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定位、导向与支点（五篇模版）

第一篇：政治文明定位、导向与支点

政治文明:定位、导向与支点

在改革开放走过了20余年历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直接提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任务,可以说为推进改革开放提供了新的动力。系统而有效地建设政治文明,需要首先合理地确定政治文明建设的定位问题。从下述三个方面可以较为准确地确认政治文明建设的定位问题:

其一,政治文明建设是在传统政治文明与现代政治文明的对应关系中确立其基本价值,而不是在文明政治与野蛮政治的对应关系中确立其基本价值的,这关系到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价值定位问题。人们习惯在文明与野蛮的对应结构中理解什么是文明,也就习惯在野蛮政治文明的对立面理解文明政治。在中国改革开放从贫困走向小康的过程中提出的政治文明建设任务,是已经在告别野蛮政治的前提条件下才可能的。假如将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起点安顿在与野蛮相对的位置上,势必降低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层次。其实,传统政治文明已经从底线上告别了野蛮政治,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政治文明不仅应当是彻底地告别了野蛮政治的文明,更应当是建设民主、平等的现代“高级”政治文明。对于人民主权原则的强调、对于自由平等博爱基本价值的伸张、对于权力分割制衡的主张、对于有限并且有效政府的设计,都是政治文明建设确立其价值定位的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政治文明建设是在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对应关系上确立其制度建构方案的,而不是在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的对应关系上确立其制度建构方案的。提到文明建设,我们很容易在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的宏大框架中去为其寻找文明位置。必须强调,我们今天的文明建设所要应对的,绝对不是后现代处境中的文明问题,而是从前现代文明如何迈向现代文明的问题。在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之间确立政治文明建设的建构方案,就会迷失我们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坐标。因为从总体上看,中国还没有遭遇后现代政治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又确实是高级的现代政治文明,而不是初级的现代政治文明。后者大致是建立在较为单纯维护公民财产权利基础的文明,前者则是既维护公民财产权利又维护公民政治权利的文明。后者关注公民免于政治专断的控制问题,前者不仅关注这样的问题,还应当关注公民平等参与政治共同体的政治生活的问题。后者基本上与财富的初步积聚相适应,前者则与财富初步积聚完成后的财富合理分配相适应。于是,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从宪政与法治两端下手,为其奠定扎实的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基础。

其三,政治文明建设是在文明的建制形态上、即文化的三层次结构上确立其文明结构的,而不是在文明的物化与精神结构形态上确立其文明结构的。换言之,我们今天提倡建设的政治文明,不是从原来所提倡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演变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手抓三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与三个文明建设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从文明的建制形态上来讲的。文明的建制形态就只有物化形态和精神形态两种,相应的也就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种文明形态。而后者是从文化的结构形式上讲的。文化的结构形式一般是三层次的,即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递进的三个层次。政治文明正是制度文明的核心,它既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持续性,也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性。因为制度文明既是物质文明发展的社会政治保证,又是精神文明发展的他律机制的社会建制基础。

政治文明建设的导向

确立了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是要建设“现代”的政治文明,那么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导向性问题就提出来了。这里的导向性问题,一方面,不是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主义导向,而是指问题导向。太强调政治文明建设的主义导向,容易将政治文明建设引向意识形态的极端,从而妨碍我们解决政治文明的核心———政治制度建设问题。我们以前之所以很难面对政治文明建设问题,就是因为遭遇到主义难题。一谈政治文明建设,就要先行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其实,政治文明建设不一定需要固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它可以从具体的政治制度建设着手。假如我们还是怀抱那种意识形态的强烈情结对待政治文明建设,就无法解决在任何意识形态下面本来都可以解决的实际政治制度运行的问题。现代政治学告诉我们,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安排问题,可以处理为两个不相干涉的层面,一个层面是首级制度问题。这个层面的政治制度确实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选择问题。它着意于处理权力的归属问题、阶级阶层集团分享权力的问题。它容易引起社会阶级阶层集团间关系的紧张。但是另一个层次即次级政治制度问题,是不涉及到权力归属问题、以及权力的分享问题的,而仅仅关系到权力的运作的限度(如有限政府的设计)、与效度(如有效政府的设计)问题。从现代政治角度看,只要是追求秩序的社会,它就必须处理好次级政治制度的安排问题。这个层面上要求人们处理好权力的分割制衡问题。既正视

们还处于转型社会的初始阶段,政治文明建设还不可能在目前就处理好首级制度的问题,强行其道,那样就可能重蹈以往希望现代文明建设一蹴即就的覆辙。但是在现阶段政治次级制度的问题不仅能够处理,而且可以处理好。建立一个精干的政府、促使政府成为一个有限但是绝对有效的政府,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追求的一个基本目标。

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是面对文本而言的理论清理工作,而是面对改革开放如何可以得到有效推进的社会系统工程。这就使得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前无古人的宏大事业。无论是多么英明睿智的志士哲人,都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存的一套足敷应用的政治方案。在他们提供的任何文本中,我们都不可能找到今天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现成的理论根据与实践方法。假如我们硬生生地要从经典文本中寻找根据,那就只能陷入僵化教条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需要理论创新。与此同时,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之与实践的紧密关联就此建立起来。政治文明建设的强烈的实践品格,在此要比它的理论品格来得鲜明。这种实践品格体现为,政治文明建设既要建设者面对当下的社会政治问题,又要他们能够解决这类问题。实践优先于理论,问题优先于主义。坚持和完善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改革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维护社会稳定,都是具体而又必须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无视这些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而专注于文本的理解与诠释,在维护教条与实践创新之间犹豫徘徊,那就等于任由社会政治问题朝向日益严峻的方向发展。因此,具有强烈实践品格的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在解决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成为一个优良秩序社会奠定可靠的基础。否则,政治文明的建设就会流于无意义的清谈。

