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读后感

第一篇：秦晖读后感

左手自由，右手福利，中国何去何从？

——读秦晖《左手自由，右手福利》

选择秦晖这篇文章阅读是从题目开始的。在谈阅读这篇文章的感触之前我想小小谈一下这个标题。它让我自然的想起郭敬明的《左手倒影，右手年华》，曾经是我高中时的至爱，虽然现在对郭敬明的感情已经淡淡，但是还是对这个题目有着特别的感情。秦晖先生，1953年出生，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从前的我以为教授，又尤其是历史系的教授都是酸学者，但是这样的一个题目，似乎先声夺人的改变了我的看法。对秦晖先生的好感也从这里开始。我又在网易等网站上找到了秦先生的一些相关文章来看，发现不但没有呆板迂腐的老学者风范，反倒是风趣幽默，见解深刻语言辛辣。挑选这篇文章阅读的另外一部分原因是，关于福利的问题现在本身也是一个在中国很热门，很受关注的问题。抱着好奇的想法，想看一看历史大家如何来谈这个问题。

有一些人，去美国转了转，后来又去瑞典转了转，回来就得到一个结论，他认为美国和瑞典都很不好，美国自由竞争太过分，一点都不保护穷人，很不人道，两极分化很厉害。但是瑞典也不好，福利国家搞得太过分了，养懒汉，使大家都不求上进。所以我们都不能学美国和瑞典，我们要搞一个比美国和瑞典更好的东西。而这个更好的东西是什么？秦晖先生的主张是，一个超越左与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秦晖先生认为，中国现在目前的问题恐怕是既要学习自由，如果美国的自由我们学不到，至少我们应该有瑞典式的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人家搞福利，如果瑞典人的福利我们达不到，至少我们应该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美国式的福利和瑞典式的自由，也许在人家看来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人很看不起瑞典人的自由，瑞典人也很看不起美国人的福利。可是这种最低水平的自由和最低水平的福利我们不是也差得很远，中国如果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瑞典式的自由，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就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说，先别说美国的自由太多，瑞典的福利太多，大家先从不多的东西学起，自由和福利达到最低的档次，比如我们的自由达到瑞典式的档次，福利达到了美国式的档次，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我们进一步把自由提高到美国的水平，还是自由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把福利提高到瑞典式的水平，或者这个时候就有所为第三条道路，我们把福利和自由都提高到美国和瑞典之间的水平或者说美国加瑞典除以二的水平，这就叫做中间道路或者第三条道路。

中国现在总有些所谓的左派或者右派，高调的站出来。“左派积极分子”，申请高福利未必成功，却拼命的鼓动国家向老百姓拼命收钱，不收就是该死的“新自由主义”。而“右派积极分子”，倡导自由未必有太大的效果，却致力于说国家不必为老百姓花钱，否则就是可恶的“福利国家”。这些人完全是高高的站在空中楼阁上，不理会百姓的疾苦的乱说话，为了说辞而说辞，彼此逞口舌之快，纸上谈兵的马谡。

温家宝总理曾经在记者招待会上感情深切的说“在座的记者朋友们，如果你们真的到我们广大的农村走一走，看一看，你们就会知道中国百姓现在处在怎样真实的情境当中，中国的真实国情是怎样的。”当那些所谓的学者们争论着如何规避美国和瑞士的社会问题时，他们是不是应该看到，中国现在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是社会的“负福利”而不是“过福利”或者“过自由”。

这让我不禁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国家起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丛林里生活着一群小动物，他们过着富足而幸福的生活。突然有一天，他们发生了争执，于是就商量选举一个国王住持公道。狮子因为最威猛，最有力被选举为国王。小动物们都很高兴他们有了这样一个威风的国王，这样就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他们了。国王说，要保护他们，抓走了他们的儿子，组成了军队，跟别的部落战争，他们总是胜利，拓展了土地，于是他们说“国王万岁”。国王说，要让小动物们更幸福，于是收走了他们的很大一部分食物，他们说“国王万岁”。国王说，要让小动物们更幸福，于是抓走了很多小动物，安排他们服各种徭役…很多年过去了，这个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已经变得贫苦而不幸福，而他们的国王还是一样的威风。于是小动物们开始想：当初是为什么要选出一个国王呢？

我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职能，如果只有苛捐赋税，只有一味的强调公民应该履行的各种义务，而零福利，甚至“负福利”回报他的人民的话，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难道森林里的小动物们想要的就是一个只会让他们服各种徭役的国王？

秦晖先生说的对，在中国，我们的福利和自由都应该更多，现在还不是讲什么“福利国家病”的时候，首先把我们的“负福利”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你是自由主义者，你首先应该否定特权福利，但是老百姓的福利现在中国刚刚才起步，反什么？而如果你是社会主义者，你应该首先应该推动国家对弱势群体承担责任。这里我要讲，这是责任，不是皇恩浩荡。福利国家和“皇恩国家”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那个福利不是百姓可以要求的，是皇上恩赐的，给了你要谢恩，不给你也不能跟他要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改变。像瑞典人从摇篮到坟墓都是国家包的，哪个瑞典人会因此高呼“万岁”，称颂“大救星”？而瑞典也曾经有右派政府不喜欢福利制度，但也不能不搞，因为这是国民要你搞。政府提供福利是应该的，不做就要受到指责，所谓福利国家就是这个意思。自由就更不用讲了。如果我们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进步，中国与世界就有希望了。

第二篇：工商101-36-秦晖

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中小企业管理》课程

期末作品

超越企业服装创业计划书

系（院）别：经贸管理学院

专业：工商管理

班级：10

1学号：36

姓名：秦晖

成绩：

超越企业创业计划书

一、创业计划书概要：

1、地点选择

对于服装店的经营，地段选择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尽量选择人流量高的商业地段，一楼绝对比二楼以上好。路口处绝对比延街再好一些。拥有一个好的地段，基本上就立于不败之地。

2、特色服装

卖的服装一定要有特色，要跟别家店卖的不一样。消费者才会记得我们的店，产品才能卖上价。当大家都去批发市场进货时，我们就不用去了。卖相同的东西，不但没有特色，更会造成互相杀价。消费者总是在追求有特色，品质高的服装。

3、销售与服务

销售技巧是很重要的，顾客试穿时，要适时推荐，嘴巴要甜，对待顾客要有耐心。虽然有的顾客态度是很不好，但是我们仍然要耐下心来，面带微笑。服务不好，是做不成生意的。服务态度好，我们的回头客会愈来愈多。第四、其它细节

光线要明亮，货品摆设要整齐，地板玻璃窗定期打扫干净，有破损的物品要及时修补，这些小细节会给予消费者舒适的购物环境，合理的商品陈列可以起到展示商品、提升品牌形象营造品牌氛围、提高品牌销售的作用，这些是它的基本意义。

