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大型建设项目中反腐制度的创新
广州市城市建设近十年的高强度投入，为工程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机遇，7月1日 广州申亚的成功，又将翻开城市建设新的一页。大型、重点工程的上马必将成为一种趋势。由于这些工程项目投入大，社会影响大，任何廉正问题的出现，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为了确保建设优良工程，防止“上一个项目，倒一批干部”，人们在重点、大型项目施工中，不断进行项目管理
和监管机制的创新，为更有效地防治腐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创新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实施模式。
近年来，人们在大型建设工程项目中不断采用新的建设管理模式，在有效地控制工期、质量和造价，提高投资效益的同时，由于管理的科学性、严密性，也对遏制腐败现象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一）招投标被认为是最容易产生腐败的环节，通过采用新的招投标模式，找出更能够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的新路子，探索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有效途径。
1、积极推进“施工图设计和施工总承包项目施工管理模式”。其特点是将项目设计与项目施工“捆绑”起来进行招投标，同步实施管理监督。
广州市在新光快速路的建设中采用了这种模式。通过在新光快速路十个标段的联合招标实践证明，这一方式能够有效控制围标，减少中间环节和行政权力干预；减少设计变更，有效控制投资，促使设计施工双方共同制定最优方案，有利于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对控制工程造价和防范腐败现象发挥了重要作用。
2、采取国际通行的工程无标底招标采购。它的核心是在工程招标时不编制标底，它不是以“标底”作为工程招标的衡量准绳和平标尺度，而是通过一套严密、科学的招标操作程序和评标办法，规范.工程合同的授予者。实施无标底工程招标，按市场规律组织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有利于消除工程招标中的负面因素，保证评标结果的客观性和公证性，彻底铲除腐败的温床。
上海浦东机场及我省的东莞市在这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们的实践告诉我们，实施无标底工程招标，在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存在着较大的风险，必须要有真正坚持“剥夺每一个人的特权”的精神和勇气。同时，实施无标底招标，要求招标者必须具有十分丰富的工程经验，扎实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对工程所具有的深刻判断能力，具备评标方法和指标参数的合理确定、招标文件的严密编制、工程建设的有序组织以及对投标单位资质管理和选定的综合能力。
（二）积极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工程担保和工程保险制度，利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来约束业主和承包商的建设行为，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新建成的广州新机场就采用了这种方式，上海、东莞等城市也尝试实行这种办法，对预防工程腐败效果明显。
（三）积极推进社会化的组织管理模式，强化工程合同管理的核心地位，铲除了腐败生存的土壤。其特点是运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机制，通过合同管理的模式，充分利用社会专业部门的力量，将项目公司的规模降至最小，在大大降低建设成本的同时，提高了管理水平和效率，还集中社会上各方面最优秀的专业人才为工程建设服务，提高了工程建设水平和效率。
如广州市新光快速路程，采用了“小机构，大社会”的组织管理模式。正式员工仅24人，却顺利推进了投资达45亿元的项目建设。其主要经验即充分借助社会中介、咨询机构的力量。如根据合同规定，新光公司技术部由中标的设计咨询服务、监理单位各派出五位具有一定的技术职称和丰富的大型工程建设经验的人员组成；新光大桥建设技术委员会，由34名全国著名的专家组成，新光公司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向他们支付专家咨询费用，并根据工程的进度，不定期向他们进行咨询。聘任五名全国知名的桥梁专家组成新光大桥专家顾问组，专家组将对新光大桥的设计、施工、科研及施工阶段的监控和监测等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出审查意见及相关处理方案。这一管理方式，将建设业主与建设各方的关系简化为合约关系，减少了管理的环节和各种人为的因素的影响，使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都置于阳光之下，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产生。
（四）建立权利明确，职责清晰的组织架构。项目公司将工程管理、资金管理及合同管理的权限分离，形成工程、财务与合同三大业务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又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管理格局。其目的在于理顺项目管理，加强监督，促使领导权力逐渐弱化，决策的随意性和盲目性逐渐消除，项目管理走向制度化和正规化，从而有效地遏止腐败。
二、全力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中同步预防职务犯罪机制的建立。
2003年，广东省在全省54个重点工程中与省检察院联合开展“重点工程同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广州市的重点工程建设单位均积极主动地与市检察院共同开展“创人民满意的建设工程，做人民满意的建设者”的“两满意”活动。广州市建委明确提出：以治人为核心，以治财为重点，以管人为根本，以公开为前提，以制度为保障，从源头上预
第二篇：论制度反腐
论制度反腐
反腐倡廉是我国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是我党在新时期将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工作，建立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重要保证。把制度建设作为构建惩防体系的核心和根本途径，预示着制度反腐必将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战略性选择。
一、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渊源及现状
我党的反腐败斗争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的过程。而制度反腐思想是在反腐倡廉的实践中逐步确立，并不断强化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在党内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的战略思想，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与时俱进不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途径。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些制度反腐思想在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十五大提出反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针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围绕建立党的纪检和行政监察两个法规体系，陆续出台了一批反腐倡廉实践急需的规范性文件，为我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逐步迈入了“有法可依”轨道，进一步拓宽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提供了依据和保障。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
