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第一篇：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考察

一、邓小平提出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

反腐倡廉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系统学习和探讨邓小平反腐倡廉的思想，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克服腐朽思想的途径，他说：“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1954年2月，邓小平在《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中讲到：“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正在滋长着，如果不注意克服，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地步。”指出党内存在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必然使我们党丧失敌情观念，必然会破坏党的团结，会经不住困难和敌人的考验与袭击，从而使我们伟大的事业遭到失败。[]

1956年9月。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系统论述了执政党应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他提醒全党必须经常警惕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防止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和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他要求必须加强党和国家监察机制，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

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专门讲了执政党的干部队伍存在的问题。批评道：“多少年来，我们的干部能上不能下，副作用很大，已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因此要逐步予以解决。”他认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其次是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另外，还应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以及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这是邓小平从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党风党建问题着眼，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

1975年，邓小平重新工作后，他紧紧抓住整顿党的作风这个关键，大刀阔斧地整顿由于“文革”的破坏而产生的消极腐败现象：“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邓小平列举的腐败现象虽然是在军队中讲话的，但对当时的整风来说具有普遍性。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集中阐述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本的同时，提出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他指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以身作则。”

1982年4月，针对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猖獗，邓小平说：“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这时，他第一次提出“两手抓”的方针，即一手抓对外开放，改革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抓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这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再次重申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十二大”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而迅速的发展，各种错误思潮和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也随之猖獗。邓小平十分关注对腐败现象的防范和对腐败犯罪的有力打击。为此他做了不懈地努力。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一定能赶上资本主义，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平现象。”表明了我党对根治腐败现象的坚定信心。

1989年春夏之交，在平息政治**中，邓小平连续谈到反腐败问题，他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丧失了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要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表示了他对反腐败工作的最大决心。他还指出：“惩治腐败，至少抓抓紧一二件大案，透明度高，处理不能迟。”他把惩治腐败能否取得成效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看待。

1992年初，88岁高龄的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谈话。再一次强调了反腐倡廉是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保证，原创：http://www.xiexiebang.com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绝不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二、邓小平关于反腐倡廉思想特点的概述

第一，邓小平的反腐倡廉思想的历史过程是一以贯之的。从1950年一直到1992年期间，邓小平针对不同情况多次论述了反腐败的思想，这表明他对维护党的纯洁性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战略眼光。

第二，邓小平的防腐

第二篇：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新时期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摘 要] 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形成的，是对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当时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新时期 反腐倡廉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它自成立以来就一贯提倡廉洁政治，坚持反腐败斗争，并把反腐倡廉和党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他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但同时又使党的执政面临着一系列新的严峻考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邓小平一面强调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抓经济建设，一面反复告诫全党要防止新形势下出现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举措，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反腐倡廉思想。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不仅在当时对于正确分析反腐败斗争形势，有效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正在开展的反腐倡廉建设、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依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时代背景

1.党的执政地位和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必须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由于我国处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就更加严重地摆在人们面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对内改革具有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进步意义，已经而且还将继续为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注入崭新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同时，由于新旧体制的转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新体制是在旧体制内部孕育，而且是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从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出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位渗透发展的，所以整个过渡的过程呈现出各种心态、观念交织的状况。社会生活也由此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种种碰撞、摩擦、错位和空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以及思想观念、价值观念的某种程度的混乱和矛盾。邓小平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新情况下搞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党风廉政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的性质。邓小平认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p143这就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应当体现的优越性之所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谈到广东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时，指出：我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p378。邓小平又一次从比较中强调了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有关能否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的大问题。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表达了这样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我们既要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争取和利用一切条件来加快发展自己，又要保持自己的政治优势和民族特点，不能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能走许多西方国家走过的经济繁荣、道德沦丧的老路。如果党风和廉政建设搞不好，就不可能建设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搞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搞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保证。邓小平指出，“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1]p164。“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1]p153邓小平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概括起来，就是党风廉政建设，对于改革和经济建设起着一种“保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条件；二是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遵循正确的轨道和方向；三是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向前发展。如果党风廉政建设搞不好，让贪污贿赂之风盛行，改革开放就要失败，经济建设最终也将被破坏。

（3）党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要端正社会风气就必然要首先端正党风，这是邓小平经常强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搞好社会风气和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关键作用，只要广大党员干部廉洁奉公、清正无私，起表率作用，就一定能够带出一个好的社会风气和好的思想风貌。邓小平曾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2]p812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重申了中国共产党人要起先锋模范作用的一贯要求，也是对中国文化中“政者，正也”传统理论精神的弘扬。

