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析

第一篇：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析

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探析

【原文出处】行政论坛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200506

【原刊页号】71～73

【分 类 号】D4

【分 类 名】中国政治

【复印期号】200603

【标题注释】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项目(04JK082)。

【作 者】陈晓莉

【作者简介】作者单位：西安财经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内容提要】当前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水平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繁发生，归根结底，是由两对矛盾造成的：一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强烈要求同现有体制所供给的利益表达机制不足和渠道不畅之间的矛盾；二是农民政治参与的行为同其自身素质水平较低之间的矛盾。这种制度供给不足与农村公民文化素质较低的状况相叠加，问题变得尤为严重。可以预见，如果没有制度建设上的努力，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阶层分化，这个困境将有加重之势。

【摘 要 题】政治参与

【关 键 词】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创新/思考

【参考文献】

[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三联书店，1996.[2] 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J].战略与管理，2003,(2).[3] 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参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70.政治参与的制度化亦即政治参与的合法化、合理化和法制化，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把政治参与的合理要求以合法的、公民认同的法律规范确定下来；二是通过政治社会化把公民的政治参与行动纳入规范的、合法的渠道。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结果就是形成合法的、有序的和合理的政治参与秩序。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为农民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而且有制度保障的政治参与渠道，但有关规范参与行为、畅通参与渠道、保证参与实施的具体制度却依然不够完善，因而尚未形成健全的政治参与的民主运行机制和程序。由于一些具体制度上的缺陷以及在贯彻实施中存在的偏颇，严重阻碍了农民有效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影响了他们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这种状况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农民仍然还在很大程度上寻求非制度参与以实现其利益要求，而且这种非制度参与有扩大之势，直接影响着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和农村政治的稳定。因此，农民政治参与必须走向制度化，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

一、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功能和意义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政治参与如果没有规则，缺乏制度规范，必然导致社会混乱。而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却能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促进社会和谐和培养现实的政治人。

（一）政治参与制度化能提高政府的综合治理能力

政府的治理能力或者说政府的管理能力，主要体现于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功能及其有效性。政治制度化水平标志着一个政权统治和控制能力的高低与强弱。如果“一个社会要想维系高水平的共同体，政治参与的扩大必须伴随着更强大的，更复杂的和更自治的政

治制度的成长。”[1](P12)农民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必然倾听社会各群体的各种利益表达，这样就能确保政治体系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农民的忽视或侵害，从而避免将这些社会群体推向自己的对立面。农民有组织地也即有序地参与政治已经是现代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趋向。如果政治参与比较理性地作用于政治体系，不仅能从客观上化解政治参与要求对政治体系形成的压力，而且能够有效提高执政党治理国家和整合社会的合法性程度。政治体系的支持力量越多，凝聚性就越强，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其有效协调和整合社会的效果。

（二）政治参与制度化可以促进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概念的精髓是社会关系良性互动。一个良性和谐的社会绝对不是政府单一治理的社会，理应包括农民参与在内的合作为主调。系统论的常识告诉我们，只有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协调有序，才能产生和谐，如果各个层面各种要素之间处在无序状态，系统内将会产生冲突，出现混乱甚至某种危机。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社会意味着政治系统中有一套人们公认的解决矛盾和冲突、实现利益需求的机构和程序，并且社会成员自觉服从由政治体系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作出的裁决。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制度规范既说明了人们现在的角色和地位，又指出了人们想成为其它角色的正当途径，通过其他途径实现自己角色的愿望不被社会认可，这就保证了政治参与的有序性、规范性，有效地避免政治参与的无序混乱状态。同时，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社会，即民主化水平较高的社会的公民应该而且确实具备最起码的心理条件，社会成员之间能够建立起谅解、宽容和信任，从而维护了政治运行的程序和稳定。

（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有助于培养现实的政治人

现实的或理性化的政治人是政治参与制度化的重要前提。广义的政治人是指处于一定的现实社会关系中的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且在特定的政治统治体系中，具有一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能力，并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能够做出一定政治行为的人。政治人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和支撑力量。良好的政治人的形成有赖于社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保护和社会大小环境的教育和熏陶，其中政治参与制度化是模铸政治人，提高公民政治素质的根本出路之一。因为政治参与制度化不仅表明组织和程序的权威性、价值性，而且表明公民对政治过程的积极参与，这种社会风气将有助于培养现实的政治人。

二、实现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基本途径

制度建设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法律、法规、政策和机制等），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观念、信仰、风俗和意识形态等）。加强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要着力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第一，构建农民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第二，保持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畅通。只有明确了制度建设的努力方向，才能从制度上保障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朝自主型、理性化、合法化和有序化的方向良性发展。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政治参与制度化呢？

（一）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体系，夯实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坚实基础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的发展民主之路，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途径，对农民有序参与无疑是良好的制度资源，构建农民有序参与的制度框架，不能离开这样一个前提，充分利用村民自治这一乡村民主政治的制度资源，拓展农民有序参与的基础渠道，是非常必要的。具体从以下三个环节上下工夫：一是积极推进制度创新。村民自治发展到今天，我们虽然有了法律法规规定，但与实践的需要还有很大的差距，比如，村民选举委员会的推选程序、村委会的竞争演讲程序、村委会成员的罢免程序、新旧村委会班子工作交接程序、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村民会议向村民代表授权程序、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程序等亟待创

新；二是切实抓好制度完善。制度需要通过实践来完善，其效果也需要实践来检验。当前要进一步完善党组织和村委会联席会议制度；完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完善村级村务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对村级组织和干部进行民主评议的制度；完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制度；完善村干部离任和审计制度；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制度。只有一次次的完善，村民自治工作才能得以一次次推进；三是认真做好制度落实。再好的制度，不抓落实也只是一纸空文。近年来，各地在推进村民自治工作中还是下了不少工夫，不管是村级民主选举，还是村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都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但为什么有的地方这些制度执行得好，而有的地方却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呢？出现这类现象的重要原因就是制度缺乏落实。因此，我们要在抓制度创新，制度完善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抓好制度的落实工作。通过制度创新、制度完善和制度落实，建立起良好的机制，确保“四个民主”的实现。

