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孔湘教授的研究经验

第一篇：林孔湘教授的研究经验

《农业植物病理学》课程学习材料

林孔湘（1910—1985），福建省闽侯县人，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农业教育家。1929年考进福建协和大学，1934年毕业，即回闽侯县乡村师范中学教书。1936年获留学美国奖学金，进压历根尼大学攻读研究生。1941年1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任副研究员。看到祖国灾难深重，积弱积贫，他立志为国贡献力量，遂于同年9月回国。先后在广东岭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43年至1945年执教于四川大学，云南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岭南大学，1947年任岭南大学植物病毒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农学院教授，植物保护系主任，是当时华南农学院仅有的四个有博士学位的教授之一。林孔湘一生潜心研究柑橘黄龙病，首先证明柑橘黄龙病源于病毒，首创柑橘繁殖材料热处理消毒方法；推行“无病虫栽培”技术，为振兴我国柑橘业做出了卓越贡献。1951年被授予“广州市模范教育工作者”称号，1956年被评为“广东省教育先进工作者”。

1910年5月12日，林家的一个聪明伶俐孩子出生了。这是福建闵侯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全家人的活路就在土地上。家里种了一些庄稼，父亲在乡间兼营小规模的柑橘业。儿子长大后，那片柑橘林就是最好的去处。家乡的山水之美和果园之乐是他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从小便对农业生产，特别是柑橘生产有浓厚的兴趣。家庭的贫寒并没有阻止他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他很晚才进入乡间小学念书，而且是用了4年时间读完全部6年的中学课程。

面临着沉重的生活负担，林孔湘不得不中断学业做乡村教师。教书之余，把所有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孜孜不倦地学习之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1929年，他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并获得清寒大学生奖学金。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回到闵侯县乡村师范中学教书。

父亲的死给了他极大的打击。父亲去世时几乎无以为葬。全家人的血汗和土地，还有那片柑橘林，都换不来一日三顿！国家的落后和家庭的贫困深深的触动了他，他开始观察冷酷的社会现实，一种强烈的民族悲愤在血管里奔流，他发誓要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救助中国，振兴中国，改变她积贫积弱的面貌。

1936年，协和大学在教务长陈均思教授推荐下，林孔湘经过选拔考试，获省教育厅公费出国留学。当时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华北事变发生不久，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26岁的林孔湘背负着沉重的行囊、抱着振兴中华的决心，远渡重洋，来到大西洋 1的彼岸继续深造。

他先来到美国亚力跟尼学院学习，一年后顺利的转到举世闻名的康奈尔大学，受业于世界著名植物病理学专家H.H.怀素教授，主读植物病理学，副修植物生理学。这为他专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林孔湘晚年的时候，他在遗留下的笔记本首页写到：“他（指H.H.怀素教授）教导我怎样想问题，怎样做科研，怎样把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他还教导我怎样教学生，怎样做人。我很高兴，我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的确，林孔湘没有辜负恩师的深切期望。1941年春获得博士学位的他，高薪受聘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副研究员。

1941年，也是祖国多灾多难的一年。日本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抗日战争陷入重重困难。

面对祖**亲的痛苦呻吟，林孔湘心急如焚。故土之情，魂牵梦绕。那里生活着兄弟姐妹，那里埋葬着生身父亲；哪里有童年的梦幻、青年的立志；那里更需要有时只是去拯救她，去强盛她！海外游子报国心切，林孔湘谢绝了校方的挽留，来不及和同事、朋友打招呼，匆匆辞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祖国。

归国后，林孔湘先受聘于广东岭南大学。1943年先后在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和金陵大学任教，同时还兼任过福建省研究员。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更清楚的看清满目疮痍的国土和民不聊生的悲惨现状。科学不一定能救国，但救国不可以没有科学！

抗日战争结束后，他重回阔别两年的之久的岭南大学，先后任副教授、教授；1947年，大学建立植物病理研究所，他任主任；1948年，植物研究所开始招收第一批研究生。他似乎看到了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希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林孔湘和大学生一起，穿着洁白的衬衫，系着鲜红的腰带，敲起锣鼓，扭起秧歌，迎接解放军进城。那种扬眉吐气、当家做主的感觉真好！开国之初，生机蓬勃、百废待兴。林孔湘按耐不住内心的无比激动，带领着学生在科学的崇山峻岭继续前行。

全国院系大调整后，林孔湘任华南农学院教授、植物保护系主任。民盟广东省委委员、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和广东分会理事长。

“科学工作者必须勇于坚持真理”，这是林孔湘毕生坚持的信念，也是他痴心不改的追求。在几十年的柑橘黄龙病研究中，他几经波折，屡遭劫难；然而，泰山压顶不玩，只要是真理，他从来是“咬定青山不放松”！

柑橘黄龙病是我国华南地区毁灭性病害，仅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区）到80年代已损失1000万株以上。这种病还在我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有文献可查的是1919年莱金（Reinking）的报道。1930年后，黄龙病毒开始从广东的潮汕地区迅速蔓延。

林孔湘早在大学期间就对柑橘黄龙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解放前就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1941年开始，他数十年坚持不懈地从事柑橘黄龙病的研究。

