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性与历史错位——试论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1934——1937)

第一篇：合理性与历史错位——试论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1934——1937)

合理性与历史错位：试论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1934——1937）

李新冲

1（扬州大学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在唤醒民族意识、为抗战作准备、提高国民素质、改良社会风气以及规范国民生活等方面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它回避抗战问题，提出的目标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而且领导及施行者言行不一。这些又使得新生活运动在历史环境、理论、领导及施行者等方面存在错位现象。

关键词：新生活运动 合理性 历史错位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不久便推广全国，历时15年之久，影响颇广。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1934—1937）主要是为了配合武力上的“剿共”，也为抗战作准备。在1934—1937年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大势中，存在新生活运动发端、发展的土壤，这使新生活运动具有某些合理性，也使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有许多不可抹杀的绩效，而由于在历史环境、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及领导施行者等方面又呈现一定程度的错位，导致新生活运动的实际效能与蒋介石的目标相距甚远。

一、新生活运动的合理性方面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原因是多方面：当时中共力量不断发展，蒋介石将其看作是“最大而且最近”的一个敌人，除了武力上“剿共”外，新生活运动也是其手段之一，同时，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也对其造成严重的挑战。而面对日本的入侵，国民精神涣散，社会弊病丛生，加之社会到处充斥着不良风气。蒋介石认为要抵御外侮，首先要唤醒国民意识，改良社会风气，有必要发动一场新生活运动。

1、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是为了唤醒爱国的民族意识，为抗战作精神准备，同时提高国民素质。对蒋介石而言，在1930年代，对他构成威胁的除了中共外，还有日本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侵略。可以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日本自明治维新强大以来，吞琉球，占台湾，并朝鲜，妄图控制中国，最后称霸整个世界。这种军国主义扩张野心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因此，日本不断对中国进行侵略。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不久，一二八事变、热河事变相继发生，此后，日本又将侵略势力伸向关内，华北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处于被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之中。针对日本日益严重的侵略，蒋介石政府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应对政策。“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兼有“攘外”与“安内”两个方面，关于“安内”，蒋介石坚持新生活运动配合武力上的“剿共”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而关于“攘外”，“蒋介石认为当时中国尚不具备抵御外侮的精神条件”[1]，之所以这样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

首先，国民精神涣散，生活杂乱不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是浑浑噩噩，毫无生气；在行动中表现为好歹不识、是非不辨、公私不分。由此，我们的官员虚假伪善，贪婪腐败；我们的百姓斗志涣散，对国家福利漠不关心；我们的青年颓废堕落，不负责任；我们的成年人则淫邪险恶，而又愚昧无知；有钱人纵欲放荡、花天酒地；而穷人则体弱污秽，潦倒于黑暗之中。” “一般中国人的生活，是污秽、散漫、懒惰、颓唐的野蛮生活，是不合理的鬼生活”[3]。

其次，存在诸多不良的社会现实，“官僚吃喝嫖赌，纸醉金迷，居民好逸恶劳，得过且过，青少年成群结伙，偷扒骗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4] [2]

第三，社会运行机制呈现出的恶性状态，主要体现为社会的诸多失范现象，“当时民国呈现出一1 作者简介：李新冲（1985—）男，江苏灌南人，扬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幅非常纷乱的图景，各省与中央之间或服从或对立，各省内部又分属于若干势力范围，难以一统，绅权扩张，地方官员权力有限，有时甚至要仰其鼻息，乡村权威又因豪强化而逐渐失去传统的道德权威。”

[5]

以上三方面使得蒋介石认为中国已经丧失了“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德行不修，则退”。因此，蒋介石认为要组织一场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运动来改变这种社会状态。1934年蒋介石相继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等多篇演讲，还亲自主持制定《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运动须知》等规范性文件，反复强调“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936年的《江西年鉴》中有这样的记载：“蒋委员长鉴于我国民族之颓废不振，暮气日深，未能同赴事功，担当重任，乃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南昌行营倡导新生活运动，教民明礼义，知廉耻，以期移风易俗，奠复兴民族之基。”[6]

2、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和规范国民日常生活入手，以改良社会风气。

以“礼义廉耻”来教化和规范国民的生活，蒋介石的要求非常具体，就是要将它融入到国民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新生活运动纲要》云：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生活规律。以‘礼义廉耻’之素性，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新生活运动对“衣食住行”四个方面是这样规定的:“‘衣’即‘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根、扣齐钮扣’；‘食’即‘食具须净、食物须净’；‘住’即‘剪甲理发，沐浴勤加,和洽邻里，同谋公益’；‘行’即‘乘车搭船，上落莫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7]后来，为了能更好的改良社会风气，蒋介石对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作出了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主要有注意饮食卫生，不准酗酒，节制食量，禁绝鸦片；整理市容，打扫房屋，整理公共场所和交通秩序；不准打赤膊，不准当街吸烟，不准随地吐痰，不准随地小便，不准打人骂人；帽子要戴好，鞋跟要拔上，钮扣要扣正，被褥要常晒，勤剪指甲洗澡理发等等，其中还有不少完全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内的事务。“蒋介石本人从30 年代后半期起就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只喝白开水),给人做榜样。” 目的就是要为了矫正当时较为普遍的言语粗暴、行为鄙野、奇装异服、日用奢华、办事凌乱、秩序纷扰等不良现象。

3、新生活运动以促成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为追求目标。

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是新生活运动的三大基本原则。蒋介石对“三化”的界定和要求是:“所谓军事化者，并非欲全国同胞悉数武装皆赴疆场也。只期其重组织，尚团结, 严纪律，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因循、苟安之习性已耳”[8]。即培养国民尚武习武的爱国热情，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整齐划一的社会秩序和有条不紊的办事作风。“所谓生活生产化者，亦非欲全国同胞胥作农工或尽事商贾也，只期我同胞人人能一洗从前豪奢、浪费、怠惰、游荡、贪黩之习性已耳”

[8][7][1]。即提升国人的职业兴趣和工作热情，提高生产效率，增进社会资源，同时培养节俭、勤快、惜时等良好习惯。“所谓艺术化者，更非欲全国同胞均效骚人墨客画家乐师之所为，只期其持躬接物待人处事，能肃仪循礼、整齐清洁、活泼谦和、迅速确实，一洗从前之粗暴、鄙污、狭隘、昏愚、浮伪之习性也耳”。即培养国人严谨谦逊、诚挚大度、尚礼守信的风度。“三化”之中, 蒋介石最看重的是军事化，因为军事化最贴近他发动新生活运动的目的。“1936 年2 月19 日，他在南京新生活运动二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的演讲，强调：新生活运动，直言之，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8]蒋介石将新生活运动的“三化”工作，渗透到了当时全国正在开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全体国民军事训练之中。为配合“三[8]

化”工作的开展，“ 新生活运动总会于1935 年3 月颁发了《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初步推行方案》, 公布了“三化”中主要的21 项工作项目。” [8] 主要有：守时运动、民众识字运动、体育运动、军事训练运动、开渠筑堤运动、修桥补路运动、提倡国货运动、戒烟戒毒运动等等，其中又以实施民众训练与编组，促进社会合作事业，加紧社会教育普及为中心工作。该方案同时规定，各地前一阶段成立的各种新运组织一律改组为新生活劳动服务团，各劳动服务团须在这21 项工作中选择一两项，作为自身活动的内容，利用闲暇时间，进行劳动服务与军事训练。

面对日本的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加上当时的社会现实，卫生落后不堪，民众愚昧无知、疾病横生，蒋介石认为要稳定局势，要改变城市的状况，要稳固自己的地位，有必要发动一场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的新生活运动。可以说，新生活运动在这些方面具有合理性。

二、新生活运动的历史错位

新生活运动的整个进程有许多合理性，体现为政局和抗日需要以及蒋介石夫妇个人因素的推动。必要性和可能性构成了新生活运动合理性，催生了新生活运动的缘起和发展。然而，新生活运动在取得一定成效的情况下，备受非议，最终未达到蒋介石的预期目标，这种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环境的错位，理论上的错位和领导及施行者的角色错位导致的。

所谓错位，简单地说就是摆错位置，而历史错位则是历史现象中存在某些不合理成分，而且这些不合理成分可能导致历史现象在发展中脱轨。新生活运动正是由于这种错位导致了成效有限，最终归于失败。

1、早期新生活运动回避当时中国最主要的矛盾，与当时的历史环境错位。

政府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基于应对时局的需要，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新生活运动的出台即是为了用“礼义廉耻”从精神上、伦理道德上改造国民，重构社会秩序，巩固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但是“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日益深重的情况下，中国最主要的矛盾是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抵御外敌入侵，挽救民族危亡。