（二）以制度创新为动力，建立、完善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体系

政治参与制度体系包括政治参与的组织形式、公民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权利和义务、政治参与的准则和程序等多方面的内容，而政治参与的体系健全与否又集中表现为参与渠道的完善与否、畅通与否。“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扩大政治参与的一个关键就是将乡村群众引入国家机制。”[1](P89)故此，当前最重要的是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真正把农民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

1.改革和完善已有的参与渠道。首先，健全基层人大代表制度，加强代表同农民群众的联系。基层人大代表要履行职责，反映农民利益的要求，并受农民监督，当前的人民代表联系户制度值得借鉴；还要改革地方人大选举制度，农民结社团体可以推派自己的代表竞选，也可以推举有党员身份的农民代表先在党内民主的渠道中竞争地方领导的位置。在县级以上人大代表的产生上，要充分考虑到农村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农民阶级的分化与分层，保证各个不同利益主体能产生自己的代表参与国家管理，保证不同地区之间保持一定的代表比例，增强对现行政治体制的信任，增强政治服从感；其次，健全信访制度。在强化信访作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的同时，对这一专门的利益表达机构进行改革。应从法律上保障农民合法权利的行使，对于信访工作人员的失职、渎职或不作为等行为，设立追究其责任的相应司法程序；在法治框架下把实际救济功能从信访制度中剥离出去，将属于司法管辖范围内的信访事项转入司法领域，形成信访呈情与行政和司法救济的程序上的有机对接，使其逐步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中。令人欣慰的是2005年1月5日国务院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信访条例（修订草案）》，保护上访者权利、规范信访行为、强调政府责任成为新条例的几大亮点。说明我国有关信访法律法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第三，健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法律和程序，认真疏通农民维权的渠道，降低农民维权的成本，不断强化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的责任，确立和维护法治的最终权威，从而从制度上和实践上保障农民合法权利的充分行使，推进我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实现政治文明的高度发展。

2.扩展开通新的参与渠道。首先，在现有法制架构中改善制度，扩张结社、参与、与对话的管道。譬如让农民的结社团体推派代表参加农村公共议题之听证会，或者成为法庭的陪审员，增加农民团体代表与其他利益团体代表，让农民代表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政府法定的平台或渠道上，进行“对话”或者“谈判”的机会，对牵涉农民权益的公共资源分配进行有意义、有序的参与和协调；其次，要重视民意，充分沟通。沟通是制定制度的基础，没有良好的沟通，就无法取得行动上的协调，自然也就无法实现组织的目标。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政府及时向农民通报信息，交换思想，而基层农民的呼声也能够畅通地反映到最高决策层面，确保广大农民意志、利益、愿望和要求及时得到表达和实现，可以说是目前最为紧迫的要

务；再次，建立完备制度，实现农民在政策制定中有效参与。作为国家的主人，越来越多的农民对公共事务抱有满腔热情，但没有具体的参与程序和制度保障，这样的热情只会被一次又一次淹没，直至完全丧失积极性。因此，应建立完备制度，在政府内部建立与农民参与制定相适应的工作系统，以保障农民参与所输入的信息全面收录，并且能够快速进行综合整理和及时提交给决策者，以尽快制定出可行、有效的公共政策。

（三）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让农民在制度内充分表达利益要求

一是要完善舆论监督体制。舆论监督是政治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第二种权力”。所以，我们需要更好地发挥其政治导向功能。在当今媒体发达的时代，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等宪法权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闻媒体实现的。然而，新闻媒体往往忽视农民的呼声，将农民的呼声视为非主流声音，甚至回避农民的政治诉求，使农民不能通过新闻媒体实现其政治参与的权利。可见，农民通过新闻媒体的政治参与权还需法律保障。二是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干部行为，为农民参与有序化提供行政保障。在现阶段，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认识水平也发生新的本质的变化。因此，必须从教育农村干部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彻底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入手，充分认识和正确把握现阶段农民的新特征，尊重农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努力实践“三个代表”，化解农村的干群矛盾。然而，政府职能的转变，特别是各级政府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接纳、支持，须有赖于一整套制度去规制；三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亨廷顿认为，组织是通向权力之路，同时也是政治安定的基础和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目前在我国，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言组织或自我保护组织，唯独全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没有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有效表达和捍卫自己利益的组织。当农村不同利益群体缺乏合法的、具有自主性的群体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时，就会转而向制度外去寻求。于是一些邪教组织、黑社会组织、地方恶势力死灰复燃，他们借保护农民利益之名，行对抗政府之实，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学者于建嵘调查研究指出，在华中的一些省份，农民已经形成了有组织的抗争，并且“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在数量、规模和对抗程度方面都在增长。与此同时，农民的政治诉求也发生了重大的升级，在内容上变得更有进取性，并提出了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要求，其具体表现就是自发筹建农民协会”。[2]在当前，政府应积极支持农民组织化建设，对农民的政治参与要从政策上予以引导，行政上予以合作，法律上予以规范。建立权利和义务明确的农民协会，培育成熟的政治参与主体，是实现农民参政的一种可行性选择。对于政府而言，组织农民起来，将农民政治参与纳入政府决策和政治体系中去，形成良性磋商机制；对农民而言，有了组织依托，形成集体力量，达到了对政府权利的有效监督，既减少了农民不断上访，稳定了秩序，又使农民经受了民主锻炼。

（四）广开通道，广泛吸纳合理的非制度政治参与进入正式制度体系

农民的非制度参与指不符合制度要求和程序要求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有学者认为，农民的非制度化参与包括诱致性非制度参与与强制性非制度参与。[3]前者指个人、群体或集团为获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自发地倡导、组织和运用某种方式，通过一定渠道试图影响政治过程的非理性行为。转型期中国农民非制度参与行为大多属于这种类型。这与转型期农村利益格局的调整有密切关系，也与制度环境存在着宏观、中观和微观几个层面不协调，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不完备和不充分等有直接关系。一般表现为越级上访告状、集会和闹事等形式，以群体上访居多。国家立法机关和各级政府部门在制度创设中应认真研究农民政治参与中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应将那些合理的、具有社会基础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各种非正式制度纳入制度体系。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已有极为成功的范例，如1978年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约搞“大包干”，1981年的广西宜山三岔农民成立第一个村民委员会，最初都是农民的诱

