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作文教学的错位与回归

第一篇：小学作文教学的错位与回归

小学作文教学的错位与回归

奉城第二小学 李莉

2007年6月27日

在我们的语文教学阶段，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走入误区，到达与语文教学的错位，现将小学作文教学错位现象梳理如下：

一、作文要求文学化

《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对小学作文教学的要求是：“能写简单的记叙文，做到有中心、有条理，内容具体，语句通顺，感情真实，思想健康；能写常用的应用文；书写工整，注意不写错别字；会用常用的标点符号”。大纲中的这段话表明小学作文是一种习作，是一种练笔活动，它不是以服务社会为目的的，它既不同于作家的文艺创作，也不同于成年人完全为了实际需要而从事的写作活动。

现在有些老师对小学作文这种“启蒙训练”的性质认识不清，常常用衡量公开出版的《小学生优秀作文选 》的标准来要求小学生，或者拿老师自己的书面表达水平来要求小学生。如低年级把看图说话教成看图作文，中年级把片断作文教成成篇作文，高年级把能写有中心、有条理，内容具体，语句通顺的简单记叙文教成会写主 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生动，语言流畅的复杂记叙文。这是一种拔苗助长的教学方式，其结果必然使学生怕写作文，教师怕教作文，欲速则不达。对此，张田若先生在《小学作文纵横观》一文中指出：“从当前作文教 学的情况看，普遍存在着一个要求过高过急，评分过严的问题。幼儿园孩子学画画，用一支红笔，画一个不很 圆的圈，旁边打上几条直线，对老师说‘这是太阳’。老师高兴地拍着手说：‘真象！真象！画得真好！’接 着给打上个‘优’字。其实，这幅画既不准确，又无透视，没有背景，没有色彩，送到美术馆去，准没人看。但是，为什么老师要打个‘优”字呢？那就是因为这个年龄阶段能画出这样的画就是了不起，就要表扬，将来的画家就从这里开始。拿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对待小学生作文，不也应该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来衡量学生习作吗 ？”张先生这段话发人深省，它再一次告诉我们，小学生作文是从“零”开始的，小学阶段只是作文的启蒙训练阶段，其教学要求不可偏高，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个指导思想，根据儿童的生活经验，认识能力及语言状 况进行训练，逐步引导学生写出“理真、情切、意达”的小文章来。

二、作文内容虚假化

《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小学生作文就是练习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内容或亲身经历的事情，用恰当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大纲中的这段话表明，小学生作文必须实事求是，做到一个“真”字，即以写我为主要题材，以写实为根本原则。写“我”就是记自己熟悉的人，叙自己经历过的事，写自己眼前的景，状自己身边的物。用我笔写我语，用我语表我心。写“我”就是所记叙的事物要真实，所表达的情感要真挚。写一句话、一段话乃至一篇文章，要把自己想写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写下来，不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

然而，目前很多小学生面对作文题目无话可说，就怕作文，只好假话连篇编作文、东拼西凑抄作文。我曾经让学生写一件“你听到或看到的表现社会主义新风尚的事”。全班有三分之二的学生的作文纯属编造，什么“拣夹子，推车子、抱孩子、让座子、送瞎子”的作文内容比比皆是，甚至有很多不可能是他们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所应该说的话，做的事都出现在他们的作文中，让人见了啼笑皆非。

还有一次，要求学生写一段描写自然景物的片段。有一个学生给我的作文内容如下：我看见过波澜壮阔的大海，欣赏过水平如镜的西湖，却从没有见过松花江这样的水。松花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松花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松花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 是一块无瑕的翡翠。

很明显，这段话有两个毛病：一是假话连篇。且不说小作者见过大海到过西湖与否，单就松花江而言，江水既不静，也不清，更谈不上绿。二是生搬硬套。全文除了“松花江”三个字之外，其余的全是《桂林山水》 这篇课文上现成的话，连一个标点也不差。

叶圣陶先生主张：“在作文教学中，首先要求学生说老实话，绝不允许口是心非，弄虚作假。”我们说，这是作文教学的生命，如果写归写，做归做，言行不一，我们的作文教学将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我们要教 育学生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写老实文。

教师在指导作文的时候，首先明白作文指导目的在于使学生明确“写什么”、“为什么写”和“怎样写”三个问题，通过指导，激发学生的 内部动因，建立直接近景动机，开拓他们行文的思路，坚定他们写好作文的信心，使他们有话可说、有情可表。为此，作文指导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从扶到放。不论是审题、立意的指导，还是选材、表达的指导，开始时尽量详细、具体些，教给学生 学习的方法。这样，以后要逐渐放手，最后达到能够独立作文。

2、突出重点。作文指导要少而精，不能面面俱到。要根据学生实际的写作能力，根据每次作文的具体情 况，抓住重点，突破难点。这样才能使学生“但见文之易，不见文之难，必能放言高论，笔端不窘束矣。”（宋·谢枋得《文章轨范》）

3、因材施教。对写作能力较差的学生，作文指导应该是雪中送炭，在他们苦于没有材料难于表达时，要 帮助他们找米下锅。对于写作能力较强的学生，作文指导应该是锦上添花，要在布局谋篇、遣词造句上面加以 引导，使他们的文章写得更好一些。总之，作文指导要因人而异，区别对待，不能搞一刀切。

4、开启思路。要引导学生打开思路，不要束缚学生的思路；要给学生指引一条路子，不要给学生套上一 个框子。指导过细过死，学生写出来的文章，必然千篇一律，没有新意。

除了在形式上，在内容上我们也要让学生的作文真实，让学生真正做到“我手写我心”。作文的生命来源于生活，要想让学生有话可说，有话可写，我们就必须到生活中去发现可说可写的人和事。因此，习作内容注定要以生活为源泉，也只有这样，学生写出来的东西才有生命力。

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就要尝试写作文了，在第一次的习作课上，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从今天起，我们就要学习写作文了，写作文并不难，只要你把做过的，看见的，听到的，想到的写下来，让人看明白就行了。”我希望他们从这句话中知道习作与生活的密不可分，为学生在以后的写作中能从生活中寻找素材奠定了基础。在写《看XX烧菜》的作文时，我先让同学们回家看看家人是怎样烧出一盘香喷喷的菜的，并建议他们自己做一做来体验做菜的过程。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学生才会将作文写的具体、真切并将烧菜后的心理体会表达出来，同时也能知道爸爸、妈妈的辛苦。

