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8天6提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第一篇：李克强8天6提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李克强8天6提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2013年11月08日 02:40北京青年报我有话说(1,282人参与)

【三中全会特别策划】探寻习近平经改之路

管中窥豹克强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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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 与专家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座谈经济形势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现在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闯险滩，必然要触动利益，为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奋力向前，敢于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坚定不移、循序渐进地推进各项改革。

11月1日 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要民意为先、舍利为公，有敢啃“硬骨头”的勇气，义无反顾、一抓到底。

11月1日 出席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我们将全面深化改革，着力突破深层次障碍，推进结构改革，推动财税、金融、价格、企业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深入，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11月4日-6日 在黑龙江考察

农村改革又到了新的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还得靠改革。要着力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以此为龙头，配套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并带动金融和保险更好地支持服务农业。

11月5日 在黑龙江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座谈会

以改革创新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推进投融资体制和金融领域改革，促进薄弱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服务业，调整优化城乡、区域结构，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和增长点。

11月7日 在中南海会见美国前财长鲍尔森

中国发展的步伐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持续向前。

整理/本报记者 罗丹阳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

第二篇：《不突破就没有出路》读后感

不突破就没有出路读后感

刚刚拜读完海尔张总关于不突破就没有出路的演讲文章,深受鼓舞,张总演讲的精髓与联通的创新改变世界的企业文化不谋而合.深深的烙在我们联通人的心里.张总的演讲使我懂得任何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出路就说明死路一条，即面临失败，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所做的事情有出路，即通向成功。一个成功的人不一定比你付出更多的汗水，但一定比你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做好任何事情首先要在思想上寻找突破，以新思想，新思维去面对不断发展的事物本身；以发展的思想去面对不断变化的事物。让我们懂得了每做任何一件成功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个正确的过程和方法，更有一个正确的思路。只要找到了路,就不怕路远。

由此想到企业如何能实现制定的目标，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特别是主要管理者，要认真考虑他所担负的责任，在内部管理上，要严格执行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把企业的各项要求贯彻在管理的各个环节，也就是各环节要充分体现企业的执行力，要以主人翁的积极进取的心态，依靠企业的制度规定，结合企业的特点，积极组织，精心策划，以服务者的心态，通过扎实细致的基础管理工作，就一定能客观的实现企业目标。作为企业就要研发出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产品，这样就找到了自身的出路。怎么才能创新呢，本人看法如下：

1、直面现实。不可否认，在新产品的研发过程中，研发人员会出现缺乏经验的情况，但是我们很清楚得看到了这个现实，说明我们具有危机感，有了危机感就是好事，有危机感才会有不断进取的动力，才有可能具有谦逊的品质。缺乏经验和资本从另一方面考虑其实也说明具有很少的枷锁与框架，反而为创造性思维开拓了更大的空间。

2、领导者应该是温和而有原则的。严厉的领导者很可能给员工带来压抑感，无形中会钳制员工的思想及言论，所以作为领导者应该尽量温和。但温和不代表一味的迁就员工，一味的迁就员工并不能赢得员工的尊重，更不能为创造性思维营造良好的氛围，只能让员工变得散漫自由，懒于思考问题，最终变得没有任何创造力。

3、成员（包括领导者与员工）应该具有谦逊的品质。对于领导者而言兼听则明，才能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对于员工来讲谦逊才能快速成长，思考问题及发表建议相对客观。

4、每位成员找到适合自己专业与能力的岗位，即定岗定位。一个成员要想成为专家必需固定在某一岗位，岗位固定是“专”的基础。

5、产品做精、做强、做大。每个成员都成为专家才为整个产品的创造环节提供保障，才有可能使产品成为精品，产品成为精品才具有竞争力，才称得上强，产品在“精”与“强”之后便有了生命力，才可能做大，否则过早地做大只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

成功总有方法，想成功就要找方法。而突破是一切正确策略与方法的起源。当你做一件事情没有达到目标时，问自己一个为什么，问自己问题出在了哪里，该怎么去突破,然后自己给出正确的答案。杜秦安

第三篇：不改革 就消亡

不改革 就消亡 ——奈斯比特夫妇演讲实录

(2013年6月)目前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都在呼吁变革，我们都在质疑现存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治理模式。

（数声榔头敲击声中开场）

1517年10月31日，几次榔头的敲击声标志着16世纪西方世界变革的开始。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世界开始了从停滞向增长的过渡，艺术、教育、科学得到了蓬勃发展。那天，德国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在维滕堡大学的教堂门口张贴了写有改革基督教制度的《九十五条论纲》，这份文件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结束了天主教的霸权。

