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综述

第一篇：20世纪唐代两税法研究综述

20世纪有关唐代两税法改革背景与目的研究综述

社会学院082班08163102号 王婷

摘要： 唐代实行的两税法，作为一场赋役制度变革，从酝酿到实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却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其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是20世纪很多学者瞩目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唐代两税法背景目的综述

正文：

唐代实行的两税法，作为一场赋役制度变革，从酝酿到实施历时不过半年左右，却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其中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历史内容，是20世纪很多学者瞩目的重大课题。1920年，胡钧《中国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20年）首次从财政学的角度评述两税法的五大优点，开本世纪研究两税法之先声。此后，研究成果迭出：1933年庄心在首先以《杨炎及其两税法》（《新中华》第1卷第24 期）为题发表专文50-60年代，日野开三郎发表一系列论文，后收入《日野开三郎东洋史论集》第3卷《唐代两税法研究·前篇》与第4卷《唐代两税法研究·本篇》。他的研究涉及面较广，自成体系，对推动两税法研究起了良好作用。80年代以来，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和郑学檬主编《中国赋役制度史》均对两税法列有专章，吸纳已有研究成果并加以己见。船越泰次则先后发表《两税法研究史》四篇（前3 篇后作为汲古书院1996年出版的《唐代两税法研

究》一书的前3章，第4篇载《山形大学史学论集》1999年第19号），所收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论著目录最为完整，并且简要介绍有关论点，它是了解20世纪两税法研究学术史的必读之作。首先是两税法改革的背景：

第一，关于改革的经济背景。首先是唐代土地制度变化与赋税制度变革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自宋代以来的传统视角，20世纪学者进一步加以论证分析。1930年，陈登元《中国土地制度史》“口分世业之制废而为两税”一节指出，天宝以后土地制度的混乱，“遂以影响唐之赋税制度”，“吾人固认定两税为均田制度破坏之结果，而不以两税为破坏均田者”（商务印书馆，1930年）。稍后类似的说法不少，如万国鼎《中国田制史》上册（正中书局，1934年）指出：“租庸调不计亩而计丁或户，则与均田制度相辅而行，盖必人皆授田，始可按丁征租也……逮唐之中叶，均田制度坏，租庸调亦不能复行，改为两税法矣。”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学报》1958年第3 期）认为：“均田制的破坏是由租庸调发展而为两税法的关键，其他原因只能是次要的、派生的。欧阳修所谓'盖田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是一语道破了其中的实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不少学者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去解释两税法产生的经济原因，成为一种特色，如陈野《论两税法实施的背景和意义》（《史学月刊》1958年第7期）指出“两税法出现的背景不能单纯地从赋税制度上去探索，它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必须从基本生产关系土地制度的演变上去探索它。”“均田制的逐步破

坏，乃是两税法实施的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其次一个背景就是租庸调的破坏”。韩国磐在《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解释“为什么会产生两税法”这一问题时，把它与“均田制的破坏和庄园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指出：“在生产力发展，产量增加，和土地占有形式发生变化后，同时为了增加税收稳定财政，和缓和阶级矛盾，就以户税地税为主，统一各项税收，发展而成为两税法。”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古贺登率先从生产力的区域性发展去具体说明两税法产生的经济背景。他注意到华北和江南在经济上的差异，把两税法同唐代经济发展重心移向江南这一现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在《夏税、秋税的源流》（《东洋史研究》第19卷第2期，1960年）、《唐代两税法的地域性》（《东方学》第17卷，1962年）等文推断两税法的施行是以江南实行水稻、小麦配合耕种，形成一年多熟耕作方式这一唐中期的农业状况为背景的。他的这一研究视角颇具价值和启发。后来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两税法的产生与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有特定的关系：认为安史之乱后，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垦田增多，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达；交换中普遍地大量地使用钱币等），已经具备了“按赀纳税”和“以钱为税”的条件，而此时唐朝财政重心南移，则将两税法的产生与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现状紧紧地联系起来。

第二，关于改革的政治背景。这是20世纪学者的新视角之一。已揭示的政治背景有五个层面：一是为了解决唐代中央政府与门阀政

治势力之间瓜分经济权力的矛盾，即前述王亚南之文；二是为了处理安史乱后唐中央政府与藩镇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首先系统阐述这一观点的是日野开三郎，前述他关于两税法的一系列论文都强调两税法所包含的抑制藩镇、振兴朝廷意义，并强调“抑藩振朝”应是考察两税法的中心点，从而形成贯穿他研究两税法的核心论点；三是迫于农民起义的压力。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6 期）认为：“租庸调废而两税法成为正式的税收，这是封建制社会内部赋税制度方面一种很大的变革，也是唐政府在巨大的人民起义威力下不得不被迫进行改革以适应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一种变革。”后来，黄永年《论建中元年实施两税法的意图》（《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3 期）对这种观点有不同意见；四是与统治集团内部党争有关。1959年，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见《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上，第一章，人民出版社，1959年）首先指出，代宗、德宗时元载、杨炎与刘晏、卢杞两个集团之间发生过“通过经济问题的一次党争”，但尚未展开具体论述。直到1991年台湾学者林伟洲《政治冲突与中唐税收一以刘晏、杨炎为中心》（《中国唐代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一文才对此作出较多的分析。他强调杨炎与刘晏的政治冲突，认为杨炎欲动摇刘晏的地位，“最根本的手段便是提出一新的赋税方法，与其竞争，甚至或取代，两税法的产生便有这种政治作用”。同年，郑学檬在香港举行的隋唐史学术讨论上提交《唐代德朝党争和两税法》（正式发表于《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集中地就杨炎与刘晏的矛盾对两税

法的成立有何关系作了更具体的讨论，认为：“杨、刘矛盾的发展，引起理财政策的变化，其中两税法的颁布最为重要，杨炎改变刘晏理财政策的目的是剥夺刘晏的权力，带有明显的朋党偏见。”后来他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中再次概括自己的论点为：“两税法之所以由杨炎奏请，并且在德宗即位后颁行，不仅仅是税制改革和财政形势的需要，还和当时的党争有一定联系。也就是说党争的需要促使杨炎加速税制改革的步伐，奏请实行两税法。”

第三，关于改革的财政背景。长期以来较多论著是从唐中央因税源短缺而形成的财政困难状况来说明改革的财政背景和目的的。如岑仲勉《唐代两税法的内容和产生背景简单来说是怎样的》（《历史教学》1956年第3期）指出：“自武后当权的时期起，均田制便已经日趋崩溃了。从国库收入来看，富豪之家勾通官吏，恃势匿税，而居奇获利的商贾，坐拥巨资，也是一文不出，负担极为不均，国家的财用越来越困难，租调的本身无法维持下去。”再加上安史之乱，迫使唐朝政府不得不设法扩大纳税面，增加财政收入。郭虚中也认为：“唐朝统治者改革税制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救财政危机，保证中央政府的收入。”（《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第二次科学讨论会》，《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

两税法这一场既牵涉到广大税户又涉及到各政权的财政利益再分配的重大改革，为什么能在短期内能够顺利地付诸实施？陈明光《论唐代两税法改革的财政前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 期）从农业税制的调整趋势、刘晏理财与中央财政独立性的增

强、全局性收支混乱状况的初步整顿等方面解释这一问题，提供了两税法改革的另一层财政背景。

综合上述，20世纪学者对唐代两税法的研究，无论从时代背景和历史影响的宏观角度，或是从两税的内容、实施情况、现实作用的微观角度，都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有的争论渐趋一致，如关于两税的内容及其来源，目前已多取由户税、地税发展而来且包括租庸调和各种杂税之说；有的认识更加全面，如关于两税法改革的背景与目的。当然，歧见仍然存在，有些问题尚待深入，如两税法与唐后期徭役的关系、两税法实施中的弊病及其地区性差异、由户税钱和“斛斗”构成的“两税”如何转变为单一的田亩税等。

第二篇：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姓名：周昱含

院系：新闻传播学院10级

科举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要的选官制度，是从两汉到南北朝的察举制度发展而来，一般的说法是其萌芽于南北朝的九流常选，定型于隋代的进士科，而到唐代随其鼎盛而发展达到顶峰。1

在建国过程中，“卜祝庸保，量能使用”2，在建国后，“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3 即以空白告身就地任命官吏，以补充官员，适应唐初统治不稳的政治形势。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定，官吏选拔的途径也发生了变化。“有唐已来，出身入仕者，著令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其次以流外入流。若以门资入仕，则先授亲，勋，翊卫，六番随文武简入选例。又有斋郎，品子，勋官及五等封爵，屯官之属，亦有番第，许同拣选。”4这也就说明了唐代入仕的三种途径，科举，杂色入流，门荫入仕，而科举制不过是其中一种。

