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治国家的特征

第一篇：我国法治国家的特征

《法学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非法治国家，有其独特的标志。尤其是探讨和认识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与我国以前和现在所不同的特征，是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建设的法治国家应当以法律至上、法制完备、立法民主、立法公正、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与我国以前和现在相区别。本文不揣冒昧，谨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请教于法学理论界的专家学者。

一、法律至上：我国法治国家的理性原则

法律至上是法学界熟知的原则和口号，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它的误解、岐见长期困扰着我们。使我们难以名正言顺地提出和倡导法律至上的原则。现实中，也还有种种影响我们实行法律至上的原则。

法律至上是人类法治发展进程中提出的重要口号和基本原则之一。其意在强调法律在整个社会规范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他任何社会规范都不能否定法律的效力或与法律相冲突。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就是对权力的否定。因此，有的人歌颂它，有的人否定它。其实，法律至上并不是对权力的简单否定。从法律对权力的依赖关系上讲，法律是权力的产物，没有权力，绝无法律的产生和存在可言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都说明，没有权力，就没有法律的产生包括制定或认可，也没有法律的存在和被贯彻实施。权力始终是法律得以存在的依据。在法律产生和存在的意义上，没有法律至上的问题。法律既不可能超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超越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进步的实际状况，也不可能逾越或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然而撇开这一意义，法律与法律社会的各种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简单的是一个权力高于法律的问题。甚至恰恰相反，任何权力的获得和行使都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依据。法律相对于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也都概莫能外。因为，除一些通过革命而建立的新政权的最初立法外，任何立法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即使是革命政权最初的立法，虽然不必遵守旧时代既有的法律规定，但是也还得遵守法的规律，遵照立法的原理乃至法的原理，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

有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强调法律至上就会否定党的领导。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法律至上不是对党的领导的否定。首先我们必须清楚，我国的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一直并将继续处于领导的地位。我国法律的制定，即立法，是党的领导下通过立法机关和立法程序进行的。我们的执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法机关进行的。执法机关中，有着我们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大量的党的干部。法律至上是以他们对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律的无限忠诚作为前提和保障的。其次，我们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它以人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而社会主义法正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坚持法律至上实际上也是坚持了“人民意志至上”，也就是坚持了党的领导。从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来看，一国法治的成败，关键在于其法律制度的状况以及是否能将该法律制度有效地贯彻实施。前者往往与一国的正常制度紧密联系，而后者关键在于有无一套良好的法律实施机制，确保该法被良好施行。法律至上根本就不会动摇党的领导。尤其是在党风不正、社会风气异常的情况下，强调法律至上，无疑有助于法律的良好施行和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道德作用的否定。这是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误解。首先，法律与道德是两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独立的社会规范体系。它们在并不完全相同的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肯定法律的作用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作用；其次，法律至上并不等于法律万能。只能由道德调整的问题也不能因法律至上而改由法律取而代之。再次，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道德的发展，法律至上不仅不会否定道德，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切不可将法律至上与道德作用对立起来，以为法律至上会否定道德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法律至上会导致对经济决定作有的忽视或否定。法律至上与经济决定法律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首先法律是社会规范，经济并不是社会规范。其次，经济决定法律是从法律的本源上讲的。在终极的意义上法律始终是被经济所决定并为经济服务的。但是离开这一意义，法律对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来说，显然就不再是从属的。一切具体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也都得遵守法律的规定，符合法律的要求。否则就可能导致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发生。法律至上是在经济决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法律的地位的概括和期望，它与经济决定法律并不矛盾。

我国实行法律至上，问题远远不仅限于认识方面。实际的障碍甚至更难克服。事实上，与法律至上冲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权力至上，金钱至上，等等。

总之，在我国目前，法律至上问题上还有种种严重误解和现实障碍，消除这些误解和障碍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也就是消除这些误解和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未来的法治国家必然是法律至上的国家。

二、立法民主：我国法治国家的首要环节

立法民主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在法治国家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历史发展已经清楚地说明，现代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全面法治化。而所有这些都是以立法的民主作为首要条件的。立法的民主为法治国家奠定制度基础，它是法治状态的制度框架或理论格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说法治国家的立法是立法者们对一国法治状况的预想的制度化，是一幅幅具有国家权威性的法治蓝图。执法、守法、法律监督无非是各尽其能地将其现实化而已。民主的立法被良好地实现了，这样的国家才可能是法治国家。民主的立法无法实现，法治国家就成为泡影；如果没有民主的立法，法治国家就毫无希望与可能。

立法民主中最首要的是立法的目的民主，其次是立法

一个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代或不同历史时期都会有所差异，因此对司法公正的认识也应有一个随历史发展而进步的问题。现代中国正处于伟大的变革年代，除旧布新成为时代的进行曲，只有随着时代进步的司法公正，才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要求。公正，是很难把握的。因为公正有一个令人头疼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公正”应当是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否则，就不叫公正。另一方面“公正”又在每一个人那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认识，难以得到公认。但公正也不是不可着摸。实际上，司法公正一直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检验。一是司法是否合于法的公正规定；二是司法是否合于民众的公正要求。符合法律规定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首要方面。公正之“正”不是“私正”，只有少数人或者个别人所认为的“正”绝非“公正”之配音。立法应能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志，甚至应能反映全体人民的意志。多数人的意志也就包含了多数人的公正观念和公正要求。在这个前提成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首先所强调的就是“司法合法”。在这里“合法”即合于多数人在法律上所表现和要求的公正。这种“正”具有“公”的规定性，“公”应当是司法“正”的客观尺度。当然如果“法”本身就不是“民意”（在这里或称“公意”）的体现，司法公正以“司法合法”作为目标又另当别论了。

