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第一篇：从法律经济学看我国法律改革

在国外，经济学大举“入侵”法学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学家从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出发，对法律作出深刻的经济分析，法律经济学由此诞生。

法律经济学提供了一套与传统法学

迥然不同的分析方法

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基于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法学与经济学在研究主题和价值观上有相当的共通性;第二，在分析方法上，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分析人类行为完整的架构，而这套架构是传统法学所缺少的。传统主流的法学理论一直是法律的哲学，它的技术基础是对语言的分析。绝大多数法学家把实证研究想象成是对案件的分析，目的是力求法律解释的一致性。法律的经济分析是一个与传统法学思维不同的方向。

法律经济学讲什么?法律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律的形成、结构、效果、效率及发展的学科。从理论上讲，凡是理性的东西都是可以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分析和解释的。经济分析通过收益、成本的差额比较来确定最有效率的行为方式或制度模式。经济分析中的数量分析和行为理论的量化完全实现了理性的确定性要求。

归纳整个法律经济学理论，其核心在于，所有法律活动，包括一切立法和司法以及整个法律制度事实上是在发挥着分配稀缺资源的作用，因此，所有法律活动都要以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即效率最大化为目的，所有的法律活动都可以用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和指导。

法律经济学还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博弈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这些方法都以自己鲜明的特色使法律经济学充满生机。

均衡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要求

均衡是个数学概念，借自于微积分理论。均衡指因为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

有效率的法律制度是努力使法律供求趋向均衡。中国法律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的供求之间从不均衡过渡到均衡，即我们要充分保证避免市场经济中法律服务严重短缺。这种均衡应当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方面。

法律改革的实质是重新配置公权力和私权利资源，是一种制度的重新安排。当前，中国法律存在着的不均衡状态直接影响法治进程。从民商法看，民商法长期以来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表现为民商法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都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民商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落后于社会实践；从行政法看，行政法规过于泛化，强调涉及领域广、干预力度大，有些进入了它不应介入的领域，构成市场经济和法治的障碍，成为法律不均衡的主要根源。从当前市场经济需要的基本法律框架看，财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自由企业制度所要求的有关企业法律、适应市场经济对政府要求的行政程序法、以及迁徙自由、结社自由等与市场经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亟待完善。法律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将推进这种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的建立。

效率是法律经济学和中国法律改革的共同目标

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法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效率”。效率应当是中国法律改革的主要目标。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

从司法实践看，同国外的法官办案效率相比，我们的法院办案效率是相对较低的，有相当比例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间内审结。

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最佳效率是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益处在相等的均衡点上。所以，效率目标的实现不能一味追求节省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投入不足，也不能一味加大投入法律改革成本，导致成本浪费。

法律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法律经济学已成为一个重要流派，一种国际法思潮的事实将改变中国传统法学的固有结构。法律经济学的发展将促进中国法律改革。

法律经济学原理和实证研究告诉我们，法律方法和经济方法虽有差异，但常常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就同一个法律规则而言，法学家维护的是公正，经济学家维护的是效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方法和法律方法常常是殊途同归。我们过去将公正作为法律的价值标准，今后，我们在坚持公正标准的同时，效率将成为法律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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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从现代法治建设看我国法律文化的变迁

