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竞争网络的运行机制及其演进逻辑分析论文

第一篇：国际竞争网络的运行机制及其演进逻辑分析论文

文章标题：国际竞争网络的运行机制及其演进逻辑分析论文

摘要：国际竞争网络的目的在于为竞争方面的国际协作提供便利，促进竞争集团的程式和实质上的一致性，极大地发展有关共同利益的竞争实践。国际竞争网络为改善国际竞争治理体制提供了强大潜力。

关键词：国际竞争网络；国际协作；竞争政策

（一）国际竞争网络的建立

国

际竞争网络（ICN）于2001年10月25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它建立的基础就是美国国际竞争政策咨询委员会（ICPIC）最后陈述中提出的建议，ICPIC由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部门建立，它提出一种更加非正式的国际竞争政策协议，而不是将所有国际竞争规则捆绑在一起。这使得美国对于国际竞争政策的定位发生了轻微变化：美国不再一味坚持双边协作，而是发动国际社会实施ICPAC的建议。虽然欧洲联盟一直是建立WTO最低标准的倡导者，但是它立刻对美国的提议表示赞许，并且加入到其实施过程中。ICN为国家的和跨国的竞争机构提供了一个论坛。ICN的目的在于为竞争方面的国际协作提供便利，促进竞争集团的程式和实质上的一致性，极大地发展有关共同利益的竞争实践。由于ICN没有任何法律特征，而且不是在任何国际条约的基础上建立，所以ICN实质上只是一个组织。所有ICN提出的建议都是非约束性的；所有参加到这项工作的人员和遵守其规定的人员都是出于自愿。因此，ICN既没有自己的组织形态和员工，也没有任何融资责任。ICN由一个指导委员会领导，ICN主席由成员机构中的领导代表组成，每两年换一届。所有相关成本都是由实际的成员机构共同承担。目前将近有80个国家和地区的86个竞争主管机构参加了这个组织（王晓晔，2005）。

（二）国际竞争网络的运行机制

ICN的工作计划以项目为导向，其成果往往要获得一致赞同。ICN工作小组（WG），负责的是一般定义上的项目，他们进行实质上的工作。2002年12月，建立了三个工作小组：（1）在多集团背景下的并购控制过程；（2）反托拉斯机构的竞争倡导角色；（3）能力建立以及竞争政策的执行。在2003年的墨西哥会议上，还建立了第四个WG，其任务为在监管部门强制竞争的执行。倡导WG旨在加强竞争机构拥护市场竞争的角色。因此，他们要研究评价成员国中的辩护经验，然后总结发展出出此领域内的最佳经验，让成员机构自愿采纳。倡导WG必须积极地同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进行合作。总之，这个WG应当增强竞争委员会在促进竞争改革中的能力和作用，特别是当竞争显然同其他政治和公众目标（如产业政策）发生冲突的时候。该WG已经制定出一个倡导竞争政策报告，指明了：（1）对竞争机构的政治影响；（2）倡导小组在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3）为了促进竞争的不同机构背景之间的相匹配特征。执行WG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竞争文化和机构的建立，提倡竞争委员会的独立性，分析是否应当鼓励区域性制度。

并购WG由美国司法部领导，旨在通过分析评价并购治理实践来促进成员国采纳最佳的经验。为此，必须增强多集团并购的经验总结，才能为实施程式上的和实质上的一致性提供便利，才能减少多集团冲突和降低交易成本。三个子小组（SGs）组成了网络治理体系，分别完成以下特殊大的计划工作：（1）负责并购公告和回顾程序的SG由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领导。通过与私有部门的紧密合作，它们制定出8个基本的有关并购回顾体制的指导方针：（a）主权；（b）透明度；（c）非歧视性（以国籍为基础）；（d）程序公平；（e）有效率、即时、有效果的回顾；（f）协作；（g）一致性；（h）保护机密信息。通过运用这些原则，可以极大地降低成本和由于程序以及公告差异带来的无效现象。在这个子小组中，没有任何实质上的集中性；相反，最在意的是：（a）公告的极限；（b）公告的时间选择和回顾期间；（c）最初公告的要求；（d）交易效应和回顾权限之间的恰当关系；（e）发展出一套持续的并购控制程序回顾体系。在墨西哥会议上，集中讨论了最一般的没有任何争议的实践问题；（2）负责分析性回顾框架的SG由英国公平贸易办公室领导。该小组旨在收集和分析有关禁止反竞争并购所运用的标准的相关信息。小组积极地同来自全世界的学者们进行协作，分析各种正面标准和反面标准，如“减少竞争”和“创造和加强主导市场地位”。为了得出标准并购指导方针，这个SG在墨西哥提出了一项中期报告，这个报告回顾了成员国现有的并购指导方针，根据以下内容为其共同特征和差异编出了目录：（a）市场定义；（b）单边效应；（c）协作效应；（d）进入壁垒；（e）效率要素；（3）负责研究方法的SG由以色列反托拉斯委员会领导，旨在得出研究并购的最佳经验总结，其方法包括收集相关信息的方法、保护机密业务数据的方法以及系统信息共享的方法。为此，该小组全面地总

结归纳了当今的实践和经验。不仅如此，该小组还将分析经济迹象和经济学家参与金兵控制程序所能扮演的角色。

跨国并购的治理（起源与效应）有赖于自愿形成的互动与协作[1]。首先，了解了最佳的经验，就能够通过采纳更有效的并购控制方法，得出一致的程序（也许甚至可以达到长期一致）。这种一致性的增加过程能够降低由于对跨国并购施加过多政

治负担所带来的无效率现象。第二，多集团竞争委员会办公室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提高感知上的一致性（也就是说，通过交换意见和协作性的回顾过程，对特殊并购案例的理解就能够获得和谐结果）。