粤北的冬天还是寒冷的。虽说没有雪花飘舞、北风呼号，但是气温下降、寒气袭人，迫使人们减少了户外活动。林孔湘出门了，他要利用寒假，开展柑橘病害的调查。那时候，马路上跑的公共汽车，烧的不是汽油，而是木炭。林孔湘坐着又破又慢的汽车，从粤北坪石出发，途经粤、闽、赣三省20多个县，历时两个月，行程2600公里，深入乡村田间地头调查，首次在福建几个果园发现柑橘黄龙病。由于抗日战争，柑橘产区均已沦陷，研究工作无法展开，直到1947年开始系统研究。这期间，林孔湘无数次深入江西赣州、南丰，福建龙溪、福州，台湾新竹、员林，广东潮汕地区，广西南宁、柳州等地调查黄龙病的发生发展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那样的物质条件下，做如此浩繁的工程，这其中的艰辛和劳苦是难以想象的！

柑橘黄龙病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不找出确切的原因，其防治工作就无从谈起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看法不一。我们来看几种不同的意见：

其一：一位来华工作的苏联植物生理学家，到中国后跑了几个地方，看了几个柑橘圆，就断言柑橘黄龙病是水害造成的，只要果树上山，问题就可以解决。

其二：一批从事柑橘栽培的青年园艺工作者，他们人为黄龙病是栽培技术不当所造成的，只要搞好栽培，问题就可以解决。

其三：福建有个农民劳动模范宣称自己用砍烂根、剪病枝、换新土、施肥料的办法医好了两株黄龙病树，这件事轰动一时，被认为“土专家战胜洋专家”，是“卫星上天”。各地都准备大规模推广。

其四：林孔湘经过反复实验，排除了水害、栽培失当等原因，证明病毒是黄龙病的病原：为了使自己的结论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1951至1953年的三年里，林孔湘每年都用蕉柑、碰柑两个品种接种病毒，接种树共有292株，对照501株，接种树发病率为64%，对照仅为1.6%。带病苗木少数先发病，既而逐渐蔓延，后来则快速发展，这完全符合侵染性病毒的蔓延规律。

本来，科学研究中或者学术上有不同观点，是件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学术研究不是单一纯净的色彩，它往往和沉重而扑朔迷离的政治搅和在一起。于是，林孔湘的科研道路变得严峻而崎岖。

林孔湘的“结论”，犹如一世纪起千层浪：反对具有至高无上权威的苏联专家的看法，他坚持己见，毫不退让，因此，被看作为“狂妄自大”。对青年园艺工作者的意见，他据理力争，用实施辩驳，就被看做事打击新生力量。对那个医好了黄龙病树的农民劳动模范的做法，林孔湘在会议现场，经过仔细观察研究，直率地指出，那两株果树感染的根本不是黄龙病，那位农民的经验不是治疗黄龙病的经验。这一来，又触犯大忌，被认为是打击土专家。一顶顶帽子向他扣来，可林孔湘很“倔”，只要是真理，他绝不会让谬论半步！

科学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这点，林孔湘心里很清楚。

他一点也没有放弃。一方面，他积极研究防治黄龙病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参加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的机会，反复向广东省农业主管部门、国家农业部提出防治柑橘黄龙病的意见和建议。

1955年12月31号，新的一年如期而至，林孔湘还在不停地忙碌和奔波，没有时间去体味新年给人带来的兴奋与激动。他又写信给农业主管部门，建议派专家组来学校考察他的研究成果和观察柑橘黄龙病的传染现象，从而研究防治柑橘黄龙病的方针。多么诚恳的肺腑之言！可是这封信犹如石沉大海，毫无消息。

林孔湘看到问题的发展日益严重，作为一位热爱祖国和人民、热爱事业的科学工作者，怎么会不心焦？同年10月末，他趁赴京参加米丘林诞生百年纪念会之际，向国家农业部建议召开一个柑橘黄龙病防治问题的座谈会，并到实地考察。

1956年2月，农业部组织的柑橘黄龙病考察团，到广东潮汕地区考察。专家们亲眼看到了黄龙病传染和蔓延的严重现象，认真倾听了农民的声音，并到学校考察了林孔湘的实验结果，最后肯定了黄龙病乃由病毒所致的研究结论，并采纳了林孔湘提出的防治柑橘黄龙病的五项措施。这样，数年来关于黄龙病的病原和防治方针的争论，才告结束。

林孔湘在给《南方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到，“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真理、勇于争论，敢于跟那些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作坚决斗争。在学术争论中，既然认定自己的看法和论点是正确的，就应该不怕失败。失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就是科学家的风格和品质，也是林孔湘为人和治学的原则。

没想到，厄运会降临到这位执着追求真理的科学家身上。

1957年，他和他的助手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们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到粤东农村劳动。但是，他们没有停止手上的科研工作。在1956年，林孔湘曾率先提出了防治柑橘黄龙病的五项措施：即实行严格检疫、培养无病苗、早挖除病株、加强防虫、加强栽培管理。为了更好地保证无病苗木的培养，他率领助手在粤东农村艰苦的环境下，进行繁殖材料消毒的热处理试验。1958年，首次培育出不带病毒的柑橘苗木。这个技术创新，在当时国内外

