断法与规制行业；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这三个关系，论述了如何协调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得出了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明确了我国反垄断法对公用行业等的保护并非反垄断法的豁免或适用除外，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也是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对象范围。

第二，应确立相对行业监管法的反垄断法的基本法地位，即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不是简单的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唯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反垄断法是经济宪法这一基本理念，才能符合反垄断法的基本精神。

对于具体如何协调反垄断法与行业监管法的关系，笔者认为，通过反垄断法执法机构和行业监管机构之间共同制定规章或指南不失为良策。

第三，关于规制行业的垄断行为的执法问题，最理想的模式莫过于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垄断执法权。但在我国，目前看来无论是反垄断执法机构还是行业监管机构都无法独占反垄断执法权。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协调好反垄断执法机构与行业监管机构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笔者建议：借鉴日本的经验，从法令协调和行政协调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具体的协调工作。

【作者简介】

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第二篇：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一）不正当竞争的概念与特征

不正当竞争，是与正当竞争相对称的一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不正当竞争泛指一切有害于市场竞争的行为，包括垄断行为、限制竞争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狭义的不正当竞争，则是指经营者为了争夺市场竞争优势，违反法律和公认的商业道德，采取欺诈、混淆等不正当手段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并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市场交易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指的不正当竞争，专指狭义的不正当竞争。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根据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定义，可以概括不正当竞争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行为主体的特定性。不正当竞争是市场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实施的行为，所以，从事不正当竞争的主体只能是市场经营者。所谓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特定情况下，也包括不具备法定经营资格的自然人，如企业内部职工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

2、行为目的的明确性。经营者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目的是为了参与市场竞争，这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与市场主体实施的一般侵权行为的重要区别。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这一特征，决定了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竞争者与受害的经营者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二者往往同为某类商品的经营者或者某类服务的提供者。

3、行为方式的不当性。不正当竞争行为是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违法行为，而法律对这种违法性的判断，往往采用公认的道德标准。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违反公认的商业道德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本质特征，只要违反了公认的商业道德，便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禁止的行为。

4、危害后果的社会性。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利益，也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整个市场秩序，具有了社会危害性。基于这种危害后果的社会性，法律将不正当竞争行为从一般的私法领域上升到公法领域，通过具有公法性质的竞争法予以规制。一个行为即使并未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利益，但只要它的存在可能会危害正常市场竞争秩序，就应该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裁。

1、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与前所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都有着广义与狭义的区分，但在探讨二者关系时，是将其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概念来使用的，即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是竞争法的两个并列部门法。作为竞争法的两个独立的分支部门，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是保护公平竞争的两个重要的法律，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保障和促进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区别角度来说，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有差异：（1）调整对象不同。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是经营者从事不正当竞争活动而引起的社会关系，其所规制的对象是狭义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反垄断法调整则是经营者以及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所从事的垄断行为、限制竞争行为等反竞争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其约束的是经营者以及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2）价值理念的不同。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反对经营者出于竞争的目的，违反市场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的行为，其通过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以避免善意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受到损害，从而达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是公平竞争。反垄断法则是从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出发，通过规制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防止少数经营控制或操纵市场，从而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者，保障经营者能够开展自由、有效的竞争。所以，反垄断法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是自由竞争，保障经营者能自由参与市场竞争。（3）保护的对象不同。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都关涉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二者所保护的对象有所差别：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于保护受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的当事人，一般表现为特定的经营者；而反垄断法侧重于保护自由、公平的竞争机制和市场秩序，其所保护的是竞争而非竞争者。（4）法律属性存在差异。在许多国家，不正当竞争行为被视作侵权行为，侵害的往往是特定的受害人的利益，相应地，反不正当竞争法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具有私法的性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虽然也体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但更多的则是体现为对个体利益的保护。而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危害的首先是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反垄断法尽管不排除对受害人的个人利益的救济，但更主要的却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具有浓厚的公法色彩。

