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招投标中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篇：当前招投标中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当前招投标中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招投标是一种富有竞争性的采购方式，是市场经济的重要调节手段，它不但能为业主选择好的供货商和承包人，而且能够优化配置资源、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其本质特征是“公开、公正、公平”和“充分竞争”。然而，由于体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机制未形成，致使当前招投标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业主任意确定七家投标人，使其陪标现象有增无减；公告和文件设置一些诸如鲁班奖之类的过高条件；评标程序及方法的不科学、针对性差；对不合理，不公正的评标无制约手段；法律法规与规章的不一致、部门规章之间的矛盾，不少规定不切实际、无法操作；个别工程先开工，后招标等等。这些问题尽管在存在于少数项目中，表现在个别环节上，但它却极大地影响了招投标的公平、公正原则，导致一些招投标走形式、走过场，浪费时间，消耗了在，形成了新的不良风气。特别是近年来基本建设量成倍增加，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快，全社会改革不断深入的新形势下，提高招投标质量，防止中标显得尤为重要。就目前情况看，招投标工作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思想，与时俱进，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投标法律法规；二是推行公正合理的招招标入围办法；二是改进招招标程序和评标定标方法；四是正确受理投诉，及时招投标纠纷；五是修改和制定符合经济要求的强制性招标的范围和标准，区分不同的类型项目实施承发包监管。

一、正确认识和贯彻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

招商标法实施三年来，国家及地方相继出台了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和文件，使我国招投标事业逐步步入法制化的轨道，招投标各方主体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管理监督机构依法行政的氛围愈加浓厚。但同时也应看到，法规的不配套，某些条款的不争实际，照本宣科、生搬硬套严重影响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尤其是目前实行公正招标的项目大多为国有投资，而国有投资工程的项目法人属不成熟、非真正对项目负责的法人。导致因照抄照搬，一些公开招标工程，业主任意确定7家投标人，使得6家陪1家的假招标不断出现；因照抄照搬，公告发布尚未结束，报名已停止；因照抄照搬，评标委员会的不公正或违规评标照样通过，管理监督机构无权否决等等。笔者认为，由于法律的前瞻性，改革开放的探索性，以及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性，使其法律难以统筹兼顾，某些条款规定存在顾此失彼也在情理之中。为此，贯彻法律法规不能简单地信手拈来、照抄照搬，而要与时俱进、创造性贯彻执行。正如“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病都要坚决改除。”各地应把握法律精神实质的前提下，结合本地实际，适时制定现立法宗旨、维护国家、当事人权益和公正公平招投标原则的操作性较强的程序和办法。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严格执法法规，对于个别条款脱离实际，影响招投标“三公”原则的实现，一来依照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二来采取合理的方法对某些条款进行变通；法规没有规定的应出相应在的规定，如公告发布多长时间法律未作规定，为保证潜在投标人有充分时间获取信息，地方应做出相应规定；法规仅有基本要求和一般规定的，应针对某一时期本地区承发包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严于法律的具体规定。

另外，转轨埋藏，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法律法规可相对稳定，但各地的办法、规定应本着与与时俱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不断修改，不断完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执行好法律法规，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应当说，这是当前搞好招投标工作应首先解决的问题。

二、推行公正合理的入围办法

首先，要保证公开招标信息的公开程度和告知范围。公开招标是招投标灵魂的较好体现形式，区别公开招标还是其它招标主要看其公告的公开程度、告知范围和入围方法。因此，管理监督部门应当根据我国的实际，对公开招标的项目的公告发布范围、时间应作适合的规定。如

较大工程（3000万以上的项目）、以及一些技术复杂、专业性较强的项目应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公告，公告除在全国报刊上外，还要在互联网上发布10个工作日以上；一般工程（500万元－3000万）且比较重要的项目，除在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发布外，还应在省级报刊和互联网外发布5个工作日以上；小型工程（500万元以下）可在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和互联网外发布3个工作日以上，使意愿投标的企业都有机会得知项目信息。同时，公告信息应进一步规范，招标公告应清楚地说明招标的内容、标段、工程地点、开竣工时间、估算价、投标人及项目经理的资质等级，以及相应的业绩要求。所提条件与工程实际吻合，业绩不能太传统，不得设置一些限制或排斥潜在投标人的条件。如获得鲁班奖、承担过教学楼工程等等。其次，认真进行资格预审，正确确定入围企业是保证招投标成功、防止出现假招标、走过场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公开招标的国有投资工程项目。资格预审合格主要看申请人是否满足公告要求的投标人资质、项目经理资格、商标人的民事地位、近年来的业绩和经济技术能力。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可全数入围，也可按规定方法优先不少于一定数量的投标申请人入围。如何优选？在目前的情况下，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工程，制定并采用既照顾甲方意愿、又体现公正合理原则的入围确定方法，这里不妨推荐几中。对于国有投资的小型工程，潜在投标人不宜采用打分法，而应采用推荐抽取法，资格预审合格少于7家的全部入围，多于7家的甲方推荐三分之一，剩余从资格和技术专业复杂的小型工程，可就投标申请人的业绩、财力状况、技术设备等因素综合打分，优选不少于7家的投标申请人入围。对于较大工程或技术较复杂一般企业及项目经理承担在建或已建工程考察、特殊技术业绩等因素综合打分，优选7家的投标申请人入围。对非国有工程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招标的，确定在投标人，采用推荐抽取法、固定因素打分法、选择因素打分法等由业主自行确定。

