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文学价值

第一篇：《史记》的文学价值

《史记》的文学价值

作为位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西汉司马迁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记述了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全面记述了历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民族、外交等方面的情况，取材广泛，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深刻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同时，首创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又吸收了编年、记事等体裁的长处，以本纪、世家、列传为主，又有表、书相配伍，此后，纪传体成为中国古代正史编撰的规范。因此，《史记》具有较高的的史学价值。

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也同样显示出它的价值。《史记》中的传记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生动形象地展现了社会历史的广阔画面，有着强烈的艺术魅力。作者为人物作传，不只是一般记叙人物的事迹，而是努力写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来，为此，他总是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先求得对所写人物的思想性格有一个总体的明确的认识，再利用对史料的剪栽取舍、穿插安置，突出其主要特点，使之成为个性鲜明的典型。如《项羽本纪》紧紧抓住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气质，着重表现其勇锐剽悍、所向无敌的英雄气概和率直重义而寡谋轻信的真朴性格。他的气盖一世、想以武力屈服天下成为霸主的特色，贯串了他一生的言行中。

为了使人物形象突出，司马迁采用了多种艺术方法和手段：

（1）注意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和典型事例，显示出人物的主要特点。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作者就是抓住了他一生中最能体现性格特点的三件事——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来写，突出了他的悲剧性性格。

（2）注意选择矛盾冲突尖锐的场面，让人物在斗争中和彼此映衬中展示鲜明的个性。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展现出众多人物的不同性格。项伯、张良、范增、樊哙等，无不神态毕现，呼之欲出。

（3）注意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只有项羽，才会在沛公试探时一语道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也只有霸王，才会在临死时喊道“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正因为如此，《史记》塑造了各式各样的活动于历史舞台的人物形象，雕塑感极强，使人几乎有一种可以用手指触摸的感觉。另外，在叙事上，《史记》波澜起伏，情节曲折，故事性和戏剧性很强。同时，《史记》的语言气势磅礴，精炼流畅，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

正因为如此，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不仅对其史学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对其文学价值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第二篇：史记_的史学价值,文学特点

《史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不仅是“史家之绝唱”，也是“无韵之《离骚》”，具有高度的文学成就。其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历史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史记》描写人物多，范围广，形神兼备，大多具有典型性。《史记》写人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方士、倡优等，各行各业都有，比先秦史书更加广泛。《史记》写及人物四千有余，个性突出与完整者不下百人。

《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对历史人物特征的准确捕捉和精心选材。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有鲜明的特征，如李斯自私、刘邦隆准、项羽重瞳、李广善射、扁鹊擅医、邓通爱钱、信陵君好客、石奋恭谨、韩信能忍、王温舒残酷等等，他还常常抓住一个人物的几个特征，甚至不避人物特征的缺陷，如周昌口吃、张良瘦弱等。在诸多人物特征中，他最注重的是性格特征，其他方面的特征及传记选材大都是围绕性格特征精心进行的。为此，他在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刻划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也不排斥小事。此外，为表现人物性格，他在选材、安排上还十分注意互见法的运用，即把某一人物的部分材料，并不写入他本人的传记里，而写入他人的传记中。如“鸿门宴”一事，在《项羽本纪》中详写，在《高祖本纪》中略写。

其次，《史记》善于通过矛盾冲突描写和虚实相生手法刻划人物。前者如“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廉颇蔺相如列传》）的描写，东廷辩论（《魏其武安侯列传》）的描写，都是通过激烈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人物性格的。后者如《鸿门宴》，作者只实写了项羽、刘邦一席，而对其他人物包括诸侯王及主要将领，并没有形诸笔端，但通过被写实人物的语言行动，读者明显可以感到他们的存在。

此外，《史记》还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心理描写、对比映衬等来刻划人物，如《魏公子列传》中信陵君迎侯生的经过，便突出地将三者综合在一起来表现人物性格。

