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浅论新媒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挑战和机遇

第一篇：2014浅论新媒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挑战和机遇

浅论新媒体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摘要：

当今社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信息获取的渠道越来越广。以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发展迅猛，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新媒体以互联网、手机等数字媒介为代表，不仅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而且也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可以说，新媒体政治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信息传播结构模式和发展形态，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改革，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新情况，如何在新媒体时代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成为党要面对的一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执政党建设机遇挑战新媒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媒体在全球的飞速发展和普及，把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新媒体不再仅仅是一种生成和传播信息的媒介，而且深入到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开始扮演主导角色。正如美国学者梅尔文所说：“一个社会的传播过程的性质实际上与该社会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关系重大。”新媒体也直接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政治生活，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基础、提高执政能力的巨大资源但同时也给共产党的执政带来巨大的挑战。

一、新媒体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机遇

当前我国进入了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攻坚时期，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层出不穷，对党的执政能力带来了严峻考验，如何应对，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党急需面对的严峻问题，而新媒体的出现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机遇。

1.新媒体为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架起了桥梁

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是广大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历来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在成为执政党以后，更是将人民群众的呼声、人民群众的智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提高执政能力、巩固 执政基础的重要任务。而在当今时代如何怎样更好地团结更多的人民，必须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人民已经不是落后、无知的人民而是有知识、有文化的新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信息技术高速发达的今天，中国人民也是紧跟时代步伐，走在时代的前沿。截至2008年底，我国互联网已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的所有地市县和大部分乡镇，网民总数已超过3亿人，普及率达到22.6% 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所以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中国，要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要重视要新媒体这一新型、有用而高效的工具。新媒体具有巨大的动员功能,新媒体不仅是集文字、图像、视频、声音于一体的“多媒体”，而且是融合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功能于一身的“全媒体”，所以新媒体在集中了传统媒体的优势的同时，还具有交互性、共享性、即时性、海量性、社群性、草根性、个人性等优势。所以新媒体是党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的一个很好的桥梁。

2.新媒体为执政党民主执政提供了条件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透明化是执政民主化程度的标志，是政治民主的基础。信息传播透明化使政府考虑的事情引起群众共鸣，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政策上体现出来，这是各阶层的利益得到满足的内在需求，更是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一方面，随着信息传播自由度的加大和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以网络化为主线的当代传播在时空上具有无限的拓展性，人们控制信息的能力大为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不断加大，使得更多的人可以共享更多的资源。公众的知情意识、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都会比以往大幅提高。另一方面，信息传播的离散性又可能造成原本无疆界的时空分割，造成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文化、心理等时[2]空上的新的分离，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增强了民众相对于执政党的独立性。许多过去只能通过执政党及其各级组织来做的事情，现在民众可以选择媒体网络的途径去做，客观上降低了执政党的影响力。因此，执政党必须借助于新媒体改进联系群众的方式，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群众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培植民主的群众基础，以进一步保持党对人民群众的吸引力和社会动员力。

3.新媒体为执政党提高执政效率提供了前提

执政效率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集中体现。执政效率的提高需要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占有信息，科学优化信息，及时传递信息。而通过新媒体获取的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不仅反映了群众的呼声，而且蕴含着社会发展的某种趋势。新媒体提供的参考数据已成为执政党判断形势、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提高执政效率的重要途径就在于使科学决策通过信息化的途径迅速转化为各级政府的行动，成为社会公众看得见、听得着的执政活动。倘若一个执政党的战略、方针、政策不能转化为数字信息，无法借助新媒体把信息迅速传播为全党、全体人民所了解与接受那么提高执政效率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执政党能否充分运用新媒体不仅关系到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实现而且关系到党的领导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

二、新媒体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挑战

1.对党执政能力的挑战

网络时代，个别官员在处理社会问题时表现出的迟钝、无知、蛮横等，都会在网上被无情渲染；少数官员的腐败、无能、低效等，都会在网上被迅速放大。互联网一方面使社情民意得到充分表达，但同时也在撕裂社会、重组人群，使社会的情绪对立进一步扩大。如城管、警察、医生、教师、官员被“妖魔化”为网上“黑五类”。一旦这些人卷入网络事件，网友几乎不问青红皂白，一边倒地同情另一方，形成绝对压倒性的舆论声势，并立刻被传到网下，被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兴风作浪。比如，最近网上热炒一条消息：《我国91%的亿万富翁是高干子女》。这组虚假数据在网上网下以讹传讹，迅速掀起波澜。人民网做了大量的调查，以事实为依据，发布了一篇澄清事实的文章，然而这篇文章远远没有谣言传播的快。[3]面对这种现象，认识要清醒。有的事件中，警察、城管、官员自身的确有问题，比如言行不当、滥用公权力等。但也有的是面对网络应对失措的问题。由于网络信息来源广泛、传输快捷，很多问题也是真假难辨。加之现代社会的一些浮躁之风，为了宣泄和释放个人情绪，一些人无风也要掀起三尺浪，哗众取宠。一些群众宁可相信谣言和小道消息，也不相信政府的公开声明；宁可相信负面新闻，也不相信权威人士和正面报道。

2.对党维护社会稳定的挑战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提出：“政治制度/政治参与=社会稳定”。也就是说政治

参与和社会稳定成反比，政治参与程度越高，社会越容易出现不稳定因素。网络时代，民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都在拓展，分母扩大了，作为分子的政治制度，也就是执政党建设，必须及时调整，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我国处于突发事件的高发期，一些社会矛盾有可能借助网络的功能凸显、放大，甚至酿成危机事件，威胁社会稳定。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就是远在万里之外的热比娅集团遥控指挥。通过手机短信和QQ串联，数千名暴徒突然聚集在乌鲁木齐，打砸抢烧。这种悄无声息又迅捷的组织动员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是巨大的。作为应对网络舆情的手段，掩耳盗铃。不少互联网管理者多依赖于删除和封堵。只知道“拉闸”，却不知拉一次闸，就会多遭一次恨，多设一道墙，多一道和群众之间的隔阂。

