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镇改革的启示：改革就要克难[精选合集]

第一篇：虹桥镇改革的启示：改革就要克难

利益面前领导干部退一步

曾是集体资产改制“排头兵”的闵行区虹桥镇，又一次来到改革的当口。最近，虹桥镇先锋村、虹五村等10个村进行了“推倒重来”的第二次改制，并定下规则：所有干部退出当年的“岗位股”和受让的村民股权。

为何要推倒重来？上世纪90年代末，虹桥镇推行改制入股，十多年来，乡村变城市，农民并没有全数变股东。当年改制时，村里还有农田，商务楼才零星开建，村民意识不到股权的价值，宁可变现，纷纷将股权转让给村干部，加上当年为进行岗位激励、鼓励干部多持股而设的“岗位股”，村干部手里的股权渐渐多了。虹桥镇党委书记张有为告诉记者，当年改制最成功的先锋村，55%的村民手中没有或只有少量股份。

现在的虹桥镇，已是上海“黄金地段”。当年改制中，土地和物业都没有出让，酒店、写字楼等产权仍属集体资产，十多年中资产规模今非昔比。可是盘子越大，不公平的因素也放得越大：早年退光股权的村民，虽然社会保障不错，却享受不到资产增值红利，心里不是滋味。

“虽然当初转让是村民自愿，但这不等于公平。”张有为解释，改制后土地仍属于全体村民集体所有，而集体资产增值，说到底还是依托城镇化后的土地增值。村民为城镇化作出贡献，却得不到实惠，说明不公平；一大半村民享受不到发展的红利，说明没有共享。二次改制，虹桥镇坚守“公平、共享”四字原则。而干部退股，就是要把虽说自由自愿，但也因当年信息不对称而多获的利益 “让出来”。有些村干部心里有想法，或者说能不能“拖一拖”，或者说最好“别折腾”。

镇党委意识到，如果“拖一拖”，往后就更难改；要是“不折腾”，干群矛盾就会加深。二次改制中，干部退股没有商量余地，以制度保证必须退出。最先完成的先锋村，没有一名干部不退股，共将538万股岗位股和200多万股受让股全部退还村民，占全部原始股37%。没想到，一些干部退股后反倒踏实了：“感觉一身轻了，再也不会被村民背后议论‘拿多了’。”

干部退股、再次分配只是一个开头。在此基础上，虹桥镇已拟定方案，年内将镇级集体资产也量化分配到每位村民。最近，还将进行全镇民主选举，选出55名村民股东代表，并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代表大会。当集体资产真正握在村民手中后，怎么管理资产，干部说了不算，镇长书记也无权动用，只有“三会”通过，才能真正拍板。短评

改革就要克难

虹桥镇的做法，给我们提供的启示意义不小：深化改革，就要敢于触动利益；调整利益格局，干部就要有点牺牲精神。有了这两条，再难的改革，我们也是能够推进的。虹桥镇之所以要二次改制，而且是“推倒重来”，就是为了推动更深层次的改革。而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改革红利要更多落到百姓身上。而这必然要触动现有的利益格局，尤其要触动大多数干部的切身利益。谁都知道这是件“不讨巧”的事，是块“硬骨头”，需要更大的勇气。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改革需要触及观念的禁区，那么今天的改革，更需要触动的，是利益的雷区。现代社会离不开利益的分配，而当前改革的重要问题就是逐步理顺利益

关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现在，许多弊病久治不愈、一些改革久推难进，很多时候也是因为陷入了利益固化的藩篱。这种涉及利益调整的改革很不容易，但是，改革就是攻坚克难，再深的水我们也要锳，再难的事我们也得做。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改革遇到障碍时，更加需要干部带头顾大局、舍小利，甚至是舍得一点“合法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才能真正打破僵局。改革，也只有让百姓获得更多的红利，才能不断推向深入，创造出更多的红利。

第二篇：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1)

摘要：中国古代改革、变法众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变法成功者,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变法失败者,国家都走向衰微,以致灭亡。无论成败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争，这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总结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关键词：古代改革；规律；启示

一、中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历史上革新与变法无数，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五是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改革或变法成败的规律 一场改革的成败，通常有四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的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做局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则，改革虽能藉强力强制颁行，但最终行而不远。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当时那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历史上的王莽改制却是和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属，不许买卖”的策略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人民沦为奴婢、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弊开了一剂对症药方，而结局适得其反，即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进封建经济走向初步繁荣、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王田制”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必然为历史的进步所唾弃。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些改革虽然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由于顽固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即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王安石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触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们必然站出来反对改革。当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针砭天下弊政时,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来反对。唐介说,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为相, 恐多变更”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反对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几乎每颁行一项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政治上, 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 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总之, 保守势力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处处攻击非难, 致使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也动摇了, 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了。

