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行政听证程序在大调解机制中的运用及规则

第一篇：试论行政听证程序在大调解机制中的运用及规则

行政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决定之前，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然后根据双方质证、核实的材料做出行政决定的一种程序，其目的在于弄清事实，发现真相，给予当事人就重要的事实表现意见机会。其本质便是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缩小公民这类“弱势群体”与行政机关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一般认为，行政听证程序来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公证原则”(uatural.justice)，而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使其进一步深化。这种程序要求在行政领域内实行通知、听证、当事人之申辩三项程序，而听证程序是其核心内容。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认为来源于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治行政理论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正式引入了行政听证程序。《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数额较大的罚款等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199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也对价格听证做了明确的规定。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又规定：在行政法的起草过程中为广泛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的形式。一般法学理论界认为，行政听证是行政行为司法化的标志，具有‘准司法性’。各国的行政听证程序大体可以分为正式听证程序、非正式听证程序；事前听证、事后听证等几种类型。纵观西方行政程序较为发达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涉及以下内容：⑴听证主持人；⑵当事人制度；⑶听证范围；⑷证据制度；⑸案卷制度；⑹代理人制度，及具体行政听证程序，涵盖了行政立法、执法等各个领域。本文要讨论的是大调解中引入行政听证程序来处理各类重大群体性矛盾，特指事后听证程序的运用及规则。

一、引入行政听证程序规则用于群体性矛盾处置的意义。

人们经常将权利分为两种，即公权和私权。行政权显然是属于公权的一种。狄骥说过“不存在一种因国家权利存在而不同于私权的所谓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而在法律体系中，维系这种公平精神，平衡公权利和私权利的法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法，一类是程序法。实体法用以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法则使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施。一个国家即使实体法律再健全，没有严格的程序予以保障的等于零。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引入行政程序化解社会矛盾，使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侵犯。同时，也保障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将行政主体纳入相对人监督的范围内，以防止行政专权和武断，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主体公权力的滥用，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其次，从经济学角度看，生产者的目标就是试图节省交易费用，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同样，在行政法领域仍然存在着成本问题，即行政效率，表面上看，行政听证程序的设置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行政机关的负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程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的”，一项行政决定对一部分人利益的剥夺，必须得到相对人的理解和认可，使相对人在程序完成之后，能够情愿地服从决定。行政听证程序在重大案件调查承办人员和相对人的参加下，由行政机关对其决定的依据进行举证、当事人质证。通过双方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和当事人对其意见的陈述、申辩，进一步核实证据，查清事实。当相对人认识到自己确实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定时，便可能放弃行政复议或诉讼，这并非意味着对相对人权利的限制，而是在保留了当事人原有的行政救济权利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通过听证程序进一步查清事实，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事前救济，将相对人权益的保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也尽可能地避免了

因违法行政导致国家赔偿造成的不必要的成本增加，也就是通过提前支付较少的交易成本，置换更大的因违法行政而耗费的交易成本，有效地推动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有助于行政预期的增值。再次，从行政法律体系的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行政听证程序的缺漏必将导致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重大破坏，也为群体性矛盾的发生埋下隐患。第四，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依法行政是核心，如果抽去依法行政的内容，依法治国就会变得空洞和残缺。听证是程序民主化的产物，在没有设立行政听证程序之前，大部分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在行政机关调查之后直接做出的，加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原有的局限性，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暗箱操作，腐败得以滋生。通过行政听证程序，行政过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得以增加。在有效地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同时，政府的声誉也得到提高，为削除腐败各类社会矛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架构起一个双方能沟通合作、引导与接受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公民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得到了加强。第五，从与国际接轨角度看，WTO规则主要就是行政法规则，其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t.principle)，这就要求我国行政听取程序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规范程序进一步加强，以适应国际化的需要。

二、群体性矛盾的属性及其引入行政听证程序运用的缺陷和成因。

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快，政府行政职能的改革深入，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公民的利益维护意识越来越强，各种以行政执法的不