唐代科举分察举和制举。常举即“常贡之科”5，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谈论的科举。制举则是由皇帝亲自下诏而举行的，“试之日，或在殿廷，天子亲临观之。”6

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众多。常举中主要有六科：明经，进士，明法（法律科），明字（文字科），明算（算学科）。此外，还有道举（玄学科），童子（童子科，十岁以下能通一经，一史（考《史记》），三史（考《史记》和前后《汉书》），开元礼（通习开元时代的礼仪），三礼（通习《礼记》《仪礼》《周礼》），三传（考《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特设的科目。在此，科举制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加强思想控制的作用有所体现。无论是进士科或是明经科都要考“帖经，”即从经书中抽出一句默写上下句，“专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1《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吴宗国, 辽宁大学出版社

2《旧唐书》卷75，《张玄素传》

3《资治通鉴》卷192《旧唐书职官制一》《通典》卷15《选举三 历代制下》《通典 选举典》《通典 选举三》

‘倒拔’。1“墨义”，即书写经文及注疏。这就要求士子诵读四书五经，把其思想禁锢在统治思想的纲常名教之内。然而，唐代对科举制的完善也使科举制

大行于世。唐代科举科目涵盖广泛，并增加了算术科等对实用知识考察的科目。

制举的科目，“不有常科，其标其目的而搜扬之。”2“搜扬拔擢，名目甚众。”3 虽然不同于常举，制举没有固定的科目，但其科目的设置上也有如下变化4：一是文学之科略有增加，由高宗时的四次增加到五次。5二是儒素科的出出现。反映了统治者力图借助儒学经典和学说的愿望。三是经邦科的出现。说明制举逐渐扩大到选拔政治人才的范畴内。

唐朝参加科举的考生，有三种来源。一种是各地学馆的学生，叫“生徒”，经学馆考试合格后直接送尚书省参加考试。第二种是不在学馆，经由所在州县报考，称为“乡贡。”考中以后再去尚书省参加考试，叫做“省试。”第三种是由皇帝下诏召集某些知名之士举行考试的科目，叫做“制科”，制科考试的日期和科目都临时决定，考取后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是专门网罗非常人才的一种手段，但制科出身在当时并不被看作是正途。6唐代各种官办学校包括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此外还有专门性质的律学，算学，书学等，前三种学校各收数百名学生，大部分是文武官僚子弟，后三种学校各收学生数十名，以普通民家子弟为主，毕业后只能参加科举中明法，明算，明字等考试，考取后也只能担任专门的事务性官员，仕途前途不大。但是生徒和乡贡所占比例，唐初生徒多于乡贡，盛唐中唐以后，生徒越来越少而乡贡占绝对优势，这虽然反映了世庶势力的消长，但同时也源于生徒在科举考试中特权逐渐被取消，世家大族子弟转而挤入乡贡行列，在其中仍然享有特权。

科举制对唐代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唐玄宗时，赵匡上《选举议》，列举科举制导致学风败坏，耗财耗力，败坏世风，不尽公正等十大罪状。其一为“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钻于诗赋而忽于正业“挠其淳和”“长其佻薄。”其二为“主司征问，不立程限，故修习之时，但务钞略，”使得“当代寡人师之学”。其三为士子习读经书却缺乏临人决事的实用之才，“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导致“取办胥吏之口而已”。其四为登科中第事难路隘，于是士子舍学业而趋末伎，企图以杂色入流。其五为争第切收人少，导致风气亏损，“交驰公卿，毁抵同类，业因儒雅，行成险薄。”其六为选举耗时费力，举选人年年赴考，正业不得修习艺能浅薄。其七为羁旅糜费，防阕正业，耗尽旧产，数举而后索然空也。其八为贫穷之士及至没身仍赴考无门，兹人有抱屈之恨，国家有遗才之缺。其九为赴考耗资，2《通典》

3《封氏闻见记》卷三《制科》

4《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吴宗国

5《登科记考》卷3，卷4

6《中国科举史话》，林白

而考取艰难，十乃七八无成而归，徒令关中烦耗。其十为科举考试忽略了选人的人格，以致无能之士，禄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1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也重塑了社会结构，巩固了统治。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一项选官制度，其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飞出贵族世袭做官的特权，防止世袭贵族势力的再生，有利于肃清吏制，遏制买官卖官现象的蔓延等等方面。2

社会不平等是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中国古代社会分层明显，社会差异很大。但是，可掬制度打破了旧有的社会分层，在促进合理的社会流动，在构建社会平等体系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3科举考试作为智力测验，并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才入仕的主要标准使科举制称为人们最自由的竞争工具。科制度使学优则仕由理想变为现实，也使读书做官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广大臣民被卷入应举考试。科举社会中，面对共同的教育市场，官学的不振客观上促进了私学的蓬勃发展，而科举制造就大批士人充当教师则使私学的大发展由必要变为现实。4

科举制使得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重武轻文的观念被打破，平民入仕，青云直上成了人人渴望的途径。但同时，科举考试的唯一权威也使得进士及第，制举登科成了人们的唯一目的，登科中举能够抹杀一切秽行鄙迹。门阀观念和门阀制度也收到一定程度的冲击。唐五宗会昌五年诏明确规定，只有“前进士及登科有名闻者”方可乘“衣冠户”，才可以享受免除差役的特权，其余“纵因官罢职，局别州寄住，亦不称为衣冠户。其差科色役，并同当处败兴流例处分。”这就使科第成为确定一部分人的社会等级和政治特权的依据，士族含义的这种变化反映了门阀制度门阀观念的彻底衰落，也说明随着一般地主徒弟所有制的发展和封建经济的繁荣，新的封建等级再编制正在逐渐完成。

同时，科举制下城市作为地域文化中心和全国性文化网络的支点而繁荣。地方大族优秀分子被吸收到国家体制内，迁徙于城市之中。5通过科举取仕的裴度就是一例，他于“贞元五年进士擢第，登宏词科”，以后又“应制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高第，”踏上仕进坦途，先“授河阴县尉，迁监察御史”，到唐宪宗时，出入将相，定居于东都洛阳集贤里，“筑山穿池，竹林丛萃，有凤亭水榭，梯桥架阁，岛屿回环，极都城之胜概。”6

科举制虽然始于隋朝但其只是简单的分科取仕，而经由唐朝的完善补充，最终形成一套完备而臻密的系统，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沿袭，构成了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主流。1《选举议》，赵匡

2《论科举制的政治功能－唐宋与明清的比较》，屈超立

3《科举制与社会平等》，李介

4《科举制对中国私学的影响》，吴根洲

5《科举制与唐代社会阶层的变迁》，韩昇

6《旧唐书 裴度传》

第三篇：唐代佛寺诗歌研究

渤海大学成人教育学生毕业论文

唐代佛寺诗歌研究

所学专业＿＿＿＿＿＿＿＿＿＿＿＿＿＿＿＿ 入学＿＿＿＿＿＿＿＿＿＿＿＿＿＿＿＿ 学习地点＿＿＿＿＿＿＿＿＿＿＿＿＿＿＿＿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唐代佛寺诗歌研究

摘 要：在唐代，佛教发展非常兴盛。随着佛教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佛教，对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教寺院作为佛教文化的载体更是遍布各地，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佛寺文化为唐代诗歌的创作提供了题材，其中以佛寺命名的诗歌多如繁星，在《全唐诗》中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佛寺题材的出现，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主题。本文主要对唐代佛寺诗歌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唐代佛寺的发展概况和唐代的佛寺诗歌；第二部分介绍了唐代诗人和佛寺的关系；第三部分主要研究唐代佛寺诗的主题；第四部分主要分析唐代佛寺诗的艺术特色和取得的成就。通过以上几部分的分析，从而对唐代佛寺类诗歌有了进一步的把握。

关键词：唐诗； 佛教 ；佛寺；主题；艺术成就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t temple Abstract: In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m is flourishing.As Buddhism spread, more and more people learned about Buddhism, the Tang Dynasty's political, economic, cultural, all aspects of life had a profound impact.Buddhist temple as a carrier of the Buddhist culture is all over the country, become part of life.Buddhist culture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provides the subject matter, in which Buddhist temple named poetry greater, in the “full Tang” accounted for a considerable part.Buddhist themes emerged, enriching the theme of ancient Chinese poetry.The main Buddhist temple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article gives a brief exposi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t temple Buddhist temple in the Tang Dynasty poetry;second part describ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ng Dynasty poet, and Buddhist temples;s three parts of the main theme of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t poetry;fourth part of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t Poems characteristics and achievements.The above sections of the analysis to the Tang Dynasty Buddhist temple was further grasp the poetry category.Key words: Tang Poetry;Buddhism;Buddhist temple;theme;artistic achievements