致性非制度参与，后被纳入了制度化轨道。

（五）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使农民政治参与法治化

农民参与必须根植于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执政党依法执政战略决策的实施有待于农民政治参与的法定性。新宪修改，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引进了宪法，政治权利是人权的基本内容，执政党应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的政治参与权利。完善农民政治参与的法律体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针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新要求、新情况及时制定相应的法律，对农民政治参与的方式、程序、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进行相应的规定；二是吸收和借鉴国外政治参与典型案例和科学立法，使法律制定具有预见性；三是及时提升其他领域或小范围内的政治参与的合理行为规范为法律。这就要求抓紧落实有关公民政治权利的立法和其他有利于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立法。诸如新闻法、出版法、社团法、舆论监督法、人大监督法、政务公开法、公民举报法、请愿法和申诉法等等，国家只有对农民政治参与进行合理定位，在承认农民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必要的法律制度，使农民政治参与经常化、秩序化。

（六）建立新型政治文化，实现农民政治参与理性化

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要求公民有适度的政治热情、积极参与的政治意识和良好的政治素质。当前，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推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就必须大力建设与我国农村政治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新型政治文化，为农民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参与背景。

1.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参政水平。受教育的程度影响着政治参与的水平和质量，决定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农民的文化素质偏低决定着他们对政治参与的目的、责任及基本权利缺乏正确看法；对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程序缺乏足够的了解；他们不能进行正确的政治选择和价值判断；不具备处理特殊问题的策略、方法和灵活性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参与政治，大多是在自我意识支配下进行的，极易导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因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的文化、政治素质和民主法制观念，让农民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利、自由和责任，正确认识我国的国情和现状，使农民的参与行为符合社会发展目标，从而不断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有效约束非理性的情绪型政治参与。

2.加强农民教育工作，帮助和引导农民进行制度化政治参与。在新旧体制转型期，农村产生了大量矛盾和问题，出现许多农民的非制度参与的现象，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农民的这些非制度政治参与形式不纳入制度体系之内，必然会影响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一般来讲，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大多数都是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只能通过教育引导的方法将其纳入制度体系内，要通过专政的方法解决农民的非制度参与事件只是极少数。因此，要在实际工作中帮助和教育农民，做好农民的思想政治工作。农村干部首先要认真了解农村实际，悉心体察农民的思想情绪，把党的方针政策、国家法律和法规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让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在制度体系内行使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使农民既学会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又懂得依法维护自身利益和履行应尽责任。

第二篇：环首都贫困县农民政治参与抽样调查分析

环首都贫困县农民政治参与抽样调查分析——以河北省涞水县B村为例

袁 刚，张 旭，吴学飞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农民政治参与的状况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在我国环首都地区仍存在一些贫困县和贫困村，这些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情况具有典型性，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对环首都贫困县农民政治参与的限制性因素进行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并探索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途径。

关键词：环首都贫困县；农民政治参与；抽样调查

农民政治参与，是指农民通过各种方式试图影响党和政府及其自治组织决策过程的行为。农民政治参与的目的一般是为了影响村级组织和政府决策，使之反映自己的意志，从而维护和保障自己的权益。农民的政治参与，是农民作为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英国开放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赫尔德考察各种民主的模式后指出，“当公民享有一系列允许他们要求民主参与并把民主参与视作一种权利的时候，民主才是名副其实的民主。”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民政治参与状况反映了中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我们通过人户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河北省涞水县B村进行了调查，以了解环首都周边地区部分革命老区集中连片贫困带（“环首都贫困带”）农民政治参与情况，并对该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限制性因素进行理论归纳和总结，力求探索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途径。

一、被调查村的基本情况

B村位于北京西南，距离县城15公里，属丘陵地带。全村现有人口2 380人，耕地面积2 000亩，人均0.7亩。全村没有集体经济和集体财产。村民除中老年人在家务农外，青壮年劳力大多在外地打工。201 1年，全村人均纯收入2 000元，低于全县3 783元的平均水平，属于贫困村。多年来，该村治安情况良好，很少发生打架斗殴或邻里纠纷。

B村现有村委会干部3人，全部为男性，2人为小学文化程度，1人为高中文化程度，村主任现年54岁；党支部成员3人，全部为男性，其中一人与村委会交叉任职，党支部书记现年64岁，小学文化程度。村民代表共有26人，其中党员10人，女性代表1人。

该村于2003年举行了第一届村委会选举，到我们今冬调查时已选举三届。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包括村委会选举在内的村民自治制度已经得到多数村民的认可，60%左右的群众愿意在没有误工补贴的情况下参加选举；50%以上的群众认为通过选举，能够把大家公认的人选选进村委会；约65%的村民认为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干部能够听取群众意见，认真为群众办事。实践证明，村民自治对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调查也发现，虽然该村村委会选举公正性、公平性能得到保证，没有出现过贿选现象，家族或亲戚因素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也较低，但由于村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收入较低、集体经济薄弱、公共服务不足、制度化参与渠道有限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村民在民主决策、村务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参与度还不高，所发挥的作用还不够，村民的主体地位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二、B村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村民对选举的积极性不高

在抽样调查的82名村民中，有33人参加了投票选举，占40%，其余的49人委托他人投票或未投票，占60%。委托投票虽然符合《河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但未参加或委托投票的比例如此之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选举结果的全面性，也反映出村民对于选举的积极性问题，很多村民对于谁当选持无所谓态度。同时，村民对选举的相关知识也了解甚少，在受访的82名村民中，有53人不清楚农村“村民选举委员会”的产生、“初步候选人和正式候选人的确定”等内容，占65%；有29人不清楚是否实行了公开计票，占35%。