到位或不规范引发的各类群体性矛盾的日益增多，如征地拆迁、补偿、工资福利待遇的提高等，绝大多数群体性案件都涉及到当事人的维权问题，这类矛盾都属于行政法律调整范围内的案件，在政府组织调查承办时，引入听证程序进行处理已被提到大调解的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当前就大调解引入听证程序在处理矛盾纠纷尚有以下不足。第一是听证参加人范围受到限制。目前，我国行政程序的当事人仅限于行政机关和当事人(相对人)，而在西方国家一切与该处理决定有厉害关系的人均可参加，并采取公开方式举行听证，允许记者采访。第二，听证笔录制度不够严谨。《行政处罚法》第2条仅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至于笔录中应当涉及的哪些事项未予规定，这样的自由度无疑会使听证程序形同虚设。而西方国家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以《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为例，其556条规定听证笔录就包含下列事项：⑴任何口头的、书面的或其他形式证据的记录；⑵行政机关拟定的事实的裁定、法律法规的裁决；⑶听证程序提出的全部文书、申请书。这样明确的规定无疑为此后的行政决定奠定了基础。第三，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在决定中作为唯一依据，即案卷的排他性。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听证笔录、证物以及在该程序中提出的全部文书、申请书是做出裁决的唯一依据。”这是准司法性的体现。第四，没有真正做到职能分离。就是指听证和裁决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职能分离来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主张“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它既适用于司法职务，也适用于行政职务，《英国行政法》一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意见必须有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然公正原则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目前实施的大调解组织机构就存在着这种嫌疑。第五，举行听证会的事先

告知程序的履行有疏漏。具体表现为⑴告知参会者对象涉及面小，一般仅通知当事人和

代理人，其他利害相关人通知较少；⑵告知时间的适时没有明确规定。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为7日，至于其他行政行为听证的告知时间目前尚无规定；⑶告知的内容仅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事项，没有提出的一般不告知。而且目前的听证是调查人员提出，当事人是被动接受。

当前大调解机制引入听证程序进行调解和行政裁定，之所以存在这些缺陷，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大调解机构的构建，其机构的属性是行政调解机构、仲裁机构还是民间调解机构尚需探讨，在一定层面比较类似于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但缺少相对独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很难取得当事人的信任，目前尚处在临时机构的地位。第二，重实体

法轻程序法。宪法修正后，公权和私权的确立，公权使用的正当性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面临着考验，依法行政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目前在法制建设时，过多地强调令行禁止，侧重于法的实体性方面，而对于在现代法制中应占据重要地位的法律程序却缺应有的关注与理解。从这个层面上看，群体性矛盾的增多也就不难理解了。第三、引入听证程序来处理群体性矛盾，还有一个运用渐进的过程。一方面，听证程序的运用是一个行政调解、裁决的手段，在法理上行得通，但在实践运用中还不成熟，还需要继续探索。另一方面还存在着运用主体的合法性问题，目前尚停留在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第四、行政程序制度在我国目前尚不健全。行政程序制度可分为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和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前一个程序主要由《立法法》规定，后一个程序由《行政诉讼法》加以调整，而对中间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的规定我国不健全，行政的透明度不高。第五、听证笔录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视。行政机关作为程序的发动者和终结裁判者，在使用听证笔录方面仍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未经听证的证据和事实仍然对行政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包括行政首长的裁决。

三、运用行政听证程序来处理群体矛盾应把握的原则和规则。

听证程序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在于它是由众多特别的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这些原则和制度既是听证

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听证区别于其它程序的根本准则。

㈠公开原则

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因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关、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具体做法上是在听证开始阶段就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允许他在决定作出之前为自己辩解，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包括下列内容：

1、举行听证会之前发出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举行的时间、地点、案由等情况；

2、允许群众、记者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

3、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公开举行听证的地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反驳对方主张和证据；

4、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事实根据必须公开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以不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悉的证据作为决定作出的事实根据；

5、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内容也必须公开。听证程序公开不仅可以保证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观，而且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公开原则在正式听证除有明文规定外必须公开，对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一定采取公开方式。

㈡职能分离原则

听证程序在运用这一原则时，考虑到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构(它不是专门的裁决机构)和处理问题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财政开支，在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案件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裁决。但对申请原始许可证，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等特殊领域，应当允许相对融合。

㈢事先告知原则

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当事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大，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人。二是告知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

定的准备时间，时间的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三是告知内容。这在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如行政处罚法增加“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应视处理的问题而定。四是告知的方式。一般采用书面、邮寄、公告等送达方式，此处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

