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新幼儿园开展调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第一篇：望新幼儿园开展调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望新幼儿园开展调解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望新幼儿园 周菊明

稳定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大事，只有稳定才能发展。开展调解工作,是校园内部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安定的一项有效措施。望新幼儿园把调解教职员工纠纷工作,列为工会一项份内的事,积极主动地开展多种形式的调解工作。长期以来,调解多次的纠纷与矛盾,使新生矛盾得到消除,使箭拔弩张之争化险为夷,使交恶的关系改善,从而对内部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校园和谐安定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一、建立调解机构，明确职责分工。

调解纠纷是一项很复杂的思想工作。每解决一起纠纷,往往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如果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没有一定的固定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就很难完成这项工作。于是学校工会建立了调解工作小组, 由学校领导和教师、家长委员会代表等方面人员组成，并请调解能力较强并得到教职员工信服的同志担任兼职调解员。从而积极开展对同事关系、校方和教职员工关系、家园关系等纠纷的调解工作。幼儿园历年来未发生过一起因纠纷处理不当而发展成恶性案件的事件。

二、以人为本，重视群众基础

了解群众，建立真挚感情，赢得群众信赖，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提。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做到对大家各方面情况心中有数，调解的时候才能有的放矢。调解工作小组始终把成为教职工“贴心人”作为工作目标之一，了解群众的工作状况、生活现状、思想动态，改变了过去习惯于通过召开座谈会、在办公室听汇报来了解民情民意的做法。通过与教职工面对面交谈，了解教职工的所思、所想、所盼和所求，了解教职工对群众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教职工的生活困难。建立了教职工困难报告制度，要求基层工会对于教职工困难及时上报，给予相应帮助。对教职工坚持访谈制度，员工婚丧嫁娶必访必谈，员工有思想问题必访必谈，员工生活有困难必到必访必谈，员工生病住院必访必谈；定期召开与教职工的对话会，对于涉及广大教职工利益的重大问题，如奖金分配方案的制订，征求教职工意见和建议。对于教师关心的问题与教师进行了面对面交谈，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这些举措加深了与教职工的真挚情感，赢得了他们信

赖。

三、搭建沟通平台，赢得群众理解

重视思想交流，搭建沟通平台，赢得群众理解，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基础。通过不断地进行思想交流、信息交流，来协调和组织全体教职员工统一思想，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去实现学校的目标。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校园文化的不断推进，在与教职工思想交流方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思想交流的重要作用已日趋为人们所认识，思想交流的组织系统和制度保障也逐步建立健全。通过校务公开、公示通告、座谈调研、建言献策、金点子等活动方式，加强了民主管理，搭建了沟通的交流平台。通过家长半日活动、半日园长制等开通了日常思想交流的固定渠道。充分利用宣传栏、校园网络、QQ群等阵地，开展员工的工作态度调查，构建了领导与领导之间、领导与教职工之间、教职工与教职工之间、学校与家庭的交流平台。这些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同时也赢得了教职工对学校政策和工作困难的理解，消除了许多误会，统一了教职工思想。

四、多办惠民实事，取得群众尊重

细化工作，多办惠民实事，是做好调解工作的关键。“群众利益无小事，民生工作大于天”。只有切实解决教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大家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才能赢得群众尊重。调解工作小组坚持从小事做起，对于教职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对于发生在教职工身边的问题，如住房问题、子女就业问题、物价问题、看病就医问题，高度重视，把群众的冷暖安危时刻挂在心上，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做群众之所求。近年来，为关心教职工身体，坚持每年对教职工进行体检，举办健康知识讲座，发放女职工特殊劳保，坚持做好重大节日定时帮扶、大病救助定向帮扶、日常困难随时帮扶、急难问题重点帮扶等工作。这些暖人心的措施使教职工感受到了组织的关怀，进一步增强了教职工的归属感，凝聚了人心，也赢得了教职工尊重。

五、讲究方法艺术，化解矛盾赢认可

化解群众矛盾，讲究协调艺术，赢得群众认可，是做好调解工作的重点。调解工作小组化解群众矛盾讲究方法和艺术。做法是：敢于正视和面对问题与矛盾，发现矛盾不回避、不退让，主动出击，迎难而上；充分了解矛盾双方产生矛盾冲突的根源以及彼此的立场与需求，化不能兼容的目标为共同目标；选择适当的解

决矛盾冲突的态度、情境与场合；避免过度的自我防卫与本位主义，学会妥协，找到共同点，实现共赢；充当协调人的过程中，对矛盾冲突双方不偏不倚，站在双方利益的立场上进行调解。

在新的形势下，新的矛盾不断产生，新的情况不断出现，新的形势将给调解工作提出新的要求，面对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只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认真研究群众工作的新特点，加强、改进和创新群众工作，就一定能够打开调解工作新局面，为园所持续、和谐、稳定、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2012年11月

第二篇：法院开展“大调解”工作的做法和思考

法院开展“大调解”工作的做法和思考

面对持续增长、类型多样、日趋复杂的各类社会纠纷，任何一种单独的方法或手段都不能独立、彻底地予以解决，实践证明，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官民结合的纠纷解决机制，抑或单纯的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都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多元化的中国社会纠纷现状，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满足社会解纷需求的需要，也是法院节省司法资源、减轻工作压力的需要，而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机构，自然有责任参与其中。作为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四川省蒲江县人民法院也从自身的实践中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自觉踏上了征程。

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处理—法院工作思路的转变

蒲江县西距成都70余公里，属丘陵地区，也是典型的农业县，全县幅员面积较大，但人口较少且居住分散，农村交通不便。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社会各类矛盾纠纷也逐渐较多，纠纷类型主要集中在农村家庭邻里关系、土地承包经营和权属侵权等纠纷。虽然案件数量较成都周边其他区县法院少，但蒲江法院法官的工作压力仍然很大，因为在正常的审判、执行工作之外，他们还要付出许多精力和时间参加诉讼之外的纠纷调解——这些纠纷大多系农村社会的矛盾纠纷，虽然没有进入法院诉讼，但基于法院具有指导人民调解的责任和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特殊角色，这些纠纷的化解(特别是当中存在的群体性纠纷和相对疑难复杂的纠纷的化解)也需要法院的努力，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难以应对日益增多的各种矛盾纠纷，被动司法的结果造成法院工作被牵着鼻子走，不仅没有减轻自身审判压力、提高审判质量，反而因片面追求结案率、当庭宣判率等指标以及执行效果不好而造成“案结事不了”的问题，引起群众和党委政府的不满。

如何才能改变被动的工作局面，既节约司法资源，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赢”?蒲江法院党组一班人进行了反复的调研分析，跑遍了全县12个乡镇、132个村和社区，最终于2003年底提出了创建“司法为民三级服务网络”(简称“三级网络”)，把纠纷提前化解在基层的构想。