当时，日本侵略的严重威胁使政局不断恶化。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热河事变发生，接着华北事变使得整个华北面临危机。“中日必有一战”在当时已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认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积极采取军事手段进行抗日是最佳选择，而蒋介石却发动一场以“礼义廉耻”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从思想上提高国民精神，虽然蒋介石把新生活运动说成是“复兴国家与民族的革命运动”，蒋介石本人也曾向蒋梦麟等表示，“新生活运动要请你们在北方的同志们好好的推动，我有一个深意藏在这新生活运动里边，我想发动全国人民，利用新生活运动发动全国人民，来作抗日运动。”[1]但是，在抗战爆发前新生活运动的推行过程中，却很少涉及抗战问题，“九·一八”后的中国，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运动都不能脱离抗战这条主线，新生活运动对这一关键问题的回避，正说明了新生活运动与抗战这一历史环境的错位。正如冯玉祥所说:“但真要彻底完成国民生活的改革，又必须先发动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若是一个民族被人欺凌，只知俯首贴耳，毫不反抗，必然引至国内大多数份子的灰心失望，不知不觉地生活流于颓废，去追逐物质生活的享受。所以，这两个范畴间，当中存着有机的联系，而发动抗日战争，更是彻底完成国民生活改革的基础。”[9]

2、新生活运动提出的一些目标与准则，脱离当时的中国实际，与人们的愿望发生错位。

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同时打着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建立三民主义国家的旗号，并以“礼义廉耻”和“三民主义”作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基础。但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力日益衰微，广大人民饱受外侵内乱之苦，生活日益艰难，他们时刻面临灾荒、饥饿与贫穷的威胁，需要的是

最基本的生存权。在生存权面前，传统意义上维系封建秩序精神支柱的“礼义廉耻”，早已被近代中国人遗忘。因此人民生活的改善比礼义廉耻更重要，试想“百姓衣不蔽体，何以求整齐；人民食不果腹，何以求干净？”[7] 从这一方面讲，新生活运动提出的一些目标与准测，脱离当时的中国实际，与人们的愿望错位。

此外，新生活运动还有两个目标与人们的愿望错位：“一是不顾法律、经济、人民在道德中的作用，孤立的构建以‘礼义廉耻’为中心的道德；二是其构建的新道德无法按照其所设计的从‘衣食住行’中得到体现。”[10]

3、领导及施行者言行不一，与新生活运动应有的角色相错位。

1934年蒋介石发动了新生活运动，为了实践和推广新生活运动，蒋介石组织成立了一系列的服务机构，如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省新运妇女委会等。“蒋介石亲自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会长, 并聘请何应钦、陈立夫、张群等33人为指导员。以熊式辉兼主任，复聘21人，组干事会，分设书记室及第一、第二、第三各股，办理其事。”[6]蒋介石不但在中央设置了领导和实行机构，在地方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也设置了相应的机构，蒋介石规定“各地各级‘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当地最高行政长官主持, 由民政、教育、警察、军事等部门派出的高级官员组成。基层乡村由区保甲长、工商业由商业行会、学校由校长、公务员由机关主管, 家庭妇女由妇女协会、军队由党部或政训处长负责。”[2]从以上这些领导者，可以看出当时蒋介石任命的这些人都是国民党内部的上层以及地方上的上层。

这些国民党官员对新生活运动的执行缺乏诚意，形式主义严重。新生活运动基本上属于一场自上而下，上下结合的全民运动，作为运动的发起者和执行者，国民党的各级官员自身应当率先垂范首先实行“新生活”。然而，当时国民党内部腐败现象己较为普遍，能够真正履行新生活运动纲要的国民党官员实在少之又少。如冯玉祥所说:“这十几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有好多次找我去讲话。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表示出一种很守规矩的样子。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廿四圈卫生麻将的、推牌九的、押宝的也都是这个样子。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八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六十元，总是燕窝席、鱼翅席。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11]他们表面上附和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全力以赴地对待新生活运动，大多还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勾心斗角。

除领导者并没有能够真正全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外，普通民众总体上也没有积极配合。以商人为例，他们只是把新生活运动作为能够被他们利用的政治象征资源，以此来达到促销的目的，为自己牟利。还有更多的投机分子，假借新生活运动之名，张贴标语，表面配合，实际上招摇撞骗。正如当时有人认为，“新生活运动之所以不能见诸实行，是官僚把这看成官样文章，不积极推进，一味敷衍，并且有不少的人对于新生活运动似有误解的地方”。[7]因此，蒋介石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在组织领导和施行者身上存在一定的角色错位。

此外，蒋介石企图通过发动新生活运动来达到加强专制统治的目的，所以在新生活运动实施过程中采用文化高压的手段，抵制和反对意见不同的人，有时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对人扣大帽子。“在一篇文史资料的回忆文章中，记叙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乐群电影院举行的扩大总理纪念周大会上，蒋介石亲自主持，正在‘静默三分钟’的时候，江西省党部民运科干事许照洲，因为有哮喘病，吐了一口痰在地下，给蒋介石看见，马上大发雷霆，认为他是故意破坏‘新生活运动’，而破坏‘新生活运

动’就是破坏民族复兴运动，扣上大帽子，散会之后，马上进行清查，借故开除了23个职员，有人讲笑话说，许照洲练了内功，吐出一口痰,竟打破了23 只饭碗。”[6]

综上可见，新生活运动在历史环境、理论、领导及施行者和实施措施诸层面存在一定错位，这使得它的绩效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结语

1934—1937年的新生活运动在缘起和发展方面都有一定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体现在蒋介石维护自己独裁统治的需要、应对抗战的需要以及改良社会风气的需要。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生活运动取得某些方面的成效，并且使这些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时局的需要，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也反映了蒋介石夫妇个人理想和意志。但是这种合理性是不充分的，新生活运动存在诸多问题，日本的侵略威胁日益严重，历史环境的不断恶化不允许新生活运动去宣传“礼义廉耻”，而种种角色错位也从上层限制了新生活运动难以有效开展。另外新生活运动的理论脱离当时中国急迫的现实需要，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生活运动能够取得预期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关志钢,赵哲.试论新生活运动之缘起[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4,11(2):66-72.[2]李继锋.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J].文史博览,2004,(1):38-40.[3]张娟.从史料学角度入手谈新生活运动[J].社会科学家,2005,(S2):267-268.[4]谭秋霞.试评国民党南京政府初期的三大政策[J].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18(2): 199-205.[5]李巨澜.民国前期苏北地方匪化问题探析[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8(5): 671-700.[6]张芳霖.20世纪30年代的南昌商人与新生活运动—以南昌“商人节”为中心[J].历史档案,2005,(2): 100-107.[7]张岚.国民党“新生活运动”评析[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4):16-20.[8]崔之清.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1905-1949）中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680.[9]冯玉样选集编辑委员会.冯玉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3.[10]温波,张红,试论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困境[J].怀化学院学报,2003,22(4):11-14.[11]冯玉样.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自传(第三卷)[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208.

第二篇：浅析历史双语教学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浅析历史双语教学的可行性与合理性

文建中学徐敏

随着二期课改的不断深入，双语教学作为二期课改中的一个突出亮点，引起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是否有必要开展双语教学？又要在哪些学科开展双语教学？这些问题教育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笔者拙见，其他学科我不敢妄加评论，但历史学科推行双语教学确实有其可行性与合理性。

双语教学能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这点已是勿庸置疑的观点。因为学习语言没有捷径可走，必须多读、多听、多练，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一些学科用英语授课。只有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学习、应用英语的空间，才能真正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而在历史课堂中引入双语教学的模式，并非是牵强附会、一味追求提高英语能力的“舍本逐末”，；历史学科本身的许多特点注定了他能与英语有机的结合。

一、历史学科最重原始材料，双语教学可算是“追根溯源”； 现行各种世界历史的教材，均有国内史学专家编译而成，专家们在编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自己的观点和理念，而这些教材的原始著作、资料都是非汉语的，其中绝大部分又以英语为载体，许多英语国家的档案、资料和文献都极其完备，并做过详尽的国别史研究，它能直接为我们提供第一手资料。双语教学在历史课堂的介入，可以援引这些原始、真实的第一手资料，既能提高历史课的质量，又能提高学生对历史现象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二、历史学习注重培养学生认知、分析、归纳的能力，双语教学的作用不容忽视；

我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历史遗产，在这儿，学生可以看到中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历史。双语教学的开展，学生更有机会接触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历史，外国人眼中的世界历史。虽然这些文献资料已有部分译成汉语，但更多的资料仍是以英语为载体，所以，通过双语教学，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它们，阅读它们，学生的知识面与视野进一步拓宽，多角度、全方位的认知历史，有助于锻炼与培养学生对信息的采集、比较、分析与归纳的能力，更成功的完成历史教学的目标。

三、双语教学的开展有助于学生掌握最新的史学动态；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并非一陈不变，许多观点在不断更新，许多问题不断出现，许多悬疑不断解决，世界各地众多的历史学家，总爱以英语发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历史双语教学能使学生及时了解、知晓最新史学动态，正确而全面的认知历史。

因此，历史课的双语教学不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而且还能让历史课上得更有深度、更有内涵，学生对历史的认知更趋全面，因此历史课采用双语教学应该是可行性的。但可行并不代表要推翻现有的历史教学模式，要使历史双语教学真正发挥其长处，笔者认为还须循序渐进，各教育部门互相配合，合理组织、安排教学。以下是几点建议，供大家讨论：