对于生活中，社会上发生的新鲜事以及学校开展的活动等等，这些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学生有话可写。我觉得写作文就是写你对生活的看法和感悟，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作文这个途径让学生在写当中去接触生活，感受生活。

我们理解了小学作文的性质，明确了小学作文教学的基本要求，懂得了小学作文训练的主要途径和方法，就能自觉地遵循小学作文教学规律，使小学作文教学返朴归真，沿着正确的轨迹运行。

第二篇：错位营销：回归营销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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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通识教育自修课

专题读书论文（体会）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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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理论与实务 专题读书论文（体会）

错位营销：回归营销的本质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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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教务处制

错位营销：回归营销的本质

史玉柱操盘的黄金酒采用的就是错位营销手段，他避开了白酒操作中竞争最激烈的酒店渠道以及保健酒中目前销量最大的小瓶酒市场，直取其最了解、也最擅长的礼品市场，借助其用脑白金、黄金搭档构建的礼品王国，在消费者送礼疲倦的视觉冲击下，新上了一款让消费者增加选择的产品。黄金酒既非传统意义上的白酒，更非真正的保健酒，说白了，史玉柱就是把他包装成中国老百姓送礼的一款新出的礼品而已！脑白酒、黄金搭档销售多年，消费者总是送这个，就算送礼者本人不疲劳，受礼的人也有点烦了，白酒市场每年都在更新，礼品市场同样需要更新，而史氏王国赖以起家的礼品市场不可能就此让给别人，恰好中国的保健酒市场每年在以30%以上的速度匀速递增，于是，抗着保健的旗号，借助五粮液的威名，向着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黄金酒就这么诞生了。

分析史玉柱的选择，不管其是否有意还是无意，至少在市场渠道和产品的选择上他是把错位营销运用得很娴熟的，其产品错位、渠道错位以及经销商错位的模式应该值得白酒行业和保健酒行业的人学习，先不管黄金酒的运做最终是否能够成功。

我们现在提到的错位营销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以前的差异化营销。套用赵本山忽悠宋大妈的话来说，别以为换了一身马甲上来我就不认得了！错位营销的运用很广泛，业内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譬如金六福刚上市时首创星级概念，按照酒店划星的标准给白酒分星级，并且首款上市的产品就直接主推五星金六福，在五星金六福行销全国后再跟进一、二、三、四星 产品，迅速覆盖中低档市场；同时，金六福给白酒第一次烙上了定位的痕迹，其“中国人的福酒”定位给品牌打上了区别其它白酒的标签，赢得了消费者的疯狂追捧，也开创了中国白酒市场上的“金六福时代”。酒鬼酒以文化的名义卖酒，借助黄永玉大师的名号，以卖画的定价勇气，在九十年代第一次推出价格高过五粮液和茅台的产品，一时震惊行业，也成就了酒鬼九十年代的传奇；后面的水井坊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借鉴了酒鬼酒前期的一些做法，譬如其价格定位高过后来再度崛起的茅台和五粮液，运用历史遗迹炒做自己的酒文化等均可看到酒鬼酒前期成功的影子，但水井坊大量运用的事件营销手法却开创了白酒行业新的操作模式。还有洋河蓝色经典的包装错位和口感错位案例以及小糊涂仙开创的意见领袖案例等均让白酒行业刮起了一阵阵旋风，各领市场风骚数年。

创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也是酒水行业不断发展的法宝。白酒行业发展到今天各种招数无不穷尽其极，曾经的单点突破即可占领市场的运营模式在历经广告突破、渠道突破、酒店终端突破及单位团购突破后已经纷纷失效，不是这些手段不管用了，而是酒水企业曾经运用这些手段到极致后所取得的市场成功到现在不灵了，没有哪个品牌目前运用其中的一种手段就可以给新产品撕开市场或赢得新的市场根据地。笔者在2003年、2004年曾经运用团购的单一手法运做成功了新的产品，构建了新的市场，并且在2004年还总结归纳了一些团购的通常操盘手法及规则在行业媒体与业内人士分享。当团购成为今天白酒市场、尤其是中、高档产品市场的主流渠道时，团购这个单一的操作手法还能够像五年以前那样管用吗？某些品牌 大量招聘的美女军团已经丧失了卖酒的底线，沦为了“卖笑”的又一个新市场！

不能不说这是团购营销变异的悲哀！遗憾的是，我们的某些营销大师在给企业做培训时还美其名曰“勾引营销”，说是这种做法刚好迎合了某些掌权者的嗜好（因为这些领导对那些直接的“卖笑”者已经不感冒，喜欢那些欲拒还迎的猎艳感觉，觉得有成就感，美女团购的诞生刚好符合这些掌权者的心理需求），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有其存在的土壤。

从营销的本质就是满足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来说，这些大师对目标消费者和购买者的心理研究还是蛮透彻的。

当“制服诱惑”也玩腻时，团购营销或者就到了其寿终正寝之时。那么怎么运用好错位营销为企业服务、为品牌建功立业呢？

一、战略规划先行

你是要错位市场、错位产品、错位渠道还是错位定位？对这些事情企业一定要先规划好并做好充分的前期市场调研。许多企业之所以在最后采取了趋同营销策略，归根结底是眼光短视的结果，看到的总是别人已经成功的经验、已经摘取的果实、已经培育好的消费群体，这种趋同营销不是没有效果，而是跟随企业的实力决定了你是否有超越的可能。

譬如娃哈哈每年都会采取一些趋同营销策略跟进同类竞品并取得成功的案例，以前的非常可乐、激活就不说了，最近的HELLO—C系列就是跟进了农夫山泉的系列产品研发的，但娃哈哈的实力是摆在那里的，据媒体披露，今年的1~7月份，娃哈哈光砸在HELLO—C和茶儿啤爽两款产品上的广 告费就达到了15个亿，而到目前为止，娃哈哈在这两款产品上获得的销售收入也才15个亿的样子，可以说是100%的投入。那娃哈哈赚什么钱呢？这15个亿放在娃哈哈每年两、三百个亿的营业规模中就不显得高了，顶多就是偏高而已，不至于伤筋动骨。但娃哈哈凭借超常规的海量广告投放却占领了先行者已经培育起来的市场，这也是娃哈哈这么多年屡试不爽的法宝，关键是，不是每个企业都有宗庆后先生这样的实力和魄力！当然，娃哈哈是快销品中的饮料行业，产品的价值不高，消费者乐于尝鲜、尝新，如果白酒行业照搬娃哈哈的手法估计又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因为娃哈哈除了海量的广告投放还有其通达全国每一个角落和乡村的下货网络。