第三，合理确定邀请人的入围范围和中标人。目前，邀请招标主要的是非国有投资项目，但随着30号令的贯彻实施，国有投资项目的邀请招标比例将增大。且在现阶段，非国有形式多样，改制企业完全成为私有化的市场主体还需要一定的过程。从增强招标的有效性、竞争性和保护集体、多数人利益出发，对邀请招标的入围家数应作适当限制。笔者认为，小型工程可邀请不少于3家的潜在投标人，一般工程应邀请不少于4家的潜在投标人，较大工程应邀请不少于5家的潜在投标人。同时，邀请招标的工程应合理确定中标人。国有投资工程，评标后排名第一的中标，非国有投资工程原则上排名第一的中标，如第二报价低于第一名2%以下，得分相差在3%以内，也可由招标人在一、二名中择优确定。

三、采用科学统一的评标标准和方法

评标标准和方法是招投标的核心内容，是保证招一重要环节。招标投标法、89号令、12号令规定评标办法有综合评估法、经评审的不低于成本价的最低价法，应该说是总结十几年招投标经验、借鉴国外做法推出的较为正确的方法。但由于法规制定的原则性表述、单因素法既考虑价格的竞争，又不能摆脱我国的国情，难以找到理想的结合点，使各地实际采用的评标办法差异较大。综合计分法设置因素和分值不合理，企业个别成本难以把握，施工组织设计（技术标）成为左右中标的魔方等等。目前招投标中存在的大量不公正、走形式的招标不是入围队伍的确定造成，就是由不科学、不合理的评标办法所致。所以说，各级行政主管部门、招投标管理机构，一个埋藏要根据法规的规定，针对不同工程制定操作性较强，相对统一、科学的评标办法和程序。

首先，评标程序及方法应作如下调整：（1）采用工程量清单招标。发招标文件的同时，提供工程预算及估算价。工程预算或标底依据造价部门提供的实物量消耗指标和定期公布的材料指导价、各类工程平均造价指标编制。（2）企业在答疑时对工程量清单和预算价提出异议，根据企业定额（企业自身水平）和确定的清单自行报价。（3）严格评标委员会组成，国有投资3000万以下项目，评标委员会甲方只能参加一名评委，3000万以上及较重要的项目经有权部门批准可参加两名评委，但不和多于评委总数的三分之一，甲方评委必须懂得相关业务的专业人员。同时，评委不行参加开标活动，一般工程开标前1个小时，抽取并通知评委或开标后抽取并通知评委。（4）对技术要求高、规模较大的工程应积极推行两阶段评标法。即称评技术标，得分较高的前几名（具体数目根据呼投标人数量在招标文件中确定）进入商务标评审，商务标采用经评审的不低于成本的最低投标价法和相对低价法。技术标一般工程评委独立打分，分值相差2%时必须写明理由。（5）标底或预算价不参与评标底价的计算，公用于控制报价上限和评委评标参考。

其次，对目前招标投标常用的综合计分法（综合评估法的量化法）、综合评议法（综合评估法的定性化）、单因素法（经评审不低于成本价的最低投标价法）应进行细化和改进。

综合计分法：综合评估法的因素设置非常重要，其设置要充分体现综合性，合理性和主次性。队传统的价格、施工组织设计、质量、工期和业绩外，我认为一要发增加项目经理现场考评因素（项目经理评标现场书面或口头答辨），二要区别不同工程设置施工组织设计权重，降低分会晤所占比例，三要变质量、工期的“死分”为“活分”，增加质量、工期的相对竞争性。四是将企业及项目经理誠信档案考核与评标挂钩。对于价格，一般工程占总分的50%.~60%，较大或技术复杂的工程占35%~50%；施工组织设计视不同工程设置权重，小型工程可占总分5%~10%，一般工程及500万以下技术较复杂工程占总分15%~20%，特殊工程、技术特别复杂工程可提高到50%左右；投标不人及项目经理业绩一般工程可占总分的5%~10%，技术复杂及特殊工程占10%~15%；项目经理现场考评一般工程占总分的5%~8%，技术复杂及特殊工程占总分的8%~13%；质量占总分的3%~6%，满足合理质量要求得基本分3%，承诺优良或市优质量目标并有相应处罚措施（如合同价5%~10%的罚款）加1%，承诺省优质量目标并有相应处罚措施（如合同价10%~15%的罚款）加2%；工期占总分的3%~5%，满足国家定额工期得基本分3%，在临界工期内且有相应经济处罚措施的加1%~2%。企业及项目经理诚信考评可占总分的10%。