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制度反腐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存在诱发腐败的多方面因素，从目前我国社会腐败现象来看，权力是腐败的轴心，体制机制的缺陷、制度管理的漏洞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因此，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充分发挥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根本性、基础性作用，对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制度反腐倡廉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一项庞大系统工程，必须总体规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必须解放思想，立足创新，着眼改革，积极探索制度反腐的有效途径，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既立足解决眼前反腐败工作面临的实际问题，又要从长计议，有利于反腐败惩防体系的长远建设和发展。
1.制度反腐应注意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各个环节当中，在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等各方面都建立起长效的制度反腐机制。制度建设不能出现反腐败真空地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的今天，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不断出现，腐败人员往往是抓住制度建设的空白点，钻空子，找缺口，挖空心事找制度上的漏洞去进行腐败行为。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涉及“权、钱、人”的关
键部门和重点领域，结合实际制定重点防范的制度和措施，集中力量解决社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类行业作为反腐制度供给的重点，在教育、卫生、交通、电力等部门加大反腐败制度供给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对执纪执法、组织人事部门也要用制度去规范，确保廉洁从政。
2.制度反腐应注意从源头上抓起，制度建设应突出合理、公平、公开和公平竞争的特点。在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为重点的干部任用制度时，就应该突出公平、公开的用人特点，在经营性土地使用等指标拍卖挂牌办证制度时，就应突出公平竞争的特点，这就是反腐败抓源头，从制度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具体制度。遵循阳光防腐、利益导向、源头治腐的总体思路，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实现反腐路径创新。按照公共政策、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的要求，推进阳光政务建设，完善行政服务中心运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谨防腐败滋生蔓延。
从提高腐败成本角度，探索建立廉政退休金制度和腐败经济制裁制度，建立公务员不良记录披露制度，加大腐败的打击力度，增加腐败被查处的概率，促使公职人员消除腐败动机。推行机关福利收入统一制度，积极推进公车改革，探索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努力消除职务消费的腐败黑洞。
3.制度反腐要注重加强保护老百姓和群众的利益。要切实从制度上解决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公款吃喝、吃拿卡要、看病贵、行路难、办证难，解决纠纷难等问题。看起来小，但他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形象。从制度上来解决老百姓的具体问题，要深化政务公开工作，公开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重点信息和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让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建立法规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社会讨论、群众论证、民主听证制度，完善民主决策、民主评议制度，充分保障群众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评议权。要完善信访投诉制度，切实加强投诉中心和举报中心建设，加快举报立法，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和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切实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
4、制度反腐要注重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贪婪是万恶之渊。贪婪加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戒贪婪、守清廉，提高干部队伍廉洁自律意识是防止腐败产生的重要思想基础。最近几年，中央查处的党内高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都是在“贪婪”二字上栽跟头。反腐倡廉教育应作为公务员培训的重要内容。
5．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要求注重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重点环节和人财物等重点部位权力行使的监督，努力探索和创新有效的监督机制。注重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切实把对领导干部权力的监督制约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环节来抓。逐步建立重大事项报告、重大财务申报及廉政述廉等制度，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权利运行的监督。注重探索建立领导者对工作分级管理的监督机制，继续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对各项工作的监督。
当前影响我们党的最大问题还是腐败问题，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我们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都要反对腐败，旗帜鲜明、一以贯之地反对腐败，确保我们的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反腐重点在于制度防腐，加强制度的约束力，制度反腐才是根本。
第三篇：制度创新助力巡视反腐
制度创新助力巡视反腐 “寻虎找蝇”措施的公布，传递出中央反腐务求实效的坚定意志，也标注了党务公开的新刻度，极大增强了中央纪委巡视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听取汇报、列席会议、受理来信来电来访、召开座谈会、个别谈话、调阅资料、民主测评、走访调研„„近日，中央纪委在其官方网站详解中央巡视组工作流程图和主要工作方式，引发高度关注。“寻虎找蝇”，既彰显出中央反腐利剑高悬的坚定决心，更呼应了公众对“巡视反腐”成果的新期待。作为党章规定的一项制度，巡视是加强党建的重要举措，也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有效手段，对完善党内监督的意义不言而喻。长期以来，由于巡视工作本身的特点，巡视组的人员组成、工作方式、巡视内容，与普通人的生活相去甚远，难免给人以距离感、陌生感。正因此，此次公布巡视工作的具体方式与步骤，不仅传递出反腐务求实效的坚定意志，也标注了党务公开的新刻度，必会更有利于发现问题、正风肃纪，极大增强巡视工作的透明度与公信力。