㈣案卷排他性原则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己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目前在使用上争议有两个流派，即一种观点是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

除以上四种原则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代理原则等，由于这些原则人们比较熟悉，在此也就不作详细论述。

在目前大调解引入行政听证程序来处理问题急需规范的方面有：一是以政府授权委托的方式，指定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为辖区内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机构、先正其名，为大调解运用行政听证机制创造条件。二是行政决定的作出或调解协议已达成，包括集体谈判达成的协议，备忘录都应有该机构作出。三是大调解机构在编制上是所在的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以县或市为单位集中使用，保障其相对的独立性。四是强化行政程序法的建设，为行政活动效率的提高创造条件。

第二篇：试论行政听证程序在大调解机制中的运用及规则

行政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的，影响相对～利义务关系的决定之前，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然后根据双方质证、核实的材料做出行政决定的一种程序，其目的在于弄清事实，发现～，给予当事人就重要的事实表现意见机会。其本质便是公～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缩小公民这类“弱势群体”与行政机关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一般认为，行政听证程序来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公证原则”(uatural.justice)，而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使其进一步深化。这种程序要求在行政领域内实行通知、听证、当事人之申辩三项程序，而听证程序是其核心内容。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认为来源于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治行政理论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正式引入了行政听证程序。《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数额较大的罚款等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199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也对价格听证做了明确的规定。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又规定：在行政法的起草过程中为广泛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的形式。一般法学理论界认为，行政听证是行政行为司法化的标志，具有‘准司法性’。各国的行政听证程序大体可以分为正式听证程序、非正式听证程序；事前听证、事后听证等几种类型。纵观西方行政程序较为发达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涉及以下内容：⑴听证主持人；⑵当事人制度；⑶听证范围；⑷证据制度；⑸案卷制度；⑹代理人制度，及具体行政听证程序，涵盖了行政立法、执法等各个领域。本文要讨论的是大调解中引入行政听证程序来处理各类重大群体性矛盾，特指事后听证程序的运用及规则。

一、引入行政听证程序规则用于群体性矛盾处置的意义。人们经常将权利分为两种，即公权和私权。行政权显然是属于公权的一种。狄骥说过“不存在一种因国家权利存在 而不同于私权的所谓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而在法律体系中，维系这种公平精神，平衡公权利和私权利的法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法，一类是程序法。实体法用以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法则使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施。一个国家即使实体法律再健全，没有严格的程序予以保障的等于零。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引入行政程序化解社会矛盾，使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侵犯。同时，也保障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将行政主体纳入相对人监督的范围内，以防止行政专权和武断，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主体公权力的滥用，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其次，从经济学角度看，生产者的目标就是试图节省交易费用，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同样，在行政法领域仍然存在着成本问题，即行政效率，表面上看，行政听证程序的设置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行政机关的负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程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的”，一项行政决定对一部分人利益的剥夺，必须得到相对人的理解和认可，使相对人在程序完成之后，能够情愿地服从决定。行政听证程序在重大案件调查承办人员和相对人的参加下，由行政机关对其决定的依据进行举证、当事人质证。通过双方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和当事人对其意见的陈述、申辩，进一步核实证据，查清事实。当相对人认识到自己确实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定时，便可能放弃行政复议或诉讼，这并非意味着对相对～利的限制，而是在保留了当事人原有的行政救济权利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通过听证程序进一步查清事实，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事前救济，将相对～益的保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也尽可能地避免了 因违法行政导致国家赔偿造成的不必要的成本增加，也就是通过提前支付较少的交易成本，置换更大的因违法行政而耗费的交易成本，有效地推动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有助于行政预期的增值。再次，从行政法律体系的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行政听证程序的缺漏必将导致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重大破坏，也为群体性矛盾的发生埋下隐患。第四，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依法行政是核心，如果抽去依法行政的内容，依法治国就会变得空洞和残缺。听证是程序民主化的产物，在没有设立行政听证程序之前，大部分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在行政机关调查之后直接做出的，加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原有的局限性，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暗箱操作，～得以滋生。通过行政听证程序，行政过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得以增加。在有效地保障相对～益的同时，政府的声誉也得到提高，为削除～各类社会矛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架构起一个双方能沟通合作、引导与接受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公民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得到了加强。第五，从与国际接轨角度看，WTO规则主要就是行政法规则，其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t.principle)，这就要求我国行政听取程序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规范程序进一步加强，以适应国际化的需要。