从现代法治建设看我国法律文化的变迁

赵庆

(西安邮电学院,学生工作部,陕西省西安市,710121)内容提要：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决定法治建设和法律文化之间必然会有根本的差异,而文化的惯性力量和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一些积极特征,又使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然对传统法律文化有所继承,这使得二者存在暗合之处。法治，既是一种治国方略和方法，也是一种原则性、根本的治国制度，它还表示由此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秩序，而从法律文化传统来说，现代法治能够从中汲取的有价值的东西需要好好斟酌。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法律文化，差异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以法律统一社会，强调法律的规范性；二，用法律强制社会，维护君主的政治地位。“以法治国”回归了先秦法家“以法为本”、施政“一断于法”的思想。但是,以法治国所侧重者,乃法律工具主义,其实是以法治民,而非现代法治理念所蕴含的人文主义。与儒学的人治观相类似,法家同样认为法应为君主专制国服务。韩非子指出治国奉法的原因在于,“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封建专制王朝下,法治从属于君权君意,是君主独裁、强权政治的手段和方式,充其量不过君主统制臣民的策略、方策。这样,法治同德治、礼治的推行,在实践上并无实质区别。“礼”是维持有别的规范,与国家机器相结合便成为治国的工具。在治国方面,“礼”的含义更多的是指社会行为准则,这时,“礼”所起的是规范作用,“礼”在满足欲望时,对人们思想和行为加以规范。但是在现代社会,以“礼”制为中心形成的宗法等级观念、特权思想、“人情大于王法”以及“无讼”等法律观念与现代法治产生了强烈冲突,不利于中国法治国家的建设。此两者皆以“尊主安国”为旨归,以“民”为治的对象。此种“法治”,实不过人治之补充,始终处于人治所需的手段这样一种尴尬处境。纵观来说，在中国法治近百年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法治观念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法治观念的更新是促进晚清政治与法治改革的积极因素，也是 ①在迎接新世纪的挑战面前，中国人为自己所确定的目标所做的公开回答。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指从上古起至清末止，广泛流传于中华大地的具有高度稳定性和持续性的法律文化，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传统法律文化集体本位的总体精神，无讼息争的心理倾向，德主刑辅的理论学说，视法律为工具的价值判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其演进的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公法品格和制度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权力本位的法律文化：在中国这样的传统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而法律则成为皇权的“附庸”丧失独立存在的地位，法律的至高无上被皇权的绝对神圣性所代替。宗法制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百姓向官员称臣，官员向皇帝称臣，形成了“君君、臣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严密的君臣等级体系。在这样一个严密体系里，臣民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这种法律文化培育了臣民意识、权力崇拜和官员的治民思想。

（二）义务本位的法律文化：清末以前，中国一直是处在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这种经济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其结果只能使人们从自然界里简单地再生产出能满足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同时也再生产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个体的独立性相应的会存在缺失，人们相互间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个人要想拥有权利，就要靠自身在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身份，或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要靠自己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还要靠主体对伦理纲常名教的认同。个体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中是毫无地位可言的，可以说既渺小又无足轻重，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

（三）儒家化的法律文化：虽然在秦代时，秦始皇推崇的是法家的思想，但是由于秦朝的迅速灭亡，使后来的各朝各代统治者开始注重安民、抚民。西汉时期，大儒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首肯和支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行。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法律思想是在“德主刑辅”，“明刑弼教”和“出礼入刑”等原则下实行儒法合流的。这个进程亦即学者所谓的“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即中国古代法律于此开始逐渐接受儒家礼教的影响和支配。正是受这种法律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一种专制的状态。

（四）工具主义的法律文化：法律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一直把法律看成是君主统治臣民，镇压老百姓的工具，而“法即刑”这一思想是促成这种观念形成与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人们对法律产生了一种畏惧感，进而厌恶它，最终排斥它。人们习惯于对待任何事物都采取不偏不倚，中庸的态度，不喜欢从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免惹祸上身。所以从社会整体上来说，“无讼”便成了一种最佳的社会状态，而且，“无讼即德”。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广大老百姓不愿或不敢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进而导致中国古代社会权利意识的普遍淡薄。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存在根本区别，既是现代化社会对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影响，又是政治体制不同、法治与人治模式的影响造成的。所以,回顾以往传统的以法治国论,究其实质乃以法律为强化手段的彻头彻尾的人治论。由于法家的法治将君主利益置于核心地位,所以法治中的最大获利者只能是君主和官僚;而平民作为法治的对象,从法律中所得者却几乎只是义务。法制越缜密,君主的权力就越大,平民失去的利益和自由就越多。同时再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传统法律文化又存在一些继承之处，这是文化惯性力量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精华部分的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功绩，虽然其制度载体已经消亡，但文化惯性的强大力量使其仍然潜在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塑。同时，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某些积极特征具有跨时空的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应该对其加以继承和借鉴。这两个因素使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传统法律文化又存在有继承的地方。

纵观目前的情况，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与此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则是中国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律文化精神使人们形成思维惯性,乃至言必孔孟,行必亲情,于是现代法治精神很难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施展作用。为此我们必须实现从中华民族法律文化精神向现代法治精神的转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精神,从而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的文化保障。法律文化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范畴,虽然国情的差别和时代的特点,产生出诸多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但是法律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也像其他文化一样,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继承性的共同特性,是可以超越国界和时代局限而相互间产生影响的。

当前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治现代化革命，法治革命实际上是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巨大变化,是法治建设的独特环节和阶段。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这片土壤培育出来的文化产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沉淀。因此，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利用，对于不适合社会法制现代化的部分坚决地予以批判，甚至抛弃。总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中,我们既要大胆地吸收西方现代的法治理念,不断完善制度性法律文化心理,注重法律价值培养,使法律文化心态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又要对传统法律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改造,理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华,打破法律二元文化结构的现状,寻求观念与法律制度整合,推动依法治国的不断完善。参考书目：