二、创业计划书的项目介绍

商品定品

由于本店的目标对象是20-35岁年龄段的男性群体，因此款式应相应斯文、时尚、新颖，不能过于前卫、夸张。价位将定在中、低档次上，大众化且让顾客有“物超所值”的感觉。

工艺流程

本服装生产基本工艺流程包括布料物料进厂检验、裁剪、缝制、锁眼钉扣、整烫、成衣检验、包装入库

设备设施和生产能力

设备生产设施主要是机床缝纫机，有专门的培训人员负责剪裁，同时有专门的人负责检验和缝制印花和条纹。生产能力较高，能按时完成顾客的任务单。

三、市场分析

服装批发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产品档次不全、产品质量不高、卫生条件差等。这些问题都是服装市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表明，采购者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他们希望在一个产品档次全、产品质量高、金融设施健全、环境舒适的服装批发市场采购服装。

分析以及相应形式的成果发布，使业内人士能够准确了解当前中国纺织服装专业市场的全貌，提供先进的市场发展经验和理念，让市场之间相互了解、学习先进的发展模式，从而逐渐改变、淘汰落后的营销与管理方式。并且在实现指导市场发展、控制过度开发、为行业和企业提供商业决策参考、促进国际国内贸易平台交流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模式也在经历快速的变革，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消费者而言。首先，市场更加透明;第二，消费者在购物行为当中更加注重社交、社会化，他们会用电子方式和朋友交互，不再盲目相信零售商;第三，消费更加个性化，他们需要更有特征的产品。

四、市场营销计划

目标：

成为国内知名的的服装企业，创造本企业特有的服装风格，最好能做到独树一帜，高举超越服饰的旗杆，就能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营销策略及方法：

内部：

超越服装企业须建立自己的服装设计部，一方面在原来的服装上添加各种新鲜元素，其次设计出自己特色的优越服装，从而跟紧市场发展的脚步。

外部：

1、“挂羊头卖狗肉”：喜欢美丽精良是所有人的天性，占“便宜“是每个人的心理。店铺选址如果不在繁华的服装街上，路过的人们本来是没有采购服装的需求的，那么店铺的服装摆放是第一要素，门口可以挂上夸张的独特的搭配最吸引人眼球的服装，目的是吸引人来看。很漂亮的服装旁边再有醒目的便宜的价格标签，这样不会吓倒很多想拥有流行的人。

2、“陪衬法“：人无论对价格还是美的心理感觉，都是在比较后才得到的。所以对主要要推的服装要对比着卖。顾客在挑甩卖的衣服时，旁边的价格更高的衣服要摆出让她们自己比较。卖真丝衣服，就用假真丝的告诉客户怎样辨别，那手感和穿上后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即使高一些，人还是愿意多花一点钱买好的。一屋子花花绿绿，人就挑花眼了，那个素色简单的就最容易出手。

3、“发掘潜在推销者“：大批的低价甩货可以带来人气，中国人爱跟风，大部分人拿不定主意，一群人中总有一两个自然的领导者。他们的言语就特别有影响力。所以要多刺激他们讲话，他们一旦热情，品评这个是真品牌，那个价格合理，识货的人就会让周围的人加速判断。对这样的顾客要不见山见水的笼络，他们可以帮你带来很多顾客，也会帮你无形中“卖“出很多。

自己的服装知识要多，见到顾客热情的告诉他们怎么辨别服装的做工，面料，染色，辅料。好衣服和差衣服的价格差异，剪标签的原因等等。.有的人要面子，不喜欢别人知道自己怎么打扮，但是都好奇服装本身。顾客对服装的知识越丰富，越愿意购买你的服装。花了很少钱却买到很高档的衣服的感觉可是最好的。

企业风险因素分析：

前期销售风险：前一两个月服装销售不一定理想，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资金问题了，要是资金周转不过来，也许就要关门大吉了，所以一定要把好流动资金这一关。

淡季风险：服装行业都会遇到淡季，你就要考虑接下来怎样的销售，换种方法，如商品重新陈列，优惠出售，（打折促销）买服装赠送小礼品等等服装店销售方面的办法。加快资金的周转率。

货物压积风险：面对服装店货物积压问题，唯一的办法的也只有降价了。

安全问题风险：安全方面, 就是要注意防火防盗，用电安全。下班一定记得关水关店关门，不然，一步小心，你的货物被水淹了，被火烧了或被偷了，这些都是很麻烦的问题。所以在找店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了，也要提高自己和店员的安全意识。

五、创业资金需求：

创业初期，本公司启动资金约110w，部分有企业自己出，还有部分靠贷款筹集，资金分配方面，60w用于内部设计生产，原材料的采购等等呢个，40w用于外部销售，还有10w流动资金以备不时之需。

六、计划书总结：

创业没有最成功的人，只有最适合的人。在创业的路上，每一个创业者心目中，都存在着盖茨、戴尔这样的榜样人物。创业者的心态和条件各不相同，但期盼成功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现实是残酷的，创业是成功的捷径，可想而知在这条独木桥上，竞争是多么激烈，想要脱颖而出，那就不能出现一点差错，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先天条件，后天发展如何充分发挥，值得我们每个创业者去思考。

第三篇：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秦晖说：

中国最大问题是左右派都想讨好

“皇上”

——中国民众应向政府要福利

作者：韩咏红

聚集世界各地中国问题专家、学者的通商中国“慧眼中国环球论坛”，日前在本地举行。借着本次论坛，本报专访了多位学界名人与企业家，请他们更深入分析中国问题现状与出路，并将内容以专访形式刊出。

今天的中国存在各种各样问题，社会群体有各种各样诉求，体制内的凝聚力在衰减中，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清华大学历史教授、著名学者秦晖认为，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

秦晖说：“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他解释说，所谓宪政体制，无非就是统治者的权力，以及统治者为了拥有这个权力所应当承担的责任，都是建立在和老百姓缔结了契约的基础上。

中国的问题也正是统治者掌握的权力大得没有边界，与此同时它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又没有承担，简而言之，即统治者的责任不可被追问。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与国力的迅猛增长成为全球备受瞩目的现象，但中国的社会矛盾也在快速积累，在过去两年里，恶性群体性事件更频繁地见诸报端，社会不同思潮对立尖锐，左右派人士公然“约架”，加上民族主义抬头，中国出现一方面变得强大，一方面变得更敏感，不确定性增强的矛盾现象。

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历史，秦晖的关注点始终紧随中国的变化与改革。1980年代，他研究土地制度史与农民战争史、经济史，近年再关注东欧改革前的经济与社会，比较东欧与中国改革的不同进程，重点集中在转轨经济学理论。