政治文明建设的支点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情景中,提出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任务,本身必然要求它与中国当代的政治局势相互适应。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人民主权的落实问题、依法治国的问题就关联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首先,在今天政治文明建设的话题中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在一党制与多党制的对应框架中来进行。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容质疑的,而且中国没有多党制的发生机制,现存民主党派还没有历史根据和现实理由足以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轮替。因此,在政治文明建设中讨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就只能在中国共产党如何确立自己的政党存在形态、与中国共产党如何认知自己的执政方式两个问题上来展开讨论。无疑,在现代化进入制度文明建设层次的时候,任何处在执政地位的党派,都必须调整自己以武力夺取政权时候的政党存在形态,使得这一政党足以适应和平建设国家与和平执掌政权的社会政治局势需要。中国共产党今天提出政治文明的建设问题,就是它意识到以武力争夺政权与以和平手段维护政权的根本差异。就此而言,我们只能在中国共产党之作为战争状态下的革命党与和平时期的执政党之间,来确立它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政党定位的角度讲,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进行的政党存在形态调整。不进行这样的调整,意味着它还没有意识到社会的结构性调整对于政党的执政所具有的崭新含义,也意味着它还没有意识到争取政权以便引导国家发展方向,与执政时候恰当用权以显示现代化建设成就之间所具有的重大差别。从以武力夺取政权到以文明方式执掌政权的转变,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屡次凸显过的“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政治哲学道理。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共产党,因为一段时间迷信夺取政权时期形成的军事经验,以至于不能掌握执政的政治分寸,既使得自己执政的权威性受到严重的影响,也给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今天中国共产党之作为执政党强调其作为政治组织的文明建设,就是要在抛弃其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军事经验,转而建立它作为执政党的政党制度与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现代方式。不在这样的框架里看待政治文明建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难以清楚理解两者之间的互动态势。

其次,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如何处理好“人民当家作主”的问题。无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宗旨里,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人民主权原则”是被庄严地承诺了的。因此对于中国当代政治文明的建设来讲,不是要不要人民主权原则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以往没有解决的人民怎么可以真正实现自己的主权的问题。就此而言,从作为政治集合概念的人民转换为作为政治权利主体的公民,再转化为实际地进行政治抉择的选民,就是解决人民当家作主问题所必须面对的角色转换定位。仅仅将人民作为单纯的政治集合概念,人民就有被虚化掉的危险。当人民的集合概念转换为选民的个体行动者的时候,他们依据地缘业缘诸关系组织起来的公民团体,将会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政治意志、维护他们的社会权益、介入实际的政治生活、获得公平的政治待遇。

再次,在政治文明建设中倚重的依法治国,也应当在现代法治的框架中得到理解,而不应当在传统意义上的法制建设的角度加以解释。单纯以法制的文献厘定为导向的传统法制国家,是现代性极其匮乏的法制形态,它一定会依赖一个法律以外的权威来维持法律的权威,从而陷入“有治人而无治法”的传统法制泥潭之中。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当然依托的是现代法治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精髓就是在良法面前人人(组织)

无例外的原则。它主张法的意志是对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直接、真实反映。它主张任何权威人士与权威组织“必须严格依法办事”,而“不允许有超越宪法与法律的特权”。并且它主张以严格的程序安顿来达到制度的正义目标。因为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常识告诉我们,法律约束的对象具有相对于政治共同体成员的普适性,只要有一个例外,法律的权威性就丧失殆尽了。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提出这样的基本原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将以往的那种政党自己定位在法律之上下降到自我定位在法律之下。这既是中国共产党意识到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表现,也是它意识到一个现代政党要想长期执政必须选择法治渠道的体现。

在目前中国的社会政治局势中,上述三者具有“有机统一”的性质。这种统一,从关系格局上讲,可以说是“根本保证”、“本质要求”、与“基本方略”之间的统一。但是从它们的关系源流上来讲,则具有一种人民主权的先导性、宪政法治的决定性、与政党实施的具体性的关系结构。不从这两个方面完整理解与把握三者的关系,就难以处理好三者的互动机制,尤其难以处理好转型时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必然会出现的组织间差异、个体间差异导致的利益冲突问题。后者可以说从根本上制约着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前景。

第二篇：制度建设与政治文明

江泽民同志在“5·31”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的新思路。

（一）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统领全局的关键地位，是胜利回应党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考验的内在要求。

经过长期发展，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具有根本意义的新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活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考验，迫切要求全党以对全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着重从制度层面切实解决好能否执政、如何执政的重大课题。

首先是世界格局大变革大调整的挑战和考验。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愈益凸现，政治多极化不可逆转，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现代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在如此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大变化中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改革那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在相对封闭状态中所形成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尤其是体制和制度，真正按照现代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要适应各国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现代文明内涵，以真正地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显然，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

其次是经济市场化深刻变革迅猛发展的挑战和考验。经济市场化的伟大变革，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正在全方位地加快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然而这仅仅是走了第一步。究竟如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究竟如何运用现代市场经济规则搞活国有企业，增强公有制的生机和活力？究竟如何把现代市场机制追求经济效率的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维护社会公平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既有高效率又有真公平的社会主义真正优势？如此等等，都是摆在我的党面前的，既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又关系到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大局的历史性课题。