从联系角度而言，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密切关联：（1）终极目标基本相同。作为竞争法的分支部门，无论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反垄断法，其终极目标都在于促进和维护自由的竞争机制和公平的竞争秩序，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2）规制对象存有关联。虽然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是上正当竞争行为，反垄断法规制的是垄断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但这三者之间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绝对界限，有的还可能出现相互转化。比如低价倾销、价格歧视等行为，既可视为限制竞争行为而受反垄断法规制，又可纳入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受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基于此，有些国家采用合并立法模式，将反不正当竞争、反限制竞争与反垄断合并立法，规定于一部竞争法之中。（3）制定实施互为补充。作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部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一个国家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提条件是市场上存在着自由竞争，如果没有自由竞争，就不会有不正当竞争，所以，反垄断法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同时，如果只反对垄断，而不反对不正当竞争，经营者就有可能滥用其自由竞争的权利，随意侵犯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而，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也需要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配合与补充。可以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是市场有效竞争的双翅，二者的共同振动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

第三篇：论IT行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论IT行业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

摘要

建设和谐社会，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责任，需要你、我、他共同努力。然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区别于他人的方式。现代社会是科技文明的社会，IT领域覆盖着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航空航天，小到手表时钟。作为一名IT人，我有足够理由相信，IT行业的不断发展将会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做出卓越贡献。

关键词：IT、和谐社会、贡献

正文 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重要的新概念。“和谐”成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调。因此，从更深层次的理论上把握“和谐社会”的要点也随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我们80、90后现在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中流砥柱，同时二十一世纪进入信息时代，席卷全球的信息科技席卷全曲，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信息产业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无论你是正在大学学习IT相关学科的同学，还是已经步入社会在IT行业打拼的人员，你的努力将会更大的挖掘出IT行业的潜力，生产出更多先进的IT产品，进而 IT产品的更新换代将会推动我国由IT大国向IT强国转变，并进而推动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步伐。

可能有的人不禁会问，IT产业发展迅猛，但是飞速发展的IT产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又有多大的关系呢？上文中我们论述了IT产业的重要性和未来发展前景。接下来我为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和谐社会：所谓和谐会，就是指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各个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的状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所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个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的社会。那么我们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我觉得和谐社会首要的是人民都能够富裕起来，至少也应该能达到温饱的水平。只有人们不再为温饱的事情发愁了，大家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去丰富自己的精神需要。试想一下，为什么有一些地方总会发生**，就是这个原因。如果中国始终不能真正的富裕起来，那么中国社会的各种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所有这些不仅影响着小康社会的建设,更有悖于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的性质.不难看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通过前文中列举出来的各项数据我们已经知道IT产业在我过经济建设中所占的比重，可见IT行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十分重要的。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从我们个人来说，只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了，我们的社会才会和谐。之前在以前科技不

1发达的时候，人们之间的沟通存在很多的障碍和不便，这会导致人们之间的误会不能及时地得到解决，小则会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则会影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现如今科技发达，IT行业使得人们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会方便，尤其是现如今，各种沟通工具百花齐放，QQ、微信、微博等等，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各种矛盾的误会也会及时的得到接触……长此以往，我们的社会也就更加的和谐了。

对于软件工程专业的我们来说，大学的生活仅仅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我知道，每个人都有义务去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纵观我们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衣食住行都离不开IT行业，我们出去吃饭可以网上团购、百度上查阅信息、淘宝上购物、网络上听歌看电影。似乎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依赖着网络。记得我们专业老师也曾经和我们说过，IT行业是一个服务性的领域，我们可以为各行各业进行服务，试想想，如果没有IT行业，我们今天的生活能这样的方便、这样的快捷吗？人们在享受IT行业所带来的快乐，我们的社会也因为IT行业越来越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和谐。