一、从历史学科本身来讲，双语教学必须有选择性； 历史学科双语教学虽有其可行性，但并非所有的历史内容都适合双语。在内容上，历史学科一般分为世界史和中国史两块。一般而言，世界史部分均适合双语教学，教师可对照原始材料或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世界历史学习的“原汁原味”，学生在感觉上也能自然接受，尤其是原始、原版史料的引入，既拓展了教材的深度，又增添了教材的生动性，激发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而中国史笔者认为是不太适合双语教学的。一是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其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无法在课堂上用英语解释清楚的，就拿中国历史上对外国人的称呼来说：蛮夷、东洋人、红毛阿三„„这些词语一个个生动形象、活色生香，又岂是一个“foreigner”所能取代？再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学生们即使看中文也未必能理解，更别谈用英语去体会，况且我们老祖宗言简意赅的词句，一旦变成a,b,c， 不但走味变调，更是失去作者在语句中飘散出来的那份意境。二是学生们在心理上也不易接受，很难想象如果谈及洪秀全、慈禧、袁世凯之流，却是满口的”yes” “no” “he is„„”

不过中国史也有一些英语资料，适当地介入可以帮助学生多方位、多角度地认知历史，但不必每课必用，每篇必用，教师应根据学生地实际情况加以选择，适当援用。

二、从教育部门的角度来说，双语教学的机制要不断完善； 进行双语教学，还要有教材、师资、考试制度等方面的配合与完善。就拿教材问题来讲，教材问题不解决，双语教学根本无从谈起，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多数学校历史双语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全面推广，要说买英语原版的历史教材，价格昂贵，大多数学校及学生都不易负担，所以历史教师要开展双语教学，只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各种渠道去搜集资料，寻找与课文内容相匹配的英语文章，打印后发给学生作为课堂教材。可个人力量毕竟有限，一节、两节如此折腾一下也就算了，坚持一学期的话，那可真能“修得正果，得道成仙”了。所以笔者建议，相关教育部门可组织力量编写一套英文辅助教学的资料，上面可编入一些与课堂内容相关的英语短评、小故事、人物轶事，介绍一些原版著作的精彩片断，摘录一些最新史学动态，以便各个学校按本校实际情况选择定购。

关于师资问题，笔者在上一篇《历史双语教学的实践与探索》中已有提及，面对崭新的教学改革、教学任务，教师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胜任。而教育部门可组织历史学科中有一定英语基础且有志于此的教师进行双语教学的培训，培养一支历史双语教学的“生力军”。

而考试制度也应有所改变。双语教学要推广，而考试制度依然故我的话，那双语教学就只能是空话，毕竟考试是检验教学成果的有效途径。

三、从学校角度来看，双语教学要循序渐进； 虽然双语教学的重要性屡见报端，中国许多大中小城市也积极大胆地开始尝试，无论大学、中学还是小学，随处可见双语教学介入学科教学地影子，可谓是“遍地开花”，许多专家认为此景“堪忧”。笔者认为推行双语教学首先要考虑到学生地基础和实际情况，必须循序渐进。专家们认为小学阶段是学生学习母语地重要阶段，所以不适合双语教学，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母语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语言工具，母语与学生之间应该是一种亲情的联系，它培养着孩子的民族情结、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况且小学阶段的学生单词量太少，开展双语教学的难度太大，所以这个时候介入双语教学并不恰当。

初中阶段，学生的单词量已有一定积累，可以考虑适当介入。初

一、初二的中国史应坚持以汉语授课的形式（原因如前所述），但可以精心挑选一些合适的、较少生僻词的英语故事、读物或短评，以课外阅读或兴趣小组的形式，让学生开拓视野。初三学习世界历史时，可以在课堂内引进双语教学，但仍应以汉语为主，英语为辅。教师在课堂上可给学生补充一些历史反面的英语词汇（上教版初三世界历史书后就附有一张英语词汇中西文对照表，这对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师和学生来说，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可在课堂上添加一些英文原版资料，可以是教师挑选的，也可以让学生自己在预习时去查找，这样既能拓展历史课的深度，又能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主动性以及搜集史料的能力。此外，一些简单的课堂用语也能以英语进行，如“morning, every one!” “You are excellent!” “Can you tell me why(what, when, who„„)”„„

高中阶段，主要是高一。学习综合历史，这个时候，学生的英语词汇进一步积累，由于有了初中时候的“浅接触”，历史发面的单词也有一定的“库存‘，所以高中阶段可以中英文并用教学：用英语进行材料展示、课堂对话，甚至可以用英语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知识进行分析讲解。但切忌用英语”满堂灌“，毕竟高一的学生也就比初三大了一年而已，你不能指望他迈了个槛就有了”质的飞跃“。

大学阶段，主要针对历史系的学生，可以选择一些适合双语教学的科目开选修课，如欧洲史、美国史、英国史等英语国家的历史均可考虑以英语为主进行授课。学生根据自身基础选择进修。

总而言之，要合理地开展历史双语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上下一心，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作为历史教师，我们必须时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借助英语这一语言工具，更加完善我们的历史教学，兼而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而非用历史学科去为英语教学服务。我们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双语能力的专业人才，而非只会说双语的“人“。

第三篇：西藏抗英历史

编者按：19世纪后半叶，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了新一轮的殖民扩张，频频发动战争。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已陷入了不可挽回的衰败境地，对我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许多地方的统治能力减弱，因而英国和俄国乘虚而入。英国为了达到其扩大势力范围、侵占整个西藏目的，先后以传教者、旅游者和探矿者的名义派遣密探进藏。他们的这种狡猾行径被西藏人民识破，并遭到了坚决反对。于是英国人变换手法，先占领了与西藏接壤的一些喜马拉雅小国尼泊尔、锡金、不丹，进而侵入西藏这块地域辽阔而军事力量单薄、崇信佛教、人口少而物产丰富的地方，于是一场抗英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第一次抗英战争

19世纪60年代，已经侵占了与西藏地方接壤的喜马拉雅国家锡金的英国侵略者，擅自越过西藏与锡金边界日纳，进至界北的隆吐山探路，并坚持说西藏与锡金的边界不在日纳，而在隆吐山以北的捻拉山。鉴于英国人的侵略步伐日益加紧，1866年噶厦政府派出藏军在隆吐山设卡，阻止私自越境通商，阻止英国人进入西藏边境，并在山上修建了白光护法神灵庙（铜嘎寺）。当年11月29日英国驻华大使华尔森即向清朝中央政府致函说：“现在藏人得知英国人停止入藏的消息后，在离大吉岭只有100华里的地方修筑炮台，其目的是阻止通商。英军虽能轻易地摧毁之，但我国不想惹起纠纷。故此，请通知驻藏大臣向藏民宣布不准随意妄动。”清朝中央政府收到此函后，通过驻藏大臣文硕命令西藏地方政府撤除隆吐山哨所。但是，西藏地方政府于藏历火猪年(公元1887年)

二月，由三大寺、扎什伦布寺以及西藏的僧俗全体大会通过驻藏大臣文硕向清朝政府呈送了一份文书，其中说，“隆吐山是西藏的神圣领土，因此决不能从那里撤除哨卡”，同时提出了要英国侵略军从锡金撤走的要求。1887年英国人在边境集结2000兵力，并设置4门大炮，由英军将领格雷哈姆率领，做好北攻准备。

西藏地方政府在驻藏大臣文硕的支持下，为了抗击侵略军，藏历火猪年(公元1887年)七月四日，指定代本拉顶色、孜准索南坚赞带领900名藏军和从康区征调的500多名僧俗民兵前往隆吐山及其以北设防，抵抗英军。

1888年3月20日，英军从隆吐山脚下向西藏驻军发动了突然袭击，英军兵力达百多人。此时西藏守军们列队于战壕旁，向白光护法神像顶礼，然后个个手持土枪、弓箭、刀、矛等原始兵器狠狠地反击来犯的英军。当时击毙了一名穿黄衣的英军头目，英兵随即惊慌撤退，藏兵无一伤亡。3月21日清晨，英军从原路又一次发动进攻，藏军严阵以待，誓死抵御，经数次鏖战，毙伤英军约100余名，藏军战死甲本一名，士兵20余人。3月25日英军再次向守军大举进攻，炮弹落在聚集的藏军中间，士兵伤亡很大，被迫撤至亚东帕里等地，隆吐山失守。于是，清廷将支持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任命媚外乞和的升泰为新的驻藏帮办大臣。但噶厦仍然调兵遣将，委派噶伦拉鲁·益西罗布为藏军总管，下令僧俗执事、藏军、民兵1万多人开赴前线。在当年6月至10月间同入侵英军数次作战，力图收回隆吐山。

升泰到藏后，完全执行清政府妥协让步的路线，下令藏军待命于帕里，不许反击英军。相反英国侵略军不但不后撤，反而得寸进尺地侵占了许多地方，并一再炮轰藏军阵地。终于因为藏军训练差，装备落后，加之指挥失当，在遭遇武器先进，战术、技术均优于自己的英军密集火力的射杀，最后归于失败。

1888年是藏历土鼠年，因此藏族群众称之为“土鼠年战争”。第二次抗英战争

1888年，西藏第一次抗英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同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1890年的中英条约使锡金成为英帝国主义的保护国之后，英国就开始张罗边境的划界立碑事宜。l893年，清廷不顾西藏人民反对的情况下，同帝国主义签订了有关通商事项等问题的藏印续约九款附约三款。据此，西藏必须开亚东为商埠，英国终于将侵略之手伸向西藏，从事以通商贸易为名的经济掠夺。但是由于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各项条约并未能付诸实施。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英国准备发动第二次入侵。