尚未有报道，填补了柑橘病毒学的一个空白。由于政治运动的影响，他的这项成果直到1964年才在《植物病理学报》上公开发表，而且还是得到陶铸同志的特别关照。这一耽误就是六年。

十年**中，林孔湘并没有因环境的恶劣而改变自己的追求，在很多人心目中成了一个“顽固分子”的标本。本来已经早就摘掉了“右派帽子”的他，又被重新戴上“帽子”，派去做最艰苦的劳动，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研究工作一再被迫中断。但是，就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林孔湘仍然密切关注黄龙病防治研究工作和黄龙病对广东省柑橘的危害的情况，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进行这项研究。1975年，他发表了“根除黄龙病及其它柑橘危险性病虫的途径和方法”论文，有关部门根据林孔湘的理论和整套技术，培育出一批无病虫柑橘苗木，经过示范种植，取得了预期效果。这是柑橘病虫害防治上的一项革命性措施。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1979年，强加在林孔湘头上的种种罪名得到了平反，省农业委员会恢复了广东省黄龙病研究小组的工作，并恢复了他的组长职务。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林孔湘庆幸自己盼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春天。虽说不再有当年的身体和精力，可他感到有使不完的劲！他逢人便说：“现在我的生命指日可数，在我有生之日，都要坚持这项工作，直到我生命停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为消灭柑橘黄龙病作贡献，不达目的死不瞑目！”

此时林孔湘已是暮年，十年**烙下的伤痛使他的身体渐渐衰弱下来。加上1976年，他曾患胃癌，在两年间先后动了两次大手术，整个胃和脾脏已全部切除，他靠着用肠做的假胃来维持生命。拖着极其虚弱的身体，怀着对科学事业一片赤诚之心，林孔湘奔走于粤、桂、闽三省区柑橘产地，到处开讲座，推广他的技术，促进各地区广泛建立无病虫苗圃。他撰写的《柑橘无病虫栽培》一书，被农业部出版社定为特急件付印；北京科教制片厂将他的研究成果拍成科教片，向全国各地普及和推广。

一个年近70的老人，且曾患癌症，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干工作，这是一种怎样的顽强意志，一种怎么养的高尚品质？！

1981年6月，林孔湘意外的收到了C.N罗惠斯彻尔的一封信。这位美国柑橘病毒专家在信中写道：“你在柑橘黄龙病热处理工作上的卓越贡献，是对我的柠檬碎叶病毒和其他柑橘病毒热处理工作根本行的启发和鼓舞。”林孔湘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研究成果在遥远的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收到了青睐，被美国植物病理学界誉为柑橘病毒学上的一个创举。在加利福尼亚的法律中郑重写道—柑橘苗木未使用这种消毒方法处理是不准出售的。

1983年4月，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立大学教授C.N罗惠斯彻尔，应农业部邀请来华讲学。他专程来到广州拜访了林孔湘。他对林孔湘说：“我看到了你那篇柑橘接穗芽条热处理的文

章，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因为那段时间里我们用过的柑橘病毒病热处理的种种方法全都失败了，正处于绝望的境地，佛州的两位柑橘病毒学家者也同样遭到失败，并断言用热处理方法消除柑橘病毒是不可能的。看到你的文章的英文摘要，我顿时感到又有了希望，后来按你的方法实验，果然获得成功。”听了他的一席话，林孔湘心潮澎湃，回想曾付出的一切，不禁湿润了眼睛。他的研究成果至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防治黄龙病的“柑橘无病虫栽培”新技术，也未得到很好的推广，却被国外国所采用，并以法律保证其推广。

林孔湘感慨万千，夜不能寐。他提笔给《羊城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恳切陈辞《不要忽视自己的科研成果》。信中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盲目崇洋和瞧不起自己而已！”“我国的科学技术是注定要落后在外国后面吗？我们中华民族的气概到哪里去了？”4月29号，《羊城晚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林孔湘的信，还配有著名评论专家微音写的评论。接着，《人民日报》、《福建日报》、《福建科技报》、民盟《中央盟讯》等报刊竞相转载。读者来信象雪花般向林孔湘飞来，对他表达敬佩之情，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林孔湘深感欣慰。他又和往日一样，全身心地投入了科研和推广工作。

1983年9月19日，一篇出现在《羊城晚报》头版头条的文章《爱国赤诚 催人泪下 林孔湘立遗书舍命治“黄龙”》，再次唤起了人们对林孔湘深深的敬意。

事情是这样的：1982年秋天，林孔湘应邀赴广西、福建考察柑橘病害，禁不起旅途劳累，回学校后重病一场。在病榻上，他给广西区领导同志写信，对当地柑橘生产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一年来，他的“无病虫栽培技术”，已在这里迅速推广。这次他再赴广西，是给广西农垦系统讲习班作柑橘无病虫害技术报告。此次远行，他瞒着家人，悄悄地把“遗书”托付给华南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教授。一位科技工作者得知此事后，感激至深，含泪挥毫，向《羊城晚报》反映了上述情况。