（二）村民决策主体意识还未形成在B村的村务决策中，高达70%的受访村民不清楚具体决策办法和过程，多数村民认为既然选出了村委会，村里的事务就应该由村干部负责，自己可以置身事外，这说明村民对于自身作为主体参与民主决策的认识还相当模糊。此外，村民对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不甚了解，也不知道应该如何通过这两个会议来对涉及村民自身利益的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和决策。

（三）村民民主管理主体意识匮乏

从调查来看，村民对于如何参与村务管理、管理哪些内容、如何进行管理等方面并不了解，也缺乏参与管理的意识和热情。(论文范文　www.xiexiebang.com)比如，在村民最应该关注的财务收支上，竟然有高达85%的受访者不知道村里的财务开支应该由谁来审批。有80%的村民不清楚村里的财务收支情况。同时，村里对村民参与民主管理也没有制定具体的程序和办法，作为保障村民行使管理权力的村民自治章程，只是由村委会拟定，没有提交村民大会研究讨论，许多村民并不知道章程的存在，因此也就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四）民主监督环节相对薄弱

由于B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加之在日常事务监督中村民没有经济利益可寻，所以村民在民主监督过程中缺乏动力。在受访的82名村民中，只有1人能够经常给村干部提意见或建议，9人偶尔提过，其余的72人从未给村干部提出过任何意见或建议。此外，村民对如何行使监督权力也不清楚，如90%以上的村民不清楚本村应该多长时间公布一次财务收支情况，也不清楚如何对村里自有资金的使用和分配情况进行监督。

三、影响农民政治参与的原因

（一）经济基础薄弱

B村由于没有集体经济，缺乏公共积累，再加上多年来没有得到上级的资金支持，基础设施欠账严重。村内道路狭窄、崎岖，大部分没有实现硬化，雨水天气泥泞难行；村容村貌差，垃圾满地；村街规划乱

和村民代表三方交流日，并将其上升到制度的层面；让村民代表列席村、乡镇政府的有关会议，了解基层经济、政治发展方向和目标，村民代表回村后可以进行广泛宣传，这样有利于村民及时掌握反映社情民意及国家政策方面的信息，为他们发展经济、参与政治提供便捷。同时，注意发挥农村社会组织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三）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公民意识，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农民的个体文化素质和政治参与关系密切，列宁指出：“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为此，一是要在农村浓厚学习科学文化的氛围。通过宣传教育，让广大农民认识到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意识到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引导农民自觉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二是为村民创造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多方筹措资金，改善村中心小学和幼儿园办公和教学条件；通过开展夜校、举办培训和讲座、利用喇叭广播、网络学习等多种形式和手段，为广大村民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宣传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提高农民素质。三是要教育村民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其现代公民意识。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手段来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让公民认识到自己在村务管理等方面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促进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一方面，要支持和鼓励村委会举办相关讲座，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宣传和教育，帮助农民塑造新的政治意识和观念，鼓励和支持农民参与村民自治。另一方面，可通过表彰、奖励等手段，提升公民理性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强化公民的公共意识，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来维护和促进自身利益。

（四）加强对基层民主建设的指导和监督，探索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

今年全国多数地区将完成新一轮村委会换届工作，为推动这样工作顺利开展，一是加强对村委会选举、村务管理的正确指导和支持。一方面，县、乡领导班子要周密部署，可通过专项巡视、抽调干部蹲点指导、设立换届举报电话、进行换届风气测评、视察调研、执法检查、支持探索司法介入、设立选举监督小组或委员会等多种形式，加强对村委会选举工作、村务重要决策的监督和指导。另一方面，上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充分尊重选举的结果，充分尊重选民的意愿，不能对合法的选举加以干涉，对选举结果加以更改。二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目前，全国各地普遍开展了干部下基层活动，各乡镇要充分利用下乡干部的力量，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村民参与村务管理等工作加以督促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并探索建立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

当前，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全国不少地方在推进基层民主方面进行了不少创新，如“一肩挑”、“两票制”、“一制三化”、“两委交叉任职”以及青县模式等，这些新模式或做法往往是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条件下，由“一把手”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难免排斥村民的主动参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把手”的政绩工程，但完全依赖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者的强力推动，而没有变为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自觉要求，有可能导致改革进入死胡同，发生人走茶凉，人走政息的结局。因此，如何把改革的成果法制化和制度化，如何促进民众的自觉参与，如何对官员的政绩冲动和高度集中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第三篇：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的问题及对策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政治参与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农民的政治参与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农民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文笔者通过在本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剖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对策与建议，即夯实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培育农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意识、搭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营造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空间。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 新农村建设 农民 政治参与

长期以来，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突出强调“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政治参与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方面，不仅是扩大公民民主权利需要的，也是巩固政治统治和进行社会政治动员所需要的。农民的政治参与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农民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课题组在安仁县的永乐江镇军山片区的南湖村、瑶泉村和羊脑乡 的石壁村、东冲村进行了调查走访，发出了306份问卷，收回284份有效问卷。通过对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当前农民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农民政治参与，是指农民作为政治生活的主体，为实现一定的利益与要求，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和渠道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它是农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了农民在社会生活尤其是农村生活中的政治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体现着农村政治关系的本质。有序的政治参与是指公民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渠道和程序参与政治，如选举、投诉、信访、诉讼等。当前农民政治参与是存在很多问题的。从农民自身角度讲，农民对这种涉及自身利益的权利往往持一种不作为的态度，在参与方式上不规范甚至不合法，层次较低。从制度上讲，农民政治参与制度还不完善，并且渠道单

一、不畅。

1、农民政治认同弱化，政治参与态度冷淡

从我们调查中收回的284个回答样本中来看,知道最近一次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时间的，只有17.6%。从选举意愿看，超过半数的农民表示愿意，但有近40%的农民表示无所谓，初步反映出农民对参与政治选举热情有限。与参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相比，农民行使自治权，参与村委会选举及其选举意愿有所提升，在485个回答样本中，72.6%知道最近一次村委会选举时间，本人和家人参与的比例也达到73.2%。愿意参与村委会选举的农民比 例超过2/3。改革的推进使农民进一步弱势群体化，导致了农民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对政治系统采取冷漠、回避甚至抵触的态度。主要表现为：不把政府的政策、指令当回事，不配合乡、村干部的工作。当他们感觉无力改变现状时, 农民往往会采取不配合、不参与的抵触态度；很少认识到选举活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以及选举是其一种政治权利，而认为选举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参与，即使参与也不珍视民主权利，诸如出卖选票、代填选票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民主体意识淡薄、附庸意识浓厚，遇到事情不是选择正常的制度化渠道寻求解决，而是寄希望于“领导”的公正，迷失对民主权利诉求的正确方式。