(三)有无触动当时的政治基础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北魏孝文帝在不触动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虽遭遇顽固势力阻挠却最终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败。

（四）改革在王朝所处的时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农民战争又基本动摇或摧毁了旧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较小。例如汉高祖刘邦，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经济，通过和亲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亲历战乱，深谙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权都比较强大，成为改革的坚强后盾。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解决王国问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发展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则频频“流产”，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旧制”进行局部修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王朝中后期，顽固势力日积月累、十分强大，改革的阻力极大，难以深入。例如庆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时弊，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改革措施仅一年左右即被废止。还有就是清朝的戊戌变法，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最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新法，戊戌变法失败。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着眼于

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只能是对“旧制”的局部修补，改革的幅度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来已久的统治危机。例如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逐步推行以振兴明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措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虽然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权相对衰落，中央集权式微，起不到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十八岁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焕然一新。这些措施理所当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这时，蓄谋已久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突然发动了政变，年轻的皇帝被铁失一刀杀死，而他蒙汉共治的思想也惨烈的画上了句号。

三、古代改革给我们的启示(一)

改革须先从权贵中推行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层 ,要实行改革 ,必须首先统一上层的认识和立场 ,这就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商鞅变法,与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 ,从而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太子犯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师公孙贾。明日 ,秦人皆趋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阻力也来自上层 ,所以赵武灵王让王谍告公子成说:“行政先信于贵”,通过做工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军。中国自古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国家,人们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阔斧地裁减地方上贪污而又无能的官员,就遭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反对 ,连曾赞成改革的富弼都说:“你大笔一挥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样 ?”意谓宁让庸吏贪官一家哭,也不让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们的反对。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情况，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 ,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 ,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 ,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张,改革必须要有独智之虑, 即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虑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国强兵 ,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 ,后东向以制诸侯 ,最后成帝王之业的宏伟规划,取得孝公的支持后,开始变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书》、《上时政疏》,亦是其施行变法的纲领。清代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也是当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有无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败的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充分论证,精心思虑,反复推敲 ,努力使方案趋于完善,步骤合于形势。

（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将改革 进行到底的决心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中间难免出现矛盾、曲折和反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决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国相大权。商鞅变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杀 ,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雄材大略,变法态度坚决,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顽固的保守势力在他面前最终都败下阵来。至于宋朝王安石变法之败,清代康、梁维新之亡,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权威等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变法图强的决心后 ,才讲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对秦王“三问而不敢对”,就因为变法事关重大,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又关系着变法成败。

（四）变法时机的选择要适宜

《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移时移,变法易矣。”讲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 ,把握时机 ,适时进行改革的。如商鞅选择在“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人之志,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于是决定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敏锐,盲目骄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时移”的新特点,丢掉了改革的机会,导致最后被动挨打。如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发展 ,在武器装备上已将清帝国远远抛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们对此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一味关着门称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尝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古人“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不可以持国”训言的正确。

(五)军事改革要系统运筹并周密施行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军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但是大部分军事改革都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改革之中的,是国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情况看,军事改革必须系统运筹,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讨论变法时,都讲到“措置得兵”的问题,即是指此。王安石说:“西事稍弥,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强调了利用和平间隙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那些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因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改革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行则韬晦,进行打击报复。所以历史上很多人对改革望而生畏,随波逐流者多,敢挽狂澜者少;讲大道理者多,真行实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终者少。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改革者。没有了他们,中国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们往往是当时富国强兵的先行者 ,上层建筑的修补者,缓和阶级矛盾的调停者 ,在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谭嗣同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监狱墙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时又慷慨陈词 ,大意是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 以唤醒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事业。谭嗣同这种为了改革而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应大力弘扬的。改革者没有这种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还有一极为重要原因 ,就是变法坚持时间之长短。变法没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即使变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们也可照样将其废除。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变法实施时间一长,人们习惯,后人再改也就难了。商鞅变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新法实行时间长了, 人们习惯了,后人再想改就难了。但新法长期不改 ,也会变成“旧法”。只有不断变革,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易传》所谓的“生生不息”。我国的先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治国、理军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反对变革。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第三篇：语文课程改革的启示

语文课程改革的启示

2012.12

新课程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要将课程改革的理念在实验中真正得到落实并产生效益，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达到的。长期以来的传统理念和教学造成的思维定势，新旧思想的碰撞，会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困惑，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创美好的未来，实现新课改的真正目的。回顾十年课改，我们在新课改的实施中不可能没有疑问和困难，但只要我们长期、耐心地坚持下去，积极总结和反思在教学中的经验和教训，多学习，多思考，多创新，那么离成功的彼岸越来越近了，让我们和新课改一起经历风雨，一起成长。