现如今二十一世纪进入信息时代，席卷全球的信息科技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变革，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信息产业最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其快速发展的关键是有一大批从事IT技术创新的人才。一定数量、结构和质量的IT人才队伍是IT产业发展的支撑，一个国家的IT人力资源储备、IT人才培养及使用状况决定该国IT产业发展的水平和潜力，一个国家IT发展的越好，这个国家也会越和谐。所以也可以说，IT产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高水平的IT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是我国从IT产业大国走向IT产业强国的前提条件，也是我国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中流砥柱。所以说无论是从大的方向讲，还是从小的方面讲，IT行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作为IT人，也会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第四篇：试论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论文

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开始实施，这是我国的竞争法体系里自《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后，又增添的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制市场竞争的法律。《反垄断法》的核心价值就是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回顾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那时候调整市场秩序的法律是传统的民法，而民法核心价值理念中的个人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等原则和价值理念，适应了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发挥了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巨大作用。但是在后来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民法已经明显对当时出现的基于契约自由和意识自治形成的垄断现象，不能有效地规制，所以应运而生了近现代的一系列西方国家的竞争法《其中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等)，充分弥补了私法对于公共领域内调整作用的缺失，从而维护了实质意义上的有序竞争。而近代以来对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明显以调整关系的不同来界限分明的划分私法和公法。使得我们形成了相对机械和强制的观念，在公法和私法之间，形成了本不应该有的鸿沟。

要探寻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就必须把握隶属于私法领域的民法和隶属于公法领域的经济法的关系。由于从性质上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类，要确定经济法的性质，主要是看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类中如何归类的问题。至于划分的标准，一种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公法调整非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公权并使其服从法律规制为根本任务：私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以确认私权并保证其实现为己任。对此，法学界都认为经济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在是否仅仅具有公法性质的问题上则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经济法只具有公法的性质，它属于传统的公法，并不是外在于公法和私法之外，也不是存在于交叉渗透的公法和私法之间，而是内在于公法之中。似乎有更多的人则认为经济法在具有公法性质的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私法性质，但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笔者赞同经济法兼有公、私法的性质，在公、私法之间起着衔接作用。而《反垄断法》作为经济法的子部门法之一，不但具有经济法公法的性质，也具有私法的性质。而学界内有观点认为，民法在私法在反垄断法这种专门的法律诞生以前可以调整竞争秩序，但传统民法不能胜任调整反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任务，因此，调整垄断关系的任务就不能勉强地交给民法。专门的反垄断法可以就垄断关系设立无过错的民事责任，并通过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双管齐下，从根本上解决反垄断问题。但是，民法始终是《反垄断法》的补充。同一行为受到反垄断法规制后仍可以单独享有民法上的责任，即受害人依据民法提起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并未消灭。此种观点也被称为《反垄断法》为后民法现象，笔者在此尝试由公私法形态融合为切入点，来探讨民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及相关问题。

一、民法和《反垄断法》价值理念的共性

1、二者在契约自由价值上的共性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民法最基本原则，在早先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中的私权绝对和契约自由往往成为一些垄断企业限制排除其他企业自由的合法手段，而使得契约自由成为形式上的自由，失去了其价值本质的自由。所谓自由应为形式和实质上的自由，而《反垄断法》则通过对在市场上有一定控制地位的企业进行限制和规制，来实现整个市场的实质的和形式的自由，以期达到真正的契约自由。两者追求的契约自由价值是相同的，而《反垄断法》可以看作是对契约自由合理限度的一个修正和在民法基础上进行的更高级别的调整。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真正和整体的自由。

2、二者在公平价值上的共性

民法将所有调整的主体都以公平和平等来对待，而这反映在市场经济中，则表现为程序的公平、主体地位的平等和等价交换。传统民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调整市场，而主要是借助于自身财力、技术等条件，同其他不能借助相关条件和外来因素来实现竞争中的公平，这不是实质的公平。而《反垄断法》则可以对不同情况和待遇的市场主体进行不同的调整，从而实现整体的公平和实质的公平，从本质上讲，这和民法追求的公平原则是相同的。