“三级网络”是以蒲江县法院为主导而建立的，以县法院、乡(镇)调解委员会和村(社区)调解委员会三级组织为支撑，以联系点和联络员为纽带，以及时为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全县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实施司法救助、调处民间纠纷、指导民间调解等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便民、利民、惠民三级服务网络体系。该网络体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覆盖面广，职能全面。该机制覆盖全县12个镇(乡)、109个村、23个社区共105个联络点，在职能上集“宣传、信访、调解、立案”四位一体。二是便于接近，反映迅速。对于基层调解组织按照“三三制”调解原则未能及时调处的纠纷，当事人可以采取致电、到网络服务中心和辖区法庭等方式要求解决纠纷，网络在1小时内作出反应，24小时内派员赶赴现场解决。三是职责明确，互动畅通。网络中心或辖区法庭接到来电后，应做好记录并将情况告知网络各相关支点，由当地“三级网络”联络员赶赴纠纷现场解决，法院视情况派员参加调解。

通过“三级网络”的实践,蒲江法院主动强化了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和与行政调解的联动,大力整合了社会资源,将大量民间纠纷化解在了基层,有效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纠纷被提前化解了，法院的收案数减少了，法官的工作压力减轻了，办案的质量、效率和效果也都增强了，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也明显提高了。可以说，“三级网络”作为蒲江法院开展“大调解”工作的雏形，已经获得了初步成功。

融合四位一体—有声有色的“大调解”体系

开展“大调解”工作后，蒲江法院以深化“司法为民三级服务网络”为抓手，在着力构建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相互衔接运作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开展了社会调解工作，并多措并举落实了调解工作保障，构建和推进了有特色的四位一体“大调解”体系。

(一)优化“三级网络”，诉前分流化解矛盾纠纷

1、建立和完善三级网络调解模式，加强民间纠纷调解。蒲江法院对“三级网络”进行了优化整合，丰富了“三级网络”的内容与功能，并专门制作了“三级网络”通讯录、“三级网络”名片、“三级网络”宣传栏和宣传单，在加强三级网络内部联系的同时，向群众介绍了“三级网络”、宣传了法律知识，有效方便了民间纠纷的调解，真正让“三级网络”深入到基层调解人员和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在此基础上，法院建立和逐步完善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三级网络调解模式，使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的前线堡垒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营造了“大调解”工作的良好氛围。今年1-8月，该院共新收各类案件814件，依托“三级网络”诉前分流化解纠纷449件，法院收案数同比下降了近10%;诉讼案件调撤率达75.35%，同比提高近6个百分点。

2、构建“执行三级联动”机制，有效破解“执行难”。蒲江法院在“三级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执行三级联动”机制，出台了《关于深化“执行三级联动”的实施意见》，并成功争取将执行工作纳入到了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考核范围，在要求全县“三级网络”联络员积极提供执行线索，协助法院执行的同时，也有力督促了全县各部门和乡镇配合法院执行。1-8月，基层联络员共向法院提供执行线索82条，帮助促成执行和解67件。该院执行案件结案率达90.52%，执行和解率为49.21%，分别较去年同期上升17%和11%，执行工作质效从去年全市第17名跃升至全市第8名，针对执行工作的信访数同比下降32个百分点，群众对法院执行工作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二)拓展调解渠道，“四位一体”实现整体联动

蒲江法院专门制定了《关于开展“四位一体”大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以拓展调解渠道为着眼点，以大力开展委托调解、立案调解和指导人民调解等工作为载体，有效推进了司法、行政、人民调解与社会调解衔接运作，促进了“四位一体”大调解体系的顺利构建。

委托调解—借外力为我所用。按照“走出去、请进来”的原则，大力推行委托调解机制。一方面，法院积极支持、指导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另一方面，对法院收案后不宜直接开庭宣判的案件，可以委托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及社团组织进行调解。同时，该院还积极争取县政法委的支持，出台了《关于开展委托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委托调解的工作目标、要求、程序和措施，为委托调解的开展铺平了道路。截止今年8月，蒲江法院共开展委托调解100余次，其中半数以上调解成功。

立案调解—快速分流化解纠纷。对起诉到法院的纠纷，在立案阶段可通过三种途径开展调解：首先是组织进行人民调解。县司法局在法院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对进入法院诉讼的案件先行引导和组织进行人民调解，对达成调解协议的，尽力促成当场兑付;对当场兑付有困难的，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依法立案并出具调解书。其次，法院制定了《关于开展立案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开展立案调解的原则、要求、适用范围和调解举措，并成立了立案调解中心，从全院法官中抽调3名调解能手充实到了调解中心，调解中心法官可根据纠纷情况采取独任或组成合议庭等方式开展调解。对经人民调解不能而要求诉讼的民事纠纷，立案调解中心法官在立案审查期限内组织当事人调解，调解不能的，依法及时立案，调解达成协议后当事人要求出具法律文书的，依法立案并出具调解书。在立案后移送审判庭前，法官仍可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当事双方调解。最后，对起诉来院的涉及县级机关、乡镇政府的民事纠纷和行政纠纷，法院可建议由综治办出面将纠纷

分流到法院外调解。今年4月以来，蒲江法院共通过立案调解机制分流化解纠纷近100件，有效减轻了审判工作压力和当事人诉累。

社会调解—丰富“大调解”内涵。蒲江法院在强化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运作的同时，将眼光投向了社会调解这一广阔的领域，依靠妇联、共青团、工会、工商联等社团组织和一些行业协会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动员他们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帮助维护涉案妇女、儿童、老年人及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法院还建立充实了130余人的特邀调解员库，聘请人民陪审员、司法调解员、退休司法工作者、社会知名人士、社团组织代表等为特邀调解员，并向社会公开招募100名调解志愿者，应邀参与法院调解工作。通过定期座谈、通报工作情况、参加联席会议等形式，法院主动与社团组织、志愿者建立了日常联系机制，保证了社会调解的有序开展。如赵洪、赵江因抚恤问题的信访案，两人之父曾在法院工作，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受迫害自杀，其母亲也于1974年的一次上访中意外受伤死亡。后冤情虽得以纠正，但家属未得到抚恤。赵洪、赵江二人因生活困难要求解决社保、医保等问题未果而长期上访，并写信到中央、省、市有关部门反映，引起较大负面影响。该纠纷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到该院后，院党组高度重视，成立由院长任组长的信访化解小组，多次与民政部门和有关乡镇及村社协调，在共同做上访人工作的同时，也积极协作为上访人争取到了一定救助资金，使上访人自愿息访。今年4月以来，社团组织等应邀参与法院调解近40余次，特邀调解员参与法院调解130余次，成功调解100余起民间纠纷。