综合评议法：对于一些设计和施工一体招标或有特殊技术要求的用定量法难以衡量优劣的工程，应采用相对定性的综合评议法进行评标。其评审因素除包含综合计分法的因素外，还应把设计方案作为主要因素。采用综合评议法应要求评委严格按程序评审，其详细评审先由评委自行完成，而后每个评委充分发表意见并进行讨论对比，最后评委各自投标，按得标多少排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单因素法）：应当说，这咱方法是最易体现公正竞争原则的评标方法，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对一般小型工程和技术不复杂工程宜采用此法。特别是国有投资具有通用技术的一般小型工程应严格采用。但考虑当前价格体系不配套，企业改制不到位，合同持质量、安全制约机制未形成，除用“原版法”―相对低价法。既首先反抗报价进行评审，有无低于成本价或超过标底下浮上限，以及投标预算是否存在重大偏差，在范围内并无重大偏差社为有效投标报价，有效投标报价和标底（标底也可不参加）加权平均与各投标报价相比，超过5%~8%的极端值予以剔出，未超过的有效投标报价和底标再次加权平均与未超出的各投标报价相比，剔出超过3%的次极端值，剩余投标报价最低者为中标。这种方法在保证不低于成本价或不高于业主期望报价上限的情况下，相对低报价中标。

四、正确受理投诉与解决招投标纠纷。

由于招投标法规完善尚有一个过程，僧多粥少的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改变，招投标中不公正和违规问题仍不可避免，如何正确引导投诉，解决争议，处理评委会不公正或违法评标成为摆在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解决招投标争议一靠法规的完善和细化；二靠管理监督部门依法行政；三靠建立仲裁机制。要赋予招投标监管机构一定的否决权，对于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违法或不公正的定标，招投标监管机构可依法予以否决或责成原评委会纠正。同时，省和有条件的地、市设立招投标复议专家库。地市在本地区和邻近地区评标专家名册中选择业务精、作风硬、敢于负责的资深评委30~40人组成复议专家库；

省在全省评标专家名册中选择代表省级水平40~50人组成省招投标复议专家库。招投标监管机构监督执法过程中，发现招投标存在违法违规或不公正问题，以及接到投诉举报，反映问题经查基本属实，且法律法规和招标文件明确规定的，可在招投标复议专家中随机抽取7个以上的单数组成机构和复审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或专题复议。对于招投标监管机构和复审委员会作出的审定结果仍有异议的，可提请行政复议或向上一级缶投标监管机构投诉。上一级监管机构根据情况可以直接裁定或组织本级复审委员会复议。对省级监管机构或复审委员会作出的裁定仍然不服的，仍可通过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解决。

为招投标的严肃性，防止随意甚至恶意投诉的发生。招投标管理机构应妥当受理，对匿名投诉：涉及招投标监管、服务、中介行为的投诉应予以受理；因疏忽或规定不合理造成程序和做法方面的投诉应予以受理；；涉及他人行为不端、事实不清的投诉可不予受理；；对罢免投诉：一般应予受理。投诉调查后，发现属恶意或无揣指责性的投诉，对投诉人视情节给予批评、相应处罚或提起诉讼，并列为企业或个人不良行为记录在信誉档案中。

五、修改和制定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强制性招标的范围和标准，区分不同类型项目实施承发包监管