（三）国际竞争网络：面向国际竞争治理的新方法

尽管ICN提议完全不具有强制性并且完全依靠资源性，但是其支持者深信ICN的实施要通过工作人员的劝诱、成员的同伴压力以及相关的宣传和支持才能得以实现（vonFinckenstein，2002）。可以运用两种系统上不同的传播机制来进行解释：（1）通过永久性相互作用形成的感知一致。通过成员机构的主要官员之间意见、数据、事实等的系统和持久交流以及解释，可以导致感知的一致性。这就意味着由于相互之间持久的相互作用，成员机构对跨国反托拉斯案例的观点和评价将会越来越趋于一致。竞争政策的制定者（Schaub，2001）坚持认为，反托拉斯情形中的众多冲突不是根植于相关国家竞争法的实体性差异，而是由于它们在评估限制竞争协议对不同的事实和情况的反竞争效应时，所持有的观点和理论不同。如大量的竞争理论学家和政策专家认为，在欧洲限制并购（市场势力）的最低标准和美国的相关政策（实质上放松竞争）之间存在微小差异。如果双方的委员会都转换一下各自的标准，那么主要冲突情形的评估结果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欧洲委员会根据它们对捆绑效应的经济评估，最终禁止了GE/Honeywell这项并购，如果所运用的是SLC检验，最终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反之亦然，美国反托拉斯委员会运用其特殊的经济理论没有制止这项并购，但是就算它运用市场势力检验，结果同样不会发生变化。可见，矛盾冲突并不是来自于实体性竞争规则的不相容性，而是由于对事实的评估差异所导致：美国反托拉斯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在评估这项并购潜在的反竞争效应时运用了不同的竞争理论，因此才会得出有分歧的甚至不相容的结论。如果卷入这场跨国竞争案例的机构双方在一开始就能够进行合作，那么就能够防止上述情况的发生，也就是说，它们在调查、交流（更重要的是）讨论和评估实际情况的时候就应该加以合作。感知的一致性可以为共同竞争文化（Schaub，2001）以及共同利益（Fox，2001）的建立和实施做出贡献。因此，才能够减小对同一项反托拉斯案例得出矛盾结论的概率；（2）最佳实践和同伴压力。最佳实践的识别、发展以及公布都会给成员机构采纳这些实践带来同伴压力。因此，就会发生程序化一致性的增强过程，随后将是实体性一致性的增强，这种过程可以通过周期性地发布国家一致性评估结果来得以巩固。如果成员国拒绝采纳得到一致认同的最佳实践，它们的声誉不仅会在网络中受到影响，也会受到（本国的）公共部门的关注。

（四）国际竞争网络的内在逻辑

网络方法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通过系统的、持久的相互作用来促进自愿协作[2]。因此，在这种方法下，可以使不同集团的监管体制以及这些体制之间的重叠部分设计得更加恰当，而不会侵蚀集团的主权。在协作网络内部，感知的一致性能够促进一个共同的竞争文化的出现，也能促进竞争政策标准的一致通过，从而可以缩小竞争政策中可能发生冲突的范围。这个观点既可以得到制度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支持，也可以得到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特别是互惠和信任的博弈理论。一般而言，反复地进行社会交流可以在网络成员之中建立起充分的信任性，从而能够为稳定地自愿协作提供便利条件。如果人们觉得没有公平可言，就会使得背叛性的非协作行为越演越烈，而且复仇心理也会为行为方式设置心理障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背叛可以得到适当阻止，却不是完全不可能发生。这就表明，虽然竞争委员会之间的冲突以及相互矛盾的决策可以得到缓解，但是却无法完全避免。可以假设，不包括非竞争利益的冲突能够在网络内部得到解决。那些纯粹的反托拉斯争端（根据反托拉斯从业者）就代表了跨国竞争政策中的大部分争端。然而，如果争端是由非竞争利益（如战略贸易或者产业政策、当地就业考虑、国家威信或者地区威信等）以及政治经济因素激化甚至完全由此产生，在这些情况下ICN机制就会陷入困境。在这些情况下，竞争机构作为网络成员，很有可能无法仅仅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行动，而是会受到国际或者地区政治家（他们本身受到特权阶级和“特权利益”的影响）的影响。通过这样的途径，非竞争利益就会进入ICN内部，并且在特殊情况下将以竞争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扭曲。如果竞争机构无法自由地追逐竞争利益，而不得不实施由本国政府强迫实施的歧视性战略时，能否在竞争机构之间达成一致协议呢？这个问题还非常可疑。然而，相反的是，竞争委员会可能对国家政治决策的制定过程产生影响，所以非竞争利益的障碍会非常多。因此，只有严重的国家利益才能导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些情况可能涉及的国家不多，但是却会对国际竞争和国际关系产生剧烈影响，如著名的EU-US争端，它是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Boeing-McDonnellDouglas-merger所引发的。当然，如果假设这项争端在ICN内部也不会得到解决，是非常合理的，如，在GEHoneywell案例中，就是由于反托拉斯协作的双边协议而产生的争端。由此可以引出竞争政策的一般目标：应当保护国家竞争还是国际竞争？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有一个问题同此紧密相关：竞争政策是应当以国家福利为导向还是以国际福利为导向？传统上，国家竞争机构看重的是国家福利，国家福利在排除任何卡特尔的限制时，或者在并购控制中运用差别性标准（国际竞争防御）时能够达到最大。根据经济学理论，国家福利和国际福利在自由的国际竞争环境下都能够得到增长，所以它们之间不存在权衡。然而，尽管如此，现代有关国际贸易的理论表明，在特殊条件下，集团国能够通过国际竞争的限制条款中获利，但是却要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损人利己政策战略）。因此，为了防止国家竞争政策成为限制国际竞争的工具（Fox，1997），国际竞争政策体系必须将焦点转移到国际福利上来，这种转换可以看成是国际竞争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ICN并没有改变成员国的竞争政策，并且没有明确规定是否将奋斗方向从国家福利转移到国际福利上来。

ICN的一个优点在于其程序化的一致性能够提高效率，特别是涉及到并购控制事项时更是如此。就算是不存在实体性的一致性，公告要求的一致性、归档条件、时间序列等等，以及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协作的加深等等调查中的事项也可以为提高效率提供重大潜力。如果这些程序能够以协作方式进行，而不是由每个国家独立执行，那么就能够减少调查机构的工作量，从而降低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多集团的并购回顾对并购企业施加的官僚主义负担也能够大大减轻。在现行的体制下，由于跨国并购必须面对所有集团国的并购控制程序，因此此项并购要想达到促进竞争的效应，就必须付出昂贵的成本。虽然不存在实体性一致性的情况下无法达到交易成本的最小值，但是只要能够将情况得以改善，就会带来不少收益。由于并购控制体制的程序化差异带来的行政负担是一个特别缺陷，它同任何保护竞争的事项都没有关系。不仅如此，对于国际市场上的大多数企业来说，这些行政成本（包括法律的不确定性和时间序列的不确定性）比实体性差异带来的成本更加重要。原因在于，大部分对不同的集团市场产生效应的企业都不会带来集团内的竞争问题，因此，所面临的仅仅是程序化的无效率。人们在论述中往往低估纯粹的程序化一致性的意义。