仔细观察，此次披露的“寻虎找蝇”九种主要工作方式，除了开会、座谈、受理意见等常规动作之外，不乏创新举措。例如，“列席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会”，旨在与当前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机结合，以拓展线索来源、提高巡视效率；而面对专业性较强的问题时，“可以商请有关职能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予以协助”，则体现了巡视思路的日益开放、专业指向。这些新机制、新方法，不仅由巡视工作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所催生，也反映出中央在惩防腐败方面不断推进制度创新的努力。
无论是10个巡视组陆续晒出自己掌握的“问题清单”，还是第二轮巡视整装待发、强调对“一把手”的监督——中央巡视组的每一次动作，之所以都能引起密切关注，正在于全社会早已形成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氛围，肃贪反腐不留余地也已化为上下共识。暗度陈仓、以公帑入私囊，翻新花样大搞权钱交易，挖空心思进行利益输送„„凡此种种，不只损害公共利益、伤及群众感情，更侵蚀党的肌体、动摇执政基础，堪称“全民公敌”。在这个意义上，构建制度、依靠制度，不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着力健全惩防腐败的立体体系，建立起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和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才是治本之策，才能从根本上遏止腐败滋生蔓延。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巡视组是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其运行的日益规范化、科学化，体现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决心和智慧。常态且长效的“巡视反腐”，必能抓早抓小、形成震慑，避免跑风漏气，不让腐败分子有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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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人大制度创新
论人大制度创新
摘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建国以来的人大运作证明，我国理想的民主理念与落后的民主实践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当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人大制度，关键是要不断推进人大制度创新。因为创新就是最好的坚持。人大制度创新就是要实现执政党与人大关系法治化、人大选举直接化、人大任职专职化、人大职能健全化。
关键词人大制度民主政治体制创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有的人主张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这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是行不通的，不能达到发展我国民主政治的目的；有的人不对人大制度进行认真地研究和探讨，就一味地强调人大制度是最完美的制度而进行僵化地坚持，这同样不能达到发展我国民主政治的目的。长期以来，我们在所有重大会议和重要文献中，都毫不例外地强调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反复强调“坚持”的多，而实实在在进行“完善”的少，或者说，所谓“完善”还一直只停留在口号上，尚未落实到行动中去。这就使得几十年来我国的人大制度建设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造成了先进的民主理念与落后的民主实践的巨大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比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更高级更民主的地方在于：必须按照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原则选举产生；必须真正成为国家的权力机关而不是“清谈馆”；必须实现人民对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罢免权。对比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人大制度的实践，其中的巨大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发展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必须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人大制度的创新，因为创新就是最好的坚持。
现在对人大制度进行创新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是因为：
（一）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民主、法治国家的目标，实现了从人治向法治的大跨越；
（二）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皤大跨越；
（三）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了对外开放的战略，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实现了从自我封闭半封闭向世界全方位开放的大跨越；
（四）我们党和国家经过建国五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为提高，民主法制意识显著增强，实现了由贫困落后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跨越，等等。这些都为我们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实现人大制度创新,是当前发展民主政治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推进人大制度创新，应该着眼于执政党与人大关系法治化、人大选举直接化、人大代表任职专职化、人大职能健全化。
执政党与人大关系法治化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不容任何怀疑和动摇。在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似是而非的认识，学术理论界对此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也未研究出一个成熟的理论。从执政党与人大之间的实际运作来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一方面，在宪法和法律上，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宪法》明确规定1，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1这就是说，执政的共产党也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中国共产党《党章》对此也作了具体的规定。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体制上，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人大要接受党的领导。
上面看似逻辑矛盾的两个方面，几十年来似乎难倒了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以致至今还没有公认的处理二者关系的理论成果，这是我们的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地方所在。由于深受苏联以党治国的严重影响，我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权力高度集中等现象十分严重，几近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在传统的执政党与人大关系认
识上，片面强调党领导一切，党直接领导人大，包揽国家事务，使人大事实上成为党组织的附属物和具体执行机关，这就使人大丧失了宪法规定的最高权力地位。