十余年前启动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始于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社会的发展对语文课程的要求，考察外国同类课程的改革举措，反思我国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社会发展大趋势下语文课程的定位。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各学科课程标准研制组在起草文本前，完成五个研究报告，包括： 本学科的需求分析和教育现状的调查研究；本学科的发展和教学大纲沿革的分析研究；本学科课程标准的国际比较研究，了解各有关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和基本目标； 本学科学生学习特点和规律的研究；与相关学科发展前沿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的基本理念、设计思路和实施策略，力求建设与社会及教育事业发展相适应的语文课程。

第四篇：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中国古代改革及其启示

摘要：中国古代改革、变法众多，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变法成功者,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成为当时的强国；变法失败者,国家都走向衰微,以致灭亡。无论成败每次改革都有激烈的斗争，这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总结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其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改革或变法的类型

中国古代历史上革新与变法无数，主要可以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等。二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化政治改革，如商鞅变法、李悝变法等。三是少数民族为汉化而进行的改革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耶律阿保机改革、清初皇太极改革等。四是封建统治者为挽救统治危机而调整统治政策的改革，如王莽改制、周世宗改革、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五是开国的相对贤明君主对统治政策的调整和改正：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康熙帝等对统治政策的调整。

二、改革或变法成败的规律

一场改革的成败，通常有四个决定性的因素。

（一）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改革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最根本的因素。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就要改变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的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的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做局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与变法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否则，改革虽能藉强力强制颁行，但最终行而不远。例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正是顺应了当时那种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趋势，公元485年颁布均田令，实行汉化政策。改革促进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加速了北方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融合。可以说是历史上比较成功的改革之一。但是，历史上的王莽改制却是和历史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王莽改制以“王田私属，不许买卖”的策略对当时土地兼并剧烈、人民沦为奴婢、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弊开了一剂对症药方，而结局适得其反，即是因为当时的历史事实已雄辩地证明封建土地私有制是能促进封建经济走向初步繁荣、推动当时的生产力向前发展的，“王田制”则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必然为历史的进步所唾弃。

（二）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

有些改革虽然也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但由于顽固派势力过于强大而导致夭亡，如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即为典型例子。他采取一系列措施：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王安石变法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因为新法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反对而最终失败。为了维护整个地主阶级长远利益而改革,免不了要触犯某些官僚地主的利益, 他们必然站出来反对改革。当宋神宗打算重用王安石针砭天下弊政时, 一些元老重臣就起来反对。唐介说, 王安石不可大任,“若使为相, 恐多变更”富弼、韩琦、司马光等也反对起用王安石。王安石执政后, 在宋神宗支持下, 先后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新法, 更引起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的激烈反对。几乎每颁行一项新法, 都要遭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在政治上, 他们指责变法派不守“祖宗之法”,甚至说当时发生的天灾也是实行新法所招致。在学术思想上, 指责王安石“背儒崇法”。总之, 保守势力对王安石主持的新法, 处处攻击非难, 致使决心励精图治的宋神宗也动摇了, 变法派内部也分裂了。

(三)有无触动当时的政治基础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地主阶级，北魏孝文帝在不触动各族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推行改革虽遭遇顽固势力阻挠却最终成功。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因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而致失败。

（四）改革在王朝所处的时期

一般而言，王朝初期的改革往往易于成功，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很多王朝的建立者都经历过农民战争的洗礼，而农民战争又基本动摇或摧毁了旧秩序，“建章立制”的阻力较小。例如汉高祖刘邦，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发展了经济，通过和亲匈奴政策改善了民族关系。二是王朝初期的统治者大多亲历战乱，深谙民生疾苦，易于吸取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调整统治政策以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唐太宗李世民吸取了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善于纳谏，知人善任，加强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再就是王朝初期，皇权都比较强大，成为改革的坚强后盾。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解决王国问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派张骞出使西域，发展同西域少数民族的关系。

然而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则频频“流产”，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对“旧制”进行局部修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王朝中后期，顽固势力日积月累、十分强大，改革的阻力极大，难以深入。例如庆历新政：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改革时弊，严格官吏升迁考核制度；限制官僚子弟亲友通过恩荫做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严肃中央政令，取信于民。新政触犯了保守派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改革措施仅一年左右即被废止。还有就是清朝的戊戌变法，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最终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废除了新法，戊戌变法失败。