那时候天主教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相当于今天西方在过去几百年间对世界的主导。当时的天主教上下腐败、病入膏肓，一些国王和公爵都可以担任大主教。他们还制定一些法律条款，通过金钱来消除他们所犯下的罪行。

在16世纪，人们呼唤改革的另一大原因是经济危机来了。苛捐杂税导致农民抗议，而手工业者不得不与新兴工业展开竞争。在城市，一些上层阶级和地主的财富日益积累，但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我们现在把这个阶段称之为欧洲的变革，其实它只是一个开端，西方世界迎来辉煌期的序幕。同时，我们也发现目前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与16世纪的时候非常相似。

西方为什么没落

（数声榔头敲击声）

各位今天所听到的声音正是又一次全世界呼吁改革的号角，而这种对于改革的呼吁也是我们全世界的共识。

在中国，我们愿意跟年轻人进行交流，因为年轻人所代表的是中国的未来。我们去过中国的不同城市，也去过中国很多农村。我们曾到过一座中国的城市，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座的各位是否知道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哪里？是重庆，大重庆有3200万人口。我们很高兴到访重庆，还去了当地一所中学，这所中学有学生5000人左右。当时我们在那里发表演讲，听众是500名学生。正如此刻我们非常想要了解各位的梦想一样，我们当时也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的梦想是什么？你们想要做什么？当时一片寂静，但在寂静之后，第三排有个男孩小心翼翼地举起了手，他似乎还在犹豫是否该举手。我走到他面前，他有点腼腆但最终还是举起了手，声音颤抖地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但是那个女孩不喜欢我。”

这个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中国非常愿意被世界所接受，非常愿意世界能够喜欢上自己。但是另外一方面，西方一直持一种态度：他们不喜欢中国，很难理解中国。目前世界的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世界各国都在呼吁变革，我们都在质疑现存的一些制度安排，包括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和治理模式。但这是西方所不愿意听到的。

西方为什么会没落呢？不是因为西方突然缺少人才和资源，相反人才和资源在西方都非常丰富。打一个比方来说，西方的盘子上面是营养丰富的美味佳肴，里边有领先的技术、发明创新、高效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还有人口的多样性和充足的人才，他们还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人均收入也是最高的，最重要的是西方的政治结构是基于成熟的民主制度，那么问题到底在哪里呢？西方的问题主要还是在于缺乏调整、缺乏变化、缺乏改革。

要么改革 要么消亡

缺乏改革是我们的共识，包括中国的企业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比如法国，我们曾经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但今天在这个国度，法国人每个星期只需要工作35个小时，即使失业，他们每个月的失业救济金也可以高达6万元人民币。因此，法国如今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5%，而且公共开支的金额占到了财政收入的57%。同样，西班牙和葡萄牙年轻人的失业率也高达50%。

德国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德国的企业。德国的财政部长在2011年的时候说过欧洲没有欧债危机，而2013年的时候他又说，欧债危机期间我们成果丰硕。法国总统曾经说欧债危机已经结束，而德国总理说欧债危机远未结束，可以发现欧洲并不是那么团结统一，还是存在不同的分歧和意见。其实，欧盟现在是两颗红心（指德国和法国），27个不同的头脑（指27个成员国）。美国的情况其实也很类似。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经济下滑，“美国梦”在局部破碎，几百万的美国中产阶级面临着滑向社会底层的威胁。政治竞选也只是用一些全新的社会福利来诱惑选民，满足人们的短期利益。而大部分选民的选票也只是为个人利益而投，开出最优厚条件支票的候选人往往能够赢得竞选。

当然，情况也在发生变化。美国国会开始辩论一系列的变革，包括移民和金融体系的改革。欧洲也开始逐渐意识到欧盟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增长，要么消亡。如果不进行改革，不取得经济增长，欧盟肯定会四分五裂。

