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

第一篇：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范文

中国现行离婚法律制度

中国现行的离婚法律制度是从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来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他涉及离婚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构成相应的法律体系。基本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离婚法律制度的基本指导思想。婚姻自由已被《婚

姻法》确定为基本原则，婚姻自由自然包括离婚自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婚姻

当事人想离就离，可以轻率随意的离婚，而是以夫妻感情破裂作为离婚前提条件；可见，婚姻法这一规定既保障了离婚自由，也限制了轻率离婚！

2.离婚程序实行双轨制。《婚姻法》既规定了登记离婚，也规定了诉讼离婚，在双方

自愿离婚并且就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达成协议时，可以申请登记离婚；否则只能

通过诉讼程序离婚。

3.诉讼离婚实行感情破裂主义，离婚后果上兼顾过错主义。《婚姻法》规定了法院判

决离婚的标准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同时规定了过错方在分割财产时应少分或不

分，而且无过错方可以向过错方主张损害赔偿。

4.离婚过程中注重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权益。保护妇女子女的合法权益是《婚姻

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婚姻法》规定：在女方怀孕期间和分娩后一年之内或中止

妊娠后6个月之内，限制男方的离婚请求权！在子女的抚养问题上明确以子女的利益为优先靠虑因素。

中国的离婚法律制度体现在《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当中，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随着会社会的发展，新的司法解释也将适时颁布实施，我们国家的离婚法律制度将更加完备！

第二篇：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修改以后的《婚姻法》第一次将离婚救济理念植入离婚制度，但仍存在着明显的缺失。本文就此进行探究，提出拙见。笔者以为：当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首先，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婚姻法》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离婚时发生的赔偿，而非仅因离婚造成损害的赔偿，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婚姻过错行为与双方离婚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条规定还明确了下列问题：第一，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第二，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以离婚为条件；第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上述法定事由。因其他事由导致离婚的，如，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并未达到同居程度的，不属赔偿范围。

对现行法的上述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一）出台之前，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质疑和修改意见。

第一．有权提起损害赔偿的主体。婚姻法第46条第2款

（三），（四）项中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包括子女、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因此，离婚时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应仅限于夫或妻，还应当允许其他受害人提起，否则，将有悖于民诉法的诉讼主体规则。

第二．请求赔偿的过错情形。现行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以过错为原则，且限定为四种过错情形，这些不足以涵盖所有对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因夫妻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情形是复杂的，建议扩大法定情形范围。

第三．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程序范围。婚姻法第46条没有对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是我国法律确立的两种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无论夫妻选择哪种方式离婚都会产生同等的法律效力。离婚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的承担不应受到婚

姻关系解除方式的影响。因此，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诉讼离婚，也适用于协离第四．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要实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填补损害、遏制违法的功效，确定赔偿范围相当重要，而婚姻法修正案未予明确。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都应当赔偿。赔偿方式上也不仅限于赔偿损失一种，还可以同时适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如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等。

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解释，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第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是配偶中有过错的一方；第三，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原则上必须在提起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也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出损害赔偿之诉。相隔两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主要对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登记离婚的，除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明确表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的外，可在登记离婚一年内提起该项请求。这两个司法解释基本上解决了学者们对婚姻法第46条的上述疑问和建议，但还有空缺。

由上可见，我国法上的离婚损害赔偿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它是发生在特定民事主体之间（即夫妻之间）的，基于法定事由，只在提起离婚时或者离婚一年之内才能请求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法律设置离婚损害赔偿是要就已造成的财产和非财产损害以物质的形式对受害一方予以补

偿，让受害一方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救济，因此，不过于强调其对过错方“不忠“行为的道德评判和经济惩罚。夫妻相互忠诚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作为心理感受，无疑属于道德管辖的范畴，“婚外情“涉及有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及感情因素等问题，内心情感的复杂性为道德的讨论留有巨大的空间，这些尚无法弥补受害方的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害，公众所需要的不是口头上道德与法律的讨论，而是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包二奶“等问题，在不扩大重婚罪的前提下，以赔偿的方式予以处理，相对来讲，这种对临界状态的处理较为公平和合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婚姻当事人已厌倦了在法庭上对其生活隐私的讨论，而作为处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也同样把注意力转向对死亡婚姻的确认上，不愿过多地去探讨当事人过往婚姻生活中的对与错，因此，部分婚姻当事人倾向于用物质方式弥补相对方的身体、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早日从已死亡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婚姻法》第46条，这标志性的突破意味着在婚姻家庭领域，人们追求和向往的自由、平等、尊重、保障人权的态度和观念已普遍为社会所接受和支持；过去片面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淡化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否认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数千年义务本位法制传统也得到了扭转和改善。这个制度既补偿了相对方的损失，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

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一项当事人可供选择的权利救济措施与其他救济措施一起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若缺乏该要件，便使赔偿之责的承担失去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是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的依据。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要论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譬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作为该种情形的状况都是一致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是引发该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可能是配偶一方腐朽的多妻婚姻观的作祟；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长期紧张，配偶一方压抑负荷过重所致等。在这种种的缘由中，孰对？孰错？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在首肯了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前提下，作为从过错责任原则发展而来的过错推定原则，能否同样适用之？