所以说，行业的标杆还真不是那么好模仿和超越的。但有了错位营销的思维，有了战略先行的规划，我们在局部市场上形成对标杆的超越还是完全有可能的，通过局部的渗透逐渐连点成线、连线成面最终形成整体上的超越。

二、错位营销的整合运用与单点突破相结合

既然单点突破已经发展到了系统制胜，我们在运用错位营销时就要考虑其整合运用，在错位市场的同时还可以做到错位产品，即为战略市场研发专销产品；错位包装，为战略市场提供区别于其它市场的产品包装，防止市场起来后被边缘市场窜货；错位市场投入，为目标市场提供多于其它市场的资源和子弹。同时，尽管单点突破已经失效，我们在错位渠道时还是要凸显主渠道进行重点扶持和支持，形成单点突破的亮点给市场造势，让渠道、消费者感觉到你做得好的亮点在哪里？形成表面上的消费理由。譬如，茅台从2005年开始逐步扭转了对五粮液的颓势，在价格连续多年被五粮液压制后，2006年下半年一举超越五粮液回归其国酒之尊。但你去问当时喝茅台的消费者为什么要喝茅台时几乎有一个千遍一律的理由：喝茅台可以护肝，而喝别的白酒都是伤肝！我们这里不讨论喝茅台护肝是否有科学依据，但那几年茅台在大大小小媒体上投放的“喝茅台可以护肝”的软文确实成了消费者饮用茅台最好的理由，可以说茅台引导消费者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喝茅台的理由。但从专业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理由只是茅台能够成功的一个点而已，如果没有茅台的控货以及季老爷子对国家领导人和军队持之以恒的团购公关，茅台也不可能重回老大的交椅。

控货保证了渠道商的利润（当时，渠道商普遍反映卖茅台比卖五粮液赚钱多了），领导人公关是其践行高档产品少数人带动多数人的消费原则（五粮液直到去年下半年才由唐桥领衔开始团购这个工作）。

因此，错位营销整合运用的背后不能忽略单点突破对市场的画龙点睛作用，两者的完美结合才能够撬开市场，而不是每一个错位模式都是蜻蜓点水。

三、错位员工的思维

市场是有个性的，是有差异的，指望用同一种模式撬开所有的市场在中国这个地大物博的市场很不现实。公司的领导层不可能对所有的市场都了如指掌，况且变化的市场日新月异，一线员工最清楚变化的痕迹，如果我们的员工没有错位营销的思维就会对变化的市场视而不见，找不到自己工作的重点和应对方法，从而错失良机。员工的错位思维培训很简单，就是充分授权及强化检查和监督。充分授权才能够活跃员工的思维，培养其独立处理问题、操作市场的应变能力；强化检查和监督是为了帮助员工不偷懒、少犯错误，保证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四、错位消费者的研究

目前的市场不研究透彻消费者的需要，关在家里闭门造车是做不好市场的。营销的本质既然是满足消费者的潜在需求，我们就要研究不同消费人群的不同需要，然后找准目标消费人群加以详细研究，投其所好加以征服和诱导。啤酒的目标人群是年轻人，啤酒传递给大家的总是活力、激情，是符合年轻人群的消费取向的；白酒的历史厚重感更浓，因为其主流人群都是中、老年人为主，尤其是中年人群是主流消费群，喝啤酒胀肚，商务应酬都是白酒为主流。那么中年人群的消费取向是什么？有面子、符合自己的身份；求人办事，需要体现档次；追求健康，迫不得已的应酬等等。

你的产品、你的品牌针对的是哪一类人群，你的研究就要朝哪个人群集中。一个没有消费人群消费的品牌，你的渠道工作再好、酒店终端客情再到位你的市场是永远都不能打开的。所以，我们不叫错位消费者而是要错位消费者的研究就是这个道理。围绕消费者做工作、做研究是每一个品牌能够保持长销和畅销的根本原因。

五、错位根据地市场的打造

这是笔者要单独罗列出来的一个项目。对于根据地市场的打造我在大大小小的文章中都有阐述，足见其重要。中国的白酒品牌之多是任何行业 都无法比拟的，这么多的品牌都像茅台、五粮液那样开工运做全国市场不是天方夜谭就是异想天开，不说其品牌影响力无以支撑，单是资源的投放就不是一般的企业能够承受，何况毛毛细雨是淋不透土地的。

因此，错位营销中的错位市场就是要求我们选准根据地市场进行打造，一般是选择企业所在地进行深度运做，其次是选取竞争企业没有重点镇守的市场进行运做。没有根据地市场做支撑，企业很容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同时也容易被经销商牵着鼻子走，丧失自己做市场的主动权。

错位营销虽然是一个新名词，但营销的本质怎么都改变不了。我想说的是，创新的思维带来的变化虽然给到大家一个新鲜的感觉，但如果忽略了营销的基础工作，忽略了对消费者的持续关注和培育，再好的营销方法都将是故纸堆里的人情，无法取得实质的运用。

我们看到了他人运用错位营销的手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市场胜利，我们更要看到每一个胜利企业背后的更艰巨付出，那就是对市场基础工作多年的坚持和沉淀。幸运不会突然而至，他的到来总是你准备好了的不经意间而已。

第三篇：小学品德与生活教学论文《让品德与生活教学回归生活》

浅谈《品德与生活》教学

小学品德与生活教学论文《让品德与生活教学回归生活》

《品德与生活》课程是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良好品德、乐于探究、热爱生活的儿童为目标的活动型综合课程，具体目标有四个方面，即情感与态度；行为与习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这些目标怎样才能实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由于旧的学生观、发展观、知识观和课程观的束缚，使我们面对这门新课程时感到有一定困难。时下的一些思品教学，脱离了儿童的现实生活世界，往往局限于书本的世界，回避了现实生活。儿童所经历的书本世界无法于周遭的生活自然地沟通起来。而真正有效的教学，必须能触及儿童的内心世界，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灵。所以《品德与生活》教学必须回归生活的世界，回归现实的世界。让儿童自主实践，才能获得愉快、积极地生活。