二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往往着眼于缓和矛盾，稳定政局，只能是对“旧制”的局部修补，改革的幅度较小，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由来已久的统治危机。例如自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以后，张居正从整顿吏治开始，逐步推行以振兴明王朝统治为目标的全面改革措施。张居正的改革并不是彻底的，有很大的局限性。16世纪的地主阶级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迈过它的黄金时代，走向下坡路，一代不如一代的历程，使得统治阶级的眼光愈来愈趋向保守，即便像张居正这样杰出的政治家，也越不出这个阶级局限，提不出远大的政治理想 张居正以近民便俗为改革的依据，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但他在接受国事委托时又表示:“今国家要务，惟在遵守祖宗旧制。”高度赞扬“政必法祖”的精神，给新政披上“法祖”的外衣。五百年前王安石变法，“法祖”是反对改革的旗号，王安石即以“祖宗不足法”享誉青史，但这旗号到张居正手里却变成新政的法宝。虽然张居正改革起到了使明王朝“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的作用。甚至明末有人说他是“救时宰相”，这是褒奖，也是不幸而言中，救时者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那发生在衰老机体上蓦然一现的迥光，并不能招还那逝去的青春，匆匆就被泯灭了。

最后是王朝中后期，皇权相对衰落，中央集权式微，起不到强有力的保证作用。元英宗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十八岁登基的他眼看元朝就要走进历史的死胡同，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挽救尚未病入膏肓的朝廷。他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的重击下，元朝似乎朝野上下焕然一新。这些措施理所当然的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但年轻的皇帝对此并没有足够的警惕。至治三年八月，元英宗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这时，蓄谋已久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突然发动了政变，年轻的皇帝被铁失一刀杀死，而他蒙汉共治的思想也惨烈的画上了句号。

三、古代改革给我们的启示

(一)改革须先从权贵中推行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上层 ,要实行改革 ,必须首先统一上层的认识和立场 ,这就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商鞅变法,与当时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甘龙、杜挚进行了激烈辩论 ,从而宣传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太子犯法 ,商鞅说: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师公孙贾。明日 ,秦人皆趋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其阻力也来自上层 ,所以赵武灵王让王谍告公子成说:“行政先信于贵”,通过做工作,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其法才得以推行全军。中国自古是个人情味浓厚的国家,人们常常禁不住以情代法。范仲淹大刀阔斧地裁减地方上贪污而又无能的官员,就遭到了一些官员们的反对 ,连曾赞成改革的富弼都说:“你大笔一挥 ,可知就造成一家哭啊!”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 ,比一路人哭怎样 ?”意谓宁让庸吏贪官一家哭,也不让在他们治理下的一路人哭。所以变法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贵们的反对。综观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情况，一些人们反对改革的主要动因 ,一是囿于认识,二是羁于利益。囿于认识主要是指其认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循守旧,对所谓“祖宗之法”缺乏辩证的分析，羁于利益主要是指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而反对变法,其反对变法的理由可以讲得冠冕堂皇,骨子里乃为保护其一己之私利而已。二者又是互动的 ,其由于认识短浅而羁于私利,由于羁于私利而认识短浅。变法必然伴随着一些利益调整 ,权贵们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来利益,往往会竭力反对变法,他们有时也会讲很多变法的好处 ,但一旦触及到自己的利益时,其立场和态度就会发生截然相反的变化。

（二）制定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

改革方案是否可行 ,是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故古人主张,改革必须要有独智之虑, 即要有独到的见解和思虑 ,制定出高明而可行的改革方案。如商鞅为秦孝公首先制定了先富国强兵 ,夺占黄河和崤山之固 ,后东向以制诸侯 ,最后成帝王之业的宏伟规划,取得孝公的支持后,开始变法。宋代王安石的《言事书》、《上时政疏》,亦是其施行变法的纲领。清代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也是当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总之,有无高明而可行的方案 ,是改革能否施行以至成败的前提,这就必须进行深入调查,充分论证,精心思虑,反复推敲 ,努力使方案趋于完善,步骤合于形势。

（三）最高统治者必须具有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

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程 ,中间难免出现矛盾、曲折和反复。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决心如何,往往是改革成败的关键。管仲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齐桓公的支持,他自己又掌握了国相大权。商鞅变法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性原因也是取得了秦孝公的支持，而其最后被杀 ,也是因为最高统治者易人,他失去了“靠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成功 ,也是因为他本人就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雄材大略,变法态度坚决,又取得了一些重臣的支持。因此 ,顽固的保守势力在他面前最终都败下阵来。至于宋朝王安石变法之败,清代康、梁维新之亡,都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权威等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商鞅在看出秦孝公真正有变法图强的决心后 ,才讲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范睢对秦王“三问而不敢对”,就因为变法事关重大,而最高统治者的态度又关系着变法成败。