推定是根据已知的事实推出未知的事实的一种判断方法或者判断过程。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

过错推定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区别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过错责任原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在过错推定原则中，采用的则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要求承担责任的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此时的权

利主张者不需要针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的责任。将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应用于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中是大有裨益，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例如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主张损害赔偿的，在证据采集上就存在着该现象。“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若想提供证人证言，民众往往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习俗的制约，不愿染指。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强制证人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责任。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能出庭作证的寥寥无几。而有些权利主张者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证据材料的采集程序不合法及其运用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有些权利主张者甚至于借助公安部门取得证据。通过向110举报，用110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材料向法庭出示。而这一做法，使公安部门事实上承担起捉奸的责任，无形中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负担，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成本。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利用了国家机构办成了自己的私事。当然，其间也不乏“忠厚”权利主张者对证据材料的提供束手无策。在这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或取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不予采用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若能适时地用之以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类似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过错推定原则应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

再者，将过错推定原则确定为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之一，能很好的与离婚立法相衔接。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间的众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形，这二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问题。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可以一举两得，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益彰。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个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几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失

学者普遍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效。但是，无论透过司法实践，还是进行理论的分析，这一制度的缺失都是不容忽视的。司法实践中传来的信息也不令人鼓舞。一者，当事人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所占比重很低；二者，即便当事人提出了赔偿请求，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也很低。中国法学会关于《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课题组的调查表明，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之所以受到冷落，原告举证困难和可提起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过窄，是该项离婚救济方式适用的两个直接障碍。

不仅如此，实践中反映出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必须以双方离婚为前提的规定，限制了配偶一方对婚姻中的违法行为，基于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依法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这使得许多婚姻当事人不离婚只要求配偶给予损害赔偿的愿望得不到司法支持，也使得受害人在不离婚的情况下，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成为不可能。以潘某诉丈夫刘某故意伤害案件为例。潘某与刘某结婚后，多次遭到刘的殴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严重殴打达27次。1999年1月8日刘再次用战刀、铁棍、铁链、皮带、鞋殴打潘，用手抠潘的眼睛，导致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眼球结膜下充血，血尿，腰痛，经北京市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为轻伤。2002年7月4日，潘某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刘某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被告人刘某附带赔偿因伤害造成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损失。一审法院做出判决，认定被告刘某殴打潘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同时认为，“自诉人潘与被告人刘的离婚案件尚未审理完结，对潘提出的民事赔偿诉求另行做出判决。”

可是，在婚姻法修改之前，这类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刑事案件，法院认定伤害罪成立，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同时，都一并给予了民事上的赔偿。

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身而言，其立法理念是在离婚时关注过错，追究过错方先前的导致离婚的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以使无过错获得精神的慰籍。这确实与中国《婚姻法》（1980年）确立的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的精神相矛盾。因为，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注重婚姻破裂的结果而不强调一方或双方的过错，对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有法学专家认为，离婚时的过错损害赔偿实际上是一个财产问题，是侵权法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无过错离婚，离婚是可以无过错的，但是在财产的问题上有过错还得赔。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第一，离婚损害本身主要是非财产上的损害。从法定四种违法行为侵害的客体和这一制度的功能看，它所针对的主要不是财产的损失（当然对人身的侵害，也会带来受害人财产的损失），而侧重于对无过错方精神痛苦的抚慰。只是赔偿损失这种民事法律责任方式，是通过过错方向无过错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体现出来的。第二，婚姻关系的确不是侵权行为的“豁免地”，婚姻家庭成员间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规定来请求法律保护。但现在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时或者离婚后法定期间内提起损害赔偿要求。就必然使其为了达到对过错方的民事制裁，在离婚诉讼之始，就收集各种证据证明对方过错的存在，难免使离婚双方在法庭上关注和追究一方的“婚姻过错”，从而忽视对婚姻关系实体是否已经死亡的判断，也就难免给中国无过错离婚原则罩上强调“过错”的阴影，客观上不利于个人离婚自由权的行使。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性质，学术界的看法尚不统一。

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侵权责任。不过《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各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却是值得探讨的。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而言，它们侵害的客体是明确的，是受暴配偶及其他受害家庭成员的健康权或生命权；而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类违法行为侵害的权利性质则尚不明晰。有台湾学者主张一方的婚外性行为，按照侵犯另一方的名誉权对待。

我国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侵犯了配偶权，但对配偶权的内涵又有不同理解，一是广义配偶权，泛指夫妻间的一切权利，是他们人身权、财产权的集合；二是狭义配偶权，仅指基于配偶身份的确立而产生的权利，它的核心是性权利，就是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性的独占权，即每一方既享有对对方性的独占权，又承担着性忠实的义务。

笔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名誉权则是“自然人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它是一个人得到社会合理评价，人格得到社会其他成员尊重的权利，有学者因此将它归为“社会尊重权”之列。

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或婚外同居只会使自己的社会评价受损，而不会因此损害到对方的名誉。因此，过错方的行为侵害的并非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至于配偶权，这一权利概念本身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果从广义上解释配偶权，实在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之必要；狭义配偶权其内涵又与时代的发展、立法的理念不相符合。至于《婚姻法》第4条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规定虽涉及夫妻忠实问题，但它是倡导性条款，并无强制性，不能据此推出夫妻负有相互忠实的法律义务。