目 录

中文摘要„„„„„„„„„„„„„„„„„„„„„„„„„„„„„„„„1 英文摘要„„„„„„„„„„„„„„„„„„„„„„„„„„„„„„„„1 引

言 „„„„„„„„„„„„„„„„„„„„„„„„„„„„„„„„3 第一章 唐代佛寺与佛寺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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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佛寺概况 „„„„„„„„„„„„„„„„„„„„„„„„„„„4

二、唐代佛寺诗歌 „„„„„„„„„„„„„„„„„„„„„„„„„„„5

（一）直接描写佛寺的诗歌 „„„„„„„„„„„„„„„„„„„„„5

（二）与佛寺有关的诗歌 „„„„„„„„„„„„„„„„„„„„„„7 第二章 唐代诗人与佛寺的关系

„„„„„„„„„„„„„„„„„„„„„7 第三章 唐代佛寺诗歌的主题

„„„„„„„„„„„„„„„„„„„„„„9

一、写景抒怀主题 „„„„„„„„„„„„„„„„„„„„„„„„„„„9

二、归隐佛寺的主题 „„„„„„„„„„„„„„„„„„„„„„„„„10 第四章 唐代佛寺诗歌的艺术成就„„„„„„„„„„„„„„„„„„„„1 1

一、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1 1

二、诗歌意象的扩展„„„„„„„„„„„„„„„„„„„„„„„„„1 2

三、山水与佛理的融合„„„„„„„„„„„„„„„„„„„„„„„„1 3 结

语

„„„„„„„„„„„„„„„„„„„„„„„„„„„„„„„1 4 参考文献

„„„„„„„„„„„„„„„„„„„„„„„„„„„„„„„1 5

引言

佛教从东汉年间传入以后，发展到了唐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更多的人了解了佛教思想，开始接受佛教，佛教变的大众化。作为佛教文化的载体，佛寺也开始走入了人们的视线，成为唐代人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说佛寺的出现，为唐诗的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从此以后，在唐代诗坛佛寺诗歌数不胜数。

在中国的古代文学史上，研究佛教文化、佛教对于唐代诗歌影响的作品数不胜数，但是对于佛寺题材类诗歌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在刘小平的《唐诗与佛寺》，唐黎标的《唐诗与佛寺》的研究中，只是对佛寺诗歌进行了的简单的分类和分析。戴军的《唐代寺院题诗与寺院学习之风》和李芳民的《水亭山寺长年吟—唐代诗人寺院之游与诗歌创作》仅仅对佛寺诗歌的一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对于其他类的佛寺诗歌很少涉及。杨妹美的《唐代佛寺题材诗论稿》对佛寺诗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是对于佛寺诗歌的主题和艺术成就这一块没有涉及。之前这些作品虽然对佛寺诗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但还不能够展示唐代佛寺诗歌的全貌。

在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全唐诗》①入手，我查找了大量的唐代的佛寺题材类的诗歌，对这些诗歌进行研究概括，分析并且归纳与总结佛寺诗歌的类别，主题和艺术成就，以便于从整体上掌握唐代佛寺诗歌，反应唐代佛寺诗歌的全貌。

① 《全唐诗》，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

第一章 唐代佛寺与佛寺诗歌

一、唐代佛寺概况

谈到佛寺，首先我们想到的是“寺”这一个字，在中国古代，“寺”本来是官府衙门的名称。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提起“寺”，就代表佛教寺院建筑了。说到佛寺，指的就是“佛教寺院，是专为供奉佛教圣像、圣物，僧侣礼佛念经，参禅打坐，生活居处，以及一般人等礼佛进香之所”。①佛寺也被叫做精舍、招提、兰若、梵宇、伽蓝、檀林、禅宇等，因为佛教从印度传入，这些名字大多是梵语音译过来的。佛寺是佛教文化的载体。佛教思想盛行之处，佛寺必然会多，同样有佛寺存在之处，推崇佛教之人必然存在。

佛教于东汉年间传入中国，建筑了中国第一座佛寺，洛阳的“白马寺”。到了唐代以后，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国力强盛，开明的政治环境，给了佛教自由发展的空间，佛教思想的发展到了空前繁盛时期，最重要的是唐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对佛教的态度是开明的、积极的。唐代统治者有六次迎接供奉佛骨的事件就是最有力的表现，这使佛教思想的影响迅速扩大到全国，越来越多的民众了解了佛教，慢慢接受了佛教。佛教的兴盛，使得佛寺也兴盛起来，遍布唐代各个地方，一时之间，僧尼和佛寺的数量迅速增长，在贞观年间、玄宗开元年间、和宣宗在位期间，唐代形成了几次造寺高潮，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开元年间，唐代佛寺达到了5358座，僧尼的数量更是达到了几十万人。②

“天下名山僧占多”，佛寺大多数都在在山林之中，远离城市的喧嚣，如上文所说，在佛教刚刚传入中国时，佛寺功能主要是僧尼参禅礼佛的场所，老百姓礼佛进香的地方。但是到了唐朝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尤其是玄奘大师西去印度天竺求取真经以后，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来往于佛教寺院的人们不再仅限于僧人和香客了，佛教寺院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唐代，佛寺不仅出现在山林中，越来越多的佛寺出现在城市里，比如长安城内著名的法门寺、慈恩寺、弘福寺等。③佛寺成为元宵节观灯的场所，① 韩欣：《中国名寺》，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②参考杨妹美：《唐代佛寺题材诗论稿》，吉林大学，2008年

③参考黄新亚：《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消逝的太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章碣有诗《上元夜建元寺观灯呈智通上人》：“建元看别上元灯，处处回廊斗火层。珠玉乱抛高殿佛，绮罗深拜远山僧。临风走笔思呈惠，到晓行禅合伴能。无限喧阗留不得，月华西下露华凝。”①这首诗就写了正月十五在建元寺观灯无限热闹的场景。很多佛寺还是看戏的场所，钱易在《南部新书》中说：“长安戏场，戏场多集于慈恩，小者在青龙，其次在荐福、永寿”。可见唐代的很多佛教寺院内是设有戏场的。

颜真卿在《泛爱寺重修记》中称：“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与学佛者语；既仕与昆，时援徙于东寺，待客于西寺；每至姑苏，恒止竹堂”。②由此可见佛教寺院在唐代可以留宿客人了，很多人开始把佛寺作为临时的住所，佛教寺院多在山水之间，有美丽的风景，是休息的好地方，因此佛教寺院成为很多路人最好的去处。

由上述我们可以知道，在唐代佛教寺院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想这是唐代佛寺诗歌兴盛的最根本原因。

二、唐代佛寺诗歌

唐代是诗歌的时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各种题材类型诗歌集大成的时期，不同种类和不同题材的诗歌都得到了充分发展，而且每一类诗歌都各自有着自己的特点，其中佛寺诗歌就是其中的一种。在唐代佛教思想盛行，佛教被大多数人接受，很多人来佛教寺院佛教寺院，佛寺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更多的佛寺引起了诗人们的注意，因此在唐代出现了很多佛寺题材的诗歌。查阅《全唐诗》，佛寺诗歌数不胜数。可以说唐代佛寺诗歌是中国历史上佛寺诗歌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佛寺诗歌多种多样，是之前的佛寺诗歌无法比拟的。