3.对党舆论引导的挑战

每一个网络热词，都是一个社会热点。躲猫猫、欺实马（70码）、俯卧撑等等„„，网上一直就这么热闹。这个社会怎么了，一点小事，都可能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瞬间传遍全国！一般突发事件发生后，2小时内网上就会出现文字或视频；6小时左右就可能被多家网站转载；24小时左右网上跟帖就会达到高潮，形成热点。面对突发事件，一些地方和少数党政干部如应对失措，很容易造成危机。比如采取躲的方式，对网络信息麻木、迟钝，不关注网络舆情而失去舆论引导的先机，只能被动挨打；有的官员仍然采取堵的方式，有些地方仍将封、堵、删今年的河南灵宝事件，警方远赴上海去抓捕发帖者，罪是“诽谤政府”，都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就这一抓，彻底抓掉了政府的公信力。[4]在传统媒体时代，受众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单个事件影响范围是有限的。受众往往是被媒介牵着鼻子走。像新闻学里的“魔弹论”：新闻就是枪，受众就是靶子。网络时代，受众地位由被动变为主动，网民可以自己设置新闻议题。新媒体的新闻源头不可控，传播速度不可控，内容真假分散不可控，舆论容易放大也不可控。

面对新媒体给执政党带领的这些机遇和挑战，如何更好地利用新媒体带来的机遇，同时更好地规避新媒体带来的挑战，笔者认为其根本方法在于大力培养一支适应网络时代的干部队伍。注重党员干部的上网工程。除了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以外，党政干部要养成学网、上网、看网、用网的习惯，如果我们

7600万党员、7800万团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我们党员干部都行动起来，一定会从网上的弱势群体，转变成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互联网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这是无法逆转的历史潮流。挑战携机遇悄然而至，危中有机，顺势而为。只要勇敢实践，大胆创新，应对得当，就一定能驾驭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浪潮，使这一技术革命更好地服务于执政党建设，服务 于国家工作大局。

参考文献：

[1]梁毅,等.积极应对网络信息传播发展的挑战学习时报

[2]苏文宁.论新媒体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3]马利.对互联网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网络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4]马利.对互联网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网络给执政党建设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篇：解码新高考：新高考下的挑战和机遇

高考，永远是牵动人心的词语，不得不说，新的高考招生模式给了人们一种“柳暗花明”的欣喜和期待。有人说，新高考改革开启了“扬长模式”，让学生在选择中“扬长避短”，成就更加个性化的自己。

如果说，“选择”是新高考赋予学生的关键词，那么在“选择”的背后，新高考又给目前学校和教育的发展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高中教育资源面临空前挑战

新高考给予了考生“7选3”的选考自主权的同时，也给学校出了好几道难题。

同一门科目，一部分同学选为学业水平考试，另一部分同学选为高考科目。不同的学生，对同一门科目关注度、要求会不一样。高中学校必然得全面推行学生选课和走班教学，而这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就是现有师资难以满足实际课程开发需求。

自主选课、走班教学，必须走向小班化，所需教师必然多于现有的教师；其次，每门学科的学生选择数量不同，各学科的老师需求量呈现不均衡状况，当学生的选择过于集中于某一学科时，这门学科的老师会明显不够，而另外学科的老师则可能出现过剩现象。

此外，学生在选课时，除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外，很可能会同时注重名师效应，集中选择某位老师，这样势必造成部分老师工作量过大的现象。

还有校长分析，学校对老师的需求还将呈现时段性落差。按新高考方案，学生大多数科目的学业水平考试最晚将于高三上半学期10月份结束，一旦结束，这些学考科目的任课老师就过于富余。而这之前的高

一、高二，部分学科老师却可能出现不足现象。尤其是新旧高考过渡期，这一矛盾将更为明显。

“除了师资外，学校硬件设施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比如教室和设备。”江山滨江高级中学校长杨之明表示。

对于这些挑战，不少校长建议，是否能尽快实现教师从学校人到系统人的转变，在县域或市域中，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对各校部分学科老师按需求进行跨校调配。此外，也有校长表示，首先要打通本校内不同年级学科老师的流通。

学校生存或将遭遇“洗牌”

采访中，不少校长和专家都认为，新高考改革方案对目前的学校来说，会有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挑战和机遇，甚至有可能对当前的学校生存状况来一轮“重新洗牌”。

衢州市教研室主任徐衍昌表示，新高考方案实施后，传统意义上的主副课不复存在，无论什么学科，学生喜欢、能学好、符合个性发展方向，是确立学科地位、教师地位的最关键因素。

“现在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学科，接下来慢慢成熟以后就会根据自己的需要选老师，未来还可能根据自己擅长的科目以及学校的强势科目来选学校，这就为学校的发展提出很多的要求。”有校长表示，从理论上来说，学生在学校上选择的余地将更多，而对于学校来说，目前三种不同层次的学校也将面临不同的发展状况。

一些校长认为，好的学校，学生偏科的现象要少一些，各学科发展也要均衡些，将来也会发展得更加好；处于中等的学校，可以根据发展强势学科来培养学生，找准定位，特色化发展，也有机会成为“后起之秀”；对于定位不准，特色不明显的学校，如果找不到自己的强势学科，在这一轮的新高考改革中，比较难找到突破点，除非学生都往职业教育的方向走，否则这批学校将面临淘汰。

职业教育将迎来新的春天

新高考改革方案提出统一高考招生、高职提前招生、单独考试招生和三位一体等四种考试招生模式。多种考试招生模式给学生提供了多种升学通道，特别是有效地扩大了中职学生的升学通道。从改革方案中看，不仅对中职学生的升学通道有所扩大，未来，职业教育也将迎来春天。