第二篇：孔林导游词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庭的专用墓地，也是世界上延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家庭墓地，位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占地三千余亩，周围垣墙高3米，厚1.5米，长 14.5华里。在这里既可考春秋之葬，证秦汉之墓，又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丧葬风俗的演变历史。孔林也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人造园林。相传孔子死后，“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林内有各种树木10万多株，数百种植物。在万木掩映之中，碑石林 立，石像成群，除一批著名的汉碑移入孔庙保护外，林内尚有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石碑3600多块，又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碑林。过去墓地的“风 水”，被孔子的后代视作“命根子”。例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勘测津浦铁路时，原计划经过曲阜，离孔林西墙很近。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得此消息十分着急，向朝廷连递几件呈文，说铁路将“震动圣墓”，“破坏圣脉”，使祖宗灵魂不得安宁。结果铁路到曲阜拐了个大弯，向西南绕行。如果没有这档子事，现在人们坐火车到曲阜游览，就不用先到兖州下车，然后改乘汽车了。

大门 孔林大门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进入孔林大门是一条长约1华里的甬道，迎面高大的门楼叫“观楼”，俗称“二林门”。此门原是古鲁国城北门。大门到二门这一段，是孔林前突出的部分，类似古代城市建筑的月城。

孔尚任墓 位于孔林东北隅，墓碑上书“奉直大夫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东塘先生之墓”，即是孔尚任墓。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我国清初著名剧作家，其代表作是<<桃花扇>>。他出生书香门弟，因屡试不第，中年隐居曲阜石门山。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来曲阜祭孔时，他被孔府推荐为引驾官，并给皇帝讲经，深得褒奖，破格提升为国子监博士。赴京任职期间曾到淮杨一带治 河，通过吊古迹，访隐士，搜集野史逸闻，对南明王朝的覆灭经过有了深切的感受。回京后曾任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公余致力于戏曲创作。1699年，昆曲名剧<<桃花扇>>传奇脱稿。王公显贵争相传抄，戏班竞相演唱，一时轰动京城。该剧以名士候方域与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次年孔尚任却被罢官回乡，死后葬于此。他一生著述甚丰，另有诗文<<石门山集>>、<<湖海集>>、<<岸堂文集>>等。

于氏坊 位于孔林北侧，是孔子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与其妻于氏之墓。于氏原是清乾隆皇帝的女儿，那么为什么改姓于又嫁到孔府的呢？这里还有段小故事。据说乾隆的女儿脸上有块黑痣，相术说，这块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她嫁给一个有福的人。朝里大臣们议论，天下只有孔圣人的后代最有福。但是当时是满族统治，按规定满汉不能通婚。于是有人给皇帝出主意将女儿认汉族大臣、户部尚书于敏忠为义父，这样以于家的名义嫁到孔府。于氏死后，孔府为其立了这座“鸾音褒德”牌坊。

洙水桥 孔林二门内有一条东西横穿的小河，名曰：“洙水河”，因流经孔子墓前，与“圣脉”攸关，故被后世誉为“灵源无穷，宜与天地共长久”的“圣水”。洙水本是古 代的一条河流，与泗水并称为“洙泗”，后来成为孟子发祥地的代称。古洙水早已湮没。河上有桥三座，左右皆为平桥，中间的一座拱桥在孔子墓前，名曰：“洙水桥”。

孔子墓甬道 洙水桥北迎面绿瓦三楹的高台大门，叫“档墓门”。过此门即是孔子墓甬道。甬道有四对巨型石雕，名曰：华表、文豹、角端、翁仲。华表又称“望柱”，是进“天 门”的标志。文豹形象似豹，腋下喷火，温顺善良。角端传说日行一万八千里，通四方语言，明外方幽远之事。文豹、角端都是想象中的怪兽。翁仲，传说为秦代骁将，威震边塞，后为对称，雕文、武两像，用以守墓。甬道尽头大殿是祭祀孔子设香坛的享殿。解放战争时，朱德总司令曾在此召开过军事会议，所以又成为革命历史文物。

孔子墓 享殿之后红色的墙院内就是孔子及其儿、孙三代的墓地。孔子墓似一隆起的马背，称“马鬣封”，是一种特殊尊贵的筑墓形式。墓前石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 是明正统八年(1443年)黄养正书。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当时鲁国国君称他为“尼父”。这是有别于封号的最尊贵的称号。孔子有封号始于公元元年，汉平帝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此后帝王纷纷给孔子封号，至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李隆基给孔子谥号“文宣”，始称“文宣王”。到元 武帝于大德十一年(1007年)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又称“至圣先师”、“大成至圣先师”等等。历代王朝都为孔子的封号选择了最高的赞誉之词，可见孔子思想学说，对历代统治是何等重要。

孔子墓东为其子孔鲤墓，南为其孙孔伋墓。这种墓葬布局为“携子抱孙”以示人衍兴旺。

孔鲤墓 孔子的儿子孔鲤，一生无大作为，年50岁先孔子去世。但因系“圣人”之 子，故被宋徽宗封为“泗水侯”。子贡庐墓处 孔子墓西三间房屋为子贡庐墓处。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子得意门生之一，也是孔子弟子中善于经商的学生。孔子死后，众弟子为孔子守墓三年，相诀而去，独子贡在此又守三年。后人为纪念此事，建屋三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