笔者比较倾向于认为，依照《民法通则》第104条，将这两种行为归为侵害对方合法的婚姻家庭权，即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五．完善我国离婚损害制度的若干建议

2001年，当《婚姻法》修改处于讨论阶段之时，有学者提出了“离因补偿”的概念，并建议用“离因补偿”制度取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所谓“离因补偿”，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一方支付费用的标准以维持婚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为参照。这一制度的好处“是请求权人无须负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取得的他方有过错的证据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

根据台湾学者的解释，离婚之损害有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离因损害，“即夫妻之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犯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贞操义务之违反而侵害到对方之配偶权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它不具备侵权行为的要件，离婚本身就是“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它是离婚本身所生之损害，不限于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

按照台湾学者的理解，“离因损害”概念中的“因”，就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即配偶一方的过错行为。它不仅侵害到一方的权利，而且是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因此，用“离因损害”概括导致夫妻离婚的侵权行为是恰当的，这恰恰与大陆《婚姻法》中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相吻合。而大陆学者所说的“离因补偿”又与台湾学者所言“离婚损害”的内涵相同。不过，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非因一方过错行为所致。既然在这种情形下不存在具体的侵权行为，也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人，当然无所谓“赔偿”，只是“补偿”的问题。所以，在法律上“离因损害”的后果是赔偿，“离婚损害”的后果是“补偿”。为此，建议吸收两岸学者观点的长处，避其短处，将大陆学者倡导的“离因补偿”改称“离婚补偿”,以便与台湾学者所论述的“离婚损害”相一致，避免不在同一语境下的讨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成果之一。学者对它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未来民法典亲属编中是否继续保留这一制度，抑或用“离婚补偿”制度取代它，均需理论的比较与探究作为制度设计和选择的基础。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民法典亲属编在对离婚救济制度设计时，需把因离婚带来的损害和家庭成员间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前者当属离婚救济制度的内容，这表明离婚虽然不是侵权行为，但它就像吸烟一样，对离婚双方乃至子女都是有害的。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必须采取必要的救济手段，避免或减少破绽主义离婚带来的“贫困女性化”等与离婚公平原则相悖现象的发生。至于后者，即家庭成员间的侵权行为，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或者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原则来获得的权利救济。因为，如果对婚姻家庭内部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需以离婚为代价，那么，在婚姻家庭法中就强化了婚姻是侵权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豁免地”，从而陷入传统的“法不入家门”的“公”、“私”领域有别的巢穴。

当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首先，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增加如下情形作为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的理由：1，他人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程度的；2，使他方欺诈性抚养子女的；3，因犯强奸罪被判入狱的。即便增加上述情形，也难免有疏漏，故从立法技术上考虑，还需在具体情形之

后设一个兜底条款：“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情形”。

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因为，绝大多数婚姻过错行为发生时多处在隐秘状态，很难有第三人在场，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更是不知情。离婚时，当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诉求时，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无过错方要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他们往往难以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因此，需从证据规则入手，针对具体情况，作一些变通规定。例如，当无过错方收集的证据表明对方有过错，但尚不充分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

总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成果之一，但仍存在着缺失。目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需要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参考文献

[1] 李绍章著：《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意义》，中国教育报

[2] 梁慧星著：《民商法论丛》第4卷

[3]（美）康斯坦丝·阿荣斯著，陈星等译：《良性离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顾洁妮著：《对我国婚姻法修正案中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范分析》，http://.2004年1月23日访问。

[5] 范李瑛著：《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有关问题探讨》，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第5期）

[6] 王利明著：《关于重婚问题和离婚损害赔偿问题 》，人民法院报，2000（第1233期），第3版。

[7]黄彤著：《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8]程华著：《婚姻法条文新解》，苏州职业大学学报，2001（第4期）

第三篇：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修改以后的《婚姻法》第一次将离婚救济理念植入离婚制度，但仍存在着明显的缺失。本文就此进行探究，提出拙见。笔者以为：当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首先，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婚姻法》在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可见，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导致双方离婚时发生的赔偿，而非仅因离婚造成损害的赔偿，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的婚姻过错行为与双方离婚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该条规定还明确了下列问题：第一，享有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仅限于夫妻中无过错的一方；第二，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必须以离婚为条件；第三，提起离婚损害赔偿，仅限于上述法定事由。因其他事由导致离婚的，如，一方有婚外性行为并未达到同居程度的，不属赔偿范围。

对现行法的上述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的司法解释

（一）出台之前，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质疑和修改意见。

第一．有权提起损害赔偿的主体。婚姻法第46条第2款

（三），（四）项中家庭暴力和虐待、遗弃的对象并不仅限于夫或妻，还包括子女、父母等其他家庭成员。因此，离婚时过错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不应仅限于夫或妻，还应当允许其他受害人提起，否则，将有悖于民诉法的诉讼主体规则。

第二．请求赔偿的过错情形。现行法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以过错为原则，且限定为四种过错情形，这些不足以涵盖所有对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行为。现实生活中，因夫妻一方过错导致离婚的情形是复杂的，建议扩大法定情形范围。