“五心”联动—会诊共调大要案。为深入推进“大调解”工作，蒲江县委、县政府下发《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在全县设立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公安接访、群众信访督导五个指导中心。要求五个中心每月召开分析会总结分析本中心纠纷调处情况，在此基础上由县综治办主持召开“大调解”工作例会，汇 5

总、交流全县调解工作，解决调解中遇到的问题，对起诉到法院但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或法院不宜参与调处的纠纷，由综治委出面协调分流。同时，为进一步整合调解合力，达到会诊共治大要案件的目的，蒲江法院着力采取措施努力实现“五心”联动：

一是积极指导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着力提升各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的纠纷调处能力。二是大力支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工作，对直接起诉来院的纠纷，引导其先进行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并依法审查、确认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达成的协议;根据调解实际，各调解组织可以邀请法院法官参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具体的调解工作，达到“以案讲法”的效果。三是针对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类案件，法院主动加强与公安交警部门的联系，可适时邀请公安交警部门派干警协助法院开展调解工作，今年4月以来，法院与公安联合调解交通事故类案件14件，占同期同类型案件的20%。四是建立与信访部门的联动接访机制，对涉及法院的重大、群体信访案件，法院可邀请信访部门参与接待调解。今年4月，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雅分公司与保利(成都)石象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因场地租赁等问题发生纠纷诉至蒲江县法院，双方矛盾尖锐，处理难度很大。成雅高速横穿蒲江，是该县重要的交通命脉，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而保利(成都)石象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是蒲江县的旅游支柱企业，对该县旅游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纠纷的处理结果，关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利于纠纷化解，蒲江县法院充分利用立案审查期限开展诉前调解，并第一时间向县委进行汇报。后该院依托“大调解”机制，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邀请政府有关领导参与纠纷调解，将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溶为合力，促使纠纷双方的对立情绪慢慢化解，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截止8月，该院共为行政机关、基层调解组织开展专题法律培训20次，具体指导人民调解31次，指导行政调解5次。

(三)健全保障机制，双管齐下争取各方支持

蒲江法院专题向县委、人大汇报了开展“大调解”工作情况，获得了县委、人大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大调解”工作争取了有力保障。

1、积极争取经费，为“大调解”提供物质保障。县委、政府联合下发的《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中，明确将全县“大调解”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做到专款专用，并将按纠纷调解成功数发放调解工作补贴。同时，县财政每年拨付20万元的司法调解专项经费给法院，用于法院强化司法调解工作并按案件难易程度给予法官办案津贴。

2、加强队伍建设，充实“大调解”工作力量。蒲江县法院积极争取县委、人大对法院队伍建设的关心支持，及时对调入调出人员和晋职人员进行职务任免，并支持法院招录人员，有效解决了法院编制空缺、职位空缺等问题，使法院真正实现了“满编”运行，为“四位一体”大调解体系的顺利运行提供了坚实保障。

3、加大宣传力度，打造“大调解”亮点工程。县委定期听取法院开展“大调解”工作的汇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帮助分析和解决面临的困难，要求法院认真总结工作经验，加大宣传力度，将“大调解”工作打造成法院工作的名片和亮点。为此，县委书记施跃华还曾批示要求县委宣传部门关注和大力宣传法院工作。

进得来、分得出、化得了—对深化“大调解”工作的建议

构建一个国家主导的，以司法为支撑，以社会为依托的合力、协调的纠纷解决机制，可以说是中国纠纷解决体系的基本改革目标。当前“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即是在朝着这一目标而努力。通过对本院前期开展“大调解”工作的总结和思考，我们发现，要真正构建好“大调解”体系并使其发挥出应有作用，“首要之处，似乎在于充分关注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实际利益，而不能仅仅为了减轻法院负担进行案件分流，也不能仅仅为了实

质性的纠纷解决而不计成本。”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认为，决定“大调解”体系效果与成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构建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社会调解相互衔接的“大调解”体系，首先必须有利于纠纷当事人利益诉求的尽量满足，换句话说，既要真正有利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又要尽量为纠纷的解决提供便利条件，不能给当事人增添负担，增加纠纷解决成本。二是要实现司法调解主体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社会调解主体的共赢，即要把握好四个调解的关系，妥善处理好法院与其他调解主体的关系，使沟通渠道保持畅通，给各个调解主体都带来方便。三是开展“大调解”工作始终必须关注法院自己的成本，要完善法院内部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激励措施，增强法官队伍的积极性。

因此，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大调解”工作体系，我们有以下建议：

一是要大力争取党委领导和各方支持。“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构建，涉及司法调解与众多非司法调解组织，不是仅仅靠法院就能支撑和发展的，要真正把众多非司法调解组织吸引到“大调解”之中，使其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如前所述，既要使其感受“大调解”的成效，也要让其感受“大调解”的方便，这就需要各个调解组织的有机衔接和相互协作，就需要有完善而有力的制度保障，而这显然离不开党委的领导和各方的支持。因此，法院应积极寻求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一方面要争取建立对非司法调解组织的调解协调网络，形成固定有效的“大调解”机制，另一方面也要争取从人、财、物上为“大调解”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

二是要大力支持非司法调解组织。具体而言，1、法院可以在“大调解”下设立调解指导小组，以定期、不定期的指导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和社会调解等非司法调解，提高其解决纠纷的积极性，增强其解决纠纷的能力。

2、对非司法调解组织主持或开展的调解活动，如果当事人或非司法调解组织主动邀请法院进行指导或协助，法院应积极予以支持。

3、对合法的调解协议，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应依法赋予其法律效力。

三是要充分借用非审判资源解决纠纷。构建“大调解”体系，就是要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借用各种非审判资源来共同化解矛盾纠纷，在减轻法院负担的同时，达到有效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因此，在开展“大调解”工作中，法院不能处处以“主导者”自居，对调解工作实行“大包大揽”，要善于借他人之力为我所用，减轻法院的工作负担。首先，法院可以与非司法调解组织协商，鼓励其在法院设立非诉调解窗口，方便其开展非诉调解工作;其次，在开展委托调解、邀请调解等工作时，要注意建立有效的联动机制，保障工作的稳定性;再次，要努力建立并充实调解资源库，聘请人民陪审员、退休司法工作者、社会知名人士、社团组织代表、调解志愿者等为特邀调解员，委托他们参与调解工作，适时提供培训指导，并可通过给予适当调解补贴等形式完善激励机制。

四是要着力防范和惩治恶意调解。实践中，有部分纠纷当事人明知自己理亏、“打官司肯定会输”，便恶意参加调解，以达到拖延时间、降低违约成本、甚至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等目的，不仅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利益，也损害了司法权威。鉴于此，在开展“大调解”过程中，法院要积极引导各调解组织和调解人员防范恶意调解，避免让当事人陷入恶意调解的陷阱。同时，我们也应加强有关防范和惩治恶意调解方法的研究，不断净化调解环境，确保调解实效。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三、开展大调解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用以调代判，久调不决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法官为了片面追求调解率，对判决没有把握的案件，为了减少上诉、改判率，便利用调解手段，有意或无意地采用压的方法进行调解，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方案。但案件达成协议后，当事人有想法和意见，至始个别案件调解达成协议又反悔，合议庭只能重新合议下判，这样更加拖延了案件审理时间。

