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纪检体制改革

第一篇：求解纪检体制改革

求解纪检体制改革：重提垂直领导

近日，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做客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就“中央纪委的历史沿革和地位、职能、作用”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强调，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体制是一个改革、探索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实质上逐步加强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吴玉良在回顾纪委的领导体制时表示，七大、八大和十一大党章规定，各级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1980年2月，中央批准地方纪委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但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十二大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表述。

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的一些专家也表示，目前纪委体制的同级监督不利于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导致机构独立性不够。

事实上，在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便是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在十八大后，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邀请参加反腐座谈会，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定位于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可能会在近期有所突破。

纪委改革历程

在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纪委得到恢复和重建，十二大党章规定地方纪委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不再沿用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表述，吴玉良认为这一过程逐步加强了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

吴玉良表示，十二大党章同时规定，“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至十三大召开前，中央纪委共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有关部门派出了21个纪律检查组。目前，中央纪委监察部共有53家派驻机构，这些机构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到六大，党章中都设有“纪律”专章。七大到十一大党章，写法有所改变，不再设立纪律专章，但在“总纲”和“党的组织制度”中都强调了党的纪律。1982年，十二大党章专门增加了第七章“党的纪律”和第八章“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后来经过6次党代表大会的修改，形成了现在十八大党章的表述，核心思想是“党组织必须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

历史上，纪委机构的产生方式也有不同变化。吴玉良说，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产生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变化的，主要有选举产生和决定成立两种。选举产生的方式有3种：一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比如五大、六大和十二大至十八大。二是由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比如七大、八大和十一大。三是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决定产生是指1949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这是由于还没有召开八大的原因。

同级监督之辩

改革开放以来，民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越来越关注，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也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姿态。实际上，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目前已初露端倪。

9月2日，由中纪委、监察部主办的综合性政务门户网站——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正式改版开通。除了网站改版开通外，中纪委、监察部第一次“晒”出了自己的组织架构。

中纪委、监察部内设27个职能部门，与原来相比增加了2个负责案件工作的纪检监察室。上述官网还首次公布10个纪检监察室的职能分工，有4个室负责中央国家机关和国有大型企业的纪检监察，6个室分别负责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方的纪检监察。

在提及目前纪检监察体制存在的弊端时，马怀德表示，整个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力量分散。既有纪检监察机构，也有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还有政府机构中的监督机构，比如审计。从机构的类别上来讲力量很分散，而且各个力量分布于不同属性的机构中，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司法机关等。

第二个问题是，从监督的体制机制来看，纪检监察同级监督。同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这个难度比较大，不利于有效发挥监督作用。派驻机构的运作中也有差异。派驻各部委的纪检组长是直属中纪委管理的，但其个人与派驻所在单位之间又有很直接的联系，不能保障其发挥很好的作用。

马怀德分析认为，中央制定的制度反腐目标是“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十八大之后已经查出了10名左右的副部级以上高官，其中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惩处腐败力度加大，效果明显。但制度反腐、健全体制机制，才能“治本”。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四个体系：党内监督体系、民主监督体系、法律监督体系、舆论监督体系，中纪委和监察部开通新网站，就是健全舆论监督体系的一项举措。此外，派出中央巡视组、清理会员卡行动等，亦是对制度反腐的有益尝试。

对于未来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方向，马怀德认为，可以在两方面着力：第一，搞纪检监察的大部门制，把分散的力量整合起来。把相关部门合并起来，或者形成合力。第二，从同级监督变为提级监督，省级领导由中纪委监督，市级领导由省纪委监督。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也认为，当前纪检监察体制的主要问题在于，机构独立性不够、相对松散，机构授权也不足。