2、叙事和场面描写悲壮慷慨，诙谐滑稽。《史记》塑造的人物多是具有悲壮之美的悲剧人物，与此相应，其叙事与场面描写多具有悲壮色彩。如《赵世家》中程婴、公孙杵臼，为保护赵氏孤儿与权奸屠岸贾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斗争。在二人看来，为了争取善与正义的最后胜利，惨烈的死是不在话下的。不过，司马迁所写的悲剧事件，不一定都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如蔺相如为维护赵国尊严，与强秦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他慷慨陈词，大义凛然，迫使秦王却步，结果并不是死，但斗争场面极为悲壮。另有一些悲壮事件与场面的描写，则是以其历史教训发人深思，如项羽英名盖世，心如铁石，坑降卒、灭秦族、杀义帝，都未曾掉过半滴泪，而垓下被围，与虞姬生离死别，竟呜咽悲歌，若不胜情。作者用这一场面生动宣告了光靠武力经营天下是不行的。

《史记》的叙事和场面描写，还有诙谐滑稽的喜剧美。这类描写虽不及前者多，但也不在少数，最集中的表现是《滑稽列传》，其中所写的淳于髡、优孟、优旃等滑稽人物都属此类，他们言谈行事，均注重讽谏，诙谐风趣，轻松幽默，逗人发笑。不过，司马迁的诙谐幽默还不止于此，在其他人物的传记里，他也注意这类表现。或借以讽刺人物的虚伪荒唐，如《高祖本纪》写高祖父拥篲迎候刘邦的一幕滑稽剧；或借以表现人物的幽默性格，如《司马相如列传》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风流韵事的描写等等。

3、浓郁的抒情性。鲁迅先生曾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中最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司马迁的人品、遭遇与写作心情，都与屈原相近，他著名的发愤著书说也是直接从屈原等先贤那里体会到的。屈原的高尚人格和其《离骚》讽兴当世的力量、爱奇的审美观、浓郁的抒情性也为他所继承发扬，融入《史记》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划和论赞中都跳跃着太史公诗人般的激情。如《屈原列传》是一支屈原伟大人格的赞歌，《项羽本纪》是一首充满悲壮叹惋之情的英雄史诗，《伯夷列传》是一首喷发出愤激不平之情的怨刺诗，《魏公子列传》是一首充满崇敬之情的赞美诗……可以说，整部《史记》就是一部形象与情感有机结合的长篇史诗。不惟记叙中有浓郁的感情，各篇论赞的议论中，作者也大都以唱叹出之，或愤激，或同情，或赞许，抒情味极浓，历来为人钟爱。

4、刚柔相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史记》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而总体上看，全书则以阳刚之美为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气魄宏伟，笔力千钧。《史记》体大思精、包罗宏富，在130篇中，司马迁充分发挥其组织能力，将纵横数千里、上下三千年的历史风云尽收眼底，举重若轻、条贯有序地再现了出来，并对前代各种学术流派给予历史地总结，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表现出广阔的胸襟和卓然不凡的史胆、史才、史识和史德。（2）内容奇伟，惊心动魄。《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大都有不同寻常的气质、轰轰烈烈的事业和瑰异的操行，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国君或雄才大略如秦皇、汉武，或忍辱复仇如越王勾践；大臣或犯颜直谏、倔强刚毅如伍子胥，或功高盖世、蒙冤千古如韩信。男子蹈义而行，甘赴鼎镬，如纪信、郦生；女子见义勇为，不畏风险，如皦女、如姬。言大则侯生七十犹献奇计，一心报国；言幼则甘罗十二挟策说赵，立取五城。……这些人物以自己的生命之弦，演奏出一支支威武雄壮、豪迈悲凉、惊天地、动鬼神的乐曲。书中的历史事件也大都紧张、热烈、粗犷，读来令人心惊目骇。（3）气势凌厉，一泻千里。司马迁志高才雄，能站在时代高度，俯仰古今，故其文章自有一种居高临下、汹涌磅礴的气势。而于纵横不羁中，又有一定的法度可寻，爱用排比、夸张和重字迭句便是其中较明显者。