2、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象日益增多

在我们的调查走访中当问到，通常用什么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时，多数农民不选择法律途径，而是选择上访或抗议等方式。一些农民在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和维护自己正当利益时没有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行使，而是仅仅凭着的个人的感情出发而盲目行动。其表现方式常有抗议、写大字报、越级上访、报复村干部、抵制法律法规的实行，有的甚至还出现暴力行为等等。应当看到，农民的这些情绪化、不理智的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反而会扰乱农村的社会秩序，影响党和国家各项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和实施，损害农村基层政权的权威和效能。

3、农民政治参与主要是工具性参与，范围窄层次低 我们调查样本显示：农民的政治参与层级低下并且参与领域狭窄。农民的参政权主要集中在村级层面,而在乡镇人大代表选举中的参与度明显偏低。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最终目标与归宿。农民参与政治，仅仅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事实上的利益，或使人们能避免一种更大的祸害。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权利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因此，农民参政的终极目的是对利益的追求。当前我国农民是把政治参与当作其它目标的手段，比如达到某种经济目标的解决或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的手段，政治参与本身并不是目的。而且农民的政治参与主要被限定在农村社区的范围内，内容也主要涉及农民自己的日常事务管理，既不触及国家权力，也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无涉。农民基本上无法参与国家权利的运作，被排除在整个国家事务管理的进程之外，高层次或较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基本没有，而低层次的村民自治又意义有限，其政治参与内容实际上非常窄，层次也很低。

4、农民政治参与制度不完善，渠道不畅

我们调查收回样本统计显示，农民获取选举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村干部通知，分别占乡镇人大代表选举、村委会选举的44.6%和51.7%；利用村里的传统信息传播工具(广播、公告栏)通告的比例也较高，分别占24.6%和34.6%,而通过听别人说的非正规渠道获得信息的比例则很低，均不足5%。它说明村干部的信息传递是农民政治参与的基本前提条件。从大的层面上说，我国农民 的政治参与有许多制度化渠道与方式，但如何具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如何通过政治手段争取和满足自己的利益等一系列问题都没有严格的程序化、法制化的规定。虽然我国目前有一套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信访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但这些制度并不很完善，而且现实中农民政治参的制度内渠道却很狭窄，现有渠道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政治沟通渠道并不畅通，使得政府无法及时、直接了解农民的真实愿望。

二、农民政治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途径，但在基层乡镇村治理中，主要有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组织因素等方面的因素制约了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1、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在欠发达地区，经济落后，农民生活依然贫困，这是农民政治参与程度偏低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呈正比的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参与度就越高；反之,则政治参与度越低。在贫困山区的农村，自然资源稀缺，交通不便，“三农问题”凸显，农民的收入来源有限，劳务收入是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外出务工成为农民摆脱贫困的最好选择。小农经济的封闭性与分散性，导致了农民与外界的隔离。传统经济的痛疾导致了农村经济的落后。改革的推进又进一步拉大了城乡的差距。受落后经济的影响，农民缺乏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政 治参与意识自然比较低。在调查中,很多村民都谈到：我管他谁做村干部，我理会的是能不能赚到更多的钱。如果村民的生活仍然处在维持生计的水平，要调动他们参与政治的积极性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经济发展是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政治参与的程度永远只能依据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经济条件来决定。

2、农民整体的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

大量的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公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对政治信息和政治符号有更为清楚、深刻的理解，因而他们有着较强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责任感，一般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容易介入政治。在我们调查的的一个村村民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是较低的，文盲的比例是10.34%，小学文化水平是29.10%，初中文化水平是45.32%。中学以上的只有5%。由于目前农民的文化素质普遍还比较低，他们在信息的获取和处理以及一些政治参与的技术层面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理解处于比较浅显的阶段，无法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中去，参与范围仅局限于农村社区，管理自己所在村落的日常事务，没有能力参加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一旦自身利益受损，农民更多的是选择非法的、用武力手段解决，而不是通过合法的正规渠道寻求利益保护。主要归因于农民接受的法律教育比较匮乏，国家法制宣传和教育不足。

3、农民利益表达不畅 贫困山区农民政治参与主要涉及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村务公开等，除此以外，农民几乎没有其他表达利益的途径。事实上，农民有极强的利益表达的愿望，“公民进行利益表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国家和政府保护以增进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公民缺乏足够的表达意识，不去积极进行利益表达，那么他们的利益就难以从政府那里得到保护和增进。”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信不畅，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低，信息传递媒介非常有限。村委会职能异化，村民自治空壳化，无法保护农民的利益，不能真正代表广大农民和政府对话，反映广大农民的愿望和呼声。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具体制度的缺陷和实践中的偏颇，严重影响和阻碍了农民通过制度化渠道有效地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如信访制度的不完善，由于各级信访机构规格不统一，名称繁多，职能交错，缺乏内在的沟通和协调，造成了信访效本低下，真正通过信访解决问题的情况并不多。同时，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处理农民信访问题的方式粗暴，导致农民越级上访的现象时有发生。农民的政治参与途径显得极其狭窄，农民的利益得不到维护，利益表达不畅。

4、参与机制尚未健全

现存的村治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一是村民大会形同虚设。一些村近年来除了村委会选举大会外，没有开过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运作也不正常，一年召开2次左右，一般是年头和年尾，几乎都是工作计划和总结，而且参与程度较低；二是 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个环节中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在具体操作中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村民大会只有在三年一次的选举中例行召开。在被访的人中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选举是“走过场，是一种形式”。在民主决策方面，大多数的被访者都认为决策是“个别人说了算”，普通村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决策。村民自治存在缺陷。村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所能参与的公共资源的分配层次是很低的，农民自治组织在强大的政府面前，所能发挥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甚至是被动和无助的。况且，村民自治从实施以来，农村宗族势力便开始渗透其中，村委会成员、村主任选举被村里大姓家族控制主动权的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往往堵塞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渠道。参政机制不健全，使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意愿，于是积累起强烈的不满情绪，一旦有外部政治动员，或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难以控制的方式发泄出来。