（四）变法时机的选择要适宜

《吕氏春秋·察今》中说:“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移时移,变法易矣。”讲的就是要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历史上的一些成功的改革者,都是顺应历史潮流 ,把握时机 ,适时进行改革的。如商鞅选择在“诸侯卑秦”,秦孝公感到“丑莫大焉”,决心继承先人之志,变法图强,下达求贤令之后 ,西行入秦,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悦,于是决定在秦国实行变法。变法在秦孝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成功。相反 ,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统治者由于缺乏应有的敏锐,盲目骄傲,和平麻痹 ,看不到“世易时移”的新特点,丢掉了改革的机会,导致最后被动挨打。如近代以来,西方经过工业革命后 ,火器有了很大发展 ,在武器装备上已将清帝国远远抛在后面。但醉心于“天朝”、“中心”的清朝君臣们对此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一味关着门称老大。五十年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大清帝国的君臣们尝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厉害,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才手忙脚乱起来。这一历史事实证实了古人“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不可以持国”训言的正确。

(五)军事改革要系统运筹并周密施行

军事改革是国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历史上有一些比较单纯的军事改革,例如魏舒的毁车以为行,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等，但是大部分军事改革都是被纳入到整个国家改革之中的,是国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都是如此。从中国历史上军事改革的情况看,军事改革必须系统运筹,周密施行。宋神宗和王安石在讨论变法时,都讲到“措置得兵”的问题,即是指此。王安石说:“西事稍弥,边计正当措置。天下困敝,惟为兵患。若措置得兵,即中国可以富强。余皆不足议也。”强调了利用和平间隙进行军事改革的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

（六）改革者要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

从中国历史上改革的情况看,那些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这是因为改革必然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这些保守势力往往都握有重权,他们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对改革始则反对、继则扼杀、不行则韬晦,进行打击报复。所以历史上很多人对改革望而生畏,随波逐流者多,敢挽狂澜者少;讲大道理者多,真行实干者少;善始者多,克终者少。但是历史证明,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改革者。没有了他们,中国就真的失去了希望。他们往往是当时富国强兵的先行者 ,上层建筑的修补者,缓和阶级矛盾的调停者 ,在一定意义上说 ,也是历史前进的推动者。谭嗣同云:“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日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 ,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 ,请自嗣同始。”他被捕后 ,在监狱墙上题诗曰“: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在临刑时又慷慨陈词 ,大意是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 以唤醒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事业。谭嗣同这种为了改革而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感天地 ,泣鬼神,是应大力弘扬的。改革者没有这种精神,其改革大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还有一重要特点,就是人存政在,人去政息。究其原因 ,除了是否建立了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之外,还有一极为重要原因 ,就是变法坚持时间之长短。变法没有不建立制度的,但中国是个人治的国家,即使变法建立了新制度 ,人们也可照样将其废除。习惯势力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变法实施时间一长,人们习惯,后人再改也就难了。商鞅变法,“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不便者以千数”,“行之十年,秦民大悦”,新法实行时间长了, 人们习惯了,后人再想改就难了。但新法长期不改 ,也会变成“旧法”。只有不断变革,社会才会进步。这就是《易传》所谓的“生生不息”。我国的先人们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变易是永恒的,不变是相对的。治国、理军必须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适时进行改革,切不可墨守成规,求稳怕乱,反对变革。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参考文献：

[1]任晓.中国行政改革[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2]蔡放波.中国行政制度史[M].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3]李华瑞.宋代建元与政治[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4).[4]陈涴.中国古代改革史论[M].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2.[5]漆侠.中国改革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6]周远廉.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M].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找论文网》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

可以这么说，改革贯穿于中国古代国家历史发展的始终。尽管各个时期，不同朝代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情况不同，具体改革的内容、目的、手段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改革都不是固守已不适应新的政治、经济情势的旧的法制、体制或政策。或如秦商鞅所说：“当时而立法，因事而治礼”或如北宋王禹偁说“改辙更张，因时立法”，通过不断的改革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今天改革开放是时代的主旋律，学习古代改革史（中国古代史新教材介绍的重大改革共有12起），认真总结历次改革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我们具有积极的资政、借鉴意义。古代历史上无数次革新与变法实践表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

一、复习目标：

掌握古代重要的改革发生的背景、内容及影响；总结出一般规律

二、政治原理：

对于历史上的改革和变法的评价要坚持如下标准：坚持社会发展的标准；坚持历史的标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重视历史发展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注意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关系；改革的成败不能以改革者个人的结局来作判断，而应视改革的积极作用是否得以维持。

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分析理解古代的改革变法。

运用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的辩证关系分析认识王莽改制。

王安石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却被废除，表明改革的复杂性与曲折性的道理。

理解我国古代的改革与现今的改革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联系有关时事，了解如何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以及深化农业改革和发展农村经济，进而掌握改革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现实意义。

三、知识梳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

1、中国古代变法

（1）春秋——管仲改革、“相地而衰征”。

“相地而衰征”实质上承认了什么？

（2）战国——魏国李悝、楚国吴起、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变法，秦国商鞅变法（内容、作用）。

