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五篇范文）

第一篇：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

借鉴和指导意义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自从有了人类历史就有了管理。人是社会的动物，在从事集体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时，由于需要组织和协调行动，管理也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华民族长期生存繁衍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民族文化。

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理论溯源于西方，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这就给人们一种模糊的认识：似乎西方文明是孕育现代化管理的唯一母体。其实，作为在人类共同劳动中产生的管理思想是与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史及其文化背景相关联的。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浩如烟海的治国、治生（经济）及修身的思想，形成了具有独特韵味的管理文化。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已经拥有了有效的政府与组织的管理，追溯起来从夏朝开始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政府组织管理的理论与实践，经过时间与历史的考验，沉淀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可供现代人学习与借鉴。古人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字，更重要的是理论和思想。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作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已消亡，但那些已溶于民族血液中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心理形态有些仍然将长期存在，传统的管理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现代企业是一个目标性很强的群体组织，群体的效率从根本上取决于群体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和谐统一，而文化是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制度是解决可以量化可以看到的事物的，文化则影响内心世界影响人的所有行为，中国的企业也在搞企业文化建设，因为从没有制度到有制度管理的根本问题仍大量存在，但是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收效甚微，除了一些企业宣导的文化本身就不堪推敲以外，我们的大文化背景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关注的。

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从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上来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气候温暖湿润、江河纵横勾联、土地广袤富饶的自然环境下生存繁衍、从事单一的种植型农业生产活动。温带、暖温带、亚热带、热带等适宜的气候条件、长江黄河淮河等充足的灌溉水源、辽阔疆域上肥沃的江河冲积平原，都非常有利于人们的农耕生产。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中国古代的先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久以来就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习惯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崇尚和谐、安稳、平和、缓慢的生活方式，生活中喜好中庸之道，提倡“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风度，人格上讲究道德修养和自我完善，具有盲目的从众心理和特别容易融入群体之中的特点。这种小农经济的长期影响，具体到管理思想方面，就形成了中国古代管理上群体的小富即满、小成即安的小农意识，固守封闭不思冒险、甘于守成乏于开拓，易于满足鲜有进取，就是这种思想的鲜明写照。

其次，从宗法制度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强悍的宗族凝聚力量和“家长制”式的集权专制，将社会全体成员通过共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行为规范牢牢地联系在一起，导致了中国管理思想上重“人治”轻“法制”、重裙带关系轻法律约束的传统形成，整个社会就如同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纳入其中，成为其中的某一节、某一环，谁也挣脱不开，逃脱不了，由于宗法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既带有鲜明的专制性、等级性，同时又具有牢不可破的血缘亲情和心理上的融合凝聚能

力。

再次是儒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文化，因而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也最深远、最持久、最具有决定意义。儒家和道家作为两种具有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思维方式、不同心理模式的思想体系，在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融合演进中，互相刺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同时也衍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思想。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而道家和儒家相比，它更倾向于清心寡欲和宁静自守，采取的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管理思想。它主张凡事与世无争，顺其自然，一切都超然世外、甘于寂寞退隐，在“无为”中追求“无不为”。在长期的儒道融合交流互促中，使得中国人无论在得意或失意时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思想和心理平衡的支点。

因此，受儒家和道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1、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

在组织理论方面，我国古代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散见于古代先贤片言之语论述中的管理思想，仍然为我们现在从事各种管理工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名言警句。其中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就是这种组织理论的雏形。《韩非子·扬权》中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这里，韩非子第一次将决策层和执行层、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管子在《管子·明法》中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李世民说：“理国守法，事须划一”，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也有一句名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这些论述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上下级之间权利与责任的不同，并且都明确指出统一决策指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2、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

在激励和奖惩方面，孙子提出：“合军聚众，务在激气。”诸葛亮指出：“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诛罚不避亲戚，赏赐不避仇怨”，应做到“无党无偏”，意思就是说管理者务必要做到赏罚公正分明，才能服人服众。春秋战国时期的韩非子主张“诚有功，则虽疏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对此诸葛亮论述的更加具体，他说“赏罚之致，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只有做到赏罚分明，才能对良善功将有所激励发扬，对奸恶无功有所咸惧，以确保管理组织的正常科学运转。