第三是经济社会多样化的挑战和考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条件下，党怎样才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思想文化多样化、各种思想观念相互激荡条件下，党怎样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利益结构和利益分配多样化、甚至某种利益矛盾剧化的条件下，党怎样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社会稳定，领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等等。如何适应这种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的重大课题。

以上三大挑战和考验，都涉及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以高超的能力和水平执政兴国。而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关键，不仅取决于我们党以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和作风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发展变化着的世界、对待发展变化着的实际，而且取决于我们党以什么样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以及一系列运作体制和工作机制来适应形势，承负起时代的考验和历史赋予的重任。

（二）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统领全局的关键地位，是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迫切需要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鞭辟入里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一精辟论断，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当前党内存在的种种突出问题，尤其作风问题，都可以从制度层面找到原因；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虽然直接地是解决党的作风问题，然而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离不开积极完善的制度建设作为基础和保障。要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作风在全党蔚然成风，除了要切实加强全党同志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提高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外，一项重要的基本建设就是必须在党的各个层面建立和完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和各项工作制度，由此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注重实践、与时俱进者获得制度保障和张扬，使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照抄照搬、本本主义者受到制度制约和谴责。否则，某些制度中的堕性，某些体制中的漏洞，就有可能形成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强大滞障力量。江泽民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这三大创新是相互联系的整体，理论创新是前提，关键因素又在于制度创新。不从那些不合时宜的体制和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切实地推进党的各项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就很难有大的突破，甚至有可能因某些制度的阻碍而扼杀创新理论的生命。这是历史与现实所反复证明了的。要使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遵循的原则，除了要在党内经常进行党的宗旨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教育，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懂得手中的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归谁所有等基本问题外，关键是在于建立健全一整套有利于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有利于保持清正廉洁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尤其是权力运行制度。否则，权力运作制度不严谨、不规范，甚至存在严重漏洞，则有可能直接诱导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这也是历史与现实所反复证明了的。党的建设中的关键环节——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和纪律，更直接地包含着制度建设方面因素，更需要从制度层面改进和加强。只有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从制度体系上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执行，才能在党内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的生动活泼局面，有效地抑制和防止独断专行、软弱涣散、自由主义、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的滋生。这样一种规律，同样是历史与现实所反复证明了的。总之，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内在地包含着制度建设因素，亟需把制度建设提到关键位置。党风建设的实质是制度建设。

从当前在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种种突出问题看，也必须十分重视和加强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作风建设始终。因为许多作风方面的问题，是与某些制度、体制中的弊端有着密切联系的。比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滋长，一些领导干部不是把功夫下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上，而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照抄照搬、得过且过，这固然与这些干部的理论素养和精神状态有关，但是归根到底，是由于在领导干部选拔、评价、考核体系中，民主、竞争机制还不到位，现行的干部人事制度对那些思想平庸者和懒惰缺乏应有制约力。再比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盛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严重，这些都与现行的某些干部选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还比如，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现象蔓延，甚至出现领导干部集体腐败的严重现象，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和体制方面深入思考、寻找原因。以上种种，归结到一点，无不是“官本位”的体制弊端。“官本位”即是一个意识问题，又是一个体制和制度问题；既是一种历史积淀，又是一种现实弊端；“官本位”意识归根到底来自于“官本位”的体制和制度。以上分析深刻警示我们，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归根到底是制度和体制的问题。党风建设的要害是制度建设。

（三）把党的制度建设提到统领全局的关键地位，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选择

近年来，江泽民同志在多处场合强调政治文明问题。在“5·31”重要讲话中，他又一次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的明确提出与实际推进，表明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品格和追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征途上，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不仅是因为，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政治文明，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封建政治残余的深重影响，由于民主政治实践还较短，我们在政治领域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和弊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历史与现实反复警示我们，不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就会遇到来自政治领域的障碍而难以顺利进行，甚至会延缓现代化的步伐。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高度民主政治，实现政治资源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地合理配置。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是实现政治运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由于工人阶级执政党在整个国家政治运行中的特殊地位，因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实现制度文明，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最关键部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表现为从理论原则上确认人民群众在民主政治中的主体地位，而且表现为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保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这就是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范运行原则包括：(1)社会原则。即党和国家的各项政治运行必须同社会发展保持一致，为社会发展服务。(2)民主原则。即按照民主程序实现大多数公民对一小部分专门从事政治管理的公民的选择，并施之以严格的监督。(3)公开原则。即增强政治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严格防止公共权力被少数人滥用而产生的专制政治和“暗箱操作”行为。(4)程序原则。即遵循选举、协商、讨论、监督、罢免的程序，使政治运行进入程序化状态。(5)法制原则。即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在充分民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上述原则的实际贯彻，也就是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实际推进，其结果必将有力地提高党和国家政治文明的程度，从根本上保证和促进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和发展。