1、慕槐.法律文化随想[J].法学研究，1989，（2）：71.2、刘学灵.法律文化的概念、结构和研究观念[J].河北法学，1987，（3)18

3、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M].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4、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公丕祥,主编·当代中国的法律革命[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6、何勤华·中国法学史[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第三篇：法律经济学学习报告

法律经济学学习报告

张秋静

关于学习报告老师给的两种思路，法律经济学这门课上分析了哪些问题是如何分析这些问题的，或者用法经济学的思维来处理一个法律问题。前种思路所承载的内容我在课堂笔记本上已经有过非常详细且准确的记录，老师的的经济分析和一些经典的名人名言也都已谨记心中。所以在最后的这篇作业里，我想具体应用这一年以来所补充的武器弹药库来解决一个困扰了我（相信也是大部分法律系学生）三年之久的法律问题。

大一上法理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的推荐书目里有一本《洞穴奇案》，整本书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莫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莫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案子提请再审被接受，二审中十四位大法官各执其辞，每一个法官说得都有理有据，合情合法，着实让人忙不迭得要认可点头，却偏偏他们的观点又大相径庭。人吃人，到底怎么判？

情理上言，本该同舟共济、生死相依的探险伙伴，在死生关头抛弃道义情谊，同类相食。兽相食，人且恶之，何况是万物之长的我们？人之为人，总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若为生存不择手段，与兽何异？我总觉得，赖活不如好死。法律上看，他们的确是杀人了，处境再可谅，借口再堂皇，理由再充分，过程再公平，也不能洗清行为的罪恶之色。两年前的我（亦即没有学过法律经济学的我）似乎是更加信服的是虚无缥缈的生命的绝对价值论。但转念一想，牺牲一个救了四个听起来也无可厚非，饥饿是最重要的一种紧急避险，法官惩罚不比自己坏的人是一种法律的耻辱。就这样，我被陷进了陷入绝境、抽签、公众同情、政治因素、紧急避险抗辩及赦免的混沌之中，该无罪该有罪，纠结苦恼都找不到一种可以完全说服自己的比较好的思维方法。

三年后，庆幸自己总归是在进步的（感谢我的老师们，当然当下最直接的是熊老师）。在这里我将试着从法律经济学中的几种思维方法来分析。

公正具有功能性的内涵，是一个工具。法律经济学认为，正义是一个人们在演化过程中为了生存和繁衍所发展出来的概念，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里，正义被赋予、被填充了不同的内涵，这表明正义是一个工具性的存在，并不是目的的本身。我们需要正义来处理一些问题，当时空条件不同时，自然也需要不同的正义。而在被困的那个小山洞里，对五个人之中的四个来说，赋予他们尽一切努力生存下来的权利显然才是那个情境下正义合情合理的内涵。至于剩下的一个倒霉者应该是谁，这是游戏规则所决定的了，只要游戏规则的概率均等且能够形成权力权重的共识，就可以认为是公正的方式。

假设性思维。对于案件的判决，其争议焦点可以归责为所谓人性的不忍，人吃人是丑陋的邪恶的不应该的。这是典型应然式结果式思维。当面对两难抉择时，我们不妨深入探索一下应该的结果实质到底是由什么在支持着，就像学法条时应该要弄清楚立法的初衷和背后的精神意义一样。人不应该杀人，是因为我们在有意无意地保障着每一个人，尤其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权。我假设，如果有一天，我成为被困山洞的其中一员，我当然愿意相信自己是那五分之四而不是五分之一，在这种假设的前提下，吃人才能活下去的无奈之举是不是就变得可以接受和理解了。如果我不幸被杀，我希望凶手是个体的人，而非公器，平等或意外地丧生于个人之手，我接受那是我的运气不好。如果我被判有罪，我不期待所谓的民意或行政干预来令我脱罪，尽管那也是我欢迎的结果。我更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审判者是闪耀着人类伟大理性光辉的真正的符合时空里的公正，而非生硬死板是法条表明的正义。

这是一个集体的行为。人多的时候和人少的时候性质往往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山洞里面的只有两个人，也许事情就变得简单得多，每一个人相对于另一个人而言都是平等的个体，自然也没有救自己而牺牲别人的理由。但是被困的偏偏是五个人，我们都知道在数学上四大于一是一个恒成立的真命题，但是放到法律的世界里，当人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选择对自己而言合情合理的行为，但加总之后往往是不好的结果。所以立法的最初，本就不该让个人承担太多的重量。所谓法律不强人所难就是这个道理。