有专家表示，按照新高考方案，今后，分类招生将成为主渠道，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将分类招生，高职院校中也会有一些本科类的招生计划，这对中职生来说，是个广阔的升学通道，对不少普通高中里学习能力不是特别突出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更加靠谱的渠道。

在四种招生模式中，高职提前招生和单独考试招生都属于职业教育范畴，而单独考试招生只限中职生。

高职提前招生，实行考生自主报考。普通高中学生以高中学考成绩为基本依据，中职学生以全省统一组织的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为基本依据，高校择优录取。另外，还实行“一档多投”，实现学生和高校的双向选择。

“‘一档多投’意味着考生的选择余地更大了。”专家表示，选择多了，考生的压力就相对减轻，而且考生可报考多所高校，如同时被多所高校拟录取，可由考生自己选择要被哪一所学校录取。

这些举措在为中职学生提供更多升学通道的同时，也加大了中职学校的吸引力，对于普通学校和中职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都带来了动力。

记者 吴昊斐 通讯员 姜建华

第三篇：新媒体条件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挑战和对策

新媒体条件下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挑战和对策

摘要：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专门针对广播和电视培养的播音员与主持人队伍，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涌现的新媒体以及各媒体逐渐走向融合的新媒体环境的需要。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信息接收方式也不断的更新和丰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新的媒体环境也对从业人员素质提出了新要求，主持人作为媒体业人员队伍中的一部分，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必须勇敢地接受挑战。许多主持人在新媒体的刺激下，开始进行职业规划，参加职业训练。

关键词： 新媒体 职业规划 职业训练

新媒体（New media）概念是1967年由美国人戈尔德马克率先提出的。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传播形态。严格地说，新媒体应该称为数字化新媒体。①

21世纪，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传统模式培养的主持人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在新世纪主持人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首先，从业者的具体职责界限越来越模糊，“播音员”“主持人”“记者”都只是一个称谓, 其本质都是“传播者”。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已经不仅仅指播音员、评论员，有时记者也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比如美国2009年1月份上线的Global Post新闻网站，总部设在波士顿，共有18名的全职员工，包括高管、场销售人员和编辑，但有超过80个兼职记者，分布在全球50多个国家。在这个团队里，没有主持人，记者负责日常的采访、摄影、组稿、节目主持等各种工作。

其次，媒体形式的丰富和发展，人们获得信息的途径越来越多，主持人的影响力有待于提高。电视已经不是人们获得信息的唯一途径，手机电视、网络视频、手机报等成为重要的信息载体。信息传播打通了媒体间的壁垒，在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中，不同媒体往往从不同视角，发挥特长，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报道，用户的选择大大增加，而新媒体环境中的高科技渐渐抢夺了主持人的光芒，在这种 ①石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二页。情况下，主持人急需提高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例如，微博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获得信息、交流意见的平台，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主持人。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时，微博用户老榕改名为榕通社，从不同于央视的角度报道叙利亚战况，因为报道方式和选取角度的不同，二者的报道有差距，结果央视的主持人和记者受到了观众许多质疑。

再次，随着Web3.0时代的到来，用户的需求发生变化，这要求主持人的态度和观念也要与时俱进。用户已经不满足于被动的接受信息，反而更加注重自身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在多媒体融合、并存的格局下，传播由传统媒体时代的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转变为多向传播，信息传播的互动性增强，公众的话语权不断增加。传统的主持人向受户灌输的方式已经不适用时代的需要。

新媒体发展的如火如荼，电视节目主持人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必须不断的实践和学习，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

大部分电视节目主持人都经过了专业的训练，但是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新媒体的要求，主持人应该认识到新媒体环境下电视、用户、主持人三者角色的变化，在实践中不断的学习，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对自己进行职业训练，为自己的未来制定职业规划。

第一，电视节目主持人需要具备的能力将更加全面。电视是集声音、图像等技术为一体的艺术,要求电视节目主持人要有深厚的文化积淀, 深厚的文化积淀表现不是靠主持人漂亮和帅气的外表, 而是要靠主持人雄厚的知识储备和出众的气质、修养。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对主持人的要求也越来越多，通常情况下人们希望主持人能具备多种才能，可以主持不同风格、类型、渠道的节目满足不同群体的要求, 这就需要从业者必须具备更多方面的素质。比如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每人基本上都能担起两档以上的节目。

第二，学会和善于利用新媒体扩大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影响力。播音员、主持人的社会角色已由转述者和沟通者逐渐转变为内容生产者。在广播电视媒体之外，很多播音员主持人都拥有自己的博客、微博等信息发布平台。①前几年，博客成为一种新兴的写作方式，比如柴静，作为大家熟知的央视主持人兼记者，不仅将电视作为自己的主持舞台，博客也成为她的第二舞台。在自己的博客里，她 ①关杨，《新闻传播》期刊，《新媒体环境下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培养思路研究》，2011.9 或是反思，或是采访手记，都让读者看到了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和记者的努力与付出，为自己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在新媒体环境下，播音员主持人的曝光率越来越高，所以新媒体环境对播音员主持人的综合素质，尤其是思想文化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创新是电视不断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也是主持人适应新媒体发展需求的精神。媒体资讯业的迅速发展, 观众可以选择的机会增多了, 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 应该在不断的创新中抓住受众者, 在不断的创新中开拓受众群体。播音员主持人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主持的层面，而应该越来越多的参与到节目制作的过程中去，在实践中创新。

第四，在新媒体环境下，加深对受众的了解和互动。新媒体时代更加强调用户的主动性，随着电视节目类型的丰富，受众选择的空间变大，不同电视节目的受众已经进行细分，为了吸引受众，电视节目必须更好的满足受众需求，主持人只有加强与观众的互动交流才能了解观众的需求，工作才会有改进。