商鞅变法中使社会性质发生变革的最根本的一项措施是？

（3）新——王莽改制（背景、中心内容、结果）。

（4）北魏——孝文帝改革（背景、内容、作用）。

孝文帝改革中使社会性质发生变革的最根本的一项措施是？

孝文帝改革带来的最深远的影响是？

（5）北周武帝改革

（6）后周——世宗改革（内容、作用）。（7）北宋——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时间、背景、内容、作用、失败原因）。

庆历新政的中心措施是？

在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中心措施是？惟一不能增加政府财政收的措施是？对大地主触动最大的一项是？最能体现地主阶级属性的是？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

（8）金世宗改革：

提倡开荒，利用黄河故道实行屯田，招募农民垦种，遇到荒歉年，减免租税。改革使北方经济得到发展。

（9）明朝——张居正改革（内容、作用）。

归纳：中国古代的四大改革

指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和北宋中期的王安石变法。

基本原因：一是因为新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上层建筑的要求，如商鞅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二是因为社会矛盾激化造成，例如王莽改制前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改制中又激化了民族矛盾，王安石变法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变法中又引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

措施包括：(1)改革生产关系，如商鞅变法中的废井田、开阡陌；(2)限制贵族特权，如商鞅 变法和王安石变法；(3)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而在调整中照顾农民利益，如商软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4)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如商 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

结果：全部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改革不成功的都导致政权衰弱，如王莽改制和王安石变法；改革成功的都出现国运强盛、社会进步，如商 变法和北魏孝文帝改革：

2、近代中国的变法和革新

（10）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和清政府“新政”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为适应外国侵略者需要而进行的，措施主要是加强军事、经济力量；对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的调整政策服务于政治目的、为了加强统治，但是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结果都失败，因为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随着在对外战争中的失败而告终结，“新政”中加重剥削促使人民不断反抗，不久清政府就在辛亥革命中被推翻。

（11）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资本主义而发起，维新思想宣传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变法沼书的颁布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但是由于缺乏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勇气，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脱离了人民群众，在封建顽固势力镇压下失败。与日本明治维新相比，封建专制统治和自然经济强大，维新派没有在人民支持下推翻封建专制而获得政治统治权，变法诏书中没有涉及议会宪法等维新派政治主张，外部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强大，相反在加紧侵略中国，都是中国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12）清政府“新政”

3、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新中国建立后，受苏联高度集中政治经济体制和“左”烦思潮的影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体制弊端显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思想解放和确立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决策，为中国当代的改革铺平了道路；20多年来的改革，使中国经济、科技、教育、文化有了蓬勃发展，国际地位提高，祖国统一大业迈大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以上的改革都是从狭义上来讲的；从广义上讲，凡是统治阶级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的调整，都称得上改革。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为何总是失败

大清国的维新改革，仅实行了103天就失败了，维新党人被杀头的杀头，逃亡海外的逃亡海外，史称百日维新。

而一衣带水的日本，却通过明治维新，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而一举成为世界列强。读史每读至此，总免不了为中国的不幸而扼腕。

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改革，从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到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再到清朝的百日维新，无一不是以失败而告终，最终的大结局都是王朝的覆灭。

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改革触及到了既得利益者们的利益，而这些既得利益者大多为当时的统治阶级。

几次改革虽然都有皇帝的支持，却仍然免不了失败的下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如王安石的变法，其中预算制度的改革，使国家节省开支40%，而这40%所豢养的官员，或被淘汰，或不能再贪污，自然感到无比愤怒。

还有王安石的青苗法，士大夫就是依靠农急时向农民发放高利贷而兼并农民土地的，政府向农民发放贷款，阻塞了他们兼并发财之路，他们又如何能不坚决反对。

而王安石的新法，在贯彻时，却不得不依靠这些既得利益者们去执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对新法进行破坏，使新法在贯彻中走了样或不能充分落实，从而最后导致变法的失败。如明朝张居正的改革，比王安石的变法要和缓许多，但仍招致了既得利益者们的强烈反对。其中的调查户口，测量耕田，整理税赋，裁减官员，缩小机关编制等，都直接伤害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的抵制与反扑是猛烈的。在张居正死后，张家被抄没家产，张家十余口被活活饿死。

清朝康有为的改革，与60年代满清官僚们自发搞的洋务运动不同，洋务运动不过是经济上的一些革新，重点在于改良武器，而康有为的改革重点在于政治体制。

这种改革首先触动的就是那些满清贵族的利益，他们向来以汉族的统治者自居，在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已经为他们铺就了足以令他们过上荣华富贵生活的仕途阶梯，所以对康有为的改革，他们就象被挑了巢的马蜂一般，惊慌失措，骇叫奔走。

监察部御史文祥是满州人，他向光绪皇帝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给满州贵族们提供了理论根据，他们誓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以掌握中央军权的满州人荣禄为首的王公大臣们，日夜在慈禧太后的身边哭诉清王朝满州人的危机，再加上无耻小人袁世凯的告密，历时103天，图谋自强救国的维新运动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于是满州人欢声雷动，歌颂那拉兰儿是满州民族的大救星，是继康乾之后的又一完人。

中国的历史告诉人们，如果只是等待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的话，其结局只能是水中捞月。在社会下层的民众还没有觉醒，在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受到来自下层民众的足够的压力之前，既得利益者们绝对不会做出利益上的让步或放弃自己的大部分利益。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人们的丑陋，也提示给人们未来前进的正确方向.