招标投标法及国家计委3号令我国强制性招标的范围和标准作了具体规定，对于各级行政监督部门贪污行政，规范承发包行为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某些规定不尽合理，如强调关系公众利益、公共安全联系紧密和项目放弃了；保障项目的公众利益和安全性主要应抓设计、抓质量和安全，而非招标投标，招投标更多地是解决项目投资的经济利益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因此，在现阶段，一些集体或类似集体的项目实施招投标远比关系公众利益、公共安全的项目实施招投标重要。再者，89号令规定强制性招标的范围比计委3号令大，即单项额200万、总投资额3000万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调入工程均应招标；七部委30号令又扩大了邀请招标的范围，且四条规定中三条不具操作性，建设单位可任意找一条理由将应公开招标的工程改为邀请招标，难国有投资投标走形式、假招标和“活”用审批权提供了土壤和方便。为此。一要认真总结3号令贯彻以来的成功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充分考虑我国当前处在转轨时期、变革时期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较大差异性，本关有利经济的发展，保证招投标的有效性的原则，对强制性招标的范围和标准作出科学合理的修改和规定。确定范围应主要考虑投资性质，对于私人投资的一般项目不应强制招标。二要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实施不同的承发包监督。对于限额以下和法律允许直接发包的项目，主要抓项目登记和合同备案，检查项目实施合法性、承包人及项目经理的资格；考虑地区的，对于提高标准后部分接近限额的国有投资的工程，可采用简易招标、竞争性谈判、多家竞价等竞争性发包方式有形市场竞标发包；对于限额以上工程应主要抓国有资金投资的项目招投标监管。三要出台专业分包和劳务分包管理办法，并鼓励大宗劳务采用招标形式招聘，所有专业和劳务分包均应在建设工程交易中心进行。四要切实加强中标后合同的跟踪管理和市场执法检查，严肃查处场外交易、转包和违法分包行为。

此外，当前招投标中存在的问题与监督执法力量薄弱、监督执法手段不力、监督管理责权不明有关。应针对当前招投标管理监督中存在的认识不清、位置不正、监督不力的问题，采取完善法规、明确责权、健全机构、强化过程监督等措施，狠抓招投标规范化监管，大胆探索和实践有效监督的方法和路子，不断提高工程招投标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第二篇：浅谈当前工程招投标中存在问题（模版）

工程建设投入资金大，是社会关心的热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建筑市场工程承发包从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令性计划分配任务到施工企业自己上市场揽取业务，再发展到今天在有形建筑市场参加竞标。由于建筑市场僧多粥少、市场竞争激烈，各施工企业或其代理人为了获取承包合同和利润，采用了许多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建筑市场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近几年查处的大要案情况分析，工程建设领域仍然是腐败的高发区，成为了反腐败工作中的热点问题，给整个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蒙上了阴影。

2001年以来，国家把建筑市场作为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重点，各地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整顿活动，也查处了一些典型案件，然而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较为混乱的市场秩序。建筑市场整顿从1986年以来几乎年年进行，但没有起到治本的效果，只不过不同阶段发生在不同类别的人群中。建筑市场存在的问题积重颇深，不是靠权宜之计和“运动战”所能解决的，必须从目前社会大背景及建筑市场运作的制度设计中寻找原因，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达到有效规范市场的目的。

目前，建筑市场招投标活动中存在问题的焦点在政府投资工程上，特别是这些工程在招投标阶段“暗箱操作”、“违规操作”，剥夺了潜在投标人公平竞争的机会，同时给一些腐败分子提供了“寻租”沃土。目前工程招投标中“违规操作”已经漫延到招投标活动的各个环节，且单个环节行为执纪执法部门取证难，较难认定为违法违规。建筑市场经过多次整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违规行为从公开到隐蔽，从个别人“一锤定音”到整个招投标过程不正当的“系列操作”，形成了程序上的合法而实质上渗透着腐败。这种状况不予以整治危害性更大，将使建筑市场处于非良性竞争状态，危害行业的健康发展，且毒害党风和社会风气。针对当前建筑市场招投标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特点：

1、现有法规体系存在人为弹性空间

目前，建筑工程招投标依据的法规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部令和地方法规，《招投标法》有些条款规定本身就留给业主或代理机构弹性空间，如第十二条赋于项目业主办理招标事宜的权力;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二十条有关不得对投标人有歧视性条款规定;第四十条评标委员会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的条款等。对这些条款的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对当事者的道德约束高于法律约束。目前，招投标竞争非常激烈，竞争对手得分（综合评审法）差距非常微弱，法律提供的微小弹性空间都直接影响评标结果。《招投标法》作为指导我国招投标活动的法律，它应当给各方主体追求效率的空间，但作为政府投资工程，应有更严厉的规章，确保招标工作的公平性，最大限度的减少弹性空间。

2、体制现状提供“操作”可能

现阶段我国的建设体制基本上还是条、块分割，各个法人单位承担项目业主，并按行政隶属关系接受其上级主管部门监督。为了解决各项目法人单位的专业素养问题，在招投标阶段引入了招标代理制，施工阶段聘请社会监理，并强制性地接受政府监督。从实践来看，建设市场存在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萌芽于招投标阶段，招标代理制引入并没有实现工程招投标过程的贯彻“三公”原则。究其原因，是体制问题。现有的建设体制，项目法人都不是本质意义上的法人，它是各级政府的委托代理人，他们有法律上提供的弹性空间，这些代理人在选择招标代理、资格审查、评标、定标时，仅有道德的约束，来指导他们为所服务的机构决策。经济学上有个理性人的假设，当他们能以极小的风险获得个人利益较大的回报时，道德约束力就显得脆弱。实践中存在领导不干预，经办人员干预;项目业主不干预，招标代理人干预的状况，现实地说明了一切。