第三．离婚损害赔偿适用的程序范围。婚姻法第46条没有对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适用范围做出明确规定。诉讼离婚和协议离婚是我国法律确立的两种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无论夫妻选择哪种方式离婚都会产生同等的法律效力。离婚损害赔偿法律责任的承担不应受到婚姻关系解除方式的影响。因此，离婚损害赔偿既适用于诉讼离婚，也适用于协离

第四．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要实现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填补损害、遏制违法的功效，确定赔偿范围相当重要，而婚姻法修正案未予明确。无过错方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都应当赔偿。赔偿方式上也不仅限于赔偿损失一种，还可以同时适用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如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等。

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对离婚损害赔偿的解释，明确了三个问题：第一，损害赔偿既包括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第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是配偶中有过错的一方；第三，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原则上必须在提起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也可在离婚后一年内单独提出损害赔偿之诉。相隔两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主要对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解释：登记离婚的，除当事人在协议离婚时明确表示放弃损害赔偿请求的外，可在登记离婚一年内提起该项请求。这两个司法解释基本上解决了学者们对婚姻法第46条的上述疑问和建议，但还有空缺。

由上可见，我国法上的离婚损害赔偿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赔偿，它是发生在特定民事主体之间（即夫妻之间）的，基于法定事由，只在提起离婚时或者离婚一年之内才能请求赔偿的一种民事责任。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目的

法律设置离婚损害赔偿是要就已造成的财产和非财产损害以物质的形式对受害一方予以补偿，让受害一方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救济，因此，不过于强调其对过错方“不忠“行为的道德评判和经济惩罚。夫妻相互忠诚是人类普遍的心理需求，作为心理感受，无疑属于道德管辖的范畴，“婚外情“涉及有思维方式、道德标准及感情因素等问题，内心情感的复杂性为道德的讨论留有巨大的空间，这些尚无法弥补受害方的财产或精神上的损害，公众所需要的不是口头上道德与法律的讨论，而是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社会上日益严重的“包二奶“等问题，在不扩大重婚罪的前提下，以赔偿的方式予以处理，相对来讲，这种对临界状态的处理较为公平和合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婚姻当事人已厌倦了在法庭上对其生活隐私的讨论，而作为处理离婚案件的法官，也同样把注意力转向对死亡婚姻的确认上，不愿过多地去探讨当事人过往婚姻生活中的对与错，因此，部分婚姻当事人倾向于用物质方式弥补相对方的身体、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早日从已死亡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婚姻法》第46条，这标志性的突破意味着在婚姻家庭领域，人们追求和向往的自由、平等、尊重、保障人权的态度和观念已普遍为社会所接受和支持；过去片面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淡化个人观念、权利观念、否认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数千年义务本位法制传统也得到了扭转和改善。这个制度既补偿了相对方的损失，又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

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作为一项当事人可供选择的权利救济措施与其他救济措施一起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况。

三、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无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若缺乏该要件，便使赔偿之责的承担失去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作为最后的因素和基本的因素来加以考虑，是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的依据。婚姻法属于民法的范畴，但是婚姻法在突出自愿、平等这一民事法律的基本特征时，其与普通民事法律相比较还带有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要论是非，要论对错，难度相对来说较大。譬如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作为该种情形的状况都是一致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但是引发该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可能是配偶一方的喜新厌旧，见异思迁；有可能是配偶一方腐朽的多妻婚姻观的作祟；有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长期紧张，配偶一方压抑负荷过重所致等。在这种种的缘由中，孰对？孰错？因此，在适用过错损害赔偿原则时，对过错的认定要摆脱伦理道德的束缚，应该从婚姻法的角度来考虑；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在首肯了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的前提下，作为从过错责任原则发展而来的过错推定原则，能否同样适用之？

推定是根据已知的事实推出未知的事实的一种判断方法或者判断过程。过错推定，是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

过错推定原则与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区别在于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同。过错责任原则采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在过错推定原则中，采用的则是举证责任的倒置，即被要求承担责任的人只有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或者存在法律规定的抗辩事由时，才能免责。此时的权利主张者不需要针对自己所提出的主张承担举证的责任。将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应用于婚姻法的损害赔偿制度中是大有裨益，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存有相当的难度。例如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主张损害赔偿的，在证据采集上就存在着该现象。“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来证明配偶与婚外异性该种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呢？若想提供证人证言，民众往往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等传统习俗的制约，不愿染指。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没有强制证人作证，更没有规定证人不作证的法律责任。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能出庭作证的寥寥无几。而有些权利主张者雇佣私家侦探或干脆自己充当起私家侦探的角色，期望借助这些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权利请求，但往往会由于证据材料的采集程序不合法及其运用引发权益之间的冲突。譬如，将捉奸照公布于众，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将同居的事实大肆渲染，可能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名誉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等等。有些权利主张者甚至于借助公安部门取得证据。通过向110举报，用110所制作的询问笔录作为证据材料向法庭出示。而这一做法，使公安部门事实上承担起捉奸的责任，无形中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负担，增加了公安部门的工作成本。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是利用了国家机构办成了自己的私事。当然，其间也不乏“忠厚”权利主张者对证据材料的提供束手无策。在这种种状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该种局面：由于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证据，权利主张方的请求权实现不了，应承担责任的一方则可逃脱法律的惩处。法院的法官明知存有侵权的事实却苦于证据的缺乏或取得证据的手段不合法不予采用而无法对被侵犯的民事权益给予相应的民事救济。在该种局面下，损害赔偿制度确立的立法价值，其所透析的立法精神便荡然无存。若能适时地用之以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类似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提供救济，因此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过错推定原则应引入到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