3、公序良俗和有效竞争秩序的价值共性

《反垄断法》所追求维护的秩序是竞争秩序，而这种秩序的维护是建立在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基础上，虽然跟民法中的公序良俗所调整的层面不同，但是却是建立在私权绝对、契约自由和公平平等为基本原则的公序良俗之上的，可以说，它是对民法公序良俗的再次调节。

二、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的价值观转变

以主体价值的选择为标准，法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本位——国家本位、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国家利用法实现其政治统治，建立和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秩序，这种以“国家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国家本位”的;主张个人至上，个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认为法是为了维护和促进个体自由的秩序，这种以“个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个人本位”的;追求社会公共和总体利益的最大化，注重社会整体发展的均衡，保障社会整体效率的提升，这种以“社会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法就是“社会本位”的。社会本位假定人作为社会的成员彼此之间是联系的，因而强调，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利益为基点。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德萨米在《公有法典》的第三章，以“分配法和经济法”为标题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这些都隐含着对社会经济进行平衡协调和对社会利益给予统筹兼顾的“社会本位”理念。

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来，社会法学兴起，他们强调社会、社会连带(合作)、社会整体利益，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相当一部分法学家强调义务，倾向于社会本位。其中，利益法学家提出，必须把法律规范看成是价值判断。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已经触及到了“社会本位”的精髓——社会整体利益优先。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民法向社会本位发展的观点，但它向社会本位的迈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个体私利的关怀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公益的成就;对社会公益的消极尊重也不能替代积极推进。而隶属于经济法的《反垄断法》本身就具有的社会本位价值，两者在我国社会主义法的社会本位价值中，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

三、民法与《反垄断法》的互补性及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1、民法与《反垄断法》的互补性

商品经济初期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发展的阶段。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稳定，要求确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场参与者可以预见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后果。近代民法正是反映了这种要求。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事人之间出现了不平等关系，经济力上的强者往往在契约司法过程中也成为强者。另一方面，所有权绝对，作为传统民法体系的基本原则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人们认识到自由的滥用对社会的危害，认识到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的受害者。而《反垄断法》以政治国家中的政府强制力为基础和保证，弥补了民法在市民社会中基础调整作用方面的局限性，借国家之手干预市场经济活动，以满足经济社会协调性的要求，可以讲，民法与《反垄断法》之间是有机的互补作用。

2、民法与《反垄断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在我国目前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条件下，在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艰难转型的形势下，我们的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对的提高，但经济的发展与法律的滞后的矛盾始终是制约我们前进的掣肘之痛。无论在民事领域还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各种利益冲突与价值矛盾凸现出来：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平衡，资源的浪费与低效率，价值观的错位，经济结构明显不合理，市场秩序不规范，人们道德观的扭曲等。这些矛盾的出现与激化，不但是公平与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虚置，也滞后了我国的协调发展。这些冲突与矛盾的解决，单纯依靠民法或者单纯依靠《反垄断法》都无法实现，只有二者的交互作用才能产生行之有效的预期。同时我们应该在目前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指导下，努力去实现公法私法价值理念的交互融合，找到更多的制度衔接和实际可操作规则，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法兼顾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理念的顺利实现，为建设和谐社会搞好制度创新，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五篇：论安监工作中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论安监工作中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的关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强调全党同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策部署上来。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之后，党作出的又一重大历史性决策。改革和法治，将成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梦”的“两翼”。安监工作要以这一精神为契机，以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为主线，以健全责任体系、推进依法治安、夯实基层基础、突出隐患治理、整合社会资源、强化教育培训、加强队伍建设为抓手，切实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进一步推动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全力实现“双下降、双确保”（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降，确保不发生重大以上事故，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指标在自治区控范围内）工作目标，真正做到“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已的人、办好自己的事”，为xx市社会经济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一、依法治国，全面促进改革更快更健康地稳步发展

中国现代史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经济空前的大好形势，以及所取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改革开放发展得来的经验，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世界强国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现在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

