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15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第一篇：20100315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许纪霖

近十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许多人对当代中国的复杂现象迷惑不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自我认同的？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呈现出什么样的特征？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又是什么？这一切，都是我们无法绕过的大时代中的大问题。

为什么富裕地区庙里香火旺

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

当代中国，已经全面进入了现代化。所谓现代化，从精神形态而言，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经典论述，这是一个世俗化的时代，是一个除魅的时代，是一个价值多神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的时代。

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无论欧洲还是中国，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上，都有一种超越的神圣价值。这种神圣价值，或者以上帝这样的人格神、造物主、意志主宰的形态存在，或者以天命、天理、良知等形态出现。这个神圣世界，提供了世俗世界的核心价值、终极关怀和生活的意义。然而，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便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崩溃。世界进入了一个韦伯所说的祛除神魅的时代。人替代超越之物成为自己精神的主宰。人们的终极关怀、价值源头和生活的意义不待外求，而要从世俗生活本身自我产生，精神生活开始走向世俗化。当超越的神圣世界失落之后，世俗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公共文化的共同基础是什么？这些本来都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如今都发生了问题。

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人们考量生活和行动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何终极性意义，而是作为达到特定世俗目的之手段，是否有效和合理。人的精神生活不再追求超越的意义，达到上帝的彼岸，或成为现世的道德圣人，而是看其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了多少具有社会象征资本的稀缺资源。由此，个人的自我理解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物欲主义的世界观和个人观，在一个生产欲望、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社会之中，便呈现为消费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

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一彻底的、全面的世俗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现象，目前正借助经济、文化和人员流动的全球化大潮，正在向全世界蔓延，也深刻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和全球化大潮中，世俗化大潮铺天盖地，不仅垄断了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且也侵蚀到精神生活领域。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市场的金钱逻辑成为生活本身的逻辑，在全球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支援下，物欲主 1

义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价值观，侵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为什么一个千年礼仪之邦，一旦进入世俗化社会，物欲主义的出现会比其他世俗化的发达国家更凶猛？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在进入世俗化社会的时候，宗教同时发生了衰落。一旦市场经济激发起人性中的原始欲望，那种没有灵魂的、赤裸裸的物欲主义便很容易迅速弥漫。

物欲主义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当代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了主流地位，但与以往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相比，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不具有超越和神圣的性质，无法成为一套进入宪法、教科书、宗教、公民教育等主流建制的冠冕堂皇话语。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实践层面，它已经被公众默认了，成为不言而喻的“潜伦理”、“潜规则”，但永远无法登堂入室。于是，物欲主义便自我包装。在当代传媒和广告所呈现出来的物欲，都不是直观地、赤裸裸地呈现，而是以一种精神、艺术和审美的方式巧妙地体现。物欲精神化、消费审美化，原来的物欲与精神、消费与审美、世俗与超越、亵渎与神圣的明确界限，奇迹般地被遮蔽了。现代消费主义的包装术、整容术，令沉浸在物欲异化中的消费大众，茫然无知，竟然从物质的消费中还感受到一丝精神救赎和审美快感。

虽然如此，由于物欲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具有超越性和神圣性，而只是个人欲望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因此它们无法完全替代传统的宗教和道德。后者之所以在世俗社会仍然有一席之地，乃是因为人们除了欲望和利益之外，还有对希望的渴求、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惧和建立各种宗教、情感共同体的需求。这一切，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无法提供的。于是，很有趣的现象在当代中国出现了：越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的地区，庙里的香火越是旺盛，各种祭祀和宗教仪式越是隆重。当神圣性从前门被驱逐出来之后，又从后门溜回来了。但这已经是世俗时代的神圣化了，对各种超越事物的信仰，无不带有功利的目的、物欲的期望，与纯粹的精神信仰相距遥远。在这个世俗社会之中，世俗审美化，神圣也被物欲化了。

为什么个人独立换来巨大压力

90年代中期以后，当物欲化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开始笼罩市场，它也参与了对人的重新塑造。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不仅是关于消费的特殊观念和方法，它也是关于自我形成、自我认同的普遍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关于美的理想。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塑造了世俗时代一个完整的个人：他是充满欲望想象的，具有无限的物欲追求；他也同时具有实现这种欲望的能力和本钱。从无穷的欲望到无穷的满足，构成了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个人形象。这样的个人，就是麦克弗森所说的“占有性的个人主义”。在一个占有性的市场社会中，个人的本质被理解为既不是一个道德主体，也不是某个社群的组成部分，他就是他自己，他

通过对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财产的占有，来证明自己。社会就是由这样一些个人所有者所组成的。90年代以后，一些经济学家也鼓吹，将人之本性理解为所谓的“经济人”。

对人的本质的物欲化自我理解，背后蕴含着一种不可救药的历史乐观主义，相信人的无限创造能力，相信科学和技术之万能，能够在有限的地球资源之中，无穷满足人的占有和消费欲望。人不仅能够生产欲望，也能够生产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一种魔幻性的物质力量。这种历史乐观主义几乎完全忽视了人类内心世界的调控，特别是精神、道德品质的提升。这种以物欲、占有和控制为目标的“英雄主义”，若无人文主义或宗教精神的制约，将成为毁灭性的力量，以精细而又盲目的理性，摧毁自然的家园和人类社会本身。