虽然学养深厚，秦晖接受媒体采访时，却不多谈主义与意识形态，也拒绝做算命师。他上周在新加坡出席通商中国主办的“慧眼中国环球论坛”上就强调，宫廷政治完全不可预测，宫廷政治与社会危机结合起来发生意外的可能，既不能排除，但也不

能预测可能性多高。因此对中国的未来乐观与悲观都没有根据。

在论坛期间接受本报专访时，秦晖更坚持，要从具体、直接的切入点，去讨论现在在中国能做什么。

一个主要方法，就是让社会福利刚性化，民众要从“感恩型福利观”，转变为“问责型福利观”。

中国舆论界大力呼吁的政府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三公消费”（公务接待、公款出境、公务车）公开，在秦晖看来，这也需要透过“要福利”与“限权力”这两个渠道才能真正实现。

他指出，不论英法，或是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统治者公开财政的动力，无一例外都是高额的财政赤字。

“我们都说波兰的共产党很开明，波兰的团结工会很厉害，但是我们都忘记，波兰早在巨变前的10年，很多具体办事的官僚都已经不愿意干了。波兰在巨变前九年换了七个总理，都是辞职的。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一直跟在后面，老百姓也没有跟政府要私有化，也没有要市场经济，他就是要福利，而且给他，他也不会感谢政府，政府要横征暴敛，老百姓又制造各种各样的障碍，让横征暴敛越来越困难。”

最终，民众的行动会促使统治者向社会“亮账本”，政府有意愿跟社会谈判——你们自己看，账本就在这里，钱就那么多，那你是希望我收少点税，少办点事？还是征多点，多办点事？

秦晖还提醒说，到了那时候，财政公开与预算透明就有可能是真的。在那以前，即使政府“亮账本”很可能也是假账，因为它根本没有动机这么做。中国宪政难以推动，原因并非执政者思想太保守，而是它手中“钱太多”，日子太好过。任何统治者在这样的状态下，都不会考虑走宪政道路。〖一语中的!〗

“你要说中国特色，特色在什么地方？就是政府手中钱特多，这是中国民主化最大的障碍。”

左右派都想为政权服务

谈到越演越烈的“左右之争”，秦晖直言，在宪政以前，中国并不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左派与右派的区隔。

他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太左还是太右，也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而在于中国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左右都要讨好老百姓；中国是左右都要讨好„皇上‟。”

他澄清说，所谓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是指左右派的理论，同时都被利用来为政权服务。

“如果你（学者与官员）想得势，左你也可能得势，右你也可能得势。你左，你为他扩大权力，你右，你为他推卸责任。左派说，建立大国家体制，政府可以横征暴敛；右派说，应该当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去嘛，何必那么操心呢？”

相比之下，西方由于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造成左派上台了，增加福利很容易，增税很困难；右派上台了，减税很容易，减福利很困难。一左一右轮流坐庄，最后国家债务越来越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中西方左右派的鲜明对比，造成了国际政坛上的独特现象：欧洲政府纷纷破产，中共政府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钱多，但不用在老百姓身上。〗

秦晖认为，宪政实行以前，中国的左右派都可以发挥作用。他说：“很多人说，高层说不准搞多党制，不准搞议会民主，不准搞这个那个。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不准搞搞福利。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论禁忌。在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他说：“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做的。”

第四篇：旷新年：答秦晖先生

旷新年：答秦晖先生

标签： 自由新左

● 旷新年

“新千年初夏中国知识界发生的《读书》**，将来在思想史上会留下浓重的一笔。”好象凭借“千禧年”这种神话就可以不朽似的，秦晖先生趁着“新千年”的神圣光辉写下了“盖棺论定”的雄文??《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为了在将来的思想史上留下一笔。我的文字有幸被秦晖先生嵌入了他不朽的文献之中，秦晖先生的雄文所发出的耀眼光芒唤醒了我这冥玩不灵之心。这次“长江读书奖”**中有一位学术法官在论及葛兆光先生的著作时设下了这样的陷阱和圈套??没有对批评作出回答，就等于默认了批评；因此我就被剥夺了装聋作哑的权利，不得不对可敬的秦晖先生表示答谢??尽管我是一个笨拙、羞怯的人。