第五，树立正确的职业目标和理想，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规划。多媒体融合时代，播音员主持人不仅要具备传统媒体所要求的精湛的业务能力，还必须观照多媒体平台，具备全媒体观念，掌握多媒体传播所必需的技术手段。①

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天津电台就“新媒体环境下如何做好主持人——《当话筒遇到微博》”座谈时提出“言论是媒体的旗帜，这就要求新媒体环境下的广播主持人要具备言论能力，即口语议论能力，对具有一定生发空间的社会话题能用新闻语言谈出观点”。虽然这是对广播主持人提出的要求，但同样也是适应于电视节目主持人，主持人要想谈出自己的观点，必须有足够的积淀，这就要求主持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的学习和完善自己。

①关杨，《新闻传播》期刊，《新媒体环境下播音主持专业人才培养思路研究》，2011.9

第四篇：世界经济总体态势对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世界经济总体态势，以及对我国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世界经济仍将延续低速增长态势，但对刺激政策的依赖程度降低，复苏基础趋于稳固。美国经济增速将略高于去年，欧元区仍难摆脱负增长，日本有望维持低速增长态势，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态势有望扭转。全球金融形势将有所好转，但出现动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将高位震荡，但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政策仍将趋紧，货币政策有望继续宽松。我国仍将面临外需不足、贸易摩擦增多、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以及热钱冲击等严峻挑战。

对我国带来的挑战：中国当前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长期以来，强劲的外需充当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但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低迷，复苏前景黯淡，抑制了我国一部分产能的出口，激化了当前产能过剩的矛盾。数据显示，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背景下，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低迷，加之国内产能结构性过剩、企业转型遭遇困境等因素，我国经济增速已连续七个季度增速放缓。外部经济复苏缓慢、过剩产能难以完全消化以及金融领域存在的潜在问题。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变化，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成为趋势，这加大了我国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压力，成为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挑战。

对我国带来的机遇：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借东亚地区产业转移和全球外需市场的繁荣，结合自身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通过扩大出口，实现了从封闭经济到制成品大国的转变。今后在发达国家经济长期低迷的背景下，全球投资者将更为看好我国经济前景，世界范围中高端资源有望进行重配，届时将出现先进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新趋势。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外部市场的萎缩造成我国出口红利的减少，这一外部环境的变化，正倒逼我国不得不扩内需、搞创新。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已渐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机遇也将由“内外并重”转为“以内为主”，中国已具备自身创造战略机遇的能力，发展机遇出现了转换，内需代替外需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第五篇：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一稿

形势与政策

Situation & Policy

（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

安徽建筑大学思政部

2015年11月 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中美关系的国际地位

（一）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双边关系

（二）国际性事务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引擎

（三）中美关系效力外延的问题

二、“习奥会”谱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篇章

（一）习近平访美的两个背景

（二）习近平访美的成果

三、中美关系的未来挑战

（一）老问题：三个“T”（Taiwan,Tibet,Trade）

（二）新问题：八个“N”（8 New Issues）-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网络安全问题，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深蓝，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中国模式”和美国的不安全感。

四、中美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机遇

（一）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重视软实力

（二）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会的反战本性、联合国与国际法的刚性、洛克主义国际体系

（三）可利用的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经济相互依存、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实践、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复杂高效的对话机制

五、中美关系的前景

（一）方向：两个sharings（中-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与Concert of G2——议题合作+分歧管控

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习奥庄园会到瀛台夜话、夜游白宫，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每次会见都显得别处心裁，而这正是基于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在经历了西雅图之行后，习近平主席一行来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展开正式会谈，这是两个人三年之内的第五次会面。老牌帝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又会擦出什么火花？中美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1？未来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本次“形势与政策”（国际部分）将与各位同学一起探讨“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中美关系的国际地位

中美建交30多年来，虽历经波折起伏，但总体向前、向上的态势从未改变，两国共同利益已经密切交汇、深度融合，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早已超出双边范畴，其全球性影响不断上升。可以说，如果中美关系稳定，那么，当前国际关系基本体系的状态就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中美关系不稳定，恐怕眼下整个国际体系就会出现重大变化。

（一）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双边关系。我们常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这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比较主要的，甚至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也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全球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在于，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维护者美国与崛起速度最快的后发者中国之间，形成了影响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从体量来看，我国的经济体量显然比欧盟要小，在全球经济事务方面，欧盟和美国加起来的比重更大，也就是说，美欧关系对全球经济维度是主要的；从全球安全来看，不管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怎样，俄罗斯仍是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也就是说，美俄军事关系基本上决定了全球的安全状态。我国在经济总量上，目前还比不上欧盟；在军事实力上，达不到俄罗斯的水平。可是，无论是美俄关系，还是 1 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其主要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专门研究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中美关系从结构上讲，现在就掉到这一陷阱中：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结构很清楚，也是一个事实，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它还有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异类。美欧关系，都不能够起到塑造和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作用。这是作为后发者的中国与既有体系维护者的美国之间特有的一种状态。有了这样一个认知之后，我们再去看待中美关系，就需要更具全球视角，而不仅仅从中美双边事务中看待问题。

（二）国际性事务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引擎。在中美若干议题中，中美两国单纯的双边事务是比较好处理的，不论是知识产权还是能源合作，中美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所需要的成本并不是太高。中美两国真正会爆发摩擦、产生争吵的问题往往是一些地区性或者国际性问题，即涉及到中美两国以外的第三方的问题。比如近两年的南海问题，尽管有奥巴马总统的访华以及在其他一系列国际场合下中美的交流，但是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峙仍比较明显，分歧也非常大；在东海问题上，中美两国所持的立场依然相去甚远。这其实就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中美关系的维度变得越来越广的时候，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型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中美两国之间有近百个双边对话轨道，都是部级以上的，在这些对话轨道范围内，单纯的中美双边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管控和处理，但是涉及到国际和地区事务，也就是说涉及到国际秩序的问题，恰恰是中美两国激烈博弈之处。这些问题很难处理，因为利益方很多，并不只有中美两国，还有其他很多国家；也并不是仅仅中美两国愿意做出妥协、达成谅解，就能够解决的，第三方因素作为一个变量随时在影响着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互动。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但要考虑中国的利益诉求，也要考虑到东南亚盟国的诉求；在东海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和美国同时都能够发挥重要影响。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