3、诚信经营社会基础尚显薄弱

我国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阶段，虽然市场经济已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作用的结果及传统文化影响，人们在日常活动中仍衷情于“权力”。建筑产品虽然牵涉到每一位民众，但它不像家电产品，民众可以自主行使购买和监督的权力，致使家电业必须以诚信经营为本，取信于民，才能获得市场份额。现实中建筑产品采购权集中在招标人、代理人、评标专家委员会手中。由于建筑产品招投标的某些内容及过程需要保密，客观上造成了不便于社会监督，减少了投标人因为虚假信息导致投标失败的风险。还有，一个企业由于虚假信息在一个项目投标失败，并不至于遭到像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受到市场驱逐，所以，投标人提供虚假信息参与投标的现象愈演愈烈。依托有形建筑市场，利用现有信息技术完全可以对投标人信息进行准确、全面的核审，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全国统一信息平台整合工作滞后于现实监管需要，也给“暗箱操作”者提供了机会。

4、交易各方主体尚未成为实质上独立运作的市场主体

上面已分析现有体制下项目业主仅是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实质上仅是各级政府的代理人。项目业主的价值取向与掌握的权力，决定着招标代理人不能纯粹从公平与效率角度进行招标运作，否则招标代理有可能失去市场。在这种体制约束下，招标代理人从某种意义上，仅是按照业主的意愿帮助业主完成符合法规程序的招投标运作，有的招标代理机构看业主眼色行事，使业主倾向的中标人合法化。

建筑市场交易各方中重要的主体承包商，在我国就更具特殊性。目前，在建筑市场中存在一些个体“包工头”，以法人名义参加工程招投标，这也是中国特有的承包商体制所决定。建筑施工业作为完全竞争性行业，行业门槛并不高，但进入该行业有政策壁垒资质管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施工企业尤其是高等级资质的施工企业仍是国有和集体占主导地位，这些国有企业通过多年改革仍未形成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由于建筑行业政策壁垒的存在，行业内企业处于只进不出的状态，令行业内竞争日趋残酷，为了生存不得不采用许多不当方式。作为目前国有（集体）企业管理者，他们对现有市场竞争态势必然作出有利于自身生存的理性选择——选择对自身风险较小的经营思路。企业自主投标投入大，且有许多公关费用，这对国企来说，无疑是心头的痛，若多标未中，经营者自身就要面对许多公关费用而束手无策，同时令企业陷于困境;反之，通过投标代理人，企业开具介绍信，就有一笔收入，中标后还能收取管理费用，将投标风险转移给“挂靠者”。这样企业可以在举步维艰中生存，而企业管理者不承担个人风险，甚至还可以有隐性收入存在。对“挂靠者”而言，他们不一定具有能力（包括人力、物力）维持一家企业运作；即使有能力，他们也较难在起步阶段就创办一家高等级资质的施工企业;再有，即使创办成一家高等级施工企业，维持企业运转所需的管理费用，也令他们承担很大的风险。正是这种思维定势，造成了现在建筑市场中挂靠盛行，甚至出现专以投标谋利的个体。总之，现在建筑市场招投标活动中各方交易主体由于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都被“挂靠者”操纵着。

5、行政主管部门监管招投标工作存在难点

从法规上说，行政主管部门目前主要依靠《招标投标法》、《建筑法》及有关部令和地方法规等监督招投标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实施细则。特别是法律规定的歧视性条款较难把握，导致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极易发生越位和缺位行为，也给招标人（招标代理人）“暗箱操作”提供可乘之机。就组织机构而言，随着政府机构改革深入，政府机关越发精简，配置人员更少。目前，我国处于建设高峰期，项目规模大、数量多，分布广，许多建设项目法人作为一次性业主缺乏工程项目经验，建筑市场必然产生大量问题。面对此种状况，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成立的招标办及有形建筑市场，又人为割裂，导致人力资源浪费，监管力量更趋削弱。从行政手段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建筑市场，特别是规范业主行为缺乏有效手段，而仅有的手段是惩罚性的消极手段，从理论上说，过多使用消极手段会伤及自身，最终会影响事业的繁荣。