（二）调解中单兵作战，人民调解作用发挥不明显。有的是不愿多做调解工作，对法院调解缺少协助，使诉讼调解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一些案件中，一些基层组织对法院调解工作支持不够，9

同时也存在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员工作指导不够。

（三）较少考虑当事人的履行能力，导致调解案件执行难。有的被告方利用调解机会，拖延付款或要求原告放弃部分诉讼请求。且由于大多数调解协议缺乏相应的制约条款，致使协议对被告无约束力，容易让被告“钻空子”，许多被告在调解协议约定的期限届满后不主动履行，权利人只能请求法院强制执行。而由于原告对调解协议的依赖性高于判决书，许多原告是基于对被告的信任而与其达成协商的，而一旦达成协议，则对调解协议产生依赖心理，有时甚至会贻误申请执行时机。

（四）认识不到位，大调解成效不高。有的领导干部对于“大调解”在整合调解资源、强化调解职能、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功能与作用上，缺乏足够的认识，思想上存在着形式主义，工作上务虚有余务实不足，从而对“大调解”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经费开支等方面，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成了“花架子”、“样品工程”。

（五）群众热情不高，心存余悸。许多当事人对人民调解，包括行政调解在内参与热情不高，原因是调解不成还得打官司，调解成功了一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也得打官司，浪费时间和精力，所以一旦有了矛盾想到的还是法院。

（六）责任追究未落实，存在相互推诿。有些矛盾纠纷久拖不决，久调不解，耽误了最佳调解时机，有些小事甚至拖成了大事，最终在追究责任时，互相推诿，互相扯皮，不承认是自己工作的消极被动导致严重后果。

四、推进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的思考

社会矛盾往往需要社会合力共同解决，两级人民法院要紧紧依靠党委领导，积极争取政府支持，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充分发挥司法的推动作用，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纳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整体部署。两级人民法院要深刻认识调解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价值，切实转变重裁判、轻调解的观念，把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首要选择，把调解贯穿于立案、审判和执行的各个环节；贯穿于一审、二审、执行、再审、申诉、信访的全过程，把调解主体从承办法官延伸到合议庭所有成员、庭领导和院领导，把调解、和解和协调案件范围从民事案件逐步扩展到行政案件、刑事自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国家赔偿案件和执行案件，建立覆盖全部审判执行领域的立体调解机制。“案结事了”是调解的目标，因此正确处理好调解与裁判这两种审判方式的关系，将考验法官的智慧。在处理案件过程中，两级人 10

民法院的法官要努力实现调解结案率和息诉服判率的“两上升”，实现涉诉信访率和强制执行率的“两下降”，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迈上新台阶，实现新发展。同时要认真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0]16号《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对在全面推进“大调解”工作中建议：

（一）加大人民法院诉讼调解的力度。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对凡具备有调解条件的案件都要尽力做好调解工作，同时要切实注重规范执法办案行为。在立案调解、庭前调解、庭中调解、庭后调解和执行和解各个环节体现司法为民。

（二）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全市坚持定期排查与经常性排查相结合，集中排查与普遍排查相结合，重点排查与“拉网式”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

（三）坚持矛盾纠纷信息快报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和调解组织，坚持落实专人负责矛盾纠纷信息的收集汇总和报送工作，对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牵涉党政领导较多精力、为社会舆论所关注的热点纠纷；可能导致突发性事件和激化为“民转刑”案件的重点纠纷；涉及人数较多、容易引发群体性上访闹事事件的重大纠纷；严重干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疑难纠纷；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重要线索，特别是10人以上的群众性矛盾纠纷信息，必须在第一时间内逐级上报，提出处理方案，赢得工作主动权。

（四）坚持矛盾纠纷及时调处制度。每逢重大节日、重要会议、重大活动和敏感时期，司法行政机关和调解组织，坚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分清矛盾纠纷主次和轻重缓急，都要组织专门力量。

（五）坚持矛盾纠纷分析报告制度。每半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分析例会，针对排查发现的矛盾纠纷信息，按照性质、类型以及易激化程度进行逐条梳理，分析归类。同时根据矛盾纠纷的季节性、倾向性和潜在性特点及动态，进行分析预测，对有可能引发自杀、凶杀、群众性械斗和群众性上访的矛盾纠纷隐患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主动提出防范措施和处理方案。并及时编发社会矛盾纠纷情况分析报告，报同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政法委领导及有关部门，及时为各级党政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六）建立重点人员回访制度。各级调解组织开展对每年调处结案的矛盾纠纷当事人，进行一次全面回访，真正达到案结气消、息事宁人、定纷止争的目的，切实巩固调解成果。

（七）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开展情况列入市委、11

政府科学发展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检查考核的重要内容，明确职责，落实责任。

（八）矛盾纠纷分级预警机制。全市各级调解组织根据矛盾纠纷的不同规模以及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坚持实施分级预警。将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导致突发性事件或激化为刑事案件和群体性事件、严重干扰正常工作、生产、生活秩序、危及国家和公共安全的重大矛盾纠纷，确定为一级预警信息；将跨地域、跨单位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确定为二级预警信息；将常见性、多发性有可能激化的一般纠纷，确定为三级预警信息。按照预警等级，各级分别制定应急处置预案，由相应的“大调解”中心或调委会调解处理。

（九）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追究机制。全市各级对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过程中，因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单位与个人实行责任追究制。

第三篇：检察院调解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近年来,随着西方“adr运动”的发展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人们认识到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智慧，其教判决更加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因而被广泛提倡。但在法官主持下的调解，受诸多因素影响，也存在需要规制的地方。在能动与克制之间，法官调解了一个又一个案件，化解了矛盾。因而有必要研究调解的理论与实践。

一、调解的理论与

实践

和合故能谐，和谐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将“和而不同”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个群关系、人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提出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以及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而“道”的重要特征即是“和”，从主客关系、物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则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宋明理学对古典和谐思想予以辩证综合，或从物我和谐推及人我和谐，或从人我和谐推及物我和谐，同时十分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因此儒家思想、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的传统调解理论的基础。而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由此推动的人民调解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实践。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对于陕甘宁时期的调解制度的研究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文化延伸论”,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所推动的调解运动不过是中国传统法律中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无讼”思想的体现和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实践继受了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另一种是“文化断裂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人民调解制度与中国历史上的调解传统在性质、权威依据、目的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它差不多成功地“改变了调解的过程和功能”，政治功能强烈地渗透在调解中，以至于指导着调解人对纠纷的看法以及用来解决纠纷的标准，从而调解的政治功能遮蔽了其解决纠纷的功能。调解已被发展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工具，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意识，以此来贯彻党的主张、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对社会的重。调解理论发展到现在，有学者提出从“司法和谐论”到“司法能动论”的发展变迁。