岗巴挑衅 1902年6月，英国驻锡金行政长官怀特，率军200人侵入甲岗，拆毁定界石堆，驱逐守卫的藏军，侦察西藏边防，由于沙俄的干涉，这支军队又撤回了印度，撤退时抢走了当地藏族群众的羊5000多只，牛600多头。

1903年7月，西藏地方政府接到英政府来函，要求派代表去亚东通过谈判解决边界问题，清政府驻藏大臣决定委派三品知府何光燮和噶厦代表堪仲洛桑赤列、代本察绒·旺久杰布、办事员僮官根顿曲培、甲本旺久次登及随员数人前往亚东，不料英军首领荣赫鹏玩弄和谈骗局，突然改变了谈判地址，写信要噶厦派代表去藏哲(锡金)边界的岗巴宗商谈划界与通商问题。噶厦接函，又派人前往岗巴宗。当噶厦的代表抵岗巴时，荣赫鹏和怀特早已率军官6人和300名侵略军于7月11日侵入了岗巴宗，与我方代表谈判时，“彼固执其所持原则，不听我方所叙述„„”，这是英帝国主义为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所采取的缓兵之计。

英国人所谓“边界和谈”，只不过是为武装侵略打的烟幕，他们从来都没有丝毫诚意。在英军侵入岗巴宗数月期间，他们不仅将岗巴与锡金的边境界标向西藏境内挪动，还在附近各地侦察、拍摄地形，在将西藏地方当局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方向时，荣赫鹏突然于10月率部撤出了岗巴，在撤出时掠夺岗巴地区牧民的牲畜20000余头。

兵侵则里拉 英侵略军在岗巴虚晃一枪后，迅速向隆吐山以北调集兵力。1903年12月12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为首的3000兵力，加上背夫等总共10000多人，突然越过则里拉山口，侵入亚东仁青岗和春丕塘(老海关)，进而控制了帕里的唐拉山口。

12月21日英军占领帕里，强行进驻帕里宗政府，噶厦和后藏前往交涉的代表又被扣留。当时帕里的百姓忍无可忍，拿着大刀、镰刀、木棒闯入宗政府救出代表。侵略军立即向藏族民众开枪，抓人杀人，还用

烧红的铁块，烫伤被捕的藏族群众的脸颊，但是英勇的藏族人民没有一个屈服的。

1904年1月4日，荣赫鹏率领一支拥有400支来复枪、两门炮、两挺机枪装备的英军，占领堆纳并继续进军，而集中在堆纳嘎吾一带的藏军约200人出来阻拦。1月12日至2月7日，拉丁色、朗色林、吉普代本和三大寺代表两次向荣赫鹏表态，要英军撤回亚东再进行谈判，都遭到无礼拒绝。曲米辛果大屠杀

面对英军即将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入侵及来自清廷的压力，噶厦政府内部存在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在主战一方的强烈要求之下，噶厦不顾清廷“切勿动武，着驻藏大臣同英方议和”的命令，开始调动部队，部署抗英兵力，派出拉丁色和朗色林二代本率1000余人开赴抗英前线——喜马拉雅山第三峰脚下多庆湖西北的曲米辛果一带阻止英军进犯，把原布防在江孜一带的防线移到堆纳北部的古鲁、尚木和曲米辛果一线，争取主动出击。据一位参加过此次战役的老人加顿说:藏军使用的是土枪、大刀、“鄂多”(牛毛制的抛石鞭，可将鸡蛋大小的石头甩l00-200米左右)，穿白色氆氇服、戴礼帽、红布缠头，手举龙、虎、日、月旗，吹号角联络指挥。

英军一面提出“谈判”，一面对我方阵地进行侦察。他们以高价收买了两个锡金背夫，装扮成牧人潜入我防区嘎拉一带，被抓获一人，另一人逃走，向英军报告了藏军在曲米辛果和多庆一带的防务。1904年3月，英军已经集中齐备进军江孜的军火物资。3月21日，由麦克唐纳和荣赫鹏率领的9个大队英军共l000多人带着4门炮、机枪、来复枪，准备向嘎吾一带发起进攻。由于得知曲米辛果以北纵深地带尚有藏兵和民兵布防，故不敢贸然进攻，于是施展阴谋，提出要叫我军方代表直接进行谈判。

3月31日，当曲米辛果藏军前线指挥官拉丁色和朗色林离开阵地接待英军谈判代表时，英军巳偷偷向藏军阵地推进，在谈判进行之时，藏军已被敌人重重包围了。英军谈判代表到来后，首先声称:“既然要议和，为表示诚意，我军先将子弹退出枪膛，也要求贵军指挥官下令将火枪的点火绳熄灭!”英军在退枪膛一刹那又将子弹上了膛，而藏军按协议将土枪点火绳全数熄灭。荣赫鹏佯装谈判，拖住藏军指挥官，麦克唐纳则指挥英军强迫藏军缴械。1名英军在抢拉丁色代本随员的枪时，被拉丁色击毙。英方下令开火，但待命的藏军却无法打响火绳枪。在机枪和大炮的密集扫射和轰击中，帝国主义向藏族军民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英军谈判代表也将藏军谈判代表拉丁色代本、朗色林代本、**代表苏康努、汝本康萨即三大寺的一名代表统统击毙。站在远处的拉丁色的仆人占堆，一见主人中弹倒地，大吼一声“我们的人被杀了！”拔刀冲过去，当场杀死英军十余人，自己也壮烈牺牲。在谈判场地的另一角，一些藏兵也临危不惧，拔刀参战，一时整个谈判场地尸体纵横，血流遍地。

这场大屠杀，使藏族军民死伤了430多人，鲜血染红了曲米辛果泉水。英军又乘机攻占古鲁，追杀藏军数百人。据统计，曲米辛果一役藏军共有1400多人牺牲，仅380人逃出。

这就是那场骇人听闻的曲米辛果大屠杀。英军的1名机枪手哈多于当晚在给母亲写的信中说:“这场屠杀太令人恶心了，尽管将军命令尽可能地扩大战果，我还是停止了射击。那场面太悲惨了。” 曲米辛果大屠杀，激起了西藏人民的无比愤怒，点燃了藏族军民反侵略的怒火。

血战杂昌谷 曲米辛果大屠杀后，英军继续向江孜移动。在从多庆湖和嘎拉湖之间的谷地进入康马的途中，两个湖中的水鸟也成为侵略者的美餐。沿途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拦击敌人的军火和粮食，封锁消息、破坏交通，用长刀、梭标、棍棒协同藏军阻击敌人。英军毁掉了靠近康马宗的多古至卡芦之间的强林寺和贡明寺，拆毁了殿堂的木料当柴烧。l904年4月9日，藏军得知英军已开始向峡谷推进。

杂昌是通往江孜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一条约1公里长的峡谷，悬崖峭壁、深涧激流。1904年藏军在这一带集中了4000多兵力，决心利用这一天然屏障阻止英军的进一步入侵，保卫江孜。

4月9日午时，英军先头部队30余骑兵入侵。由于藏军无作战经验，行进过程中惊动了敌人，幸亏藏军所处地形优越，土枪、土炮、滚木和

飞蝗石子，一齐向敌人打去，打得敌人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无处逃生。最后，英军进入峡谷的先头部队全数被歼。

山谷外之敌用重炮轰击峡谷两侧的山头和山坡，敌步兵在大炮掩护下，从山后和两侧夺取藏军阵地。藏军奋战达6个小时之久，打死打伤敌人280余人。藏军共伤亡150余人，其中有:汝木拉吉、僧兵总指挥桑罗（哲蚌寺僧人）、丹增朗杰、强巴平措(热堆寺僧人)和日喀则甲本平多等人。

杂昌谷地之战使敌人闻风丧胆。一个名叫康特莱的侵略者在其所写的《拉萨真面目》一书中说，在康马，“几十个人会奋起进攻比他们强大得多使他们的斗争成为绝望的敌人。拼死命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倒下去。一小部分农民就为保卫一个村庄全体战死，像古罗马的爱国者一样。”

帕拉村伏击战 军英于1904年4月10日攻下杂昌藏军防线后，又于次日攻占了绍岗。1904年4月11日侵入了江孜。侵略军将其大部分骑兵和步兵及荣赫鹏的指挥部驻扎在江洛林一带，将部分侦察部队和骑兵，分散驻在扎郭村一带的藏军防区附近，不时出动小股部队巡逻侦察。侵略军还向江孜宗本及附近各寺庙、各庄园的头人发起招降攻势，但却无一人前去应降。英军抵江孜不到1个月，藏军就有10000多人聚集到江孜、日喀则及拉萨到江孜的大道上，准备着江孜保卫战。

英军于5月上旬派出360多人袭击通往浪卡子方向的卡若拉藏军阵地，藏军顽强抵抗，英军又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将藏军打败，藏军退守浪卡子。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在整个战役期间，除了帕拉之外，没有哪次战斗像这次一样，我们的部队装备的优势居然在这么长时间受到怀疑。”此时，驻江孜之英军仅130余人。5月3日，在夜色的掩护下，1000余藏军袭击了帕拉村，几乎全歼敌人，荣赫鹏也险些丧命，据说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山鸡逃回山上，洋人跳入河中；骁勇善战藏军，洋人剁成两半。”直到5月7日布兰德军从卡若拉返回增援，英军才又暂时稳住了阵脚。5月26日，英军增援部队一部分从亚东赶到江孜后，重占帕拉村，藏军抵抗，打死了英军的加斯丁大尉，打伤了2名大尉。最终藏军因伤亡过多而退出帕拉村。英军仍不能冲出包围，又害怕藏军切断供应钱。荣赫鹏没有办法，于6月6日带40余骑兵冲出重围，逃窜亚东求援。途中又受到康马人民的拦击追剿，愤怒的群众仅凭棍棒石头，就打得侵略军的头子如丧家之犬，表现了藏族人民不可侮的英雄气概。