3、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虽然有一些人主张重义轻利，但是却是也有一批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哲学家提倡讲义与利并举，主张义利双兼，这种充满着浓重的讲利重义的管理思想，倡导“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宋代苏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利者义之和论》中说“义利利义相为用”，主张义利互为共用，二者不能偏废。春秋时的管子更是认为“自利”是人所共有的情结：“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走下，于四方无择也”。然而，管子并未走向极端。他还认为“自利”与“利人”并不完全矛盾的，而且“自利”之德与“利人”之德同时也是统一调和的陈寿在《三国志·吴书·骆统传》中进一步讲这种义利观念和富民利民联系起来，指出“财须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福由民殖，德似民茅，义以民行。”他讲的是财富是人民创造的，国家的强大依靠的是人民的力量，国威靠的是人民的气势，福利乃是由人民所树立，道德靠人民的实践来兴盛，义的实现靠人民的共同行动。这句话，可谓深刻的概括了中国义利两全的管理真谛，在普通民众之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4、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

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人群组成。什么样的组织才有战斗力？才能充分发挥组织中每个人的内在潜能，一直是管理者在努力思考的问题。《周易·系辞下》中有一句名言：“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说“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嵇康在《卜疑》中说“交不为利，仕不谋禄”。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中，孙子说“上下同欲者，胜”，这些都突出强调了人和同心的重要性，作为管理者只有让部属充分认识到统一的的、崇高的共同目标，使整个组织成员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才能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并以此去争取伟大的胜利。

5、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

在管理工作中,决策是一个管理者必须首先考虑的首要问题。那么，管理者应该如何决策才能确保决策不失误，我国的古代先贤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告诉我们无论做什么么事情都要先谋而后动，只有谋划的充分、合理、科学，才能在执行起来游刃有余，才能做到“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做事情才能成功而不失败。所谓“日之能烛远，势高也；使日在水中，则不能烛十步”，意思是讲作为领导者，应该具备高瞻远瞩的特质，绝对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或者鼠目寸光，治看眼前利益而看不到长远利益。宋代文学家苏轼在《策别十八》中说：“为国有万世之计，有一时之计，有不终月之计。”“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以谋域”是说做事应该有战略决策和战术决策、长远规划与短期计划之别，根据形势情况的变化按照既定目标或相时而动，有助于管理成功。可见，预测和决策关系全局成败，中国人向来强调谋划和规划，强调战略和战术的综合运用，主张谋而后动。所以孙子说：“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上一

6、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

“中庸”思想，是儒家须臾不可分离的管理之道。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程熙对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遗书·卷七》)。朱熹在《中庸章句》的开首将其注之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并引用尧授舜的“允执厥中”和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中庸的精髓含意进行深刻阐发。教育和引导人们在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该走极端，要避免过与不及的出现。应从两端入手，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再“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中庸之道”，通俗地说，就

是正确掌握事物发展的“度”，以实现管理的和谐发展。

8、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认为，务本之道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达人民之所愿，予百姓之所需。尽量做到“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要求齐桓公竭诚听取民众的意见，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而管理国家说到底就是对人的管理，“治国就是治人”。孟子从“民为立国之本”思想出发，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得，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又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其失民也，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反之，“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孟子·离娄上》)。并进而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下”(《孟子·尽心下》)。荀子则指出：“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执，待之而后安。”(《荀子·富国》)。中国古代“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不仅体现在对民力的利用上，更难能可贵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和孙子还提出了“唯民是保”的“保民”观点：“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孙子兵法》）在孙子的民本思想中他提出既要保民，又要利主，把对民众负责与对君主负责统一起来，这是很有见地的。

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现科学的企业管理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但是毕竟是我们先人深深思考的结果，我们承认其在认知上存在某种不足，但也绝对不是一无是处，因此，在对待我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的问题上，那种管理思想的“民族虚无论”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必将在全盘否定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础上导致“全盘西化”；鼓吹完全的“儒学复兴论“也是十分片面的，并且还有盲目排外、妄自尊大、不思进取的封闭嫌疑，其局限性和消极性表现同样也不利于我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兼容并需，提倡在借鉴意义上的“中西合璧论”，我们优秀的管理思想要继承发扬，外国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思想也接受吸取，把二者结合起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信中国的管理思想必将光大于后世。思想用之于现代管理实践就是要求：一方面要制定出严格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充分发挥管理者个人的表率作用。一旦出现了违法乱纪的行为，就要给予相应地惩罚。管理艺术观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精神之后提出中国文化是“艺术的”，中国管理“无论如何是一种艺术，也唯有管理艺术化，才能真正有效。”我国古人历来十分讲求管理的艺术性。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