第五篇：关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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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改革

【社会问题的背景】

(1)2010年3月底，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同时，要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

(2)广东公车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是东莞市沙田镇。该镇从1993年起取消领导干部的公务用车，改发交通补贴。

在2003年开始的大规模车改中，东莞仍领跑在前。2004年年底，东莞完成了市直党政机关车改；2005年10月前，镇街车改完成。

车改后，东莞公务员交通支出节约了一大笔。最早车改的沙田镇，车改前该镇机关每年交通费用为84万元，车改后为38万元。全市各个镇区车改前3年平均每年公务员交通费为11759.64万元，车改后每年公务交通费用测算为8875.97万元，节省了近3000万元。在东莞公务用车的改革中，最引人关注的第一件事便是车改后公务员个人的交通补贴标准。在天涯等论坛上当时火热的帖子是《天！东莞车改科员有1000元补贴》。东莞市一局级机关公务员蔡先生告诉记者，“老百姓意见那么大，不可能不顾及的”。后来车改方案正式出台，科员的车补为800元。对于大多数公务员来说，这个补贴标准还算满意，“车补基本上能满足需要了”。

(3)“三水区自2004年6月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先后对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行了车改。”佛山三水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三水区的公车全部面向社会公开拍卖，当时开创了广东车改先河。

“车改前做了近一年的调研！”这位负责人介绍说，调研后得出结论：“不如把公车拍卖，这样车改就一步到位了。”

2004年7月4日，佛山市三水区公车首场拍卖会如期举行，首批79辆拍卖公车共吸引了1312名竞拍人参与竞拍。“公车拍卖，那是从没见过的新鲜事。”参加过公车拍卖的私企业主黄先生回忆说，当时他看中的一辆丰田起拍价为7.2万元，最终以16万元成交，他因出价少没得到“心头好”。三水区分五批拍卖公车367辆，成交总价3738.26万元。

车改后，三水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支出分别每年至少降低700多万元和60多万元，节约率在30%以上。“车改后，没公车不下乡的情况改变了。”三水区农业局一负责人介绍说。

(4)2001年起，广州在5家单位试行公车改革，其中4家为市属国企，天河区21个街道办事处是唯一试点的政府机关单位。记者调查发现天河区的街道车改近10年，就连至今偶尔还会发牢骚的个别街道领导同志也承认车改不但省了钱也没有误事；而由于街道再无公车，被广大市民诟病的公车私用、超标配车等中国公务车的传统痼疾基本上不治而愈。

(5)公车没了，出外办公是否不方便，而且交通费还得自掏腰包，公务员们会不会为省钱干脆直接“省事”偷懒呢？记者询问目前仍在职或刚离职的9位街道正职及中层干部，都得到了正面的答复，“没听说过谁为省钱而偷懒不干活的”。

珠江新城一街道科级干部A向记者直言，“没车确实不好开展工作”。他说，以该街道办事处为例，副科以上超过九成的公务员都买了车，尤其是近年来车价一直在下降，“公务员的收入稳定，福利也好，买部经济型车还是没问题”。

(6)2004年8月，广州市监察局在答复一位政协委员的提案时提到天河区车改后预计每年可节约158万元。先后在街道做主任、书记近6年的B认为自己没沾车补的光，他拿最高档2800元/月的车补，除了送送孩子上学，偶尔周末家庭旅游，绝大部分里程都是公务。“新车只保养，每月还能剩个三四百块；但是里程数过了10万公里，修车次数多了，每月有时还得倒贴点钱”；“更何况买新车是自己家拿了20多万，车辆折旧都自掏腰包”。http://gwy.91up.com/

另一位科级干部T提到另一个问题，车改时广州93号汽油不到3元/升，现在已超过6元/升；停车费同样也翻了1倍，但是车补却10年没调整。

(7)2004年，顺德颁布了《顺德区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标志着正式拉开了车改的序幕。事实上，从2002年起，大良、勒流等镇就陆陆续续自发进行了车改，在整个珠三角地区来说算是“先行者”。顺德“车改”以后，公务员的交通补贴按级别分，最高1000多元，低的几百元。据交通部门统计，现在，顺德每百户人家中就有44户拥有私家车，体现了改革的成效。