乃宁寺阻击战

1904年6月13日，麦克唐纳和荣赫鹏部2300多名英军及8门大炮向江孜增援，并于6月25日抵达康马宗的乃宁寺。乃宁寺位于江孜以南20公里处，是英军运输线上的一个重要据点。为截断敌人后方补给线，藏军前战总指挥宇拓命令前藏代本米林巴和民兵首领顿热娃指挥下的

昌都民兵300余人，塔贡精壮僧俗民兵500名，在乃宁寺周围筑起了防御工事。

工布民兵在康马时深知侵略者要抢劫牛羊，便组织精干队伍翻穿羊皮袄，藏在羊群中，待敌人下马抓羊时一跃而起，最多一次曾一举砍死敌人20-30人。

敌人为了保证运输钱的畅通，于6月下旬的一天从萨布岗和江洛两地出动大批步、骑兵，从南北两面猛烈进攻乃宁寺。进入寺后，残酷地迫害这里的修法僧众，占领寺院，并在寺院的庭院中支起营帐驻扎下来。藏军得知这一消息后详细谋划，一天晚上由工布民兵包围乃宁寺，偷袭了英军。英军一见藏兵就惊慌失措，企图冲出重围逃跑，但未得逞。这次偷袭中英军死伤惨重，连乃宁寺庭院也变成了血的湖泊，至今还能看到敌人的罪恶血迹。当地民歌唱道“阿达工布勇士，砍落英军头颅，淌出鲜红血浆，染遍乃宁寺石板。”这首民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肉搏战的情景。

紫金寺浩劫 攻占乃宁寺后，6月28日的一天早晨，英军一部骑兵和大批步兵，从加仲方向迂回到紫金寺北面的噶西拉木地区，另一部分敌兵也于同时到达邦玉宠堆和卡热地方，然后集中全力攻占了紫金寺后山头。一场紫金寺争夺战打得异常激烈，不料噶西拉木的敌军也突然出现在寺院前发起攻击，后山的敌军也向下压来，敌人以密集的炮火摧毁了寺院。

在紫金寺保卫战中，9个扎仓和拥有40根柱子的大殿，还有9座楼房和60所僧舍，均毁于英军的炮火之下。寺内的文物被侵略军洗劫一空，有高达4米、小至14厘米的铜制镀金佛像1000多尊；唐卡、锻绣佛像、金粉书写的《大藏经》“甘珠尔”，蒙古地方和祖国内地以及尼泊尔出产的各种佛事乐器，金、银、铜质的大小神灯和圣水碗等大小器皿，有银制曼扎、铜制唢呐，以及各种神龛和祭品等。这伙英国强盗甚至连该寺大殿内僧众坐的长垫子也抢走了。侵略军抢劫完寺院后就放火烧掉了紫金寺，至使幸存下米的扎巴（寺院无地位的普通僧人）到处流浪行乞。英军在驻扎紫金、江热各地期间，任意将战马放于农民的庄稼地里，造成当年千万克青稞绝收，英军更是恣意强奸妇女，抢夺藏族群众财物、牛羊。

江孜保卫战 攻占紫金寺后，英军即从东、南、西北三面包围了江孜，切断了通向拉萨、日喀则的道路，并切断了江孜宗山的水源，准备集中兵力进攻市区。江孜是通往拉萨的必经之路，千百年来，这里的人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突然有一天，这伙强盗闯了进来，为了保卫江孜、保卫祖国，江孜人民和前来的各路兵民一起在这里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赞歌。

十三世**喇嘛派噶伦宇拓、仲译钦波和三大寺代表，于7月1日到江孜与荣赫鹏会谈。荣赫鹏提出限藏军在7月5日撤出江孜。西藏方面自然不能接受。英军遂于7月5日上午开始向江孜城区发起总攻。

在江孜宗城堡上藏军猛烈的反击下，英军死伤惨重，虽然有优势的装备，但是仍然不敢靠近。侵略者承认，藏族军民的火力“同突然降临的风暴„„将军和他的参谋人员多次险些丧命„„宗堡上的每一座建筑的轮廓似乎也让火舌勾画出来了。”英军使用了大口径的火炮，以优势炮火轰开江孜宗城堡一个缺口，并组织步兵冲锋。藏军和民兵打得非常勇敢。据西藏和平解放后（50年代）江孜83岁的伟堆旺雄和68岁的奔巴次仁两位老人说，扎西林巴代本率部坚守宗山，英军进攻时，藏军和民兵用火药枪、飞石和石块还击英军；山上的存水喝干了，他们就在晚上将人用绳子从几十米高的悬崖上吊下来取山下的一坑污水喝，最后污水也喝干了，就喝自己的尿。在这种情况下，藏军和民兵始终没有一人动摇。在藏军和民兵弹尽粮绝时，英军展开强攻。藏军和民兵以刀、矛、棍棒等与英军展开白刃搏斗，但终因伤亡过重，一路从北面冲出，一部从西南方向的悬崖上用绳子吊下来，突出英军的重围，转移到白居寺继续投入战斗。一部分来不及突围的战士，就和敌人徒手搏斗，最后跳崖殉国。据英国侵略军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康特莱记述：面对英军炮兵榴弹和机枪、步枪的猛烈射击，藏军和民兵视死如归，依然向爬墙头攻缺口的英军步兵打石头。在江孜宗城堡被英军攻陷后、白居寺又被攻。占据白居寺的英军，抢走该寺大批珍贵文物、藏经等，并将佛堂改成食堂，将转经筒钉上钉子改成食品输送带，恣意践踏藏族人民视为神圣的寺庙和佛器。英军用洋枪洋炮攻取以土枪、土炮、木棍、石块据守江孜城堡的藏军，竟花了3个月时间，付出了伤亡近20名军官和巨大的代价，是敌人所意料不到的。

江孜保卫战的失败给西藏地方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英国看见藏南门户已经打开，便有恃无恐，他们一面纵容士兵四处抢劫，一面继维向拉萨进攻。就连侵略者头子自己也坦白地承认，他的士兵在西藏凡遇到有“牛、马、羊及其他作战物资，均群聚啸然而围之抢夺，以资战争之用”。据一些零星的藏、汉文资料记载:英军在帕里、江孜等地，他们打开仓库、闯入民宅，抢劫粮食和藏族军队留下的弹药。他们还闯入寺庙，抢掠文物典籍，洗劫寺院财产，和洗劫圆明园毫无二致，据侵略者头子之一的麦克唐纳自己承认，士兵们抢夺到的战利品堆积如山，这些战利物品通过山间小道，陆续不断地运往印度。其中以戚德尔和他自己收获最大，所抢劫的“件数之多，有400头骡子才能驮运。里面包括许多珍贵而稀罕的喇嘛经书、神像、宗教艺术品、盔甲、武器、器皿等物。” 死守卡若拉 占江孜后7月14日起，英军开始向拉萨推进。卡若拉山在江孜以东约70公里处，是江孜到拉萨的必经之路。守军1000多人在山上修筑防御工事，在山的西坡隘口设下2道哨卡，日夜加紧巡逻。7月17日，哨兵发现从仁热龙方向开来的敌军先头部队，有步兵和骑兵。守军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待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即行开枪射击。由于工事坚固，敌人数次攻不上来，颇有伤亡。英军为扫除向拉萨推进的障碍，不惜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摧毁卡若藏军据点，一部分来不及撤退的藏军藏在山涧和岩石缝中继续抵抗，最后剩下的人跳下了悬崖，以身殉国。

卡若拉的失陷，主要是因为噶厦突然把总指挥宇拓调回拉萨，前线无人统一指挥、群龙无首，卡若拉告急时，竟无救援部队前往。

刺刀下的《拉萨条约》

7月19日，英军越过卡若拉山，来到浪卡子，又受到藏军的抵抗。这时西藏地方当局内部的妥协倾向已占优势，他们命令藏军后撤，停止抵抗，并派出高一级的代表要求与英联军谈判，但骄横跋扈的敌人不屑一顾，长驱拉萨。

被吓破胆的大农奴主们在敌人尚距拉萨数百里时就已经四处逃遁。雅鲁藏布江可谓天堑，可他们有险不守，让敌人于7月31日畅通无阻地渡过了滔滔大江。8月3日，英军占领拉萨，以布达拉宫后面的贵族拉鲁家作为司令部。而广大藏族人民并没有在侵略者的淫威下屈服，英占领拉萨后，撤到藏东的藏军还有3000-5000多人，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以小股部队袭扰侵略军。