从表面看，ICN能够极大地改善程序化的一致性。迄今为止，大部分有关ICN的研究都将焦点放在程序化的协调上，特别是并购控制WG以及大部分已经被采纳的最佳实践也都是直接为程序化的一致性作贡献。现在人们已经广泛承认ICN方法可以达到反托拉斯的目的，因此推动了程序化一致性的过程。ICN中参与机构的数量不断增长，这也象征着它的政治经济适应性极高。进一步讲，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任何背叛、抵制或者反对ICN工作的情况。然而，这也许是因为现有的所有提议到今仍旧没有从实际意义上为成员国寻找到解决方案而已。然而，ICN的议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大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很有可能引导出大家一致同意的方法。为了发展出“交易效应和回顾权限之间的恰当关系”所作的努力（并购控制WG,SGI）从表面上看可能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却带来了深远的有关能力分配的问题。并且，模拟并购指导方针以及不同的实体性标准的比较评价也触及到了主权的并购控制体制。ICN是否能够有效处理实体性事项并进一步提高效率呢？时间将会给我们提供答案。

国际竞争政策效率的另外一个方面指的是有效竞争规则的国际性传播[3]，特别是那些基础性的规则，例如反核心卡特尔的规则。从这个角度讲，ICN为改善国际竞争治理体制提供了强大潜力。能力构建和执行WG能够积极地争取弥补发展中国家的无效竞争秩序所带来的国际竞争保护漏洞。不仅如此，所有的工作小组都能够改善竞争机构之间的协作，增强反托拉斯政策的效率，因此能够学到更有效的反托拉斯方法。如果网络中网络内部权力的不对称性导致ICN提议符合有权力的集团（如美国或者欧盟）的意愿，但是对其他国家（如发展中国家或者小的国家集团）却实行差别待遇，就会给后一种效率问题带来障碍。如果非竞争利益进入了ICN，美国或者欧盟就可能会竭力在国际反托拉斯中获得霸权地位。虽然ICN的非强制性特征允许小集团国家抵触那些歧视性的提议，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离开网络就意味着完全失去影响力，所以必然会产生一种非正式的依赖性。然而，从现在的角度讲，这个论点只是理论化的，并且迄今为止还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进一步讲，网络可能塑造出内部的动态性，不管集团国的重要性如何，它们都无法控制这种效应。

ICN的另一种效率优势在于它的分散化结构，能够避免跨国委员会、机构和行政部门以及它们设计和执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效率劣势发生。集中的跨国组织有很多缺点，它可以使国家丧失主权，会远离人们和企业的偏好，并且统一性能够侵蚀地区性的特质，带来行政无效负担，导致抵触监管环境变化的现象等等。国际组织中的效率挫伤效应导致了政策网络作为一种全球治理模式的流行度的不断增长（Maher，2002）。

将最佳实践建议和同伴压力结合在一起可以作为促进标杆竞争的有效工具。这里会涉及到制度竞争的概念，不过只是有限的意义上有所涉及而已。由于制度竞争的高级形态，如自由选择法律和区位的竞争，既不可行，也不会碰到竞争规则和政策实践中的诸多缺点，所以通过制度的标杆竞争来进行共同学习为有效利用分散的反托拉斯知识和经验提供了最佳途径。竞争政策体制之间的标杆竞争也可以在没有任何国际协作的情况下发生。然而，由于对外国制度及其相对效率的信息不足并且存在不对称性，这种情况下标杆竞争的效率将会受到限制。ICN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可以作为一种信息中介（最佳的实践建议）和模拟动机（同伴压力）。对成员机构实践的系统回顾可以为组织的竞争政策程序提供多样性，因此，可以提高透明度。不仅如此，对实践的评估也便利了不同制度和实践的相对业绩的评估。因此，基准方案的鉴别和公布促进了机构和机构之间的相互学习，并且强化了制度的标杆竞争。尚有方案一旦被鉴别出来，就会给成员机构施加无形的压力，促使他们采纳/运用这些基准，进而促进上优方案的传播。因此，就可以增强标杆竞争的效率。ICN提供了种组织化的标杆竞争，这种竞争制度可以解决无组织的标杆所存在的那些最严重的缺点。不过无论从静态的观点，还是从进化的观点，都无法评价这种组织化的标杆竞争是否能够在不花费集中成本的情况下将分散的竞争知识最优化提供有效工具。首先考虑静态的观点，首要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全面的最佳实践。ICN的成员机构赖以经营的国家中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差异很大，所以，在集团国的国家中能够作为基准的最佳实践放到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国家是否恰当，这点非常值得怀疑。如果不得不制定差异化的最佳实践，那么就需要一个标准来定义差异化的程度。一方面，每个国家中都存在竞争文化、行业结构以及人们对完全竞争控制（委托—代理层次）的偏好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至少对于特殊的反托拉斯目标来说，集团内部最优方案的存在性是没有什么质疑的，并且对于经济体系和发展阶段类似或者相同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没有任何理论能够为最佳实践群提供地理渊源，也无法得出不同“群”之间的明确界限。然而，ICN构架里面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运用进化的观点，需要讨论的障碍将会很多。通过最佳实践建议和同伴压力得到的标杆竞争必须依赖于制度的差异性。正是制度和实践的差异性的相对进化，才支撑了最佳实践的有效性和正当性。然而，这种差异性只能发挥临时性的作用。一旦最佳实践被鉴别出来，到目前为止有用的差异性就会被“最优的规则协调”所侵蚀（First，1998）。如果所提出的最佳实践能够通过标杆竞争和同伴压力得到有效的传播，那么当所有集团都采纳了最佳实践之后，共同学习的过程就会停止，竞争规则和程序的差异性也会被自我组织的协调关系所取代。后者能够很好地作为一种相对优异的协调战略，但是这并不表明协调本身的绝对优异。