下面，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浅谈《品德与生活》课的生活性。

一、结合课程设置，引导学生走进生活。

《品德与生活》以儿童现实生活为重要题材，扩展到家庭、社会及儿童生活的所有空间。鉴于此，教师要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儿童活动的指导者、支持者和合作者。在教学活动的每一环节应注意把握儿童的实际生活情况，根据课程标准的各项规定制定教学计划和教案，找准生活中切入点。《品德与生活》（人教版一上）第一单元组“我上学了”，由《我背上了新书包》、《我们的校园》、《新朋友、新伙伴》、《校园铃声》、《平安回家》五课组成。孩子们告别了幼儿园生活，走进学校大门。他们的生活和上学前不一样，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老师会喜欢我吗？”“同学愿意和我一块儿玩吗？”“我能找到老师的办公室吗？”“上课铃响后，我应该怎么做”？“下课铃响了，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放学了，我能与不认识的人一起走吗？怎样过马路？”这些都是学校日常生活中学生自己面临的问题。教学中，教师应结合学校生活实际，灵活多样地选用教学活动和组织形式。如：引导学生并关注学生的交往、合作，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消除不安心理；带领学生参观校园，让学生亲自找一找校

园的每一处地方，熟悉校园环境；结合学校一日常规教育要求，指导学生做好课前、课中、课后的每一件事；模拟交通规则情景，做交通安全标志识别的游戏；放学组织路队回家时，告诉他们怎样过马路平安回家等。让他们从小养成良好习惯，了解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懂得集体生活的重要性，懂得珍爱生命，使之健康、安全、愉快积极地生活。

二、围绕课程内容，指导学生体验生活。

品德与生活课程所呈现形态主要是儿童直接参与体验的主题活动、游戏和其他实践活动，教师的主要作用是指导儿童的活动，而非单纯地只讲教科书，所以在教学中，唯有凸现活动，引领学生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在儿童喜爱的、乐于参与的活动中自我体验到、感受到、领悟到，去自主建构新的意义世界，才能链接使道德认知在多层面的体验活动中无痕地内化为道德行为。如在教学《秋天在哪里》一课时，要求让学生观察认识秋天的季节特征，感受秋天的美丽。而秋天的变化却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呈现出来的，更不是孩子们坐在教室里或呆在家中就能观察体验到的。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了解到秋天的变化，都能参与到探秘秋天的活动中去，可以组织学生走出课堂，把观察、活动的场地扩展到了校园、田野、市场、商店、公园、花木园林之中，让他们在动物、植物、人类生活等大千世界的点滴变化中去寻找，去发现，去体验，去获取。他们在秋风中奔跑，和落叶低语，在草地中寻觅小生灵的足迹……在这片广阔的开放天地中，秋天毫无保留地向孩子们敝开了胸怀，绽放了它的美丽，大自然也悄悄地向孩子们诉说了自己的秘密。在与秋天的亲密接触中，孩子们对秋天的认识，对自然的热爱不断地积累、延伸。这种超越了时空的形式让孩子们忘我地投入到了发现的快乐中，获得的快乐中，参与的快乐中，体验的快乐中。此时此地，已经不是活动激励了他们，而是他们转动了这块最广阔的生活舞台。

体验是品德与生活教学的三个基本环节之一。强化体验是增强小学品德与生活教育的重要途径。只是通过亲身参与和直接体验，学生才能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感悟，在感悟中创造。例如教学《和春风一起玩》这一活动，为了让学生充分体验春天的美好和春天生活的兴趣，在教学中我就组织学生通过自己动手制作风力小玩具，亲自参与各种春天的游戏活动，在整个游戏活动过程中，学生通过亲自参与和直接体验感悟到春天的美好和春天生活的乐趣。他们也发现了风和风

筝、风车、纸飞机等的关系，懂得了如何更好地利用风的力量，这种活动是学生感悟后的创造。又如：《平安回家》这一课，可以和当地交警大队联系，和交警同志在一起将学生带出校园，到社会大课堂中去进行体验。学生可以一边走，交警同志在一边向同学们介绍沿途标志的名称、作用和意义以及在马路上行走时该注意的一些安全常识，要求同学们边听边记，最后再将学生带到最近最繁华的十字路口，让学生观察行人如何过马路，怎样行走才安全。回到课堂中，学生在汇报时很自然的联系到刚才看见的情况和平时遇到的事情。学生在轻松愉快的体验中学习到交通规则，满足了他们的生活所需，提升了他们的生活能力。把学生带出课堂，以他们的亲眼观察为基础，用他们的亲身体验为材料，这样的学习是主动的，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是自觉的行为。可见，体验在品德在生活的教学过程中是多么重要，只是强化重视中感悟，在感悟中创造。

三、根据课程特点，引领学生在生活中发展。

真理是在实践中才能体验其价值和科学的，学生的一些认识和新的道德观念在生活中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这是儿童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实践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儿童的一贯的、善良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回遇到各种挫折，使学生对学校思品教学产生怀疑，薄弱了教育的引导功能。我们的思品教学所给予学生的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该是怎么才是让学生亲自去试一试。你会怎么做？人们会有怎样的评价？从而生活中真正的是非观念、善恶观念。我们的教学必须向生活开放，向现实开放，让学生到生活中去实践课上的认识，不搞“纯而又纯”的教育。我在上《课间活动守秩序》这一课时，学生明理课间使他们十分钟时间自由活动，喜欢活动什么就活动什么，尽量活动的开心。活动结束后，老师随机采访：“你活动了什么？活动得开心吗？为什么？你愿意以后一直这样活动吗?通过活动学生每人心中都有了自己的行为标准。但有时学生在认识生活中遭受挫折，例如思品课上学了遵守社会公德，乘公共车时不拥挤，给老弱病残的人让座。可在现实社会中经常遇到一些人争抢座位，对老弱病残的人是视而不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学校教育，我们要正视这种社会现实，引导学生树立自己的是非观念，按自己的是非观念去实践一下，你有何感受？人们对你有何评价？学生就有可能从人们积极的评价中，自己愉悦的情感体验中获得的知识，建构起自己的内心道德标准。

以儿童的现实生活为课堂内容的主要源泉，以密切联系儿童生活的主题活动或实践活动为载体，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展，在发展中生活。这是品德与生活课程最显著的特点。所以在教学中，我们必须做到统筹把握、综合、动态地实现对儿童及其活动的支持、合作与指导。注重让学生在课前收集信息，课上展示，交流信息，通过学生之间的合作讨论，并结合游戏表演等形式丰富儿童的感知世界，强化体验。让学生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创造。转变观念，实施教育创新，以学生为主体，适时构建学习活动，积极引导学生把目光投入到课以外的、无边无际的生活世界中去，把道德寓于儿童中，让良好的品德在儿童的生活过程中形成。