符合民众要求的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主要内容。这里“正”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甚至也有一定的社会普遍性。即司法要能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大众信服。司法如果不具有这种力量，其社会影响是很难如愿以偿的。当然这里的“众”有一个“量”的问题；众人之“正”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什么是社会的普遍公正观念，是很难把握的，但它又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一旦违反了它，违反者就会遭致社会的反对或否定。司法也同样如此。司法的公正不论其在法律上的状况如何，如果它遭到人们观念上的反对或否定，那么它在实施上就难以如愿以偿。这种违反社会公正观念的司法不论其在理论上或法律上是否正确都会受到社会的抵触和反对。极端时，人们甚至会故意地挑衅法律，以示自己对自己所认定的公正的一种忠诚和维护。合法公正与合民公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其原因一是法律确定的公正有问题，或许是这种法律公正在其制定时就不公正，或许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原本公正的法律已经变得不公正了。二是社会民众的公正认识出了问题。把不公正当作了公正，把公正当作了不公正。在第一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应修正法律。这种修正包括着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便以后的类似情况能得到真正的公正；也包括着为法律不公正的特例设定特别的个案修正程序，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正裁决的发生。在第二种情况发生时，我们首先得看民众的数量，这种民众如果占绝大多数，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未能反映民众的现时意愿，立法的民主就可能有问题。就应检省立法，并通过民主和法治的途径修正法律；如果这种民众并不占绝大多数，那么法律并不会迁就少数人的歧见，但是，这也就有一个教育少数人的问题。

司法不公，是非法治国家的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历史和现实中所存在的司法不公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司法不公不但未能克服，甚至表现得更加严重。这是法治国家决不能允许的。法治国家建设必须确保司法公正。

五、制约权力：我国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权力的根据并不在权力本身。权力的根据在于民众对权力的赋予以及民众对权国行使的认可。所谓选举、推举，不过是权国获得的过程而已。站在民众的角度，权力是一种赋予，站在权力获得者的角度，权国就是一种获得。赋予与获得是权力产生过程的两个方面。由于权力赋予与获得的过程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参与，甚至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参与，因此，怎么保证权力的赋予与获得是正当的，就成为了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于是就有一个对权力赋予与获得过程的监督问题。如果权力赋予与权力获得的过程没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就无法保障这一过程是正当的，就无法保障权力赋予者和获得者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并未违反公众的意愿，甚至一定是公众意志的反映。法律正是人民监督权力赋予、获得的工具，而且是最重要的工具。权力能够在人民的依法监督之下依法赋予、获得，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治。权力一旦摆脱法律的羁绊，权力的赋予与获得就会演变为非法。

任何国家权力无不是以民众的权力让渡与公共认可作为前提的。如果能够如此，我们即说该权力的获得与行使是正当的，否则该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就有问题，该权力的任何行使都无法具有合理性。制约权力，在逻辑上主要的应当是制约权力的行使。然而仅仅依靠对权力的行使进行制约也就很难达到制约权力的目的，于是制约权力的获得也就进一步为人们所重视。制约权力也就不仅是指对权力行使的制约，而且包括对权力获得的制约。

权力获得与权力行使，总是少数人的事情。权力的获得是在少数人中进行的，权力行使，更不可能由每一个人来完成。它必须由公众依靠一定的程序认可的人代为进行，那么这些由公众认可而行使管理社会权力的人，其行为是否是以公众利益为目的的，如何保证他们记过为公众的利益而工作，这就使对权力获得者的监督或制约显得心不可少。权力往往都是由拥有权力的个人行使的。独立存在的每一个个体都是有自己独立思维和相对利益的，权力拥有者在总体上都有一种背离集体或公众的倾向。对他们的制约就成为了必要的。在制约机制中，最有效的制约手段当然中法律制度。这是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的。一是任何权力的行使一般地都是以法律制度作为根据的，并以法律制度作为权力行使的荡式与轨迹；二是在制约权力的规范中惟有法律具有国家强制力做保证，并具有公认公知的特点。

能否用法律制度有效而科学地制约权力，是一个社会管理状况的评价标准之一，也是一个社会制度优越程度的标志。在人类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社会主义社会理应是最好的社会制度，其对权力赋予和权力行使的制约理应成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典范。在我国这个具有长期专制和集权历史与惯性的国度，强调对权力的制约强调权力的依法行使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制约权力在世界各国的法

治化历程中的意义，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明，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征程中，仍是我们所不可忽略，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并为之努力的重要方面。

在我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权力高于一切，权力无所不能，权力难以制约。在我国权力制约上最为严重的问题包括：权力过度集中而未能很好分权，权力监督有法律规定而极度不完善，权力监督有一定途径但受体制局限，权力监督有一定效果但未切实进行。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是对权力实行良邓法律监督的国家。

六、保障权利：我国法治国家的法律价值

权利是法律的重要价值准则。如何对待权利，是不同类别法律的重要区别。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权利总是被法律所强调和保护；在专制与集权的国家，权利总是被践踏和抛弃。