在学者议论纷纷之时，法院调解正以自己的步伐悄悄地发生变化。在毛泽东时代，不论是法院调解还是人民调解，都有一个标准，即“调解为主，审判为辅”。1982年《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调解无效，应当及时判决。”同时第9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能够调解，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促使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该法几乎是将调解作为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当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个人利益不能被有效发现，调解存在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合意”是调解的应有之义，但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当事人在调解上的自主权并未凸现。这一点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到了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八章才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85条）“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第88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对人民法院也作了要求，即“人民法院要切实加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发现人民调解员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司法机关或者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纠正建议”，“配合当地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对人民调解员得业务培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彰显了对当事人意愿的尊重。第7条规定“当事人申请不公开进行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第9条规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该规定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调解民事案件，及时解决纠纷，保障和方便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节约司法资源”。并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不断提高诉讼调解水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对调解作了规定。最高院确立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7月28日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总结交流了调解的经验。12月在深入学习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王胜俊强调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在案结事了上下功夫，努力化解社会矛盾。3月15日在最高院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大会上，王胜俊院长指出“要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在这次两会上代表和委员对人民法院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

第四篇：检察院调解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近年来，随着西方“adr运动”的发展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人们认识到调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智慧，其教判决更加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因而被广泛提倡。但在法官主持下的调解，受诸多因素影响，也存在需要规制的地方。在能动与克制之间，法官调解了一个又一个案件，化解了矛盾。因而有必要研究调解的理论与实践。

一、调解的理论与实践

和合故能谐，和谐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将“和而不同”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孟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从个群关系、人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并提出一系列旨在实现人际与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以及建设大同社会的远景理想。道家的核心思想是“道”，而“道”的重要特征即是“和”，从主客关系、物我关系的角度，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则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宋明理学对古典和谐思想予以辩证综合，或从物我和谐推及人我和谐，或从人我和谐推及物我和谐，同时十分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因此儒家思想、和谐理念是中国传统的传统调解理论的基础。而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以及由此推动的人民调解的传统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中国的司法实践。因此有学者认为对于对于陕甘宁时期的调解制度的研究存在两种主张。一种是“文化延伸论”，认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所推动的调解运动不过是中国传统法律中受儒家伦理影响的“无讼”思想的体现和延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的法律实践继受了中国古代的法律传统。另一种是“文化断裂论”，认为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人民调解制度与中国历史上的调解传统在性质、权威依据、目的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截然不同，它差不多成功地“改变了调解的过程和功能”，政治功能强烈地渗透在调解中，以至于指导着调解人对纠纷的看法以及用来解决纠纷的标准，从而调解的政治功能遮蔽了其解决纠纷的功能。调解已被发展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工具，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纠纷，另一方面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意识，以此来贯彻党的主张、维护社会秩序、实

现对社会的重。调解理论发展到现在，有学者提出从“司法和谐论”到“司法能动论”的发展变迁。

两会”精神大会上，王胜俊院长指出“要促进社会矛盾化解。在这次两会上代表和委员对人民法院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给予高度评价”。6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对“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上述调解理论与实践，突出了在当今形势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是能动司法理论的具体实践。

二、能动与克制之间的调解

（一）大众情感、群体事件、司法效率与调解

案例

二、原告南昌长江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等三起案件诉被告安徽奥吉斯电器有限公司、安徽奥吉斯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奥吉斯电器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三原告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冻结三被告银行存款或查封等额的其他财产。并由第三人提供担保。本院依法对被告帐户进行了查封，被告以查封系工人工资为由要求解封，并围攻天长市政府和法院，原告也提出如果法院解封，就派人到省政府堵门并将相关视频资料上传网络，两方均向法院施加压力，最终在天长市委、法院主持下三原告与被告达成调解协议。

案例三：周成要诉杨培厚、吴厚平房屋买卖纠纷案，在二审期间，法院组织调解，三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在拿到调解书后周成要之父周文华反悔，不停上访，该案经复查后再审，再审维持了原调解书，周成要之父周文华仍不服，坚持上访。

戴永华成为植物人，作为健全的大众感情，首先同情戴永华，但其家人非理性的情绪，堵塞大门，可能使得“健全的大众感情”向上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向下则使得社

会生活无序化。另一方面，“大众感情”本身是一种直观的道德评价，它并不能引起法律责任的承担，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把自己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将一个民事上的利益冲突巧妙的转化为法院判决而加以解决。在这个意义上，对“健全的大众感情”的遏制不只是法律确立自身权威的过程，也是一种理性的象征。法院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加大调解力度，既体现能动的一面，又体现迫于无奈的一面。原告南昌长江建筑装饰工程公司等诉被告安徽奥吉斯电器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以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方式为案件的开端，法院不得不组织人员赶到现场处置，通过两天两夜的谈判，最终案件得以调解。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本质是一场社会的法治危机，通过司法及时妥善处理，整合冲突的利益，以形成共识。调解的结果也是在法院最大的主动、忍耐和克制前提下形成的。周成要诉杨培厚、吴厚平房屋买卖纠纷案，调解协议并未违反法律规定，当事人多次上访引起复查和再审，最终维持原调解书，容易激化矛盾，导致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效率，即是在诉讼中所投入的司法资源（包括人力、财力、设备等）与所取得的成果之比例。讲求诉讼效率就是要求以一定的司法资源投入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即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工效，加速诉讼运作，减少案件拖延和积压现象。诉讼效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诉讼过程的经济合理性；二是诉讼效果的合目的性。在该案中，讲究诉讼效率就应当对当事人反悔权进行规制。上述调解的实践，凸显了法院调解徘徊在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之间。

（二）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

1、司法能动

xiexiebang.com范文网[CHAZIDIAN.COM]

最初引出司法能动主义概念的，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与宪法的关系。从大陆法系自由主义法学、利益法学对历史法学派、概念法学派的反思批判，到英美法系社会法学的兴起，把司法从某种意义上具有自动售货机式的机械适用法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法官解释法律”和“司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能动地发展法律的功能”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当代司法能动主义理念更多源自司法的应答性，即“法官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裁判”。司法能动主义者进一步扩张司法和法官的基本宗旨：法官不能回避案件审理，尤其是通过扩大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手段去促进公平，保护人的尊严，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法官不得不担当造法者，其实质就是法官解释法律。当前我国司法实务界提出“能动司法”的理