三、解决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制约农民有效政治参与的经济、文化、制度、组织因素,必须从农村的实际出发,对症下药,方可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积极地表达政治愿望和利益诉求,提高其政治参与的质量,达到参与的预期目的。

1、夯实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发展是政治发展的前提，经济是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的物质基础，离开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民 主政治。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且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社会，也趋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贫穷是制约农民政治参与的首要因素。发展农村经济，能够为突破农民政治参与的种种局限创造物质条件。为此应做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通过农业制度创新和政府对农业的财力支持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加快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努力缩小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使农民拥有与其他社会阶层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为农民政治权利的保障与实现创造社会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

2、培育农民政治参与的政治意识

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农村仍然是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农民民主素养普遍低下,对现行政治制度和政治参与的功效缺乏了解,缺乏理性的政治选择和对政治事实的判断能力。从而不能有效地通过一定的渠道,遵循一定的程序,将自身的利益需求转变为利益的实现。最终只能表现为政治参与的冷漠、盲从、无序化和过度化。一是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参与能力。要培养“公民”文化，广泛地对农民进行民主启蒙、政治技能和活动方面的教育，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建立健全农村地区公共教育、宣传机制,扶持和创办更多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农民提供 更多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二是优化农民的政治心理。农村基层党组织要通过各种渠道和形式,如讲座、广播和电视节目等对农民进行民主理论知识的普及教育,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使农民把参与政治生活看作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同时根据农村实际,认真分析导致农民政治冷漠、盲目参与的具体原因,对症下药,唤醒政治冷漠者的参与热情,纠正盲目参与者的错误意识,使农民具有明确的、正确的政治参与意识,引导他们积极的、理性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

3、搭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平台

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当一国公民政治参与需求增加时,“如果其政治体系无法给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参与提供渠道,个人和社会群体的政治行为就有可能冲破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不稳定。” 可见,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尤为重要。当前,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途径主要有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大会、村民代表会议、信访等。即使有这些制度政治化参与途径,也由于具体制度与操作规程的不完善而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充分行使。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窄小也是导致农村恶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频发的主因。一是建立村务协商民主制度,保障农民的讨论权和决策权。协商民主是不同利益主体通过讨论和协商,寻求共识,协调行为的重要途径。大力推进农村协商民主建设,加强农民群众与基层政权就涉及农民利益的基层事务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可有效地保障和扩大农民的讨论权和决策权,增进基层政 府与农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提高农村的民主水平。为此,要完善村民议事制度,建立健全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规范诸如村级重大事务民主决策程序、村民代表会议议事程序等具体程序。二是健全和完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赋予农民充分的代表权。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构成看,真正属于农民身份的不足5%。因此,要修改选举法,完善选举制度,适度提高农民代表的比例。并且要改变过去将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而导致农民代表代表的模糊性与宽泛性 ,要充分考虑农民阶层的分化,如农民企业家、农民工等,保证不同阶层农民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议事和决策,确保各阶层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实现。三是健全农村信访管理制度,加大农民信访问题的解决力度。从制度上对个别接触、越级上访、行政诉讼等参与行为加以规范。对于争议较大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形式,随着引起争议的活动与组织的数量不断攀升,应试图将争议政治活动制度化。力争使争议活动逐步走出“边缘化、激进化表达方式的领域,从而成为一种更为有序、更为正规的政治游戏的一部分。”

4、营造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空间

为了达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目标，在农村要动员组织农民，培养和形成与其他利益集团进行有效博弈的力量。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自己的代言组织,农民通过参加组织,学会如何维护自身利益,如何通过组织与政府进行对话,表达利益诉求,这不仅可以 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和能力,增强农民对组织的归属与认同感,扩大政治参与率,而且能够降低政治参与成本,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实现政治参与的目的。一是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对农民建立利益代言组织加以鼓励和引导。既鼓励农民建立各种专业性组织,如农业经济发展协会、农业科技合作协会等,又引导农民建立全国性的维权组织,如农民协会。以整合农民的利益,从而将个体利益表达与维护的弱音转变成集体的强音,有效抵御各种可能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二是各种农民组织组建初期,政府要在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帮助各种农民组织的顺利组建和正常的开展工作。等到农村经济比较发达了,各种农民组织在经济上可以独立自存 ,再使其成为真正的民间化组织。但同时应明确农民组织是农民群体的利益代言人,它不能只是成为农民利益表达制度化、有序化的通道,也不能成为上传下达的工具。它应在代表农民进行利益表达的过程中,向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以督促政府尽快地解决问题,并保证农民利益表达的充分实现。而且农民可通过组织公开发表对政务及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意见,并展开公开的讨论,向基层政权提出各种政策建议,监督政权的运作等。

第四篇：农民体育参与考察

农民体育参与考察

农村体育发展是农村经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内容。农村体育不发展，农民没有机会参加体育活动，中国的社会体育永远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永远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健身”的目的[1]。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村体育成为体育研究领域备受关注的课题。本文研究的是农民体育参与问题，主要针对农民体育态度、体育行为、体育消费、生活方式进行描述与分析，旨在对农民体育参与现状进行客观描述，同时总结出现阶段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一步分析形成该特点的理由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为尽可能客观地了解镇江市农民体育参与情况，本文认为农村中小城镇镇区居民和小城镇所辖村村民的体育参与情况有较大差别。故本文的样本即研究对象为小城镇所辖村村民。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查阅了自 1990 年以来的有关农村体育的研究论文。

1.2.2 问卷调查法对镇江丹阳市、句容市、扬中市、丹徒区所辖小城镇所辖村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84份，有效问卷 550 份。