在党的制度建设体系中，关键是实现和发展党内民主。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面对严峻复杂的挑战和考验，面对执政兴国的伟大使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党内民主意识和制度建设意识，不断提高以体制改革和体制建设促进党的建设的自觉性。所谓党内民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和发展党内民主生活，确保广大党员民主意愿和民主权利的实现；二是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这两个层面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没有党内民主生活的形成和巩固，也就很难有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发展党内民主，归根到底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高度统一性。只有通过切实有效的党内民主建设，才能有力地促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适应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自觉地始终如一地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强大动力。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多处强调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党的制度建设。在“5·31”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根本意义和全局意义的方面。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出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需要从多层面着手，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深入推进三个方面的改革和建设：一是深化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完善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实际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这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最重要环节。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真正把人民的意愿贯彻到一切干部选任过程中去，逐步扩大“民选”的广度和深度，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实现“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二是深化组织领导制度改革，完善以党员民主权力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制度。这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最重要保证。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消除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切实发展党内民主，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从根本制度上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软弱涣散、自由主义、任人唯亲现象。三是深化权力运作制度改革，完善以权力监督和制约为根本内容的权力运作制度。这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党的作风建设的最重要任务。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志在权力运行中真正发挥作用，把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置于严格的有效监督之下，以健全的制度和体制时刻警示和促进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执政为民，防止和消除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滋生。实践已经表明，只要我们既积极稳妥而又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党内制度的规范和完善，致力于党内民主的实现和提升，党的作风建设就一定能得到彻底改善，在健全完善的制度基础上，我们党就一定能出色地完成时代赋予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经受住严峻挑战和考验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三篇：政治文明与政治宽容

段明学

一

1843 年夏天，马克思为自己在世界史方面所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名目索引要点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没有作具体阐释。一般认为，政治文明与政治进步、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指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所形成的积极成果及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一方面，政治文明包括所有的积极政治成果，这表明政治文明是与野蛮、消极、反动的东西相斗争而发展的，是与愚昧落后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代表着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政治文明意味着政治并不是血腥残杀、勾心斗角、以力服人，而是治者与被治者平等协商、共谋国事的舞台。人们谈论政治、参与政治就像吃饭、穿衣那样既平常又必不可少。

“政治在本质上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安排方式，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政治的产生是适应人类过群体生活的需要，即满足人类对安全、自由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早在两千多年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篇《政治学》中就指出政治的基业乃“善”，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过上优良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中得到享受和满足。

尽管在政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段，由于人类认识政治、改造政治的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政治发展的进度和政治文明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形态的政治文明，总是体现为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内核的先进的政治观念、以民主、法治为载体的能够充分保障人权的优良的政治制度、以严格遵守法律道德规范、正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为标志的政治行为，和以宽容、妥协、竞争—合作为标志的理性的政治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有助于保障和促进每一个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的突出特点。政治文明与政治不文明的界限不在于政治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这一点不打紧；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宽容被统治者，能否容忍被统治者。专制政治，马克思在 1844年所著《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明确地将其与政治文明相对立。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专制统治者一人掌握着令行天下的权力，而是因为专制统治是最不宽容的政治。专制政治追求单一，不容许任何反对的声音，只允许所有的人唱“赞歌”。在专制统治中，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合法存在，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政治主张和观点都会遭致压制和迫害，更不能容忍被统治者公然与统治者叫板（即唱对台戏），对异已者，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置之死地而后快。专制政治的高压政策，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景象。人民连做人的起码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时常生活在惊惧和恐怖中。这样的政治，有什么理由称得上是政治文明呢？资本主义政治也曾经不够文明，但那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专制。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和不断的斗争，资本主义专制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日益减弱，民主、宽容的成分不断增加，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尊重作为被统治者的多数人的权利，给他们以言论、出版、结社等充分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的实际享有取决于人们财产的多少，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批评、指责政府，可以成立反对党与政府“唱对台戏”，可以在选举投票中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在那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限的，被统治者的权利是有比较充分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合法“反对”政府的权利。这样的政治，如果有人还认为它不文明，不是偏见，至少也是无知。同样，社会主义政治，也不会因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变得非常文明。如果不能容忍反对派，如果不能允许批评——实行普遍的新闻检查制度，如果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只有官方垄断真理），如果政府拥有无限的权力而老百姓没有什么自由，如果人民实际上没有选举和选择的权力，……总之，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合法”地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像四人帮曾经鼓吹和实行的那样，那么不管贴的是什么标签，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而不可能有什么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也自然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并不是追求同而无异的政治模式，而是追求和而以进的进步状态。和而不同，和而以进，才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2]。在现代政治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互相容忍，力求通过对话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公众、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可以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可对执政者的政治纲领，政治措施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只要统治者的统治还可以忍受，人们都会宽容而不倾向于采取暴力方式予以推翻。执政者也有权对来自反对派及社会的批评予以辩解和驳斥，但不得采取暴力的方式对其进行镇压。由此，社会冲突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冲突的各方都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同归于尽。可以说，正是政治宽容，标志着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纷争走向和谐。

二

从广义上讲，政治宽容是指政治主体之间的互相容忍和谅解。它存在于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这里讨论的政治宽容是狭义上的。它主要指统治者容忍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并容忍他们对其施政纲领、政策、措施等的批评、攻讦。从这个角度理解，政治宽容指统治者要容忍异己者，而不包括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宽容。因为，在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两极中，统治者总是占居优势地位，他控制着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力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被统治者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在人们意思中（除开在希腊时代一些平民政府中而外），统治者必然处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的敌对的地位。所谓统治者，包括实行管治的‘一夫’，或者实行管治的一个族或一个世袭阶级，其权威系得至继承或征服；无论如何，他们之握持权威绝不视被管治者高兴与否；人们对其至尊无上的地位从不敢有所争议，或许竟不想有所争议，不论会采取什么方策来