6、评标专家委员会未能实现既定功能

《招标投标法》的颁布从法律上对招投标活动中评标专家委员会的地位进行了界定，减少了项目业主对项目定标的行政人为因素干扰，理论上体现了项目评标的民主化、科学化。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评标委员会并没有很好实现其预定功能。具体原因如:①按照《招标投标法》对评标专家资格的界定，只有在大、中城市方才有条件建立具有一定容量的评标专家库，合乎条件的评标专家在数量上显得不足；②评标专家从社会各行各业产生，评标专家的思想道德素质及专业素养较难把握，特别在库容不足的情况下，合乎法律硬件规定的专家基本都入库，致使专家质量参差不齐；③社会化选拔评标专家的方式，对专家仅有法律的约束，行政上对其约束不力。但由于工作特殊性，即使触犯法律，取证也较为困难，法律约束也不硬。对评标质量而言，主要依靠评标专家对自身的道德约束，道德约束对环境的依赖性很强，在目前复杂环境下，道德约束往往显得苍白；④现在招标项目众多，项目规模专业差异很大。对大部分项目而言，代理机构从压缩招标成本考虑，评标时间仅仅有几个小时，在这么短时间内要求评标专家拿出高质量评标成果不现实，往往仅是履行法律上的程序而已。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对现有评标委员会充当招投标活动中“橡皮图章”的功能，或评标专家参与“暗箱操作”，针对特定问题作出特定评判的现象就会有客观的认识。

建筑工程正是存在以上诸多法规、体制、社会环境、机制及建筑产品本身特性等原因，导致了建筑工程招投标活动中产生了一系列“暗箱操作”。其操作行为具体体现在招标“游戏规则”的制定，这些规则从发布公告、接受报名、资格预审到投标文件都作出了一系列有倾向性的安排，并且发展到监管部门根据现有法规很难从书面材料上认定其违规行为。各地监管部门等针对这些问题虽然制定了很多规范性文件予以纠正，然而，由于以上深层次原因未能破解，往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市场状况仍然不容乐观，建筑市场招投标活动仍然未能实现完全按照承包商实力或项目管理班子实力进行竞争。

建筑工程招投标行为成为社会热点，各级领导部门，特别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行政监察部门都投入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一定成绩。领导指定承包商、明目张胆“违规操作”现象得到扼制，但“违规操作”行为从公开到隐避仍然肆虐于招投标活动中并被披上“合法”的外衣，这些现象启发我们思考现有招投标制度的设计。笔者认为，由于建筑产品特性及招投标活动中人的因素较为活跃，要想从根本上扼制招投标活动中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减少活动中人为的干预，这必然会牺牲一些效率。从目前及发展来看，国有投资占整个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将逐渐降低，政府完全可以将建筑业发展的效率问题交给市场，政府投资一般项目招投标在“三公”原则基础上，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在具体运作上对跨入门槛的承包商一视同仁，招投标“游戏规则”增加随机性，保证公平性。这样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使政府投资项目利益最大化。

第三篇：五个着力解决问题心得

五个着力解决问题心得

五个着力解决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供了指引和遵循。本文为五个着力解决问题心得范文，让我们通过以下的文章来了解。

范文一

最近，按照《关于开展“为官不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文件要求，我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双十条”规定，狠抓作风效能建设，持续推进效能风暴行动，切实解决不作为、慢作为，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等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落实重点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现将我单位党员干部加强自纠自查、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双十条”以及反对“四风”廉政建设方面的工作落实情况做一汇报，具体内容如下：

一、开展“为官不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

1、加强组织领导。迅速成立了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实施方案，部署召开了专项整治工作动员会议。

2、深入对照检查，认真开展自查自纠。结合本单位工作职责和个人承担的责任，对照“为官不为”的主要表现，逐项检查履职尽责情况，列出详细专项整治清单，为专项整治工作打牢了基础。

3、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时限。对照自查自纠中发现的领导干部为官不作为突出问题

4、加强督导检查，形成长效机制。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加大对作风问题的检查、整治和问责力度，积极探索加强干部作风建设的新途径、新举措。把整改治理工作与完善体制机制相结合，加强督导检查，制定详细的督导检查措施和办法，认真检查，确保件件有结果，事事有回音，列出具体案例，形成处理意见。

5、严格档案管理，建立健全专题台账。针对上级交办、征求到的意见、个人自查出来的问题，对照5个整治重点：①群众观念淡薄;②工作执行不力;③工作不敢担当;④工作状态不佳;⑤工作推诿扯皮等问题统一编号，纳入工作管理台账实行动态管理。明确了专项整治责任人、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结果。

二、关于对待作风建设新的规章制度和“为官不为”等问题的检查说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显现，作风建设也不例外。中央、省市委针对新情况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旨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作风。对新的规章制度，我认真学习领会，并在工作生活中认真贯彻落实。但在“为官不为”方面，有时也存在“遇到难事绕道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现象，对有些工作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相应的，对人民群众赋予我的职责没有做到尽善尽美，还有许多工作没做实做好。主要原因还是党性不强，没有严格按“三严三实”要求对照自己，在这方面，我将认真加以整改，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和权利。