总之，品德课“回归生活”是立足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主体性；立足于课内外结合，课堂与生活联系，促进知情意行统一的整体思想；立足与学生社会活动的实践性思想的合理教学思路。是力求教学目标、教育内容的选择与组织实施，符合学生的生活逻辑，建立在学生生活经验基础上的，根据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内在规律安排思想品德教育活动的开放性教学。这种教学思路既为广大教师所认同，又为全体学生所接受。唯此，才能使思想品德课真正成为一切学生喜欢的、真实的生活课程。

参考文献：

（1）探究 教学 实践——浅谈品德与生活教学策略 作者:李伟

（2）小学品德与生活课前参与的策略研究

北京市西城区白云路小学 彭松梅（3）浅淡《品德与生活》教学

桦甸教育网

第四篇：小说阅读学术与教学的错位

小说阅读学术与教学的错位

【摘 要】目前的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在教学内容与教学价值，在阅读兴趣与功利选择等方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错位与断裂。一线教师既要从学理角度重新审视流行于语文教学界的概念与术语，又要引入新的分析视角与概念，借助新的阐释范式，对文本进行重新解读，确定适宜的教学内容，丰富学生的人生体验，也提升教师的精神层次。

【关键词】小说阅读；学术；教学；错位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16-0113-02

小说，越来越被认为是最纯正的文学体裁，特别是20世纪以后，小说成为文学的主导性文类。文学界，小说创作欣欣向荣，名家辈出，名作层出不穷；理论界，小说研究如火如荼，学派林立，观点应接不暇。在语文教育界，虽然小说教学深受重视，学生对小说更是爱不释手，但是相应的小说教学改革却举步维艰，小说文本阐释框架陈陈相因，小说课堂表面繁荣内核暗淡，小说理论更是跟不上学术研究的步伐。于是，在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在教学内容与教学价值，在阅读兴趣与功利选择等方面，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错位与断裂。

一、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的错位

小说是什么？这是对小说体裁的本体性追问。古往今来，无数小说家用实际创作回答着这个问题，无数小说理论家用理论阐释着这个问题。特别是20世纪以来，小说理论成为一门显学，其核心就是叙事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结构主义理论、形式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等，其理论观点都与小说叙事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对小说叙事学更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叙事学内部，也产生了形式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叙事学、解构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等不同的支流。小说叙事研究者，前赴后继；小说叙事研究著作，数不胜数。普洛普、什克洛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托多罗夫、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查特曼、里蒙-凯南、巴赫金、米克?巴尔、海登?怀特、苏珊?S?兰泽尔等，都是小说叙事学研究的佼佼者。

在中国，西方的叙事理论也影响到了中国的小说创作与叙事理论研究。在叙事学研究方面，张寅德的《叙述学研究》、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罗钢的《叙事学导论》、谭君强的《叙事学导论》、胡亚敏的《叙事学》、徐岱的《小说叙事学》等，都是西方叙事理论本土化的研究专著。也有中国学者从比较文学理论的角度出发，将西方叙事学与中国小说评点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与叙事理论观点对中学语文小说课堂教学的影响微乎其微。虽然说西方叙事理论不一定都适用于中国的语文教学实际，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套新的阐释话语。目前流行于中学语文课堂的，占据主流地位的依然是“小说三要素”或“小说四要素”的阐释框架。小说三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小说四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主题。与此相应的是，小说课堂教学就产生了某些固定的板块和板块的变体，即复述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鉴赏环境描写，概括中心主旨。在这个板块内部，继续产生分析描写的表达方式、理解品味重点句子、分析小说的结构线索等等其他内容。于是，小说成了通过人物、情节、环境的具体描写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体裁，这其实是一种反映论文学观在小说研究上的典型体现。

这种学术研究与课堂教学错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小说本质的认识。要素，指构成一个客观事物的存在并维持其运动的必要的最小单位，人物、情节、环境，当然是构成小说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但“要素论”没有揭示小说的本质，小说的本质是虚构，是叙述，说得通俗一点，小说就是讲故事。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重视的往往是“故事”，忽视的是“讲”。换句话说，我们重视的是小说的“内容”，忽视的是小说的“叙述”。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价值的错位

在小说要素论的阐释框架范围内产生的教学内容必然是概述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分析环境描写的作用、赏析人物描写、品味重点句子、认识中心主旨，在教学过程中落实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培养与熏陶。实际上，这种阐释框架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缺陷：

其一，并非所有的小说都适合“要素阐释框架”，或者说用同一种知识框架，去阐释所有类别的小说，肯定会出现“贴标签”或生搬硬套等问题。有的小说像散文，例如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人的小说，分析人物形象和概括中心主旨就不是主要教学内容；有的小说中的人物仅仅是符号，没有实质性格内容，人物分析自然也就失去了意义；有的小说故意淡化故事情节，像意识流小说，那又如何概述故事情节？

实际上，小说的种类是多种多样的，用王荣生教授的话说就是，在小说文类的内部，还存在不同的“体式”。体式，是单个文本的特定样式，是个体文本所具有的特殊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小说时，不仅要考虑到该小说属于哪一“类别”，更要考虑到“这一篇”小说所具有的独特的特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讲卡夫卡的《变形记》，不仅要考虑到作为小说的一般特征，更要考虑到《变形记》具有的“表现主义小说”的独特特征。如果仅仅从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的层面进行分析，那无疑大大降低了这篇作品的阅读价值，同时也降低了作品的教学价值。

其二，对于教材中出现的小说，学生差不多都能够读懂，都能够复述故事情节，只是概括得准确与否；也都能够概括人物形象的特点，只不过是全面与否；甚至能够套用某种公式，分析环境描写的作用。既然如此，教师又何必将教学重心放在“小说四要素”上呢？实际上，这是一种忽视学情的教学方法。

上述两个问题，第一个的实质是没有区分小说的体式特征，第二个的实质是没有考查学生的实际情况。体式不分，学情不明，这也是造成小说阅读教学重复低效的原因。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物形象、故事情节、环境描写和中心主题不需要教，更不是否定“小说四要素”作为教学内容的合理性，而是说要根据小说的本质特征、体式特征以及学情，重新确定、建构、发现小说的独特的教学价值。“四要素”的教学内容，是将小说当作成品，去赏析，去分析，去追问小说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形态；在情节型小说中，如果将“叙述”作为教学内容，是将小说视为过程，不仅追问小说写了什么，更要追问小说是如何写成的，追问作者是如何编织、构造故事情节的。叙述，就包括了叙述人物、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叙述人称、叙述节奏、叙述语气等一系列内容，在这个内容的考量下，我们要区分人物与叙述者，区分故事情节与小说情节，区分叙述时间与实际时间等等，进而将教学价值的重点从“故事”转移到“讲”。对于其他类型的小说，我们也可以根据小说的体式，确定小说的教学价值。