念。认为我国的能动司法主要还是指法官在裁判案件时应当秉持什么样的主流思维形式或指导思想，并将其定义为司法机构在审理案件的具体过程中，不因循先例和遵从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司法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及基于此理念的行动。“司法能动要求法官面对新型权益纠纷，在司法过程中秉承正义的法律价值和理念，遵循法律原则，并充分运用司法经验，正确地适用法律，在理性地对案件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作出判断的基础上行使裁判权，以解决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秩序”。事实上，当前我国实务界所总结和提炼出的能动司法的含义显然超越了能动司法裁判意义上的理解，而与人民法院的性质、职能和责任有着紧密的联系。最高人民法院王胜俊院长认为，人民法院能动司法就是要发挥司法的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王胜俊院长指出，我国能动司法有三个显着特征：即紧紧围绕服务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权益的要求，积极运用政策考量、利益平衡、和谐司法等司法方式履行司法审判职责的服务型司法；主动开展调查研究，认真分析研判形势，主动回应社会司法需求，切实加强改进工作，主动延伸审判职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主动沟通协调，努力形成工作合力的主动型司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未雨绸缪，超前谋划，提前应对，努力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高效型司法。我国能动司法强调社会矛盾的化解。相对于西方对裁判方法的过份追求，我国能动司法更关注审判方式和工作作风的改革。能动司法在审判活动中要求法官选择最恰当的办法和时机、运用正确的方法妥善处理纠纷，高效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而非过分强调法官的自由裁量和法律解释。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矛盾呈现敏感性和易激化性，需要以更加和谐的方式司法。“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对调解政策的适时调整，正是能动司法、化解矛盾，减少冲突和对抗的的典型体现，体现了能动司法对人民法院优先考虑效果，用最好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具体要求。

2、司法克制

司法权永远不能取代立法权。司法能动是在司法克制框架下的自由裁量，或者说是法官基于司法克制原则的能动性，即法官的司法能动性要受到严格的限制。学者桑斯坦在描述美国最高法院在处理司法能动性限度问题上的策略时提出了“司法最低限度主义”概念。所谓“司法的最低限度主义”，是指法官尽量避免宽泛规

则和抽象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对解决特定争议确实有必要的事情上。最低限度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恪守判决的“窄”和“浅”原则。“窄”是指最低限度主义者更愿意对案件作出判决而不是制定宽泛的规则。“浅”即尽量避免提出一些基础性的原则，而是试图提供一些就某些深刻问题意见不一致的人们都能接受的问题。法官能够按照最低限度主义原则把握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之平衡点。吴经熊先生曾经指出“法律能力的有限性”和法官的“用法之道”：“法律好比一所房子，应随时加以修理，加以洗刷：漏的地方应弥补，旧的地方应调换，每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样才始不负祖宗置产的苦心。法官的任务，一方面要保守，一方面也要创造；既不能太过保守，致蹈墨守成规，胶柱鼓瑟之讥，又不可太过创造，致涉捣乱纲纪的嫌疑；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这是何等高深，何等奥妙的艺术！做司法官的一定要有一种历久的内心修养，才能达到可以守则守，可以创则创，寓守于创，寓创于守的境界”。当前法院始终感受到的是要求做“服务型法院”的角色期待压力。服务，既是一种工作内容，也是一种工作态度。作为一项工作内容，服务意味着司法不单是运用法律判断是非的过程，更是贯穿落实社会治理目标的过程；作为一种工作态度，服务还意味着，法官不能做消极的裁判者，更应积极主动为地方经济发展提出建议，创造环境，提供保障。

（三）认真对待调解经验

调解的复兴部分缘于政治上的考虑，如构建“第三，司法经验具有情景性。司法经验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哪些司法经验或者经验法则可以为法官采用或者不为法官采用，会因案件性质不同而发生变化。法律规范（包括证据法规范）不可能把所有的经验规则都明确地或者例举式地规定下来，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不是经验规则而是法律的具体内容了，这是由司法经验的潜在性和模糊性所决定的。第四，司法经验具有个性化的特征。由于法官独立办案原则的要求，法官个人的观念涉入就不可避免。司法经验的个性化特征表明，司法在很多情况下是个人经验的产物，不存在脱离“人的条件”的“纯粹的法官”，司法经验总是体现在法官的个性和人性中。

3、把握好能动司法的要求。第一，妥善处理价值与技巧。价值是目标取向，调解的价值分为体现于整个法律体系中的一般性的公平正义价值与体现于特定法律规则和个案中的具体的公平正义的价值，总书记同志指出“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确实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终极价值，也是司法的最终取向。技巧是调解得技术或方式。是把高度抽象的公平正义具体化的工艺，如技巧能得到恰如其分的运用，公平正义的价值，就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在调解中需要法官解释法律进行创造性思维。第二，认真对待逻辑与经验。逻辑代表了法律知识、法律训练和法律技巧，经验体现了实践积累、社会知识和社会阅历，逻辑中充满经验，而经验又要受逻辑的检验。第三，处理好审时度势与适用司法智慧的关系。法律的具体适用常常需要考察社会情势并以此为基础。倘若超越或者滞后于社会情势，都因不具备社会基础的支持而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在审时度势时，要善于运用司法智慧。第四，处理好法律规则和司法政策的关系。法律规则是基础，司法政策是灵魂。司法政策不能脱离法律规则，却决定着法律规则的适用方向。诉讼具有对抗性，判决必然有一个赢家一个输家，易造成案结事不了。调解具有模糊性和妥协性的特点，易化解矛盾。

（二）直面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回避“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规定，强制调解。实践中为了追求调解率，法官不得不采取很多方法，强制调解。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法官便会回避事实和责任，以达到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目的。但事后当事人仍然会说，调解是情非得以。

2、久调不决。由错案追究，且大部分

地区法院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绩效考核、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主审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着判决可能产生错判的风险和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形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往往会无视调解的“自愿”原则，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尽量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或诱惑。只有在调解无望时才不得已采取判决方式结案。基于法官这种趋利避害的选择，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事审判中调解的扩张和判决的萎缩。加上法律又缺乏对调解期限的规定，更容易导致法官漠视当事人的权利，强行调解，久调不决，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当事人也可以拒绝在调解协议上签字，但由于主持调解的法官就是案件的审判者，因此许多当事人本来不同意法官制定的调解方案，但迫于压力，不得不违心地同意调解。

3、效力乏力。根据我国民诉法的规定，调解协议的达成并不必然导致其生效，除了无需制作调解书的几类案件中调解协议一经达成即生效外，其余在调解书送达前，当事人均可无需任何理由反悔，从而使调解书效力流产。这一规定固然极充分地体现了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但仔细推敲，却发现在极大地放纵反悔一方自愿性的同时，损害的却是无辜相对方的期待利益、付出的诚信及调解协议的稳定性和诉讼程序的及时性。法官对此也无能为力。