一天，当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同英军首领们正在举行会谈时，一位色拉寺的僧人竟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怀揣一把腰刀，只身闯进次松塘英军营地内，杀伤英国军官一名，士兵数名，当他往回跑时不幸被绳绊倒，被英军围起来活捉并枪杀了。此事引起了广大僧俗民众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不准任何人到英军营地附近出售肉、菜、柴、草等物。噶厦的官员无论其职位高低，都不准和英军来往！”“一阵喊杀声响彻次松塘，如虎般的英杰冲向敌营，杀得英军四处逃窜

没有还击之力，重现了英雄之王格萨尔的无畏精神”等鼓动性的标语也出现在大街小巷。英军头目见拉萨广大僧俗民众如此憎恨他们，加之天气寒冷，水土不服等各种原因，就向驻藏大臣有泰提出了立刻订立条约的要求。有泰大臣是个软弱无能之辈，他应英军的要求强令噶厦订立条约，噶厦政府在英方的这种软硬兼施的威逼下不得不于1904年9月6日与英国方面签订包括十条内容的《拉萨条约》，其中包括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西藏赔偿侵略军费50万英磅；英国在西藏的亚东驻军；英国在西藏享有土地、矿山、电讯等特权。但清朝中央政府拒绝承认这个卖国条约，认为有辱大清王朝的主权，于9月14日电令有泰，令他拒绝签字。1904年9月23日，侵略军撤回印度，清中央政府代提始终没有在条约上签字。

第二年，经中英双方磋商，签订了《北京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无权干涉西藏内政，除清中央政府外，任何国家都没有在西藏修筑火车铁路、公路、架设通讯设施、开采矿山等权力。

发生在100年前的西藏抗英战争以失败而告终，但西藏人民勇于抵抗英军入侵，以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洋枪洋炮这一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作为中国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业绩而载入史册。

第四篇：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错位

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错位：强制投保责任分

析

——源自常州周伟峰案的思考

王春梅

 2013-01-25 20:11:57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为贯彻保险政策、推行对社会公众的法律保障而借助于社会保险的强制投保形式来规范商业保险，以强化保险的分散危险、消化损害、稳定社会生活的固有功能是现代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1］而凡是被法律列为强制范畴的保险，要么使保险自动发生效力，以普遍和无差别地保障从事特定行为的群体利益；要么使符合条件的投保人负有法定投保义务，并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保障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交强险基于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保障与道路交通安全的维护而被纳入后者的范围。但其属于经投保而发生效力的强制保险，若投保人不依法投保，保险的效力并不当然发生。［2］因此，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保障与道路交通安全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投保人强制投保义务的履行。但是，投保人违反强制投保义务并造成损害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普遍误解，并由此导致很多法院的判决悖于法理和侵权法的基本原理，造成行政责任与侵权责任的错位承担，周伟峰案为这一问题的分析提供了经典素材。

一、周伟峰案回溯

2009年6月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法院审理的一起车辆被盗后肇事致人死亡的案件引起了颇多争议，也映射出交强险的制度缺陷与司法误读。2008年12月26日中午，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长江村58岁的陈正贵骑车在长江路与一辆车牌号为苏D05926的轿车相撞，陈正贵不治而亡，轿车驾驶员弃车而逃。交警部门对责任认定为肇事逃逸人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正贵负次要责任。警方依照车牌号对交通肇事逃逸人实施抓捕时，有证人证明车主的轿车在事发时一直停在车库中。警方又依据轿车发动机出厂编号查出该车的真正号牌是苏DS8250，车主是居住在常州某小区的周伟峰，但被告知周伟峰的轿车已于2008年12月11日深夜被盗，并已向派出所报案和开具了失窃证明。

2009年5月21日被害人陈正贵的妻子顾秉英和女儿将车主周伟峰诉至法院，要求其在应投保的“交强险”最低限额内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1万元。周伟峰以车辆被盗应当由盗抢人承担责任为由拒绝赔偿。经法院调查，该肇事机动车的交强险于2008年11月7日已经到期，被告周伟峰没有续交下期保费。2009年8月，法院一审判决周伟峰替代保险公司赔偿陈正贵死亡赔偿金11万元。周伟峰不服提起上诉。2009年11月9日，在常州市中级法院法庭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周伟峰向原告支付6万元赔偿款。

二、被盗抢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致人损害的责任归属机动车被盗后脱离物主控制，由此产生的致害风险与责任应当由物主承担还是由运行控制人承担是需要立法进行价值选择和分配的事项。因为，法律不仅是权利与利益的分配机制，更是风险与责任的分配机制。因而，课以责任人以法律责任不仅意味着一种法律上的强制，也意味着一种不得不赔偿伤害的风险。［3］物主责任理论将机动车被盗后产生的损害风险分配给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而风险责任理论则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为依据将其归属于机动车的实际运行控制人。相较而言，风险责任理论既利于控制风险也更符合公平原则，故颇受现代各国立法青睐。

我国司法实践早已以此理论为依据分配被盗机动车的致害风险。如法释【1999】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认为：“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批复虽然针对个案作出，不具有法律的普遍效力，且其赔偿范围只涉及到物质损失，而没有包括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但其原理应当值得肯定。《侵权责任法》第52条也是以运行支配学说和运行利益学说为理论基础确定机动车盗抢人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侵权责任和保险公司垫付责任的追偿对象的，其规定：“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此外，《侵权责任法》第49条和第50条的规定也基本是以风险责任理论为基础分配机动车的损害风险的。

在本案中，周伟峰在其车辆丢失之后，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取得了失窃证明，即其丧失对车辆控制与支配的事实已经得到确认和证实。因此，虽然本案不能以《侵权责任法》为依据认定该被盗机动车肇事致损的责任归属，但根据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学说理论及最高院的批复仍然可以认定应当由被盗车辆的实际运行控制人承担受害人陈正贵死亡的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否定周伟峰的侵权责任。

三、交强险项下机动车被盗抢肇事

致损的责任承担依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在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交强险合同关系时，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时，保险公司的责任存在赔付责任和垫付责任之分。其中，赔付责任以被保险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对受害第三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基础，而且，保险公司承担的赔付责任具有终局性，由此体现出被保险人对风险的分散与转移。而对于垫付责任，《交强险条例》第22条规定了三种情形：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这些原因所导致的损害，保险公司原本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但出于及时救助和保障受害人的利益考虑而令保险公司承担垫付责任，并将其垫付范围限定为抢救费用，同时赋予保险公司以追偿权。而机动车被盗抢后肇事恰恰属于保险公司承担垫付责任的情形之一。

假设周伟峰在其机动车被盗前续交了保费而存在合法有效的交强险合同，则依照《交强险条例》的规定，保险公司承担的也仅仅是垫付责任，即以1万元的医疗费用赔偿为限垫付陈正贵死亡前所发生的抢救费用，并可以在垫付后向肇事车辆的运行控制人进行追偿。也就是说，被盗机动车的运行控制人应该是陈正贵死亡损害后果的最终责任人，周伟峰作为被盗机动车的所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而11万元的死亡赔偿限额是以周伟峰对陈正贵的死亡存在法律责任为前提而产生的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因而，在周伟峰案中，一审法院判决周伟峰在保险公司11万元的死亡赔偿限额内进行替代赔付以及二审中以6万元达成的和解协议就失去了赔付基础。事实上，周伟峰的机动车交强险在被盗前已经到期，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和垫付责任都失去了产生和承担的基础，陈正贵死亡的损害后果只能交由侵权责任法加以解决。而依照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理及相关理论，周伟峰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应当由肇事机动车的运行控制人承担陈正贵死亡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是，周伟峰违反强制投保义务的行为是否应当影响他的责任承担?如果不应当影响，则一审法院的判决和二审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就存在问题；如果应当影响，其依据何在呢？

四、违反交强险强制投保义务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往往被认为是违反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而法律权利与义务不仅是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重要手段，权利、义务由此成为法律规范的重要内容。诚如学者所言：“法律规范就是以准则形式作出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和实质。”［4］但是，在一般的权利和义务结构中，义务与权利相对应，并往往为权利而存在。也就是说，“权利关涉利益，而义务则表示为保障这些利益所必需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权利暗示一个人的请求或者申诉，义务则规定了义务者必需避免的行为。权利规定了自由的范围，而义务则规定了一个人应当应答或者负责的行为。”［5］义务与权利的对应性及义务对权利而言的手段性能够实现和满足特定权利人的利益，但却无法实现与满足没有特定权利主体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共安全的保障需求，唯有通过破坏这种对应结构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而且，在权利义务结构中，权利虽然更具有根本性与目的性，但是，一方面，二者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另一方面，义务的设定对于法律价值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还是更为重要的。［6］因而，课以绝对义务，即没有相应法律权利的义务就成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首要方式。［7］

交强险所担负的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个体利益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公共利益的双重保障功能不仅借助于权利义务的配置寻求实现，而且是通过课以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以法定义务和绝对义务的方式而获得实现的。其中，投保义务的法定性通过强行剥夺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缔约自由的方式为道路交通安全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必要的强化保障。而绝对义务则使义务人向国家而非向某一具体权利主体承担义务，并引入行政机构来代表国家实现与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所追求的公共利益。这与现代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将政府或者公共机构，尤其是行政机构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监护人，并赋予它们以法律权利和权力来保护公共利益的方式是相一致的。而违反该绝对义务所产生的应是向国家承担的行政责任。因此，当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交强险时，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当然可以获得交强险的救济与保障，并可以就未获交强险保障的部分要求致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其违反该绝对义务，只能由国家追究其行政责任，却不能要求致害人承担原本应当由交强险提供的保障。因为，此时受害人的损害属于纯粹的侵权风险。《交强险条例》第39条第1款正是课以违反强制投保义务者以行政制裁的，其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