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根据体式与学情，重新审视教材文本的教学价值问题。例如教沈从文的《边城》，让学生概括故事情节，或者分析人物形象，意义不是很大。如果抓住“诗化小说”的体式特征，赏析文中精彩的风土人情的描写，体察情窦初开的少女纤细、隐秘的心事，无疑更有教学价值。如果我们拥有了新的解读概念与理论，在教《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就不会仅仅要求学生概括故事情节，分析林冲的形象及其意义，感知奸逼民反的中心主旨，而是会从叙述视角出发，分析作者是如何“讲”故事的，作者有意识地遮蔽了什么，透露了什么，这些或许更有意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自然也可以据此重新确定教学内容与价值。

学生或一般读者读小说，往往止步于小说是否吸引人，小说写了什么，但作为课堂教学的小说阅读，则要去追问小说是如何虚构的。但实际上，现有的教学内容与应有的教学价值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错位。

三、阅读兴趣与功利选择的错位

中学语文界，小说阅读还有一个错位，那就是阅读兴趣与功利选择的错位。所谓阅读兴趣，指的是学生喜欢读小说，教师也喜欢教小说，小说课堂，哪怕是乏味的小说课堂，学生也欢迎；而所谓功利选择，指的是在考试中，特别是在语文高考的选做题中，大部分学生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实用类文本阅读。

新课程改革之后，高考对小说的考查越来越普遍，考查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近几年的全国新课标卷的“文学类文本阅读”，只有小说一个文类了，散文和戏剧基本上被排除。特别是前几年热衷于考查的散文文类，越来越不被考试命题专家确定为“正宗”的“文学体裁”，最纯正的文学体裁就是小说，因为小说对作家的创造性提出了至高的要求。按道理讲，小说在平时的教学中受到了师生的双重重视，在考试中又受到了命题专家的重视，选择小说的考生应该占据很大比例。但是实际上，考生在高考面临抉择时，依然会以得分率作为最重要的选择标准。甚至，有的学校在高三复习过程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选择人物传记这样相对容易得分的题目，更有甚者，直接将文学类文本复习的内容排除在复习计划以外。

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学生的功利化选择，自然也值得理解。而在小说命题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某种断裂与错位。在小说命题中，人物形象、细节、环境描写、情节概括、小说主题等依然是考查的主要内容。小说命题有字数限制，还要考虑到题目的难易度与区分度，以及考生的选择状况，因此总体上讲，小说题目并不难。于是一个困境出现了：如果平时教学将重心放在“叙述”这个点上，那考试不会考到相关内容；如果考到了相关内容，而且题目不易把握的话，学生就会放弃小说，选择实用类文本。2008年高考语文试卷广东卷现代文（文学类文本）阅读所选的《河的第三条岸》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带有现代小说技巧与主题的小说，命题依然是以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主题作为考查内容。这道题的难度远远高于当年的实用类文本，得分率自然比较低了。出于功利选择，学生又如何会选择小说题目呢？

或许，正是因为存在这种阅读兴趣与功利选择的错位，我们才有可能为小说阅读留下一片自由的无功利的天地。这就涉及到了小说阅读的根本意义所在。人为什么会读小说？学生为什么喜爱小说？很明显，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某种内心的享受。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是虚构的人生经历与生命形式，读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情感体验，丰富了我们的生命经历。读小说，就是读不一样的人生，孙绍振先生说小说就是“将人物打出常规”，正是这些非常规的人物与故事，让我们的生命立体化了，在精神层面上有了多元化的选择。读完一篇令人怦然心动的小说，我们久久沉浸于其中，这种审美情感，是无法代替的。特级教授邓彤说：“教小说最好的境界是让学生若有所思、思有所悟、怦然心动、潸然泪下，而又说不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高境界。”而这种最高境界，恰恰是考试无法考查的内容。

总之，对于小说阅读与小说教学，一线教师既要从学理角度重新审视流行于语文教学界的概念与术语，例如主题、情节、人物等，又要引入新的分析视角与概念，借助新的阐释范式，对文本进行重新解读，确定合宜的教学内容。同时，还要在种种错位与断裂中，为小说阅读保留一片纯净的天空，丰富学生的人生体验，也提升教师的精神层次。

（编辑：赵 悦）

第五篇：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错位

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错位：强制投保责任分

析

——源自常州周伟峰案的思考

王春梅

 2013-01-25 20:11:57

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为贯彻保险政策、推行对社会公众的法律保障而借助于社会保险的强制投保形式来规范商业保险，以强化保险的分散危险、消化损害、稳定社会生活的固有功能是现代很多国家的共同做法。［1］而凡是被法律列为强制范畴的保险，要么使保险自动发生效力，以普遍和无差别地保障从事特定行为的群体利益；要么使符合条件的投保人负有法定投保义务，并以法律制裁为后盾保障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交强险基于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保障与道路交通安全的维护而被纳入后者的范围。但其属于经投保而发生效力的强制保险，若投保人不依法投保，保险的效力并不当然发生。［2］因此，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保障与道路交通安全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就依赖于投保人强制投保义务的履行。但是，投保人违反强制投保义务并造成损害时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普遍误解，并由此导致很多法院的判决悖于法理和侵权法的基本原理，造成行政责任与侵权责任的错位承担，周伟峰案为这一问题的分析提供了经典素材。

一、周伟峰案回溯

2009年6月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法院审理的一起车辆被盗后肇事致人死亡的案件引起了颇多争议，也映射出交强险的制度缺陷与司法误读。2008年12月26日中午，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长江村58岁的陈正贵骑车在长江路与一辆车牌号为苏D05926的轿车相撞，陈正贵不治而亡，轿车驾驶员弃车而逃。交警部门对责任认定为肇事逃逸人负事故主要责任，陈正贵负次要责任。警方依照车牌号对交通肇事逃逸人实施抓捕时，有证人证明车主的轿车在事发时一直停在车库中。警方又依据轿车发动机出厂编号查出该车的真正号牌是苏DS8250，车主是居住在常州某小区的周伟峰，但被告知周伟峰的轿车已于2008年12月11日深夜被盗，并已向派出所报案和开具了失窃证明。