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

三、结语

目标管理是美国企业管理学家德鲁克于1954年提出来的，它是被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与之相比较，我国道家更是充满了东方智慧，尤其是老子“守弱用柔”的权变谋略更是艺术管理的典范。这一谋略的第一步“静观待变”，就是要求管理者不要为管理活动中的动和变所迷惑，要冷静面对，临事不惧，反而可能略胜对手一筹。第二步“弱用之术”，即“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这句话充满了辩证色彩，一般人都认为强胜弱，刚胜柔。老子却一反常人之见，指出刚强不过是事物加速走向灭亡的征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减，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值得强调的是老子所讲的这

一“守弱用柔”谋略并不是要求人们一味地为柔用柔，而是要求人们以柔为用。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第二篇：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信息工程系10级通信二班 姓名：付刚 学号：1041303058

我国古代相继出现了“兵家”、“儒家”、“道家”、“法家”等多种管理思想。管理是一种方法，从远古的“结绳而治”，到现代的工程控制，皆因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需要而起。管理是一种文化，无论“图腾崇拜”、“行业禁忌”、还是“组织制度”、“品牌标识”，都同时具有工具属性和文化观念属性。管理与文化密不可分，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和子产，形成于战国时期，衰落于西汉。因其强调“ 法治”，西汉以后被称为法家。

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企业管理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执政和管理经验。虽然这些人物所获毁誉各异，但法家理论却从未被遗忘过。）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管理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

法家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可观的可靠的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远古时代信息的不发达，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在高压作用下，没有任何的人情味。长期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法家严格的法令制度无论是对古代的军事管理，人事管理还是现代的企业管理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家管理所注重的“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同时，它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以严格的奖惩制度来治理，避免了贪污腐败的误区。然而，它所注重的高压政策，没有任何的人情味。人们渴望被重视的心里的不到满足。长期执行这种制度必然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因此，要想让法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就要以公司实际为出发点，将法家思想与其它管理思想有机结合，最终找出适用于本公司的发展方略。

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吸收借鉴国外管理办法，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人文管理模式，这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的法家管理思想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的管理思想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加以开发利用，使其再次焕发生机。这样，它将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和不朽奉献。

第三篇：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之我见

浅析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可谓是博大精深，影响深远。在世界的管理学领域上也可谓是独树一帜。我仅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特点和深刻内涵上来阐述一下我的看法。

一、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特点

1、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在管理方式上具有刚柔性

这主要表现在谋与动、义与利、赏与罚、德与刑、上与下、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上。具体表现为以下九个方面：谋而后动的决策思想；义利两全的取舍思想；赏罚分明的激励思想；德刑并用的宽猛思想；上下同欲的同道思想；执要群效的统一思想；不偏不倚的中庸思想；对立转化的辨证思想；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

2、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历史发展上来看具有一定的变通性。

春秋时期的管子非常强调管理者的创新精神。“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这就是对创新思想的高度概括。“不慕古”反对的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 “不留今”是告诉我们不要被眼前的现实所迷惑，陶醉于今日的成就中，不思进取； “与时变”告诉我们的是要因时而变，顺应潮流；“与俗化”即随着习俗一起发展。世间没有万能的钥匙，一把钥匙只能打开一把锁，凡事有计划必有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在处理管理工作中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变通对待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或者只知道用以前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是绝对无法做好管理工作的。

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具有和谐性。

“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强调和谐，主张协同，追求和谐的境界，使矛盾和差异的双方协调统一，共同构成和谐美好而又充满生机的社会。“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准则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里的“人和”，就是指内部的团结、和睦。《孙膑兵法·篡章》列举用兵得胜的五条： “得主未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他把取得下级兵将的支持和兵将和睦团结，作为用兵取胜五个条件中的两个，可

1见他对“和”的管理思想是多么重视啊！但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和为贵”也不是无原则的，在讲“和”的统一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其中存在的差异性，即在强调“以和为贵”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和而不同”，在同中存异。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主张“君子群而不党”。意思是说，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盲目苟同却不和谐相处。所以这里的“和”并不是盲目追求一致、同

一、没有自我，而是要通过各种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这是人们处理矛盾、对待差异所采取的积极的态度和方法。周总理当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一国两制”的提出和成功的实施都是基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

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的深刻内涵

1、以德为先

孔子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充分强调了“德”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还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指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德治的作用推崇备至。以“德”进行调节和管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渗透着浓厚的道德精神。管子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四标准。