三、下一步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我将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征求的意见建议，明确改进措施，着力解决问题，实现自我净化和提高。

(一)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思想政治修养。一是加强理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认真学习《党章》及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精神等，并坚持收看每天的新闻联播，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成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忠实践行者。二是加强党性修养，增强宗旨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和政绩观，及时清洗思想上的灰尘，把群众放在第一位，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转变作风，进一步提高为民服务水平。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坚持和完善调研制度和调研方式，深入群众，把群众的疾苦与需求真实地反映上来，尤其在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上谋思路，出举措，把调研成果有成效转化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的实践形式。对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探索和创新上下功夫，把解决问题做为创新的目标，在基层组织建设、党员队伍教育管理方面深入研究思考，精心制定方案，在广泛征求基层及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探索推广，以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成效提供保障

(三)照章办事，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州市各项规定。自觉按照《党章》要求自己，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及我省的《实施办法》，严格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办事，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从小事做起，对照“三严三实”要求和焦裕禄精神，倡导节俭办事，节俭生活，清清白白做事，踏踏实实做人。

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将严格按照《关于开展“为官不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文件要求，认真学习习总书记关于力戒“为官不为”的相关讲话精神，做好本职工作。

范文二

一、着力解决消极懈怠思想膨胀的问题。就是破除对面临的差距认识不够清醒，目标要求低点定位，工作标准降格降调，安于现状的思想;纵向比较重盲目乐观，横向比较重自我原谅，工作没激情，不思进取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争先意识、危机意识、位次意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突破不跑不要，不争不抢的观念，改变工作态度不积极，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现象，真正做到想争先、敢争先、能争先。

二、着力解决盲干、乱干的问题。就是破除工作方向不明，业务政策把握不准的盲动思想;缺乏调查研究，对实际情况不了解的浮躁思想;解决问题不对路，工作做不到点子上的蛮干思想;工作方法简单，工作方式粗暴的草率思想。进一步强化科学意识，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提升科学决策、因事施策的本领。

三、着力解决学习意识不强的问题。通过学习讨论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加强能力建设上下功夫，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把学习做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道德修养，注重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理论素养、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转化为发现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改进工作措施。

四、着力解决干部队伍作风不扎实的问题。建设美丽中排，必须真抓实干，以实干凝聚力量，以实干推进发展。要通过学习讨论，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求“真情”务“实绩”，不搞形式主义，不搞形象工程。大力倡导真抓实干的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实情，办实事，扑下身子，脚踏实地，苦干实干，不达目的、不见效果决不罢休，以务实的作风和十足的干劲，干出实实在在的业绩。

五、着力解决服务意识不强、发展环境差的问题。环境是生产力、是竞争力，好环境才能带来大发展。就是破除只顾眼前利益，不虑长远发展的短视思想;不愿、不敢、不善与客商打交道，怕肥水流外田的与商争利思想。要真正树立“千优势、万优势，环境就是最大优势;千财富、万财富，外资就是最大财富”的思想，不断完善优惠政策，全力优化投资环境，激发各方人士来中排投资的热情和激情。

第四篇：当前党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要着力从哪些方面解决问题？

当前党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要着力从哪些方面解决问题？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指出，学习教育要增强针对性，“学”要带着问题学，“做”要针对问题改。

当前党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党员精神不振的问题、党员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

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

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主要是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等。

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主要是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等。

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精神不振的问题，主要是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等。

要着力解决一些党员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主要是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

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抓好不严不实突出问题整改，推动党的作风不断好转。

第五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着力“扩中”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讨论了8年之久而仍迟迟未能正式推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只能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改革牵涉面之广，改革所触动利益之深，已使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不敢轻言推进措施。这一事实，置于我国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社会背景下，也使我们清楚地知道，改革迫在眉睫，但改革也困难重重。