不仅在欧洲，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昨天我们环游了西湖，晚上还跟王永昌先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共进了晚餐。我们发现他跟我们一样都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当时我们谈到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他曾经有一句话，“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并不喜欢学习新的东西，我们寻求的只是去确认我们已经知晓的东西”。我想把这一点和我们游览西湖时看到的荷花结合起来，荷叶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性，就是水滴在荷叶上时，荷叶是不会吸收的，水很容易就直接滑落了。很多人也在养成一种“荷叶式的精神”，这种“精神”其实是把一些新的思想、新的东西都阻挡在外面，不愿意吸收、接受和借鉴新事物。如果你有荷叶的这种特性，对于你个人发展和事业发展其实都会造成问题。一叶障目，会让你看不到世界发生的变化。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似乎还在用原来的思维方式，把世界看作是由不同经济体组成的。但事实上各国的GDP数值并不能够反映各国真实的情况，如果你仅仅看一些特定的行业，比如说制药行业、建筑行业、地产开发或者是汽车行业，这些行业透露的信息会超过国家GDP反映出来的信息。最近我们刚好读了一本德国的杂志，其中提到俄罗斯有480家企业在德国进行投资，而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是落后于俄罗斯企业的，只有424家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投资。所以在场企业家如果你们愿意到德国投资，我建议你们赶紧收拾行李到德国去吧。所以仅看各国的GDP数据是不够的，更多地要把这些GDP的数据细分到各个不同的行业，这些行业的数据其实可以给我们更多的信息。

学习中国的治理模式

目前我们面临的一大矛盾就是“商业是全球的，但是政府和制度却是本地的”。我们认为各国目前需要的是改革治理模式，完善新型的治理模式，可以考虑学习中国这样的新型治理模式。

过去四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也一直在写文章关注中国正在创造的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我们相信其核心是中国的精英阶级。中国的这种治理模式关键在于它的决策过程，类似于经营一家规模庞大的企业。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出长远的发展计划。2011年的时候，我们出版了一本题为《在中国创新》的书，书中我们描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经济改革，为此我们到访了中国很多乡村和城镇，尤其对成都进行了研究。成都的经济社会改革形成了公共服务均等化、产权改革、积极民主的三角形模式，当然其核心是实行法治。

我们还就农民和工人的变化以及选举进行了多场热烈的讨论，中国需要改革原有的社会结构，中国将以中国特色的方式进行改革，西方必须理解民主进程需要融入不同的原则和价值观。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只是实现了其三分之一的潜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曾经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跟鸽子一样非常谦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跟狐狸一样非常聪明”。我们觉得中国人刚好兼容了这两个特性，一方面是谦和，另一方面是聪明，即使中国有13亿庞大的人口基数，但是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的谦和与聪慧。中国人骨子里就有一股创业的基因。我们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创业基因，今天应该说来对地方了，因为正是你们各位组成了一个创业家的群体。

目前西方似乎正在酣睡，而中国刚好利用了这个机会增加它在新兴市场和新兴经济体中的影响力。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东亚、非洲、拉美国家和很多西方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洲采取了不干涉政策，这其实对于非洲的政治领导人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机会，因为非洲自然资源和未开发的耕地可以为全球的粮食和能源市场带来可观的收益。

下面几句话是我在杂志上读到的：“谁在苏丹的河上建大桥？中国人；谁在苏丹的麦洛维建大坝（苏丹麦洛维大坝，世界最长大坝）？中国人；谁在苏丹的港口建设石油管道？中国人；谁在出资为苏丹总统建官邸？中国人。”中国在争夺非洲市场和资源的时候应该说是一个排头兵。

虽然这些实际行动也遭来了一些非议。我们去过非洲，也亲身感受到了非洲人复杂的心情。我们当时在非洲就看到了他们会摆摊卖一些鸡肉和其他食品，但是大量中国人去非洲建起了养鸡场，把鸡直接销售出去，对当地原来的鸡肉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中国在带给非洲帮助的同时，当地人也遭受着就业和生产效率等方面的冲击和影响。对于中国企业家的投资，他们也是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来对待。在未来10年，亚洲、非洲和拉美一些新兴国家会有5亿人口进入到中产阶级，这个人口总数达到了美国人口的两倍。而这些人的消费需求会持续地增加，在这么短时间内消费市场会有这么快的扩张和增长，这是前所未有的，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对于在座的各位这意味着什么样的机遇呢？

目前全世界都在呼吁改革和变化，这种声音不会停下来。虽然各国面临着不同层次的挑战和不同行业的挑战，但是在这个互相联系的世界上，所有人都在为此做出贡献，要么是为了世界的繁荣，要么是为了所有人的希望。目前我们要做的是在全球化的商业世界和本地化的政府之间建造一座桥梁。我们需要确定的是继续保持全球化的优点，并且考虑到本地所需要面临的具体问题，同时在日益苏醒的新兴世界中创造一种互惠互利的制度安排。