“以德为先”就是管理者要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使被管理者在其道德威望影响下很自然地达到管理的良好状态。同时，人际关系也通过人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调节的。管仲提出，君主选用人才一定要审查三个问题： “一曰德不当其禄，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这三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让品德高尚的人处低位，就是对人才的一种极大的浪费，让品德低下的人处于高位，更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无功者受禄，那么有功者就得不到激励；无才之辈身居高位，那么有才能者就会被埋没，得不到重用。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是我国历史上的优良传统，今天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说，以德为先是中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最典型特征。以“为政以德”、“道之以德”为核心价值观的这种管理思想是建立在“爱人”、“贵民”、“重民”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基础达成了一个共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许多人习惯把“德治”与“法治”对立，认为“德治”就是“人

治”，认定无章法可循； “法治”有法可依。其实，在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法治”可以理解为 “人治”。不论是“德治”，还是“法治”都离不开人，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也是如此：法毕竟是由人制订的，要人去贯彻执行、要人去遵守。我们知道，人的素质、教育和文明程度是现代法制社会得以有效运行、实现有序化的前提。儒家“德治”是人类古代政治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为此，我们应该在现代管理过程中认真研究、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以德为先管理思想中的亲密原则，即“爱人”、“敬人”、“忠恕”等。

2、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对我们中国人为人做事的影响一直是久而深远的。中庸之道，它是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影响了中国二千多年，是中国人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它影响着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是我们中国人思想中割舍不的一部分，所以，对我们，至今还在发挥着很重要的影响。“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该句出自孔子之言，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美德，是最高的境界了，但是普通的老百姓缺乏这种美德已经很久了。“中庸”在《论语》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次，仅仅从这句话确实我们是看不出它的明确含义的。不过，后人根据《论语》 中记述的孔子相关的言行，对它的含义做出了较为明晰的解释。宋代学者朱熹认为： “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也就是说： “中”就是不要太过分，也不要达不到，而“庸”，就是指一种平平常常的状态。“中庸”，就是要求人们在事物的两个极端之间选取或者把握一个中道，并可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加以实践。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平均，而是要取得事物之间的平衡、均衡。孔子认为只有中正（适度）才最有利于事物客观发展需要，因而才是理想的合理状态。“中庸”讲的是人之根本，强调我们做人的艺术和做事的方法。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去掉差异而只取共同，即让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关键要在无我的前提下讲究情景真理。例如，我们可以用极其尊重的方式提出对权威观点的挑战，既达到了陈述自己观点的目的，同时又将对人的尊重推向极致，使大家都觉得恰到好处，易于接受。

3、以和为贵

我国古代儒家管理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管理中的各种矛盾因素，以达到最佳的和谐管理状态。后来历代儒家也都肯定并十分重视“和” 在管理中的作用，强调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儒家思想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管家治国的 基本原则，“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也是一种“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和为贵”《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些都是对以和为理想之最高目标的阐释。也是我们管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4、无为而治

在汉代刚建立的时候，为了促进本朝经济社会的发展，当朝的管理者就采用了“无为而治”的管理思想，让人民休养生息，国家逐步繁荣强大起来。“无为而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儒家提出“无为而治”，并认为这种“无为而治”是“以德为政”，以道德的手段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所以君主应实行“象征性管理”，只搞好个人修养和对下属的道德教化，就可以“一以驭百，坐以待劳”，垂衣裳而天下治。《老子》中也提出无为而治，而且把“无为”视为最高治国境界。认为“无为”乃是一种君道：君主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表面上不管，实际却是无所不管，否则，如果不是“无为”，而是“有为”，君主就不是处在“无”中而是处在“有”中，就会被局限在“局部”之中。老子的“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要求不以个人主观的欲望来破坏自然的发展。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处处顺应自然的规律，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无为”不但不是教我们什么都不去做，相反对干的要求还是非常认真的，非常谨慎和严格的。对领导人而言，“无为”还包含着领导方法方面的要求。作为领导方法，“无为”就是要求领导者要善抓大事，抓主要矛盾，把具体的工作分配给具体的机构和人员去做，而不要事无大小都亲力亲为。这样，分工协作、权责分明、各展其长、各尽其力，领导者能把整体的以及各部分的工作都能做得井井有条，取得最佳效果，也就做到了 “无为而无不为”。“无为而治”用相当简化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体现了从不同角