第三篇：孔林导游词

孔林导游词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庭的专用墓地，也是世界上延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家庭墓地，位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占地三千余亩，周围垣墙高3米，厚1.5米，长 14.5华里。在这里既可考春秋之葬，证秦汉之墓，又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丧葬风俗的演变历史。孔林也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人造园林。相传孔子死后，“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林内有各种树木10万多株，数百种植物。在万木掩映之中，碑石林 立，石像成群，除一批著名的汉碑移入孔庙保护外，林内尚有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石碑3600多块，又称得上名副其实的碑林。

过去墓地的“风 水”，被孔子的后代视作“命根子”。例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勘测津浦铁路时，原计划经过曲阜，离孔林西墙很近。当时的衍圣公孔令贻得此消息十分着急，向朝廷连递几件呈文，说铁路将“震动圣墓”，“破坏圣脉”，使祖宗灵魂不得安宁。结果铁路到曲阜拐了个大弯，向西南绕行。如果没有这档子事，现在人们坐火车到曲阜游览，就不用先到兖州下车，然后改乘汽车了。

大门 孔林大门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进入孔林大门是一条长约1华里的甬道，迎面高大的门楼叫“观楼”，俗称“二林门”。此门原是古鲁国城北门。大门到二门这一段，是孔林前突出的部分，类似古代城市建筑的月城。

孔尚任墓 位于孔林东北隅，墓碑上书“奉直大夫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东塘先生之墓”，即是孔尚任墓。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号东塘，自称云亭山人，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我国清初著名剧作家，其代表作是<<桃花扇>>。他出生书香门弟，因屡试不第，中年隐居曲阜石门山。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来曲阜祭孔时，他被孔府推荐为引驾官，并给皇帝讲经，深得褒奖，破格提升为国子监博士。赴京任职期间曾到淮杨一带治 河，通

过吊古迹，访隐士，搜集野史逸闻，对南明王朝的覆灭经过有了深切的感受。回京后曾任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公余致力于戏曲创作。1699年，昆曲名剧<<桃花扇>>传奇脱稿。王公显贵争相传抄，戏班竞相演唱，一时轰动京城。该剧以名士候方域与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次年孔尚任却被罢官回乡，死后葬于此。他一生著述甚丰，另有诗文<<石门山集>>、<<湖海集>>、<<岸堂文集>>等。

于氏坊 位于孔林北侧，是孔子七十二代孙、衍圣公孔宪培与其妻于氏之墓。于氏原是清乾隆皇帝的女儿，那么为什么改姓于又嫁到孔府的呢？这里还有段小故事。据说乾隆的女儿脸上有块黑痣，相术说，这块痣主灾，破灾的唯一办法是将她嫁给一个有福的人。朝里大臣们议论，天下只有孔圣人的后代最有福。但是当时是满族统治，按规定满汉不能通婚。于是有人给皇帝出主意将女儿认汉族大臣、户部尚书于敏忠为义父，这样以于家的名义嫁到孔府。于氏死后，孔府为其立了这座“鸾音褒德”牌坊。

洙水桥 孔林二门内有一条东西横穿的小河，名曰：“洙水河”，因流经孔子墓前，与“圣脉”攸关，故被后世誉为“灵源无穷，宜与天地共长久”的“圣水”。洙水本是古 代的一条河流，与泗水并称为“洙泗”，后来成为孟子发祥地的代称。古洙水早已湮没。河上有桥三座，左右皆为平桥，中间的一座拱桥在孔子墓前，名曰：“洙水桥”。

孔子墓甬道 洙水桥北迎面绿瓦三楹的高台大门，叫“档墓门”。过此门即是孔子墓甬道。甬道有四对巨型石雕，名曰：华表、文豹、角端、翁仲。华表又称“望柱”，是进“天 门”的标志。文豹形象似豹，腋下喷火，温顺善良。角端传说日行一万八千里，通四方语言，明外方幽远之事。文豹、角端都是想象中的怪兽。翁仲，传说为秦代骁将，威震边塞，后为对称，雕文、武两像，用以守墓。

甬道尽头大殿是祭祀孔子设香坛的享殿。解放战争时，朱德总司令曾在此召开过军事会议，所以又成为革命历史文物。

孔子墓 享殿之后红色的墙院内就是孔子及其儿、孙三代的墓地。孔子墓似一隆起的马背，称“马鬣封”，是一种特殊尊贵的筑墓形式。墓前石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 是明正统八年(1443年)黄养正书。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当时鲁国国君称他为“尼父”。这是有别于封号的最尊贵的称号。孔子有封号始于公元元年，汉平帝追封孔子为公爵，称“褒成宣尼公”。此后帝王纷纷给孔子封号，至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李隆基给孔子谥号“文宣”，始称“文宣王”。到元 武帝于大德十一年(1007年)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后又称“至圣先师”、“大成至圣先师”等等。历代王朝都为孔子的封号选择了最高的赞誉之词，可见孔子思想学说，对历代统治是何等重要。