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人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去的神圣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文化社群和公共生活割裂，成为孤零零的原子式的个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出现和私人空间的拓展，个人从国家关系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个时候，各种社会的共同体，无论是传统的家族或地域共同体，还是现代的市民社会和公民团体，不是残落凋零，就是尚未组织起来。于是，被解放了的个人，很多便被抛到社会上，成为无所依傍的孤零零的原子化个人。这种世俗时代的原子化个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也主要就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原子化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而所有的社会问题也被化约为个人的生存能力，让个人独自去承担。在80年代，个人的独立曾经是人人羡慕的解放力量，而如今却成为了弱势个人不堪承受的巨大压力。

当代社会的个人，越来越有了非常清晰的个人权利意识，也学会了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声张自己的权利。但由于公共生活的缺乏，却缺少相应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在民法所调整的私人领域里，人们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而在公法调整的公共空间，由于相应的权利之匮乏，所谓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流为口号。被各种瓦解了的共同体抛出来的个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人，实现了“以自我为中心”，却找不到与公共生活、公共社群的有机联系，因而也难以产生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担当，于是有的就成为了“无公德的个人”。

为什么追逐时尚让人紧张不安

在世俗时代之中，不是没有文化和精神生活，而是文化和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世俗性转向，传统的精英文化不再成为主流的文化，而逐渐为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所替代，后者不仅塑造和建构了一般民众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来源和消费对象。世俗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文化出现了分化、断裂和分层：城市内部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城市以英语为表征的全球化文化与乡村的本土文化之间，出现了深刻的裂痕和鸿沟。在此背后，则是社会的隐秘分层。社会等级的差别，不仅体

现在收入上，而且也体现在文化身份上。文化变成了可炫耀的象征资本。对于一部分城市中产阶层而言，泡酒吧、听歌剧、喝咖啡，不再仅仅是精神生活本身，而蜕变为周期性的高贵身份之自我验证。不过，从整个趋势而言，传统的精英文化和民俗文化处于衰落之势，而城市的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逐渐占据文化的主流。2005年的“超级女声”，作为一个文化事件，是文化平民主义诞生的精神宣言。文化从过去少数精英（无论是思想精英还是艺术精英）对民众的启蒙式教育，变为由公众广泛参与的娱乐狂欢。谁是文化英雄，不再有超越的预设标准，而是通过直接投票、现场欢呼得以产生。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口味和意志的选择，众声喧哗，一个文化平民主义时代出现了。

从表面看起来，当代的文化是平民的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个人归属于什么文化，不再有外在意志和外在标准的束缚，似乎完全是个人趣味和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然而，如果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追求的经济理性人，当个人的内涵被掏空之后，他也就失去了自我的判断能力，于是市场的标准便成为了个人的标准。流行和时尚内化为大多数人的审美观念和价值准则。表面看起来，世俗时代的人们是自由的，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实际上，大多数人却被“匿名的权威”所摆布，只要控制了公共传媒，控制了广告的发布权，便可操控多数人的口味和意志。

世俗时代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操控多数人比操控个别人容易得多。操控的方式有多种多样，其中一个最简便的方法便是制造偶像。世俗时代的明星与以往神圣时代的先知和理想主义时代的英雄不同，他们不承担任何价值的重负。他们只是平民理想的化身，是各种欲望的人格化：成功、富有、青春、健康、风流、潇洒……于是，娱乐界和体育界的明星便成为世俗时代最辉煌的人物。他们是残酷竞争中的优胜者，是赢者通吃的王者，是集财富和美丽于一体的欲望化身。当平民文化能够越来越深入地介入偶像的制造时，那些反精英的、反英雄的草根好汉、邻家女孩，也越来越具有大众的偶像意义。芙蓉姐姐的大获成功，便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在世俗时代，不仅精神生活的内容发生了转变，而且其形式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精英文化是启蒙的、智性的，诉诸于人们的理性和想象。而世俗时代的流行文化则是反智的、反深度、反启蒙的，它直接诉诸于人们的感官和直觉。于是，文学家的文学被流行写手的畅想书代替，仪式化的戏剧被狂欢节般的歌星演唱会替代，艺术化的电影被美轮美奂的科技大片替代，隽永含蓄的叙述被拳头加枕头的感官刺激代替。视觉文化从整体上打败了印刷文化，文字是需要想象的，而视觉是直观的，想象与深度有关，而欲望的满足只需要视觉的冲击。当今的世俗时代，是一个视觉艺术的时代，文字成为视觉的配角，广告则是这个时代艺术的经典体现。