时期、处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阶段，只有在法治轨道上不断深化改革、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治理现代化，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治方向，深刻理解把握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目标，才能迈步有路、行事有章。目标任务明确，计划措施得力，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依法治国、厉行法治，深化改革，才能开创出新中国的美好未来。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法治。早在中国历史上，就有王安石、商鞅等变法，不正是证明了法律对社会的改革进步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改革开放的今天，城市里需要广大的农民工来建设，我们就需要对户籍立法改革，解决子女居住上学等问题，来保证农民工的正常生活和工作。香港的收复，澳门的回归，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平稳过渡，都离不开新中国开创的特别行政法的保障。还有社保的改革，房地产的改革，我们都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来保证实施，只有依法参保，才能保证全民老有所依，难有互助，保全社会稳定发展。为适应城市规划，道路建设，住房改革，我们必须要有相应健全的法律，来解决土地的征用和地面建筑物的拆迁补偿工作。土地虽属全民所有，但个人或集体使用权的转移就需要法律的调解和沟通。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 才能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保证改革开放的稳步发展。

二、安监工作要抓服务重职能，推进管理创新

1、切实履行安监局在综治工作中的社会职责。预防和减少安全事故事故，防范采矿场所和运输途中的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公安机关打击盗窃工矿企业财物和危化品运输物资，以及破坏矿山设施、危化品运输安全和利用危化品运输工具进行违法犯罪的活动。

2、强化企业安全隐患排查和整治。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工作部署，完善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监督措施，落实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加强重点时段安全生产检查，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由整改责任单位落实整改责任、整改期限、整改措施、整改结果。对已经整改的安全隐患定期开展“回头看”检查，防止死灰复燃。

3.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工作。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危爆物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的意见》，督促企业建立健全井下爆破作业人员及相关人员出入井检身制度和矿石筛选分拣遗留民用爆炸物品制度，防止井下作业人员偷盗民用爆炸物品。落实危爆物品和易制爆危化品源头控制、定点销售、流向管控、实名登记等全过程管理制度。深入开展危险化学品本质安全专项行动，积极推进涉及“两重点一重大”危险化学品生产储

存装置自动化控制系统安装改造，提升危险化学品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深入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提高危险化学品企业规范化管理水平。加强大型石油储罐区、油气输送管道安全监管，协助做好油气输送管道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烟花爆竹流向管理，强化烟花爆竹储存、经营安全监管，严厉打击非法储存经营烟花爆竹行为。积极推进烟花爆竹连锁经营、创新安全管理手段，提高烟花爆竹经营销售环节安全管理水平。

4、全面做好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加快建设覆盖全市交通行业及各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处置预案》及相配套的分项预案。加强应急管理机构和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努力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体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报告工作制度，明确信息报告的部门和职责，规范信息发布。

三、安监工作中改革与法治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改革不是要让法律让路，不是法律阻碍改革的脚步，有时候行政有些损小利益顾全大局的行为，不是不坚持法制，不能错误片面地认识这个问题，把改革与法治机械对立起来，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改革中的人和事，误导我们的思维。在改革中，正确看待依法治国的必要性，使法律在改革中得到充分的实践和检验。

全面依法治国,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之灵魂。首先要解决好领导干部自身存在问题，树立好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法治水平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它将直接影响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也完全决定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我们一定要清醒、自信、毫不含糊，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真正敬畏法律，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安监工作者在改革中认真定好法，学好法，用好法，正确处理好权、情、法之间的关系，要履行推进法治建设，按照习总书记讲话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依法治国与深化改革，二者并不矛盾，它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在日常监督工作中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解决问题。切实在实践中做好改革与法治工作的密切配合，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律。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的今天，必须依法治国，只有法律才能解决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法律能指导改革，推进改革，保障改革。同时，改革的浪潮更能考验法律，完善法律。改革不能触犯法律，法律要为改革服务，二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回顾中国历史，展望改革开放的今天，规划强盛中国的未来，都需要在法制下巩固发展，2016年是进取的一年、挑战的一年、希望的一年。我们要以十八大精神和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针，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奋发进取、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只争朝夕、追求卓越，为建设成xx市的安监工

作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