孔子墓东为其子孔鲤墓，南为其孙孔伋墓。这种墓葬布局为“携子抱孙”以示人衍兴旺。

孔鲤墓 孔子的儿子孔鲤，一生无大作为，年50岁先孔子去世。但因系“圣人”之 子，故被宋徽宗封为“泗水侯”。

子贡庐墓处 孔子墓西三间房屋为子贡庐墓处。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是孔子得意门生之一，也是孔子弟子中善于经商的学生。孔子死后，众弟子为孔子守墓三年，相诀而去，独子贡在此又守三年。后人为纪念此事，建屋三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

孔伋墓 孔子的孙子孔（前483－－前402年），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孔子在世时，孔伋尚年幼。孔子死后，孔伋拜曾子为师。曾子，姓曾，名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继承了孔子学说的真谛，并传授给孔伋。曾子著有<<大学>>等书。据记载<<论语> >也是以曾子的教学讲义为蓝本，由他的门人弟子编辑而成。孔伋潜心研究孔子学说，著成<<中庸>>一书。孔伋的学生又把孔 子思想学说传给孟子，孟子上承孔子之学，著

成<<孟子>>一书。以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古称“四书”，是儒学经典著作。由此可见孔伋是儒家思 想学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历史进入到当代，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思想学说并未与时俱去。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孔子研究空前活跃，国际上也出现了一股“儒学研究热”，以探讨和重新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当代社会价值。由此我们相信，它必定推动曲阜旅游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空前的繁荣。

第四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事迹介绍

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

徐湘林，男，1955年4月出生于湖南湘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事迹介绍。1978-1982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毕业，1982-1987年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任教。1987-1995年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求学，获社会科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学位。1996年回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副所长。从事比较政治学、中国政府与政治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主要开设课程有“中国政治与政府过程”、“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专题研究”等。其长期从事中国渐进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和政治学本土化研究，提出过中国渐进政治改革五个必备条件和制度空间的解说，以及中国政治研究的政策过程中层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倡政治学和公共政策研究的本土化，并对干部政策改革的民主化进程、政府执行体系从动员型模式向制度化、法治化模式转型、三农问题和乡村治理结构性问题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管理等改革议题进行过政策分析和建议。目前研究兴趣：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主要学术成果：“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年第5期。《寻求渐进政治改革的理性：理论、路径与政策过程》，中国物资出版社，2009；“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在北京大学政管管理学院，有这样一位老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留校任教五年后出国深造，回国后依然在教师岗位上辛勤奉献着；他见证了政府管理学院的建立与发展，为学院专业教育、教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就是我们本次采访的主人公，我们的老师——徐湘林教授。

文革后第一批政治学专业的大学生

出生与五十年代的那一代人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徐老师也是一样，小学毕业后由于“文革”中父亲被打为“走资派”，被迫辍学在家。一年后他的母亲终于通过县里领导的帮助，才上了初中。初中毕业后，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由于父亲没有平反，他还是无法去念高中，这一次是他的班主任找到教育局领导，为他争取了继续学业的机会。徐老师回忆这段求学的历程时，仍然流露出对恩师浓浓的感激之情。

徐老师高中毕业后当了四年知青和两年工人，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使本来还在工厂当产业工人的徐老师终于有机会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由于当时刚刚拨乱反正，社会上仍然普遍认为学文科“危险”学理工科“可靠”。徐老师开始也是准备考理工科。但等到招生专业目录公布后，一心想当作家的徐老师觉得理工科的那些专业实在无法引起他的兴趣，所以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同时由于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书籍，第二志愿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但录取通知却被录取在了北大国际政治系的政治理论专业，真是“在劫难逃”呀。入学后才知道是因为国际政治系有一个湖南籍的老师回原籍招生的时候，把他给招进了本系。

进入政治理论专业（一年后改为“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后，起初徐老师还颇多埋怨，感觉这个专业很不适合自己，随着学习的深入才对政治学产生了兴趣。正巧1980年国家教育部恢复政治学专业，首先在北大国政系78级学生中挑选十五个人组成政治学专业师资班，通过筛选，徐老师成为了第一期政治学专业班的学生。徐老师说，由于是恢复高考，那时同班同学年龄差别比较大，但大家都很珍惜得来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学习都很认真。据徐老师回忆，当时北大的学习环境与现在对比非常艰苦，住房是七个人一间房，四个架子床八个床位，七个睡人，还有一个放东西，非常的拥挤。图书馆自习座位也不足，只能是每个班几个座位，同学们轮流凭卡去图书馆阅读。伙食以粗粮为主，完全不能与现在的食堂伙食相提并论。尽管学习和生活上有这样那样的不便与麻烦，但大家学习都非常用功，因为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学习机会，就更是倍加珍惜。1982年毕业时，徐老师推辞去中央机关工作的机会，选择了留校任教，负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当时教书可用的教学参考资料甚少，只能找到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老教材和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老教材。

