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与社会关怀

第一篇：法律经济学与社会关怀

作为法学与经济学之间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法律经济学当初刚被介绍到中国来时即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它从经济学成本投入与资源分配等角度出发，对法律与制度的安排作经济的分析，以期使这种安排达到最佳效益。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法律经济学开阔了法学研究领域的新视野，对于解释现行的法律制度，预测其发展趋势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令笔者忧虑的是，作为在当今中国雄霸学术界控制着话语权的作为显学而存在的经济学与法学两门学科的结合所产生的新生儿，法律经济学的诞生，会不会难以避免地沾染上豪门习气？事实证明，笔者的忧虑绝非是杞人忧天。当今中国法学界在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往往过份注重烦琐的数学及技术的分析，甚至陷入其中自得自乐以致不能自拔，但却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所应当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关怀。

问题还得从一件事情谈起。前些年沈阳市出台了一部交通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法规，内容大意是如果行人违章而机动车辆并无违章，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依该规定责任将全部由违章的行人负担，机动车驾驶一方不负赔偿责任。经媒体炒作，将其内容形象地概括为“撞死人白撞”。此法规一出，立即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固然有之，但听到更多、更普遍的是反对者的声音，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也加入了声讨行列，将其喻为是反人道、反人性、野蛮的规定。由于媒体的关注和推波助澜，一时间，沈阳市的这部法规成了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但是，争论归争论，尽管对沈阳市有没有权力制定这样一部涉及到人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地方性法规以及这部法规本身是否违反宪法的精神或直接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可以作进一步详细的法理分析，尽管反对者众多，沈阳市的这个法规还是实施了，后来听说武汉和上海两市也有了相类似的规定。本来嘛，学者也仅仅就是学者罢了，唐诗不早就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嘛，而更何况伟大的领袖亦曾豪情万丈地写下过“刘项原来不读书”的伟大诗句呢。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纵然反对又能如何呢？最终不还是徒劳吗？这场讨论后来渐渐地平息下来了，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人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得实在太快了，人们实在没有耐心长期关注一个已失去新鲜劲的类似祥林嫂和阿毛之间发生的这一类的故事。虽然随后武汉和上海的两位教授丧生滚滚车轮下的惨剧让媒体抓住又猛炒作了一把，让善良的容易感动的人们掬了一把同情的泪水和又愤慨了一回，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就是法律，绝不是说着玩儿的，尽管你可以把它归到自然法概念中的“恶法”之列，尽管它可能与亚里斯多德所称的那种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理念相左，尽管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平、正义、人权的宪政精神相违背，但因为它是法律，所以尽管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它，但同时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守它，因为违反它的后果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沉重的代价。“恶法杀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谁都不会忘记，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的两位圣人苏格拉底和耶蘇都是为恶法所杀的，因此，两位教授之死也颇具悲壮与神圣色彩了。我本不想加入这场讨论来凑热闹，尤其是在一个话题冷场之后再提起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却不得不让我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了。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法律学者的手笔。谈得就是上面所述的沈阳市的那个法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该法规进行了分析，运用的是一些数学的、技术的方法，过程不太能引得起我的兴趣，但是其通过以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倒是引起了我的关注。作者的结论是，沈阳市出台的该法规的背后是有经济学根据的，符合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换句话说这部法规是合理的。认为这部法规的出台将有助于促使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言下之意即是：如果没有这类的规定，行人横穿马路将很难禁止。而且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行人横穿马路，车辆就需慢行，那么道路就会不畅，从而影响到交通运输的效率。如果造成事故，事故的处理必然就会造成交通的堵塞甚至瘫痪，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废，因此，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这些损失都应考虑在其中，应由责任人来承担。通过以上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合理的。至此，我不禁拍案而起不得不有话要说了。

首先，这位作者完全可以放心，他所预料的那种如果没有此类的规定将会出现的他所描述的灾难性的后果绝不会出现。目前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公安交通部门依据的是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也是依据该规定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高度危险作业”条款弃置一旁的。当然，对于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权的处置的这么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这样的一个《办法》，笔者持谨慎的态度。但即使是依据这样的一部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上简单地采用过错责任的《办法》的规定，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这里规定得很明确，这10%不是赔偿，仅是一种损失的分担，亦即是一种人道的补偿。虽然10%的人道补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均远远不及梁慧星教授所主张的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应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全部赔偿，但毕竟它还是体现了一线人道之光与人情温暖的。虽然即使有10%的人道补偿，但是谁都可以设想，绝不会有任何行人为了这区区10%的补偿而故意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滚滚流动的钢铁相碰撞，因为后果谁都可以预料。因此，连这区区10% 的人道补偿都要取消的交通法规的出台是否能真正起到阻止行人横穿马路的预期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与一些赞成者的观点一致的是，这位作者的观点中还隐含