（三）中美关系效力外延的问题。这就有一个如何转换视角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管控比较有效，而在管控地区分歧方面变得更加困难，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影响整个世界的。现在至少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状态如何，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就如何。如果中美关系能够有效管控这些分歧，亚太地区和平的状态基本上可以维持；如果中美关系不能有效管控这些分歧，那么，整个亚太地区就会发生重大的动荡。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的效力外延问题，也就是由这样一对双边关系影响到中美关系以外的国际关系。因此说，现在的中美 关系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国际秩序、全球规则变革期，中美两国也均面临经济转型、社会改革的历史重任。中美合则两利，其利也惠及全球；斗则俱伤，其害亦殃及世界。

二、“习奥会”谱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篇章

（一）习近平访美的两个背景

习奥会的举办有两个背景，一是今年中美关系开始战略紧张，二是今年中美之间问题较过去尖锐。

第一个背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同年，中国制造业总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美在这时从结构上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中国比较低调，效应没有马上释放出来。效应是在去年显现，主要原因是中国外交积极进取，周边外交不断取得新成绩，但在美国看来是咄咄逼人。中国去年推行自己的议程“一带一路”，适度地抛开了美国，并取得成功，这出乎美国意料。此外，中国还成立了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在海洋方面，中国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又快速在南海建岛。

第二个背景是指，今年中美间南海问题较为突出，再加上中国举办九三阅兵，普京的出席刺激到美国，还有美国大选将至，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杂音甚多。

（二）习近平访美的成果 1.增信释疑之旅

此次访问延续了多年来中国领导人访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增信释疑之旅。

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西雅图的首次亮相演讲，就已经全面、清楚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中美关系、全球事务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走向的基本立场。在接下来的各种场合中，习主席的讲话虽然各有侧重，但核心观点可谓一以贯之。

例如，在西雅图讲话中，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九点意见，其中六点涉及内政。习主席明确表示，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依法治国的基 本方略，坚决维护网络安全，保障境外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权益，继续推进反腐斗争。关于中国外交的三点意见，则着重回答了“中国道路”、“中国角色”和“中国责任”这三个国际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只是希望改良和完善现有秩序，而无意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因此也要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投行，目的就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一个方向，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做好四件事情，即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积极推进合作共赢，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广泛培植人民友谊。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其中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几点建议与西雅图的讲话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很显然，上述观点均事关中国的发展走向和政策取向，是对近几年国内外舆论焦点的一个积极回应，其内容之全面、态度之坦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同时也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面对中美分歧，中方总是主动解释、说明，积极释放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大局的善意。就此而论，中国的对美政策具有相当明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事实上，与中东等其他地区的国家相比，中国国内形势与对外行为显然更具有稳定性，中国国力增长本身也远未构成对美国全球地位的现实威胁。美国一些观察家们对中国政策走向的悲观估计，显然是“智者多虑”了。

反观美方的立场，同样不难看出美国也有加强中美合作、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大局的意愿。美方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认为一个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奥巴马肯定双方“需要合作，也能保持合作”，而且“要以海纳百川的精神”扩大合作，并表示他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副总统拜登说，中美之间存在问题，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美之间有竞争，但这是健康的竞争。国务卿克里甚至使用了“求同存异”这一典型的中国式表述。这表明，两国政府和领导人都愿意保持和加强战略对话，就存在分歧的一些问题坦诚沟通，减少误解，增进理解，积极探讨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干扰。

因此，尽管近几年美国对华舆论氛围有所变化，主要表现为对华战略疑虑增加，中美冲突的潜在风险上升，但美国对华政策迄今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即使大选之后政府更替，也料难发生质变。

2.务实合作之旅

此次访问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务实合作之旅。

中美双方在会谈中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众多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并达成广泛、重要共识。讨论议题涵盖了经贸投资、网络安全、南海、人权、人文交流以及落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阿富汗重建、应对气候变化、维和等几乎所有相互关切的议题，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美在诸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文化交流、执法、反恐等议题上有着多层次的互动和联系，很多内容已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了协议，只是有待逐步落实。此次双方达成的共识和成果也非常丰富，涉及金融经济、军事警务、核能能源、商务、文化交流、亚太地区事务、国际与地区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网络犯罪等全球性挑战等多个领域众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最重要的是，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同致力于维护一个强有力的中美关系，使之为全球及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3.面向未来之旅

这次访问也是一次讨论分歧、互探底线、求同存异、面向未来之旅。

中美之间既有广泛的合作利益，也有深刻的相互疑虑与政策分歧，指望一次首脑会晤解决所有问题显然不现实。可以想像，在诸如南海争端、网络安全、中国军力上升等新问题以及对台军售、民主、人权等传统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因此，如何妥善有效地管控分歧或预防危机，是中美双方在一些重要分歧领域的当务之急。

历史经验显示，世界日新，形势比人强，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却经常落后于现实。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应该看到，中国其实一直都在改变自己，并因此影响世界，这种改变并非屈从于外来压力，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追求民族振兴。正是这种不断的主动适应和调试，才使 得中国有了今天的地位。美国也要审时度势，自我调整，以适应世界的变化，而不是固守老大心态，居高临下，以不变应万变。