权利的制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义务；二是权力。保障权利，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从义务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首重权利，以权利的实现带动义务的履行。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法律规范的两大要素。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作何种价值选择，是任何法律时代都存在的法律价值判断问题。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有着一种错误的认识，似乎二者之间只有一种关系，学者们的认识也只有一种才是正确的。即只有权利义务一致的理论和口号才是唯一正确的。实际上这是十分偏狭的。从不同的侧面认识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其结论自然就有所不同。在价值意义上，我们所应提倡的是权利先导。因为权利与义务在总量上是相等的。在理论上似乎强调义务或者权利，都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二者实现的目的。然而，强调义务和强调权利的实际后果是不同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关心自我的本能。权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具有比义务更大的号召力。因此从保障权利出发带动义务的履行，比从义务出发保障权利更加有效。首重权利的意义远非仅限于此，它还有利于社会权利的扩大和良性发展。相对于权利的义务，一是指为满足权利所需要的义务，它是由与权利人相对的义务人承担的；二是指权利人得正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即权利人正当行使自己权利的义务，它是由权利人承担的。第二类义务，即权利人正当行使权利的义务，实际上也是义务人的权利或者权利人的义务。但这两种义务都是为权利而存在的，离开权利地强调义务，就可能显得十分狭隘。从权力角度看，保障权利要求制约权力。这里的权力，是指国家权力；这里的权利主要是指民众个人或群体的权利。权力与权利有着重大的区别。首先，在终极度意义上，权利是权力的基础，权力不是权利的基础。其次，权利要由权力予以保护，权利本身往往难以自保，而权力本身却有充分的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权利本身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对其保护要依赖权力，而权力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国家强制性。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就决定了权力易于膨胀，而权利难以自保。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易于受到权力的侵犯。为了保障权利，法律就必须制约权力。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状况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民主程度。法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严格规范权力的范围和行使，防止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实际上也就是保障民主，在任何法治国家，民主总是法治的内核和精神。离开民主就没有法治，所以法治就必然要求对权力进行制约，为权利提供保障。

在我国以前和现实中，权利很难有良好的法律保障。权利除了受到权力和义务的侵犯之外，还受制度不健全、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影响。我国目前所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是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制约因素。而司法腐败的各种现象几乎都与制度欠缺、金钱作用和人际关系密切关联。未来的法治国家应当在司法廉正上狠下功夫，确保司法工作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只有这样，权利才可以得到足够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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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企业文化的“国家特征”

企业文化的“国家特征”

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一定的文化总是一定民族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微观组织文化，它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一个国家企业文化的特点实际就代表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

美企的强劲竞争

在世界500强企业行列中，美国企业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在当今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下，美国的企业还是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企业竞争力。

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美国企业不轻易扼杀员工的每一个设想。在许多公司，如果员工的一个设想在各部门找不到归宿，公司允许设想者可以利用15%的工作时间来证明自己的设想正确。1985年10月，美国著名的麦肯锡顾问公司推出了《追求卓越――美国管理最佳公司的经验》一书，系统地介绍了美国企业共有的文化准则，这些原则是：目标原则、共识原则、一体原则、卓越原则、成效原则、实证原则、亲密原则、正直原则。

提倡竞争和献身。竞争出效益，竞争出成果，竞争出人才，但竞争的目的不在于消灭对手，而在于参与竞争的各方更加努力工作。美国企业十分重视为职工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和竞争规则，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

奖励创新。美国许多企业都用不断创新来保持自己的优势。目前国际上先进的美同IT公司都秉承了这一传统，使美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国际的前沿。这种优势的得来，是其企业文化长期积累和爆发的必然结果。

利益共享。美国许多企业实行股份制，职工通过持股，使其除工资收入外还能分到红利。此外还增加了职工参与经营管理的权利，提高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安全感。美国最大的连锁店沃尔?马特公司、“旅店帝国”、希尔顿公司，均将一部分股份作为工资或福利分给职工。惠普公司还通过增加职工的福利（如为子女提供助学金），让职工共享公司成果。而其他耳熟能详的美国IT公司，也都早已用期权将企业和员工的共同的未来紧密结合起来，一步步打造完全新型的跨国性的行业巨无霸企业。

法企的求新求变

法国人重视品质和创新、拥有创造力。法国的许多员工以在时尚产业工作为荣。以美容产品为例，法国专做护肤和美发的某公司，美容产品时时有新品出现。平均每2年换掉50%的旧产品，每5年产品全部更新。即使是企业的后勤部门也同样讲求创新精神，甚至他们的工作流程、招聘人才的工具也时时在变。

相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法国企业则比较人性化，比较注重过程中的投入程度，这样，对于一些资金投入回收期较长的工作计划，法企更容易接受一些。法国的大多数企业十分重视人才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团队协作精神等，对人才的主动性、创意性、诚信度和忠诚度有着较高的要求。

德企的严谨细致

德国的企业文化明显区别于美国的以自由、个性、追求多样性、勇于冒险为特征的企业文化，也区别于日本企业强调团队精神在市场中取胜的企业文化。

德国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德国的企业家们认为，在和谐的气氛中，能激发人的潜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因此，德国企业管理者普遍注重与员工的沟通，采取种种措施来解决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在德国企业，上级给下属布置工作，通常是首先问：“你现在有时间吗？如果有时间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然后再交待工作，没有命令，也没有强迫。员工和领导说话是不称呼其职务的。直接叫其领导的名字，这在中国的企业是不尊重领导的表现，是无法接受的。中国企业虽然也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但是，过多强调的是上下级关系，等级观念非常强。

注重提高员工素质，开发人力资源。德国企业文化十分强调以人为本，提高员工素质，这主要体现在注重员工教育，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上。德国企业普遍十分重视员工的培训。它的培训工作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员工认同企业的价值观。不管是什么项目的培训，都要向参训的员工宣传企业的价值观，难能可贵。在中国，很多培训都是业务培训，往往忽视了企业重要的价值观培训。

牢固的质量意识。强烈的质量意识已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深深植根于广大员工心目之中，质量问题能在德国企业的员工中形成共识，这是最可贵的。德国企业对产品质量的重视，举世闻名，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他们认为没有物美价廉的产品，只有精品和次品之分。他们的许多产品都是以精取胜，成了世界知名的品牌。大部分的德国企业，都认为树立质量意识是最重要的。例如，德国大众公司在职工中树立了严格的质量意识，强调对职工进行职业道德熏陶，在企业中树立精益求精的质量理念。西门子公司以“以新取胜，以质取胜”为理念，以新取胜在这里是另外的一个话题，西门子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注重产品质量。