人的欲望与理性不同，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需要不断的推陈出新，需要永远的新鲜感，以刺激容易疲倦的大脑皮层。于是，流行文化永远在追求创新：新的创意、新的玩意、新的活法。现代的科技手段和网络文化为不断翻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于是，唯恐落伍的人们被时尚的恶狗在身后追逐，不断扩张和生产着自己的欲望。精神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快得令人眼花缭乱，由此产生的紧张感和不安感，与世俗时代的自由氛围，恰成鲜明的对照。近十年来，互联网的出现和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的存在方式、日常生活方式、社会互动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网络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一种我们目前还不可知、还在继续发展中的文化。网络也在生产自己的价值。它所生产的价值，却一点儿也不虚拟，反而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生活的价值观。现实生活中的核心价值是靠一系列公认的世代相承的经典维持的。网络时代的年轻人也有自己的经典：那就是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大话式的文化作为一种“无厘头”文化，只有当下和现在。一切意义只有在当下语境之中才能体现。不求永恒，只要瞬间。瞬间的快乐、幸福和意义，构成了世俗时代文化的核心内涵。

为什么子女教化成为尴尬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空前活跃，高速发展，但这种变化和发展是不平衡的，于是造成种种的断裂。为什么会发生社会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共文化和核心价值的某种丧失，出现了价值的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乃至虚无主义。

价值的相对主义体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便是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善、什么是正当这一系列有关价值的核心标准的模糊和不确定。法律和道德法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而不是自觉的、天经地义的良知。一方面它们几乎无所不在，另一方面，很多规范却形同虚设，并不为公众所真正信仰，只要缺乏有效的行政权力的监视，人们便会毫无顾忌地违法，并不因此而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和良知义务。

在日常生活之中，普遍地违背公共道德和公共规范，其实并不意味着公众普遍地丧失了道德的感觉，而只是他们将价值相对化和实用化了。价值的内涵、道德的标准成为一种权益性的、可变通的工具。在不同的语境下实用地、灵活地理解和运用价值标准，也成为日常生活的潜规则。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一个颇为尴尬的任务。一方面，在抽象层面上，家长们要向孩子灌输那些千年不变的大道理，但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之中，他们又不得不向孩子传授一套高度变通的潜规则。久而久之，在这种普遍的价值实用主义的氛围之中，人们便习惯了按照道德的双重标准、乃至多重标准生活，道德人格趋于分裂而又不自觉地按照某种实用理性统一起来。

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虽然否认统一的、至上的道德标准，但毕竟还承认道德本身的正当性。但在当代中国一部分价值虚无主义者那里，连价值和道德本身也被唾弃了：崇高

和伟大开始成为可笑和虚伪的代名词，道德的神圣性开始剥落，任何重建价值的努力都被判定为压迫性的“宏大叙事”的复辟。2006年以胡戈为代表的恶搞之风的出现，更将价值虚无主义推向了高峰。虽然各种虚伪、造作和矫饰轰然倒塌，但社会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核心价值也同时被漫画化、虚无化，更进一步加剧了公共文化的危机。

核心价值的衰落，与公共生活的缺乏直接相关。进入世俗化社会之后，过度的政治化变为过度的私人化。如今的中国社会，私人生活非常丰富，也相当自由，各种形式的交往关系也异常地活跃。然而，过去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公共生活，却没有转化为自主性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公共生活由此而大为衰落。

公共生活，本来是公众们为了实现公共交往和公共利益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空间。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并非靠一纸法律或某人的意志得以产生，而是通过共同体内部成员经常和持久的公共生活，通过相互交往、相互对话而逐渐形成的，并由此内化为每个成员的基本信念。在培养公共文化、塑造核心价值方面，学校本来是最重要的场所。学校所传授的，不仅是有用的知识，而且是社会的公共文化，这些公共文化，是几千年历史传统的传承，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然而，这些年学校教育的产业化，使得教育成为了一项买卖知识的交易。大学内部人文学科的衰落与应用学科的旺盛，使大学失去了塑造核心文化的功能，传媒和网络替代学校成为塑造灵魂的最重要的场所。然而，传媒本身提供的价值是多元且混乱的，而网络的交往又大多是同代人或小圈子的互相影响。于是，社会的文化传递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同代人的文化替代了上下代的文化传递，人类文明的传承发生了断裂。而同代人的文化又是多元的、复杂的、多变的、随机的。经济上的盛世伴随着人心中的迷乱，形成了一个空前活跃又无序的现实景况。

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现代生活吗？这就是世俗化所不得不付的代价吗？当“和谐社会”的理想确立的时候，发展与和谐、多元与整合、世俗与精神诸般因素之间，又该如何协调？这是新世纪给走向世俗社会的中国人提出的严峻问题。

第二篇：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

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

很多时候直接由劣根心理所控制，从而表现到行动上，最终完成中国人劣根性的整个造型。最具类型化的劣根性心理大致有十种。

一、旁观心理。

中国人大都是“看戏的不怕台高。”世上许多事，不论事好事坏，好像与自已没有多大关系，自已只管袖手旁观，像看戏一样。如果事情好了，自已自然要有一份，事情要是不好了，自已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与自已也没有多大关系。最多，也就是再换个地方过活就是了。因此，在中国，看热闹的多，真正能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少。就算有人出来仗义执言，也往往得不到帮助。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不过是来看戏的，是旁观者，戏中人的悲欢自然是与看戏的没有什么关系的。相反，如果一个旁观者一定要去关心戏中人的生死，那便是看戏人入戏了，倒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是看热闹看得看不下去，要站出来干预剧情的发展，最后不仅深陷剧情中不能自拔，还会被看戏的人们所笑。