5、结构和语言。《史记》很重视结构，总体上它是五体结构，气魄宏伟。其中最突出的是人物传记的结构艺术，一般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事件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明作者自己的意见。具体每篇传记的写作，有时又比较灵活，如《佞幸列传》以议论开头，提起全篇。其人物传记，又有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也是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及事功，进行的结构安排。其结构对后世史书及传记文学的创作有深远影响。

另外，《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争之言（《张丞相列传》）、毛遂自荐之语（《平原君虞卿列传》）。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的抱负之语，陈涉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项羽说：“彼（指秦始皇）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言：“嗟夫！大丈夫当此也！”（《高祖本纪》）陈胜出身佣耕，他的话表现了他希望改变地位的愿望和坚定信心；项羽出自贵族，才气过人，故出言大胆而干脆，根本没把秦始皇放在眼里；刘邦为无赖之徒，贪图享受，因而他的话则表现了他对秦始皇奢侈豪华生活和帝王威势的垂涎羡慕。其次是作者的叙述语言通俗、简洁、精炼，富于感情，往往只用几句话甚至几个字就能够渲染出场面的气氛或展现出人物的情态、心理，有很强的表现力。有些语言接近当时口语，有的直接用民谣、谚语，这使其语言更丰富，更富于表现力。如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歌颂李广的正直和受士卒的爱戴。

由于《史记》突出的艺术成就，所以深受后代文士喜爱，产生了深远影响。魏晋以前，统治者视之为“谤书”，影响不够深广。从唐代开始，其影响越来越大。唐、宋、明、清的古文家都奉为典范。我国古代小说在纪传体格局、富于传奇色彩、塑造性格复杂的人物、历史演义题材及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等方面，都继承了《史记》的有关文学表现因子。《史记》大胆揭露现实的精神、悲壮奇瑰的历史题材、精彩的场面描写、个性化的语言等，对后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古典诗歌在“实录”精神、题材、寄兴深远方面，也受到《史记》的很大影响。因而，《史记》是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学，要特别重视的名著。

四、《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史记》塑造人物形象的基本方法：

（一）善于选择、安排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1、精心选取历史人物一生中最重要的最有代表性的大事。以《项羽本纪》为例，对这样一个骤起骤灭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作者主要抓住他生平中三件大事来写：钜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钜鹿之战写他在起义军处于劣势的危急时刻，破釜沉舟，渡河救赵，击破了乘胜前来的秦军主力，表现他叱咤风云、勇冠三军的英雄气概。鸿门宴写他在急欲“击破沛公军”时，轻信刘邦和解的言词改变初衷，以至坐失良机，为自己留下后患，表现了他的坦率重义和少于谋略。垓下之围写他被刘邦重重围困时，慷慨别姬，冲杀突围，不肯东渡，白刎乌江，既表现了英雄气概，也反映了他自矜功伐、至死不悟的错误思想。以这三个重大事件组成项羽传，就生动地表现了这一英雄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也深刻地显示出他一生成败的内在因素。《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抓住完壁归赵、渑池之会、将相交欢三件大事来写，突出了蔺相如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和以国事为重不念私仇的高贵品质。《李将军列传》也只着重写李广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中的三次战斗，以突出他英勇善战的英雄本色。

2、注意选择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暗示人物未来。《史记》于人物写大事，有时也写生活小事，因为这有助于使人物形象更丰满，个性更鲜明。有些小事还往往使人见微知著，预示着人物日后的发展。如《陈涉世家》开头写陈涉佣耕垄上时与伙伴们的一场对话，既表现了他有大志，也表现出他很自负，轻蔑别人，以至后来起义为王时竟把旧时伙伴也杀了。这些小事的描写，刻划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也预示出性格发展的方向。其他如《项羽本纪》开头写项羽少年时奇异不凡的言行，《陈丞相世家》写陈平在乡里主持分祭肉分得很平均的故事，《李斯列传》写李斯见厕鼠仓鼠所食不同而发的感叹等，这些小事的描写，都有同样意义，他们日后的作为都是早年这种表现的进一步发展。