（4）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人民政权的根本问题。邓小平多次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他赞成陈云同志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观点。邓小平认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1]p313

总之，腐败不仅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而且涣散了党心民心，腐败之风已成为人民心头之恨、改革开放之大敌。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克服，任其发展，就会葬送改革开放大业，最终危及党的执政地位，危及无产阶级政权。因此，反腐败的成与败已经成为决定改革开放大业和社会主义江山兴与衰的关键。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反腐败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的运行，给企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也给党风廉政建设带来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文明与发展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从经济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力更好更快地发展。从精神领域来讲，它有利于消除封建特权思想，完善民主政治，推动思想、文化建设；有利于克服现行政治体制上的某些缺陷；有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和树立开拓创新、奋发进取的新风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属性，它不可能完全消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的影响，不可能完全消除盲目性和自发性。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不很发达、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市场行为的法制化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商品经济所固有的特征极易诱发某些消极现象，成为产生社会经济生活中不正之风和违法违纪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使党风廉政建设的环境更趋复杂。所谓开放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打破地域界限，敞开山门、寨门、县门、国门，向市场、社会乃至世界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使得从事和参与经济活动的党员、干部同社会接触的范围急剧扩大，交流的渠道急剧增多，相互影响的程度急剧增大。社会上某些不健康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也因此更加直接地影响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作风，增加了党员干部遭受腐蚀的可能性。

市场经济的等价性，极易侵蚀党内政治生活。等价交换是商品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原则不能不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如果疏于防范，就会使党内政治生活带上功利化、商品化的色彩。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做了点工作，或在工作中做出了点成绩，就向党讨价还价，伸手要官、要地位、要待遇等；一些党员干部在处理同志间关系时丧失原则，不是在政治、思想、生活上真诚地互相帮助，而是互相利用，彼此谋利；一些掌权的党员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和使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走上犯罪道路。

市场经济的营利性，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价值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经济利益的“企业化”和“个人化”，使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追求和强调局部与个人利益，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思想，陷入“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泥沼中，把赚钱谋利、发财致富作为自己唯一的目标来追求，从而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党的宗旨、党性原则和党员、干部应有的形象统统抛到一边，对政治失去兴趣，这是一种很不正确、很危险的思想倾向。

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诱发违法乱纪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商品生产经营者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人和竞争主体，具有各自的经济利益。一些人为了获取最大限度的赢利，就有可能在市场竞争中不择手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搞歪门邪道、弄虚作假、损人利己。此外，请客送礼、金钱开路等各种“搞活经济”的现象也会出现，滋长不正之风。

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客观上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的滋长提供土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计划性一面而言，是自觉的；但就市场调节一面而言，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在经济活动中，一些生产经营者，往往只顾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执行政策上，往往借口特殊情况而搞所谓“通权达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往往随着形势的变化时起时伏，有时还很严重，甚至纠而复生、屡禁不止。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热切希望我们党消除腐败，端正党风。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党群关系不仅是党风问题的关键所在，而且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任其滋生蔓延，就会破坏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会动摇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因此，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已成为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败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主要内容

1.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反腐败斗争要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之中，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这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邓小平称“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p141。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在论述各项工作任务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关系时指出：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毫无疑问，反腐败和党的其他工作一样，也必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要求，也是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深刻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1]p141。我们党吸取历史教训，科学确定和把握各项任务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避免了重犯历史错误。在反腐败问题上，正确确定了它在党的整体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就是邓小平多次指出的，反腐败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搞好改革开放的保证。按照这样的思路，就是要把反腐败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全过程，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党的工作的中心。

反腐败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它对经济建设具有能动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集中表现为“保证”作用，即邓小平一再强调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是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四个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概括地讲，反腐败关系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方向问题、本质问题。邓小平曾经讲过一段寓意深刻、发人深思的话：“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由此可见，反腐败服务于经济建设，不是狭义的服务，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服务，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对我国的经济基础起着促进的作用。反腐败斗争与改革和发展是同步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的状况最终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的水平。因此，要保持我国的经济建设以至于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必须反对腐败。