财富极大。蒲士纳的财富极大理论简直就是一个重核弹投在了一向以公平正义为标杆的法学世界，乍一看貌似追求财富难免太过于功利主义色彩，和法学所追求的公正、尊严等基本人权格格不入。按照蒲氏的财富极大理论，在面对一场官司时，法官们可以扪心自问，怎么判，才能使社会里的财富越来越多？基于这个立场，四个幸存者显然不应该被判有罪，首先，让一个人牺牲比让五个人都死掉要好，更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财富的流失，也让搜救者的搜救不至于失去本来可以创造的产值。其次，让四位心中忍受了巨大煎熬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的幸存者死去，对于牺牲者的家属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反而又摧毁了四个劫后余生的家庭。为什么不让他们活着为社会献出他们剩余的全部热血呢，相信他们会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赡养牺牲者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他的孩子。何乐而不为呢？

A—A'，替代方案是什么。如果认为他们有罪，那就意味着五个人都只能被困在山洞里面等死，外界的营救行为也因为没有期待的可能而变得徒劳无功失去了全部的意义。如果我们能够冷眼默认这一结果，那和剥夺生命的刽子手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呢？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个人都有生命权，除了牺牲掉其中可怜的一位，我们还能够提出其他的替代方案吗？最起码于我而言，答案还是否定的。

退一步来说，就算是承认四人有罪，也不该在这件案子判处他们绞刑，毕竟执行死刑的外部性成本太大了，法律的功能性应该是一种矫正和补偿的内涵，我们的立法精神是要拒绝恶性的暴力行为，杀人是不可以的，杀任何人都是不可以的，以暴制暴无疑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嫌疑，所以死刑是一种无法补偿且不可逆的应该被废除的野蛮刑罚。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了。

除了以上几个分析视角，法律经济学中还有很多有趣的观点都让我们茅塞顿开惊艳咋舌，限于篇幅字数的原因便不再多做描述。课程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放心之余不免感慨，要是早些接触经济分析，也许传统法学所展示的洞穴奇案就没那么“奇”了，当初的法理学作业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迷惘和无措。

嗯，不能偏听偏信，也不能意义孤行。有认同企业家的雅量，学着接受新的进步的工具，做有趣的学问。

第四篇：法律经济学与社会关怀

作为法学与经济学之间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法律经济学当初刚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即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它从经济学成本投入与资源分配等角度出发，对法律与制度的安排作经济的分析，以期使这种安排达到最佳效益。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法律经济学开阔了法学研究领域的新视野，对于解释现行的法律制度，预测其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令笔者忧虑的是，作为在当今中国雄霸学术界控制着话语权的作为显学而存在的经济学与法学两门学科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生儿，法律经济学的诞生，会不会难以避免地沾染上豪门习气？事实证明，笔者的忧虑绝非是杞人忧天。当今中国法学界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往往过份注重烦琐的数学及技术的分析，甚至陷入其中自得自乐以致不能自拔，但却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所应当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关怀。