预防其压迫性的运用。他们的权力被看作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 [3]因此，有必要对统治者的权力予以限制，防止权力滥用侵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及对整个社会造成灾难。这种限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用宪法、法律等明确规定统治者的权力，为权力行使划定明确的边界；其二，统治者要宽容被统治者，特别是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及其活动自由，包括对其施政方针、政策等的批评。而被统治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无法与统治者相抗衡，不管接受与否，都必须忍受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否则，就可能招致统治者的镇压和迫害。所以，政治宽容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对被统治者来说，不是万不得已，就得容忍统治者的统治。

政治宽容首先指容忍不同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最完善的观念也不一定为所有人所接受。由于人们的政治地位不同，利益取向不同，必然导致政治见解、政治主张的分歧和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治者来说，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指导思想，对于被治者来说，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期望。“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各阶级都有着自己的一系列基本看法和主观意向，一个社会有多少个阶级就会有多少个主义，甚至于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几种主义。” [4]对于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意识形态，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压制的办法。他们将本阶级、本集团的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国教”，并通过控制的新闻媒介对社会传播、灌输这种政治观念，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异已的意识形态都被视为歪理邪说予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占社会上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5]思想压制一如斯言。在人类历史上，专制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做法相当普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先进思想被定位异端邪说受到迫害，在中国，早在周厉王时期就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时期有巷议之刑，到了汉武帝时期甚至有所谓腹诽之罚，清朝更是大兴文字狱。用武力来征服思想，虽有利于专制者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但有断绝人类进步的危险，同时削弱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招致武力的反动。如秦王朝推行思想高压政策，历时15载旋即灭亡即为明证。

事实证明，人的思想是不能压制的，也是压制不了的。当年秦始皇为巩固政权而“焚书坑儒”，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看实际效果，诛其人并不能诛其心，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却并不能消灭他的思想。“自古以来任何伟大的教主，孔仲尼（如果孔子是教主）、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总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为自己的信徒。任何有力的政治主张也不能够得到全世界一致的接受。” [6]在这种情形下，与其用武力征服思想，把信奉“邪说”者杀尽灭绝，勿宁实行思想上的和平竞争，各从其心，各行其是，各逞其说，各求自胜而互不相害，以保证人人都有发表政治见解的自由，人人都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政治文明的要义，不在于尊重与自己相一致的别人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当别人的政治观点与自己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政治宽容的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压制的办法，那不是政治文明，而是政治文明的背叛。

三

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是政治文明之“魂”。1914年，章士钊在其论文《政本》中指出：“为政有本，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 [7]没有政治宽容，政治免不了纷争和仇视，因而不可能有政治文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就是从压制到宽容、从强权到说服、从垄断到竞争、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政治宽容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化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平共处的最有效办法，是政治发展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它对于抑制统治者的恣意妄为，维护被统治者的参政权利，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政治宽容可以展现统治者文明执政的良好形象，增强合法性基础，提高政治统治的安全系数。

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石。如果一个政权丧失了合法性，那它就只有默默地等待垮台。所谓合法性，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信仰、支持和服从。阿尔蒙德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8]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只有当强力的统治转化为权利的统治，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后，才能够长久维持下去。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9]尽管专制统治者往往标榜“君权神授”，但聪明的专制统治者也深知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在“民”而不在“神”。执政者只有宽容、关爱其统治的子民，才能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并得到他们持久的支持。否则，与人民为敌，人民便会与之为敌，这样的统治最终难以为继。因此，专制统治者除了残暴、专横的一面外，也有“仁厚”的一面。政治宽容一度成为他们粉饰太平、捞取民心的重要策略和手段。新上任的统治者往往要“大赦天下”，显示自己的宽容形象，争取他们的支持。开明的统治者也可能施行“仁政”，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法简刑轻，以安抚百姓，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

对于执政者来说，保持政治宽容，就是要努力做到自我克制，耐着性子忍受公众的批评和责难，避免恣意妄为和武断专横。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获得人民的好感和支持。在宽容的政治氛围下，被统治者一般不会倾向于用暴力来推翻统治者。“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

第四篇：中国立宪与政治文明建设

中国宪法特别强调建立现代国家的任务。宪法序言设定了三个国家理想-“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富强”可以用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客观标准来衡量，“民主”虽然也必须靠客观的制度来体现但同时必然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相比之下，“文明”作为一国的政治理想却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如果说富强隐示现在的贫困，民主隐示民主欠发达，那么文明是否就隐示欠文明或前现代文明？宪法序言开篇便自豪地陈明“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那么，为什么“建设文明国家”还是一个孜孜以求的理想（梦）呢？是因为历史的中断导致“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还是因为现在的“文明国家”与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是两码事？如果我们处在一个道德崩溃的时代，那么国家对此能有何作为？如果现代的文明国家有别于我国传统文化，那么区别何在？宪法又能对文明政治有何贡献？

一个极其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这里首次正式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从而使宪法规定的建设文明国家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其重心也得到了明确。何谓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体现为政治制度、习惯、行为、语言等方面，但不能仅仅等同于以上内容的描述。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假定了文明的政治与非文明的（野蛮的）政治的区分，因此具有规范性。问题是：二者的区别何在？这里我想从宪政主义的立场提出一点思考。