2.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邓小平认为，对于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要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事来看待，而且在工作上必须作为大事来抓，作为大事处理和安排。“两手抓”方针的提出和坚持，就是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工作中心是领导经济建设，党的其他各项工作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我们如果不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较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实力，就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有失败的危险。但是，在致力于经济发展的同时，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让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到处泛滥，这同样不能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还会使党和政府脱离人民，也有失败的危险。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1]p28。党风廉政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以非常形象、简洁的语言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坚持“两手抓”方针的实践中，往往出现抓精神文明及廉政建设这一手比较软的情况，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重大危害。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1]p306，从而提出了“两手都要硬”的命题，形成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这里，邓小平把惩治腐败、打击经济犯罪同坚持改革开放并提，要求这两手都要硬，这就把惩治腐败提到战略高度加以强调，提出了一个明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方针。

3.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是邓小平党风廉政建设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邓小平关于反腐败斗争长期性的思想是很深刻的，他多次强调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是长期的经常斗争，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当中。同时，邓小平也强调不能因为反腐败是长期的斗争而稍有松懈，要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在一定的情况下，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可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在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他还提出可以组织几次打击经济犯罪的战役，狠抓两年，抓出成效。他的这些论述，对形成反腐败斗争要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所谓长期性，就是指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整个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全过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1]p164。唯有如此，才能把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证政府的廉洁，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所谓阶段性，就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反腐败斗争要达到的预期目标和成果。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战略和策略，符合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客观规律，也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体现和发挥。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既有总体目标和规划，又分阶段部署实施，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滚动或发展，由浅入深，由治标到标本兼治，由量变到质变，由小胜到大胜，由局部成果到整体成果。这样就能掌握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取得反腐败斗争的最终胜利。

4.依靠法制反腐败。运用法制手段反对腐败，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他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突出强调了法制在惩治腐败中的作用：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对腐败，是基于他对法制的性质、特点以及对我国传统和现实形势的深刻认识。

首先，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第一，邓小平强调反腐败要依靠法制，这是由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性质决定的。腐败的本质是没有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了人民意志的行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保证权力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使，根本出路就在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把宪法规定的公民各项民主权利通过各种具体法律的形式加以保证。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要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二，邓小平强调依靠法制反腐败，是由法制的特点决定的。他明确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它既能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和减少人们行为的随意性，堵住产生腐败现象的漏洞，有效减少腐败滋生的条件，起到防范于前的作用，又能惩治腐败，达到惩戒于后的作用。

其次，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必须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我们党执政后，一度曾习惯于用群众运动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结果酿成了较为严重的后果。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明确指出，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反腐败斗争稳妥、健康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在法制轨道上不断深入。

最后，依靠法制反腐败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规范化、法制化的经济，它不仅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都必须依法进行，而且要求政府管理行为也必须法制化。这就决定了不管是市场主体还是其他管理部门，都必须接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市场经济法制化的特点和依靠法制反腐败是一致的。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为反腐败创造更加有利的法制条件；另一方面，把反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在全社会各个方面建立起严格的行为规范和有效的监督、惩戒机制，必将促进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更加完善，使任何权力的行使都有章可循，使反腐败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三、邓小平反腐倡廉的伟大成就

1.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抓反腐败，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将它形容为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从此，党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如果仅有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而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以致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腐败现象四处泛滥，这样就会使我们党和政府脱离人民，面临失败的危险。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又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他说，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都要硬，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这是现阶段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我们党在确定改革开放的同时，明确地提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问题。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邓小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既精心指导改革开放，又十分关注反对腐败，始终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从时代的高度、从党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来观察反腐败问题，告诫全党同志对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认识要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把反腐败斗争提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高度，及时地向全党敲响了警钟。此后，在我国改革、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邓小平又多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从不同的侧面阐述反对腐败、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一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他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除了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题中应有之义。二是把反对腐败作为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的重要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几年时间里，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形势很好，但在社会风气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p154。因此，要以反对腐败来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三是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就是两点论。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鲜明、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邓小平在号召全党同志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和建设步伐的同时，再一次强调了反对腐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并明确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正是由于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在致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同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才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迈进。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结合，解决了人们对反腐败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形成了党在新时期领导现代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战略方针，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2.加强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推动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邓小平不仅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而且对如何才能有效地反腐败提出了治本之策，这就是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各种监督制度。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在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他认为，政治中广泛存在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3]p327行为，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官僚主义造成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3]p327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之所以会发生，固然有思想上的原因，但更有具体制度上的原因。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并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3]p333