在之前研究唐代佛寺诗歌的论文中，主要把佛寺诗歌分为游寺诗、宿寺诗、寺学诗、僧诗等。在这篇论文中我主要把佛寺诗歌分为直接描写佛寺的诗歌和与佛寺有关的诗歌两大类。

① 本文诗歌全部选自《全唐诗》，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

② 张会：《从文学角度试析唐代牡丹与佛寺文化》，《南都学刊》2008年第3期

（一）直接描写佛寺的诗歌

直接描写佛寺的诗歌，就是对于佛寺的建筑和佛寺周围环境的直接描写。佛寺多在青山绿水间，雄伟的佛寺与幽静的佛寺环境成为很多诗人关注的焦点，如宋之问的《灵隐寺》：“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藤萝覆道，古塔遥望，泉流潺潺，山花傲霜凌冰，这一切显示出灵隐寺的古朴、静洁、脱俗之美。诗人深受到美景的感染，忘了人世间的烦恼和焦燥。最典型的直接描写佛寺的诗歌是岑参的《登嘉州凌云寺》：“寺出飞鸟外，青峰载朱楼。搏壁跻半空，喜得登上头。始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浮。迥旷烟景豁，阴森棕楠稠。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回风吹虎穴，片雨当龙湫。僧房云濛濛，夏月寒飕飕。回合俯近郭，寥落见远舟。胜概无端倪，天空可淹留。一官讵足道，欲去令人愁。”这首诗是岑参登上嘉州凌云寺所作。在凌云寺内，青山与红塔相融合，诗人以自己的笔法，勾画出巍峨高峰上凌云寺的轮廓，着力描写佛寺周围美丽的景色，佛寺淡雅幽静的环境吸引了诗人，为美景所感动，似乎已经融入了佛寺美丽的景色之中了。如此美丽的佛寺景色，必然会有很多诗人的关注，因此唐代佛寺诗歌中，有很多都是这类诗歌，这在佛寺诗歌内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佛寺的美丽景色、别致的建筑固然吸引了诗人，但佛寺的另一番景象同样引起了诗人的注意。如皎然的诗歌《宿吴匡山破寺》：“双峰百战后，真界满尘埃。蔓草缘空壁，悲风起故台。野花寒更发，山月暝还来。何事池中水，东流独不回。”作者来到吴匡山寺院，满眼是尘埃、蔓草、悲风和野花，一片荒凉的景象，与大多数美丽的佛寺胜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代佛教寺院很多，遍布唐代的各个地方，由于各种各样的的原因，很多佛寺已经被废弃，荒无人烟，成为唐代的别致的一景，被很多诗人们记录了下来。有的因战乱被荒废，有的因佛寺大火废弃，如顾况的《经废寺》：“不知何世界，有处似南朝。石路无人扫，松门被火烧。断幡犹挂刹，故板尚支桥。数卷残经在，多年字欲销。”满是落叶的小路，烧毁的寺门，残存的经卷，一切是如此的凌乱荒，让人心生悲凉之情。

（二）与佛寺有关的诗歌

与佛教寺院有关的诗歌中，有很大部分是禅理诗和偈颂诗。这类诗歌虽然没有直接描写佛寺和佛寺内的景色，却是在佛寺内所作，与佛寺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属于佛寺诗歌的范畴。因为这类诗歌的作者大部分是佛教寺院内的僧人或者是居住在佛寺学习佛理的隐居者，这些诗人常年生活在佛教寺院里，与寺院的山水为伴，每天多半的时间是在焚香、拜佛、讲经、参禅，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由于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他们的诗作题材范围相对较窄，多是参禅悟道禅理诗和偈颂诗。

禅理诗，就是对佛理禅意的感悟和体验的诗歌。①这些禅理诗大部分都是精通佛教理论的高僧所作，他们能够理解高深奥妙的佛教理论，并且和现实世界结合在一起。如著名的诗僧寒山大师有：“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释，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届，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诗人在佛寺中参禅悟道，在这首禅悦诗中可以感觉到诗人空灵淡定，与世无争的心境。

偈颂是将佛理教义收摄概括于精练的文字中，它应力求竭尽经义这类诗歌大多属于格言警句诗，朴素自然、通俗易懂，大部分都是佛寺内的僧人所作。如诗僧长沙景岑的《竹竿偈》：“百尺竿头不动人，虽然得人未为真。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这是一首流传千古的名偈，百尺竿头的顶端，仍是有道可求的，有法可得的，故并未终结，以此来鼓励众学者应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可得少为足。

第二章 唐代诗人与佛寺的关系

随着玄奘大师西去印度天竺求取真经，佛教兴盛国来唐交流佛法，佛教典籍的翻译和流传，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给人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打上了深深地烙印，诗人佛教思想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越来越多的诗人往来于佛寺之间，与佛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很多佛教寺院因为诗人的到来而名扬天下，如江苏的破山寺，常建来到破山寺，写下了著名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 ①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馀钟磬音。”如苏州的寒山寺，张继在经过寒山寺时，写了著名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寒山寺大名因此闻名天下。

在唐代诗人中有很多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信仰佛教，经常去佛教寺院，学习佛经佛理。其中有很多著名诗人，如：王维，白居易，柳宗元，韦应物，刘长卿，张祜等。他们喜欢居住在佛寺，与高僧往来，追求佛教给他们带来的宁静淡泊的心境。其中最著名的是有“诗佛”之称的王维。王维信仰佛教，精通佛教经书，追求宁静而幽寂的生活，淡泊自然的心境。因此王维有很多著名的禅悦诗，这与他常年居住在佛寺之内，研读佛经有很大的关系，如他的诗作《过香积寺》：“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白居易也常常来往于佛寺，喜欢佛寺淡雅幽静的环境，欣赏佛教寺院的美景，远离尘世，为心灵寻找一片净土，并乐在其中。如他的诗作《旅次景空寺宿幽上人院》写到：“不与人境接，寺门开向山。暮钟寒鸟聚，秋雨病僧闲。月隐云树外，萤飞廊宇间。幸投花界宿，暂得静心颜。”正是体现了这一点。

在唐代信仰佛教的人很多，很多人来到佛寺参禅拜佛，并且在佛寺中自发形成了很多僧社，在僧社里这些诗人可以共同同僧人探讨佛理、吟诗、品茶，体味宁静淡泊的佛寺生活。这在唐代很多佛寺诗歌中都有所体现，如白居易在《春忆二林寺旧游因寄朗满晦三上人》中写道 ：“一别东林三度春，每春常似忆情亲。头陀会里为逋客，供俸班中作老臣。清净久辞香火伴，尘劳难索幻泡身。最惭僧社题桥处，十八人名空一人。”

还有一部分诗人他们往来于佛教寺院，并不是因为信仰佛教，来到佛寺烧香拜佛，而是因为向往佛寺的美景，喜欢佛教寺院幽静的环境。在唐代很多诗人来佛教寺院读书，李嘉佑有诗歌《送王正字山寺读书》：“欲究先儒教，还过支遁居。山阶闲听法，竹径独看书。向日荷新卷，迎秋柳半疏。风流有佳句，不似带经锄。”置身于优美的寺景中，与曲曲折折的竹林小径中读书，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佛教寺院风景秀丽，环境优美，安静舒适，很适合读书人在这里读书。①为了便于一些学子读书，有很多佛寺还特别设置了书堂，李绅有诗歌《忆题惠山寺书堂》曰：“故山一别光阴改，秋露清风岁月多。松 ①戴军：《唐代寺院题诗与寺院学习之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

下壮心年少去，池边衰影老人过。”

中国古代文人都喜欢自然，向往自然，唐代文人也不例外，佛教寺院内景色幽静自然，自然吸引了很多诗人来到佛寺内游玩观赏，如杜甫有诗《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龙蛇窟，始出枝撑幽。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诗人携同几位友人岑参、高适、薛据、储光羲等人，一起来到慈恩寺，登上佛寺，登高望远，欣赏佛寺周围的美景。

第三章

唐代佛寺诗歌的主题

自从佛教传入以来，佛寺开始走入了人们的视线，在佛教刚刚兴起，佛寺只是作为风景中的一个烘托物出现而已，关于佛寺题材的的诗歌也少之又少，大部分只停留在对于佛寺风景的描写。到了唐代以后，大量的佛寺诗歌出现，佛寺诗歌变得越来越丰富，成为一种独立的题材出现在唐代诗坛上。而且佛寺诗歌的也变得多种多样，不再仅仅停留在风景的描写上，增加了很多主观上的看法，因此唐代佛寺诗歌的主题有了很大的扩展。我主要把唐代佛寺诗歌概括为两大主题：写景抒怀的主题和归隐佛教的主题。

一、写景抒怀主题

唐代，是古代封建文明社会发展的最高峰，整个社会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开明。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佛教也有了很快的发展，佛教寺院也逐渐多了起来，大多数佛教寺院在美丽的山水之间，背靠着青山，寺内有茂密的树林、清澈的流水、深深的长廊、美丽的小亭，吸引了很多游人。在初盛唐时期，佛寺诗歌中最常见的是表现山水之美的山水诗，欣赏美景的同时抒发自己情怀。

有一类佛寺诗歌是表达对于佛寺周围自然山水的热爱之情，如陈子昂的《同王员外雨后登开元寺南楼因酬晖上人独坐山亭有赠》：“钟梵经行罢，香林坐入禅。岩庭交杂树，石濑泻鸣泉。水月心方寂，云霞思独玄。宁知人世

里，疲病得攀缘。”作者来到清净的开元寺，雨后的佛寺景色更加宜人，岩石、树木、清泉都在雨水的洗涤下变得更加美丽，因此自己的心情也变得更好，表达了对美景的热爱，发出“宁知人世里，疲病得攀缘”的感慨。

还有一类佛寺诗歌表现的是朋友之间的离愁别绪。随着佛教在唐代的发展，佛教功能发生很大的改变，佛寺成为朋友之间交往的重要场所，有相聚必然有离别，因此佛寺诗歌中表现离别之情的诗歌数不胜数。如白居易的《福先寺雪中饯刘苏州》：“送君何处展离筵，大梵王宫大雪天。庾岭梅花落歌管，谢家柳絮扑金田。乱从纨袖交加舞，醉入篮舆取次眠。却笑召邹兼访戴，只持空酒驾空船。”这首诗歌表现的是诗人白居易曾在福先寺为友人刘禹锡办的离别酒筵饯别的场景，抒发了诗人与友人分开时的。还有一些诗歌抒发了自己对朋友的怀念之情，如刘禹锡的《虎丘寺与见元相公二年前题名怆然有咏》：“浐水送君君不还，见君题字虎丘山。因知早贵兼才子，不得多时在世间。”