二、群体性矛盾的属性及其引入行政听证程序运用的缺陷和成因。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快，政府行政职能的改革深入，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公民的利益维护意识越来越强，各种以行政执法的不 到位或不规范引发的各类群体性矛盾的日益增多，如征地拆迁、补偿、工资福利待遇的提高等，绝大多数群体性案件都涉及到当事人的维权问题，这类矛盾都属于行政法律调整范围内的案件，在政府组织调查承办时，引入听证程序进行处理已被提到大调解的经常使用的手段之一。当前就大调解引入听证程序在处理矛盾纠纷尚有以下不足。第一是听证参加人范围受到限制。目前，我国行政程序的当事人仅限于行政机关和当事人(相对人)，而在西方国家一切与该处理决定有厉害关系的人均可参加，并采取公开方式举行听证，允许记者采访。第二，听证笔录制度不够严谨。《行政处罚法》第2条仅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交当事人

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当事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大，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人。二是告知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 定的准备时间，时间的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三是告知内容。这在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如行政处罚法增加“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应视处理的问题而定。四是告知的方式。一般采用书面、邮寄、公告等送达方式，此处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㈣案卷排他性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己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目前在使用上争议有两个流派，即一种观点是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除以上四种原则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代理原则等，由于这些原则人们比较熟悉，在此也就不作详细论述。在目前大调解引入行政听证程序来处理问题急需规范的方面有：一是以政府授权委托的方式，指定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为辖区内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机构、先正其名，为大调解运用行政听证机制创造条件。二是行政决定的作出或调解协议已达成，包括集体谈判达成的协议，备忘录都应有该机构作出。三是大调解机构在编制上是所在的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以县或市为单位集中使用，保障其相对的独立性。四是强化行政程序法的建设，为行政活动效率的提高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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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试论行政听证程序在大调解机制中的运用及规则

行政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决定之前，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然后根据双方质证、核实的材料做出行政决定的一种程序，其目的在于弄清事实，发现真相，给予当事人就重要的事实表现意见机会。其本质便是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缩小公民这类“弱势群体”与行政机关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一般认为，行政听证程序来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公证原则”(uatural.justice)，而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使其进一步深化。这种程序要求在行政领域内实行通知、听证、当事人之申辩三项程序，而听证程序是其核心内容。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认为来源于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治行政理论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正式引入了行政听证程序。《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执照，数额较大的罚款等决定之前，应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199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也对价格听证做了明确的规定。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又规定：在行政法的起草过程中为广泛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听证会的形式。一般法学理论界认为，行政听证是行政行为司法化的标志，具有‘准司法性’。各国的行政听证程序大体可以分为正式听证程序、非正式听证程序；事前听证、事后听证等几种类型。纵观西方行政程序较为发达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涉及以下内容：⑴听证主持人；⑵当事人制度；⑶听证范围；⑷证据制度；⑸案卷制度；⑹代理人制度，及具体行政听证程序，涵盖了行政立法、执法等各个领域。本文要讨论的是大调解中引入行政听证程序来处理各类重大群体性矛盾，特指事后听证程序的运用及规则。