度来调节人与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调节人与自身的生存环境的关系。“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这是对管理者的要求。管理者必须不考虑个人的得失，然后才能有个人的利益。这也是“无为”的一个方面，即管理者不刻意地去行个人的作为。

5、以人为本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管理对象中最能动、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事实上，这些现代管理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就能找到源头活水。《尚书·盘庚》 记载： “重我民”、“施实得于民” ；孔子主张富民、教民，重视“民、食、丧、祭”，“民”位列第一；孟子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基本观点，强调政在得民，失民必定亡国灭身。“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认为人是构成国家整体的第一要素，要求把人作为管理的重心，提倡“爱人贵民”。笔者认为，只有在管理工作中充分考虑到了人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才能真正的做好管理。

结束语: 管理是一把双刃剑,管理的好了，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焕发生机，管理的不好，那么被管理的事物就会萎靡不振，甚至死亡。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务实》一书中也曾讲过： “管理的根深植于文化、社会、价值、传统、风俗、信念、政府与制度中”、“管理越能利用社会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日本学者村山孚说得好： “我们希望中国朋友在实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概念和奥妙的数学公式才是科学。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同样是实现中国管理现代化的宏大源流。”正确剖析、反思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形成我国管理科学的民族特色，让我国管理思想供世人共享，促进社会更和谐的发展！

岑朋飞

工商管理一班

20083140101

第四篇：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代管理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在管理学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例

摘 要：管理学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分析其内涵，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经典思想，儒家思想，管理学

在古代中国，早就存在着一门关于管理的学问，它专门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和高度重视并悉心探讨这个问题，虽然这门学问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管理学”之名，而是被称作“内圣外王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之类，单从名称上看，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学、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为其主课题的现代西方管理学联系到一起，但是，从其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来看，根据现代学科分类的一般标准，它则无疑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门介于政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学问。

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因此，受儒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一、儒家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现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重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人在管理资源中占首席之位。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管理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

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一般地说，人本观念它具有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的特点。在思维方法上，与西方文化重分析、重规范、重个人不同，东方文化更重 综合、重整体、重亲情、重集体。从管理角度看，东西方管理理念两者互有长短，但并无优 劣之分。当前，西方人本管理兴起，说明了我们提倡学习应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学习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的科学管理精髓，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正如袁宝华同志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在学习运用中国古代 管理思想与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及时总结提高我们当代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儒学中“礼治”的管理思想

“礼”是儒家学说的标志性范畴。主张使国家“立于礼”，力主推行“礼治”于国家管理过程，是儒家管理学说的本质特征。儒家主张以“礼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管理，其实质也就是把管理本质地理解为组织；所谓“礼治”，就是按照“礼”的要求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和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儒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理论。

1，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首先是在于用“礼”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为此，孔子和荀子先后都提出了“正名”学说，其实质乃是在人群关系体系即社会组织结构秩序混乱的情况之下，要求依据“礼”来实行对社会组织的重建或重构。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意味着要通过“礼治”，使社会组织中相互差异的人们都按“礼”所规定的名位或名分，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从而保证社会组织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所谓“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都说明了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以此恢复或提高其组织的整体功能。

2，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在于用“礼”来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就此而言，“礼”具有组织行为规范的意义。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依礼行事的人，就不能自立于社会组织之中，亦即无以在其组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发挥其独特的和整体性的功能。这意味着，“礼”不仅是社会组织赖以产生其整体功能的客观依据，也是社会组织中各个成员赖以发挥其特殊功能的客观依据。但是，怎样才能使社会组织中的人都能自觉地遵守“礼”呢？孔子认为，唯有使“天下归仁”，“礼”才能真正成为人人都自觉遵守的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换言之，孔子在组织关系的协调上所特别重视的是人际间的感情交流，他主张通过人情这个调节器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以“仁爱”（人际感情融洽）来求得“人和”（人际关系和谐）的带有浓重人情味的组织行为管理模式。

三、儒学中“安人”、“修己”的管理思想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安人”和“修己”，如果用现代管理理论来诠

释，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2，“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

四、古代经典思想与现代管理存在的差差异

“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现代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现代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

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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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6]论语·为政

第五篇：道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道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指导教师

学院：商学院

专业：人力资源管理

班级：7班

姓名：

学号：

道家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启示

[摘 要]

本文阐述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的社会内涵, 并揭示了道家“无为而治”思想在企业管理上的现代价值。道家文化的核心元素无为而治在中国的现代管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它在提高领导者素质、提升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本文旨在研究道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的关系, 为现代管理工作提供借鉴, 从而提高管理的有效性。