二、过客心理。

中国人到一个地方，仿佛都没有打算长久住下去，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往往就不关心所居住地方的兴衰。既然不是自已的地方，自已便也无须为这个地方作什么贡献，要做的只是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索取、可以利用便赶紧索取了利用了去。于是，许多不可思议的吃子孙饭的事情也便见惯不怪。其实这也好理解，虽然吃的是子孙饭，但既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吃的也便是别人的子孙饭，不干我的子孙饭事。有个人说过，“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是啊，那时我的子孙早已不在这里生活，这里洪水滔天有什么关系。现在许多当官的，一当官就拚命刮地皮，刮得寸草不生。为什么那么狠呢？因为他的子孙是不会在这里长住的。他们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就是已安排到国外留学，到时候凭着刮的地皮钱，自然是地球哪个地方好过就到哪里，在一个地方刮地皮刮得再厉害有什么关系？

三、官位心理。

“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国，官位主宰了国民的一切，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反映到国民的心理上，就是唯官位马首是瞻的官位心理。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正确，不是到实践中去检验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认可的程度如何。只要是官员，哪怕是不入流的楼道长呢，也常常能断是非。当然，官员的话其“正确”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长面前，处长的话就是真理。在处长面前，厅长的话就是真理。但厅长的话再正确，遇到了省部长，厅长的话也只能算？？？？。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省长的秘书，他的级别肯定低于副省长吧，但他的话常常又比副省长正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不是他自已，而是代表了省长。这时，由于他的话可能就是省长的意思，副省长哪怕官位比他高，但说的话也只好暂时算做了。

四、狗苟心理。

狗的生命力何其强，强到一般人打不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狗是以活着为最高目的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只要能活着，狗们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也可以不要活着的质量，只要活着，怎么样都行。因此，狗有一个最怕嗜好，那就是吃屎。屎虽然臭，却能让狗活着，虽然这活得实在低贱，实在不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活着，即使是一只丧家狗吧，也总有阔起来的可能的。虽然在口头上，中国人对狗的生活态度很不屑，甚至把很多没有质量的活着不屑一顾地贬斥为“蝇营狗苟”，但很多中国人，却是很熟练地掌握着狗苟的技巧，一有机会，就狗苟起来。比如说，有的人被人撞了，撞人者逃跑了，幸好遇到了好心人，被送到了医院。按理说，这个人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位好心人了。但撞人者跑了，不仅感谢好心人的费用无法落实，就是这医疗费也没着落了。怎么办呢？抓不到撞人者，救人者不在这里吗？那就让救人者救人救到底吧，指这救人者就是撞人者，要他负担一切。凭着中国人的聪明，理由是好找的：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救我啊？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啊？虽然良心是没有了，但到底解决了医疗费用，也算运气不坏。类似这样的事多哪！只要对自己有利，能让自已过得好，管他什么道德啊、良心啊，可劲地造吧！

五、从众心理。

中国人很聪明，老想着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凡事不出头，等别人造出规模来，跟着别人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走在前面总是有风险的。不是“枪打出头鸟”嘛，不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吗？为了不被枪打，不先烂掉，便都争着做缩头乌龟。对于出头的人他们有两种态度。如果出头失败了，被抓起来了，甚至要砍头了，这缩头乌龟们便得意起来：你看，我说吧，没有好结果吧？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得到砍头的时候，还可以去瞧瞧热闹，不仅得到了一场免费的娱乐，还多了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要是出头的成功了，这缩头乌龟又会争着去表忠心了，并准备好了斥责别人当缩头乌龟的说词，以此表明自已其实也具有出头的勇气与智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争着献媚，自已去献一献大约也不会错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大家都错，我错了也不吃亏。要是我不从众，要是大家都对了，我一个错了，岂不是亏大了。仿佛这错与对，因为人数的多寡，倒显得错与对也不是原来的错与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往往一个领导人错了，会让全国人都跟着错，从而造成民族的灾难的缘故。国家的治理，有时候还真得照顾这种从众心理。不是说法不责众吗？马德卖官案发后，由于当地行贿买官的人太多，当地便只好出台了一个政策，只要限期交待清楚，就可以免予追究，这买来的官就可以照做。

六、例外心理。

在中国人心目中，所谓法律呀、道德呀、规矩呀，仿佛都是为别人设定的，自已总是一个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已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坏事，自已又可以逃避惩罚。为了证明例外的合理性，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国人总会找出种种理由，虽然这些理由未免牵强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这些国人坦然地享受着这些例外。刘邦只不过是一个无赖，一旦夺得天下，便要寻找自已理当作皇帝的理由。因为皇帝与普通人总是不一样的。过去刑不上大夫，作为皇帝，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处。那么有什么例外的理由呢？后来终于发现，刘邦乃上天之子，是斩白蛇的赤帝。于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刘邦这天下便坐得安稳。在一般国人心中，对这种例外似乎也很认可。承认例外存在的合理性，便也给自已以后的例外留下了方便。虽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但例外地开开后门总是可以。即使犯了法，只要有人罩着，便可来个其罪当诛，其情可免了。在这种心理下，例外便渗透在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不管什么规矩、法律、道德，总会有人在约束之外。再大的罪，总也可以法外开恩。不存在开不开得了，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够例外的资格与关系。