优秀的服务品质。德国企业非常重视客户，注重诚信合作，创一流服务的品质。德国企业普遍注重以诚信服务客户、塑造品牌、树立企业形象。西门子公司提出的经营理念是“我们希望顾客回来，不希望产品回来”，为此，他们努力满足客户的每一个要求超强的责任心。责任是公司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它包括对自己对企业的责任、健康和家庭承担的责任；对自己身处的环境、社会以及世界都要承担的责任。德国工人的责任心非常强，如果操作规程上要求一个螺丝要拧12圈，他绝对不会只拧11圈。大众汽车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责任”，为实现责任目标，大众公司提倡的企业哲学是，在世界上，我们生产、出售的高质量产品，使大众走向成功，大众人希望通过稳定的工作、学习、生活条件，来同定自己的生活环境，并保护好这个世界，让子孙后代更好地生存下去。

日企的“忠”与“和”

企业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都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日本，作为企业文化神经中枢的经营哲学是企业家精神和宗教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日本企业家把宗教思想融入到自己的经营哲学中，“产业报国、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和睦相处、上下一致”等思想和神道的“忠”、儒教的“和”有着极大的相似性。

民族的单一性和社会结构的同质性。日本民族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在日本列岛上自始至终都是唯一的民族。在漫长的日本民族历史上几乎没有民族大迁移及本民族之间的大残杀。社会结构比较稳定和统一。80%以上的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同质社会中，继承了日本社会传统的“强调集团”主义和业绩主义相结合的献身价值观，对纪律的高度重视又成了组织目标实现的保证。

“文化滞后型”与兼容并蓄性。日本的农业诞生于公元1世纪，显现出一种“文化滞后”状态。但是日本发扬文化革新精神，兼容并蓄地输入外来文化以改造自身，公元7世纪进行的“大化革新”，缔造出一个融合大唐文化的日本封建文化体。19世纪进行的“明治维新”运动，又缔造出一个融合欧美文化的日本资本主义文化体系。

节俭意识强烈。日本是一个岛国，地小物稀，这培养了日本民族节俭的观念，“勿暴殄天物”是许多日本人的口头禅，这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的企业文化。日本的汽车产品之所以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就在于它的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低，这不能不说日本民族的这种固有观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韩企的步调一致

忠诚、服从、诚实、勤勉的价值观。韩国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一致，以企业主为中心的集权经营机制，营造出一种视企业为家庭的家风式企业文化，忠诚、服从、诚实、勤勉是其重要表现。素来崇尚勤劳美德、重视家庭的韩国人，以自己辛勤的劳动，承担起对家庭、企业、社会的责任，使劳动内化为一种稳定的持续行为，自觉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

群体主义的行为规范。在韩国，企业作为传统家庭的变形与扩大，构成了新的共同体。在企业中，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命运与企业盛衰密切相关，每个人都努力以对企业作出较大贡献来证明对企业的忠诚，显示出巨大的集团效率。组织成员之间能相互尊重信任、协调合作、团结友爱，这与西方文化在组织成员之间提倡竞争形成鲜明对比。群体主义的行为规范，在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目标方面，比个人主义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恒定性，这也是决定韩国企业组织活力特性的重要因素。

重教尚贤的传统。韩国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20世纪60年代就已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至90年代，中等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全社会都形成了尊师重教、崇尚人才的风气，在企业也不例外，严格的人员培训，使企业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人才第一”的思想渗透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韩国企业的人员培训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在工作中学习，通过工作锻炼培养人。另一种形式是脱产研修，一般大的企业集团都设有研修院，开设适合于从最高经营者到普通职员的课程，培养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灵活多变、积极推动企业发展、勇于实践、挑战新技术、具有诚实性和责任感的各层次专门人才。

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经营文化。韩国企业的真正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企业的经营战略在于探索如何生产产品，即寻求生产技术可行性，以获得必要的生产技术和机器设备。在政府的保护下，企业逐步向外向型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韩国企业经营的决策标准已从单纯的生产技术可行性转向产品的竞争能力和经济效益，由设备竞争转向效率竞争，政府奖励出口的经济政策给企业以新的发展机会。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进入了以技术立国和追求经济稳定增长时期，这是一个追求新型、与众不同的时代，企业从依靠低工资生产廉价产品变为生产三高产品，即高附加值、高生产率和高工资产品，不断创新成为企业的追求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企业开始冷静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与政府同舟共济，推进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从追求规模到效率优先，强化成本管理、质量管理，固本强身，消除泡沫，达到经营合理化、经营素质先进化，以促进经济全面复苏。

第三篇：新加坡法治的三个特征[定稿]

新加坡法治的三个特征

法治（rule of law）,将国家、政府与政治领袖都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将这个原则作为政治体制的基础，称为法治。在这种社会中，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具有凌驾一切的地位。所谓“凌驾一切”指任何人包括管治机构、立法者与执行者都必需遵守，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超越法律。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特定的立法程序产生的，以确保法律符合人民的集体意愿。法治的目的在于为人们提供一个寻求公正的平台与框架。法律的权威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新加坡独立50年以来，现已发展成为一个经济腾飞、政治清廉、社会稳定、风尚良好的较为发达的现代化国家。新加坡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固然有其诸多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但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强调法治，重视法制建设。本文试从新加坡法治的三个主要特征：新加坡人忠实信仰法治精神、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原则及政府官员带头守法来探析新加坡独具特色的法治建设，旨在为新时期下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经验。

一、法治观念特质：忠实信仰法治精神

卢梭曾指出，“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管用而有效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从这个意义上看，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条文有多么复杂严密，也不仅体现在普通民众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识、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在新加坡，由于人们对法律的敬畏、信仰和普遍尊崇，新加坡人已养成了极强的规则意识和自律意识，严格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自觉维护制度规则的权威。过去50年来，新加坡之所以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多个领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绩，无不与新加坡人忠实的法治信仰密切相关。