如何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人大的关系，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因此而“卡壳”，这是对当代中国人政治智慧和创新勇气的最大考验。其实，对于执政党与人大关系这一所谓的“敏感”问题，只要认真思考，勇于创新，就完全可以找到解决的新路。首先，弄清楚政党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政党是近代以来出现的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结成的政治组织。现代国家几乎都是政党政治，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任何政党都是以取得政权、参与政权或维护政权为主要政治目标，但政党包括执政党本身并不是权力组织。党的十二大就明确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这就充分说明，任何政党，包括执政的共产党，本身并不是权力组织，不具备行政权力，它不能对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号施令，因而也就不能对人大进行直接的指挥和发号施令。其次，弄清楚以党治国的由来及其弊端。传统的党的领导体制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国就是将执政党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以党的名义居高临下地直接向国家政权机关、社会经济组织和个人发号施令。我国以党治国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因素，概括地说，一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二是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三是革命斗争特殊环境的影响，四是国民党的影响。孙中山就是主张以党治国的，苏联可以说是以党治国的“始作俑者”。以党治国的直接后果，就是树立了党权至上，强化了党权本位，使党的组织和职能全面权力化、行政化，相应地使国家政权机关的职能和权威大大弱化和边缘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都明确表示过反对以党治国。现行的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实质上带有很大的以党治国的痕迹。再次，弄清楚我们是要人治还是要法治。我国是一个人治传统十分悠久的国家，长期以来，我们忽视法制建设，突出个人的权威，强调政策治国，人治思想和作风泛滥。以党治国实质上就是一种人治方式，人治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所以党的十五大明确宣布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我们党治国方式的重大转变。要法治，摒弃人治，已经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识。
弄清上述问题，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推断，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执政党不能直接对人大发号施令，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必须进行相应地变革。在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上，我们可以认定，执政党从属于国家，而不是国家从属于执政党，因而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就完全可以约束执政党的行为，这就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理论依据。当执政党与人大关系在宪法法律层面和政治体制层面上出现一种特殊的矛盾时，我们不可能通过修改宪法来确认“执政党是最高权力机关”，我们只能在政治体制层面上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所以1980年8月邓小平就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正式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这一重要思想，正式界定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渐走向制度化。”2这就是说，政治体制层面界定的党领导人大要服从宪法规定的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因此，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转变。
执政党怎样转变领导方式呢，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实行“政权内领导范式”。3所谓政权内领导范式，就是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由传统的党治制向现代法治制转变，由执政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的领导向执政党置身于国家政权之内的领导转变。政权内领导方式与传统的党政合一有本质的区别，党政合一的主要弊端在于以党代政，党直接包揽一切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并以党的身份行使国家权力。政权内领导就是执政党置身于国家政权之内，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的程序变为国家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并以国家政权的合法身份行使权力，实行法治化的领导。
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就是最大限度地支持和组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根据政权内领导范式，执政党对人大的领导方式就必须由执政党凌驾于人大之上对人大直接发号施令，转变为执政
党置身于人大之内，通过法定程序，使执政党在人大内取得优势名额和地位，经过人大这一合法机关，达到体现执政党意志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实现执政党与人大关系的法治化。各民主党派也应当纳入到人大的序列之中，在人大这个合法的最高权力舞台上与执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第五篇：十七届四中全会创新反腐制度心得体会
十七届四中全会创新反腐制度心得体会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关键，在于完善制约机制，强化监督检查，这对于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机关党的作风建设，将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
完善制约机制，就要从管权、管钱、管人等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体制、机制、制度的薄弱环节入手，以规范、完善、创新为基
本途径，完善预防惩治腐败现象的制本文来源：公务员在线http://www.xiexiebang.com度和法规。例如干部推荐、考察、选拔任用责任制和用人失察失职追究制，财务管理制度、行政审批制度，以及党内民主监督程序、廉政谈话诫勉制度、领导干部重大事项和廉洁从政情况报告制度、联系群众制度、离任审计制度等。要通过建立健全制约机制，从制度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切实负起责任，真正做到改制革弊，治本断源。
强化监督检查，首先要严格执行定期检查制度，每年应对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组织一次专题检查，平时由职能部门负责抽查，适时组织党风监督员开展督查。对好的表扬，差的批评，有问题的限期整改，促进责任制的落实。其次要严格执行定期报告制度，重点报告部门党风廉政建设和自身廉洁自律的情况，同时，有关职能部门每年应将党风廉政责任制的实施情况在一定范围内通报。第三，坚持责任考核制度。考核内容要看得见、摸得着；考核标准尽可能量化，不好量化的进行民主测评；考核结果要有硬性规定，并将考核结果同评优、晋级、奖惩挂钩。第四，坚持责任追究制度，这是落实责任制的关键，领导干部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反腐败工作敷衍塞责、不抓不管、不正之风长期得不到治理等问题，都要认真进行责任追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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