七、奴性心理。

中国人有一种做奴隶的惯性心理。虽然现在讲民主，但在国民心底深处，从来就不认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取得尊严的方法不是争取民主，而是怎样从较低的等级走到较高的等级。因此，一旦取得了一点地位，见到自认为比自已低等的人，他总会不由得摆出一幅主子的姿态，仿佛别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赏赐。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认为高贵的人们，他的膝盖便陡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那脸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当然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这张脸对人的记忆，更多地是依靠脑子对地位的判断，对主子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个主子，一旦他从台上到了台下，那笑脸便也会陡然减少至没有。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中国有句成语叫杀鸡儆猴。中国历史上，许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无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们的奴性心理便习惯成自然了。

八、势利心理。

中国人从来就是“打得赢的是哥哥”。看一个人是高是低，与他的品德没有什么关系。品德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至多只是胜利者的花环上的装饰品，决定不了人的褒贬的。正因为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对一个人过早下结论便很难。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下结论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会有个结果。所以要盖棺论定。也就是说，即使死掉，棺材还没盖盖，就还不能下结论，他就有还要死灰复燃的可能。既然结果如何决定了世人的评价，为了打得赢，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谁最流氓、谁最无耻，谁就可能赢得胜利。虽然赢得不光彩，但只要赢了，世人便不会过多地责备他，并且还心甘情愿给他当奴隶。因为他是胜利者。那些有些仁义之心的人，不仅其仁义之心会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还要被世人嘲笑这种仁义为妇人之仁。大约，一个男人像妇人一样仁义，便是最没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对楚军半渡而击之，最后才兵败致死。项羽本来也可以挟持刘邦的父亲而制他，哪知道刘邦一点都不心疼，最后说二人既然结义，我父即是你父，让项羽真地动了心，不敢把刘邦的老头子怎么样，对刘邦也有些无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仅治得对手一楞一楞的，在历史上还要留下善于“将将”的美名来。

九、美言心理。虽然古人也有人指出，“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中国人心里，仍然乐于听好话，说好话。就像鲁迅说的，小孩子周岁吧，贺喜的人都要说什么长命百岁、富贵吉祥，虽然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也是说的人喜欢，听的人高兴。要是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虽然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听，说话的人便要吃别人的冷脸。人在从猿变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要讲话，是因为心里要表达自已的意思。但中国人进化得太快，说话就不仅仅是表达自已的意思，有时还要表达别人的意愿，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机器，只为博得对方的好感。表达自已的意思得说实话，中国人这种功能已逐渐褪化，常常只在私下里说，有时甚至一个人生下来，就可以不说一句实话的也有。而说好话，倒是随处可见。这些话，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提炼，已是约定俗成，系统成套，已完全偏离了这些语言原来表情达意的功能。就好比天亮前公鸡要叫，晚上来人狗要吠一样，已经完全脱离了其语言系统的功能。不谙中国文化的人要是对这些话认起真来，肯定会贻笑大方的。

十、怀旧心理。

怀旧，如果仅仅只是限于对老朋友、老同学的情感，倒也充满温馨。但是中国人的怀旧可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将怀旧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对一切新的东西的排斥。这种怀旧，从经济意义角度来讲，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不管什么东西，尽管其旧，但因为运行已久，便也少了诸多风险，对于其运行的管理，也是驾轻就熟，比弄一个新的系统确实也省事得多。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一套旧的系统，一旦运行久了，便也有诸多的利益阶层附着这旧的系统生存，要抛弃旧的，势必也牵一发而动全身，令许多既得利益者不快，也是费事过甚。在这一种怀旧心理下，新的东西要出来，总会面临着无情的打压。于是，在中国，改革，便往往充满了极大的风险，改革者也大多没有好下场。商鞅是被车烈了的，谭嗣同是被砍了头的，王安石生在不杀大臣的宋朝，没有因改革而死，但最终也被免了官。也许正因为怀旧，不愿丢弃旧的，新的便也生长得慢，以历史悠久著称的古老中国，便犹显得苍老而步履蹒跚，难以活泼起来，新鲜起来，缺乏一种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如果一定要这样老态龙钟，最终不是死掉，也似乎没有别的出路。

第三篇：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

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转帖]

entrant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

很多时候直接由劣根心理所控制，从而表现到行动上，最终完成中国人劣根性的整个造型。最具类型化的劣根性心理大致有十种。

一、旁观心理。中国人大都是“看戏的不怕台高。”世上许多事，不论事好事坏，好像与自已没有多大关系，自已只管袖手旁观，像看戏一样。如果事情好了，自已自然要有一份，事情要是不好了，自已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与自已也没有多大关系。最多，也就是再换个地方过活就是了。因此，在中国，看热闹的多，真正能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少。就算有人出来仗义执言，也往往得不到帮助。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不过是来看戏的，是旁观者，戏中人的悲欢自然是与看戏的没有什么关系的。相反，如果一个旁观者一定要去关心戏中人的生死，那便是看戏人入戏了，倒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是看热闹看得看不下去，要站出来干预剧情的发展，最后不仅深陷剧情中不能自拔，还会被看戏的人们所笑。