诚然，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关国家可能确实需要有一个心理适应期和政策调试期。无论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彼此都要有耐心，断不可心浮气躁、胡思乱想、盲目出击。但无论如何，“修昔底德陷阱”、“大国政治悲剧”、“权势转移困境”等陈词滥调与狭隘思维，不仅根本无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新问题，还有可能误导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实际上，当今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与保罗•肯尼迪等众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大国兴衰，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相互依赖，核时代及军事技术突飞猛进时代的安全相互依存，环境、生态、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丛生世界中的“同呼吸”、共命运，国际制度、规范、规则等调节手段日益完善所带来的合作便利，无不指向当代国际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大国之间到底应该选择合作还是冲突，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此，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而推动确立新型国际关系，需要有“创新精神”，他还借用林肯的话说，“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创造未来”。总之，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中美双方都需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政策远见与战略耐心。

三、中美关系的未来挑战

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很可能比过去几十年更为复杂，矛盾更多，未来10年，中美间很可能老问题尚在，新问题又增多。这些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与新问题，可以归结为“3Ts＋8Ns”。

（一）老问题：三个“T”（Taiwan,Tibet,Trade）

目前看来，台湾问题由于近年来两岸的缓和，并不构成中美两国短期内提升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2015年11月，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的历史性握手也进一步说明了两岸关系的改善。但从两国每年必定上演的“对台军售”争吵中我们不能低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随着2016年台湾选举到来，台湾问题还会有某种程度的上升。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仍将是我们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外力干扰，而事实上越来越显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美台关系 也在时刻考验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审慎与决心。

西藏问题本并不构成一个国际问题，但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借西藏问题炒作，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国现政府的企图。美国的外交决策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发，不时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既可以达到在现实政治层面适度干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还可以满足美国基于其特殊优越性而产生的“救世情结”和“自由主义帝国的冲动”，可以说兼顾了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与现实考量。因此该问题仍将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只是时至今日，美国已基本学会不再单独借西藏问题刺激中国，西藏问题的“温度”将与中美关系总体的“温度”趋于一致。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906.8亿美元，增长5.1%。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240.2亿美元，增长1.9%，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6%，下降0.1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666.6亿美元，增长6.0%，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9%，提升0.5个百分点。美方贸易逆差3426.3亿美元，增长7.5%。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问题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日常”摩擦。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债务、通胀等问题双方都不可能给予对方满意的回应，谈判可能会继续反复、但成果甚微地持续下去。同时，中国工业和资本力量的迅速增长将给过去双方都习以为常的那种中美经济关系结构以巨大冲击，而关于如何合理应对这种冲击两国都不能说完全做好了准备。

（二）新问题：八个“N”（8 New Issues）-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网络安全问题，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深蓝，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中国模式”和美国的不安全感。除原有的“3T”问题外，未来的中美关系中还有可能加入以下八方面的争端，即八个“N”（8 New Issues）。

新问题之一是地区领导权竞争。具体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战后美国独霸亚太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间，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中东以及中国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从地区实力而言的中美亚太领导权争夺实际已 经开始。希拉里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推动的“再平衡”战略在过去三年内曾造成中美关系乃至东亚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尽管这一战略的着力点在奥政府第二任期逐渐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领域，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地区争霸意味。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上加大了对中国的依赖度（中国几乎是每个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战略上会顾及中国的考量。于是产生了“亚洲悖论（(AsiaParadox）”，即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悖论的后果是地区领导权竞争，然而领导权竞争非出自中国的主观意愿，而是中国经济自然发展产生的客观后果。

新问题之二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一度压抑了作为一个大国本身应有的军事力量发展。近几年来从战机到航母（歼-20、歼-

31、东风5B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弹道导弹

2、国产航母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建设水平“井喷式”的发展事实上只是被压抑多年的自然释放，是由中国自身规模所决定的、应有的安全保障建设。但这一情势的继续扩张无疑会对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导权产生冲击，而在这样一段军事力量差距迅速缩小却又未达均势的时期，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相互戒备将很可能达到一个顶峰，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未来十年期内中美发生试探性军事摩擦的可能性高于朝鲜战争以来的任何时期。新问题之三是新空间领域的竞争。除传统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外，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目前也已扩展到了太空、电子、网络等非传统领域。现代经济与现代军事的未来发展无疑都在太空科技和信息科技，美国在这些领域独享了数十年荣耀，但技术扩散的现实使得中国如今也开始掌握了这些高精尖科技，并逐渐走到了时代前列。在最新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表现出了对网络安全和信息知识产权保护的强烈兴趣，也在这些领域向中国施加了不小压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能切实对美国新空间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的程度，并事实上已经在网络空间开始了对美的敌对行动。在这些领域由于存在着许多技术与管理能力的空白，要消除双方的相互误解其实是比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加困难，而未来的网络世界也因此将会成为中美情报、科技、甚至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战场。

“东风”－5B是改良后的“东风”－5导弹的新产品，2006年成功试射。“东风”－5B射程达1.3万至1.5万公里，打击目标涵盖全球任何地区，能携带多枚核弹头，命中精度500米左右，突防能力强、毁伤威力大，是中国核武库中的“压舱石”。新问题之四是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美经贸关系的性质将从互补性走向竞争性。过去中国卖给美国鞋子、袜子，现在中国卖给美国矿山挖掘机，甚至明年会卖大飞机（C919已经下线）。经贸关系曾经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压舱石本身在晃动，所以整个船体的稳定性出了问题。

新问题之五是中国走向远洋。海洋从来都是美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冷战后美国依靠三条岛链舒适地牢牢掌握着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因此当中国应自身发展要求开始发展海洋力量之时必然会触碰到美国及其西太平洋上各盟友的敏感神经，这一点在近期各国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关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中国经济与军事发展的海洋冲动在美国看来就是对秩序和现状的极大挑战，然而这种对现状的“修正”又是合乎双方力量对比改变的自然逻辑，无可逆转。从长远来看，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海洋力量扩张；但在这段美国的“适应期”内，两国关系势必会在海洋权益方面面临诸多紧张。根据美国当前对中国海洋能力的总体评估，它已经意识到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其第一岛链的制海能力已经无法与中国抗衡。因此，其目前在西太平洋的布局事实上是一个“以退为进”的战略，即把第一岛链的对中国防范放手鼓励让日、菲、韩、台等各盟友去做，自己则抽身去经营第二、三岛链。美国前线盟友的大胆闹腾会使得中国疲于应对，而把力量集中于第二岛链则可以在更大区域内起到对中国海权发展更加有效的抑制。因此，关于海洋问题的争端可能成为未来中美之间最为尖锐突出的矛盾热点。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展示其享有的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实际上一种霸权主义行为，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