我那篇被打上了耻辱印记的杂文发表在今年《东方文化》第3期上，题目叫做《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原道》杂志陈明先生要我对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冲锋陷阵、所向披靡、浩浩荡荡的“自由主义的言说”写点东西。1999年刚一开幕，奉天承运的朱学勤先生就在《南方周末》和《中国图书商报》等媒体上发表了皇帝诏曰式的广告，热卖自由主义，挑起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我没有想要借着朱先生浮出海面，1999年底才交卷。今年春天，我把这篇该死的东西e－mail给了秦晖先生，秦晖先生答曰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然而，我也并没有要与秦晖先生争论的意思。我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我不过把它看作是一场思想的游戏。像我这种不合时宜的人也不知道争论还要看“时候”。原来他们所关心的是风向、气候、时候，他们研究的是“时机”。他们没有争论的兴趣，我知道，除了造谣生事的兴趣。正人君子、自由主义者热衷的只是制造是非、散布谣言、罗织罪名、人身攻击，他们是不会站到阳光下面来进行正面的思想与学术争论的。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以后，流言像风一样活跃。由于汪晖揭露了权力、资本、知识相互勾结的暧昧状态，所以他们恐惧、忌恨，以致《战略与管理》主编余世存先生感觉到“汪晖成了学界的公敌”，同时脏水也溅到了《读书》杂志上；可是对于汪晖以及《读书》杂志的“批评”和敌视正如秦晖先生所说的一直是“不公开的”，仅仅在阴暗的地方疯狂地生长。他们让批评成为流言，让流言成为批评，他们清楚并且相信流言的力量。然而，流言和“长江读书奖**”终于被“思想家”册封到“思想史”上了。秦晖先生在宏文中义正辞严、一本正经地教导我们说：“近两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年5月间由戴晴、甘阳文章而激化的、6月间因„长江《读书》奖**‟而更趋尖锐的争论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代中国„问题‟与„主义‟论战、《读书》办刊方向的争论和„长江《读书》奖‟是否公正的争论。……„长江《读书》奖‟的主要批评者都明显的把三个层次的问题区分开来，不把评奖过程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问题与汪晖、钱理群著作的思想及学术评价混为一谈，更不把它与《读书》方向问题、„主义与问题‟论战问题纠缠在一起。我以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它不仅符合就事论事、不搞泛道德非逻辑批判的理性分析原则，符合当下文化生态中使讨论更有效的目的，而且事实上，这也是最有利于争论中的另一方的。”秦晖先生不仅感觉到真理、正义和道德都是囊中之物，此刻就稳稳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已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貌岸然，因此不由自主地提高了声调说：“本着就事论事谈„程序‟的原则，人们是不应扯出这种话题。可是一些辩护人非要把程序问题变成学术论战或„主义‟论战，这不是自找麻烦，自己挑起这种话题吗？”秦晖先生的口吻就像一个家长在吓唬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子：你这不是讨打吗？面对这种家长式的关怀，胆怯的我不由得想悄悄地问一声秦晖先生：是谁把三个层次的问题搅在一起，是谁把思想和学术的论战变成了一场小媳妇式的纠纷和**，又是谁把昏天黑地的纠纷和**当成了一场思想和学术的论战，甚至于说“在思想史上会留下浓重的一笔”？然而想不到没等我发问，早已经跌入了秦晖先生布置好的天罗地网之中。秦晖先生说：“网上有论者要求新左派拿出„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的风度。这样的要求在中国也许高了点，但要求他们不要落井下石，做„在屠宰场边吃草的绵羊‟，这应当并不过分。（秦晖先生，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分明我都明白，但是一连起来我可就糊涂了。比如，到底是应该“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还是“做屠宰场边的绵羊”？）……汪晖在我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就首先向我表示声援（所以当朱健国、朱学勤、徐友渔、葛剑雄先生群起而造谣、诬陷、诽谤和攻击汪晖的时候，秦晖先生是最后一个跳出来的）。这是我不会忘记的。但更多的新左派却在自由主义被剥夺发言权之际扩大了对他们的攻击。有人宣称5?8事件以„一种简单、明快的方式结束‟了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人在抨击当前自由主义者的同时已把火力延伸到了惨死于暴政下的顾准等人身上；……”汪晖没有乖顺地做“在屠宰场边吃草的绵羊”，秦晖先生是“不会忘记的”。而“有人”既射击神圣的顾准（真是罪恶滔天啊！），又“结束”一手掌管着历史（历史已经在他们手里终结了）的自由主义（是不是吃了豹子胆啊？！）。“有人”??我已经被秦晖先生作为“落井下石”的“新左派”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你们从来不敢面对汪晖。汪晖获得“长江读书奖”，你们认为千载难逢的时机终于已经到了。你们可以控制和垄断舆论，可以利用不明真相的读者，可以利用人们难堪的嫉妒，你们终于能够有一次扛起正义这块被他们踩在脚下的招牌。??“《读书》终于出事了！”博库网站的这七个字概括了你们兴奋莫名的嘴脸，这七个字包括了你们这几年来漫长难耐的等待，这七个字活画出了你们的灵魂，我可以想象你们阴暗痛苦的心理已经转变成了狂喜。“积毁可销骨”，你们以为用你们的脏水一下子就可以把汪晖淹死，一举就可以把《读书》冲垮。不仅如此，告诉我“不争论”的秦晖先生，谆谆教诲我们不要把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和长江读书奖搅在一起的秦晖先生也终于喜不自禁、得意忘形地把我当作战利品绑在战车上拿来示众了。“不争论”也罢了，我没有什么争论的兴趣；“没有言论的空间”，那么就让我们在沉默中灭亡吧。然而，声称“不争论”的却一次次地挑起争论；“没有言论空间”的却动用全国舆论来声讨“公敌”；教导我们不要把主义与问题之争和长江奖搅在一起的人，一方面千方百计避开讨论，另一方面却为我们不断地展览造谣生事的无穷手段以及舆论镇压的力量。

对于言论自由我从来没有什么幻想。鲁迅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言论自由有它的限度和成长过程，我决不会把言论自由吹得天花乱坠；但是我却从来也没有否定过言论自由的意义，言论自由应当是人的一种基本的权利，剥夺他人言论的自由是人类的耻辱。秦晖先生到处宣传自己受到了迫害，甚至我这个被秦晖先生视为“落井下石”之人也曾经在公开的场合为秦晖先生呼吁过言论的权利，即使是不合时宜，即使是人微言轻。秦晖先生明明知道我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在“风与旗”一文中，我通过对卢森堡思想的引述表达得非常清楚：“她主张无产阶级应该继承资产阶级包括议会民主在内的一切必要的遗产。她主张绝对的自由，包括给反对派以真正的自由。她认为所谓自由就是反对的自由，没有反对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我厌恶和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甚至也因此而厌恶成为权力的帮凶为虎作伥的知识分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尊敬鲁迅，而厌恶胡适的最主要的原因。我认为爱国并不等于爱政府，爱政府也并不等于爱国；但是我从来不想把自己打扮成“自由斗士”，“持不同政见者”，“反政府的义士”。我厌恶那些自我包装、拍卖、取媚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我尤其厌恶一边声称“人权”和反对暴力、强权、专制，一边漠视横死于帝国主义野蛮的导弹攻击之下的无辜同胞的生命，更可耻的是他们还要向那些杀人的强盗献媚讨好。作为身处第三世界的中国的一个不甘受压迫的被强暴者，我的立场和主张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正因为我反对专制，正因为要把反对强权和暴力的逻辑贯彻到底，所以在国际上必然要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我反对把美国妖魔化，但我也同样要揭露那些把美国天使化的人的企图。我主张历史地和理性地对待美国。我不是一个所谓民族主义者，然而民族主义不可一概而论：超级大国的民族主义就是霸权主义；然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民主和反霸权的积极意义。秦晖先生在《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奖事件”》控诉我罪大恶极“„结束‟自由主义”，我决不会狂妄到以为能够创造一个螳臂当车的奇迹，你真是太小看自由主义了。相反事实是，自由主义正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凯歌昂进、长驱直入，甚至连国家宪法也被粗暴地踩在脚下。与秦晖先生所说的相反，我不过是把这场轰炸看作是对于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争的一个通俗的阐释和说明。在文章里我是这样说的：“在1998年的年底和1999年的年初发生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我没有想到这场论争以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样一种简单、明快的方式结束。80年代启蒙主义的理想天国最终是以资本主义的无耻掠夺作为兑现，而90年代全球化的知识喜剧以美国轰击中国大使馆而告终结。”（对照一下我的原文，就知道秦晖先生是多么善于为别人的话作出自己的解释）对历史都被它搞掂了的自由主义（历史终结），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我不过说，这场轰炸撕下了所谓自由主义的遮羞布，当美国军队毫无顾忌地攻击一个主权国家的大使馆，摧毁一个主权国家的电视台扼杀甚至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中国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又一次通过了他们的考试，证明了他们对于强权有奶便是娘的一惯态度。那些手拿自由主义旗帜站在国境线上的人，他们一方面在国内为权力腐败、权钱交易、化公为私、贪污腐败大唱赞歌，认为“腐败是改革开放的润滑剂”；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讨好强权和霸权主义，把强权和炸弹当作真理。因此我在“风与旗”中说，在中国没有什么自由主义，只有法西斯主义。