在本案中，周伟峰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负有投保的法定义务，而其没有及时续保构成义务违反。但由于此义务属于绝对义务，陈正贵家属既不享有任何对等的权利，也无权主张获得如果该义务履行所能够得到的保障，其损害只能寻求侵权法的救济，对周伟峰违反义务的行为只能由国家课以扣车和罚款的行政处罚。也就是说，交强险法律关系只是在侵权法的基础上强制性地分散与转移了被保险人的致害风险，并在客观上起到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利益的作用。违反强制投保义务只是无法发生交强险法律关系，但不应当影响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原本存在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及其责任承担。而周伟峰在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却被一审法院课以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害赔偿，二审法院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受害人家属的诉讼请求，这实际上混淆了交强险法律关系和侵权法律关系，并形成了行政责任与侵权责任的错位与错误承担。颇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其第10条第1款规定：“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义务的责任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赔偿权利人请求由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足部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不仅将违反交强险投保义务的人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错位予以明确化和规范化，而且在投保义务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可能没有任何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确立了其与侵权人之间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的连带责任，只有对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的损害才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进行责任分配与承担。如此，违反交强险投保义务的责任人是否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就不再取决于侵权责任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而是取决于损害额处于交强险限额内还是交强险限额外。这既使交强险脱离了侵权法，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础，又改变了侵权责任法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归属的规定。而实际上，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导致损害发生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对损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都应当依据侵权法的规定及原理加以确认，而不能因为违反交强险的投保义务就不问过错与责任而责令其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更不能无缘由地令其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司法实践及最高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或许是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规定，但受害人的利益保护完全可以借助于某种社会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来实现，而不能通过使交强险脱离侵权法的基础，并背离法理基础和责任的错位去寻求受害人的利益保障。

五、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受害人

风险补偿的社会化机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不仅开始崇尚人类要求的满足，而且认为法律的目的同其他社会机制的终极目的是一样的，即以最小的牺牲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要求。［8］就社会经济而言，保险本身就是一种分散风险，寻求和实现集体安全的机制。［9］但其无法实现分散、转移所有风险的需求，因此还必须在保险之外设置其他转移风险的社会化机制。设立公共基金救助无法或不能获得赔偿的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是各国通行的分散损害风险的社会化机制之一。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在此基础上，《交强险条例》第24条规定：“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由此，救助基金作为一种社会化的风险补偿机制与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和垫付责任共同担负着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利益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职责。

在周伟峰案中，肇事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和肇事后逃逸的情形同时存在，因此，无论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依据《交强险条例》，受害人或其家属都可以启动救助基金而获得救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向受害人垫付相关费用后，可以向肇事机动车的运行控制人进行追偿。但是，由于我国救助基金制度落实不到位，迫使受害人家属在陷于困境时转向机动车所有人寻求责任承担，而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的支持和二审的和解协议或许也包含很多的无奈。周伟峰案不仅凸显出我国交强险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又迫使我们进一步审视我国的救助基金制度。

首先，应当统一《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关于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项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都有救助基金垫付的规定，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将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范围只限于抢救费用，而《交强险条例》第24条则规定除抢救费用外，还可以垫付丧葬费用。而从二者的位阶上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效力高于《交强险条例》，但《交强险条例》又晚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且其制定依据中又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因此，即便救助基金制度落实到位，在实际垫付时也会产生垫付费用范围的分歧。

其次，应扩大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范围。虽然《交强险条例》规定的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项目广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项目范围，但也仅限于人身伤害的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此外的其他损害赔偿则不在垫付之列。就目前而言，考虑到我国救助基金的来源和数额问题，对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害可以暂时不予考虑进行垫付，但对于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之外的其他人身损害赔偿应当考虑通过救助基金进行救助，否则受害人可能很难或根本无法从责任人那里获得赔偿。这不仅无法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利益，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救助基金的设立目的。

再次，应当考虑适当扩大垫付救助基金的情形。对救助基金的垫付情形，《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都一致规定为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未参加交强险和肇事后逃逸三种情形。但实际上，还存在如保险公司或投保人依法解除交强险合同，以及交通事故责任人欠缺赔付能力等其他需要借助于救助基金保障受害人利益的情形，应当考虑将这些情形也纳入到救助基金的垫付之中。

最后，扩大救助基金的基金来源。《交强险条例》第25条规定：“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二)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四)救助基金孳息；(五)其他资金。”从表面上看，该条规定的基金来源范围似乎很广，并

设有兜底条款，但具体落实到某一个来源，其数额似乎都不很高，而作为兜底的其他资金来源具体有哪些尚不清楚。因此，即便依照救助基金来源一一落实，其总体数额也应该不是很大。在我国交通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的今日，既有的基金来源可能很难支付巨额的垫付费用，如果将其他人身损害赔偿再列入到垫付范围之中，将更是难以为继。因此，既然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应当每年有专项拨款用于交通事故救助。

一个能够谓之为良好的法律制度既要在应然层面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与妥当性，也要在实然层面具有某种享受与体验。因为，“法律价值是内在的、应然的，但它必须外在化——使法律价值被人们在法律实践中享受和体验，才能从应然化为实然，从寄予化为体验。”［10］国家以强制性规范的形式来实现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保障和道路交通安全的维护，其正义和安全的价值取向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方面，如果制度自身存在某种缺陷，则将消解和削弱制度彰显的应然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从制度中体验和享受某种不正义与不安全，则既无法寻求应然向实然、寄予向体验的转化，又将使制度的实效大打折扣。交强险的制度价值彰显与制度功能实现也需要同时寻求上述两方面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毛玉光.保险损害赔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8.［2］邹海林.保险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35.［3］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四卷）［M］.余履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6.［4］［6］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31、340-341.［5］S·J·Stoljiar, An Analysis oflaw,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4,p.46.［7］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三卷）［M］.余履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56.［8］Pound，Interpretations of Legal History（1923）151-158.［9］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2003：9.［10］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49.

第五篇：与抗金英雄岳飞的历史典故

与抗金英雄岳飞的历史典故

南宋抗金英雄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昭示爱国心迹，历来为人称道。但是岳飞背部的字究竟是何人所刺，《宋史》没有详细记载。

民间流传有多种版本，一种说法是岳母刺字，激励岳飞报效国家。也有人考证说，岳飞背上刺字乃是宋朝兵制使然。岳飞背上的“尽忠报国”究竟从何而来，历史上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历史上确有其事，很有可能源自岳母鼓励儿子上战场的意愿，但不是岳母亲手所刺。

《宋史·岳飞传》有记载，当岳飞入狱之初，秦桧等密议让何铸审讯。岳飞义正词严，力陈抗金军功，爱国何罪之有?并当着何铸面“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里”。浩然正气，令何铸汗颜词穷。

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一个农家妇女，识字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不可能亲手在岳飞背上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但极有可能的是，他母亲为了鼓励他放心去战场打仗，请人在岳飞背上刺的。

关于岳飞背部刺字还有一种说法，岳飞久怀报国之志，曾三次从军抗金杀敌。他于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九岁时第一次应募入伍，背部刺字大约是此时所为，因为北宋末年“刺字为兵”的制度仍在贯彻执行。所以岳飞在背部刺上“尽忠报国”四字明志。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国家正规军完全靠募兵的时代。汉唐和元明清都是实行征兵制，所谓征兵就是一种兵役，只要是国家的公民，都要被强行服兵役。两宋的募兵制则是国家从老百姓中招募士兵，国家出钱雇佣他们。所以宋朝的军队都是国家花钱养的雇佣兵，人员来源比较复杂，游民、饥民和犯过法的人都可以应募入伍，这就加大了管理的难度。

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加强对军队的管理和控制，“刺字为兵”就成为了一种规范运作的制度，只要是应募入伍的士兵，都要刺字作为标记。赵匡胤认为应该把兵和民分开，兵民分开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稳定，有利于皇帝的统治。南宋人牛弁《曲洧旧闻》也说：“艺祖(宋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无赖不逞之人，刺字以为兵。”

据古书零星记载，一般是取“松烟墨”，入管针(管状针头)画字于身，直刺肌肤，涂以药酒即成。

宋朝有两种军队需要刺字，一种是禁军，就是国家的作战部队;一种是厢军，相当于现在的工程兵，国家的大型公共工程，比如修桥补路等，都是由厢军来完成。

禁军和厢军都有各自固定的番号，为了便于识别和管理，士兵刺字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各自所属部队的番号，不会是其他的内容。这样使得士兵不能随心所欲地流动和逃跑。

还有牢城兵，比如说水浒传里面的林冲，他犯罪之后被发配到沧州当兵，这种兵是带有徭役性质的，也会刺上诸如牢城第几指挥之类的标记。

从岳飞背部刺字的内容——“尽忠报国”来分析，不可能是他应募当兵的时候刺上去的。而且刺字的'部位也不符合宋朝的规定，宋朝给士兵刺字叫做黥面，最开始刺在脸上，人为地把士兵和社会普通阶层分开，这对士兵是一种歧视。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武将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文官尤其是进士出生的人，社会地位都很高的，武官都受到严重的社会歧视。因为当时就是一个尚文的时代，连军官都受到歧视，更不用说普通的士兵了。