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不仅要解决思想问题，尤其要解决制度问题。要从根本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需要尽快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对党员、干部的行为施以有效的监督和约束。例如，为了克服特权现象，对各级干部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制度建设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作用和内容等。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3]p328。他提出，反腐倡廉要从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上解决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法制建设，他认为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这里讲的“法制”，不仅包括构成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在内的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制度，而且指立法、执法、司法、法制监督、法制教育等整个活动过程。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3]p14716字方针。1992年初他在视察深圳、珠海等地时又重申，解决社会上各种丑恶问题“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p379。法律建设具有思想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真正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等问题。

由于邓小平一贯重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强调加强立法、严格执法，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从而为我们新时期的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步入良性循环奠定扎实的基础，极大地推进了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

3.端正了党风，改善了社会风气，密切了党群关系。我们党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党同志能否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因此，从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一直告诫全党同志，要高度重视党风和廉政建设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进入了全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然而，当时我们党内的状况还远远不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来得及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包括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内乱中遗留下来的消极现象，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理想淡漠、纪律松弛、一切向钱看等等消极现象。特别是有的党员干部还存在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等腐败行为，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针对这些情况，邓小平及时指出，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党风好坏决定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决定党的命运。

作为一个置身于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环境中的执政党，最容易产生的、同时也是最危险的问题，就是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如果一个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失去了最可靠的政治基础，就会被瓦解，甚至失掉政权。正是由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的队伍现状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有了清醒的认识，及时向全党敲响了警钟，并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来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才使得我们的党风得到进一步端正，党群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使得我们无产阶级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责任编辑 彭月才

第三篇：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与

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与大学生成才（重庆教育学院/钱晓科）

内容提要：在新的历史时期，用邓小平的历史教育思想教育青年，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概述，提出如

何用邓小平的历史教育思想来教育青年大学生。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历史教育大学生成才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一文中，全文

用了一千多字专门论述了历史教育的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而且在《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119篇文章中，有72篇运用了历史分析的方法。将这些论述联系

起来，就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完整的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这一思想把新

时期历史教育的作用、主题、对象和目的与当代中国发展紧密相连。核心

是：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她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闪射着特有的光芒。

一、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概述。

（一）历史教育的作用——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第二代领导

集体的核心，对于历史的学习和总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如何对待

历史的问题上，他指出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1987年，邓小平在一

次同外宾谈话时，介绍了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自信而坚定地说：“我为

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

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可靠的，懂得

历史是当代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这个历史教育功能的新概括，无疑

会有力地帮助我们提高对历史教育在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二）历史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中国近现代史。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也就

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具有人民性、民主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道德遗产。将

其改造、加工，无疑是对广大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主要表现为：一是强调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

主义思想。二是推崇民族正气的爱国主义情感。三是强调正确认识“人性

“。四是提高并身体力行具有普遍意义的为人处世的基本道德观念和行为

准则。

邓小平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和未来，明确提出历史教育的重点是中国近现代史。这里包括：一是用百年来的历史教育青年，使广大青年懂得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的。”二是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教育青年，说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才能实现独立。三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使青年懂得：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壮大和发展才改变了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形象。四是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教育青年，使青年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紧迫性。

（三）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焕发民族精神，促进中华振兴。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脊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需要有精神动力的推动。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向世界贡献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邓小平新时期历史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就在于通过历史教育，振兴中华民族历史上优秀的民族精神，并把她作为推动当代中国发展的强大力量。中国社会存在、发展的伟大力量植根于民族自身、植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千百万继往开来的具有创造精神的青年身上。

首先，要培养青年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可激发人们居安思危、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祖国统一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人们谋求民族振兴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邓小平提出应重点强调的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民族自信心、自尊心。江泽民同志1995年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西方国家不甘心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壮大，我们在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利益，实现祖国统一方面，同他们的斗争还是长期的。”

其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鉴往知来，历史教育的首要任务是阐明中华民族革命斗争的经验和优秀传统，使学生了解祖国历史的过程中形成民族意识，从而形成爱国情感、爱国信念，民族自信心和爱国行动，认识到只有投身于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光荣事业中，才能得到个人生活的富裕幸福；没有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人民就要遭受战祸和灾难。

（四）历史教育的主要对象——广大青少年。

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邓小平提出对人民，主要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育，使学生通过学史、知史、懂史，立强国之志，产生一种主动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当代青少年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快，但缺乏社会实践经验，鉴别能力低。面对改革开放复杂的社会环境，不少青年容易偏激，不理解中国改革的复杂和起飞的艰难，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毅力，甚至片面追求个人的眼前物质利益。因此，邓小平提出用近现代