二、过客心理。中国人到一个地方，仿佛都没有打算长久住下去，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往往就不关心所居住地方的兴衰。既然不是自已的地方，自已便也无须为这个地方作什么贡献，要做的只是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索取、可以利用便赶紧索取了利用了去。于是，许多不可思议的吃子孙饭的事情也便见惯不怪。其实这也好理解，虽然吃的是子孙饭，但既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吃的也便是别人的子孙饭，不干我的子孙饭事。有个人说过，“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是啊，那时我的子孙早已不在这里生活，这里洪水滔天有什么关系。现在许多当官的，一当官就拚命刮地皮，刮得寸草不生。为什么那么狠呢？因为他的子孙是不会在这里长住的。他们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就是已安排到国外留学，到时候凭着刮的地皮钱，自然是地球哪个地方好过就到哪里，在一个地方刮地皮刮得再厉害有

什么关系？

三、官位心理。“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国，官位主宰了国民的一切，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反映到国民的心理上，就是唯官位马首是瞻的官位心理。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正确，不是到实践中去检验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认可的程度如何。只要是官员，哪怕是不入流的楼道长呢，也常常能断是非。当然，官员的话其“正确”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长面前，处长的话就是真理。在处长面前，厅长的话就是真理。但厅长的话再正确，遇到了省部长，厅长的话也只能算。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省长的秘书，他的级别肯定低于副省长吧，但他的话常常又比副省长正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不是他自已，而是代表了省长。这时，由于他的话可能就是省长的意思，副省长哪怕官位比他高，但说的话也只好暂时算做了。

四、狗苟心理。狗的生命力何其强，强到一般人打不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狗是以活着为最高目的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只要能活着，狗们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也可以不要活着的质量，只要活着，怎么样都行。因此，狗有一个最怕嗜好，那就是吃屎。屎虽然臭，却能让狗活着，虽然这活得实在低贱，实在不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活着，即使是一只丧家狗吧，也总有阔起来的可能的。虽然在口头上，中国人对狗的生活态度很不屑，甚至把很多没有质量的活着不屑一顾地贬斥为“蝇营狗苟”，但很多中国人，却是很熟练地掌握着狗苟的技巧，一有机会，就狗苟起来。比如说，有的人被人撞了，撞人者逃跑了，幸好遇到了好心人，被送到了医院。按理说，这个人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位好心人了。但撞人者跑了，不仅感谢好心人的费用无法落实，就是这医疗费也没着落了。怎么办呢？抓不到撞人者，救人者不在这里吗？那就让救人者救人救到底吧，指这救人者就是撞人者，要他负担一切。凭着中国人的聪明，理由是好找的：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救我啊？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啊？虽然良心是没有了，但到底解决了医疗费用，也算运气不坏。类似这样的事多哪！只要对自己有利，能让自已过得好，管他什么道德啊、良心啊，可劲地造吧！

五、从众心理。中国人很聪明，老想着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凡事不出头，等别人造出规模来，跟着别人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走在前面总是有风险的。不是“枪打出头鸟”嘛，不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吗？为了不被枪打，不先烂掉，便都争着做缩头乌龟。对于出头的人他们有两种态度。如果出头失败了，被抓起来了，甚至要砍头了，这缩头乌龟们便得意起来：你看，我说吧，没有好结果吧？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得到砍头的时候，还可以去瞧瞧热闹，不仅得到了一场免费的娱乐，还多了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要是出头的成功了，这缩头乌龟又会争着去表忠心了，并准备好了斥责别人当缩头乌龟的说词，以此表明自已其实也具有出头的勇气与智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争着献媚，自已去献一献大约也不会错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大家都错，我错了也不吃亏。要是我不从众，要是大家都对了，我一个错了，岂不是亏大了。仿佛这错与对，因为人数的多寡，倒显得错与对也不是原来的错与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往往一个领导人错了，会让全国人都跟着错，从而造成民族的灾难的缘故。国家的治理，有时候还真得照顾这种从众心理。不是说法不责众吗？马德卖官案发后，由于当地行贿买官的人太多，当地便只好出台了一个政策，只要限期交待清楚，就可以免予追究，这买来的官就可以照做。

六、例外心理。在中国人心目中，所谓法律呀、道德呀、规矩呀，仿佛都是为别人设定的，自已总是一个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已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坏事，自已又可以逃避惩罚。为了证明例外的合理性，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国人总会找出种种理由，虽然这些理由未免牵强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这些国人坦然地享受着这些例外。刘邦只不过是一个无赖，一旦夺得天下，便要寻找自已理当作皇帝的理由。因为皇帝与普通人总是不一样的。过去刑不上大夫，作为皇帝，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处。那么有什么例外的理由呢？后来终于发现，刘邦乃上天之子，是斩白蛇的赤帝。于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刘邦这天下便坐得安稳。在一般国人心中，对这种例外似乎也很认可。承认例外存在的合理性，便也给自已以后的例外留下了方便。虽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但例外地开开后门总是可以。即使犯了法，只要有人罩着，便可来个其罪当诛，其情可免了。在这种心理下，例外便渗透在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不管什么规矩、法律、道德，总会有人在约束之外。再大的罪，总也可以法外开恩。不存在开不开得了，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够例外的资格与关系。