出国深造

据徐老师说，出国继续深造是迫不得已。1982年北大恢复招考研究生，政治学班留校作为师资的人是不允许报考的。后来，和徐老师一起留校教书的同事向系里提出申请，希望能够一边教学，一边攻读研究生。但学校和系里更希望他们能专注于教学工作。通过几番努力，系里同意八位教政治学的青年教师（当时被戏称“八大员”）按年龄排序分批攻读研究生。当时国家已经开始放开出国留学的政策，年龄偏小还需要等上几年的几位教师就有了出国留学的另一种选择，事迹材料《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事迹介绍》。据徐老师说，出国留学的决定还有其他的原因。当时，北大政治学首开与西方国家学术交流的活动，开始邀请国外学者来校访问。在被邀请的一些外国教授中有两位美国教授令徐老师印象深刻。一位是斯坦福大学的阿尔蒙德教授，在临湖轩进行学术座谈会上，徐老师和他的同事第一次听说到政治文化的概念和相关研究。第二位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戴维•伊斯顿教授，他来到北大讲政治系统分析，在图书馆会议室连续讲了五次课。这两位大师的现身说法更是激起了徐老师出国留学的愿望和决心。抱着这种求知的冲动，1987年秋天，徐湘林老师如愿以偿被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录取，开始学习政治科学，由于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来到政治系留学的中国学生，戴维•伊斯顿教授主动要求担当徐老师的导师。

那时的留学之路充满着艰辛。据徐老师回忆，当时去美国留学只能兑换50美金，这50元美金和机票还是卖了新买的冰箱凑齐的费用。到了美国是两眼一抹黑，下飞机再坐车到学校就花了20美金。而且到学校报到也没有国内校方安排的迎新生活动，一切都得靠自己安排停当。经济上拮据，文化上的冲击（culture shock），远比现在出国留学要大得多。那时的留学生活既新鲜又艰难，但也充实了面临挑战所产生的坚定与矜持，在80年代的时候，美国政治科学的体系就已趋成熟，新概念新范式已经流行，政治学研究的问题和领域也非常广泛，但这些对中国留学生来说都还是全新的领域。比如第一个学期就开理性选择和实证研究的相关课程，老师们的课听不懂，看阅读材料像看天书，徐老师只能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和查询大量名词来补充知识，听不懂就把教授的讲课录下来再听一遍，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补课”上了。徐老师诙谐地说，那时不用功不行呀，各科成绩平均必须B+以上，不然第二学年就没有奖学金了。

回国后的治学从教之路

获得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徐老师选择了回国继续从教。老师说，不为其他，只是觉得学了知识应该回国服务，虽然在美国学习研究八、九年的政治学理论和比较政治学，但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而且北大情结始终于怀，好像当年离开北大出国留学时就已经在记忆中植入了与北大的约定，回北大就是兑现这一约定。回国之后徐老师仍然是个讲师，他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对中国政府与政治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十余年严谨治学，辛勤奉献，如今的徐老师在这一领域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当问起老师的学术历程时，每个课题、每篇文章历历在目，他认为做研究就应严谨求实，不应只追求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的数量。回国之初，国内学术界的热点是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徐老师发表了他回国后的第一篇论文“论美国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中央地方关系”，希望对国内的研究提供经验参照和理论视角上的启示。其论文通过地方主义、新联邦主义等视角观察美国中央与地方二者间的冲突与合作，以及中央地方关系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总结了美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相互关联的特点，并解释这些特点背后深远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原因，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之后，徐老师将研究视线转向了国内的政治改革，那时中国成立近五十年，改革开放也近二十年，学界对于中国改革应采取渐进式改革还是激进式改革存在不同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师发表了“以政治稳定为基础的中国渐进政治改革”，该论文从评述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同评价和目的争论入手，认为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评价应该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分析政治改革的政策过程中的问题，合理解释中国政治改革实践的规律和评价其成败得失。论文从政策分析的角度，在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个层面对改革实践进行了客观的阐述和总结，并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领导人为重建统治合法性的理性选择；改革是以政治稳定为现实目标的；改革的特点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它是通过一系列政策选择来实现的。论文还运用理性选择理论分析总结了作为政策选择过程的渐进改革得以持续和获得成就所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条件。进而总结分析了当前改革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下所遇到的种种新的挑战，指出中国当前政治改革的核心课题是如何在政绩合法性弱化的同时，通过各项政策和措施维护社会公正，并加快民主与法治的改革进程，建立制度合法性的基础。最后，论文通过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的容纳量，政治体制自身的调整和完善的能力程度，以及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基本政治要求的总量这三个变量的分析，在理论上得出了对中国政治改革的肯定结论。这篇文章被广泛引用摘录，时日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随后发表的文章“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对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精英转换的经历进行分析。其分析得出三点结论：其一，内在政治动力而不是结构性社会经济变化成为大规模政治精英转换的根本原因，高层的政治斗争和政治需求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二，这一精英转换基本上是一个政策过程而不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现有的政策执行体制运行的特点决定了精英转换的方式和结果。其三，依附性技术官僚构成新政治精英的基本特征，新的技术官僚不可能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动员型执行体制的特点，高指标的执行压力和非制度化的体制是政治领导人更容易倾向于选择动员型执行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政治标准优先的“用人”策略在具体实施中容易产生“政治庇护”制并延伸出官僚腐败的弊端。