再者，将过错推定原则确定为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之一，能很好的与离婚立法相衔接。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1）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2）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3）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4）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5）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其间的众多情形同样适用于损害赔偿的情形，这二者是相通的。在婚姻当事人行使离婚请求权时，其同样面临着主张损害赔偿所面临的举证问题。将过错推定原则引入，可以一举两得，使离婚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相得益彰。更何况婚姻家庭关系是个感情色彩非常浓厚的民事法律关系，强烈的伦理道德性，复杂性，会使婚姻家庭领域随时可能出现法律所预料未几的新情况、新问题。过错推定原则也会有助于对此类婚姻家庭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整。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缺失

学者普遍认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抚慰、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效。但是，无论透过司法实践，还是进行理论的分析，这一制度的缺失都是不容忽视的。司法实践中传来的信息也不令人鼓舞。一者，当事人离婚时提起损害赔偿的案件在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中所占比重很低；二者，即便当事人提出了赔偿请求，最终获得法院支持的比例也很低。中国法学会关于《婚姻法执行中的问题》课题组的调查表明，离婚时的损害赔偿在实践中之所以受到冷落，原告举证困难和可提起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过窄，是该项离婚救济方式适用的两个直接障碍。不仅如此，实践中反映出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无过错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发生必须以双方离婚为前提的规定，限制了配偶一方对婚姻中的违法行为，基于其作为民事权利主体依法产生的赔偿请求权的行使。这使得许多婚姻当事人不离婚只要求配偶给予损害赔偿的愿望得不到司法支持，也使得受害人在不离婚的情况下，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成为不可能。以潘某诉丈夫刘某故意伤害案件为例。潘某与刘某结婚后，多次遭到刘的殴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严重殴打达27次。1999年1月8日刘再次用战刀、铁棍、铁链、皮带、鞋殴打潘，用手抠潘的眼睛，导致潘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左眼球结膜下充血，血尿，腰痛，经北京市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鉴定为轻伤。2002年7月4日，潘某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自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刘某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同时要求被告人刘某附带赔偿因伤害造成的医药费、营养费、误工费等损失。一审法院做出判决，认定被告刘某殴打潘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同时认为，“自诉人潘与被告人刘的离婚案件尚未审理完结，对潘提出的民事赔偿诉求另行做出判决。”

可是，在婚姻法修改之前，这类因家庭暴力导致的刑事案件，法院认定伤害罪成立，对被告人判处刑罚的同时，都一并给予了民事上的赔偿。

就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本身而言，其立法理念是在离婚时关注过错，追究过错方先前的导致离婚的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以使无过错获得精神的慰籍。这确实与中国《婚姻法》（1980年）确立的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的精神相矛盾。因为，破绽主义的无过错离婚原则注重婚姻破裂的结果而不强调一方或双方的过错，对离婚过错损害赔偿是持否定态度的。尽管有法学专家认为，离婚时的过错损害赔偿实际上是一个财产问题，是侵权法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无过错离婚，离婚是可以无过错的，但是在财产的问题上有过错还得赔。

这里必须明确的是：第一，离婚损害本身主要是非财产上的损害。从法定四种违法行为侵害的客体和这一制度的功能看，它所针对的主要不是财产的损失（当然对人身的侵害，也会带来受害人财产的损失），而侧重于对无过错方精神痛苦的抚慰。只是赔偿损失这种民事法律责任方式，是通过过错方向无过错方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体现出来的。第二，婚姻关系的确不是侵权行为的“豁免地”，婚姻家庭成员间的违法行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规定来请求法律保护。但现在无过错方必须在离婚时或者离婚后法定期间内提起损害赔偿要求。就必然使其为了达到对过错方的民事制裁，在离婚诉讼之始，就收集各种证据证明对方过错的存在，难免使离婚双方在法庭上关注和追究一方的“婚姻过错”，从而忽视对婚姻关系实体是否已经死亡的判断，也就难免给中国无过错离婚原则罩上强调“过错”的阴影，客观上不利于个人离婚自由权的行使。

关于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性质，学术界的看法尚不统一。

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它是侵权责任。不过《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各自侵害的客体是什么？却是值得探讨的。对于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这两种情形而言，它们侵害的客体是明确的，是受暴配偶及其他受害家庭成员的健康权或生命权；而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两类违法行为侵害的权利性质则尚不明晰。有台湾学者主张一方的婚外性行为，按照侵犯另一方的名誉权对待。

我国大陆学者倾向于认为它们侵犯了配偶权，但对配偶权的内涵又有不同理解，一是广义配偶权，泛指夫妻间的一切权利，是他们人身权、财产权的集合；二是狭义配偶权，仅指基于配偶身份的确立而产生的权利，它的核心是性权利，就是配偶一方对另一方性的独占权，即每一方既享有对对方性的独占权，又承担着性忠实的义务。