有效回收率 94.1%。其中，男性占 46.6%，为 256 人，女性占 53.4%，为 294 人。

1.2.3 访谈法对部分镇、村负责人及村民进行个别深度访谈。

结果与分析

2.1 体育态度

本文对样本体育态度的描述主要从心理学视角，即了解被调查者体育认知、体育情感（对体育的喜欢与爱好）、体育行为倾向三个方面。以此来把握被调查者的体育态度。

2.1.1 体育锻炼对个体价值的认知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有 98.5%的村民认为参加体育锻炼对个人是有益处的，表明体育锻炼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得到广泛认可。进一步了解体育锻炼对个体作用，结果表明，排在前 3 位的分别是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尤其是强身健体 90.5%的被调查者将其排在第一位。再次表明村民普遍肯定体育锻炼的强身健体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体育作为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没有得到认可，或者说在村民体育认知意义上，认为体育锻炼对人的生理层面意义更大，而对精神层面作用没有形成共识。

2.1.2 对观看体育比赛的喜好

通过村民喜欢观看体育项目来了解村民对体育的情感。我们仍采取多选排序的问题方式来获取资料。结果显示，篮球、乒乓球、跑步（田径）分列前 3 位，足球被排在第 7 位。而在城市居民体育现实调研中，足球通常均排在前 3 位，这或许是年龄、文化程度及职业的差异造成的。篮球是村民的首选，远超出其它选项。

镇江市农民体育参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刘玉红 2.1.3 性别与体育行为倾向本文村民体育行为倾向是指有免费开放的体育场地及器材等是否参加体育锻炼，在探讨村民体育行为倾向时，本文认为性别是影响村民参加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故本文从性别的角度描述村民的体育行为倾向。调查结果表明，愿意参加体育锻炼的村民达 72.5%，其

中男性达 42.5%，女性为 30.0%。存在性别差异。

2.2 体育锻炼行为

2.2.1 参与体育锻炼及参加体育项目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村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占 61.1%，其中每周 3 次以上者为 16.7%，按照每周参加 3 次每周 30 分钟以上，运动量为中等强度的以上体育锻炼者为体育人口的标准可推断镇江市村民体育人口为 16.7%。村民参加体育锻炼的项目首选是散步达 53.3%。其次是跑步为 42.2%，再其次是篮球为 32.7%，但羽毛球项目为 21.8%，乒乓球为 18.8%。

2.2.2 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

村民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首选是健身长寿，其次为治疗疾病，消遣散心等。这一结果与村民的体育认知结果是一致的，说明体育认知对村民参加体育锻炼有积极促进作用。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按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没时间、劳动太累、没兴趣和没技术。

2.2.3 性别与体育锻炼的时间

性别与体育锻炼的时间有相关性，尤其是早晨锻炼，男性被调查者占 28.5%，而女性被调查者占 13%。

这可能与早晨女性多半从事家务劳动有关，这一结论通过对个别访谈中得到证实。调查显示选择早晚锻炼的村民达 70.6%，这一结果与有关农村体育居民体育参与研究成果一致。

2.3 性别与体育消费

体育消费是指物质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消费者体育需求的行为和过程[2]。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村民对体育器材、运动服装及购买体育彩票的比例相近，分别占调查者的 37.3%、42.3%和 38.4%。但有健身娱乐消费行为的只占 19.2%。这与到体育场所锻炼 17.1%的比例接近。性别在购买体育彩票行为上有差别，购买过体彩的男性占被调查25.7%，而女性占 12.7%，其余类型的消费行为性别差异较小。

2.4 健康状况与促进健康的途径

被调查的 550 位村民中，有 242 人患有慢性疾病占 44%，其中男女各占一半。有关节炎的所占比例最高，达 55.9%，这一结果可能与被调查者年龄段主要是 50 岁以上有关，其次是神经系统毛病为 18.6%。村民对促进健康途径的认识，改善饮食排在首位。其次是保证睡眠，参加体育活动第三位，再次表明村民对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身体健康的认可。

结论与建议

3.1 目前，行政村常住人口成年人主要是 50 岁以上者，占 3/4，小学文化水平的占 71.3%，务农者占 65.0%。体育锻炼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有促进作用得到村民的广泛认同，村民认为体育对个体价值排在前 3 位的是强身健体、防病治病、延年益寿，而心理层面的价值相比而言不被认可。反映出目前村民体育认知情况是参加体育锻炼主要促进身体健康，即满足基本生理需要。

第五篇：农民五参与,市交流材料

发挥农民“五参与”主体作用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共海盐县委海盐县人民政府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既是受益者，又是建设者，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能否正确处理好农民参与和受益的关系，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体作用，成为新农村建设成败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县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把推进村庄整治与加强农村民主管理有机结合起来，在积极发挥好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通过让农民参与规划、参与决策、参与筹资、参与建设、参与管理，使农民成为整治项目的决策主体、建设主体和得益主体，从而使新农村建设成为农民的自觉行动，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实现了从政府推动“要我整治”向“我要整治”的转变，新农村建设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目前，全县已创建省级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10个，实施环境整治的行政村累计达85个，占行政村总数的82%。2007年将全面完成所有行政村的村庄整治建设任务。

一、实行“三表一册”制度，让农民参与规划

近几年来，我县以“十百”工程建设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县域村庄布点规划，并积极做好村庄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2006年，我县又全面开展了村庄规划与实施工作，推进农民适度集中居住。在规划修编基础资料收集过程中，我县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愿，实行了“三表一册”制度，即通过《总体规划征求意见表》、《村庄布点意见表》、《整治建设意见表》和《个别走访意见册》来收集、分析、采纳农民的意见建议，努力使规划能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地符合农民群众的要求。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1-

基础资料收集调查、编制初步方案、召开方案讨论会、方案评审、公示、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的程序精心组织，突出农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努力争取广大农民群众对规划的充分认可。目前，各镇（区）在村庄布点规划编制完成后，均已转入村庄建设规划编制阶段。根据新的村庄布点规划，全县村庄布点数将从目前的2823个减少到737个。通过让农民参与规划，使广大农民看到了新农村建设的美好蓝图，极大地激发了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热情。