现代宪法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它区别于“古代宪法”。所谓古代宪法是指前现代的欧洲“宪法”与处于历史发展早期或低级阶段的非欧洲社会的“宪法”。古代的“宪法”等同于传统社会的政治习俗，而现代宪法是理性的自觉建构。正如JamesTully教授所言，宪政主义建立在历史阶段性进步论基础上，根据这种历史观，全部的文化与人民被描绘成处于历史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而欧洲立宪民族国家处于最高发展阶段。现代宪法只能产生于被洛克称为“可以算作人类最文明的人们”的社会。今古宪法的对比指向前现代欧洲与非欧洲社会的宪法的低级发展阶段，对于它们的“低级”，不同的理论家使用过自然状态、原始的、粗俗的、野蛮的、传统的、欠发达的等词语。随着殖民化与现代化从欧洲展开，蔓延全球，殖民地与落后民族被无情卷入了“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它们的习俗与传统被视为进步的障碍。它们要么被同化或独立为立宪民族国家，要么被推向历史进步的路边。宪政主义演变成了一种普适性知识，一种政治真理。作为非欧洲社会的中国也在劫难逃。晚清面对传统政治文明的全面瓦解，中国人第一次开始了建立现代国家的探索。这时候，先进的人士如获至宝地引入了现代宪法的概念。以立宪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的成长是“挨打”的产物。

宪政主义既然被视为文明政治的主义，那么，它的要求或特征是什么呢？参考JamesTully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其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政治国家的民族身份。结成国家的人们必须对共同体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否则国家就缺乏统一的基础，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就建立在民族概念之上。民族的概念能唤起国民的忠诚，对民族的忠诚取代了对帝王天子的忠诚，有时同样被神圣化。第二、人民主权。宪政主义将国家权力称为被构建的权力，将构建性权力世俗化。所谓建构性权力的世俗化即把国家的合法性从竖向盟约（即与上帝的盟约）转向横向盟约（社会契约），这就产生了人民主权的原则。第三、以宪法为基础的国家法制的统一性。宪政主义在欧洲产生的背景乃是分散的管辖权的冲突与战争，鉴此权威必须树立，而且需要集中。宪政主义不是对权威的否定，而是重新理性地建构权威，通过法制的统一性来实现法制-理性治理。第四、一系列的“共和宪法”（康德语）制度。人民通过这样的制度将权力委任给政府：

1、代表制政府，即政府是人民的受托人，而不是父母官。

2、分权。只有分权的社会才可能防止专制。

3、法治。宪政可以说就是法治的现代模式，没有法治，光有一纸宪法，那宪法就不过是贴在橱窗上的蝴蝶。

4、个人自由或权利保障。这是宪政主义的出发点，或者说是它的老家。

5、公共领域。公民有结社的自由，没有一定的公共领域，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或者国家垄断全部公共领域，那么，国家必然失去制约。

简单地说，宪政之所以被认为是文明的政治，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它把人性放在最崇高的位置，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从这样的出发点来规定、限制国家的权力。从政治文明的角度看，可以说宪政主义是一种政治人文主义。

对照上述标准，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需要在以下诸方面下功夫：

一、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人民主权的关系。三个代表的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经济社会状况在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理论成果。

二、国家守法。这是宪政主义的普遍性问题。

三、正确对待司法在权力体制中的地位和司法正义。我们需要从追求“独立审判”之果而转向关心果树，从关心实体正义转向关心程序正义。

四、正确处理富强与自由的关系。经济改革虽然使国家从原来的一些地盘上退出，但所有的改革都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或者说为了富强。我们如何才能首要地或者同时从自由或个体性的立场来规定政治权力呢？

五、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公共领域的扩大是一个发展趋向，我们需要探索哪些职能可以非国家化或者委托社会力量承担，公共领域需要遵循什么规则。

六、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国的国家结构内涵丰富，既有民族区域的自治，又有经济特区的立法权，更有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还有尚待解决的台湾问题。

七、增强政治理性，防止腐败。从宪政主义的视角看就是程序问题。

总之，政治文明的建设既是制度的建设，也是政治语言符号的建设，更是政治观念的变革。

第五篇：政治文明与政治宽容(演讲稿)

政治文明与政治宽容

一、1843 年夏天，马克思为自己在世界史方面所作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所编的名目索引要点中首次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没有作具体阐释。一般认为，政治文明与政治进步、政治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主要指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所形成的积极成果及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一方面，政治文明包括所有的积极政治成果，这表明政治文明是与野蛮、消极、反动的东西相斗争而发展的，是与愚昧落后截然不同的文明形态，代表着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合理状态。政治文明意味着政治并不是血腥残杀、勾心斗角、以力服人，而是治者与被治者平等协商、共谋国事的舞台。人们谈论政治、参与政治就像吃饭、穿衣那样既平常又必不可少。

“政治在本质上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安排方式，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政治的产生是适应人类过群体生活的需要，即满足人类对安全、自由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早在两千多年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名篇《政治学》中就指出政治的基业乃“善”，人们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就是为了过上优良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中得到享受和满足。