首先，忠实的法治信仰根源于强烈的忧患意识。新加坡国土总面积约660平方公里, 人口约500多万, 资源匮乏到连用水都要靠进口, 堪称弹丸之国。新加坡1965年8月9日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时任总理李光耀先生在宣布独立时眼含泪水，“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它头上的„„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1。立国之初,也曾有西方评论家这样断言:新加坡是没有前途的。面对国土狭小、资源缺乏、人口很少的国情, 新加坡从政府官员到普通民众, 都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因为新加坡地方小, 所以必须有纪律, 才能走在其他竞争者的前头。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曾说过:“新加坡只有一个机会, „„那就是抓紧努力些、更有纪律些, 来踏上经济的阶梯。如果你放松些, 你不会掉在软垫子上, 而是又冰又冷的水泥地上, 粉身碎骨。”这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促使新加坡人非常崇尚纪律和权威, 强烈追求法治和秩序, 十分重视发挥法治在解决社会危机、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使得法律统治成为新加坡社会运作的基本形式。新加坡人认为, 法律的内容与要求的具体反映是社会秩序与纪律, 对法律的认同实际上是对经过秩序所表现的社会共同价值观的认同。人们在危机感中普遍感受到社会秩序的可靠、社会稳定的珍贵, 因而从内心信仰法治。也正是这种危机感, 维持了新加坡长时期的政局稳 1 李光耀：风雨独立路——李光耀回忆录［Ｍ］．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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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也使其法治建设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社会认同心理和承受基础及文化承继环境。2 其次，忠实的法治信仰筑牢于法律的平等适用。在新加坡，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百万富翁，在法律面前与平民百姓是同样对待的，一旦犯法，即予以严厉制裁。新加坡的司法机关和执法部门也始终严格遵循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里面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的原则，不管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无论是行政官员还是普通民众，对违法者一视同仁，毫无例外。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先生当年在部队服役期间，曾因疏忽大意违反了军纪，李显龙本人主动承认错误并虚心接受处分，并没有选择向时任总理父亲求援说情；李光耀总理也没有出面为儿子开脱罪责；部队领导更是照章办事，没有因为李显龙的特殊身份而法外开恩、免于追究。正是李氏父子的率先垂范，打造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现代神话，也成为了新加坡人遵纪守法的生动教材。另有1994年轰动一时的新加坡鞭刑案件，即前来新加坡旅游的美国青年迈克尔·费伊，因触犯新加坡法律被法院判处4个月监禁，罚款3500新元，鞭笞6下。此案在美国社会引起了轰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先生亲自出面为其说情，新加坡法院为维护法律尊严，决定不予赦免；但考虑两国邦交关系，只是决定由6 鞭减为4 鞭。如此，新加坡人之所以选择忠实地信仰法治是因为新加坡长时期以来法律的实施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前提。法律能否被信仰，主要看法律的实施是否公开、公平、公正，能否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即做到法大于权、法大于情、法大于钱、法大于人，法外无法。新加坡就是这样的成功典范。

二、法治制度特点：坚持宪法法律至上

法律至上（the supremacy of law）就是法律最高，就是宪法至上，就是人民主权至上。所谓法律最高，即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人人受法律的支配，人人只受法律的支配。所谓宪法至上，就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是所有法律的基础，是所有人的行为、生活的基础，是所有社会公共事务的基础。所谓人民主权至上，就是人民主权、人民意志、人民利益凌驾于任何个人、阶层、集团、党派的意志、利益和权力之上，只有人民才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事务、行为和每个成员制定法律，制定具有普遍性、一般性、规范性、明确性、平等性的行为准则。坚持法律至上原则是新加坡法治的一个重要特征。新加坡被世人誉为高度法治的国家，法律在新加坡社会控制系统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法律统治成为新加坡社会运作的基本形式，这主要归功于新加坡人的如下努力：

首先，立法建制完备、具体而严密。现代新加坡法律包括宪法、法令、法规和附属法规。从法的渊源分, 有成文法、不成文法和国际法规则。成文法包括宪法、法令、法规及附属法规。新加坡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任何法令、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法令、法规是国会以及有权为新加坡立法的前身机构所制定。附属法规是部长、其他机构在有关法令的允许下, 为特定目的制定的条规或条例。不成文法包括英国法、判例及习惯法等。新加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经常引用英国法的传统, 在没有新加坡法律的具体规定时, 可广泛采用英国法的原则与原理。习惯法则是适应于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特点, 不同种族在家庭、民事关系和继承等方面的古老的习惯法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成文法起不到的作用。

其次，立法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新加坡，社会主体的行为模式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均有相应依据, 凡需要控制的行为, 法律法规都规定了具体而严密的规范。据不完全统计, 新加坡现行的法律、法规达400 多种, 大到政府体制、政府权力的运用、公民与国 2 邹平学：新加坡法治的制度、理念和特色，《法学评论(双月刊)》，2002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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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关系、经济生活的管理, 小到旅店管理、停车规则、公共卫生等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立法之多、法律调整范围之广, 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很多中国公民并不在意的行为在新加坡却会被重罚，比如，随地吐痰，最高可罚1000 新元，在电梯里抽烟罚款500 新元，在公共汽车里吸烟罚款1000 新元，上公共厕所后不冲水罚款500 新元，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0 新元等等。