在这之后，徐老师继续进行对政治改革的研究并不断完善自己关于基层改革的理论方法，并发表相关文章，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的体制性制约与行政执行体制转变”、“从政治发展理论到政策过程理论——中国政治改革研究中的中层理论建构探讨”、“转型危机与国家治理：中国的经验”，等文章。于此同时还就中国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比较研究，多次进行相关的学术报告、讲座等。

谈到教学，作为本科生的我们非常荣幸在本科阶段就可以听到徐老师讲课，在教学调整前，徐老师主要开设课程有“中国政治与政府过程”、“公共政策分析”、“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专题研究”等,均为通选课和研究生选修课程。近年来，学院进行教学方案的调整，徐老师认为政治学本科生应该从一开始就进行一些关于理论与方法的训练，因此提出为本科生开设“政治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的课程，这项提议通过并纳入整体教学计划中，所以自2009级以后的本科生都有幸在本科阶段聆听徐老师的教导了。

回顾学院发展历程，深情寄语政管学子

从国际政治系到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再到政府管理学院，徐老师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重建和发展的大部分阶段，回国后又同政府管理学院一同走过十年的发展历程。从专业性较强的系到学院的发展是切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而变化的，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社会各个方面均得到了发展，中国的政治与政府管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政治与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专业性人才，政治学与行政学为同一学科已经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政府、政策等方面工作的细分需要更多的知识以及一些跨学科的人才，行政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大势所趋。在新世纪之交,王浦劬等教授便提出并策划建立政府管理学院，学院于2001年成立之后，专业多元化了，就学生而言收益也多了，对于就业而言，比过去单一性的专业空间相对也大些。但是新事物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对于学院而言，如何整合不同专业的师资与教学力量，不同背景的老师如何合作以及对于学院的行政管理而言都是不小的难题。

徐湘林老师从学生时代至今在政治学相关领域求学、从教三十余载，他无时无刻关注着国内政治学的发展，惦念着北大政府管理学院的发展建设以及在这片沃土上莘莘学子的成长历程。

“天下为公、报国为怀”是政管人的信仰，体现了政管人传承北京大学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也激发了很多青年学子的斗志，于此同时，徐老师希望同学们仰望星空的同时脚踏实地，能够长期保持求学好进的热情，同时保持冷静理性思维的风格，踏实地求学，严谨地做学问。立志、求学、探索、进取是老师对我们的期许。

今日北大的求学环境与三十年前已是今非昔比，政府管理学院也已走过了十年历程，老师见证了这一发展，回望政管十年，从政治学系到学院的发展，专业多样化了，师资力量丰厚了，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求真务实、追求卓越办学风格中老师希望政府管理学院的明天越来越好。

【采访手记】

与徐老师约在他的办公室进行访谈，一进办公室，我们就被墙边满满的大书架震撼了。目光所及，政治学、行政学、公共政策等的专业书籍无所不包，我们就在满满的书籍的包围下开始了我们的采访。

徐湘林老师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师，课堂上他侃侃而谈、旁征博引让我们忘却时间的流逝，采访时，他坐在那里，让你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和精神。他给我们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他说话声音不大，语速平和，语句连贯而清晰。他回忆自己的经历，就像是讲故事，让人印象深刻；他谈到自己的学术生活严谨的语调透着其治学从教严谨的风格。

言谈中，徐老师的博学精专和非凡见地使我们收获颇丰，政管人应以什么样的姿态求学？我想，从徐湘林老师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第五篇：老中医孔教授真是“活神仙”啊

老中医孔教授真是“活神仙”啊

我是长春本地人，大概8年前患有间质性肺炎，当时四处求医，又是吃药又是手术，花了很多钱还是没有治好，后来听说战前医院有个名医治疗间质性肺炎效果显著，于是就去了。真的没想到遇到神医了，这个老中医姓孔，吃了3个疗程的药就把我的病给治好了，这些年一直按照孔老中医的嘱咐生活，处处注意小心，至今过去这么多年也没有复发。

去年我的一个老战友也被查出患有间质性肺炎，在省城医院治了两个月，病情一点好转的迹象也没有。于是打电话问我当年是怎么治好的，想着也用中医治疗。我告诉他去战前医院找一个姓孔的老中医，可是老战友回来告诉我老中医已经不在战前医院了。每每看着被疾病缠身的战友痛苦的模样，想到很多年前我也是这样痛苦不堪，我更是跟着心急了。

几经波折，终于在网上找到了联系方式。通过交谈才知道孔教授现在在长春新华医院坐诊。于是我把我战友的病情大致给孔教授说了，孔教授说可以让战友去新华医院就诊找他。我连连感谢。赶紧拨通了战友的电话，于是战友第二天就去新华医院就诊了。

没有意外，在服用孔教授的特效验方中药温肾清肺汤6个疗程后，战友的间质性肺炎痊愈。如今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工作。

之所以把我和我战友的故事说出来，只是想让更多的正在饱受间质性肺炎疾病痛苦折磨的患者朋友看到。让神医孔教授帮助更多的患者走出疾病的困扰，早日重回健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