七、奴性心理。中国人有一种做奴隶的惯性心理。虽然现在讲民主，但在国民心底深处，从来就不认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取得尊严的方法不是争取民主，而是怎样从较低的等级走到较高的等级。因此，一旦取得了一点地位，见到自认为比自已低等的人，他总会不由得摆出一幅主子的姿态，仿佛别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赏赐。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认为高贵的人们，他的膝盖便陡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那脸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当然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这张脸对人的记忆，更多地是依靠脑子对地位的判断，对主子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个主子，一旦他从台上到了台下，那笑脸便也会陡然减少至没有。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中国有句成语叫杀鸡儆猴。中国历史上，许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无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们的奴性心理便习惯成自然了。

八、势利心理。中国人从来就是“打得赢的是哥哥”。看一个人是高是低，与他的品德没有什么关系。品德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至多只是胜利者的花环上的装饰品，决定不了人的褒贬的。正因为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对一个人过早下结论便很难。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下结论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会有个结果。所以要盖棺论定。也就是说，即使死掉，棺材还没盖盖，就还不能下结论，他就有还要死灰复燃的可能。既然结果如何决定了世人的评价，为了打得赢，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谁最流氓、谁最无耻，谁就可能赢得胜利。虽然赢得不光彩，但只要赢了，世人便不会过多地责备他，并且还心甘情愿给他当奴隶。因为他是胜利者。那些有些仁义之心的人，不仅其仁义之心会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还要被世人嘲笑这种仁义为妇人之仁。大约，一个男人像妇人一样仁义，便是最没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对楚军半渡而击之，最后才兵败致死。项羽本来也可以挟持刘邦的父亲而制他，哪知道刘邦一点都不心疼，最后说二人既然结义，我父即是你父，让项羽真地动了心，不敢把刘邦的老头子怎么样，对刘邦也有些无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仅治得对手一楞一楞的，在历史上还要留下善于“将将”的美名来。

九、美言心理。虽然古人也有人指出，“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中国人心里，仍然乐于听好话，说好话。就像鲁迅说的，小孩子周岁吧，贺喜的人都要说什么长命百岁、富贵吉祥，虽然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也是说的人喜欢，听的人高兴。要是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虽然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听，说话的人便要吃别人的冷脸。人在从猿变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要讲话，是因为心里要表达自已的意思。但中国人进化得太快，说话就不仅仅是表达自已的意思，有时还要表达别人的意愿，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机器，只为博得对方的好感。表达自已的意思得说实话，中国人这种功能已逐渐褪化，常常只在私下里说，有时甚至一个人生下来，就可以不说一句实话的也有。而说好话，倒是随处可见。这些话，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提炼，已是约定俗成，系统成套，已完全偏离了这些语言原来表情达意的功能。就好比天亮前公鸡要叫，晚上来人狗要吠一样，已经完全脱离了其语言系统的功能。不谙中国文化的人要是对这些话认起真来，肯定会贻笑大方的。

十、怀旧心理。怀旧，如果仅仅只是限于对老朋友、老同学的情感，倒也充满温馨。但是中国人的怀旧可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将怀旧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对一切新的东西的排斥。这种怀旧，从经济意义角度来讲，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不管什么东西，尽管其旧，但因为运行已久，便也少了诸多风险，对于其运行的管理，也是驾轻就熟，比弄一个新的系统确实也省事得多。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一套旧的系统，一旦运行久了，便也有诸多的利益阶层附着这旧的系统生存，要抛弃旧的，势必也牵一发而动全身，令许多既得利益者不快，也是费事过甚。在这一种怀旧心理下，新的东西要出来，总会面临着无情的打压。于是，在中国，改革，便往往充满了极大的风险，改革者也大多没有好下场。商鞅是被车烈了的，谭嗣同是被砍了头的，王安石生在不杀大臣的宋朝，没有因改革而死，但最终也被免了官。也许正因为怀旧，不愿丢弃旧的，新的便也生长得慢，以历史悠久著称的古老中国，便犹显得苍老而步履蹒跚，难以活泼起来，新鲜起来，缺乏一种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如果一定要这样老态龙钟，最终不是死掉，也似乎没有别的出路。