再者，司法体系独立、公正而严谨。新加坡司法机关由法院、总检察署和政府律政部组成。新加坡的法院系统由两级法院组成，但是涉及三个审判层级。两级法院为初级法院和最高法院，三个审判层级是初级法庭、上诉庭和高等法庭。新加坡宪法明文规定，司法系统是独立的国家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禁止司法受到外在力量的干扰。3法院根据宪法行使国家司法权。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 法院行使的司法权是完全独立的。新加坡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和检察院的独立检察权受宪法和法律的保障,司法机关在执法中遵循四项基本原则: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自由、法律外面没有民主、法律上面没有权威。此外，新加坡法官的任命和免职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司法独立。在新加坡，法官的任命及其职位和薪酬保障在新加坡宪法里有明文规定，法官的职业安全也受到新加坡宪法的保障。正是具备了一个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才使新加坡能在实践中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成为可能。

三、法治实践特性：政府官员带头守法

法治的核心是统治者自己也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也只有将公权力的行使者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为人们寻求公平正义而提供平台的法治社会才有可能存在。新加坡过去50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的一系列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廉政建设方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举法律之剑，执政党领导者率先垂范。新加坡的领导核心结合国情，不仅制定了严密、完整的法律法规制度，使新加坡社会的运行有章可行；更令人称赞的是新加坡的核心领导能够以身试法，带头守法，正是新加坡政府官员的廉洁自律，才使一个诚实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得以建立。而一个廉洁高效的新加坡政府又为新加坡社会的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新加坡，大部分的政府官员能做到廉洁奉公，不以特权谋私利。以新加坡已故总理李光耀先生为例，执政40多年他始终能做到克己奉公、遵纪守法。即使当选为政府总理他却仍住在50年代任总理前的住宅，政府为他安排的一套总理官邸，他只是用来举行外交礼仪场所。他力戒裙带恶习，亲友都未依仗他的权势谋取官名利禄。他的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一官半职。他的三个弟弟有的当律师，有的经商，均靠个人奋斗起家。李光耀的守法行为一定程度上成了新加坡政府官员看齐的标杆，也是约束官员不法行为的戒尺。在新加坡，政府官员日常办公都是坐自己购买的私车，自己花钱买汽油和维修汽车，只有在国家庆典或者有重要的官方集会时，才会考虑申请公车；政府官员都是自己购买房子，自己缴纳水电费和其他维修费用，只有电话费由政府每月报销几十元；政府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也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很少出现揩公家油水的现象。这种领导人带头遵纪守法的模范行为，不仅可以赢得新加坡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更是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使得民众守法蔚然成风。

新加坡在政府廉政建设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实效，除了核心领导自身能够遵纪守法，另一关键因素在于领导者执法如山，不徇私情。贪污是世界任何政治国家的通病，其在东南亚甚 3 王江雨：“威权”体制下的“司法独立”——新加坡司法体制对中国的启示，《中国法律评论》，2014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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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戏称为“癌症”。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贪污盛行、腐败成风，国家公职人员背离职业操守，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索取所谓“咖啡钱”。4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为核心的一代领导人厉行吏治，依法治官，在处理贪腐问题上，不仅仅打“苍蝇”，更是打“老虎”，使得“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观念得以破除。根据李光耀先生的回忆，从上世纪60到80年代，新加坡先后有数名部长因涉案贪腐最终受到法律的严正制裁5：

第一名是担任过国家发展部长的陈家彦，由于其在担任马航董事会里的政府代表期间，执行任务未能做到无可指摘的地步，唆使一位姓林的先生向第一花旗银行提出愿意接受有代价服务的意思，以谋取不正当利益，最终被绳之以法。第二名是时任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的黄循文，由于其在1975年被指控接受印度尼西亚商人84万新元的贿赂，后经查实，贪污罪成立，判监四年半，判处罚款7 O23新元。第三名是时任国家发展部长的郑章远，由于其先后收取过两笔各40万新元的现款而遭到贪污调查局的控告，最终其以自裁的形式谢罪。李光耀和新加坡其他领导人不仅在国内建立完备的法治，而且经常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与侵犯国家和个人利益的行为作斗争，为全国人民做出了表率。1994 年8 月2 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署名文章，说吴作栋接替李光耀担任总理实际是“王朝政治”的“傀儡”，委任李显龙为副总理是因为李光耀的裙带关系，吴作栋与李光耀、李显龙父子“同谋”，一起维护“李家王朝”的利益。美国报纸信口雌黄的行为引起了新加坡三位领袖的愤慨。1995 年7 月，李光耀、李显龙、吴作栋的律师先后以诽谤罪向《国际先驱论坛报》索赔。新加坡高等法院很快就此案作出判决，判处该报赔偿吴作栋35 万新元，赔偿李光耀和李显龙各30 万新元。判决生效后，《国际先驱论坛报》和文章作者分别刊登了道歉启事，但拒缴赔偿费。经法院一再敦促，该报终于在当年11 月27 日向李光耀支付了21.4 万美元的名誉赔偿金。

吕元礼：《新加坡为什么能》上卷，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第279页。

本节以下内容资料来源：《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第187-190页，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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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地下水污染特征现状

地下水污染特征和我国地下水资源污染现状

小编的话：前几日推送的《最全面的地下水基本知识》，深受大家喜爱，今天继续来探讨我们的地下水是如何受到污染的。其实，地下水污染和土壤污染有着很多共同之处，例如隐蔽性，修复耗资巨大等等。这篇文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地下水的污染机理、我国目前地下水资源的现状，以及地下水污染的防治措施等，可以帮我们对于以上几点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 什么是地下水污染

地下水污染（ground water pollution）主要指人类活动引起地下水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和生物学特性发生改变而使质量下降的现象。地表以下地层复杂，地下水流动极其缓慢，因此，地下水污染具有过程缓慢、不易发现和难以治理的特点。地下水一旦受到污染，即使彻底消除其污染源，也得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使水质复原。至于要进行人工的地下含水层的更新，问题就更复杂了。