2009年5月21日被害人陈正贵的妻子顾秉英和女儿将车主周伟峰诉至法院，要求其在应投保的“交强险”最低限额内赔偿原告死亡赔偿金11万元。周伟峰以车辆被盗应当由盗抢人承担责任为由拒绝赔偿。经法院调查，该肇事机动车的交强险于2008年11月7日已经到期，被告周伟峰没有续交下期保费。2009年8月，法院一审判决周伟峰替代保险公司赔偿陈正贵死亡赔偿金11万元。周伟峰不服提起上诉。2009年11月9日，在常州市中级法院法庭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周伟峰向原告支付6万元赔偿款。

二、被盗抢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致人损害的责任归属机动车被盗后脱离物主控制，由此产生的致害风险与责任应当由物主承担还是由运行控制人承担是需要立法进行价值选择和分配的事项。因为，法律不仅是权利与利益的分配机制，更是风险与责任的分配机制。因而，课以责任人以法律责任不仅意味着一种法律上的强制，也意味着一种不得不赔偿伤害的风险。［3］物主责任理论将机动车被盗后产生的损害风险分配给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而风险责任理论则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为依据将其归属于机动车的实际运行控制人。相较而言，风险责任理论既利于控制风险也更符合公平原则，故颇受现代各国立法青睐。

我国司法实践早已以此理论为依据分配被盗机动车的致害风险。如法释【1999】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盗机动车辆肇事后由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认为：“使用盗窃的机动车辆肇事，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的，肇事人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盗机动车辆的所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该批复虽然针对个案作出，不具有法律的普遍效力，且其赔偿范围只涉及到物质损失，而没有包括身体损害和精神损害的赔偿，但其原理应当值得肯定。《侵权责任法》第52条也是以运行支配学说和运行利益学说为理论基础确定机动车盗抢人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侵权责任和保险公司垫付责任的追偿对象的，其规定：“盗窃、抢劫或者抢夺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盗窃人、抢劫人或者抢夺人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此外，《侵权责任法》第49条和第50条的规定也基本是以风险责任理论为基础分配机动车的损害风险的。

在本案中，周伟峰在其车辆丢失之后，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取得了失窃证明，即其丧失对车辆控制与支配的事实已经得到确认和证实。因此，虽然本案不能以《侵权责任法》为依据认定该被盗机动车肇事致损的责任归属，但根据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学说理论及最高院的批复仍然可以认定应当由被盗车辆的实际运行控制人承担受害人陈正贵死亡的损害赔偿责任，从而否定周伟峰的侵权责任。

三、交强险项下机动车被盗抢肇事

致损的责任承担依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交强险条例》），在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交强险合同关系时，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害时，保险公司的责任存在赔付责任和垫付责任之分。其中，赔付责任以被保险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对受害第三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基础，而且，保险公司承担的赔付责任具有终局性，由此体现出被保险人对风险的分散与转移。而对于垫付责任，《交强险条例》第22条规定了三种情形：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这些原因所导致的损害，保险公司原本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但出于及时救助和保障受害人的利益考虑而令保险公司承担垫付责任，并将其垫付范围限定为抢救费用，同时赋予保险公司以追偿权。而机动车被盗抢后肇事恰恰属于保险公司承担垫付责任的情形之一。

假设周伟峰在其机动车被盗前续交了保费而存在合法有效的交强险合同，则依照《交强险条例》的规定，保险公司承担的也仅仅是垫付责任，即以1万元的医疗费用赔偿为限垫付陈正贵死亡前所发生的抢救费用，并可以在垫付后向肇事车辆的运行控制人进行追偿。也就是说，被盗机动车的运行控制人应该是陈正贵死亡损害后果的最终责任人，周伟峰作为被盗机动车的所有人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而11万元的死亡赔偿限额是以周伟峰对陈正贵的死亡存在法律责任为前提而产生的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因而，在周伟峰案中，一审法院判决周伟峰在保险公司11万元的死亡赔偿限额内进行替代赔付以及二审中以6万元达成的和解协议就失去了赔付基础。事实上，周伟峰的机动车交强险在被盗前已经到期，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和垫付责任都失去了产生和承担的基础，陈正贵死亡的损害后果只能交由侵权责任法加以解决。而依照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理及相关理论，周伟峰不应当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应当由肇事机动车的运行控制人承担陈正贵死亡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是，周伟峰违反强制投保义务的行为是否应当影响他的责任承担?如果不应当影响，则一审法院的判决和二审中达成的和解协议就存在问题；如果应当影响，其依据何在呢？

四、违反交强险强制投保义务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往往被认为是违反义务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而法律权利与义务不仅是主体之间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立法目的的重要手段，权利、义务由此成为法律规范的重要内容。诚如学者所言：“法律规范就是以准则形式作出的权利和义务规定。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核心和实质。”［4］但是，在一般的权利和义务结构中，义务与权利相对应，并往往为权利而存在。也就是说，“权利关涉利益，而义务则表示为保障这些利益所必需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权利暗示一个人的请求或者申诉，义务则规定了义务者必需避免的行为。权利规定了自由的范围，而义务则规定了一个人应当应答或者负责的行为。”［5］义务与权利的对应性及义务对权利而言的手段性能够实现和满足特定权利人的利益，但却无法实现与满足没有特定权利主体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社会公共安全的保障需求，唯有通过破坏这种对应结构才能实现这一目的。而且，在权利义务结构中，权利虽然更具有根本性与目的性，但是，一方面，二者在功能上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另一方面，义务的设定对于法律价值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必不可少的，有时还是更为重要的。［6］因而，课以绝对义务，即没有相应法律权利的义务就成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首要方式。［7］

交强险所担负的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个体利益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公共利益的双重保障功能不仅借助于权利义务的配置寻求实现，而且是通过课以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以法定义务和绝对义务的方式而获得实现的。其中，投保义务的法定性通过强行剥夺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缔约自由的方式为道路交通安全和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必要的强化保障。而绝对义务则使义务人向国家而非向某一具体权利主体承担义务，并引入行政机构来代表国家实现与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所追求的公共利益。这与现代社会越来越倾向于将政府或者公共机构，尤其是行政机构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监护人，并赋予它们以法律权利和权力来保护公共利益的方式是相一致的。而违反该绝对义务所产生的应是向国家承担的行政责任。因此，当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依法投保交强险时，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当然可以获得交强险的救济与保障，并可以就未获交强险保障的部分要求致害人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其违反该绝对义务，只能由国家追究其行政责任，却不能要求致害人承担原本应当由交强险提供的保障。因为，此时受害人的损害属于纯粹的侵权风险。《交强险条例》第39条第1款正是课以违反强制投保义务者以行政制裁的，其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