第四篇：关注老年人精神生活

关注老年人精神生活

随着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劳动能力减退等原因，拥有了大量的空余时间，在物质生活有保障的前提下，老年人的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增强，如何让老年人精神生活充实多彩，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研，笔者发现，当前影响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老年人精神生活状况未能引起广泛重视。大多数群众侧重于关心老人的物质生活，对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关注程度相对不足。二是老年协会等基层老年组织不够健全。由于各村村情不同，大部分村庄老年协会等组织不健全，老年人文体活动缺乏统一的组织引导。同时个别老年人对参加健身、娱乐等老年活动仍抱有偏见，积极性不高。三是老年文体活动设施需进一步完善。个别村庄由于经济条件等客观原因，老年人活动场所、器材等硬件设施不够完善，制约着老年文体工作的开展。针对上述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力，不断提高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

一是要营造“尊老、敬老、孝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尊敬老人是我国的传统美德之 一，老年人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也是社会的一笔宝贵财富，他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只有受到尊敬、爱戴，才能让老年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才能够克服年龄原因衍生的心理问题，才会使老人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安享天伦之乐。因此正视老年人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营造良好的“尊老、敬老、孝老”社会氛围，是提升老年人精神生活质量的关键。政府、村庄应当多组织开展评选“好媳妇”、“文明家庭”等活动，突出“尊老、敬老、孝老”在评选标准中的重要地位，大力倡导孝道；同时做好“母亲节”、“父亲节”、“老人节”等节日文章，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表达对老年人的尊敬与爱戴，给群众做出榜样，大力弘扬“尊老、敬老、孝老”社会风气。

二是尽力给老人提供合适岗位，努力实现老有所为。大多数农村老人虽然劳动能力、精力都有所减退，但他们参加劳动的欲望却未减退，从劳动中获得的快乐无可替代。针对这一现实，我们应当尽力为老年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包括传达室值班、日间治安巡查、卫生监督、园林管理、民间调解等，既增加老人们的收入，也让老人们从劳动中获得精神的快乐和满足。

三是丰富老年文体活动，努力实现老有所乐。通过走访调研，可以深切感受到，农村老年人精神生活需求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特别是参与文体活动的愿望较高。因此，应当将丰富老年人文体活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引导更多的老人参与到文体活动中来，不断壮大老年文体活动队伍。首先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健身广场、老年活动室等场所，为老年人搭建健身、娱乐、学习的平台，让老年人有参与文体活动的好处所。其次，应当进一步健全老年基层组织。有了老年基层组织的统一领导，就会有效引导老年人参加科学、规范、系统的文体活动，取得应有的成效。再次应当结合实际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老年人健身和文艺活动，包括健身比赛、书画交流、文艺演出等活动，既可以使老年人在活动中得到锻炼与提高，又为老人们搭建了加强交流增进感情的平台，这样，能充分激发老年人参加活动的兴趣，提高他们参与活动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第五篇：为什么当代中国人阅读率很低

为什么当代中国人阅读率很低？

核心是阅读动机，国人在应试教育中已将阅读兴趣消磨殆尽。

其次是阅读习惯，从小到大就没有形成阅读的习惯。

1、家长的言传身教对形成习惯很重要

2、文革10年，可以让整个民族失去阅读习惯。

3、读书成了剥夺个人自由的代名词，更可怕的是一听到读书，就有抵触情绪，就觉得很累很无聊，就像巴普洛夫的狗一样，形成了条件反射。

最后是阅读环境，缺少多方面的正面影响。

1、家长藏书量是关键，2孩子是否有买书的自助权，如果书是孩子自己选得，读下去的可能性就更大。

3、公共场合还没有一个读书的氛围，比如国外在公园中看书、在公共交通上看书都是喜闻乐见的事，没人会觉得你有什么与众不同。但是在中国，你在公共场合看书，就有人鄙视你装13,也许并没有人当面这样说，但周围人没有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按照中国人历来的从众心理，也会下意识的不去看书。

中国人潜意识里认为读书就是剥夺个人自由，不读书就是重获自由。不知道为什么，历史塑造的那些书呆子出现在现代人印象中要远远高于那些勤于读书并能运筹帷幄的英才们，历史潜在的给读书人就戴上了“书呆子”的美名，直至现在，什么比尔盖茨都是人们推崇的对象，甚至是那些不读书对那些读书人的诋毁的案例。

同时读书的种类也有差别

对于一般通俗小说类，如国内的《鬼吹灯》、《拿什么拯救你。》之类的，国内和国外的阅读人群和阅读量是不相上下的。

另一类是非小说类，比如《中国不高兴》、《味道台北》之类的，美国以生活已经比较稳定的中产且有过较高教育经历的人群居多，这根我们读这类书的读者群差不多，但美国整体这个人群占人口比例比我们大太多了。

实际上真正在读有学术性、有深度、教育学习内容密度高的书，哪个国家的读者都差不多。真正藏书殷实，而且藏过的书多数还是度过的人 在哪个国家所占比例都很低，我们文革时候又干掉了一批这类人。加上我们很多大学图书馆不开放，公共图书馆学术类藏书还经常没有介绍信不外借，加之学术类书籍一般又比较天价，普通人即使有兴趣也买不起，日常生活无从接触，阅读上有差距也是没有办法。

最后，我们跟美国读书还是有差距的，就是我们的教育不鼓励读书。美国的整体教育是建立在阅读+讨论上的，而非授课+考试上的。小孩从小阅读量就大，学习主要靠读而不是靠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