他表示，能否达到“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的目标，还要取决于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能否完成。纪委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目前不断有新的尝试，比如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的首次巡视强调要“一次一授权”。这些变动都是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定型的完善制度的表现。这也能看出，现有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在发挥党内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功能方面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任建明等专家学者呼吁纪检体制“大部制”改革，设立类似“国家反腐委”的纪检机构，整合纪检力量。作为体制内的中纪委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长、党组成员赵中权在今年6月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反腐败要走法治化道路》。他在文中提出，根据我国反腐败的需要，可以考虑对现有分散在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的反腐败专门机构进行整合，建立“国家反腐败委员会”，作为反腐败相对独立的专门机构。

马怀德说，“大部制”改革是学界提出的方案之一。此外，还有两个方案，像海关、税务机关一样实现垂直管理；上提一格，由上一级纪委监督下一级政府。（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第二篇：纪检体制改革不是做表面文章

纪检体制改革不是做表面文章

——谈纪检体制改革（上）

王琳 《 中国青年报 》（2014年07月16日02 版）

观察近年来与反腐败相关的制度反思，解决方案多聚焦在“加强监督”这四个字上。就中国的反腐体系来说，其实并不缺乏监督的制度设计，举凡组织监督、纪检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检察监督、媒体监督等等，不一而足。但腐败依旧，问题在哪儿？

所有腐败本质上都是权力的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遏制腐败唯有让绝对权力变成相对权力、规范的权力和受限的权力。在强化对权力的监督上，方向并没有错。问题出在监督的效能上。民间如是调侃，“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险，司法监督太晚”。这个流传颇广的段子道尽了各种监督的尴尬。

而在反腐败体制和机制上，问题首先出在机构职能分散，无法形成合力；查办案件外来干涉太多，腐败频发但责任追究不到位。作为对当下反腐形势的回应，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决定”），明确提出：“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

针对“同级监督太软”的问题，“决定”拿出了“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的药方。毫无疑问，“线索处置”是纪委查办反腐案件的关键环节，在以往的习惯性程序中，地方纪委若发现本地的重大腐败案件线索，必须向同级党委主要领导报告，在得到首肯后才能进行初查。这无疑给地方主要领导干涉办案提供了机会和便利。压案不查、瞒案不报、举报人信息泄露多是在线索处置环节就频繁发生。

不难看出，“决定”在明确各地纪委应将案件的线索处置和查办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如此具体的改革措施直接写入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显示出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求真务实的执政风格。

2013年11月，三中全会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就专程赶赴位于湖北的中央监察委员会旧址。王岐山在这次调研中强调，纪检监察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改革反腐败体制机制，逐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定要唯实，不能做表面文章！”这是王岐山对纪检体制改革的明确要求。而没有务实的纪检体制改革，哪来反腐败的真实成效？

坚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与此相适应，中纪委明显加大了办案力量。各类改革举措也围绕着强化办案而展开。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已将参与的议事协调机构从125个清理至14个；在机构、编制和人员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整合了6个内设机构，增设4个纪检监察室，使负责具体查办案件的纪检监察室由8个增至10个。

而业已启动的、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纪检改革举措，非“巡视”莫属。当然，巡视早已有之，但从十八大以来的“巡视”成果看，中央巡视组在巡视过程中发现领导干部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的有价值线索，就比过去明显增加。

今年3月，中纪委又提出，要实施组织制度创新，机动灵活开展专项巡视，首次专项巡视对象为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涵盖科技、教育、农业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这“决定”提出，要“实现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以及巡视制度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7月7日，5个中央巡视组通报了在河南、辽宁、甘肃、复旦大学、中粮集团发现的问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触目惊心的词汇，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河南甚至还被指出，“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拉票贿选问题一度也比较严重；干部带病提拔问题时有发生”。