史教育青少年，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做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真正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教育青少年，使他们懂得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比较后的选择，今天落后是追赶中暂时落后，要承认落后，但不甘于落后，从而激发他们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激情，并转化为献身于振兴中华的实践行动。

二、高校如何结合邓小平新时期的历史教育思想，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历史教育。

现在的大学生特别是理工科的大学生，在接受历史教育上相当少，在大学期间，一般都没有开设历史课。他们中有较大一部分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甚至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了解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和斗争史。由此可见，在中国大学生中加强历史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对于大学生进行历史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浅尝辄止，也不能赶浪头，满足一时的轰动效应，更不能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所以，高校应该结合邓小平新时期的历史教育思想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大力加强对大学生的历史教育。

（一）确定切实可行的历史教育目标。

历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焕发民族精神，促进中

华振兴。进行历史教育应结合大学生的思维特点和思想实际，充分考虑大学生思维活动复杂，思想活跃多变且有明显差异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为青年大学生提供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教育材料，更要求我们的教育能使他们具有全面的辩证头脑，能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正确看待今天的社会现实，正确了解其它国家，能分清生活中的是非善恶，抵制和清除各种腐朽思想的影响，选择合乎时代要求的人生定向，从而自觉强化自己在受到家庭、他人、社会、国家教育的培养后，报答父母、报效社会、报效祖国的责任意识。

（二）合理安排历史教育的内容。

历史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历史到现实，从自然风光到物质资源，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蕴藏着历史教育的资源。特别是我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馆藏史书浩如烟海。那么如何来合理安排历史教育的内容呢？

在组织历史教育时，首先应在结合上下功夫。即把历史教育同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特别要准确地宣传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历史地、全面地认识祖国的过去，理解祖国的今天，建设祖国的未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把历史教育与“成才”教育结合起来，始终瞄准大学生“成才”的兴奋点，针对大学生对人生充满思考与憧憬的特点，在专业教学和

各项活动中挖掘、安排历史教育的内容。把历史教育与校史教育、爱校建校教育结合起来，与校内外育人环境和氛围的营造结合起来，弘扬校园文化的主旋律。

（三）运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方法开展历史教育。

教育方式方法是为实现其目标和任务服务的。教育的方式方法运用得当，可以使教育内容较好地为教育者所接，取得理想的效果，达到教育的目标。

第一，针对一些大学，特别是理工科系不开设历史课，使大学生不了解历史的现状。应该充分利用课堂教学这块阵地，有计划地从各个角度和方面贯穿、渗透历史教育，对学生实施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生通过学习思考，把历史教育的认识上升到新的时代高度和理论高度。

第二，邀请有关专家、教授、学者为学生作专题报告或讲座。如我院邀请著名教授张大可为全院师生作了关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和平统一》、《孔子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等系列讲座，受到全院师生的好评。

第三，发挥高校自身优势，突出校园文化活动的历史色彩。利用黑板报、展板、广播台、院报作为宣传的基地与方式。然后开展一些同学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历史、国情知识竞赛”、“辩论赛”、“征文比赛”“读史观摩”以及其它文体活动。近年来，我院结合历史纪念日开展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纪念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系列活动，以及每年的“

五、四”、“一二、九”等系列活动都在全院同学中引起较大的反响。同时，还可加强和改进学生社团的建设，如创办“史学会”“历史学习兴趣小组”等社团，并创办相关的历史刊物，如《史苑新芽》、《历史潮》等，使学生社团成为进行历史教育的骨干力量。

第四，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对历史专业的同学可组织历史考察，到历史博物馆、历史古迹等去考察学习，以进一步巩固专业知识。对于其它学科的同学，可组织参观革命纪念地和博物馆。如在重庆可组织大学生前往歌乐山烈士陵园、白公馆、渣滓洞、红岩村参观，并举行入团、入党等有意义的活动。此外，还可走访一些老革命家，如老红军、歌乐山集中营脱险志士等，从亲身经历者身上了解当时的历史。

第五，调动教育对象自我教育的内在积极性。指导大学生开展自我教育，重在激发他们自我教育的愿望。只有他们有了愿望时，才会由教育客体变为主体，积极吸收教育信息，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参与教育过程。