（数声榔头敲击声结尾）

第四篇：浅析没有改革就没发展

文章标题：浅析没有改革就没发展

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和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成了推进更高水平发展的动力系统，而体制与机制创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

突出体制机制创新，是实现发展水平提升、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

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作为改革开

放先行一步的**，我们对此有深刻的体会。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和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突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构成了推进更高水平发展的动力系统，而体制与机制创新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看，虽然涉及到生产力要素的质量和结构安排，但它决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的背后也存在制度因素。例如应该怎样更科学地考核地方政府的政绩？怎样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都需要我们从体制机制上作进一步深入的探索，否则便不能更深入地推进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看，虽然涉及到生产力布局因素，但它也并不仅仅是规划与资源投入的技术安排，它同样涉及到诸如怎样建立健全工业反哺农业的机制、怎样深化农业与农村包括土地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等在内的体制创新、怎样形成城乡间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等问题，离开体制与机制的创新，也不能真正持续地实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可见，进一步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对于实现其他两个“突出”，有着不可替代的制度意义。

改革的实质是体制创新，改革的进程也就是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的过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近年来已进入攻坚阶段，我们的改革需要围绕三个基本面继续深入展开：一是需要深化市场主体建设。当前要进一步推进企业制度创新，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在国有经济中的进一步确立和传统的垄断性行业中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同时也包括民营企业的企业制度的升华，以及消费者主体权益的完善。二是要加快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当前要加快推进垄断性行业内部产权结构的改革，要强化市场交换关系中的产权制度、信用制度和平等观念，让合法竞争成为所有行业和企业尊重的游戏规则，并让行业组织在内部的规范自律和外部的整合优势、协调秩序等方面发挥更积极有效的作用。三是要提升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创新的层次，实现政府职能进一步转变。如怎样更好地把政府建设为学习型、服务型、效率型、和谐型的政府，怎样完善政府的宏观调控机制特别是分类指导式的调控、预警式的调控和统筹协调机制，怎样规范和完善政府和事业单位的投资体制及其绩效评价制度，怎样合理完善各级政府纵向与横向的分工与合作机制，怎样让区域间、城乡间、行业间和阶层间的利益机制更趋合理有效，等等。可见，我们的改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制度的进一步创新是我们能否更上一层楼的关键性任务。

有一段时间，在一些地区和一些人的头脑中，改革的意识有所淡漠，以至把追求进一步发展的注意力只集中到抓资源、抓招商引资、抓GDP的增长等具体工作上来，忽略了进一步消除旧的体制障碍和深入解决新旧体制摩擦中的制度性问题，对体制与机制中的新矛盾也缺乏深入研究。长此下去，必然会削弱发展的潜力。我们在增创发展新优势的同时，应该注重增创改革新优势，而继续赢得改革的新优势，必将大大提升发展的新优势。

《浅析没有改革就没发展》来源于xiexiebang.com，欢迎阅读浅析没有改革就没发展。

第五篇：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新加坡郑永年先生“廉价革命”这篇文章有点意思，讲得在理，讲得靠谱。他的最后一句，不改革就会被革命。正好与我的表达相吻合。我在《清明上河图是见证古代市场经济的画卷》一文中就提到不改革，毛派就造反，也会将反毛派推向造反派。不过这里我要加一句：这时虽然在造反问题上造反是同流的，但目的是相反的。前者要恢复独裁专制政体，后者要建立民主法治政体。

举满清王朝为例，开始拼死抵制改革，一看招架不住造反大军，想改革也没戏了。孙中山要搞民主革命，结果被袁世凯恢复了帝制。今天要恢复帝制的势力仍然很大。

郑永年先生引证了打虎干将王岐山所推崇的法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警示后人的观点。“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以本草民之拙见，这一条足够习李新政予以借鉴。

还有，郑永年先生对一度兴起的“颜色革命”做了中肯的分析，远比国内一些学者时髦论调分析的客观、到位。时髦论调将颜色革命兴起和不成功的责任完全推到帝国主义、尤其美帝国主义的颠覆伎俩，仅将内因看作是一种陪衬、一种卖国行为，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定势。“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才说到了要害。

中国社会当前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什么？那就是改革、改革、改革。当权者如何掌控、引导和利用这个人心所向的改革大趋势，也是一门政治学问。精神绿洲(2013年12月22日）

附：

郑永年: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2013-01-22）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