3、运用“互见法”。这就是把某一历史人物的一些事迹，在本传中省略，而写入其他人物传记中去。运用这种方法，有时是为了避免重复，或为了避免遭祸，但更重要的还是为了突出人物某一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主要是要突出项羽喑曙叱咤、气盖一世的英雄形象，因此便把他许多个人的缺点和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这就不至于损害他的英雄性格。《魏公子列传》主要写一个能够礼贤下士的贵公子形象，因此就集中写信陵君如何“自迎夷门侯生”等故事，而把他因为畏秦而不肯收留亡命的虞卿和魏齐的故事，放到《范睢蔡泽列传》中去写，这也是为了不至于损害信陵君的形象。这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普遍采用的方法。

（二）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1、细致入微的描述。司马迁写人物传记，尽力避免一般地梗慨地叙述，对要写的主要事件往往进行具体细致的描写，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迎侯生的一段，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作者先写侯生毫不谦让地“直上载公子上坐”而“公子执辔愈恭”，以及侯生“故久立与其客语”而“公子颜色愈和”。接着又写“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以至“市人”、“从骑”、“宾客”对公子行为都感到惊异。作者通过这些具体描写，就把信陵君“仁而下士”的性格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紧张斗争场面的描写。司马迁善于通过紧张场面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描写。在惊心动魄的鸿门宴上，刘、项双方明争暗斗，剑拔弩张。宴会开始后，有范增举块、项庄舞剑、樊哙闯帐等情节，气氛十分紧张。鸿门宴从曹无伤告密开始，到刘邦不辞而别为止，矛盾迭起，险象环生。作者就是通过对那些矛盾斗争的描写，揭示了人物的不同性格：刘邦机敏精细狡诈，项羽坦率轻敌无谋。其他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人的性格，也都在这场斗争中有所表现。

（三）在运用语言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1、善于运用个性化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史记》里的人物语言，无论独白、对话都充分个性化。以刘邦和项羽见巡游的秦始皇时所说的话为例，项羽见秦始皇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羽本纪》）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高祖本纪》）话的意思一样，都想登上帝王的宝座，但语气不同，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在《张丞相列传》中，作者写周昌反对刘邦废太子时的对话：“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期期”是口吃的象声词，这段话把周昌又急又怒，越急越口吃的神态生动地表现了出来，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2、《史记》的叙述语言，简洁、精炼，极富表现力。它往往用极少的语言表现极丰富的内容，并生动地展示出人物的情态、心理。以《项羽本纪》为例，作者写钜鹿之战，从“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开始，到“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为止，总共不过二百字。但却把这场大战中楚军义无反顾的决心，英勇作战的情形，杀声震天的战斗场面，项羽使诸侯慑伏的声威，全都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语言非常简炼，并富有形象性和表现力。类似这样的例子，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不胜枚举。

《史记》在叙事中还往往引用民谣和谚语，使语言更加丰富多采，也更富有表现力。

一看答案給了好多，我發現要想得分就要按照老師給的講義做答案，不過兼容並包也未必吃虧。自己組織一下答案，我就不再找了。要睡覺啦。。

第三篇：浅谈《史记》的价值意义

浅谈《史记》的价值意义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不断激励自己，才有了《史记》的横空出世。在刑不上士大夫的西汉时期，士人被处以宫刑乃奇耻大辱，生不如此，但司马迁为了完成父亲之遗愿，忍辱负重，终究苦心人、天不负，完成了《史记》的宏伟篇章。近人梁启超赞其为“千古之绝作”，鲁迅誉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足见《史记》的巨大价值和深远意义。

《史记》，又称《太史公》传，创造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三千年的通史，把历史撰述从一个狭小的天地引向了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史记》内容系统而丰富，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计130篇，52万多字，无论从内容和分量上看，都是我国第一部空前未有的纪传体通史巨著。