短期的巡视每一轮都能有所斩获，这一现象本身也令人深思。一是每一轮巡视均有固定期限，时间并不长；二是每一轮巡视均以谈话为主，使用的都是常规方式，既没有“窃听风云”式的“高大上”侦查方式，也没有任何特别的手段。但就在这样的短期内，以这样常规的方式，却查出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等严重腐败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了查处腐败问题的紧迫性，另一方面也警示着地方各级纪检机关在发现和查处身边的腐败现象上还存在诸多漏洞。虽然中央巡视组的巡视对象主要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但从巡视组发现的省部级领导腐败行为中，总有一批低层级领导干部和商人卷入其中，有的腐败行径在当地甚至是公开的秘密。为什么地方纪检对这些腐败行为无动于衷？如果曾发现但忌讳这些“小老虎”的保护伞太大，为何不上报寻求更高层级纪检组织的支持？毋庸讳言，一些地方和部门在保证既得利益优先的前提下，对待“改革”阳奉阴违并不鲜见。诸如以文件贯彻文件，以材料汇报替代实质改革举措的官场陋习，至今仍绵延不绝。纪检体制改革面临的任务，不但要指向“上级监督太远”，同时也要指向“同级监督太软”，还要防范上级派驻下级的纪检人员与被监督对象勾连，成为腐败利益共同体。

加强对纪检监察系统干部行为的监督和管理，也是这一轮纪检体制改革的亮色之一。长期以来，纪检人员备受“谁来监督监督者”的质问。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强调：“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对纪检监察干部要严格要求、严格监督、严格管理，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中纪委也新设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用纪委内部的“纪委”来对准自己。一个严格监督的改革思路是，让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保持适当的开放性，引入外部监督、异地监督等有效的监督机制来监督纪检人员。

第三篇：纪检体制改革,为反腐注入新动力

纪检体制改革，为反腐注入新动力

日前，《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之前半个月，全国各省区市的纪检体制改革方案也已上报中央并获批。机构改革、强化监督，成为未来纪检体制改革的“关键词”。

众所周知，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中，纪检体制改革是重要组成部分——纪检体制改革是其6个专项小组之一。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现在，不过几个月时间，《实施方案》已经出台，传递了积极信号，反腐零容忍决不变更，通过制度革新为反腐注入新动力。

纪检体制改革已经吹响了“集结号”，纵观《实施方案》，可谓亮点纷呈，比如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要求“两个责任一起扛”，种好“责任田”；把纪委两项重要权力——查办案件的事权和干部提名的人权“上提”，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此外，两个全覆盖——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现全覆盖；实现巡视工作全覆盖，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诸如此类的亮点，既回应了舆论关切，更推动了反腐进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反腐离不了纪检部门，而纪检部门本身的体制能否理顺，缺陷能否弥补，直接关乎反腐的成色。毋庸讳言，纪检部门确有不完善之处，诚如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所称，影响反腐败成效的问题主要是，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腐败案件频发却责任追究不够。而对于公众来说，对包括纪检部门在内的反腐机构的一大期望就是，如何进一步提高独立性，减少掣肘。关于监督困境，坊间有一种说法，“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尽管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纪委有权对同级党委的领导人进行监督，但事实上，由于纪委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其待遇需要在本地解决，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不敢监督同级党委或监督太远的现象。

《实施方案》不回避纪检体制长期形成的病灶，有针对性地改革，值得称道，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而对于反腐机构职能分散，中央纪委已经两次进行机构改革，精简了111个议事协调机构，增设4个纪检监察室与1个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

尤其可贵的是，打铁先得自身硬。早在去年5月，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即提出，纪检监察干部要以高标准要求自己，牢固确立凡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的意识，正人必先正己，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八项规定。为解决“灯下黑”而增设的“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在本轮省级纪委机构改革中也成为各地的“标配”。这一细节的意义不容低估。

反腐是一项艰难却必须推进的事业，纪检体制改革为反腐注入了活力和动力。通过不断的制度革故鼎新，继续扎紧制度的笼子，在腐败的防治方面下功夫，真正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不想腐的转变，最终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第四篇：求解基建融资难

求解基建融资难 亚太热捧PPP 尽管PPP越来越被视作破解地方筹资困局的“神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不要过分夸大PPP的融资功能，否则可能“物极必反”。