 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原因

过度开采地下水，引起地下水位下降，沿海地区海水倒灌；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及污水灌溉等，污染物渗入地下水中；受污染的地面水体或废水渠、废水池、废水渗井等连续渗漏。地下水一经污染后，总矿化度、总硬度升高，硝酸盐、氯化物含量升高，有毒物质增加，溶解氧下降，有时还会出现病原体。地下水污染不易发现，难以治理和恢复，影响供水水质，加剧水资源短缺，应限制开发，合理使用，从而保护地下水资源。

 地下水污染的来源

向水体排放或释放污染物的来源和场所都称为水体污染源，这是造成水体污染的罪魁祸首。各种水体及其循环过程中涉及到许多类型复杂的污染源，从不同的角度可将水体污染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就地下水污染而言。其根源有以下几种：

1、农牧业污染源

（1）农药污染（2）化肥污染

（3）牲畜产生的有机废物污染

2、工业污染源（1）工业垃圾（2）工业污水

（3）石油化工产品污染（4）矿业污染

3、人类生活对地下水造成的污染（1）生活垃圾（2）生活污水

4、自然界自身的污染

 我国地下水资源概况

地下水资源的地区分布主要受降水控制，其次还受地表水体、岩性、地形地貌及植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地下水资源地区分布的主要特点是：

①南方多，北方少。南方地下水平均年资源量占全国地下水资源量的69.2%，而北方仅占30.8%；

②平原区地下水资源模数一般大于其周围山丘区的地下资源模数；

③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北方，山区地下水资源量主要分布在南方。北方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占全国平原区地下水资源量的78%；南方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占全国山丘区地下水资源量的79%。南方山丘区地下水平均资源模数是北方山丘区地下水平均年资源模数的4倍；南方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年资源模数是北方平原区地下水均年资源模数的2.5倍。

地下水是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据估算，我国地下水天然资源约为8288亿立方米/年，占我国水资源总量(河川径流量和地下水量)的30％左右，能够直接利用的地下水资源为2900亿立方米/年。全国有近70％的人口饮用地下水。《中国地下水类型分布图》将全国地下水类型划分为平原—盆地地下水、黄土地区地下水、岩溶地区地下水和基岩山区地下水四种。我国地下水资源中，平原、盆地松散沉积层地下水、喀斯特地下水和裂隙岩层地下水三者之间的比例，大体上为3∶2∶4。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我国的重要工业基地及城市发展建设、国土开发、农林业、畜牧业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地下水资源紧缺状况是十分严重的。造成我国地下水资源紧缺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需水量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是

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浪费严重。与此同时，水体污染正加剧中国的地下水危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相关专家曾提出，全国有90％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60％污染严重。

 我国地下水资源现状

根据国土资源部近期发布的《2014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全国198个地市级行政区共有4929个地下水水质监测点，其中综合评价水质呈较差级的监测点为1999个，占40.6%，水质呈极差级的监测点为826个，占16.8%。主要超标组分为铁、锰、氟化物、“三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和铵氮）、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等，个别监测点存在重（类）金属项目超标现象。在这些监测点中，综合评价结果为水质呈优良级的监测点为580个，占全部监测点的11.8%，水质呈良好级的监测点为1348个，占27.3%，水质呈较好级的监测点为176个，占3.6%。

据悉，其中水质综合变化呈稳定趋势的监测点有2974个，呈变好趋势的监测点有793个，占17%；呈变差趋势的监测点有910个，占19.5%。如何防治地下水污染

地下水受到污染会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严重的影响。对环境的危害。导致生物的减少或灭绝，造成各类环境资源的价值降低，破坏生态平衡。对生产的危害。被污染的水由于达不到工业生产或农业灌溉的要求，而导致减产。对人的危害。人如果饮用了污染水，会引起急性和慢性中毒、癌变、传染病及其他一些病症，污染的水引起的感官恶化，会给人的生活造成不便，情绪受到不良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对防止地下水污染做出了如下规定，禁止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和溶洞排放、倾倒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禁止利用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等输送或者存贮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多层地下水的含水层水质差异大的，应当分层开采；对已受污染的潜水和承压水，不得混合开采；兴建地下工程设施或者进行地下勘探、采矿等活动，应当采取防护性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人工回灌补给地下水，不得恶化地下水质。

 遏制地下水污染需更多公民的行动

向地下水污染“宣战”，需要更多的公民行动起来，去调查、取证，向公众、媒体和政府提供线索。各级政府部门不但应重视这些公民的监督，同样也应善待这些监督的公民。

喝上清洁的水，是每个公民享有的权利。当这份正当权利被侵犯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捍卫，用实际行动去调查、取证，或许要冒一定的风险。所以，我们要向这位临朐的爆料人致敬。他是一位负责任的公民，值得尊敬。

治理地下水污染，当然需要政府强化监管执法。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地方政府都能将民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并非所有地方的环保部门都在严格执法。有的地方政府一方面信誓旦旦“严惩”、“拉网排查”，一方面却在通知企业“做好应对媒体(暗访)的准备”。

无论，地方政府是积极治污，还是消极应对舆论，当地公民对切身利害的关切和行动，都永远是保护地下水最有力的武器，也是最强大的动力。

各级政府部门不但应该重视这些公民的监督，同样也应该善待这些监督的公民。在地下水污染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鼓励公民举报，欢迎媒体调查，政府与民众展开良性互动，才能揭开那些不法企业的面纱，让它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近期地下水污染事件：