（五）国际竞争网络的发展方向

从理论上讲，如果竞争可以看成是一种稳定环境下的均衡，那么协调就代表着优异[4]。但是如果将不断进化的环境中的比较市场过程作为恰当的理论背景，那么最佳实践/协调就会面临两个挑战。一方面，竞争中的企业可以创造出新的、以前未知的反竞争战略（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另一方面，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很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竞争理论和模型，也可能实现现有理论、实质性标准（如并购的限制标准、卡特尔豁免标准或者掠夺性实践的评估标准）或工具（如市场定义、集中度比率等）的新进化（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这两种相对环境的进化都能给当下盛行的最佳实践创造障碍，而竞争机构为了控制改革后的反竞争行为模式并将新理论融入进来，就必须对此作出反应。ICN中组织化的标杆竞争只是看重实践的模仿阶段，但是竞争（无论是实物，还是制度）却依赖于模仿和创新的相互作用。现有的实践将会受到未来新创造的最佳实践的挑战，因此，不断改善现有竞争的阶段同优秀方案的模仿和传播阶段同样重要。为此，规则和实践的差异性在保持革新能力和保持国际竞争政策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如Kovacic（1996）指出，美国反托拉斯体系的革新总是依赖于反托拉斯制度和机构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为获得新的理论和观点提供了多种渠道。因此，充足的多样性是通过有利的标杆竞争进行持久的共同学习的前提。提到ICN，差异性在网络中是否有恰当地位的问题，以及它是否只是暂时促进协调的问题还不明晰。然而，必须明确，质疑的目标在于差异性的未来角色，而不是协调的实际过程。ICN的非正式框架是否能够变成竞争规则和反托拉斯实践的协调器呢？网络是否无法达到成员协作所必须的稳定性呢？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仍旧是一个不明确的、也不可预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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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的逻辑演进

“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的逻辑演进

摘 要]：历史上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地变革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同步配套进行的，有其相互关联性和一般规律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同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导向和农村新经济因素的大量产生，正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多种产业组合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转换，并且最终将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行彻底的整体性的配套改革。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农地制度；分配制度；管理体制；三位一体综合配套改革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我国农村改革必须要有新突破，这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关键的环节。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必须首先着手解决农村“外部性”问题，主要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互作用的影响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新的三元结构整体转型。其中，彻底打破城乡对立的经济利益格局，改革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关节点和前提条件。

一、“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史考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封建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乡里制度始终是“三位一体”的客观地存在着；历史上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地变革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同步配套进行的，有其相互关联性和一般规律性。

中国是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始终是广大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生活来源，农业生产始终是支撑国家政权延续的经济基础。从战国到明清，田赋一直是历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是从巩固国家政权、加重赋税剥削，维护统治者阶级利益出发，制定土地法律制度，加强对农村人口的严格控制，从而实现其对农民超经济强制，长久维持着超稳定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随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但同时也抑制了新型生产方式成长和壮大。纵观古代历史，我国早在封建领主制时代，就逐步形成和建立了户籍—地籍—赋役三位一体的农村系统管理模式。而建立在其上的农村基层乡里制度，是为了维护这个管理系统正常运转和延续的政治手段[1]。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封建土地私有权开始确立。之后，自秦汉一直到清末的2000多年间，耕地始终是在私有→国有→私有之间的不断反复中变化着，先后经历了三轮大的循环。每一次由私有向国有转化，都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它既限制豪强贵族抢占私有耕地，又限制民间土地自由买卖；而每一次由国有向私有分配，则促进了市场机制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弱化了封建政权干预，使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促使封建王朝逐渐强大起来[2]。与封建土地制度变迁相联系，历代政府在处理土地收益分配关系、调整租税和赋役制度方面，始终是采取“加”或“减”的办法。一般情况下，每当封建政权初建，国泰民安的升平盛世，均以轻徭薄赋、安邦抚民为立国之本，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然后，随着封建统治阶级没落，上层社会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苛政重负又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尽管我国

历史上也曾经进行过多次重要的税费改革，如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等等；但是，这种历史周期性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告终结[3]。中国封建社会的乡里组织，仅属于历代县制向下延伸的“民间自治”，并不构成独立一级的行政建制，但它对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秦朝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以后，它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正如近代名人谭嗣同所说，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恢复元末战乱给社会造成的元气大伤，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确保赋税和徭役征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户籍“黄册”（1370年）—地籍“鱼鳞册”（1378年）—基层行政组织“里甲”（1381年）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模式，成为迄今为止最浩繁的一项系统工程[1]。这对于巩固明朝初期的统治，发展农业生产，维护社会稳定，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属性和封建剥削阶级的社会性质，以及人治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租税赋役滥收乱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痼疾[4]。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无论中国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结构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发展的一个“怪圈”。总之，“土地、政权、赋税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5]（p6）。

从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外国列强相继入侵中国，国内战争连年不断，破坏了中国农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同时，也中断了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来，农地制度、赋税制度、乡里制度三位一体、时稳时乱的历史循环。中国近代农村经历了100多年的无序混乱状态，其后果是严重的。“无论是没落的清王朝，还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无论是军阀统治，还是四大家族垄断；无论是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还是经济掠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掠夺农村和农民为财源。把„吸盘‟紧紧地叮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对农民进行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致使农村经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和浩劫。农民成为近代中外世界史上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5](p38)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统计看，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合计占70%—80%的土地；而占总人口90%的中农和贫雇农及其他人口，只占有20%—30%的土地[6]。清朝后期和末期，一直到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中央政府将田赋收入逐步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农民除了实际负担高额田赋正税之外，还要被迫交纳更为繁重的附加税，其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到“四大家族”统治时，田赋附加征收额往往超过正税的几倍到几十倍。所以郭沫若感叹而又气愤地吟出“自古未有屎上税，如今只剩屁无税”的诙谐诗句[3](p50-51)。从清王朝一直到民国结束，在长达300多年里，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组织是保甲。但是，清代保甲制度不同于明代的里甲，主要职能不是催征赋税，而是防范人民的“不轨”。这反映了在封建社会晚期，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加深，皇权专制加强，对庶民百姓的控制更加严密[1](p819-820)。尽管后来保甲组织进一步演化为准军事组织,它对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和对农民的管制更加严厉；但是，上层建筑一旦失去其经济基础，也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其作用发挥总是十分有限的。

二、新中国“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及外部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同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7年），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第一次农村土地大革命，彻底打破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枷锁，建立了土地分配上的机会均等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构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微