二、推行“三制度一公开”，让农民参与决策

我县农村坚持实行重大事项一事一议的民主决策，凡涉及行政村长远发展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相关决策，都按“三制度一公开”的形式进行，即通过村民会议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议事协商制度来进行决策，在会议讨论投票决定后，由村党总支、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组织实施；同时普遍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规范化建设工作，有关新农村决策的内容、形式和落实情况都向村民予以公布；把财务公开作为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来抓，大力健全农村财务公开、民主理财和财务监督机制。在推行“三制度一公开”过程中，我县十分注重党员、承包组长、村民代表的领头作用，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村里的各项决策，力图通过农民的直接参与，使各项决策民主科学、公开透明。如我县在村庄环境整治建设工作中，需要确定一个示范点进行重点建设来达到以点带面、示范引导的效果。为此，首先由村民代表大会确定了申报的条件、要求和规则，再由各承包组在征求组内农民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进行申报，最后在村民代表会议上公开、公平、公正地讨论表决，最终确定示范点。通过让农民参与决策，村级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水平、村干部民主理事依法办事能力和村民参政议政能力都有了明显提高，村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得到较好落实，同时也使通过的决策易于得到农民的拥护，有利于组织实施。

三、强化“三联动一重点”，让农民参与筹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特别是在实施村庄整治过程中，道路硬化、河道整治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后续建设、管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了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缺口大的问题，我县在不断加大县级公共财政投入的同时，强化“三联动一重点”，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三联动”即“镇、村、组”三级联动，镇级出台配套奖励政策根据各行政村资金投入和建设情况给予补助，村、组则通过集体积累和发动群众自筹来筹措资金。自开展村庄整治以来，镇（区）财政用于“五化一配套”的资金投入达到7500余万元，村、组筹措资金达到1.4亿多元，其中农户自筹达到近4000万元。“一重点”即农民企业家。以“十百”工程建设为载体，广泛动员农民企业家参与新农村建设，开展了以工商企业与行政村结对共建新农村活动。据统计，仅2006年全县就有686家企业与行政村达成共建意向，社会力量投（捐）资项目数达到606个，其中投资项目19个，捐资项目587个，社会力量投（捐）资数额达到2609万元，其中捐资1737万元。

四、突出“三建设一环境”，让农民参与建设

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我县充分尊重农民、引导农民，让农民真正意识到新农村建设是自己的事业，使之主动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发展农村经济、改善生活条件、建设美好家园。目前，“三建设一环境”已成为我县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共识。一是参与村庄环境整治建设。在道路硬化过程中，许多农户自发投工投劳，清理路基，并做起工程质量的义务监督员，既加快了工程进度，又保证了工程质量；在河道整治中，周边农户自觉打捞清理河中的垃圾、漂浮物等；

在示范点建设中，农户主动进行“赤膊”墙的刷白，乱搭建的拆除，以及历年垃圾堆积点的集中清理等。二是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围绕建设“人文海盐”的目标，深化“东海文化明珠工程”、“文化示范镇村”、“文化特色村”等系列创建活动。广泛开展了“三下乡”、“感动海盐人物评选”、“书香润海盐”、“海盐精神”大讨论以及广场文艺等活动，通过与农民互动，农村精神文化生活得到进一步提升。2006年全县新创建省级“东海文化明珠工程”1个，省级体育强镇2个，省级特色文化示范村1个，实现“村村有文体团队”、“村村有活动室”、“村村有文化辅导员”、“村村有示范户”目标。各村的文体团队在县文体活动中频频亮相，充分展示了农民的风采。三是参与工业功能区建设。许多行政村积极参与工业功能区建设，用村级集体经济留存的资金投资创业中心标准厂房建设，并进行出租获得收益，既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坚强经济后盾。武原镇君原村投资建造的标准厂房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70余万元，目前二期近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筹备工作也已经启动。澉浦镇3个行政村投资500万元建设标准厂房，成为创业中心的大股东，目前又有3个行政村计划投资参与创业中心的扩容建设。“一环境”即营造农村诚信环境。我县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农村诚信环境建设，不断完善农村商贸服务体系，在实现镇镇建有连锁超市，村村建有“放心店”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放心店”质量，创建了3个食品安全配送中心，将县内500多家农村商店纳入配送网络，确保农村消费安全；规范了全县2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新成立了由全县22家合作社联合组建的海盐县私营（民营）企业协会农民合作社专业委员会，解决了自身规范健康发展的问题；进一步规范农村经纪人队伍，使其成为浙江省首批具有合法身份的农产品贩销

户，并在农村广泛开展信用评价，努力营造良好的农村诚信环境。

五、建立“三员一机制”，让农民参与管理

我县坚持治理与管理同步，把实施阶段性集中整治与加强日常管理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以“三员一机制”为抓手，切实建立起多种农民自我管理的制度，不断巩固整治建设成果。一是建立“卫生保洁员”队伍。进一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户集、村收、镇转、县处”的运行体系，切实加强农村保洁员队伍建设，全县104个行政村共聘用保洁员455人，有效地保持了农村环境的清洁卫生。二是建立“道路养护员”队伍。我县各行政村在开展连村、到组、达户道路硬化后，各村都确定了固定的道路养护员，专门负责村里道路的养护工作。由于在道路修建过程中农户都筹措了一定的建设资金，因此家家户户都特别关心道路的日常养护工作，部分农民群众还当起了义务养户员，自发清扫门前的道路。三是建立“治安巡防员”队伍。在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同时，集体资产特别是电力、水利、文化、体育设施的保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县各行政村都成立了平安巡防队，共有巡防队员近800名，队员均由本村农民组成，一方面加强社会治安综合管理、推进平安海盐建设，另一方面也巩固了新农村建设的成果，确保基础设施不受偷窃和破坏。“一机制”即建立健全新农村建设长效管理机制。各镇、村均制定落实包括垃圾收集、村容卫生、河道保洁、村道维护和绿化养护等方面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建立健全综合运用思想教育、村规民约和市场机制的村庄环境长效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