我可以坦言：我是反对所谓自由主义的。但是我反对所谓自由主义，只是因为我太天真地相信自由主义的那些教条了：你不是叫嚷私有化叫嚷产权明晰吗？那么请你先给我把化公为私吞进去的钱给我吐出来；你不是为资本叫公平么？那么你把清白的资本拿给我看看，把那些刚刚将工人农民的血汗洗干净的“资本”给我留下。你不是说什么自由么？你有贪污腐败的自由，但是也请给我一点反对贪污腐败的自由，你有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也请给我以反抗剥削和压迫的自由。你们不是高喊法律和人权吗？那么请你们看一看被践踏的下岗工人和农民，请尊重曾经订下的法律和契约。

秦晖先生要区分经济自由主义和人文自由主义，但我不知道秦晖先生怎样去区分正在唱着双簧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人文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如果说他们有一点区别的话，那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异常地坦率，以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而人文自由主义则充满了虚伪，又要做婧子，又要立牌坊，羞羞答答，遮遮掩掩。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今年在 “中国企业健康成长论坛”上说：“我反对渐进改革，因为中国改革的重心是由等级特权的制度改成资产界定的制度。这个转变中间有一个„印度制度‟，……所以，在1985年听说中国有大量贪污出现的时候，我并不认为是坏事，因为那是必经之路，……我常说民主制度下，贪污是由上而下，集权制度贪污是由下而上。……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是做得很好的，先搞经济是对的，等把产权问题搞清楚了再讲民主。”他说：“人权平等与产权平等不可兼得，假如要在产权上每一个人都平等的话，那么人权就不可能平等了。……在私有产权下，产权不平等，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没有钱，但人权可以平等，人权平等可以搞司法制度。”网上有一位叫做“天步行者”的人说：“张五常这类货色也称学者？他应该到大学一年级再学习十年！”实际上，“应该到大学学习的”并不是张五常，而是天步行者，因为天步行者根本就没有明白什么叫做“人权”。有一位叫做“议宣”的人说：“西方资产阶级好歹还要脸，还虚伪地披上民主和人权的外衣；这里的资产阶级连脸都不要了，露出独裁的本来面目赤膊上阵了。”其实西方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其实也并不是中国资产阶级特别不要脸，只不过是“要脸”和“不要脸”有一个历史过程而已，就像从腐败到民主需要一个过程一样，也就像把钱洗干净要有一个过程一样。朱学勤先生要我们分清“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脚”，好象“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脚”什么时候还分开过似的。朱学勤先生是学历史的，却忘记了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历史上，也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看不见的手”和“看不见的脚”总是勾结在一起的，被中国的自由主义理想化了的美国更是民主制和奴隶制天衣无缝的完美结合：

一边是《独立宣言》，一边是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对黑人的奴役。张五常先生至少还有一点基本的诚实，清楚并且承认产权和民主之间肮脏的历史联系。比起张五常先生来，比如天才的社论作手朱学勤先生，就缺少这种思想的诚实。对于张五常先生，我要说：尽管我不赞同你的无耻的观点，但是我颀赏你的诚实的无耻。而对于朱学勤先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表演，我应该说什么呢：也许我应该称赞你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思想的戏子。朱先生曾经有一本大著叫做《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然而，“道德理想”覆灭不久就扯起了“人文精神”的大旗，并且在《城头变幻二王旗》中对“凡尔赛的前任文化部长”王蒙先生大加挞伐。这些年来对于王蒙先生的批评不少，无疑也是必要的；但是朱学勤先生对于王蒙先生有关文化部长的构陷却是阴险、卑劣和令人不耻的。然而，“人文精神”的道德噪音还未消失，朱学勤先生就又献出了“技术官僚在朝，人文知识分子在野”的伟大国策。也许朱先生此言只不过是要追认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完美无憾的的国家（我在这里并不是泛泛地按照通常所谓的“专家治国”的要求，而是严格按照朱先生的设计要求来评价的。通常人文知识分子也可以算作专家，比如王瑶先生这样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学者也是自视为“专家”的，而朱学勤先生把技术官僚和人文知识分子对立起来的时候，是只把技工、技术员、工程师等受过工科培训的官员才算作“技术官僚”的）。等到自由主义成为“1998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景观”的时候，朱学勤先生又成为了“自由主义”的新闻发言人，向我们堂皇地宣告自由主义浮出了海面。尽管朱先生一直在思想学术的海面上了望，但是我不知道朱先生这一次又是怎样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的高调的圣贤一跃而成为低调的“利益最大化”的自由主义者的。朱先生的每一篇文字都是声情并茂、气盛言宜，朱先生的思想和学说可以说是云兴霞蔚、气象万千，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我们甚至不知道迎风招展的朱学勤先生已经在“思想学术”的海面上翻了多少跟头。挟持着“西方学术专业”的徐友渔先生以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气概呵斥刘禾先生，说刘禾先生没有批评《白银资本》的资格。徐友渔先生一手遮天、气吞山河之势把我们这些远离“学界”，被呵斥惯了，既无知又不识既不学又无术的小民，吓得连屁都不敢放一个。然而当徐友渔先生拿大旗作虎皮把他采获的最公正的金岳霖大奖拿出来吓唬我们的时候，人们却一哄而散了。这会儿也许徐先生仍然还站在金岳霖的奖状下面纳闷呢。

秦晖先生在《当代思想史上的“＜读书＞事件”》的雄文中声色俱厉地谴责甘阳先生“拨弄人事纠纷”，“把本来对学者中的笔墨官司完全是局外人的两位德高望重的出版家搅了进来，给人以一场《读书》论争不过是两位主编操纵一些文人作权位之争的恶劣印象。”秦晖先生在此急于要把“德高望重的出版家”洗干净，然而朱学勤先生却毫不留情地撕下了他们的面皮：“一般而言，文人雅士的内心虱子要比老百姓多那么一点，因为他们离不开„瞒‟与„骗‟。……文人雅士经常舔惜内心那张华美皮袍，把它弄得又湿又暖，故而那些虱种特别喜欢爬上那张皮袍，并以惊人的速度在那上面迅速繁衍开来。”朱学勤先生生在海上，故作豪放，肆无忌惮；然而，相形之下，秦晖先生却是太老实了，想做流氓却又没有一点点流氓的风度，吞吞吐吐，弯弯曲曲，显得萎萎琐琐，不堪入目，使人不禁既愤怒又可怜。朱学勤先生呼风唤雨、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就像一个文字的魔术师，我们只有掌声鼓励的份儿；然而，秦晖先生却不能运斤成风，心里四面都是陷阱，所以脚下破绽百出，结果弄巧成拙。我们家乡有句俗语，讽刺那些把屎拉在裤裆里却缺少自知之明的人：不知道屎臭，还要挑起来。我真佩服秦晖先生的胡搅蛮缠和英勇无畏。秦晖先生在文章里拙手拙脚地耍了一通花枪之后遥指甘阳先生。在局外人看来，甘阳先生也许是有些气急败坏，“更让人莫明其妙”。然而，秦晖先生明白甘阳先生即使浑身解数，也有难堪的时候：“在如今内地的语境下，公开批评一本杂志离经叛道十分容易，公开批评它循经卫道却几乎不可能，这倒不光是批评者或是发表的媒体有风险，对被批评者而言，只要它还想保持民间色彩，也会被置于不尽公平的尴尬之中而无法自由申辩：如果它表白自己其实是离经叛道的，这无异于往强权的枪口下送，等于是逼它做„烈士‟。如果它不这样表白，又无异于默认了循经卫道的„污点‟而使自己的民间声誉扫地。所以不难理解，它对这种批评一定会异乎寻常的愤怒与委屈。”不论秦晖先生怎样缺乏理解和辨别的能力，这一点还是清清楚楚的，心里一点也不含糊。尽管我们表扬过秦晖先生的英勇无