笔者认为，自然人的名誉，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名誉权则是“自然人对其名誉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害的权利。”它是一个人得到社会合理评价，人格得到社会其他成员尊重的权利，有学者因此将它归为“社会尊重权”之列。

配偶一方与他人重婚或婚外同居只会使自己的社会评价受损，而不会因此损害到对方的名誉。因此，过错方的行为侵害的并非无过错配偶的名誉权。至于配偶权，这一权利概念本身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如果从广义上解释配偶权，实在没有提出这一概念之必要；狭义配偶权其内涵又与时代的发展、立法的理念不相符合。至于《婚姻法》第4条关于“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的规定虽涉及夫妻忠实问题，但它是倡导性条款，并无强制性，不能据此推出夫妻负有相互忠实的法律义务。

笔者比较倾向于认为，依照《民法通则》第104条，将这两种行为归为侵害对方合法的婚姻家庭权，即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

五．完善我国离婚损害制度的若干建议

2001年，当《婚姻法》修改处于讨论阶段之时，有学者提出了“离因补偿”的概念，并建议用“离因补偿”制度取代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所谓“离因补偿”，是指离婚时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财产，以弥补对方因离婚而遭受的损失。一方支付费用的标准以维持婚姻存续期间的生活水平为参照。这一制度的好处“是请求权人无须负担对他们来说几乎是难以取得的他方有过错的证据责任，只要负责举证离婚使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或遭受了某种损害即可”。

根据台湾学者的解释，离婚之损害有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离因损害，“即夫妻之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犯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贞操义务之违反而侵害到对方之配偶权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它不具备侵权行为的要件，离婚本身就是“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它是离婚本身所生之损害，不限于夫妻一方的过错行为。

按照台湾学者的理解，“离因损害”概念中的“因”，就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原因，即配偶一方的过错行为。它不仅侵害到一方的权利，而且是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因此，用“离因损害”概括导致夫妻离婚的侵权行为是恰当的，这恰恰与大陆《婚姻法》中离婚损害赔偿的含义相吻合。而大陆学者所说的“离因补偿”又与台湾学者所言“离婚损害”的内涵相同。不过，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非因一方过错行为所致。既然在这种情形下不存在具体的侵权行为，也没有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人，当然无所谓“赔偿”，只是“补偿”的问题。所以，在法律上“离因损害”的后果是赔偿，“离婚损害”的后果是“补偿”。为此，建议吸收两岸学者观点的长处，避其短处，将大陆学者倡导的“离因补偿”改称“离婚补偿”,以便与台湾学者所论述的“离婚损害”相一致，避免不在同一语境下的讨论。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成果之一。学者对它存废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未来民法典亲属编中是否继续保留这一制度，抑或用“离婚补偿”制度取代它，均需理论的比较与探究作为制度设计和选择的基础。对此，笔者倾向于认为，民法典亲属编在对离婚救济制度设计时，需把因离婚带来的损害和家庭成员间一般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前者当属离婚救济制度的内容，这表明离婚虽然不是侵权行为，但它就像吸烟一样，对离婚双方乃至子女都是有害的。法律在保障离婚自由的前提下，必须采取必要的救济手段，避免或减少破绽主义离婚带来的“贫困女性化”等与离婚公平原则相悖现象的发生。至于后者，即家庭成员间的侵权行为，依照现行《民法通则》或者侵权行为法的一般原则来获得的权利救济。因为，如果对婚姻家庭内部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需以离婚为代价，那么，在婚姻家庭法中就强化了婚姻是侵权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的“豁免地”，从而陷入传统的“法不入家门”的“公”、“私”领域有别的巢穴。

当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的“完善”，以充分实现该制度保护无过错方利益的功能。首先，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增加如下情形作为无过错方提起损害赔偿的理由：1，他人发生婚外性行为未达到同居程度的；2，使他方欺诈性抚养子女的；3，因犯强奸罪被判入狱的。即便增加上述情形，也难免有疏漏，故从立法技术上考虑，还需在具体情形之后设一个兜底条款：“其他导致离婚的重大情形”。

其次，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因为，绝大多数婚姻过错行为发生时多处在隐秘状态，很难有第三人在场，无过错的配偶一方更是不知情。离婚时，当无过错方提出损害赔偿诉求时，按照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无过错方要承担全部举证责任，而他们往往难以收集到充分确凿的证据。因此，需从证据规则入手，针对具体情况，作一些变通规定。例如，当无过错方收集的证据表明对方有过错，但尚不充分时，可以考虑举证责任倒置。

总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2001年《婚姻法》修改的成果之一，但仍存在着缺失。目前需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做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需要扩大它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需要适当放宽无过错方举证责任的条件或者在特定情况下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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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康斯坦丝·阿荣斯著，陈星等译：《良性离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4] 顾洁妮著：《对我国婚姻法修正案中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规范分析》，http://www.xiexiebang.com.2004年1月23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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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彤著：《浅析我国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8]程华著：《婚姻法条文新解》，苏州职业大学学报，2001（第4期）