《史记》，正如司马迁自己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一部至真至美的文学著作。虽然文中带有司马迁个人的主观臆断，但司马迁乃至情至性之人，绝非世俗谄媚之属，不虚美，不隐恶。因此其文章体现的是一种真善美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史记》以创造社会文明的主体——人为中心记载历史，具体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进程。中华文明是在中华民族为了生存、发展而不懈努力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文明成果则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特别是众多杰出人物共同创造的结晶。因此，对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记载，是纪录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可或缺的内容。《史记》所创纪传体,就是以人物为中心。其五种体例，本纪、世家、列传基本是人物的专篇，而表与书也反映了大量人物的事迹和活动。而且《史记》所写人物涉及面很广，上至帝王将相、皇亲国戚、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妇女、游侠、医生、卜者、倡优，以及农民起义领袖等，凡是活动在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的历史大舞台上的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都有详细且真实地记载。这就为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文明的进步，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生动的资料，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

《史记》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人类文明史，是从解决自身的衣、食、住、行开始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的每一项创造，都是文明进步的成果。司马迁之前虽然也有许多学者谈及经济问题，但是较为系统地记载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则是由《史记》首创的。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最为典型，记载经济概况和活动最为具体详细，两者紧密联系，互为表里，从纵横两个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活动情况，为我们了解古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可靠资料。

《史记》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这是它至美的一个方面。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大家庭，如何处理好民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历代统治阶级需要慎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历来史学家们需要认真考虑和不可回避的问题。在《史记》之前的众多中国古代典籍中，虽然也不乏对少数民族的记载，但只不过是只言片语，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受儒家思想严重，“夷夏之辨”之说盛行。然而司马迁以其卓越的见识、宽广的胸怀，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第一次系统地记载了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史记》开卷为《五帝本纪》，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统一部落、草创国家的生动形象，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各民族互相融合，远方殊俗日益统一，这样一条叙史红线贯穿在《史记》全书中。虽然司马迁关于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说法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他第一次打破了种别域殊的内外界限，破除了以华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视各民族为统一不可分的整体，揭示了春秋战国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各民族不断融合并实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政治趋势。司马迁提出的各民族皆为黄帝子孙的观点，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观，对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司马迁本着一颗至真至美的心，既不溢美，也不苛求，似一位极其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中，我们看到的是司马迁求真务实的精神，看不到“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形而上学的做法。这也是《史记》能够成为举世闻名的信史的最大原因。

总而言之，《史记》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具有深刻的价值意义，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院系：汉语言文学

姓名：颜潇洒

学号：20070101513

第四篇：诗经的文学价值

诗经的文学价值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笙诗六篇，有目无辞。《诗经》共分风、雅、颂三大部分。《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的文学价值主要表现为它的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从思想内容上看；

首先，诗经是反映生产劳动和恋爱婚姻的诗篇。《诗经》的民歌作者是劳动人民，因此他们的作品要描写从事田猎、畜牧和农业生产的劳动情景，如《周南·芣苢》《魏风·十亩之间》《小雅·大田》。而《诗经》中的爱情诗，多方面的反映了男女恋爱生活中的场景和心理描写，也反映了围绕恋爱婚姻问题而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如《周南·关雎》《邶风·静女》《郑风·溱洧》。一对热恋中的情侣，有相会时的欢乐和幸福，也有分离时的痛苦和不安，如《王风·采葛》《秦风·蒹葭》。青年男女正当的恋爱生活，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常常遭到礼教的束缚和干预，如《郑风·将仲子》《鄘风·柏舟》。《诗经》民歌中还有一些弃妇诗，反映妇女被丈夫欺凌和遗弃的悲剧，写出婚姻生活的现实。如《卫风·氓》《邶风·谷风》。

其次，反映征战，徭役，社会黑暗和离乱的诗篇；如《齐风·东方未明》，《小雅·何草不黄》等，写出了战争与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还表现在思妇诗中，写出了妻子对出征丈夫的思念，如《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战争具有两种不同的性质，对抵御外族入侵的正义战争，人民总是全力支持的，甚至不惜做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