观基础，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到1953年春，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多亩耕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房屋等生产和生活资料，被国家免除了350亿公斤的粮食地租[7]（p29）。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产量增长44.8%，棉花产量增长193.7%，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1.4%[8](p95-96)。经过土地改革，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对所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9]。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也带来了农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很大变化。实际上，我国土地改革后，在农民之间自然形成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分配形式。

土改结束后，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953年春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全面改造时期，全国农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过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环节，共产党新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千百年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个体农民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收入按劳分配—农村基层党组织统一领导的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新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与我国古代历史上旧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相比，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但经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它并不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一种主观上的“理想”的制度设计。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农村经过长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所谓的“纯社会主义”不断进行升级，使广大农村逐步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土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工分制、党的一元化领导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僵化模式。再加上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国家为了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实行城乡差别极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出现，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人民公社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在农村基层地方政权组织，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但在10年“文革”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背景下，它基本上成为管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政治工具，服务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活动，完全窒息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创造性，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仍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另据专家测算，从1952～1990年，我国农民向国家贡献了6000-8000亿元的资金，支援了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中，其中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占75.1%[10]。这实际上是强加给广大农民的一种隐形税收。农村“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和日益固化，给我国的城乡改革与发展遗留下了一笔沉重的历史负担。旧的城乡利益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打破，已成为当今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道“硬坎”，是跨世纪的一道难题。

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新模式的合理替代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导向和农村新的经济因素产生，正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多种产业组合和多样化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转换，并且最终将会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的发展格局。农村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行彻底的整体性的配套改革。

主义制度的框架内，第二次构建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随着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不论是在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上，还是在机构设置、工作职能、干部数量、人员素质等方面，都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重大转变。但是，迄今为止，尽管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传统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除了在村、组名称上作了改变，除了在村、组两个管理层次上对“干部”数量进行了精简之外，其他方面基本上维持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原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重要根源。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党群组织系统机构设置繁杂，队伍过于庞大，工作职能定位不清，人员结构不合理和干部素质低下等。而多数乡镇党委和农村党支部，长期习惯于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习惯于搞普遍号召、大轰大嗡，大包大揽。这与其自身拥有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当前的农村实际情况是很不相符合的。（2）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基本上是沿袭我国古代社会的乡里组织建立起来的，它与农村基层党群组织系统平行运作，相互交叉，造成党政不分。这既不利于提高农村工作效率，也不利于乡镇政府依法独立地开展工作。（3）乡镇“七所、八站”和企业管理组织条块分割，肢解了乡镇政府统一管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职能，形成了乡镇政府责任大、权利小，农村工作难协调的被动局面。（4）近年来，农村新产生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民间自治组织，既存在准行政化倾向，也存在松散化倾向，又缺乏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干扰了农村正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特别是在民间滋生的非法宗教组织和黑社会势力，一直处于自生自灭、放任自流、自由发展的状态，对农村社会秩序稳定构成了严重危害。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制约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制度性障碍，必须进行全面彻底地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民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至今仍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概括起来，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1）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民对农产品初次分配以承包土地数量和劳动投入为主，并辅之以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这是农民收入分配方式顺其自然的一种过渡形式，并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干预和法律制度规范。而我国对农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国家法律却始终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村实行“大包干”以来，农民负担多次出现“反弹现象”以及国家对农业投入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等都与此有关。（2）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在这里，农民收入 “以劳动所得为主”，拓宽了传统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原则的内涵，更加符合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农民收入分配格局。而新时期的农民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分配原则。但是，在国家法律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11] 的法律制度约束条件下，农地产权不准流动，让农村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就十分困难。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要想在农业生产领域里充分体现出来，很显然是难以真正做到的。总之，目前农村出现的新的农民收益分配关系，与我国现行的农地所有制度和农地经营制度发生了十分突出的矛盾，存在着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民收入分配关系严重脱节现象，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3）进入新世纪，在我国已经正式加入WTO和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中农业剩余和非农业剩余相比，重要性下降，农业作为工业化积累主要来源的地位应发生变化。既有的行政性社区组

织不应该再担负„将农业剩余向非农业剩余转移的广义征税‟职能，而应该以„作为政府常规职能的狭义征税‟组织”[12]。而目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农民“费改税”试点，仍然是在旧的城乡利益格局严重存在，传统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大的改变的环境下，以“减负”作为第一要旨，试图单项突破的农村分配制度改革。如果它不能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同步协调进行，那么，农村“费改税”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多年来困扰中央高层决策者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农民负担问题，而且也很难从制度上理顺和规范城乡之间已经出现的新的收入分配关系。毋庸讳言，我国理论学术界和决策研究机构，当务之急是要跳出对传统农村观念认识的狭窄视野，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社会进步的高度，来研究制定下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社会的政治组织、文化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对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的利益调整问题，等等。现在，我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对全国整体性改革与发展，产生了一种“滞后”效应，单项突破的农村改革思路，也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坚持农地制度、分配制度、管理体制三位一体，综合配套，整体推进，协调运作。试图寻找折中的办法是徒劳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参考文献：

[1] 黄崇岳.中国历朝行政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 江平。中国土地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 李 文.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M].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4] 王 军.历史上的税费改革及其启示[N].人民日报,2000-05-16(9).[5] 李茂岚.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6]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 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8] 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参考资料汇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10]李 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N].人民日报，2002-08-30(7).[12]蔡 昉.合作与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与农民社区组织[J].中国农村观察,1999,(5).