第四篇：中国现行节日

中国现行节日大全

阳历节日

1月1日元旦（New Year's Day)

1月最后一个星期日国际麻风节

2月2日世界湿地日(World Wetlands Day)

2月14日情人节(Valentine's Day)

3月3日全国爱耳日

3月5日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3月8日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 Day)

3月9日保护母亲河日

3月12日中国植树节(China Arbor Day)

3月14日白色情人节(White Day)

3月14日国际警察日(International Policemen' Day)

3月15日世界消费者权益日(World Consumer Right Day）

3月21日世界森林日（World Forest Day)

3月21日世界睡眠日(World Sleep Day)

3月22日世界水日(World Water Day)

3月23日世界气象日(World Meteorological Day)

3月24日世界防治结核病日(World Tuberculosis Day)

3月22-4月25日间的任一天(有可能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复活节(Easter Monday)3月最后一个完整周的星期一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4月1日愚人节(April Fools' Day)

4月5日清明节（Tomb-sweeping Day)

4月7日世界卫生日(World Health Day）

4月22日世界地球日(World Earth Day)

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Day)

5月1日国际劳动节(International Labour Day)

5月3日世界哮喘日(World Asthma Day)

5月4日中国青年节（Chinese Youth Day)

5月8日世界红十字日(World Red-Cross Day)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International Nurse Day)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International Family Day)

5月第二个星期日母亲节(Mother's Day)

5月17日世界电信日(World Telecommunications Day)

5月20日全国学生营养日

5月第三个星期日全国助残日

5月23日国际牛奶日(International Milk Day)

5月31日 世界无烟日(World No-Smoking Day)

6月1日 国际儿童节(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6月5日世界环境日(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Day)

6月6日全国爱眼日

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World Day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

6月第三个星期日父亲节(Father's Day)

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日(International Olympic Day)

6月25日全国土地日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Drug Abuse and Illicit Trafficking)

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日(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7月1日国际建筑日（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Day)

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

7月11日世界人口日(World Population Day)

8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Army Day)

8月12日国际青年节(International Youth Day)

9月8日国际扫盲日(International Anti-illiteracy Day)

9月10日中国教师节(Teacher's Day)

9月16日中国脑健康日

9月16日国际臭氧层保护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Ozone Layer)9月20日全国爱牙日

9月21日世界停火日(World Cease-fire Day)

9月27日世界旅游日(World Tourism Day)

9月第三个星期二国际和平日(International Peace Day)

9月第三个星期六全国国防教育日

9月第四个星期日国际聋人节(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Deaf)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National Day)

10月1日国际音乐日(International Music Day)

10月1日国际老年人日(International Day of Older Persons)

10月4日世界动物日(World Animal Day)

10月5日世界教师日(World Teachers' Day)（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

10月8日全国高血压日

10月9日世界邮政日(World Post Day)

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World Mental Health Day)

10月14日世界标准日(World Standards Day)

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Blind)

10月15日世界农村妇女日(World Rural Women's Day)

10月16日世界粮食日(World Food Day)

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10月24日联合国日(United Nations Day)

10月24日世界发展新闻日(World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Day)

10月28日中国男性健康日

10月29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Day)

10月31日万圣节(Halloween)

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世界住房日(World Habitat Day)

10月的第二个星斯一加拿大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

10月第二个星期三国际减轻自然灾害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Natural Disaster Reduction)10月第二个星期四世界爱眼日(World Sight Day)

11月8日中国记者节

11月9日消防宣传日

11月11日光棍节

11月14日世界糖尿病日(World Diabetes Day)

11月17日国际大学生节

11月25日国际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美国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

12月1日世界爱滋病日(World AIDS Day)

12月3日世界残疾人日(World Disabled Day）

12月4日全国法制宣传日

12月9日世界足球日（World Football Day)

12月25日圣诞节(Christmas Day)

12月29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Diversity Day)

农历节日

农历正月初一春节

正月初二—拜舅舅年，有些地方为迎婿日

正月初三—拜丈人

正月初四--迎财神 接财神

正月初五--财神的生日

正月初七--人日，亦称“人胜节”、“人庆节”、“人口日”、“人七日”

正月初八--谷日/顺星 众星下界之日 也称“祭星”、“接星”

正月初十--石头生日 “石不动”“十不动” 老鼠嫁女

正月十五日--上元节(元宵节)

二月初二--春龙节，又有踏青节、挑菜节、青龙节、龙抬头日之称。有些地方女儿回娘家。二月十二--花朝节

三月初三--上巳节 传说中王母娘娘开蟠桃会

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

公历四月四－六日，春分后十五日--清明节

四月初八日—佛诞日、成道日与涅盘日。又有牛节之称过了这天牛就要下地了。吃乌饭。五月初五--端午节

农历芒种节后十五天--夏至节

六月六--晒伏节“六月六，晒红绿。” “姑姑节”“六月六，请姑姑”，在古代还是另外一个节日，名叫天贶（赐赠的意思）节，六月六也是佛寺的一个节日，叫做翻经节。

农历七月初七--乞巧节(中国情人节）

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又称鬼节

七月三十--地藏节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十月初一十月朝，又称祭祖节

十月十五--下元节

农历十一月十七左右，阳历12月21日至23日之间--冬至

农历腊月初八--腊八节

十二月二十三--祭灶节，祀灶日，俗称“过小年”，亦称小年、小年下、小年节

农历腊月二十四--传统扫房日

腊月二十七/二十八--洗浴

腊月二十九--小除夕

农历十二月三十日--除夕。十二月的最后一天 年除日、除日，除日晚上叫除夕、大年夜、大节夜、大尽等，民间称年三

十、大年三十

第五篇：我们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我们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