当然也不乏有开明的士大夫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歧视士兵的做法并不太好，希望做一些必要的调整。后来有很多刺字就改刺在手臂、手心、手背或者是虎口上了。而且给士兵刺字的目的是防止士兵逃跑或者犯法，便于管理和控制，所以才会选择刺在脸上和手心手背这些相对明显的地方。

如果像岳飞那样刺在背上，太隐蔽了，根本没有任何标识作用。所以这也说明岳飞背部的“尽忠报国”不符合“刺字为兵”的募兵制度。

有一些关于岳飞的史料记载，把“尽忠报国”写作了“精忠报国”。这很可能和宋高宗有关系。岳飞在对抗金兵入侵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了表彰岳飞，当时的皇帝宋高宗御赐了“精忠岳飞”四个字给岳飞，并且让手下人做成了一面写有“精忠岳飞”的旗帜。

以后凡是岳飞出征的时候，都会带上这面写有“精忠岳飞”的大旗帜。到了明清以后，“尽忠报国”就变成了“精忠报国”，这实际上是明清人的误解。

明清时期，把“尽忠报国”变为“精忠报国”，更多的是在宣扬一种帝权，因为“精忠”这两个字是宋高宗御赐的。想要激励当时的老百姓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发扬这样一种精忠报国的精神。

实际上，在元朝的时候，蒙古人占统治地位，汉人的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到了明朝，尽管朱元彰建立起汉人统治的政权，但实际上明朝时期，外患仍然很严重，北方的蒙古势力很强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全体老百姓用这种“精忠报国”的精神来巩固和捍卫汉人的政权。所以“尽忠报国”就慢慢流传成了“精忠报国”。

在杭州的夏季时令菜中，荷叶粉蒸肉是杭州传统名菜。

岳飞被害后，人们用各种方式祭奠哀吊。老百姓买了老酒和荤素菜肴到岳飞坟上祭祀。

某日，有人途中用纸包着的熟肉纸包破了，他就顺手在西湖里摘了张新鲜荷叶，将肉包起来，祭毕回家，将肉连荷叶包在一起蒸后食用，啊，奇怪，发现荷叶包着的肉，味道更清香可口，传来传去，后来人们都用此法将荷叶包肉供奉岳飞了。

饭店酒楼知道后，都用新鲜荷叶包肉加上多种佐料，制成了荷叶粉蒸肉。就这样，相传了数百年，召集已成为夏令时节杭州的一道传统名菜。

民族英雄岳飞系我国家喻户晓、人人崇敬的历史人物，其爱国的胸怀激励着一代代青年。歌颂岳飞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传颂岳母刺字的故事也极为流行。

但是岳母刺字的故事，历史上却查无依据。宋人的笔记和野史均无记载，包括岳飞的曾孙岳珂所著的《金陀革编》也没有记录。

岳母刺字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书云：“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但书中未注明此四字出自岳母之手。

至明朝中叶，岳飞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成化年间创作的《精忠记》，也仅提及岳飞背脊有“赤心救国”字样。

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熊大本的《武穆精忠传》记有岳飞见汤阴家乡有人因生活所迫，聚啸山林，为自勉和勉人，乃去钱请工匠在背上深刺“尽忠报国”四字。

明末，由李梅草创，冯梦龙改定的《精忠旗传奇》，内称：“史言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大字，系飞令张宪所刺”。如若这样，“精忠报国”是岳飞成为大将后，命部将张宪刺的。

“岳母刺字”，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杭州钱彩评《精忠说岳》，该书第22回，回目“结义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岳母训子”。

内容为，岳飞不受杨么的使者王佐之聘，其母恐日后还有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岳飞，倘若一时失察受惑，做出不忠之事，英名就会毁于一旦。于是祷告上苍神灵和祖宗，在岳飞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字。

该书叙述岳母刺字时，先在飞脊背上，用毛笔书写，再用绣花针刺就，然后涂以醋墨，使永不褪色。描述得具体而详细。

但有些学者认为，纹身刺字是一门特技，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绝非一般常人所能。岳母乃家庭妇女，不可能具有这种技艺，显然是作者按照元、明有些传记中有岳飞背上刺字的记叙，加以想象发挥，艺术加工构造的。

因此，岳飞脊背上有否刺字?所刺何字?是谁之手刺的?尚是个难解之谜。

南宋朝廷奸臣弄权，赵构又怕岳飞迎二帝还朝而失去宝座，所以一天之内竟连下十二道金牌，火速催岳飞班师。

在岳飞返京途中，曾在一古寺停留。方丈见民族英雄到此，送上香茶热情款待。方丈学问高深，他想：元帅奋战疆场，屡败金兵，令人敬佩，此番他回来，定是奸臣阴谋陷害忠良，凶多吉少，他暗示元帅不如造反，或是潜身林野、隐迹江湖，再另选良策。

方丈难以直言，只得在送上面条时，故意将大肉藏于面底，请元帅用膳。岳飞见是一碗光面，也只得吃了，方丈用手示意翻一翻，岳飞这才发现碗底里还有一块大肉。

岳飞明白方丈要他翻一翻的用意是要他造反，岳飞想：以身许国，一生立志恢复中原，雪国之耻，尽忠报国。圣上旨意怎好违抗。岳飞与方丈谈了自己的想法。方丈见他如此忠心不敢相劝了。

岳飞离寺返京，不久便屈死在**亭。消息传来，人们谈起这个吃面的故事。就这样，这种面也流传开来了。等到岳飞平反昭雪后，人们将大肉放在面的上面，成了经济实惠的大肉面。几百年来，现在又改成了大排面、子排面，成为杭州面类中很有特色的一种。

朱仙镇岳飞庙是中国三大岳王庙之一，始建于明成化十四年(公元1476年)。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岳飞，为抗击金兵，由其母背剌“精早报国”四字，毅然投身于抗金战争中，岳飞智勇双全，屡建奇功，很快由一名普通士兵晋升为抗金主将。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744年)岳飞挥师北伐，在郾城大败金兵，并取得了著名的朱仙镇大捷。

正当岳飞即将收复东京(今河南开封)时，主张卖国的皇帝和秦桧等却在一日内连下十二道金牌，令其收兵，岳飞扼腕长叹“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后被赵构、秦桧等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父子杀害。

人们在杭州西湖岳王庙里的岳飞墓前游览、凭吊的时候，在追忆岳飞抗金的壮丽业绩的同时，总是要对四个面向岳墓而跪的铁铸四奸像咒骂一番。然而，这四奸像的铸造简史是怎样的呢?

宋、元时期，岳飞墓前还没有群奸像，最早出现于明朝中期，是浙江都指挥使李隆在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命令工匠铸造的。当时铸造的只是秦桧和其妻王氏及万俟卨三个，也不是铁铸的，而是铜铸的。这三个铜铸的奸像都赤身裸体、反剪双手跪在岳坟前。

由于人们热爱忠良，憎恶奸佞，铜奸像经常遭到砸击和敲打，长此经往就破烂不堪了。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浙江按察副使范来，鉴于铜像破不成形，就令人重新铸造，还增添了迫害岳飞要犯张俊的奸像。

范来调离浙江以后，浙江巡抚王汝训将张俊、王氏两奸像抛沉于西湖中，又把秦桧、万俟卨两奸像移跪于岳王庙前。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范来再次来浙江任提刑按察使，他发现原来他令人铸造的岳坟前面的四奸像没有了，就不惜解囊捐献，又重新铸造。这样，秦桧、王氏、万俟卨、张俊四奸像再度跪在岳飞墓前。

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岳飞墓前曾经一度出现了五个铁奸像，新增加的就产参与谋害岳飞的重要罪犯罗汝辑。到了清雍正年间，五奸铁像又破损，王氏的铁头已被打落在地。

鉴此浙江总督李卫又重铸了四奸像。乾隆年间四奸像又毁，浙江巡抚熊学鹏又再铸，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乾隆年间铸的。

岳墓前的四奸像给予我们揭示了一条真理：凡是做过有益于人民的事的人，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凡是做过有害于人民的事的人，将永远受到历史的审判，被人们唾弃!

杭州岳王庙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畔枉霞岭下。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宋孝宗即位，岳飞之冤得以昭雪，改葬遗骸于此。

宋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改北山智果院为祠庙，即今之岳王庙。现存建筑为清朝以后陆续建的。岳飞墓通称岳坟。在岳王庙中线上。墓前建有墓门，过墓门有甬道至墓前，岳飞墓在正中，左侧为岳云墓。

1961年岳飞墓被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岳飞墓占地二十一亩，建筑面积近三千平方米。岳飞“宋岳鄂王墓”左附其长子岳云墓，墓前列文武石俑、石像生。墓门下有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百墓而跪，即陷害岳飞的秦桧、王氏(秦桧妻)、张俊及万俟卨四人。

跪像背后墓门上有副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出墓阙为碑廊。和“尽忠报国”照壁。岳王庙是岳王墓的附属建筑，由忠烈祠和启忠祠组成，现存建筑大多为清朝所建。启忠祠原祀岳飞父母，1984年辟为岳飞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