二、归隐佛寺的主题

“佛教的寺院一般都在建筑在山水俱佳的名胜之地，这些地方也是唐代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的隐逸之所，以及心灵向往之地。”①信仰佛教能够消除烦恼，佛寺内更是景色宜人，适合修身养性，很多诗人都向往这种生活，表现了归隐佛寺的愿望。诗歌可以反映当代诗人的生活，因此在唐代佛寺诗歌中表现这一主题的诗歌非常丰富。

宋之问有诗歌《游称心寺》：“释事怀三隐，清襟谒四禅。江鸣潮未落，林晓日初悬。宝叶交香雨，金沙吐细泉。望谐舟客趣，思发海人烟。顾枥仍留马，乘杯久弃船。未忧龟负岳，且识鸟耘田。理契都无象，心冥不寄筌。安期庶可揖，天地得齐年。”作者来到称心寺，看到佛寺的美景，感受这里带给他内心的安宁，深受感染，作者在写这首诗时，处于被流放时期，对于官场生活心生厌倦，表达出了对这种佛寺生活的向往。在唐代前期，有很多诗人在受到挫折时，来到佛教寺院，感受这种幽静的佛寺环境，对佛寺生活很向往，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放弃入仕的理想，真正选择归隐山林，归隐佛寺。

到了唐代中后期，也就是“安史之乱”之后，盛唐时期的胜景不再存在，各种社会矛盾开始出现，并且越来越严重，社会变得更加黑暗，很多诗人在 ① 沈松勤：《唐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392页

现实社会中很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隐居于山林之中。这些诗人来往与佛教寺院，参禅礼佛，他们每天身处佛寺之中，在欣赏佛寺的山水之美同时，听经、焚香、礼佛，追求一种恬淡平和的心态，远离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烦恼。①因此他们的大多数诗歌都反映出了他们的生活，描写的都是归隐山林之后的佛寺生活。

张祜多次参加科考不第，最后归隐佛寺终老于此，终日与山林为伴，他在《题惠山寺》中写道：“旧宅人何在，空门客自过。泉声到池尽，月色上楼多。小洞生斜竹，重阶夹细莎。殷勤望城市，云水暮钟和。”在惠山寺，清冽的泉水，明净的水池，皎洁的月色，使诗人的心性回归到自然宁静的状态。月色过滤了诗人心上的污浊，泉水洗净了诗人身上的不洁之气。由此看出作者很喜欢这种归隐与佛寺的生活。“殷勤望城市，云水暮钟和”，在惠山寺里如此清净悠然，而城市里却是红尘滚滚，到处污浊不堪，此时诗人进入了一种，没有烦恼、没有痛苦的怡然境界，卸去尘世虚妄不实的缠绕。两种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者更愿意身处佛寺之中，远离喧嚣的现实社会。

第四章 唐代佛寺诗歌的艺术成就

佛教在刚传入中国时，佛教寺院开始走入了诗人的视线，成为诗人笔下的有一种诗歌类型，但是那时的佛寺只是作为一种风景而出现的，大部分诗人对于佛寺只是提留在简单的风景描写上。唐代时期，出现了大量的佛寺诗歌，使得佛寺诗成为一种独立的题材，佛寺诗歌达到了全盛时期，与之前的佛寺诗歌有着很大不同，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佛寺诗歌得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一、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

唐代以后，佛教走入了民间，佛寺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佛寺诗歌越来越多，可以说是多种多样，诗人不再是仅停留在对佛寺山水的描写上，在作诗的过程中更多的融入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在写作手法上不再是单一的记叙和描摹佛寺与风景，也运用了抒情和议论手法，使得佛寺诗歌变得 ① 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291页-302页

更有变现力。如刘得仁的诗歌《晚游慈恩寺》：“寺去幽居近，每来因采薇。伴僧行不困，临水语忘归。磬动青林晚，人惊白鹭飞。堪嗟浮俗事，皆与道相违。”最后一句的议论“堪嗟浮俗事，皆与道相违!”就使得诗歌主题呼之欲出，更容易理解。

二、诗歌意象的扩展

在唐代，佛教发展迅速，佛寺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很多佛寺作为文学家的描写对象成为他们众多作品题材中的一个，同样佛寺也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花、草、树、木、鸟、鱼、虫、日、月、星、辰一样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众多意象之一。通过佛寺还衍生出许多意象，如“僧人”、“钟声”、“禅房”等意象。

在唐代，由于佛教的盛行，僧人和诗人有了更多的联系，使得“僧人”走进了唐代诗人的诗作中，成为佛寺诗歌中的一个重要的意象。在唐代佛寺诗歌中，描写僧人和僧人生活的诗歌有很多，如薛能的《送禅僧》：“寒空孤鸟度，落日一僧归。近寺路闻梵，出郊风满衣。步摇瓶浪起，盂戛磬声微。还坐栖禅所，荒山月照扉。”在这首诗歌里，寒空、孤鸟、落日、初月构成了一幅优美寂静的图画，而“僧人”的出现，增加了离别时的凄清之感、离愁别绪，使得这首诗更有韵味。

最著名的要数“钟声”意象，唐代以后，“钟声”意象不仅在佛寺一些佛寺诗歌内出现，在一些其他题材的诗歌内也经常出现，并且在不同的诗歌里能够烘托出不同的气氛。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在这个秋天的夜晚，诗人泊船到苏州城外的枫桥，欣赏着枫桥周围的夜景，月落夜深，在朦胧的月色中，独自一人，伴随自己的只有寒山寺和寒山寺里的钟声。这里的佛寺“钟声”把环境烘托的更加寂静，是诗人感到更加孤独，思乡之情剧增。

三、山水与佛理相结合

在中国古代，很多人就向往隐逸的生活，喜欢大自然，希望能够回归自然生活，有很多著名的山水诗，形成了著名的山水诗派。如著名的山水诗人

谢灵运，在他们的诗歌里都体现了诗人对自然地向往之情，渴望闲适、自由的生活。到了唐代以后，佛教盛行，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最下层的劳动者，可以说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深受其影响，影响着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对唐代诗歌的影响更加深远，作为佛教思想的载体的佛寺大多数在山水之中，与自然有着不解之缘，唐代诗人深受佛寺文化的影响，向往自然，喜欢学习佛理，所作的佛寺题材类诗歌，很多都把山水和佛理相融合，也就是在描写自然山水的同时，与佛教禅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与之前的佛寺山水诗歌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王维的诗歌最具有代表性，如他的《蓝田山石门精舍》是山水与佛教思想里的“空寂”最好结合：“落日山水好,漾舟信风归。玩奇不觉远,因以缘源穷。遥爱云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转,偶与前山通。舍舟理轻策,果然惬所适。老僧四五人,逍遥荫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禅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事问樵客。暝宿长林下,焚香卧瑶席。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再寻畏迷误,明发更登历。笑谢桃源人，花红复来觌。”该诗作于诗人晚年隐居蓝田山中的辋川别墅时，落日、扁舟、清流、老僧、牧童、樵客，人与环境相互协调，透出诗人特别轻松、快适的情感。水流一转，发现源头未尽，正通向前山，可谓曲径通幽看来深山发现的既是一片净土，又是一片乐土，这叫他更惬意了。

结 语

唐代佛教上承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发展，达到了高峰，并且走向世俗，走向民间。而佛教寺院作为佛教文化的载体与百姓的生活也产生了密切的联系，佛教的功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佛寺成为了人们活动时的主要场所，佛教寺院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多，诗人对于佛寺也关注的更多，唐代佛寺题材的诗歌因此特别兴盛。本文完成的任务主要是，简单阐述唐代佛寺诗歌的发展状况、佛寺诗歌的类型及唐代诗人与佛寺之间的关系，分析概括唐代佛寺诗歌的主题与艺术成就，以便于从整体上掌握唐代佛寺诗歌，反应唐代佛寺诗歌的全貌。由于时间的限制，本文对于唐代佛寺诗歌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只是粗陋的概括，还需要进行具体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一、图书

1、彭定求：《全唐诗》，上海：中华书局，1960年版。

2、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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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韩欣：《中国名寺》，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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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

1、张会：《从文学角度试析唐代牡丹与佛寺文化》，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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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戴军：《唐代寺院题诗与寺院学习之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2期。