1、山东潍坊高压水井排污（2013年2月11日）

2、山东淄博萌水镇井水黑如“墨汁”（2013年2月23日）

3、北京密云水库上游存在垃圾填埋坑，威胁当地水源（2013年2月25日）

4、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村红色井水事件（2013年3月29日）

5、山东潍坊用神龙丹剧毒农药种植生姜，或污染地下水（2013年3月）

6、武汉北洋桥垃圾场渗滤液直排，或致地下水污染（2013年3月）

7、兰州水污染事件（2014年4月）

8、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2014年9月）

9、环保部确认世林化工污染地下水（2015年3月）

第五篇：解析我国农业干旱特征

解析我国农业干旱特征

我国农业干旱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和西北东部地区。干旱在北方主要农业区有不同程度的扩大，造成了我国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我国应继续加大农业投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不断完善灌溉设备，给干旱地区“补水”。

本期嘉宾：中国气象局预报与网络司 张强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东亚气候-环境重点实验室 赵海燕 博士

采访人：本报记者王素琴

自2月9日起，华北、黄淮等气象干旱区大部迎来降水过程，气象部门抓住有利天气条件，进行了人工增雨（雪）作业，自然降水与人工干预 “联袂”使得部分轻旱区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和。事实上，张强等人利用我国1951年至2007年农业受旱面积和播种面积资料，分析了我国农业干旱的空间分布、长期变化趋势等。其研究结果显示，华北、内蒙古和西北东部农业干旱最严重；东北、内蒙古和西北地区的农业干旱有显著加重的趋势。研究对象：全国各省份农作物受旱面积和播种面积

作为一种自然灾害，干旱发生频率高，对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最为严重。据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估计，全球有35%的土地和20%的人口受到干旱和沙漠化的威胁。

“目前，对中国干旱时空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研究大多是以气象指标来反映。而农业干旱与气象干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讲，农业干旱可以说是气象干旱的进一步发展，但反映农业干旱影响的最好指标还是农业受灾面积和受旱率等指标。”张强解释道。

本研究是在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我国主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及重大气象灾害的监测、检测和预测关键技术研究——近百年来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化特征及其影响”的支持下开展的。“选取的数据来源于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51年至2007年的农作物受旱面积和农作物播种面积，考虑到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农业占当地GDP的比例非常小，港澳台地区缺乏资料，故对上述地区的受旱面积未做统计。”赵海燕解释道。

赵海燕说： “我们依据我国自然区划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并考虑保持省界完整性，将全国分为七个区域，包括东北区、华北区、长江中下游区、华南区、内蒙古区、西北区和西南区，进行研究。”

研究结论：农业干旱的影响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和西北东部地区

经过对大量数据的整理分析，结果显示，山西、内蒙古、陕西、河北、辽宁、吉林和甘肃的多年平均受旱率都超过了20%，其中，山西省是农业干旱最严重的省份，平均受旱率达到32.1%。“由此可见，我国农业干旱主要分布在华北、东北和西北东

部地区。这些地区也都是气象干旱较严重的地区。”张强介绍说。张强强调，这是因为农业与气候紧密联系，除设施农业外，自然降水是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水源，尤其是在灌溉设备不完备的地区。据统计，山西省1997年至 2005年平均灌溉率仅有28.29%，在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各省（自治区）中排倒数第三位，这是该省农业干旱最严重的一个原因。

除了研究平均受旱率外，张强等还研究了农业干旱年际变化情况，它能够反映某一地区的农业干旱波动情况，“这对防旱抗旱非常重要。”张强强调。

张强表示，因为受旱率较高且波动较小的地区只有加强抗旱措施才能避免或者减少干旱对粮食生产的负面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长江以南区域的年际变化较小，都在10%以下。长江以北华北大部的年际变化也在10%以下。河北、陕西、内蒙古、甘肃和山西的平均受旱率最大，而且波动较小，“因此，这5省（自治区）是农业干旱最严重的地区。”赵海燕说。

研究显示：东北区、内蒙古区、西北区和西南区的农业干旱存在显著的加重趋势，其中，东北区和内蒙古区的趋势为极显著增加。

“这些事实表明干旱灾害在北方主要农业区有不同程度的扩大，造成了我国北方生态环境的恶化。”赵海燕分析道。

另外，我国极端农业干旱包括严重农业干旱和特大农业干旱，分别用严重旱灾发生频率和特大旱灾发生频率来反映。

研究发现，严重农业干旱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集中在东北、华北、内蒙古、西北东部和西南北部地区，其中，山西、内蒙古和陕西的严重旱灾频率最高，而浙江和新疆的发生频率为0%。特大农业干旱与严重农业干旱的分布基本一致，山西和内蒙古的特大旱灾频率最高。其不同之处在于，山西特大旱灾的频率有所下降。“华北、内蒙古和西北东部不仅是农业干旱最严重的地区，也是极端农业干旱最严重的区域。”张强表示。

研究启示：应继续加大农业投入完善灌溉设施

研究显示，华北区的年受旱率的变化有增加趋势，但趋势不显著。不过，研究显示，用《气象干旱等级标准》中的CI指数和湿润度指数来衡量气象干旱的发展都显示出显著加重趋势，“这可能与抗旱能力的提高有关。”张强分析说。

赵海燕抛出一个问题：“从有效灌溉率角度出发来分析，我们发现华北的有效灌溉率确实有增加的趋势,但东北的有效灌溉率的趋势也在增加,那为什么东北的受旱率在显著增加，而华北的受旱率增加的趋势不显著？ ”

究其原因，华北的有效灌溉率水平比东北的要高,研究显示，1972年至2005年，华北和东北地区有效灌溉率的年均值分别是36.95%和18.18%。因此，可以解释为随着农业投入增多，灌溉设施日趋完善,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的防旱抗旱能力已大大加强，因此，近些年华北受旱率已有所降低，而东北地区的有效灌溉率面积虽逐年增加，但仍然不能满足预防干旱灾害的需

求，因此，东北的防旱抗旱能力仍需提高。

“总之，我国仍应继续加大农业投入，加强水利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灌溉能力；同时，也要加大人工影响天气的投入，充分利用空中云水资源，给干旱地区带来福音。”张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