在本案中，周伟峰作为机动车的所有人负有投保的法定义务，而其没有及时续保构成义务违反。但由于此义务属于绝对义务，陈正贵家属既不享有任何对等的权利，也无权主张获得如果该义务履行所能够得到的保障，其损害只能寻求侵权法的救济，对周伟峰违反义务的行为只能由国家课以扣车和罚款的行政处罚。也就是说，交强险法律关系只是在侵权法的基础上强制性地分散与转移了被保险人的致害风险，并在客观上起到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利益的作用。违反强制投保义务只是无法发生交强险法律关系，但不应当影响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原本存在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及其责任承担。而周伟峰在依法不应当承担任何责任的情况下却被一审法院课以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害赔偿，二审法院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受害人家属的诉讼请求，这实际上混淆了交强险法律关系和侵权法律关系，并形成了行政责任与侵权责任的错位与错误承担。颇值得一提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其第10条第1款规定：“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由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义务的责任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赔偿权利人请求由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足部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和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规定不仅将违反交强险投保义务的人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的错位予以明确化和规范化，而且在投保义务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可能没有任何法律责任的情况下确立了其与侵权人之间在交强险限额范围内的连带责任，只有对超过交强险限额部分的损害才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进行责任分配与承担。如此，违反交强险投保义务的责任人是否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就不再取决于侵权责任法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而是取决于损害额处于交强险限额内还是交强险限额外。这既使交强险脱离了侵权法，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基础，又改变了侵权责任法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归属的规定。而实际上，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导致损害发生时，机动车所有人或管理人对损害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如何承担责任都应当依据侵权法的规定及原理加以确认，而不能因为违反交强险的投保义务就不问过错与责任而责令其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更不能无缘由地令其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当然，司法实践及最高院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或许是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而作出的规定，但受害人的利益保护完全可以借助于某种社会化的风险补偿机制来实现，而不能通过使交强险脱离侵权法的基础，并背离法理基础和责任的错位去寻求受害人的利益保障。

五、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受害人

风险补偿的社会化机制现代社会的法律不仅开始崇尚人类要求的满足，而且认为法律的目的同其他社会机制的终极目的是一样的，即以最小的牺牲和浪费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要求。［8］就社会经济而言，保险本身就是一种分散风险，寻求和实现集体安全的机制。［9］但其无法实现分散、转移所有风险的需求，因此还必须在保险之外设置其他转移风险的社会化机制。设立公共基金救助无法或不能获得赔偿的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是各国通行的分散损害风险的社会化机制之一。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规定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在此基础上，《交强险条例》第24条规定：“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由此，救助基金作为一种社会化的风险补偿机制与保险公司的赔付责任和垫付责任共同担负着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利益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职责。

在周伟峰案中，肇事机动车未投保交强险和肇事后逃逸的情形同时存在，因此，无论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依据《交强险条例》，受害人或其家属都可以启动救助基金而获得救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向受害人垫付相关费用后，可以向肇事机动车的运行控制人进行追偿。但是，由于我国救助基金制度落实不到位，迫使受害人家属在陷于困境时转向机动车所有人寻求责任承担，而一审法院对其诉讼请求的支持和二审的和解协议或许也包含很多的无奈。周伟峰案不仅凸显出我国交强险实施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又迫使我们进一步审视我国的救助基金制度。

首先，应当统一《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关于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项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都有救助基金垫付的规定，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将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范围只限于抢救费用，而《交强险条例》第24条则规定除抢救费用外，还可以垫付丧葬费用。而从二者的位阶上看，《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效力高于《交强险条例》，但《交强险条例》又晚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且其制定依据中又有《道路交通安全法》。因此，即便救助基金制度落实到位，在实际垫付时也会产生垫付费用范围的分歧。

其次，应扩大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范围。虽然《交强险条例》规定的救助基金垫付的费用项目广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项目范围，但也仅限于人身伤害的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此外的其他损害赔偿则不在垫付之列。就目前而言，考虑到我国救助基金的来源和数额问题，对于交通事故中的财产损害可以暂时不予考虑进行垫付，但对于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之外的其他人身损害赔偿应当考虑通过救助基金进行救助，否则受害人可能很难或根本无法从责任人那里获得赔偿。这不仅无法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及其亲属的利益，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救助基金的设立目的。

再次，应当考虑适当扩大垫付救助基金的情形。对救助基金的垫付情形，《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条例》都一致规定为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责任限额、未参加交强险和肇事后逃逸三种情形。但实际上，还存在如保险公司或投保人依法解除交强险合同，以及交通事故责任人欠缺赔付能力等其他需要借助于救助基金保障受害人利益的情形，应当考虑将这些情形也纳入到救助基金的垫付之中。

最后，扩大救助基金的基金来源。《交强险条例》第25条规定：“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二)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四)救助基金孳息；(五)其他资金。”从表面上看，该条规定的基金来源范围似乎很广，并

设有兜底条款，但具体落实到某一个来源，其数额似乎都不很高，而作为兜底的其他资金来源具体有哪些尚不清楚。因此，即便依照救助基金来源一一落实，其总体数额也应该不是很大。在我国交通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的今日，既有的基金来源可能很难支付巨额的垫付费用，如果将其他人身损害赔偿再列入到垫付范围之中，将更是难以为继。因此，既然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国家应当每年有专项拨款用于交通事故救助。

一个能够谓之为良好的法律制度既要在应然层面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与妥当性，也要在实然层面具有某种享受与体验。因为，“法律价值是内在的、应然的，但它必须外在化——使法律价值被人们在法律实践中享受和体验，才能从应然化为实然，从寄予化为体验。”［10］国家以强制性规范的形式来实现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利益保障和道路交通安全的维护，其正义和安全的价值取向固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方面，如果制度自身存在某种缺陷，则将消解和削弱制度彰显的应然价值；另一方面，人们又总是从制度中体验和享受某种不正义与不安全，则既无法寻求应然向实然、寄予向体验的转化，又将使制度的实效大打折扣。交强险的制度价值彰显与制度功能实现也需要同时寻求上述两方面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毛玉光.保险损害赔偿［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8.［2］邹海林.保险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35.［3］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四卷）［M］.余履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146.［4］［6］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31、340-341.［5］S·J·Stoljiar, An Analysis oflaw,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4,p.46.［7］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三卷）［M］.余履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56.［8］Pound，Interpretations of Legal History（1923）151-158.［9］参见郑玉波.保险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2003：9.［10］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