尽管在政治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阶段，由于人类认识政治、改造政治的能力存在差异，从而导致政治发展的进度和政治文明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但是，无论哪一种形态的政治文明，总是体现为以自由、平等、人权等为内核的先进的政治观念、以民主、法治为载体的能够充分保障人权的优良的政治制度、以严格遵守法律道德规范、正当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和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为标志的政治行为，和以宽容、妥协、竞争—合作为标志的理性的政治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有助于保障和促进每一个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的突出特点。政治文明与政治不文明的界限不在于政治权力掌握在谁手里，这一点不打紧；关键在于统治者是否宽容被统治者，能否容忍被统治者。专制政治，马克思在 1844年所著《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明确地将其与政治文明相对立。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专制统治者一人掌握着令行天下的权力，而是因为专制统治是最不宽容的政治。专制政治追求单一，不容许任何反对的声音，只允许所有的人唱“赞歌”。在专制统治中，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合法存在，任何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政治主张和观点都会遭致压制和迫害，更不能容忍被统治者公然与统治者叫板（即唱对台戏），对异已者，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非常极端的方式，置之死地而后快。专制政治的高压政策，造成万马齐喑的可悲景象。人民连做人的起码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时常生活在惊惧和恐怖中。这样的政治，有什么理由称得上是政治文明呢？资本主义政治也曾经不够文明，但那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而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的专制。随着人民群众的觉醒和不断的斗争，资本主义专制的色彩至少在形式上日益减弱，民主、宽容的成分不断增加，作为统治者的少数人尊重作为被统治者的多数人的权利，给他们以言论、出版、结社等充分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的实际享有取决于人们财产的多少，但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批评、指责政府，可以成立反对党与政府“唱对台戏”，可以在选举投票中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进行选择。在那里，统治者的权力是有限的，被统治者的权利是有比较充分的；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有合法“反对”政府的权利。这样的政治，如果有人还认为它不文明，不是偏见，至少也是无知。同样，社会主义政治，也不会因为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而变得非常文明。如果不能容忍反对派，如果不能允许批评——实行普遍的新闻检查制度，如果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只有官方垄断真理），如果政府拥有无限的权力而老百姓没有什么自由，如果人民实际上没有选举和选择的权力，……总之，如果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合法”地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像四人帮曾经鼓吹和实行的那样，那么不管贴的是什么标签，都只能是专制政治，而不可能有什么民主政治，政治文明也自然无从谈起。

政治文明“并不是追求同而无异的政治模式，而是追求和而以进的进步状态。和而不同，和而以进，才是政

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2]。在现代政治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互相容忍，力求通过对话的方式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公众、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可以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并可对执政者的政治纲领，政治措施发表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只要统治者的统治还可以忍受，人们都会宽容而不倾向于采取暴力方式予以推翻。执政者也有权对来自反对派及社会的批评予以辩解和驳斥，但不得采取暴力的方式对其进行镇压。由此，社会冲突始终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冲突的各方都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同归于尽。可以说，正是政治宽容，标志着人类政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从纷争走向和谐。

二、从广义上讲，政治宽容是指政治主体之间的互相容忍和谅解。它存在于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这里讨论的政治宽容是狭义上的。它主要指统治者容忍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并容忍他们对其施政纲领、政策、措施等的批评、攻讦。从这个角度理解，政治宽容指统治者要容忍异己者，而不包括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宽容。因为，在统治者——被统治者的两极中，统治者总是占居优势地位，他控制着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强制力量，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对被统治者握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在人们意思中（除开在希腊时代一些平民政府中而外），统治者必然处于与其所统治的人民的敌对的地位。所谓统治者，包括实行管治的„一夫‟，或者实行管治的一个族或一个世袭阶级，其权威系得至继承或征服；无论如何，他们之握持权威绝不视被管治者高兴与否；人们对其至尊无上的地位从不敢有所争议，或许竟不想有所争议，不论会采取什么方策来预防其压迫性的运用。他们的权力被看作是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被看作是一种武器，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外来的敌人。” [3]因此，有必要对统治者的权力予以限制，防止权力滥用侵害广大人民的利益及对整个社会造成灾难。这种限制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用宪法、法律等明确规定统治者的权力，为权力行使划定明确的边界；其二，统治者要宽容被统治者，特别是政治上持不同政见者、反对派、少数派的合法存在及其活动自由，包括对其施政方针、政策等的批评。而被统治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无法与统治者相抗衡，不管接受与否，都必须忍受统治者对他们的统治。否则，就可能招致统治者的镇压和迫害。所以，政治宽容主要是对统治者而言，对被统治者来说，不是万不得已，就得容忍统治者的统治。

政治宽容首先指容忍不同政治观点、意识形态的合法存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人心之不同如其面”。最完善的观念也不一定为所有人所接受。由于人们的政治地位不同，利益取向不同，必然导致政治见解、政治主张的分歧和差异，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对治者来说，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指导思想，对于被治者来说，也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期望。“对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各阶级都有着自己的一系列基本看法和主观意向，一个社会有多少个阶级就会有多少个主义，甚至于在同一个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几种主义。” [4]对于不同的政治见解、不同的意识形态，专制统治者往往采取压制的办法。他们将本阶级、本集团的政治主张、意识形态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使之成为“国教”，并通过控制的新闻媒介对社会传播、灌输这种政治观念，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异已的意识形态都被视为歪理邪说予以消灭。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占社会上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 [5]思想压制一如斯言。在人类历史上，专制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做法相当普遍。在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先进思想被定位异端邪说受到迫害，在中国，早在周厉王时期就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时期有巷议之刑，到了汉武帝时期甚至有所谓腹诽之罚，清朝更是大兴文字狱。用武力来征服思想，虽有利于专制者独断专行、为所欲为，但有断绝人类进步的危险，同时削弱了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必招致武力的反动。如秦王朝推行思想高压政策，历时15载旋即灭亡即为明证。

事实证明，人的思想是不能压制的，也是压制不了的。当年秦始皇为巩固政权而“焚书坑儒”，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看实际效果，诛其人并不能诛其心，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却并不能消灭他的思想。“自古以来任何伟大的教主，孔仲尼（如果孔子是教主）、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总不能把全世界的人都收为自己的信徒。任何有力的政治主张也不能够得到全世界一致的接受。” [6]在这种情形