问题还得从一件事情谈起。前些年沈阳市出台了一部交通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法规，内容大意是如果行人违章而机动车辆并无违章，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依该规定责任将全部由违章的行人负担，机动车驾驶一方不负赔偿责任。经媒体炒作，将其内容形象地概括为“撞死人白撞”。此法规一出，立即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固然有之，但听到更多、更普遍的是反对者的声音，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也加入了声讨行列，将其喻为是反人道、反人性、野蛮的规定。由于媒体的关注和推波助澜，一时间，沈阳市的这部法规成了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但是，争论归争论，尽管对沈阳市有没有权力制定这样一部涉及到人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地方性法规以及这部法规本身是否违反宪法的精神或直接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可以作进一步详细的法理分析，尽管反对者众多，沈阳市的这个法规还是实施了，后来听说武汉和上海两市也有了相类似的规定。本来嘛，学者也仅仅就是学者罢了，唐诗不早就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嘛，而更何况伟大的领袖亦曾豪情万丈地写下过“刘项原来不读书”的伟大诗句呢。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纵然反对又能如何呢？最终不还是徒劳吗？这场讨论后来渐渐地平息下来了，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人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得实在太快了，人们实在没有耐心长期关注一个已失去新鲜劲的类似祥林嫂和阿毛之间发生的这一类的故事。虽然随后武汉和上海的两位教授丧生滚滚车轮下的惨剧让媒体抓住又猛炒作了一把，让善良的容易感动的人们掬了一把同情的泪水和又愤慨了一回，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就是法律，绝不是说着玩儿的，尽管你可以把它归到自然法概念中的“恶法”之列，尽管它可能与亚里斯多德所称的那种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理念相左，尽管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平、正义、人权的宪政精神相违背，但因为它是法律，所以尽管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它，但同时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守它，因为违反它的后果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沉重的代价。“恶法杀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谁都不会忘记，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的两位圣人苏格拉底和耶蘇都是为恶法所杀的，因此，两位教授之死也颇具悲壮与神圣色彩了。我本不想加入这场讨论来凑热闹，尤其是在一个话题冷场之后再提起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却不得不让我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了。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法律学者的手笔。谈得就是上面所述的沈阳市的那个法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该法规进行了分析，运用的是一些数学的、技术的方法，过程不太能引得起我的兴趣，但是其通过以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倒是引起了我的关注。作者的结论是，沈阳市出台的该法规的背后是有经济学根据的，符合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换句话说这部法规是合理的。认为这部法规的出台将有助于促使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言下之意即是：如果没有这类的规定，行人横穿马路将很难禁止。而且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行人横穿马路，车辆就需慢行，那么道路就会不畅，从而影响到交通运输的效率。如果造成事故，事故的处理必然就会造成交通的堵塞甚至瘫痪，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废，因此，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这些损失都应考虑在其中，应由责任人来承担。通过以上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合理的。至此，我不禁拍案而起不得不有话要说了。

首先，这位作者完全可以放心，他所预料的那种如果没有此类的规定将会出现的他所描述的灾难性的后果绝不会出现。目前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公安交通部门依据的是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也是依据该规定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高度危险作业”条款弃置一旁的。当然，对于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权的处置的这么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这样的一个《办法》，笔者持谨慎的态度。但即使是依据这样的一部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上简单地采用过错责任的《办法》的规定，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这里规定得很明确，这10%不是赔偿，仅是一种损失的分担，亦即是一种人道的补偿。虽然10%的人道补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均远远不及梁慧星教授所主张的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应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全部赔偿，但毕竟它还是体现了一线人道之光与人情温暖的。虽然即使有10%的人道补偿，但是谁都可以设想，绝不会有任何行人为了这区区10%的补偿而故意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滚滚流动的钢铁相碰撞，因为后果谁都可以预料。因此，连这区区10% 的人道补偿都要取消的交通法规的出台是否能真正起到阻止行人横穿马路的预期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与一些赞成者的观点一致的是，这位作者的观点中还隐含

这样的一个暗示，即当前行人素质差，而且短期之内无望有大的提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提高素质这一途径走不通，那么制订这样的一个法规或许至少可以起到镇慑和教育这些人的作用。幽默一点地说也可称之为以鲜血来擦亮人的眼睛吧，以此来迫使人人知法畏法从而自觉守法最终达到交通顺畅的目的。其观点实际上也大谬不然。行人素质低，那么机动车驾驶员素质就一定高吗？只要去交警部门了解一下每年你所在的城市有多少机动车驾驶违章，只要上街看一看许多司机是如何开英雄车、霸王车，尤其是在过没有设红绿灯的斑马线时是如何置行人于不顾呼啸而过，行人过斑马线时是如何战战惊惊、如履薄冰的情形，我想任何人恐怕都不能断然得出肯定的结论。另外，就算是行人的素质低，但这种素质低能成为立法牺牲其生命健康权的理由吗？这两者没有也不可能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行人横穿马路的种种复杂的情形：其中可能有智障者；有老人、小孩；有急事须横穿者；有因交通设施设置确实十分不合理，为避免绕太远的路而图方便横穿者；也有因习惯了在乡间田野或小路上任意驰骋，还不明白城市文明的交通规范的刚刚进城打工的农民等等。不分清红皂白地在立法上对这些特殊情形一概不予考虑，合理吗？