[关键词]

道家 无为而治 现代管理

治理国家就像烹煎小鱼一样，这是老子所说有关治国安邦传颂很广的一句至理名言。这句话既生动有趣而又寓意深刻，治理国家就如烹制一道美味的小菜(小菜一碟，而不是什么名贵大菜)，反映了道家宽广的胸怀和幽闲的心情。烹小鲜，一表示这是一桩小事，不用着急着慌；二是烹小鱼不可随便乱翻动，要不然鱼就碎了。急了，就会乱了分寸，乱动就会把事搞得一塌糊涂。古人评论这句话是“不多事琐碎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不教”，而当“民忘于治，若鱼忘于水。”治国若是，管理一个企业自然更不在话下。

道家一直以来倡导“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管理哲学。道家认为，治国必须坚持政策的一贯性，政策多变则扰民。这就是老子说的治理大国好比煎小鱼一样，不能常常去搅动它，而是要依据规律，使用巧力，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以适当的方式促使其变化。

其一，管得少才是管得好。管理者的主要任务是做好决策。把握好做什么、什么目标、哪里做、何时做、谁来做，想办法找正确的人做正确的事，激励部下去做，而不是代替部下去做。管理实际上是对人的管控，控制的最高境界是少控制、不控制，如果管理部下时“天天搅动小鱼”，就不是一种好的管理方法。其实，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应该正确地利用部属的力量，发挥团队协作精神，不仅能使团队很快成熟起来，同时，也能减轻管理者的负担。在管理方面，要相信少就是多的道理：你抓得少些，反而收获就多了。管理者，要管头管脚（指人和资源），但不能从头管到脚。

其二，管得少不是不管，而是要抓住管理的关键。这个关键是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做自己职责范围内的事，不越权管理、不越级管理，通过管理人的思想管理好人，通过管理人而管好事。要求管理者透过复杂的表面现象，洞察问题的本质，化繁为简，管理简单化。

其三，管得少又管得好，关键在于建章立制。通过建章立制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简单问题标准化、程序化，减少例外事件，从而做到“闲”而有效。

其四，管理要建立合理预期。政策的不确定性，使员工、供应商、顾客无法合理预期。没有合理预期，员工及与其合作的利益相关体行为短期性、不确定性增强，而短期行为、不确定性行为大量存在，使企业的稳定性减弱，企业发展面临的风险性增强。《庄子·齐物论》中有个朝三暮四的故事，讲的是有个养猴子的人拿橡子喂猴子，他对猴子说，早上给每个猴子三个橡子，晚上给四个。猴子听了都生气了。他又说，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猴子就都高兴了。为什么结果一样，朝三暮四猴子不高兴，而朝四暮三猴子就都高兴了呢？这里面有个管理的预期问题，前者预期置后，变数增加，风险增加，所以猴子不高兴。由于预期不同，导致猴子的积极性不同。其实许多企业在制定制度时，为什么不能多一点“朝四暮三”，少一点“朝三暮四”。同样的代价，由于传递给予企业合作者的预期不同，双方合作的效果将大相径庭。

“无为而治”是道家管理智慧的基本原则。道家主张管理者应该顺应管理活动的规律，不要胡作非为。这种“无为”，能够保证管理活动的正常进行，因

而在效果上可以达到“无所不为”。这一原则表现在管理活动中，便是管理者在具体事务上无所作为而放手让被管理者积极有为，从而实现组织的目标。

若要达到无为而治道法自然的境界企业管理者本身必须具备虚怀若谷、胸襟开阔的素质;必须要有容人、容事的气度和风范。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领导者如果要做到无为而治、道法自然，就必须在干部和员工的使用上实行君无为而臣有为的管理方法,。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具备伯乐寻千里马、刘备三顾茅庐的精神,。真正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以充分调动企业各级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必须建立一套道法自然、适合本企业特点、有前瞻性、与时俱进的管理机制，企业才能灵活自如、游刃有余地运作。

中国古代强调管理的最高目标是无为而治。无为是道家的哲学思想，即顺应自然的变化之意。要按照道即客观规律办事而道常无为。所以，管理者就要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中国古代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道。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道就是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就是说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以自然为法，而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自然界。从管理的角度讲 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遵循企业管理的客观规律，一切从规律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实现组织的自然和谐与个人自由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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