新问题之六是两国国内社会矛盾及中国社会多元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应当承认，中美两国目前最大的压力更多地是来自于各自国内治理方面，“占领华尔街”3人群所怒斥的社会不公在中国同样普遍。由于世界经济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呈现下行趋势，中美两国都缺乏真正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将使得民意对 3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扬言要长期坚持下去。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如今已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纽约警方11月15日凌晨发起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祖科蒂公园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美国奥克兰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场，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政府执政能力的掣肘力度大幅增强，加大领导人温和、理性反应的难度。此外，中国社会当前各类思潮交错涤荡，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又使得这些分歧性思想的传播强度和广度都大大提升，社会多元化情势愈益明显，国内从官员到百姓都在对美政策取向上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而中美两国政府就这一中国国内的新变化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便很可能造成双边关系中的误解和情绪化因素日益增长。新问题之七是“中国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西方文明一元论”，冲击到西方权威。中国政府至今态度谦逊，拒绝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并用“中国道路”代替，同时强调道路尚在“探索”中。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意义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但客观来讲，中国今天的成功确实使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工业化并不只有西方这一种途径，而对美国而言，“中国模式”的根本挑战似乎在于它表明了现代化完全不意味着要真正接受美国视之为重要国家利益的所谓“普世价值”。事实上，美国对一个模棱两可的“中国模式”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保守心理在作祟，即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偏执信仰，而其实很多年前就已有美国国内学者提出应该对这种“专横强制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了。然而，根植于民族个性的价值认同很难改变，这就意味着未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继续进步，美国对于“中国模式”的忧虑将会进一步加深，从而在深刻的心理层面上对双边关系构成制约。

新问题之八是两国心理状态的变化。未来十年，我国的外部挑战可能主要来自于我们身处“第二”这阶段性位置所带来的各种麻烦。在国际关系史上，第二多数下场是不好的。20世纪有三个第二，分别是德国、苏联、日本，最后的下场都不好。一般地，第一一定是防第二的，不会防第三、第四，甚至还会跟第三、第四结盟，一起对付第二。同时，第三、第四嫉妒的对象往往是第二，而不是第一。所以，第二总是很难当的。恰恰未来十年，我国处在第二的位置上。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使我国处于将起未起、似强未强阶段，这一阶段决定了我国外交比较难。

2010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已经超出美国，而全球贸易总额也在2012超越美国。尽管各方对于中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真实性”始终存在质疑，但总体而言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将来是背负着“失去了保持110年的两项全球经济地位 标志”的心情同中国交往的。问题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于人们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普遍悲观预期。奥巴马上台之初所许诺的“再工业化”于第一任期内基本没有兑现，尽管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在数据上表现有所好转，但市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还远没有重拾。于是，美国在对华外交上的整体心态将前所未有地从一个“领导者”向某种“受害者”心理转变，或是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会再如以往那样自信。反观中国方面，国民对于国家力量的成长刚刚有了一番觉醒，民族自信正在往一个全新的高度发展，这就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美关系就像是“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一个自信、颇有闯劲的中国遭遇一个不自信、焦躁易怒的美国，将使中美关系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难度陡增。此外，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所引起的周边部分国家紧张，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双边关系的牵扯力度将会加大。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问题的突显某种意义上可归为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外部性不适症。周边部分国家在羡慕、忌惮中国的同时，又想趁着中国“将其未起”之时占点小便宜，这其中就包括如日本、菲律宾、韩国等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从2010年开始推进所谓“再平衡”战略，有一部分因素就是接收到了这些国家的“邀请”。也因此，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当中，美国所谓“再平衡”战略逐渐从“依赖盟国”走向了“放纵盟国”的路径。对美国而言，这是成本最小、最有可能有所斩获的对华遏制战术。它通过默许、暗助周边国家在中国周边制造各种麻烦，可以保持一种在美国可控范围内的低烈度紧张，以求让中国在疲于应对的同时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外交失误或国内情绪失控，从而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质量，维护其在亚太的固有地位。由此，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们在对华战略上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这一事态就意味着周边国家单方面的对华摩擦与挑衅越来越可能牵动、甚至“绑架”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美关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确实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异常严峻的考验，其问题之复杂恐怕在两国各自的对外交往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四、中美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机遇

以上所描述的各种情境确实容易让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悲观，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前面讲到的所有问题都并不是无解的。事实上，中美关系绝非必然走向“宿命论的大国政治悲剧”，这不仅 是因为双方都有极力避免一种正式对抗的意愿，同时也因为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中双边关系存在着众多的“利好”因子。只要中美两国都能真正行动起来利用好双方的合作基础，二者仍然完全可以拥有一个和平、共赢的未来。

（一）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重视软实力

就客观条件来说，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老游戏指标准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游戏参与者中国和美国与旧时参与者相比有如下几个新特征。

一是，中美属于超大型国家，块头特别大，中国近14亿人，美国在经济上、地缘政治上跟加拿大是分离的，地缘经济上是合体的，他们两个合起来将近2000万平方公里，也是超大型国家。超大型国家物理含义就是两家不要期望把对方击败，再不喜欢对方也只能凑和着过。如果中美发生战争，灾难深重，且两国利益纠葛复杂，只能“凑合着过”。二是，中美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国家由相同的文明认同维系，所以中美两国有较好的包容性。三是，中美两国皆重视软实力。