另外，众所周知，我国城市交通的普遍现状是街道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没办法，谁让咱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呢。现在颇值得我们自豪和津津乐道的是作为当代中国人财富与地位向征的汽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家庭。但汽车数量的剧增与短期内城市道路交通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之间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使得原来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状况更趋恶化。而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作为有限公共资源的城市道路是如何分配的呢？其做法是左右两边为人行道，供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中间以道路中心线为界左右各有一至三个左右的机动车道。但细心的人们往往会注意到，通常左右两边的人行道加起来还不足一个机动车道宽！这样划分道路也许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也是效率的，但这样的分配规则是民主商定的吗？它公平吗？与行人相比，机动车一方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既然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你享受了更多的道路资源，而且驾驶机动车属高速行驶的危险作业，如果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受到的人身伤害要比行人受到的伤害小得多，或者是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驾驶者在驾驶时就应付出更多的注意，应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因自己的稍一不慎而酿成的事故。这应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论，也符合资源占用的数量应与付出的数量成正比的经济学原理与现代法治“抑强抚弱”的精神。但现在好了，因为出台了这样的法规，驾驶员因此而“有法可依”，那么尽可以“放心”驾驶去了，只要自己不违章，自己的注意力可以比以前放松了，甚至在关键时刻也可以不用踩刹车了，因为即使撞死了人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嘛，紧急踩刹车没准还翻车使自己受到伤害呢，谁那么傻呢，危急的时候首先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嘛。这部法规会不会起到这样的暗示作用呢？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作上面的假设。也许这部法规的制定者们是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将司机们都想象成君子了吧，但我们却实在无法将所有的司机都想像成谦谦君子。因此，在立法时，与其从性善论出发倒不如从性恶论出发，立法时做到先小人后君子。而且立法者在涉及到行人的生命健康权与车辆通行权取舍的重大问题上时，绝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从追求效率的经济学角度出发，为了保护车辆的通行权而漠视对行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无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证实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多第的合理，但这种数学的技术的分析却始终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公平的问题。经济学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和哀民生之多艰的那种悲天悯人的社会关怀，产生那种诸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看不到当代中国失业严重的社会现实，反而大力倡导现在应鼓励人们在城里和乡下各有一套住宅，周末开车去乡间度假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只有在富人俱乐部中才可听到的论调和虚浮的理论一点也不奇怪。有鉴于此，学者何清涟女士从一个社会学者的道义与良知出发一再呼吁将人类关怀引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学固然不能忽视社会关怀，作为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则更应体现人性、人道与社会关怀。那么，两者结合产生的婴儿法律经济学又该如何呢？我想，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的法律经济学更应博采两家之长，而绝不能为数学而数学，为分析而分析，为数字和技巧所迷惑而陷入其中沦为数学和技术分析的奴仆最终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应始终关注的社会关怀。

作者：高军，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通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学院政法系 邮编：51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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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财经》杂志奖学金、《财经》法律经济学奖学金

《财经》杂志奖学金、《财经》法律经济学奖学金

项目申请细则

项目宗旨

*奖学金项目为公益目的，旨在以奖学金方式为全国优秀经济、法制新闻工作者提供深造机会。

申请人资格

《财经》杂志奖学金

* 年龄35岁以下，专业从事财经、金融领域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

*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至少3年财经新闻报道经验。

* 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大学六级英语水平或同等水平以上优先）。

* 保证结业后回本单位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财经》法律经济学奖学金

* 年龄35岁以下，专业从事法制民生、公共政策领域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至少3年财经新闻报道经验。

* 具有较高外语水平（大学六级英语水平或同等水平以上优先）。

* 保证结业后回本单位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申请事项

申报材料：（每套必备）

* 一份个人履历简介（包括最高学历证书复印件、外语水平证书复印件）。* 一份申请人本人对新闻报道或经济学问题的短论。

* 一份参加本次高级研修班计划。

* 三篇新闻作品（包括：编辑版面、录音、录像带等）复印或复制件，其中可包括一篇因某种原因未能发表，但情况属实的作品。

1.编辑需提供组织采访报道的具体情况及新闻作品的社会反映。

2.记者需提供采访报道的具体情况及新闻作品的社会反映。

注：评委会保留索取原件权利

* 所在单位领导或人事部门出具的同意参加本次研修班的意见书。

* 由两位知名人士出具的个人推荐信（学术部门应由教授级以上人士出具，行政部门应由司局级以上人士出具，新闻界应由总编辑以上人士出具）。需在信封口处签字。

资助内容

所有课程的培训费用、往返交通（火车）费用、学习期间住宿费用、生活补贴。报名日期：2011年4月1日至2011年6月30日

开学日期：2011年9月1日

               详细资料索取：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9层 《财经》杂志 邮编：100020详细情况请电话咨询或访问以下网站： 《财经》杂志 网址：http://.cn 联系人：李涵子 徐晨 于璐 报名电话：010-85650641、85657573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网址：http:// 联系人：陆静斐 培训内容咨询电话：010-62753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