一、引入行政听证程序规则用于群体性矛盾处置的意义。人们经常将权利分为两种，即公权和私权。行政权显然是属于公权的一种。狄骥说过“不存在一种因国家权利存在 而不同于私权的所谓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而在法律体系中，维系这种公平精神，平衡公权利和私权利的法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体法，一类是程序法。实体法用以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程序法则使这种权利义务关系得以实施。一个国家即使实体法律再健全，没有严格的程序予以保障的等于零。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引入行政程序化解社会矛盾，使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免受侵犯。同时，也保障了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将行政主体纳入相对人监督的范围内，以防止行政专权和武断，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行政主体公权力的滥用，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其次，从经济学角度看，生产者的目标就是试图节省交易费用，以最低的成本换取最大的利润。同样，在行政法领域仍然存在着成本问题，即行政效率，表面上看，行政听证程序的设置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行政机关的负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程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的”，一项行政决定对一部分人利益的剥夺，必须得到相对人的理解和认可，使相对人在程序完成之后，能够情愿地服从决定。行政听证程序在重大案件调查承办人员和相对人的参加下，由行政机关对其决定的依据进行举证、当事人质证。通过双方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和当事人对其意见的陈述、申辩，进一步核实证据，查清事实。当相对人认识到自己确实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定时，便可能放弃行政复议或诉讼，这并非意味着对相对人权利的限制，而是在保留了当事人原有的行政救济权利的同时，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同时，通过听证程序进一步查清事实，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事前救济，将相对人权益的保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也尽可能地避免了 因违法行政导致国家赔偿造成的不必要的成本增加，也就是通过提前支付较少的交易成本，置换更大的因违法行政而耗费的交易成本，有效地推动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有助于行政预期的增值。再次，从行政法律体系的角度看，行政听证程序是行政程序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行政听证程序的缺漏必将导致整个行政法律体系的重大破坏，也为群体性矛盾的发生埋下隐患。第四，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看，依法行政是核心，如果抽去依法行政的内容，依法治国就会变得空洞和残缺。听证是程序民主化的产物，在没有设立行政听证程序之前，大部分行政处罚决定都是在行政机关调查之后直接做出的，加之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原有的局限性，很容易导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暗箱操作，腐败得以滋生。通过行政听证程序，行政过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得以增加。在有效地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同时，政府的声誉也得到提高，为削除腐败各类社会矛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架构起一个双方能沟通合作、引导与接受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公民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意识得到了加强。第五，从与国际接轨角度看，WTO规则主要就是行政法规则，其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透明度原则(transparent.principle)，这就要求我国行政听取程序的范围应进一步扩大，规范程序进一步加强，以适应国际化的需要。

二、群体性矛盾的属性及其引入行政听证程序运用的缺陷和成因。近年来，随着依法治国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加快，政府行政职能的改革深入，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善，在日常生

财政开支，在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案件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裁决。但对申请原始许可证，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等特殊领域，应当允许相对融合。㈢事先告知原则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主要是为了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当事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大，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人。二是告知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 定的准备时间，时间的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三是告知内容。这在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如行政处罚法增加“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应视处理的问题而定。四是告知的方式。一般采用书面、邮寄、公告等送达方式，此处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㈣案卷排他性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己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目前在使用上争议有两个流派，即一种观点是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笔者倾向于第一种观点。除以上四种原则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代理原则等，由于这些原则人们比较熟悉，在此也就不作详细论述。在目前大调解引入行政听证程序来处理问题急需规范的方面有：一是以政府授权委托的方式，指定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为辖区内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机构、先正其名，为大调解运用行政听证机制创造条件。二是行政决定的作出或调解协议已达成，包括集体谈判达成的协议，备忘录都应有该机构作出。三是大调解机构在编制上是所在的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以县或市为单位集中使用，保障其相对的独立性。四是强化行政程序法的建设，为行政活动效率的提高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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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和解在执行听证程序中的运用

和解在执行听证程序中的运用

文章来源：江苏商报

一、听证程序中执行和解的约束力

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恢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这一条是针对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而言的，是有章可循的。但是事实上，有部分案件在听证过程中由案外人参与执行和解，此和解协议的约束力应如何认定，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之间、当事人同案外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只要在内容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道德，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就应产生拘束力。听证过程达成和解协议一般有案外人参与，此和解协议的效力仅存在于履行完毕之后，即以协议内容的完全适当履行，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笔者认为，只要和解协议是真实合法的，就应当承认其合同效力。当然需要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不仅体现在履行完毕后消灭原有的权利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可依协议要求对方承担责任。就当事人来说，如果案外人履行协议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应选择依现行法律规定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或依协议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要求对方继续履行并承担违约责任。若案外人不履行协议内容，则视为放弃原权利的主张。人民法院应及时将案件恢复到听证前的执行状态。

二、当事人及案外人的权利救济

和解协议既然为当事人同案外人之间的自由协议，根据《合同法》第77条的规定，在其尚未履行或尚未完全履行之前，就其内容当然可以协商变更内容，并应及时将变更后的和解协议提交法院或由法院作为笔录，以替代或补充原和解协议，原和解协议有关内容约定不明的，可以协商补充确定。依法律规定和解协议仅在履行完毕后才产生消灭原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效力。和解协议订立后，案外人同双方当事人均得受协议约束，但不能完全排除和解协议可能具有违法或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等情形。达式年