5、杨妹美：《唐代佛寺题材诗论稿》，吉林大学学位论文，2008年。

第四篇：关于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法研究

论文关键词： 非营利组织 捐赠 税法 改革

论文摘要：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涉及的面虽然较广泛，但还存在税收主体地位不明确、税法制度层次低和税制规范不完整等缺陷；这些缺陷不仅导致了对公益捐赠的激励失灵，也导致了对公益捐赠的规制失效。改革这一制度，必须坚持公平和效率的价值导向，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具体的改革措施。

“非营利组织”是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中产生的一个概念，它与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志愿组织、民间组织等概念除了使用场合和使用目的有所不同外，并无实质性的区别。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兴起，是我国培育公民社会的结果。而捐赠则是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重要行为之一，因为捐赠是非营利组织获得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实施公益性捐赠则是非营利组织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不仅如此，随着政府职能以及财政支出范围的进一步明确，捐赠收入将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研究非营利组织就不能不重视对与之有关的捐赠行为的研究。从影响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制度环境上看，税收法律制度居于首要地位。信春鹰等学者指出：社会团体立法不是孤立的，它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支持，这些法律中首先就是税法的配合和支持［1］。然而，我国目前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环境已成为制约着我国非营利组织和公益事业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因此，税法的范式就成为研究非营利组织和公益事业捐赠的重要视角；以此视角来审视我国公益事业捐赠行为，对于完善我国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规范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激励公益事业捐赠，均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制现状之考察

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主要涉及到两项内容：一是企业和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减免税问题；二是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受益对象的减免税问题。对于后者而言，虽然受益者接收捐赠时产生了所得，但基于实施捐赠行为是非营利组织存在的主要目的，且受益者是需要接受捐赠的主体，所以各国对于该种所得，通常并不列入税法的应税所得。一般来讲，税法上的应税所得主要是指经营所得和劳务所得、投资所得和资本利得；因此，捐赠一般被各国税法排除在应税所得范围之外。无论是社团作为受益者，还是社团又把所得捐赠转给其他收益者，受益者所得到的部分都是应当免征所得税的［2］；所以，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受益对象的免税问题，本文不予过多讨论，而着重讨论在我国备受争议的企业和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减免税法律制度。

到目前为止，对于企业和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减免税问题，在我国尚没有专门化的法律制度予以规范。这方面的规定只是散见于我国税法、社团法、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和财政部颁布的规章之中。从规范主体来看，这一制度包括对企业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政策和对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政策两类；从税种来看，这一制度涉及到所得税、关税和进口环节税等众多的税种。具体言之，在我国，捐赠人向非营利组织实施捐赠的税收制度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empirenews.page--] 1所得税方面 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与相关政策规定了慈善捐赠的优惠制度。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企业或个人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分为非全额扣除和全额扣除两类。我国所得税立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金融保险业除外）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金融、保险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支出在不超过企业当年应纳税所得额的15%的标准以内的可以据实扣除，超过部分不予扣除；（注：所谓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是指纳税人通过中国境内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这里所说的社会团体，是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组织，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减灾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中国青年自愿者协会、全国老年基金会、老区促进会、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阎宝航教育基金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孤残儿童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和中国公安英烈基金会等经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社团机构以及经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其他非营利的公益性组织。）个人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社会团体采取列名单的方法，名单与企业所得税允许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扣除的名单基本相同。 [1][2][3][4][5][6]下一页 部分扣除的包括向以下组织实施的捐赠：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之友研究基金会、光华科技基金会、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华国际科学交流基金会、阎宝航教育基金会、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基金会、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孤残儿童救助基金管理委员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和中国公安英烈基金会。此外，用于支持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个人在申报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30％以内的部分，准予在税前扣除。为支持文化、艺术等事业发展，纳税人通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或其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公益性组织对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救济性捐赠范围，在应纳税所得额10%以内的部分，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个体工商户将其所得通过中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以及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捐赠额不超过其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据实扣除；纳税人直接给受益人的捐赠不得扣除。 [!--empirenews.page--] 全额扣除的捐赠有：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包括中国红十字会）向红十字事业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农村义务教育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对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包括新建）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捐赠；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政府部门向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中国绿化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关心下一代健康体育基金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光彩事业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国家税务总局核定的社会团体的捐赠。

2关税和进口环节税方面 1998年8月，海关总署发布了《关于救灾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暂行办法》，该办法对海外机构和个人无偿向我境内受灾地区捐赠的直接用于救灾的物资，在合理数量范围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免税进口的救灾捐赠物资按渠道分别由民政部（如涉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民政部应会同相关部门）、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负责接收、管理并及时发送给受灾地区。2001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收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主管部门依法批准成立的，以人道救助和发展扶贫、慈善事业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可以作为受赠人，接受境外捐赠。对境外捐赠人（包括境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但不包括外国政府、国际组织）无偿向受赠人捐赠的直接用于扶贫、慈善事业的物资，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2002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发布了《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接受境外捐赠、归还和从境外追索的中国文物进口免税暂行办法》，规定符合该办法规定并由国务院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国有文物收藏单位以接受境外机构、个人捐赠等方式获得的中国文物进口，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 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二、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制问题与效果分析

随着中国社会对非营利组织需求的增加以及非营利组织运行资金的短缺，有关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虽然我国税收法律、法规以及政策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但总体来说，我国对企业、个人以及个体工商户的捐赠行为的税收立法还存在一些问题。 [!--empirenews.page--] 1税法规制的非独立性 目前，我国在税收立法上采用“分税立法”的模式，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税分别立法；在各类别内部，各税种又分别立法。于是，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遗产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屠宰税等税种各有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来规范，而这些各个具体的税法或税收条例却规定得不够细致，在有关税收优惠方面的规定中往往是把各类主体放在一起，并没有把各类主体的特殊性及政策取向充分体现出来［3］；特别是有关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优惠制度，不仅没有专门化的法律制度，而且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中也未有专章规定。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只要非营利组织有应税所得，即可成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这与一般的营利组织的税法地位并无二致；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专属税收政策难以单独体现。这种法制现状，不仅与国际上对与非营利组织发展密切相关的“捐赠税收”单独作出具体规定的惯例不相符合，而且从长远看，也是不利于非营利组织和公益事业健康发展的。

2税法规制的低层次性 目前，调整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行为的税收法律法规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个人所得税法》及《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企业所得税法》、《海关法》等。但是，这些法规法律在实际上却没有对捐赠行为的税收起到应有的规范作用。《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4条、第25条和第26条对公益事业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调整都是指引性条款，优惠措施都要求“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该法对于如何具体实施减免税、减免到何种程度等等，都没有给予明确规定［4］。我国税收行政法规虽然规定了对企业、个人以及个体工商户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但仍然属于原则性的规定，而无法直接据之予以实施；就是《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这一实施性行政法规，也不能直接实现对捐赠行为减免税，因为我国的捐赠免税是间接的，而仅仅根据该法规，享有优惠权的非营利组织是无法确定的；因此，这些税收法律法规的实施，又必须借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等机构的部门规章与临时通知。这种法律适用模式，虽然符合法律层次的规范特点和分工，但有悖于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立法权大量地从人大及其常委会“流失”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手中，不仅导致高层次的立法所规范的活动转而适用低层次的立法来规范，而且也侵犯了权力机关的税收立法权威；不仅如此，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民政部以及海关总署“一事一议”的“特许制度”，也与税收法定原则不相符合，且为“寻租”预留了制度空间。 3税法规制的非完整性 完整性是一项法律制度产生实际效果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还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失。首先，对中国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向国外捐赠行为的税收优惠问题缺乏法律规定。随着人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以及中国国际交往的频繁，非营利组织在促进全球社会公益事业，诸如环境资源保护、人道主义、科学、教育、卫生等方面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中国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国际公益事业也需要中国的支持；所以，向中国境内的外国非营利组织的捐赠应当同向国内的非营利组织捐赠一样，得到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待遇；对通过国内特定组织向境外非营利组织的捐赠，也应当允许所得税税前扣除；这是国际法对等原则的必然要求。其次，税收抵扣制度缺乏明确规定。现行税收立法对所得税税前捐赠扣除的操作性规定很不具体。在纳税期与捐赠扣除时间的问题上，企业所得税以为纳税期，个人所得税有十个税目分别以次、月、年为纳税期，纳税人某日发生的捐赠能够在哪一个纳税期抵扣不明确；巨额捐赠能否跨纳税期抵扣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对同一纳税人有多个纳税地点情况下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如何进行等问题没有规定；对可扣除捐赠使用的票证方面也没有统一规定。这些问题妨碍了对捐赠扣除的操作，也不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5］。 [!--empirenews.page--] 法律制度是法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严重地制约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不利于纳税人依法履行社会责任。具体来说，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上述问题，进一步引发了以下两方面的后果： 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1激励不足 激励是法律制度的一大功能，对与非营利组织有关捐赠行为进行激励是各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共同取向。从本质上来看，对向非营利组织实施公益捐赠行为减免税，其基本原因有二：一是向非营利组织捐赠，尤其是向具有较强社会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捐赠，具有补充公共福利不足的作用。一般来说，向社会提公共物品或公共福利是政府的职责，而具有较强社会公益性的非营利组织向社会提供服务，实际上补充了政府的职责。所以，对非营利组织实施的税收优惠，实质上是政府公共服务开支的节省，国家或政府并未因此受到税收损失；而且，税收优惠还有利于鼓励非营利组织进一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二是成本与价格的衡量。一般来说，非营利组织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决定了非营利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价格是低于其成本的；若对非营利组织征税或不实施税收优惠，则在客观就相当于提高了其服务的成本，等于强迫非营利组织提高其服务价格，降低其服务意愿，也就增加了受益人的负担［6］。公益捐赠虽然具有如此明显的作用，但我国法律制度对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激励却是不足的。我国每年所接受的捐款中有75%来自海外；我国有1 000多万个正式注册的国内企业，其中的99%不对社会进行慈善捐赠；我国慈善组织所管理的资金只占GDP的0.1%，而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赛拉蒙对41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的所管理的资金的统计可知，这些国家非营利组织所管理的资金占GDP的4.6％，在非营利组织比较发达的美国，其占到了国民收入总额的11％左右［5］9-10。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源于我国税收优惠制度的计划经济特色。具体看，首先，根源于享受税收优惠的非营利组织范围的狭隘性。目前，我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非营利组织仅仅是被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财政部、民政部列在名单上的那些，纳税人向名单之外的其他非营利组织捐赠，是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待遇的。然而，非营利组织本身是有层次的，有的是全国性的非营利组织；有的则是地区性或社区性的非营利组织。我国税法实际上将区域性非营利组织排除在税收优惠之外，大大限制了它们的筹资能力。其次，根源于享受税收优惠的捐赠扣除低比例。目前，我国非营利组织税收优惠的扣除比例采用纳税减除制度，即允许捐赠部分在应纳税所得额中预先扣除。这种扣除有两类：一类是全部扣除；另一类是按捐赠占应纳税所得额的一定比例来扣除。目前，我国享有前一种扣除制度的非营利组织数量较少；而享有后一种扣除制度的非营利组织扣除数量偏低。这就不利于鼓励本国的纳税人向这些组织“慷慨解囊”。