第三篇：村民自治演进的历史逻辑

村民自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今年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二十周年，此前它的发端孕育已近十年，此后结束试行、正式实施又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尽管农村的政治发展风雨多多、歧路多多，但依稀仍可以辨认出那条路径——村民自治，农村社会始终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艰难地却是坚定地一步一步向前走着。从它演进的轨迹中，能看到某些阶段特征和由此构成的历史的逻辑关系，这对把握其内在规律可能是有益的。

一、“闹事”——村民自治意识的觉醒

如果把第一个村委会的产生当成村民自治的发端，那么，它始于广西省宜州市合寨、果地、果作等村。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夜农村已经自发的“分田到户”了，原来包揽农村公共事务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管委会和党支部不适应这种新的格局，一度管理废弛，村民滥砍滥伐和偷盗赌博现象成风。主要为了维护农村治安，在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的倡导之下，村民自发选举出并命名了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自己的事情。村民的做法得到了上边的认可和推广。后来，八二《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八七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又对此做了比较具体的制度安排。

宣布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宪法文本颁布之后，很快“大队管委会”统统变成了“村民委员会”，“大队干部”纷纷变成了“村干部”。而“村民自治”的真正到来却还很遥远。首先，农村干部对“村民自治”有一个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的过程。过去村干部习惯地认为“村班子”是一级政权组织，所以开始相当多的人对自己被排除在政权体制外，沦为“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颇感失落。而乡镇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党政干部，也习惯于把村级组织作为自己领导的下属单位，对实行“村民自治”大多缺乏心理准备，尤其对《村组法》关于政府仅仅是“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而不是领导；村民委员会不是服从领导，而仅仅是“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等规定大为不解，认为这样会导致农村的无政府状态，影响自己的组织动员能力。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党政组织并没有把“村民自治”当成一回事，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村依旧是“领导”而不是“指导”关系。而村级组织对各级党政组织，依旧“下级服从上级”。

与各级干部的主观认知状况相比，体制衔接和政策环境因素对农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更大、更具不可选择性。由于我国人力、土地、矿藏等资源大多在农村，所以无论国家还是地方政府，所做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任何规划安排，大多要依靠或通过农村来实现。而这些安排当时很多与农民意愿是有冲突的，比如粮食征购、计划生育、税收提留、征占土地等，一时很难得到农民群众的赞同或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要“贯彻落实”上边的任务目标，仅靠乡镇的“指导”和“村民自治”显然力不从心，只能把压力型体制下的工作模式延伸、贯穿到农村，把政府对农村的“指导”矫正为强有力的“领导”关系。这并不需要正式改变“村民自治”原则，现成的政策、法律预先设定了如此这般的空间：《村组法》第三条就有关于农村党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更进一步明确，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并对党支部的职责和权力做了宽泛而具体的描述，而“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党的组织原则之一。通过这样的过渡，村委会就被吸纳到党支部的“一元化”领导之中，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就穿越了“村民自治”的体制壁垒，许多地方正是这样做的。

虽然地方党政组织和官员们仍然钟情于“一元化”领导模式，人们在感情和习惯上也愿意接受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农村的生产方式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意识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可能村民创造“村委会”这一组织形式时并没有系统的自治意识，而当“大包干”作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确立之后，经济上的自主、自立逐步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他们不仅要自主经营、自谋生存，而且还要在与此相关的各个方面当家做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生计的一部分。传统的“党支部一班人”“说了算，定了干”的“为民做主”的领导体制、领导方法，显然与这一切不是完全匹配甚至是相冲突的。这样的冲突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一些地方甚至频频演生集体上访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以致于因农民“闹事”形成的农村不稳

定成了赫赫有名的“三农”问题之一。被冠以“闹事”之名的农民事件，显然是不值得赞赏的。但透过这些非理性的、不同个性的、体制之外的举动，却可以理性地看到共性的和体制内的问题：自主、自立的农民不再心甘情愿、别无选择地接受领导了，他们自信自己有条件也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务，而传统的领导方法并没有给他们留足这样的空间。“闹事”的方式尽管不值得赞赏，但它所表明的追求却是无可挑剔的。这应该看作是村民自治意识的真正觉醒。

二、“海选”——村民自治质的突破

分析农民“闹事”的演变过程，开始还是零星的、就事论事的“有事说事”，对直接伤害他们利益的个别事情、个别村干部提意见、搞对抗。后来则越来越带有普遍性和系统性，变成对以村党支部书记为代表的村班子及其所实行的“一元化”领导模式的失望、厌烦和抵触，变成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没事找事”。其实农民“闹事”并不是自觉的针对体制、针对党的领导，他们只是经过就事论事的反复抗争之后，逐步发现事的根源在于人，只有选自己的人当家，才可能有更大的改变，使自己的利益更大化。这确实是一个要害环节。历来被称为“村干部”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名义上党员选举实际上多是由乡镇党委任命的党支部成员，一部分是名义上村民选举实际上由党支部物色的村委会成员。这样选用干部，更多是为了对上级负责，完成上级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对这样的村干部村民不满意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无力改变前者，于是便争取直接民主选举村委会，而不是经由党支部提名后走过场似的选举，试图通过此举把事实上被党支部收编了的村民委员会，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和代理人，进一步使自己真正成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成为村庄的主人。

面对农民愈演愈烈的抗争，基层干部不只是无奈的应付。他们逐步认识到，“大包干”之后，土地等生产资料分到农民手中，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管理、控制手段就不再那么名正言顺、一抓就灵了。实践中他们对村民自治有了重新审视，从扩大民主、寻求合法性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探索。应该指出，这期间农村的政策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自上而下与农民利益相冲突的任务压力逐渐减少，中央利农、惠农政策越来越多，“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和各方面的关怀，这在客观上为村民自治的扎实推进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农村治理实践的成果很快在国家立法上得到了体现，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原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出”基础上，又特别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第十一条），并且进一步强调“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第十四条）。这样严密的规定，在制度设计上堵塞了违背民意、虚假选举的任何可能性。几乎同时，吉林省梨树县就拿出了现成而鲜活的经验——“海选”，这个做法迅速得到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广。从此，村民自治位居四项民主权利（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之首的“民主选举”很快普遍得到落实。嗣后，民选的“村委会”不再仅是一个名分，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得到正视和尊重。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进步，村民自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毕竟我们的农村有着太多的历史积淀，它既蕴涵着强大的潜力和能量，同时也沉重拖累着自己前进的步伐。人们在欢呼农村“民主选举”时代到来的同时，很快发现新的矛盾早已经等在那里了——“两委”冲突，一些地方“支”（党支部）“村”（村委会）“两委”各执一辞，前者说自己是“核心”，后者说自己有“民心”，具体的摩擦在用工、掌印、签字等人、财、事权上无处不有。认真分析起来，这些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表面上看是村委会与党支部两个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之争，实际上是迁延多年的“党群”、“干群”矛盾的继续；进一步看，虽说“两委”矛盾反映的是“党群”、“干群”、“核心”“民心”之争，但究其根本还是村民要求自己当家作主的老问题，农民并不天然地有亲疏、远近之分，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上判断是非。事实正是如此，被寄予厚望的民主选举之后，村民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相反却产生了更多的抱怨：“你选你的人，我掌我的权”、“‘两委’争权，事没人管”、“民选的官不为民做主”、“村民自治成了‘村委会自治’”„„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习惯势力竟然如此之强大，以至于靠剖腹产式的“海选”都无法接生他们期盼的真正的村民自治。民主选举竟然如此之羸