4、方式单一。调解作为一种备受社会推崇的解纷机制，其一个不可抵挡的魅力就在于其灵活性。但由于一直以来都未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体系看待，因而对于何为调解的灵活性，无论理论界或实务界往往依附于审判去理解，只看到了调解程序运行过程的灵活和随意，也就是说与审判程序规范性相对的一种任意性。当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关系日趋复杂，新的纠纷不断出现，而不同的纠纷类型反映了人们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价值取向，包含了对破损民事关系进行修复的不同期望值，要用一种固定的调解方式去应付不同的纠纷，显然无法满足人们多元的解纷需求，不能充分体现调解制度所固有的灵活性优势。

四、调解限度的维度之二：“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完善纠纷解决机制

调解本身作为当事人在司法审判人员的主持下通过平等协商、自主自愿地解决其民事权益争议的方式，无疑是解决冲突的有效率的方式，在完全尊重当事人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确实有裁

判的方式所不可比拟的优点。

（一）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工作原则

调解是高质量的审判，调解是高效益的审判，调解能力是高水平的司法能力。调解不是要牺牲当事人利益，更不是以牺牲、损害法律秩序为代价。调解活动不规范，不依法调解，不尊重双方当事人意愿，最后还要出现反复，花费的精力反而更大。在实践中树立“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理念。把调解作为处理案件的首要选择，并将调解贯穿立案、审判、执行的全过程。对没有调节可能的、法律规定不得调解的案件，要尽快裁判。

（二）贯彻当事人自愿调解原则

调解的本质特征是始终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使当事人在自愿的前提下参加调解过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从而使纠纷得到圆满解决，调解的自愿原则包括尊重当事人在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方面：第一，调解程序的发动，应尊重当事人的自愿。调解程序的启动都必须要得到当事人双方的同意，只要有一方不愿意调解，法院都不得进行调解，更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和变相地向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施加压力，迫使其进入调解程序；第二，调解方案由当事人提出，而不能由法官来确定，因为一旦由法官提出调解方案，都会给当事人形成一种必须接受调解否则会在判决中吃亏的压力；第三，调解过程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自主自愿，双方当事人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进行协商，充分表达其真实意思，法官不得采取任何言行妨碍当事人自由表达其真实意思，更不能采取与当事人讨价还价、哄骗、言语威胁等方式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否则不仅违背了自愿原则也有损法官的独立和公正；第四，调解程序的终结应尊重当事人的自愿，在调解进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明确提出不愿接受调解，则法官应立即终止调解程序，不得继续拖延，或以其他形式向当事人施压，使其继续接受调解；第五，调解协议的达成应尊重当事人的自愿，在协议达成过程中，法官不应当发表个人的意见，以防止协议的内容受法官意志的影响，如果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在调解书送达以前，便反悔的，法官应及时的作出判决。

（三）贯彻合法调解原则

调解必须依法进行，调解的过

（四）建立诉调对接机制，推动大调解

“诉调对接”即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的优势互补互动，最大化的化解矛盾的对接。最高人民法院在7月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全国法院开展了诉调对接的试点工作。5月5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会议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草案）》，决定该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6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要求进一步推动“大调解”工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纠纷解决机制。安徽省高院于3月在全省《关于开展“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房地产矛盾解决机制，提高房地产矛盾纠纷调处工作成效”专题调研》的活动，就房地产案件诉调对接进行调研，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体制机制正在形成。实践中应当整合资源，采取邀请特邀调解员、建立巡回审判点、建立调解联席会议制度等方式，整合人民调解组织、乡镇司法所、工会、妇联等社会力量，参与法院受理案件的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特邀调解员在法院的邀请下，既可以和法官一起参与案件调解，也可以在法院的安排下，独立召集案件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和解，法院依法对调解协议进行确认，使当事人不伤和气地解决纠纷，从而实现矛盾纠纷的有效化解，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上述有关调解的理论与实践表明，社会需求和司法实践都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调解不能脱离基本原理和理论的指导和制约，也不能一味固守原理和定律，拒绝回应社会与实践的需求与发展。在司法能动和司法克制之间，社会对调解的认同和需求已经超越和升华了传统的法治原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实际是最高法院在总结基层法院审判经验和反思此前司法改革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指导全局的司法政策，其根本目标是实现“案结事了”，他客观

反映了纠纷解决需求—克服司法资源的不足和诉讼固有的局限性、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益和效果、构建

第五篇：榆林市开展便民服务工作的实践与思考（范文模版）

榆林市开展便民服务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 中共榆林市委书记胡志强

近年来，我市根据中省的部署要求，积极探索推进便民服务制度，建立健全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和基层便民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制度，规范管理，较好地履行了便民服务的职能作用，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一、主要做法

截止目前，全市有市政务大厅1个、县区政务大厅12个；乡镇便民服务中心137个，村便民服务室1216个，配备代办员1954名，累计办结便民服务事项2.35万件（次）。初步形成了市县乡村四级便民服务网络体系，实行阵地建设标准化、办事程序规范化、管理制度统一化、考核工作指标化，搭建起了高效、便捷、公开的便民服务平台。

一是建立便民服务平台，方便了群众办事。市政务大厅2001年1月建成投入运营，隶属市政府办管理的正县级单位，编制8个，领导职数3个，内设综合科、业务科。各县区在2001年至2005年先后建立了政务大厅，隶属于县区政府办管理，定边等8个县的政务大厅为正科级事业单位，榆阳等3个县为副科级事业单位，府谷县政务大厅为临时机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在试点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和村便民服务代理室，拥有行政审批、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信访接待和乡财服务等5个功能。四级便民服务体系的建立，把过去的“分散式、封闭式、串联式、无期限”审批，改变为“集中式、开放式、并联式、有期限”审批，从根本上改变原来“东跑西跑重复跑，你批我批多头批”的状况，简化了手续，缩短了时间，架起了干群之间的连心桥。

二是建立完善运行机制，转变了工作作风。根据各级便民服务中心内部分工，建立一般事项直接办理、特殊事项承诺办理、复杂事项联合办理、上报事项负责办理、否决事项明确答复的互补办事机制，除重大项目确需领导签批外，均由窗口工作人员直接办理，形成受理、代理、办理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的办事体系。建立完善各级服务中心运行机制，使政府权力的行使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有效地杜绝了以往审批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吃拿卡要、以权谋私等现象，从源头预防和制止了腐败行为的产生，促进了政府的廉政建设。

三是建立内部保障体系，提高了行政效能。各级便民服务中心实行“集中式办公”，配备了保证工作正常运行的工作人员，内部建立首问负责、预约服务、工作回访、群众评议、投诉举报、绩效考核和内部管理等规章制度。通过“一个窗口受理、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收费”的运作模式，将政府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开，执行职能交由政务大厅服务窗口行使，由大厅统一管理，从体制上保证了政府部门集中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促进了行政管理的规范高效和透明。