（二）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会的反战本性、联合国与国际法的刚性、宽容的国际体系 中美关系可概括为是“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New Ages）。新时代一是指中美均有核武器，因此不可以发生战争。二指全球化时代，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新时代中，两国对战争的冲动都受到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制约。市民社会的本性反战。中国的市民社会在急速成长，甚至在2015年11月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前，由于一胎化政策，其制约作用强于美国。四是，新时代的世界设立有联合国，国际法也较刚性。五是，美国建构的国际体系比较宽容，有中国发展的空间。美国建构了全球市场，参与者在全球市场中占领份额，无需战争和殖民就能获得巨大利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能顺利成长，也得益于宽容的国际体系。正如习近平所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三）可利用的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经济相互依存、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实践、中国融入现行 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复杂高效的对话机制

中美关系保留有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从尼克松访华至今，尽管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总体仍向前迈进，并留下许多遗产。一是，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在经济领域，5300亿的中美贸易总额以及中国1.3万亿的美国国债持有，都表明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确保的经济摧毁”，这种关系本身就已经决定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唯有合作一途可走，双方乃至全世界都经不起一个中美的“新冷战”；二是，两国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比如数量庞大的美籍华人，他们在美国国内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完全可以被塑造成为中美之间不走向对抗的一大保障；三是，中美间进行了诸多国际合作，比如，朝核六方会谈等；四是，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美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内崛起，走国际改良主义道路，是典型的双赢战略；五是，中美现已发展出高效对话机制。截止至最近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双方已有近百个双边多层次对话机制，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以及颇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它们在频率和深度上都应得到两国更大力度的加强。未来中美在大战略层面的合作基础不会凭空产生，只可能是在这些真诚而频繁的接触交流中探讨出来的，这也是双边关系中必须有所作为，并且大有可为之处。此外，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在“习奥会”中看到的两国最高领导层中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强烈政治愿望。

五、中美关系的前景

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实际基础并不差，但这些客观条件是否能被有效组织起来服务于双方的未来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中美两国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都需要转变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适应世界形势和双边关系当中的众多变化。

（一）方向：两个sharings（中-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

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权力增长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坚持符合国际法规范的和平发展路径，以打消美国对华实力增长和战略意图的恐惧与不安？同时，美国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来合理看待并接受中国实力持续性增长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动，而不是一味按照安全困境的逻辑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发展中美关系，首先要做的是为中美关系寻找一个新的战略定位。“融入——接纳”模式可以作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大战略基础，即美国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

就当前而言，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上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同时也需要着力消除中外双方在“中国责任”上的认知差距，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难处，明白它在担当国际义务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以避免在给自己造成压力的同时却使外界误解中国；美国方面则需要学会不再以一种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力量客观发展的现实，尤其需要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为中国释放更大的制度空间。总而言之，即在现存体系内，中美两国应该做到“两个sharing”，美国要向中国“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中国要为美国“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实际上，中国完全不排斥一个继续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两国在这个体系中的确实现并享受了“共赢”，相信在双方的适当调整下，未来的这个体系仍能让两国皆大欢喜。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Functional partnership）与中美协调（Concert of G2）

中美未来关系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是功能性伙伴关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二是中美协调（Concert of G2）。功能性伙伴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议题合作，二是通过对话控制分歧。中美之间会产生大量分歧，且绝大部分无法解决，只能通过建立机制适当控制。功能性伙伴关系就是一边控制矛盾，另一边推动议题合作。

Concert of G2源于历史上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即拿破仑战争后的五大国共治欧洲。五个欧洲国家政治体制不同，但在维持欧洲秩序方面拥有共识，在保存分歧的前提下，在秩序方面保持一致，展开合作。

中美新的战略共识的起点应该是建立世界秩序。世界目前由于极端主义兴盛（可以谈谈2015年11月14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惨案）、中等强国崛起、大国间猜疑加深，世界秩序出现了些问题。建立起这一共识后，中美可以展开大量合作。除全球问题、地区问题、经济问题外，在科技发展方面，中美有很大合作的空间，共同探索人类未知领域。

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前提是中国继续稳定发展。美国看重实力，如果中国家里出事，会被美国看不起，如果中国真很强大，美国会尊重中国。此外，中国在国际上应坚持公平竞争，不搞小动作。中国还应注意不直接触犯美国利益。中美合作中要找好合作重点，让美国在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获益。

结束语

中美关系并不一定只存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悲观论和“冲突让位于合作”的乐观论两种可能。事实上，中美关系很可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美关系也是这样，并不存在“注定的命运”，未来怎么样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并不是一时权宜性、策略性的政治需要，而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根据国际格局变动和世界发展趋势而做出的战略性决定。这一决定的成功固然取决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努力，但也同样取决于美国的反应和互动。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两国高层积极互动的努力下，进一步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战略互信，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并使之限制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框架内，中美关系就能够不断取得新的具体成果，开创不同于历史上大国政治悲剧的新未来，实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关键的历史当口。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美两国人民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组编写

2015/11/15

资料来源：

外交部网站http:// 《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附：

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内容很多，建议略讲）

（一）缘起：

商业关系——中国皇后号；政治关系——《望厦条约》

复杂的记忆：负面记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正面记忆——联合抗日；复杂的记忆——《蒲安臣条约》、门户开放、退还庚款

（二）美国与中共的历史联系

抗战时期：迪克西使团，《红星照耀中国》 解放战争时期：马歇尔调停，介入内战

（三）美国与新中国的敌对与缓和

敌对时期（1949-1972）：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有限的接触（大使级接触）；“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

（四）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 1972-1979：从缓和到建交

1980-1989：里根的挑战、中美安全合作

1990-2001：“苏东波”、美国“一超”地位的形成、“9.11事件”

2001-2010：反恐合作、台湾问题、中国和平发展、2008华尔街金融危机，G2和G20 2010-迄今：“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