有关基础设施融资的话题，几乎主导了昨日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

“这个议题大家讨论最为热烈，几乎占了将近一半的时间。”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昨日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核心是讨论倡导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所谓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关系”，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参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印尼代表团团长、印尼财政部财政政策机构主席哈迪延托（Andin Hadiyanto）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今年的APEC财长会关于PPP的议题实际上是去年的延续，可以看到今年中国已经推出了很多PPP的项目，这个议题将会持续到明年。” 在当前地方急缺建设资金、传统融资平台模式成为众矢之的背景下，中国各级政府部门显然对PPP的推广有着极大的积极性，各地项目层出不穷。但也有不少财政学者提出，推广PPP一定要吸取地方债的教训。亚太各国聚焦PPP 10月22日，第21届APEC财长会在北京闭幕。会议发表了《2014亚太经合组织财长联合声明》，还通过了《APEC区域基础设施PPP实施路线图》，标志着解决亚太区域基础设施筹资难、推进亚太区域互通互联迈出实质性步伐。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会议现场了解到，PPP模式成为本届APEC财长会上讨论最热烈的议题。

哈迪延托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各代表团讨论非常愉悦，很多财长都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意向，“我们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立场”。

哈迪延托还表示，PPP对解决基础设施投融资问题影响巨大。“我们的公共资金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期待私有企业参与到PPP项目中进行融资。”他说，在财长会上，印尼和中国都分享了一些PPP领域的经验，可能的话，两国之间接下来会有进一步合作的项目。

当前，APEC区域既有着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又面临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制约。在这一背景下，与会人士普遍认为，PPP无疑是一种新的、有别于传统政府采购模式发展基础设施的可行模式。

菲律宾财政部副秘书兼首席经济学家贝尔特伦（GilS.Beltran）在接受包括本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认可PPP这种模式。在菲律宾也有很多基础设施项目亟须建设，比如机场、公路。这些项目需要的资金量大，融资是一大问题。所以，他期待通过PPP这种模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也期待着和中国的合作。

在记者会上，楼继伟在回答提问时称，各国财长就PPP问题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做、怎么做，以及经验教训，并给出了几个案例，各国代表表示非常有收获。

“而且有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已经把类似的路线图和案例分发到地方政府，将采取类似做法。”楼继伟说，大家都认为，基础设施投融资的缺口确实巨大。此次财长会上，中国除了宣布已建立国家层面的PPP中心，还决定利用在亚洲开发银行设立的中国减贫和区域合作基金中的500万美元，支持APEC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PPP、区域合作和互联互通领域的能力建设和项目开发。

此外，除了鼓励亚太地区设立更多的PPP中心，财长们在会上还敦促国际组织继续支持PPP基础设施项目，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动员长期融资。国内PPP项目井喷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此前了解，由于BT（建设-移交）融资模式的弊端尽显，很多地方都出现商业银行大批削减甚至不再批准BT项目资金，地方急缺建设资金，并对PPP的推广有极大的积极性。

PPP无疑是当前财政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从去年年底的酝酿，到今年年初的正式布局，从国务院直至各地基层财政部门均在发力。

今年8月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中称，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领域，积极推广PPP等模式。

9月以后，关于各地PPP项目开展情况的消息，不断出现在财政部官方网站上。

作为首个成立省级PPP试点中心的省份，江苏省财政厅9月1日发布消息称，已经在南京召开了首批PPP试点项目推介会。

此次推介会首次公开向社会推出了15个PPP试点项目，总投资达875亿元，涉及交通基础设施、供水安全保障、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以及完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五大领域。

与江苏省一样步伐较快的还有浙江、湖南、青海等省份。

9月3日，青海省财政厅发布消息称，该省首个PPP项目西海镇高原自行车城运营服务项目正式落地。这一项目投资1300多万元，其中政府投资占75%，主要用于道路等基础设施改造；社会资本投资占总投资的25%，主要用于自行车的运营，内容包括购买自行车572辆，在西海镇设置19个自行车存取点。