畏，但是他也知道有些事情是见不得人的；所以秦晖先生在虚张声势地声讨甘阳先生的时候用并不高明的伎俩省略了激起甘阳先生义愤的用“前《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的名字贴在网上署名“亦远”的檄文，用甘阳先生的话来说是“腌腌渣渣，见不得人”的“极为龌龊”的“冷枪暗箭”和“卑劣把戏”。秦晖先生心里明镜似的，如果沈昌文先生来到阳光下面，如果我们知道了《读书》**的真相，我们就不会对甘阳先生的愤怒感到“莫明其妙”了。秦晖先生知道甘阳有苦难言、百口莫辩的困境，因此当我们面对秦晖先生的“莫明其妙”和故装天真无邪的样子就一方面不禁肃然起敬另一方面又忍不住要发笑了。秦晖先生说：“《读书》的人事问题外人难知内情，但通过撤换主编来改变报刊面貌的确是国内通行的做法，戴晴做这样的理解是可以理解的。”秦晖先生和别的正人君子一样明确暗示汪晖是官方安插到《读书》的（这就是秦晖先生以及自由主义者的“自由”：可以“自由”地诬陷、造谣以及虚构、想象和发挥，而且这种“自由”还成为了他们“主义”。然而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官方的报纸却要来剿杀自己培植的汪晖，就好象我们无法想象有谁会放出恶狗来咬死自己的亲人一样。），而沈昌文先生也一直刻意要把自己打扮成为反政府的“异议人士”（为什么此前范用等前辈60岁正常退休，而沈昌文先生65岁退休就成了思想烈士呢？这真是我有所不懂的自由主义逻辑。是不是一把自己打份成为“异议人士”，就获得了终身制的权力呢？不然是不是就是受到了政治迫害？），这一点我想身处其中的秦晖先生是早已领教了的；沈昌文先生在退休时有意发表两篇文章使《读书》杂志陷入险境，秦晖先生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是沈昌文先生还有更不可告人的另一面恐怕连秦晖先生也有所不知。《读书》主编的变动竟然惹起了中国知识界空前的**，如果不是有人像秦晖先生所说的“别有用心”操纵，我们就真要难以理解了。那些黑暗中的人物，那些流言的温床，让他们自生自灭吧。鲁迅说：捣乱有用，也有限，然而以其成大事者古今无有。毛主席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秦晖先生满腔悲愤地控诉并且居高临下地教训道：“在今年以来的文化生态变化中，自由主义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不仅许多„人文自由主义‟者被剥夺了发言权，甚至„经济自由主义‟也一度受到打击，而„新左派‟的势头却有增无减。在这样的氛围中无论什么„主义‟者，只要有一点起码的真诚都应该明白„自由优先于主义‟的道理。”可疑的是，“被剥夺了发言权”的“人文自由主义者”能够操纵从南到北的党政机关报纸和全国的舆论，几乎使汪晖一时间消失于谣言和中伤的汪洋大海之中。我没有看到这些报纸为汪晖留下一点哪怕呼吸的空间。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又所谓“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或者说到底是不是“中伤”、“诽谤”，这只有施加攻击者如秦晖、朱学勤、朱健国、葛剑雄、徐友渔等先生和被攻击者如董秀玉、汪晖先生才知道，像我们旁人是体会不到的。

秦晖先生一方面一本正经地声明“我也不赞成把这件事说成是„学术腐败‟或„丑闻‟，尤其是不赞成在第一轮批评中、也就是在《读书》与汪晖本人尚未做出解释之前就做出这样的判断。”另一方面，秦晖先生又毫不犹豫地判决说：„规则‟问题的是非是明摆着的，“„长江‟或《读书》的负责人若自己得了„长江《读书》奖‟，会给世人留下什么影响，这难道还用多说吗？”面对汪晖无可动摇的学术贡献，这帮余华所说的“媒体学者”或“假学者”没有一个有一点勇气站出来质疑汪晖的学术成就，因此只有在程序公正的问题上绕来绕去。秦晖先生说：“尽管„规则‟问题的是非是明摆着的，但旁观者却容易产生无聊之感”。秦晖先生抱怨旁观者产生无聊之感，我想也许只有你们这帮以造谣为业的媒体学者才会感到这种纠缠不是无聊而是有聊，或者甚至于咀嚼得有滋有味。在程序公正的问题上，曹般先生的《究竟谁在破坏程序》说得简单明了，秦晖先生把曹先生的观点归纳为三点：

1、对该奖的批评是„以后果来判断规则，推翻规则‟，因而是无理的。

2、程序公正只有契约性，没有绝对性，因此不能过于强调。

3、批评者自己参与了程序的制定，看到结果后又批评这一程序，这实际上是违背了程序正义。程序公正只有契约性，没有绝对性，程序公正是相对的，这一道理恐怕只要有一点点理性的人，都会懂得的。正因为程序公正是相对的，程序是人制定出来的而不是先验的，所以才长江读书奖工作室和朱学勤先生等人对于程序有着各自不同的设计。荒唐而可笑的是朱学勤先生等人认为别人制定的程序不是公正的程序，只有朱学勤先生自己制定的程序才是公正的程序，才是唯一合符正义的程序。曹般先生谈程序公正因