第五篇：浅议听证在社会矛盾治理中的具体运用

纠纷听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程序性规定。

（二）制定《社会矛盾纠纷听证规则》（试行），作为整个听证活动的行动指南。其基本内容应包括：

1、规定听证应遵循的原则。听证的原则是整个听证活动的灵魂，听证应制定以下原则。第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公开举行的听证会允许新闻媒体报道。第二，职能分离原则。即原矛盾问题调查处理部门或人员不得作为听证委员会成员；第三，保障当事人的陈述权、申辩权、质证权和回避权原则。此规定是为了切实保护群众的听证权利；第四，证据确认原则。即应当对社会矛盾问题处理适用依据的正确性、准确性和真实性进行结论，从而保证听证结论的正确性。第五，事先告知原则。即当事人有权提前知道听证召开的有关事项。第六，委托代理原则。即当事人行为能力受限时，有权委托代理人。

2、制定听证的程序。包括：（1）听证会的提起。建立何种机制、由谁受理、由谁决定听证直接关系到听证的效果。听证建议由县、镇两级“大调解”机构受理，提交两级听证委员会讨论决定；听证委员会由两级“大调解”机构设立，成员由人大代表、政府部门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代表、法律服务工作者、有关专家等组成，人数不少于11人的单数，政府部门代表不超过2人。具体人员名单遇听证时在决定听证前确定。（2）听证的准备。应做好四件事：第一，进行提前公告并通知矛盾纠纷主体。在听证会召开10日前向社会公告和向矛盾纠纷主体通知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听证事项等；第二，确定听证主持人；第三，确定听证当事人，通常将与听证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矛盾纠纷主体确定为听证当事人；第四，了解矛盾问题背景、涉法及政策有关规定等情况。（3）规定举行听证会的程序。a、由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需听证的矛盾问题；b、介绍每位听证人员的姓名、工作和身份；宣布听证记录员和其他听证参加人员和对象；c、征求听证当事人是否要求回避；d、宣布听证纪律；E、由听证当事人进行陈述、申辩、质证和辩论；F、征求听证当事人有无新的证据并作最后陈述。G、听取有关专家就具体矛盾涉及的专业问题作出说明、解释和咨询，并提出建议和意见。H、适时进行调解。听证主持人根据纠纷当事人意愿可以进行调解，经调解，如纠纷当事人意见达成一致，由主持人及时制作调解协议书。I、制作听证会结论。听证主持人在听证活动结束前，召集听证人员发表听证意见，制作听证结论，听证结论包括：听证事由；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参加人基本情况；听证的时间和地点；听证的简要经过；事实及处理意见和建议；听证结论。落款由听证主持人和听证当事人签名或盖章。J听证主持人公开宣布听证结论并宣布听证会结束，有关听证参加人在听证笔录上签名。

四、推行社会矛盾纠纷听证的现实意义社会矛盾纠纷听证是一种程序，它是以程序的公正保证实体的公正。它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和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但社会矛盾纠纷听证的确定和实施，对解决信访问题和社会矛盾问题，是有一定效果的方法，有它独特的社会价值。它的社会评价和调解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新的且效果明显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政府部门对维护稳定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它保证了听证当事人和其它听证参加人有权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听证会，有权充分行使陈述、申辩和质证权，在接受社会各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代表的监督下，通过核实证据、查清事实，了解到一些此前自己并不清楚的事项，对整个问题处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确实不妥或无理时，当事人便 会主动放弃极端行为，促进矛盾的预防和化解。

（二）它进一步提高了矛盾问题处理的公开化和透明度。其最有价值的东西，在于让群众在社会各方代表的监督下，清楚了解问题的处理依据和问题处理时的客观、公正性，清楚各方代表对事情处理的社会评价，真正让当事人对问题处理心悦诚服。

（三）它能有效避免政府部门矛盾处理时重大错误和失误的发生，及时预防和避免不稳定因素产生，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和威望。

（四）它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群众问题处理“知情权”的尊重，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体现了党“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宗旨，对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尤其是基层执政能力十分有益。

（五）它是基层民主的重要实践活动，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对体现人民民主推进民主进程，对树立“民本位”意识的思想，对推进依法治国方略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