四是建立政务公开体系，促进了和谐稳定。市政务大厅推行行政审批事项“六公开”，即审批内容公开、办事程序公开、政策依据公开、申报材料公开、承诺时限公开、收费标准公开，大事小事一律公开透明，办证办照收费集中规范,增加了行政活动的透明度, 监督政府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各级便民服务中心全面推行政务、事务、村务公开与办事程序和过程公开，促进了政府部门管理理念、运作方式、办事规则程序化、规范化、透明化。同时，基层干部“零距离”接触群众，畅通了群众表达合理诉求的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困难，减少了群众上访、集体上访现象，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各乡镇普遍将挂牌接访纳入便民服务一体化管理，今年以来接访群众1604人次，受理信访问题675件，解决646件，办结率95.6%。

二、存在问题

我市在便民服务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服务中心发展不平衡。市政务大厅进厅行政审批事项目仅占全市的23%。县区政务大厅建设运行情况参差不齐，个别县运行效果较好。定边县政务大厅有17个部门行政许可业务进驻大厅，驻厅工作人员57人，可办30项行政许可，还设立了农村合疗、城镇医保等便民服务事项10项。米脂县政务大厅有13个部门进驻，工作人员40名，提供37项政务审批和便民服务。绥德县政务大厅只有姻婚登记办、工伤经办中心2个单位进驻，有工作人员3人。中办、国办《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中办发〔2011〕22号）文件下发以后，县区都加快了政务大厅建设。靖边县确定投资4000万元修建行政服务中心大楼，政务大厅占用面积1万平方米，目前已完成大楼选址、立项等前期工作，有望年内动工修建，建成后所有行政审批、服务事项统一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榆阳区、吴堡县乡镇均建有便民服务中心，其他县建设进展不一，总体上北六县好于南六县，市县中心城市好于乡镇，公路沿线等条件好的乡镇好于偏僻乡镇。村级便民服务室依托两委会活动室刚刚起步，但开展便民服务工作的不多。各级运转的服务中心程度不同地存在建设、职能、人员、经费、授权、审批等落实不到位的现象。

2、服务工作体制有待理顺。市、县区政务、电子政务大厅由政府办公室牵头实施，便民服务工作由市、县区监察局牵头实施，便民服务代理制由市、县区委组织部牵头实施，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工作交叉、职责不明确的现象。同时，县区没有统一明确各级乡镇、村便民服务中心的机构、职能、管理主体，出现上下互动失调、中心管理与工作实际脱节等问题，特别是部分镇、村便民服务中心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人员到岗履职随意性也大，导致工作难以开展。

3、服务体系建设亟需规范。目前，全市便民服务网络体系不健全，特别是网底建设更为薄弱，各级中心在工作运行操作过程中还存在资源共享不够、上下联动较差、工作互通较少等问题，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便民利民目标。一些县区建设便民服务体系进展缓慢，推行“两集中、两到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够到位，提供审批服务少，与中省文件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

4、服务基础建设相对滞后。全市便民服务中心普遍不同程度存在面积小、条件简陋、办公人员配备不到位和经费短缺等问题。市政务大厅面积700多平米，定边县政务大厅面积1400平方米，米脂县政务大厅面积600平米，绥德县政务大厅面积120平方米，子洲县政务大厅还未建成独立的办公场所，有的乡、村仅仅落实了几间房子、制度上墙或只挂牌子、没有办公人员和办公设施，有些进驻单位对所办事项不明确，程序不够清晰，服务窗口成“挂号处”、“收发室”，工作被动流于形式。

三、几点启示

一是领导重视是保证。推行便民服务制度是一项新工作，从上到下没有形成成套的行政管理机构体系，中心的规模大小、办理的业务多少以及对群众的方便程度，取决于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推动程度。而且此项工作范围广、涉及部门多、开展难度大，要将这项惠民工程办好，离不开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二是强化措施是关键。设立便民服务中心，改变了一些部门单位惯性思维模式和工作作风，也触动了一些利益关系，要确保这项改革顺利实施工作，必须出台切合实际的配套的推进措施，特别是要进一步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调动有关部门主动配合大厅开展工作的主动性，这是便民服务中心能否深入推进的关键。

三是管理创新是基础。便民服务中心是行政运行体制改革、环境创新的产物，是冲破体制机制障碍的重要举措。这就决定了便民服务中心工作必须具备创新性和前瞻性，才能使中心在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的发挥职能作用。

四、思考建议

便民服务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利益，也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和推进的“民心工程”，今后要重点在以下四个方面下功夫：

1、深化行政审批改革。按照中、省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部署要求，全面推行“两集中、两到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市级部门（包括中省驻榆单位）办理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政务服务事项，统一集中到行政许可科，进驻市政务大厅，实现一个窗口统一受理、统一送达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各县区要根据“两集中、两到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认真做好县乡村三级行政审批职能的归并、人员的配备调整、审批事项目录建立，条件具备后逐步进驻便民服务中心，确保这项惠民改革扎实推进。

2、逐步理顺管理体制。逐步将市、县政务服务中心作为本级政府直属机构进行设置，纪委向政务服务中心派驻效能监察室，实现事项办理与监督分离。乡镇服务中心可参照县上规格设置，同时合理确定各级服务中心的机构编制、职能职责、运行模式、人员经费和工作机制。本着“为民、利民、便民”原则，把各级中心定位为“行政审批、资源配置、效能监察、社会服务、代理服务”于一体综合性服务平台,制定便民服务、代办事项目录，规范项目入驻，实行“一站式”服务。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精心实施好市政务大厅大楼工程，合理划分便民服务区、行政审批区、公共资源交易区、综合办公区、公共设施区、地下停车场等六大功能区，建成集行政审批、便民服务、公共资源交易与电子监察为一体的“3+1”综合性公共服务平台。县区要依托原有的政务大厅改扩建，或更高标准规划新建一个可以容纳党务和行政审批服务、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人才交流、土地招拍挂等市场交易的便民服务中心办公大楼，实现应进驻中心的部门窗口全部入驻。采取先行试点、以点带面、全面推进的的办法，投入资金高标准建立一批乡便民服务中心和村便民服务室，在达到正常运行、规范服务要求后，全面实施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实现便民服务工作全覆盖。

4、健全服务网络体系。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力争到2015年，市、县、乡、村都要建立起综合性、全方位和公开透明、便捷高效的便民服务中心，将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政务大厅集中办理，做到上下联动、层级清晰、功能互补、覆盖城乡，使各级便民服务中心成为党委、政府展示改革创新、执政为民良好形象的窗口，密切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加快政务服务、电子监察软件研发和各级服务中心网络建设工作，实现市县镇村四级便民服务网络相互联通，资源共享，逐步建立一个办事高效、运转有序、公开透明、行为规范的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