为并不是像朱学勤等先生那样是为了围剿汪晖，在理论逻辑上不需要弯来绕去，所以谈得清清爽爽。然而，秦晖先生却要故意装疯卖傻：“遵守„契约‟这一原则本身是不是„绝对‟的？如果遵不遵守契约本身都„相对‟化了，那还有什么„契约性‟可言？”我不知道从秦晖先生所概括的曹般先生所说的三条中怎么能够推出秦晖先生的这一结论来？??也许秦晖先生求胜心切已经失去了读别人文章的耐心，因此在这里我只好不辞烦难将曹般先生本来清楚明白没有丝毫歧义的观点重新表述一次：因为程序公正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程序，可以有种种不同的游戏规则，只要它是事先制定的，游戏规则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正如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所以它仅仅是“程序公正”或者“形式公正”，也就是说，它并不必然保证“内容公正”或者说“实质公正”；然而，不论它是不是对于我不利，也不论它是不是会产生我所不乐意看到的结果，我们都应该要遵守这一程序所产生的结果，这种对程序或者秦晖先生所说的“契约”的尊重应该是绝对的。正因为遵守契约这一原则在曹般先生看来是是绝对的，所以曹般先生才对事后造谣生事的雷颐、葛剑雄等尊敬的先生们猛喝一声：究竟谁在破坏程序！雷颐先生把学术评奖看作是商业促销摇奖，秦晖先生把万圣书园的书店老板也扯来比附，真是利令智昏。

秦晖先生宣称：“我不支持知识分子那种传统性的圣王情结与教主意识，但在社会转型时期为了跳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因境，的确需要那种以殉教精神争取世俗社会、以积极的理想争取„消极自由‟、以高调的人格落实„底线伦理‟的圣雄现象，需要一种能够摆脱强权哲学与犬儒哲学互补状态的新理想主义。”秦晖先生你“想跳出„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就像要你摆脱那种自封的“大法官”的感觉一样是不可能的。长江读书奖在其章程中已经明确宣布是奖励优秀的汉语学术著作，汪晖的书是不是优秀的汉语学术著作自有学术委员会来评判，这些评委就是你秦晖先生所说的“裁判”。然而，秦晖先生却满腔义愤地冲进赛场，当起了“超级裁判”（也许观众会提这样一个问题：你当初拒绝当“裁判”（寄推荐表），是不是为了最后当“超级裁判”？）如果是为了自由主义，为了“消极自由”，秦晖先生完全可以作壁上观，笑看长江读书奖的“丑闻”，笑看长江读书奖的评委们“自取其辱”，总而言之不会是秦晖先生的利益和名誉受到损失。可是，秦晖先生终于不满足于“消极自由”，而是立志成为一举澄清宇宙的圣贤，他发出了警钟一样的一声浩叹：“我不出如苍生何！”然而，如果我们是真心实意的自由主义者，也许我们会退一步，也许我们会想一想：我们有什么权利在这里吹哨子、扔鸡蛋，充当超级裁判或者足球流氓呢？！“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你们的自由主义祖宗留给你们的祖训，可是你们的能耐却是以道德警察的身份到处聚众滋事。在我们这样一个暧昧而没有规范的时代，按照自由主义所宣称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无论你们怎样见利忘义，有奶便是娘，我都并不会感到奇怪，我也从来没有想要从道德上谴责你们。然而，你别给我胡吹什么“高调的人格”，别给我乱侃什么“圣雄现象”。你给我打扫干净内心的肮脏，别把你高贵的关怀四处馈赠。秦晖先生，你可以像朱健国先生那样宣判汪晖“创学术腐败的新高”，但是别给我们绕那么多圈子。秦晖先生，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堕落到和朱健国这样的小报记者为伍，你知道朱健国先生这一活宝曾经和何清涟女士在小报上演出过怎样精彩的连台好戏。秦晖先生，我没有想到你会如此矫情、作秀，弯弯绕绕，前言不搭后语，你叫我怎么相信你“起码的真诚”？你为了表示与长江读书奖划清界线，刚刚在《南方周末》宣布你拒绝寄推荐表；然而，为了一头扎进长江读书奖**，转念又说“我个人因推荐表迷失于案头纸山之中错过了规定期限”。出尔反尔，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这也许是你的“自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真应该佩服你的聪明。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探索你的“底线伦理”在什么地方，但是请你也不要对我高喊什么“启蒙”。启蒙启蒙，启谁之蒙？难道我要学会像你们一样自己用今天的手抽昨天的嘴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要判断别人”，让我们常面对自己的内心，少对别人搞群众专政。自由主义也许卑之无甚至高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然而，你们又岂甘寂寞？

（作者旷新年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文最初发布时署名“无心杀手”）

第五篇：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txt点的是烟 抽的却是寂寞„„不是你不笑，一笑粉就掉！人又不聪明，还学别人秃顶。绑不住我的心就不要说我花心！再牛b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活着的时候开心点，因为我们要死很久。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英文了，OK？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3.23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

中国农民问题－－秦晖花絮：在秦晖到来之前黑板上已经写了几个字，其中有关秦晖的介绍文字写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导”，秦晖到来以后径直拿黑板擦擦掉了“博导”两字，盖因清华已经不让他带博士两三年了.农业问题千头万绪，国家说农业为基础，80年代每年都有一号文件（也就是说每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长期以来农业发展过程中问题很尖锐，直到2000年李昌平上书提到三最（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出了三农问题。而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农业不存在问题，农业，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已经不成问题，以前曾有米袋子菜篮子一说，如今只有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我这里所讲的也不仅仅是农村问题，农民真要出问题可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农村问题的主体体现在进程的农民与原体制的矛盾问题。如今关注农村问题的许多话题常常是几年一个转移，如劳力转移，产业化改革，提高农民收入，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关于农民问题的宏观发展趋势也常常有不同看法。人们常说农业发展第一波为大包干，第二波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非农业化（以非城市化的方式）。第三波是什么？96年有人说是农民进城，98年说产业化是第三波，2000年又有人说村民自治是第三波，最近则是说税费改革是第三波，说是继土改和联产承包后的第三次解放。事实上，第三波到底在哪里和对农民问题的宏观把握有关。

农民问题说复杂相当复杂，说简单也相当简单。它不像西方社会农民问题主要是保护的问题，而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大方向而言不存在悬念。中国农民问题矛盾很尖锐，但方向很清楚，还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不像西方是现代化以后的问题。

简单的说，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两大问题，一是权利（right）的提高，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权利的提高也就是杜润生先生曾经说过的“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杜老没有说给农民平均收入而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即权利，方向是抓的很准的。二十多年的改革也是沿此方向千斤的。重农也应该从这两方面着眼。中国应该有新重农主义，不是老的重农主义。老重农主义其实是重农抑商，表面上是重农，实际上是重国家财政，抑商是趋民归农，靠国家强力，包含很浓的国家统治的味道。实际是商鞅所说的“强国弱民”，重官抑民。历代王朝越重农，农民的日子越不好过，农民起义也往往发生在重农的时候。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都往往与实际意义相反，重商往往是加强了国家控制，反而抑制了商业的发展。现在要讲的新重农主义就是上面所说的两点，一是权利的提高，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