本文由http:///整理发布。

令人欣慰的是，历经波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终于有望在2012年第四季度推出。据透露，方案共涉及十大问题，其中包括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虽然不少专家都对方案寄予厚望，不过，新方案的具体内容目前尚不得而知，能否真正缓解我国日益严峻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也在未定之数。可以知道的是，这一改革的主线锁定了“提低控高”。所谓“提低”，指的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所谓“控高”，也就是适当限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与此二者相关联，笔者认为，此次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的真正核心，其实更应该锁定“扩中”，也就是着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人群基数以及做稳这一阶层的收入水平。相对而言，“提低”与“控高”都应该基于“扩中”，是以“扩中”为改革目标取向的。只有首先澄清了这一认识，改革方案的制订才不至于偏离其原有的轨道。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的各种事实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讨论已引发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近期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披露，2007年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报告》还披露，上市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由2005年的29.1万元增加到2010年的66.8万元，5年内年薪平均值上涨了37.7万元，而员工工资涨幅不大，10年内只上涨了3万元。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208家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相差近18倍，这一差距在1979年时仅为1.18倍，收入差距已明显拉大。造成上述种种局面的一个重要现实原因在于，高管决定薪酬机制并且缺少监督，部分行业依靠垄断、资源配置优势等导致其薪酬增长过快，从而加速拉大不同阶层间的收入差距。而其深层原因则与缺乏一种共同分享经济成长果实的机制有关，导致各阶层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无法公平参与分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果实。

调节日益严峻的收入差距，显然必须重构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框架。事实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出台的风声早已有之。据了解，方案的起草工作早在2004年即已启动，由国家发改委具体负责。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国家发改委曾两次将方案上报国务院，但均未获得通过。

8年的时间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而广受关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可说是“原地踏步”，没有丝毫进展。有关部门对此亦未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总体方案缘何迟迟未能出台？许多专家认为，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是重要因素。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牵涉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牵涉高收入阶层与中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关系，也牵涉政府和民间在财富分配上的角力。涉及群体既广，所受阻力必然较大。恰恰是这一点，被既得利益阶层加以放大，或宣称不宜轻言推进改革，或借故技术条件尚未成熟，不足以应对可能产生的诸多困难，因而改革宜缓行。

中国当前的总体收入分配形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较之10年前，乃至20年前，各群体的绝对收入水平都已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各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已明显拉大。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使全体民众能有较为均等的机会，参与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而不论各阶层民众的初始经济状况如何。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蛋糕”已经做大，进入“共富”时代的条件已然具备，政府财力殷实，调节各阶层收入差距的能力也已足够。如何运用政策工具调节客观存在的过大的收入差距，其实衡量的是政府对效率与公平二者关系的深层次考虑。一个可能的思路是，以牺牲部分效率为代价，换取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空间。

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迄今未能有较大的转变，这一局面已使得农村在市场经济的改革进程中处于劣势地位。正视这一现实，在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时，或许不容易出现较大的偏差。由此，不难理解一些学者提出的“提低、控高、扩中”思路之中，应较大幅度“提低”，稳定“扩中”，谨慎“控高”。无疑，“控高”所指向的“高”收入群体，在代言阶层既得利益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地位，或许，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真正困难，正来自于此。总体方案能否顺利推出，进而能否稳妥推进实施，将主要看方案中对这一群体采取了何种调控态度。

稳增长也好，促增长也罢，未来10年乃至20年，中国经济无疑仍须正视“增长”问题。作为社会福利的源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如果无法得到有效的制度保障，那么，诸如养老保险、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将持续考验整体经济改革的推进深度。

一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锁定“扩中”目标，那么，“提低”和“控高”也就有了明确的改革方向。“提低”不再仅仅是一味设法增加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而是为其构建起一种稳定的保障收入增长的机制；“控高”也不再仅仅是像有些人所宣称的那样，一味通过所谓富人税等财税调节措施来达到限制其收入水平的目的。锁定“扩中”目标的“提低”、“控高”等诸多措施，主旨均在于形成一个稳定的收入增长的动态机制，从而促使高、低收入群体不断向中等收入群体“会合”，为最终逐步形成稳固、强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条件。

要形成上述稳定的收入增长的动态机制，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简单。并且，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的现象，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劳动关系的健康成长造成了直接的冲击，也使其前景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方面，各行业间过大的收入差距长期无法得到有效调节，打击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员工的敬业度仅有51%，比全球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左右。另一方面，各阶层间显著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剧了劳资关系紧张。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大约为15.5万件，到2011年已经突破了60万件。此外，各种群体性事件频发，不少也是劳动关系恶化的结果。短期之内，如果无法有效通过价格、税收、财政领域的改革措施乃至三者的联动改革，促进收入增长的动态机制尽快形成，那么，作为经济增长关键要素的劳动力，其再生、保障机制无疑缺乏坚实的基础。所谓的经济稳增长，也将是空中楼阁。由此可见，实施良性的收入分配制

度，对于保障经济增长，有着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延续了8年而再度提上议事日程，也说明，改革无法中途停止，即便是当前我们面临重重困难，也还没有到一筹莫展的地步。当前，推进改革所必须补上的“临门一脚”，也许就是决策者能否痛下决心敢于动一动有关部门和既得利益阶层的“奶酪”。从长远看，早动远比晚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