9月23日，浙江省财政厅消息称，浙江省江山市PPP投资模式助力公共自行车项目实施。跟上PPP的节奏，也是目前各级财政官员们的头等大事。

湖南省财政厅厅长郑建新8月底撰文称：“现有的主要依赖土地财政的投融资体制弊端已显现，亟须建立新型的投融资机制。因此，加快推广运用PPP模式……对减少我省政府债务，拓宽城镇化融资渠道，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至关重要。”

福建省财政厅9月底的消息则称，该省推广PPP试点后，省财政厅不断接到各地政府和企业的电话，咨询相关政策。

不过，PPP作为一种管理手段，并非简单为了“筹资”，往往涉及多个部门的协调，这也一度令一些企业对政府信誉及管理能力有所担忧。

江苏省财政厅副厅长宋义武在谈及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时认为，要尽快成立由政府部门牵头、财政等相关部门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PPP试点项目的重大事项决策，在财政部门内部设立PPP市（县）级管理中心。

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对PPP摸索探路后，继5月财政部正式成立PPP工作领导小组后，9月23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

目前来看，PPP推进中一个重要的难点，即合同管理，仍显得较为棘手。而目前，并无公开信息显示财政部下发了标准合同文本。

尽管PPP越来越被视作破解地方筹资困局的“神器”，但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不要过分夸大PPP的融资功能，否则可能“物极必反”。不少财政学者表示，一定要防止一哄而上，以及一定要吸取地方债的教训。学者们担心，PPP现在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有点感觉“饥不择食”，就像当年的地方债一样，被地方认为是万能的。

第五篇：行政案例求解

案例分析1、2009年8月，经营烟酒的个体户韩某先后从未成年人张某、马某购进“万宝路”牌、“红塔山”牌等香烟十条，并付给对方人民币500元，在购买过程中，韩某曾问过张、马香烟来源，张某、马某声明不是赃物（家里的）。同年10月25日晚，有人向某市公安局举报韩某购买赃物“万宝路”牌、“红塔山”牌等香烟，干警吴某等人接警后，驾摩托车到韩某住所，未出未相关证件，未声明理由，即用摩托车将韩某带到公安局进行讯问，同时将韩某营业执照及酒类专卖许可证扣缴，罚款1000元。营业执照及酒类专卖许可证扣缴后一直未还。对此，韩某不服，准备向法院起诉，要求归还执照及许可证，并撤销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而市公安局则认为，暂扣韩某证照是追赃手段之一，罚款1000元是对韩某违法行为的惩罚，属于公安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合乎法律规定的。

问：（1）根据行政法学的有关理论，评述某市公安局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

（2）公安局的行为是否合法有效？为什么？

2、2009年1月10日下午，某市建设局城管队3名执法队员黄某、李某和王某在宾海路执勤时，看见刘某在市卫生局家属院大门口用人力三轮车载高压锅经营爆米花生意，即上前责令其到院内经营，执法队员遂将车推到家属院内。20分钟后，3名执法队员再次巡逻到此时，仍见刘某在院门口经营，即再次责令其到院内经营。刘某不从，双方发生争执。执法队员李某上前拎走高压锅，刘某见状，忙上前拉住李某的衣服不放。这时，另外两位执法队员也上前与刘某争执并撕扯，撕扯中刘某摔倒在地。稍后，孙某等城管队员闻讯驾车直到现场，制止了事态发展，将刘某的高压锅予以扣押，并当场处于罚款200元。下午5时许，刘某被家人送往医院治疗，花去医疗费1819元，经法医鉴定属轻微伤。刘某伤愈出院后，准备向法院起诉某市城建局并要求国家赔偿。

问：（1）某县城建局黄某、李某、王某的行为是否合法？为什么？

（2）刘某是否可以获得国家赔偿？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