(8)中山市从2004年10月1日启动公务用车改革，以货币化形式发放公务岗位交通补贴，正处级定额补贴最高2800元。首先进行车改的是139个市直机关单位，之后逐渐扩展到公检法以及事业单位。据统计，中山车改第一年就为政府财政“减负”2200万元，2009年中山则干脆暂停了公务用车购置。车改当年，不少公务员参与公务车拍卖，直接把单位的公车买回来作私车，如今大多数科级干部都有小车。

(9)2004年中，惠州16个市直单位和大亚湾区作为试点单位正式取消单位的公务用车，按级别给个人发放交通补贴，随后在全市全面铺开。据改革前后的统计测算，通过减少公车数量，市级机关公车从567辆减到127辆，三年内不用购买新车和每年不再新增50名司机等三项将每年节省开支2500万元。车改后，大部分公务员购车自用。一位干部说：“改革之初，被取消了专车很不适应，很不习惯。改革之后，自己购买了小汽车，一家共享，用车公私分明，用私家车上下班，节假日外出，心安理得。”

(10)国外及地区公车管理对策借鉴。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公车管理方面都有一些比较完善的政策法规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借鉴他们这些成熟的做法及经验，对于加强我国公车管理与改革，缩减公车消费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据对日本、英国、德国、瑞典、芬兰、美国、印度、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务用车管理情况分析和研究，他们一些具有共性的成功做法值得借鉴：

对公务配车和公车标准及适用范围有严格规定。一般只有内阁部长可以配备专车，但也仅限于执行公务，下班以后的私人活动一般乘用私家车，并且部长的配偶或伴侣通常不可以使用公车进行私人活动。香港特首董建华离任后的当日，便不再乘坐公车。

对公车使用全过程实行严格的管理。公车由专人保管、维修，保证其性能良好、使用安全。每辆公车都有用车登记卡，卡内详细记录起始时间、地点、行程、油耗、计费等信息，登记卡定期上报主管部门，车辆使用完毕及时交回车库。并且严格执行因私用车的收费制度，倡导为纳税人节省开支的理念。

对公车使用情况实行科学监控。采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由指挥中心对公车实行智能化的实时监控，并在每辆公车上分别安装带有“公务”和“私用”双按钮的计程器和代码发射器，任何人用车都必须先按下其中一个按钮，使得监控中心能及时地掌控全部用车情况。鼓励私车公用。对于使用私车或公交车等执行公务的工作人员，实行按行驶里程或票据给予一定补贴。

重视社会舆论对公车使用的监督。所有公车都会贴上特殊标志，便于公民对政府实施监督。法国曾有一位部长因公车私用被拍照(因公车有标志)，囿于社会舆论压力，被迫辞职。

【核心观点】

(1)我国的公车改革尚处于起步和摸索阶段，很多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公车改革探索面临“政策不明确”的难题。由于中央对公车管理制度改革缺乏明确的指导意见和操作原则，使得长期以来公车改革只是在少数部门、少数地区自发并分散地进行。这种状况所造成的后果：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的车改模式、适用范围、公车管理、补贴标准等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给国家对公车统一监管造成了不便；对未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的地区和部门，会因为无政策可依或操作难度大而推迟或拒绝公车改革。

(2)加强公车管理与改革，应在客观地总结我国公车改革地区及部门实践经验基础上，深入分析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借鉴国外公车管理的经验，综合考虑公务活动需求、财政支出成本、行政运行效率、预防和遏制腐败、社会承受能力、节能减排降耗等因素，进一步理清改革思路，实事求是地积极稳妥推进。以逐步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制相统一的公车管理新机制。

(3)严格强化对确需保留公车的监管。严格公车编制和配置标准；对公车实行统一车牌标志，统一喷涂车体，统一标明使用单位和举报监督电话，便于社会监督。中宜教育戴斌老师认为，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安装GPS全球定位系统，或在公车上安装行驶记录卡。

(4)公车出行要登记时间、事由、目的地、里程，乘车人和司机要分别签字，公车用后一律入库，并定期公布用车记录；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的监督作用，将对公车使用的监督纳入到纪检监察工作的范围，将交通补贴经费的发放纳入审计监督范围，提高公车使用效率和监管水平。

(5)建立健全与公务员绩效考核相配套的规章制度。细化对公务员勤政廉政表现的日常考核指标，避免车改后公务人员因吝惜交通包干费而不愿意外出执行公务等现象发生。

(6)采取积极措施，鼓励“私车公用”。允许经常性私车公用人员报销一部分费用或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妥善安置好司勤人员。可通过组建市场化运作、社会化管理、企业化运行的机关出租车队的方式，为原有编制内司机提供就业岗位，为其他司机提供就业机会，避免出现新的失业群体，减少社会震动和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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