再次，反映阶级压迫、剥削和社会不公。如《豳风》中的《七月》、《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部分诗歌或揭露当时政治腐朽、黑暗，或讽刺统治者的丑恶行为、肮脏的灵魂，如《邶风•新台》，《齐风》中的《南山》《载驱》等。“国风”中还有一些暴露统治阶级残酷行为的诗篇，如《秦风•黄鸟》。

最后，歌颂祖先创业的史诗和古老的祭歌。《诗经》中的一组古老的史诗，它用简朴的语言记载了周人发祥和创业的历史，歌颂了周民族在黄河流域开垦土地、建立家园的光辉事迹，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尊天敬祖的宗教性祭歌，大都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和祭神的乐歌，大部分保存在“三颂”中。这些颂歌，虽然表面上堂皇庄严，音调铿锵响亮，但是内容空虚肤浅，形式呆板单调。

从艺术成就上看； 首先，《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其次，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诗经》所创立的比兴手法，经过后世发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诗经》中仅作为诗歌起头协调音韵，唤起情绪的兴，在后代诗歌中仍有表现。《诗经》中触物动情，运用形象思维的比兴，塑造鲜明的艺术形象，构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诗经》中的形象、意境等也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开端而形成。《诗经》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总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第五篇：史记与汉书的文学贡献是什么

史记与汉书的文学贡献是什么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历十余年而完成。《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中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

《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

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武侠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后世小说多以《史记》为取材之源。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和寒川子的《战国纵横》。

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

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戏剧的形成与成熟，《史记》的内容与艺术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例如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元明杂剧有《冤报冤赵氏孤儿》（元·纪君祥）、《卓文君私奔相如》（明·朱权）、《灌将军使酒骂座记》（明·叶宪祖）；明清传奇有《窃符记》、《易水歌》（清·徐沁）；地方戏及新编历史剧有《搜孤救孤》（京剧）、《卧薪尝胆》（汉剧越剧）、《和氏璧》（同州梆子）、《完璧归赵》（京剧）、《鸿门宴》（京剧 川剧汉剧秦腔）、《萧何月下追韩信》（京剧 川剧 汉剧 秦腔）、《霸王别姬》（京剧）、《大风歌》（话剧）。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的影响 开创断代史体例

首先，《汉书》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体例为后世沿袭。自秦汉以来，均为君主本位政体，本朝人往往不敢直接评论本朝政治，忌讳甚多，而断代史则合乎作者的心理，因为前朝已灭亡，评述前朝政事，危疑较少，较易发挥。故《汉书》一出，此后历朝官修“正史”均以断代为史。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侧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朝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学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其次，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纪传体是以人物传记为中心，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彼此间又互有联系，因此全书可以合成一整体。它既能扼要列举历史发展的大概，又可以详细记述有关的史事。既便于查看个别人物活动的情况，又能顾及典章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优点极多，使纪传体能为后世史家所采用。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汉书》继承了纪传体优点，此后正史均沿用纪传体的体例。

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

《汉书》十“志”中，《食货志》为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沟洫志》有系统地叙述了秦 《汉书疏证》(清朝·沈钦韩)汉水利建设；《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礼乐志》、《郊祀志》、《刑法志》分别记载政治、军事、法律和有关的典章制度；《五行志》、《天文志》和《律历志》，都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论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及是非得失，是一部极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确立书志体

十“志”规模宏大，记事丰富，对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有较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有关汉化部分更为详细。书志体始创于《史记》，《汉书》加以发展，后代正史的志，大抵以《汉书》十“志”为依归。书志体也成为后世典章制度史的编著所模仿，如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开创目录学

在《艺文志》中采用了刘歆《七略》的分法，将古代的学术著作区分为六大类三十八小类，加以论述，使人们对各学术流派的演变与发展，有更清楚的了解。加上，又保留了《七略》的大概面貌，成为人们研究上古至西汉末年旳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及学术文化史。保存重要的历史文献

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十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