2监管失效 非营利组织是社会分配的重要参与主体，无论是企业、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还是非营利组织管理、运用捐赠财产和从事与此相关的其他活动，都应当接受作为社会分配法律制度的税法制度的规制。但是，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法规制制度尚不完善，由此导致了非营利组织事实上不受税务部门监管的局面。尤其是在当前，企业、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积极性不高，使得非营利组织掌控的资金不多，为了解决资金的“缺口”，非营利组织便变相地甚至直接地从事经营活动以获取更多的资金；而对于非营利组织从事经营活动，我国现行法律既没有旗帜鲜明地明确其合法与否，也没有将其纳入征税和税务监管的范畴，这就造成了对非营利组织税务监管的“真空”。此外，我国的企业、个人向国外慈善机构实施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缺失，也使得税务部门对这种捐赠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管。 [!--empirenews.page--]

二、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制改革进路

非营利组织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意味着：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有学者指出：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内容和技术上的问题，但中国非营利组织或非营利立法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立法缺乏理想和缺乏自信［7］。“理想”与“自信”属于价值理念的范畴；“理想”与“自信”的缺失一直是制约我国非营利组织改革与发展的“瓶颈”。所以，欲改革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税收法律制度，首先应当确立其正确的价值导向。

法的价值是指法之于人类的作用和意义；但这种作用和意义并非具体层面上的法的功能，而是在抽象层面上法所追求的理想。一般来说，法的价值有自由、秩序、安全、公平和效率等；但就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税收法律制度而言，公平和效率无疑是最值得讨论的两大价值。

1公平税收是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手段；而社会财富在社会主体之间公平地分配，则是人类追求的理想。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在论述选择经济政策的原则时说：“在任何一个时点上，都应该在社会的全体人民之间比较公平地分配社会的收入和财富。”［8］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税法内涵在于：不同纳税人之间税收负担应当公平，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因此，公平是相对于纳税人的课税条件而言的，不单是税收本身的绝对负担问题。简言之，公平价值理念要求不同条件的纳税人负担不同的税负；相同条件的纳税人负担相同的税负。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 在公平价值观上，捐赠人的税负公平主要指起点公平和规则公平；非营利组织所发挥的分配功能则可以称之为“第三次分配”，其目的在于弥补国家再分配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平［9］。目前，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的税收制度还无法满足公平价值的要求：其一，我国捐赠人的税收优惠制度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有制观念深深地渗透在这一制度之中，不同所有制形式的捐赠人所享有的税收优惠是不同的。其二，捐赠人因其属于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同，而在公益捐赠时所享有的税收优惠有较大的差别：内资企业的扣除比例为3％，超过这个比例便不享有免税待遇；而外资企业的扣除却没有比例的限制，且可以作为当期成本费用列支。其三，不同捐赠人

之间的利益配置不对等。捐赠人是非营利组织财源的重要提供者，其对非营利组织的捐赠是其经营成果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捐赠实际上是代国家或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体现，对那些不能享有税收优惠的捐赠人、特别是巨额捐赠人来说，单纯从经济上来看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税收改革问题上，确立公平的价值观，平衡捐赠人之间、非营利组织之间、捐赠人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公益事业捐赠税制立法的本位，是税收公平价值观的基本要求。

2效率 效率是与公平相对的税法制度的另一价值理念。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判断一个良好税收体系的“第一标准是公平。„„第二个重要标准就是效率。”［10］政府向企业和个人征税，既是收入分[!--empirenews.page--] 配，又是资源的配置；在此过程中，要追求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收益。税收效率一般包括经济效率和行政效率两个方面的内容。所谓税收经济效率，是指税收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它会促进经济效率或提高效益，也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税收经济效率要求：其一，税收应当尽量保持中性。作为国家经济调节杠杆的税收制度尽量不要助长政府过多地干预市场，应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其二，国家税收尽量不要造成或者应尽量减少纳税人应纳税额之外的经济损失。税收行政效率是指国家设计的税收制度能够在保证筹集充分的财政收入的基础上使税务成本降到最低。它要求国家税收征收的成本和纳税人纳税成本最小化。在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税收制度与上述税收效率价值的基本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从经济效率上看，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税制还不能对企业和个人的公益捐赠起到良好的激励作用，致使有些纳税人的闲置资金无法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由非营利组织流转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去，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提高；从行政效率上看，我国现行税法制度整体上“多而不全，杂而不严”，致使税收条例不详，细则不细，大量的具体补充规定、办法甚至通知充斥于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行为的税制之中，一事一议，区别对待，这不仅加大了税务机关征管的难度，也不利于纳税人、社会了解、掌握公益捐赠税法，其结果是偷逃税严重，税收征管和纳税成本大，税收效率低。因此，有必要按照税收效率价值观来改革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在立法中，尽量做到通过选择不同的税种、确定统一的税收规则以及制定适中的税收优惠比率，来避免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改善资源配置，在激励捐赠和规范征管中实现税收效率之价值目标。

确立正确的价值目标，是改革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的先导，但并不能解决问题的全部；在正确价值观的指引下，有必要寻求 上一页[1][2][3][4][5][6]下一页 改革的具体措施。结合上文提出的相关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改革，至少应包括如下内容：

1实现税收法定 税收法定是指国家征税必须有法律依据，税收的主体、税基、税率、征税权、征收程序和救济等，都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并且这里所指的“法律”，仅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西方国家所谓的“无代表则无税”，就是指税收征收必须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法律来确定。就公益捐赠的税收制度而言，应当首先体现在全国人大制定的税法中；其内容至少包括优惠主体、优惠标准和幅度以及接受捐赠的非营利主体的一般条件。如果授权国务院规定这些问题，则授权范围不宜过大，授权时间不宜过长，且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确保税收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既统一税收优惠的一般规定，又在实际上扩大享有税收优惠权的纳税人和非营利组织，并切实制约财税部门的裁量权。 [!--empirenews.page--] 2捐赠税法的系统化 在国外，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税收制度一般都是在税法中设专章来规定，这虽然不足以构成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税也采取专门立法例的充分理由，但如果要突出非营利组织的税法主体地位，实现税收的公平和效率价值，则有必要实行捐赠税法的系统化。我国捐赠税法系统化也应主要采取在税法中专章化的办法，可以在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中增加公益捐赠税收制度专章；将来，待酝酿中的统一税收基本法出台后，再将其总的原则体现于其中。