弱，单靠它根本无力承担起村民当家做主的愿望。于是，人们的目光不再仅仅关注权力本身，而是开始把目光投向权力的具体运作。从此，关于农村治理的“变法”的探索开始了。

三、“变法”——村民自治从此走向成熟

在各地的变法探索中，有三种方法至少可以留下印记：一是山西省河曲等地的“两票制”。基本做法是，选举党支部书记和支部成员时，先由全体有选举权的村民对村内党员投信任票，获得50%以上信任票的党员才有资格被确定为支部成员的候选人；然后召开村党员大会，由党员对候选人投选举票，选举产生党支部。有人形象地列成一个公式：群众1票+党员1票=村支书。二是山东、广东等地的“一肩挑”，就是村支书、村主任由一人兼任，同时实行其他两委成员交叉任职。三是河北武安市的“一制三化”，所谓“一制三化”即：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当地领导将其概括为“六会议事”、“财务三审”、“公章双签”、“四制监督”。“六会议事”是指支委会、村委会、两委联席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村民会议，按照职责权限划分议决村中事务。在这六会中最重要的是两委联席会，它首先由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碰头确定议题，随后由书记召集两委联席会议集体研究形成决议并表决通过后由村委会加以实施。“财务三审”是指村财务开支票据、凭证经村委会主任审查、村民理财小组审核和党支部书记审批方可入帐。“公章双签”是指村委会公章要经过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分别签批同意后方可使用。“四制监督”是指村务公开制度、民主议政日制度、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会计委托代理制度等。三种方法共同的特点是试图通过一定方式，使党支部在村民自治活动中获取合法地位，重新强化党支部领导权威，并籍此约束村委会、消解村委会的对立以平息“两委”矛盾。所不同的是前两者比较重视取得权力的运做，而后者更加重视实施权力的运做过程。三种方法在强化党支部领导的过程中，显然较以前都增加了民主政治的元素，但同时也对村民自治这一重要原则有所规避。这样的政治技巧，虽然可以一时平息矛盾，但由于没有厘清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关系，建立有效的机制，以铲除矛盾的根源，所以，问题最终可能还是绕不过去。

相比之下，另一种“变法”的尝试——河北“青县模式”可能更趋向于成熟。他们认为农村治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工作方法因素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在于领导体制。所以青县的“变法”是从调整体制架构开始的。他们改变了过去党支部或“两委”“议行合一”、“为民作主”的组织结构，提升和明确村民会议及其代表会议在村庄和村庄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以推进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当家作主为主旨，重新调整村庄各组织的职能和职权。规定村民会议是村庄的权力组织，对村庄重大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村代会是议事组织，由10―15户村民推选一名代表组成，经授权代村民会议负责日常的决策、监督；村委会是办事组织，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负责执行村民会议和村代会决议和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对村代会的决议有权提出复议，或提请村民会议公决；党支部是领导核心，负责组织、协调村代会和村委会在村民自治框架内正常运行。积极支持帮助共产党员依法竞选村代会主席和村民代表，发挥党员的影响力、带动力，以村代会为载体，组织和带领村民和村民代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种体制架构的调整，带来了村庄各组织运作方式及其内在机制的改变——“党支部领导，村代会做主，村委会办事。”这种“领导”，不再是全权、全能、全责的包揽，而是本来意义上的“领路”，领路人的价值取决于自己的识途水平和说服能力；“做主”开始可能仅仅是一种权利的象征和宣示，嗣后的结果却会把它演变为实际责任，这最终会使得主人变得更会当家作主；“办事”更多的意义不再是干部的权力，而成了村民购买的服务。这种关系的简单化、明晰化，有助于选择更加廉价高效的办事人和办事方式。

透过上述“变法”特别是“青县模式”的实践，可以看到，在我国农村已开始由单一的民主选举向全面的民主参与迈进。而且，各地对民主的实现方式做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使民主逐步由理论变为实践，由原则变成规则，由尝试变为习惯的生活方式。更为可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对农村秩序赖以保障的党的领导造成不应有的冲击和伤害，相反却使它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正在成为领导、推动和保障村民自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政治力量。所以，有理由相信村民自治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任何力量都无法逆转它的方向和进程。其意义亦不止于村治。

第四篇：固网的演进论文

摘 要：随着通信技术和互联网等的快速发展,传统通信网络已经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本文首先介绍了固网的演进历程，然后重点分析了IMS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阐明了网络融合是网络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关键词：PSTN；固网智能化；软交换；IP多媒体子系统

1.引言

固网语音业务曾经给电信运营商带来过巨额的利润，甚至出现过一号难求的情况，而随着后期移动业务的开展和目前全业务的开展，固网语音业务逐渐萎缩，盈利能力不断下降，移动语音业务替代固网语音业务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固网业务和移动业务在现阶段还会共存较长时间。

为保护投资并增加固网的盈利能力，电信运营商基于固网推出了彩铃、一号通、号码携带等增值业务。同时，在成为全业务运营商后，电信和联通又推出了各自基于移动业务的捆绑业务。现阶段，固定网络和移动网络是两张独立的网络，网络结构复杂，维护成本高，并且不适合捆绑和融合业务的开展。在未来，IP化、固移融合已是必然的趋势，IMS（IP多媒体子系统）成为网络融合发展的主要方向。

2.固网的演进历程

固网的真正发展是从上世纪80年代数字程控交换技术的应用开始的，当时的固网基于程控交换、以数字通信为特征，称之为PSTN（公共交换电话网）。一直到2000年，PSTN一直是通信网的主导，也是固网运营商收入的主体，但随着移动通信的普及，固网的主导地位开始日渐衰弱。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IP分组业务逐渐增多，基于电路交换方式的PSTN网络越来越不能适应业务的发展，运营商开始对固网进行智能化，引入了基于分组的软交换技术。软交换技术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固网的价值和竞争能力，使彩铃、一号通、号码携带等业务得以实现，丰富了固网的业务。