最后需要强调教师的作用。教师自己必须要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精通熟悉历史知识。另外教师还要有一定的教学艺术，从而能够吸引学生喜欢历史，有学习的动机。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千百万人的宏伟事业，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青少年是我们民族、国家的希望。广大青少年如果能懂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自觉地用聪明才智去描绘祖国的明天，那么经过几代人的奋斗，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就一定能屹立在世界东方，邓小平特别重视对青少年进行教育正是着眼于此。

邓小平新时期

历史教育思想与大学生成才

第四篇：邓小平思想历史意义

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党、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原则上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科学地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对100多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一作出回答。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这里的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结合得好就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不断取得胜利；相反，采取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态度，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这已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次曲折，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同志对此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也同样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曾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曲折与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20多年的实践，正确地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用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理论和路线的关系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党的八大曾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八大以后不久，党就在指导方针上背离了八大路线，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八大路线为什么未能坚持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错误的理论最后发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我们终于从迷雾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正确的理论，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路线是关键，理论是根本。理论和路线是党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意义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

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中广网 08月05日 11:3

4江泽民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

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注释：这是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第五篇：浅谈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浅谈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摘要】：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脱贫致富过程中, 彻底纠正了毛泽东在贫富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 透辟分析了我们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明确指出了消灭贫穷的必要性、战略步骤和根本途径,最终提出了指导我们摆脱困境的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 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思想原理的一个支点，其理论来源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影响，列宁、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影响，并且是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1． 共同富裕思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价值指向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因此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1 ]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1 ]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 ]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总结多年的认识成果,更将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 ] 确立了共同富裕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的地位。与之相联系,邓小平认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规定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社会

[ 1 ]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 ]

2． 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共同的富裕, 而不是少数人或阶层的富裕。

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讲,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社会生产不是为了仅仅满足极少数个人的贪欲, 而是要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从而也就界定了共同富裕的主体应是全体人民, 而不是少数个人或阶层。一方面共同富裕意味着发展生产力, 消灭贫穷。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要求共同富裕, 只能导致普遍贫穷。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发达的资本主国家是富裕的, 但它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富裕, 存在着自身无法克

服的两极分化的严重弊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可能提出的远大目标。1984 年6 月, 他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 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 我国生产力起来了, 也不会两极分化。”他还说:“中国现在有人口, 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 国民生产总值可以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 绝大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 按社会主义的分则, 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

3．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物质生活是基础，必须有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这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内容。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因此，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但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不能用物质生活的富裕掩盖和冲淡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邓小平在强调物质文明起第一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绝不能忽视，认为只有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才能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只有坚持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他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2]“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成功，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1]“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4]由此可见，精神和物质是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不只是一种理想和道义要求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本质区别, 其中一个根本区别, 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 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动机和实质是剩余价值, 是追求资本价值的无限增值, 而工人阶级由于劳动力价值是他们取得生活资料数量的最高界限, 这就必然造成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扩大, 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状况日趋恶化。尽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会在资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前提下得到改善和提高, 但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业状况、精神生活等整体来看, 仍然趋于贫困, 特别是与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增长更快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比, 差距在扩大, 生活水平在下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 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 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只能产生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而不可能是共同富裕, 这已被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发展的实践所证实, 也是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制度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创造和享有物质财富的制度。只有在这个制度下, 社会生产的目的才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两个主体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为我国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生产关系前提和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 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 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所以,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所有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而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和道义要求。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 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1985 年5 月, 邓小平在同陈鼓应教授谈话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1986 年9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992 年, 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5．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发展过程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的、动态的渐进发展过程，绝非意味着平均富裕和同

步富裕，而只能是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全国人民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以同等速度达到同等程度的富裕，不允许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思想和主张。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我们知道，邓小平提出的这一共同富裕的构想，也是建立在他对我国国情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中国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之一，这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来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发展规划。再加上各地的自然资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劳动者之间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不可能做到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这就决定了我国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渐进历史过程。同时，邓小平也多次强调：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以达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一方面，先富裕起来的地区所开创的致富之路、所积累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对落后发展地区提供援助和支持，带动落后发展地区也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4]他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则体现

了共同富裕的不同的实现层次，与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总之，在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的时候，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把归宿点放在全体人民、整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共同富裕上，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页，第277-278页，第115页，第378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25页，第258页，第152页，第367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255页，第78页，第38页，第184页。

[4]张桂岳，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J].江苏社会科学，19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