人数的减少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农民权利要提高，人数要减少其实合起来也就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权利提高的问题。下面分几点进行阐述。

税费改革

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现在的农村问题其实不是几十年农业发展的问题，也不是解放后农业发展的问题，而是两千年农业积累的问题，税轻费重，“明税轻，暗费重。集资摊派无底洞”。历史上农业税费也就两大块，一块是起，一块是存。起，即起运，解运到京城，存，即留，留在当地发展。起运的比重增大以后，地方上留下来的份额减少，要维持开支就要增加赋税，而增加赋税又常常让各级官员克扣，中央也无法掌握实际负担和开支情况。赋税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承受不起了就要改革，简化税折，明晰收费，让农民明确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减少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并税除费历史上其实很常见，而且初期效果往往很好，减少了中途流失，规范了收费过程，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常常不久以后就引起反弹，在税外出现新的费用，而且超过以前。中国老百姓并无纳税人权利，交什么不交什么完全由官府控制，一些名目在合并税费以后消失了，但给后来人重征创造了条件。比如说劳役，并入代役税由政府用这笔钱雇人劳动，实行一段时间以后政府需要劳力又需要农民出工了，原先农民交的代役税又不退给农民，每改一次农民负担加重一次。九十年代初期就推行过并税改革，过两三年后不够用了就又征，形成黄宗羲怪圈。

税费改革要搞，但不能广搞税费改革，要跳出黄宗羲怪圈就不能搞量出为入，而应该搞量入为出，不能政府要花多少钱就收多少，而应该反过来，根据收入确定支出。税费改革同时要精简乡镇机构，撤销乡政府也好，精简也好，实际上是一个人员安置问题，所以税费改革要与人员安置结合起来。另一个需要结合的问题是国家应该负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现在地方财政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办义务教育了。税费改革必然引出乡村政治体制改革和义务教育改革，其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皇朝与子民的关系造成的，而现代社会讲究的是无代表不纳税。税收应该受到纳税人权利的制约。农民负担问题仅靠税费改革是不够的。有人提议给农民免税，但这一提议本身也有问题。事实上，财政上免税是可行的（现在征税成本本身就耗掉了税额的一大半）。但我认为农民问题的最大问题在于传统身份性的归附，是因为身份低下而征收的这种税，并不是一种全民统一平等的税，还是属于皇粮的性质。农民交纳的也并不是个人收入所得税。按照目前月收入800以上需要交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标准，许多农民都不需要交这种税。流转税由于农民收入并非营业所得，更是无从谈起。有人提出农民交税是一种地租，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法律上土地并无国有，城镇土地是说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则是说的集体所有，国家并没有土地所有权。有人说三提五统就是一种地租，但如果承认说三提五统是一种地租，那承租方和租佃方之间的契约何在？双方并无契约自由，不是自由租佃，没有契约式的租佃关系。现在的农民，不管是否愿意都得交税，现在征税的合理性仍然延续的皇粮国税的思路。提免税实际上是承认国家有征税权，但实际显然并非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即使补贴而且不贴远远高于征收的税也不提免税。所谓税费问题其实还是一视同仁的问题，用同等眼光看待城市和农村的问题，减免税也不因某种身份而决定。中国应实行城乡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则许多问题将不成其为问题。

农民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即土地问题，许多人说农村的一切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导致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然后矛盾激化，引发农民战争。许多人说起私有制仍然总说可能引起战争，不住张100％的土地私有制，说即使承认私有产权的国家土地产权仍有保留，但这并不绝对，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其实从传统引申出来的解决现代农民问题的思路本身就成问题。地权真的很集中么？土地集中真的是由于自由买卖引起的么？农民战争是否由地主和佃农矛盾引起？每一个环节都有疑问。事实上历史上卷入农民战争的并不是无地可耕的农民，而是有地没法耕的农民。因为负担太重，土地成了想甩也甩不掉的包袱。即使承认土地兼并是一个问题，土地兼并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自由买卖造成的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论政的问题。历史上的特大地产并不是由自由贸易产生的，目前中国式的土地兼并不亚于土地私有化的国家。土地兼并以政府圈地的形式展开，土地承包的费用并不交给农民而是给了政府，造成农民无地可耕。政府圈地是一个典型现象，公司征地应该与农户一家一户的谈判签协议，但现在是政府做主，出现了描述旧社会时常用的“买通官府，害的人家破人亡，然后趁机买下了地”的情形。民间自由交易中想占这么大的地绝无可能，大多都是与政府勾结的。争论土地私有的双方立论本身就都有问题，双方都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会变成很大一片土地形成土地兼并格局，但这前提本身就很可疑。私有化以后会不会变成大片？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成大片？土地兼并并不因农民有产权，恰恰是因为农民无产权。现在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享有的是物权而不是债权，否定了把农民享有土地看成租地的行为，农民向集体缴纳的不是地租，拖欠也不够成可以回收土地的理由（而债权则是强调租佃关系，即债权关系的，强调支付地租是使用土地的前提，不交地租地主有权收回土地），实质上是强化了农民的产权，但这个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许多人仍然不住张私有，认为土地是一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可以私有。在农村没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以此反对私有则不成立。社会保障不能私有是指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不能自由，国家不能退给个人，而不是享有个人保障的权利不能私有。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是因为国家不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保障不能私有本身就是废话，所谓保障，即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现在本来就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个人也承担部分义务，但社会保障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和企业。现在政府无任何转移支付而强制个人掏钱，很容易造成官商勾结。所谓土地是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说法并不成立。实质上是国家享有权利而要农民承担义务，与通常的社保正好完全相反。说到这里扯远一点，在中国这种权利义务倒置的现象很普遍，比如说义

务教育，本来应该是政府承担费用的，结果却成了逼老百姓掏钱送子女上学，在严格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其实是不应该有希望工程存在的，所以现在希望工程也开始重点转移了，开始强调扶助贫困大学生了。政府在土地上享有权利而让农民承担义务不能说成是社会保障，而且还是把农民当作傻瓜。农民并不会有地就卖的，而且现在土地并不保障农民生活，反而成了农民纯粹的义务。土地在有些地方是零价值甚至是负价值，土地成为了农民想甩却甩不掉的包袱。农民的地权太弱，中国的土地问题不管是否实行土地私有都应该强化农民的地权。

以下为有关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产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秦晖教授的观点，因本人身体不很好，这里就只简单的说一下了。

产业结构调整，中央的提法是好的，但调整中由于农民权利得不到尊重，成了政绩工程。提高农民收入的说法也不错，但一旦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