3改革捐赠人税收扣除制度捐赠人税收扣除制度是我国与非营利组织有关的捐赠税收制度的中心问题。今后，应进一步从两方面改革这一制度：一是进一步提高捐赠额在应纳税所得中的扣除比例。在国外，对于扣除比例，个人和企业适用的标准有所不同。美国对于企业的免税额一般占其税前净收入的10％，而对个人的免税额则可达到其净收入的50％；但其扣除比例因捐赠品是货币还是其他财产、捐赠对象是公共慈善机构还是私人基金会而有所着不同。

借鉴国外的做法，笔者认为，除那些特殊的全免税的企业外，捐赠扣除比例可以提高到10％（企业）和50％（个人）。二是优化捐赠税收优惠的扣除方法。在国外，纳税人的捐赠一般是可以进行跨越纳税期进行抵扣的。美国在1965年规定，超过纳税优惠限额的捐赠甚至可以在连续5年的扣除中抵消［11］。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遵循按月来计算纳税期的制度。对于一般性捐赠，扣除期基数应当限定在当月应税所得额，特殊情况下可以顺延1－6个月，以这几个月的应纳税所得额为税基计算扣除比例。对于巨额捐赠，达到或超过年应纳税所得额一定比例的则允许加成扣除，或延长扣除年限，但最长不超过5年。

4增设向国外捐赠的税收制度 向国外捐赠的理由，除在于发扬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之外，更是发展国家关系、树立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外除俄罗斯个人所得税法明确规定向外国非营利机构捐赠不享受减免税优惠外，其他国家一般都确定了向国外非营利机构捐赠的税收减免政策；但也设定了一定的限制。英国法规定只有英国本土的纯慈善募捐的法人以及信托实体方可享受税收优惠；加拿大法大体规定了国外受赠人的范围，但税收优惠率则与国内捐赠一致。借鉴这些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在向国外进行捐赠的税制设计上，首先，应保留间接捐赠制度，即这些捐赠必须通过国内合法注册的非营利组织来实施；否则不给予税收优惠。其次，应当确立与向国内非营利组织捐赠相同的税收优惠比例，遵守国民待遇原则。

第五篇：三教合一对唐代文人影响的研究

谈三教合一对唐代文人影响的研究

摘要：三教合一是唐代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正因为如此，唐代文人因受到的三教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风格和魅力，也促使了诗界的繁荣。儒家的治世思想，佛家的禅思哲理，道家的超然物外，让诗人寻找到了自己人生价值的归宿点。

关键词：儒家

治世雄心

忧国忧民

时代鼓手

佛家 奉佛 参禅悟道 空 山水诗

道家 追求个性自由

愤世嫉俗 自我意识

天人合一 精神独立 人生价值

正文：从佛教在东汉时期进入中国以后，就有所谓三教，即儒释道三家。儒教就是以孔丘为主的儒家思想，道教就是以老子为主的道家的一部分思想，佛教则是以释迦牟尼为主的思想。

唐代是一个政治开明，社会氛围相对宽松的时代。唐太宗李世民与以魏征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艺创作上积极鼓励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意思形态上奉行三教并行政策，决不推行问候偏执主义。对待文人，唐王朝也采取较为宽容的姿态。

在唐代，三教鼎立的局面使三种哲学思想自由发展，也使唐代文人作品呈现出多姿多态的气质、风格和价值追求。

一、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诗圣”杜甫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而杜甫无疑是这一信条的终身实践者。

杜甫年轻时就抱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治世雄心。杜甫虽有治世的雄心和博学的才干，但他的仕途却很不得志。

虽然经历了年轻时政治失意，中年时因遭遇安史之乱而穷困潦倒，颠沛流离，最后被迫奔赴西南寻求友人的帮助。艰难困苦，从未动摇他那颗治世的雄心，他的诗作中正是流露出了他对国运民途的担忧。

杜甫的诗歌被后世尊称为“诗史”，表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也展现了生活在战乱年代的人们的辛酸。

“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下面就《石壕吏》进行简单分析。.《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 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孙有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投宿石壕村，正碰上官吏捉人充军。诗歌用素描的手法，清晰如画地再现了诗人的这次亲身见闻。叙而不 议，这是杜甫此类诗的特点。诗人的感情融会在平实的叙述之中，耐人寻味。一面是“夜捉人”的悍吏，一面是“逾墙走”的老翁，这是多么不平常的时期！“吏呼 一何怒”与“妇啼一何苦”的对比令人惊心。而老妇的陈辞，更是催人泪下。诗人怀着深厚的同情之心为人民长歌当哭。

他是怀着一颗炽热的仁者之心去审视国难民忧的。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更是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喊，表达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了作者推己及人、舍己为人的高尚风格和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

可以说杜甫是一位虔诚的儒家思想信奉者，他坚持着这个信念，并且一直努力地身体力行着，特别是在安史之乱时期，可以算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的鼓手”。杜甫的思想主要受儒家的影响，“穷年忧黎民”、“济时肯杀身”是他一贯的精神。

二、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诗佛”王维

《旧唐书·王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彩”，“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遗书中多“敦历朋友奉佛修心之旨”。王维身体力行地奉行佛教的清规戒律，他的佛教禅宗思想也流露在他的诗歌创作中。

众所周知，佛教禅宗讲究三种境界，第一境“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喻示自然茫茫寻禅不得

第二境“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喻示似悟非悟；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喻示瞬间永恒。可见，在禅宗的三种境界中，“空”是一个核心概念，而“悟空”也就成了参禅悟道者孜孜以求的终极境界。也正是与佛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维在自己诗歌中大量使用了“空”字如《山居空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王维诗歌最高的成就是山水诗。王维早年即归心于佛法，后来又受到南宗禅的影响。禅的境界就是要达到人、物合一，由静而悟的境界，这样就影响到了他的诗歌创作对明秀之美的诗歌意境的创造，因而也就形成了王维山水诗的独特个性。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诗描写的是初夏傍晚农村一些常见景色：夕阳西下、牛羊回归、老人倚杖、麦苗吐秀、桑叶稀疏、田夫荷锄。

这种大蕴涵着无限的佛学理气并与“虚实结合，动静相生”与禅学思想相吻合。其中更能体现佛教禅字隐逸思想的是最后一句：“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此句是全诗的中心句，起点睛的作用，也是最能反映诗人内心世界的地方。于诗人思想层面来探究诗文与佛教禅字思想，三、深受道教思想影响的“诗仙”李白

李白的性格具有复杂性。一方面，在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下，李白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另一方面，李白收道家思想极深，服食丹药，梦想飞仙。他的隐居学道，在奉召入京前，是他养望待时，建功立业的手段；放官归隐后，是他傲视清高，鄙薄官场，排遣愤懑的方式。他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自由，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以及一生死、齐万物、遁世颓放的消极思想，都有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的鲜明印记。

他政治失意后转而寄情山水,豪放飘逸的风格更是受了道家思想的影响，超然物外，自我升华，俨然一位出世的浪漫主义者。

李白个性张扬，源于他对自我意识的洞察，他是个自我意识极其强烈的人。最能反映李白的自我意识的诗是《日出入行》。此诗由“万物兴歇皆自然”的天道推及人道，认为羲和、鲁阳“逆道违天，矫诬实多”，最后他高唱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即意在与自然融为一体，即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意，其磅礴万物的气概也极为相似。这种“泯一物我”的思想，不外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处处有“我”，总体上虽是“主客合一”的，但仍然强调主体性。李白对自然的态度，笼统地看，也是“天人合一“的路子。

李白的“黄金白壁习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不屈己，不干人”，“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追求精神自由独立的人生思想，深深吸取了道家的精义。古今合川：

每一种宗教倾向，体现的是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信仰的坚守。现代的中国人，缺乏宗教信仰，价值意识淡薄，自我主体意识浓厚，物欲横流。正因为如此，才会有多种使用工具的伪劣产品，近来诸多的惊心动魄的食品安全问题，更是充分曝露了中国人无信仰尊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缺陷。各种经济犯罪世界各地皆有，可是如此为了降低成本或是吸引顾客而坑害消费者的行为实在表明生产者销售者毫无公德心。

总结：儒释道三教鼎立局面使唐代文化呈现宏大兼容的特性，也让文人在这个盛世里喷发出智慧的火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三教合一对唐代文人的气质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不是每一位文人所受到的影响只有儒家，或只有道家，只有佛学。生活在那个时代，就会同时受到三教的影响，只是受哪种思想影响较大，或某一时间段受哪种思想影响较明显。

参考文献：

㈠ 《旧唐书·王维》

㈡ 文章《以我为主，唯我独尊——李白个性思想探析》 ㈢ 《中国文化概论》 方克立、张岱年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