下，与其用武力征服思想，把信奉“邪说”者杀尽灭绝，勿宁实行思想上的和平竞争，各从其心，各行其是，各逞其说，各求自胜而互不相害，以保证人人都有发表政治见解的自由，人人都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政治文明的要义，不在于尊重与自己相一致的别人的政治观点，而在于当别人的政治观点与自己不一致时仍然予以尊重。伏尔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政治宽容的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办不到，却明唱玄虚的高调，暗用压制的办法，那不是政治文明，而是政治文明的背叛。

三、政治宽容是政治文明的内在特点，是政治文明之“魂”。1914年，章士钊在其论文《政本》中指出：“为政有本，本在何？曰在有容。何谓有容？曰不好同恶异。” [7]没有政治宽容，政治免不了纷争和仇视，因而不可能有政治文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就是从压制到宽容、从强权到说服、从垄断到竞争、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政治宽容是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化解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矛盾，实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和平共处的最有效办法，是政治发展理性化的必然结果。它对于抑制统治者的恣意妄为，维护被统治者的参政权利，促进整个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政治宽容可以展现统治者文明执政的良好形象，增强合法性基础，提高政治统治的安全系数。合法性是政治统治的基石。如果一个政权丧失了合法性，那它就只有默默地等待垮台。所谓合法性，指政治权威得到人民的信仰、支持和服从。阿尔蒙德出：“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 [8]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只有当强力的统治转化为权利的统治，得到人们的信任和支持后，才能够长久维持下去。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孟子曾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9]尽管专制统治者往往标榜“君权神授”，但聪明的专制统治者也深知真正的合法性基础在“民”而不在“神”。执政者只有宽容、关爱其统治的子民，才能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并得到他们持久的支持。否则，与人民为敌，人民便会与之为敌，这样的统治最终难以为继。因此，专制统治者除了残暴、专横的一面外，也有“仁厚”的一面。政治宽容一度成为他们粉饰太平、捞取民心的重要策略和手段。新上任的统治者往往要“大赦天下”，显示自己的宽容形象，争取他们的支持。开明的统治者也可能施行“仁政”，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法简刑轻，以安抚百姓，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发展。

对于执政者来说，保持政治宽容，就是要努力做到自我克制，耐着性子忍受公众的批评和责难，避免恣意妄为和武断专横。做到这一点，他们就能够获得人民的好感和支持。在宽容的政治氛围下，被统治者一般不会倾向于用暴力来推翻统治者。“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追逐权力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也无坐在火山口上之忧。” [10]因此，政治宽容提高了统治者执政的安全系数。统治者的身家性命及财产利益得到了更有效的保障。

第二，政治宽容还可以使执政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从而适时修正自己的施政政策，避免政策失误对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现代政治学认为，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项政策的实施，直接关系到千万百姓的财产利益乃至身家性命。而统治者囿于所处的特殊职位，不可能详细了解到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情况和需求，其制定的政策也不可能使所有的人利益均沾。况且社会总是在发展变化，政策总会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因此，执政者时刻倾听百姓的呼声，了解他们对政策实施的意见和看法，耐心地听取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意见，对于正确地、顺利地施行政策，有莫大的好处。犹如一个画家，为了对山峦和高地观察得当，必须置身于平原，而为了观察平原，必须高踞山顶。“真正深深认识人民性质的，当居君主，而真正深深认识君主性质的，当属人民” [11]。历史上，由于统治者对不同政见的压制而导致的决策失误，轻者丧己，重则亡国，祸及天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三，政治宽容可以消除被统治者发表政治见解的恐惧心理，积极放言议政，推动政治发展。

在传统社会，政治仅仅是少数人的事，广大民众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不仅“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实际上“不在其位，禁谋其政”。统治者抱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禁止被统治者知晓、参与、议论政治，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因此，被统治者总是不能、不敢、不愿谈论国事，对政治问题三缄其口。“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12]在现代政治中，由于执政者的宽容，被统治者参与政治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他们不用担心参与政治会危及到自己及其家人、盟友的身家性命和财产利益，因而可以根据自己的取舍参与政治，并且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国事发表建设性的意见，影响政治过程，从而推动政治发展。

第四，政治宽容有利于营造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促进政治思想的更新。

一般地说，任何一种政治思想的产生，都需要宽松和谐的政治氛围。各种政治思想的竞争、发展也只有在宽松的气氛下进行。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最深刻最无情，而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里，马克思主义是公开传播的。就马克思本人而言，他大半生居住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他的全部著作都在呼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他甚至公开宣扬暴力革命。不仅如此，马克思不只是一般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他的许多文章直接抨击他作为政治流亡者生活在其中的英国社会和当时的英国政府，但马克思从没因此而受到英国政府当局的司法迫害。[13]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大力倡导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找准政治治理的症结，找到缓和统治矛盾，维护长治久安的良策。可以说，没有政治宽容，今天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有浩如烟海的公开传播的社会主义文献。

参考文献

[1]麻宝斌：《论民主的内在冲突》，载《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3期。

[2] 虞崇胜：《政治文明的境界》，载《学习时报》2003年第4期。

[3]（英）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页。

[4] 郑传坤：《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页。

[6] 刘智峰主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413—414页。

[7]虞崇胜：《论政治文明的内在灵魂》，载《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8][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页。

[9] 《孟子·离娄下》。

[10]刘军宁：《文明即驯化：用宪政驯服统治者》，中国政治学网。

[11]州长治主编：《西方四大政治名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2]（英）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5页。

[13] 胡岩：《民主的阶级性与全民性刍议》，载《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