我们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关键词：四级多网 立法层阶 援助经费 受援面 法律援助法 援助门槛

内容提要：

现阶段，我国援助机构形成四级多网的格局，在取得较大成绩的同时，存在三大问题：

一、立法层阶问题；

二、援助经费问题；

三、受援面问题。对策有三：

一、制定法律援助法；

二、提升援助经费；

三、实质上降低援助门槛。内容：

自2003年国务院颁发《法律援助条例》以来，通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法援已

摸索出一套符合国情的制度。法援组织形成四级多网架构的形式，在中央一级，司法部法律援助司和法援中心统一对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实施指导、协调，省级法援中心对本省法援工作实施指导、协调，市级法援中心对本区域工作实施管理和组织，县级中心具体组织实施本地法援工作。除政府设置的专门法律援助机构外，我国还存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设立的法援机构。法律援助的专业实施主体确定为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法律援助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出资、社会捐赠。应该说，几年来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成绩，对于提升我国国家形象和应对人权批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现实中仍存在着多方面的问题。

一、立法层阶问题

国务院颁发的法律援助条例是我国关于法律援助制度方面的首部规范性方法，在法律位阶上属于行政法规。在社

会上反响较大，但它本身先天不足，不能适合社会舆论的巨大反响，享受不到人大通过的法律应有的法律实施监督检查等。社会对法援的认识程度、重视程度不高，这从而也是法援面临的人员、经费等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援助经费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法援虽是政府责任，虽然被写入条例，但实际各级各地政府重视程度不一样，各省各地财政支持力度差异巨大。即使是同属发达地区，各县市的财政拨款也不相同。将争取财政支持寄希望于领导的重视和法援机构的争取等人为因素上，而不从制度上保障，是为法援困境一大弊病。另一方面，纵观全国法援办案补助，有报道说平均每案仅有区区的几十元，以此来吸引优秀人才办理援助案件，岂非天方夜谭。指派专业人士办案，仅强调其义务性，而不鼓励其积极主动性，法援办案的质量无从保障，久而久之伤害的就是社会对法援的信任。少部分地方，法律援助开展得有声有色，大部分地方法律援助流于形式，正是当今中国法援弊端的现状之一。

三、受援面问题

随着社会法律事务的大幅度增加，法律援助事务大量增加。但是，能够享受到法律援助的案件，据有关报道说，不足十分之一，致使大量应援案件得不到援助。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还是应该从制度上来进一步完善。据笔者所知，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法律援助仅限于上级交办和信访案件，国务院和地方规定范围内，大量的应援案件无人问津，这种选择性援助使法律援助有名无实。对此，笔者建议：

一、建议制定《法律援助法》。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立法，引起最高立法机关重视，进而引发社会各阶层关注、讨论，引起地方领导的重视和舆论的关注，以期创造更好的援助环境。

二、法律援助经费大幅度提升，并加大

监管力量。

制定严格的援助案件补贴发放制度，严防地方政府部门侵占挪用，并逐步提高补贴标准。从现实情况看，法援补助标准畸低，严重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使法援流于形式。必须提高补贴标准，虽然不能使之与律师收费标准相一致，但必须根据当地居民的收入支出、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应标准，并逐步提高。更关键的是，鉴于目前的法律援助机构隶属于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政府拨款或中央补贴经费先行打入司法局账户，又由司法局划转法援机构的管理模式，在实际工作中，不可能避免出现司法行政机关挪用、截留援助经费的情况。甚至于地方政府法援经费有名无实的情况大量存在，建议将法援经费专项管理，加强监管力度，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将援助经费由专门部门掌管，直接发放援助人员。

3、降低援助门槛。

首先对经济困难的标准把握上，应从宽

掌握，不能局限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户、农村五保户、农村低保户。对于因遭受重大变故，致使经济困难者，以及特定案件，应当进行援助。当然，在现在经费保障不力的情况下，应援尽援尚且难以做到，拓展新的援助领域并不切合实际，但援助事业要想做大、做好，必须有此前瞻性考虑。现阶段，能够充分不打折扣地落实国务院、省级的规定，对现有法援机构来说是已是重任在肩了。其次，对于国务守和省确定的援助范围对象，结合最高法院和司法部联合下发的文件，切实做发衔接工作，法院经审查确定进行救助的案件，不必再进行审查，无须再履行法援的申请、调查、核实、决定等程序，可以凭法院的救助决定等文书，径行立案受理，切切实实地履行两部门规定。现实生活中，对此落实和衔接得并不十分融洽，希望加强监管，从而实质上也降低了援助门槛。参考书目：

1、《法律援助读本》，主编：熊中元，黄河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

2、《法律援助考察报告及理论研讨文集》，主编：贾午光，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