随着全业务的开展，FMC（固移融合）业务和多媒体业务逐渐丰富，而软交换的引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FMC和多媒体业务接入的问题，这就推动了IMS系统的引入。目前各大运营商都开始了IMS的部署，IMS成为网络融合背景下核心网的重要技术。

3.IMS

IMS（IP多媒体子系统）是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在R5版本中提出的支持IP多媒体业务的子系统。目前，R8版本的标准化已经完成。IMS的概念问世以来，就以快速发展的态势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推广、应用。作为网络融合的一项重要技术，目前国内运营商已开始大规模部署，开始向全IP网业务体系的网络融合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IMS基于全IP的分组网络设计，采用业务、承载、控制分离的水平网络架构，采用SIP协议进行控制，实现移动性管理、多媒体会话和载体业务传输以及端到端的IP业务。IMS的网络架构比软交换更加开放、灵活。IMS一方面解决了软交换无法解决的移动性支持、开放的业务接口、灵活的IP多媒体业务提供等问题；另一方面其业务接入无关性使得IMS成为固移融合的基础，成为未来核心网发展的方向。

和固网软交换相比，IMS具有以下优势：

（1）采用更加开放的网络结构。固网软交换与IMS都采用分层的网络结构，在软交换承载与控制分离基础上，IMS实现了呼叫控制层和业务控制层的分离。IMS采用开放的业务接口，有利于新业务的快速形成与应用。

（2）IMS采用统一的SIP标准协议进行呼叫控制和业务控制，实现端到端的IP业务，而软交换中SIP协议只用于呼叫控制。

（3）IMS最初是基于移动业务设计的，后期逐渐扩大到固定领域，和软交换相比，IMS体系架构可以充分支持移动性的管理，并具有一定的QoS保障机制。

（4）IMS在提供多媒体业务方面的能力和标准化要优于软交换。

全业务的开展使得业务越来越丰富，也使得网络IP化、扁平化、融合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IMS具备的各种优势，使其成为未来核心网的发展方向，使固移融合的步伐越来越近。

4.IMS存在的问题

IMS虽然代表未来网络的发展方向，并有诸多优势，但目前阶段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1）固网引入问题。IMS虽然具有PSTN仿真业务的提供能力，但固网业务接入复杂，要实现所有固网业务的引入，并实现无差别的服务，还存在一定困难，而且中国固网规模庞大，IMS能否承载如此大规模的网络，也是未知之数。

（2）网络融合业务复杂。全业务运营模式下新接入方式的引入，必然对IMS提出新的要求，导致IMS功能要求增加，对设备能力方面的要求也更高。

（3）接口功能需要完善。要实现固移融合，多种业务都需要在IMS上承载，IMS的网元和接口的功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4）QoS机制有待完善。IMS中的信令和数据都基于IP承载，QoS依赖于IP承载网的QoS，端到端的QoS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5.结语

从网络和业务演进历程可以看到IP化和融合化的趋势，IMS是未来固移融合的重要技术。目前运营商正在部署IMS网络，虽然应用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解决，但建设IMS核心网络，向网络融合的方向迈进的趋势不可逆转，我们将迎来一个融合的通信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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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佳、何剑波.基于IMS的固定语音接入演进技术研究.电信科学，2009，25（11）

第五篇：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逻辑与困境

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逻辑与困境

摘要：本文在对现有关于金融制度变迁的文献进行了简单梳理的基础上，以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及风险积 累与转化为逻辑主线，对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的发展阶段做了重新划分。在这个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对这个金融制度演进逻辑的认识，即：在经济改革边际推进的同时，金融制度不仅没有坚持边际推进的改革逻辑，反而由于国有经济对金融资源的制度性垄断，对我国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改革的深化造成了障碍，这种障碍的主要体现就是民营经济的融资困境。

关键词：金融制度,逻辑,民营经济,融资困境

一、引言

中国金融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现有文献对于金融制度变迁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对于我国金融制度演变的进程，现有文献主要是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职能变化的角度来考察的。这种观察视角的好处在于按照金融体制改革的脉络，把我国的金融制度变迁划分成几个阶段，从而把我国渐进改革下的金融制度演进纳入到政府主导的逻辑中，这是符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事实的。然而我们知道，我国的渐进改革虽然是政府主导的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但同时改革的每一次前进也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因此，政府每一次改革的出台，每一次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并不总能促进中国经济体制向最优化的方向前进，有时候可能是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所以如果我们在考察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时候，如果仅仅按照政府推进的轨迹，那么必然会掩盖我国金融制度演进中的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从而无法展示金融制度变迁的真实面貌。同时，我们认为，渐进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实现包括金融在内的经济转轨的成功。而与我国以企业改革为主的实体经济发展的路径不同，我国的金融制度演进没有很好地体现渐进和边际的原则，新的增量金融资源仍然被国有部门所垄断和占有，从而新的金融产权形式就无法像民营企业那样迅速成长并对国有部门产生压力，因而金融的低效率增长得以长期维持，这也是我国金融改革裹足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改革以后中国金融制度的形成与演变，现有文献已经较好地解释了国有经济与国有金融之间的内生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积累的矛盾，特别是通过“体制内产出”和“金融补贴”两个概念深刻地刻画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内在逻辑。但是我们认为，渐进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用金融部门的高成本来维持体制内产出这种低效率高风险的增长方式，而在于用从边际上成长起来的“体制外”部门来逐渐取代“体制内”部门，从而真正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金融补贴”不应该仅仅是对于过去发展的一种成本付出，而应该是换取中经济未来的一种手段。换言之，我们通过付出大量的“金融补贴”来支持“体制内产出”，这对于我国渐进转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必须把民营部门的成长纳入我们的分析框架，通过“体制内产出”—“金融补贴”和“体制外增长”—“融资困境”这两对概念的比较分析，才有助于认识我国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内涵。在文章中，我们还通过引进一个“税收补贴”的概念来完善对于民营部门金融困境的解释框架。

二、国家主导与自发的市场推进：金融制度的演进逻辑

(一)关于中国金融制度演进的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金融体制改革已经跨越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金融改革实践的不断丰富对于我们关于金融制度演进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这些丰富的研究文献，我们对我国改革以来的金融发展可以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关于我国金融改革的内在逻辑特别是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理论界基本形成了共识。这其中的主要成果是“制度变迁成本分担假说”、“金融补贴”和“国家控制能力”等理论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