这样的一个暗示，即当前行人素质差，而且短期之内无望有大的提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提高素质这一途径走不通，那么制订这样的一个法规或许至少可以起到镇慑和教育这些人的作用。幽默一点地说也可称之为以鲜血来擦亮人的眼睛吧，以此来迫使人人知法畏法从而自觉守法最终达到交通顺畅的目的。其观点实际上也大谬不然。行人素质低，那么机动车驾驶员素质就一定高吗？只要去交警部门了解一下每年你所在的城市有多少机动车驾驶违章，只要上街看一看许多司机是如何开英雄车、霸王车，尤其是在过没有设红绿灯的斑马线时是如何置行人于不顾呼啸而过，行人过斑马线时是如何战战惊惊、如履薄冰的情形，我想任何人恐怕都不能断然得出肯定的结论。另外，就算是行人的素质低，但这种素质低能成为立法牺牲其生命健康权的理由吗？这两者没有也不可能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行人横穿马路的种种复杂的情形：其中可能有智障者；有老人、小孩；有急事须横穿者；有因交通设施设置确实十分不合理，为避免绕太远的路而图方便横穿者；也有因习惯了在乡间田野或小路上任意驰骋，还不明白城市文明的交通规范的刚刚进城打工的农民等等。不分清红皂白地在立法上对这些特殊情形一概不予考虑，合理吗？

另外，众所周知，我国城市交通的普遍现状是街道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没办法，谁让咱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呢。现在颇值得我们自豪和津津乐道的是作为当代中国人财富与地位向征的汽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家庭。但汽车数量的剧增与短期内城市道路交通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之间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使得原来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状况更趋恶化。而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作为有限公共资源的城市道路是如何分配的呢？其做法是左右两边为人行道，供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中间以道路中心线为界左右各有一至三个左右的机动车道。但细心的人们往往会注意到，通常左右两边的人行道加起来还不足一个机动车道宽！这样划分道路也许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也是效率的，但这样的分配规则是民主商定的吗？它公平吗？与行人相比，机动车一方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既然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你享受了更多的道路资源，而且驾驶机动车属高速行驶的危险作业，如果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受到的人身伤害要比行人受到的伤害小得多，或者是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驾驶者在驾驶时就应付出更多的注意，应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因自己的稍一不慎而酿成的事故。这应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论，也符合资源占用的数量应与付出的数量成正比的经济学原理与现代法治“抑强抚弱”的精神。但现在好了，因为出台了这样的法规，驾驶员因此而“有法可依”，那么尽可以“放心”驾驶去了，只要自己不违章，自己的注意力可以比以前放松了，甚至在关键时刻也可以不用踩刹车了，因为即使撞死了人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嘛，紧急踩刹车没准还翻车使自己受到伤害呢，谁那么傻呢，危急的时候首先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嘛。这部法规会不会起到这样的暗示作用呢？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作上面的假设。也许这部法规的制定者们是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将司机们都想象成君子了吧，但我们却实在无法将所有的司机都想像成谦谦君子。因此，在立法时，与其从性善论出发倒不如从性恶论出发，立法时做到先小人后君子。而且立法者在涉及到行人的生命健康权与车辆通行权取舍的重大问题上时，绝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从追求效率的经济学角度出发，为了保护车辆的通行权而漠视对行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无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证实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多第的合理，但这种数学的技术的分析却始终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公平的问题。经济学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和哀民生之多艰的那种悲天悯人的社会关怀，产生那种诸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看不到当代中国失业严重的社会现实，反而大力倡导现在应鼓励人们在城里和乡下各有一套住宅，周末开车去乡间度假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只有在富人俱乐部中才可听到的论调和虚浮的理论一点也不奇怪。有鉴于此，学者何清涟女士从一个社会学者的道义与良知出发一再呼吁将人类关怀引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学固然不能忽视社会关怀，作为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则更应体现人性、人道与社会关怀。那么，两者结合产生的婴儿法律经济学又该如何呢？我想，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的法律经济学更应博采两家之长，而绝不能为数学而数学，为分析而分析，为数字和技巧所迷惑而陷入其中沦为数学和技术分析的奴仆最终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应始终关注的社会关怀。

作者：高军，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通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学院政法系 邮编：516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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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人文科学系法律经济学《劳动合同法》与社会和谐

A

《劳动合同法》与社会和谐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society harmonious

系 名： 专业班级： 学生姓名： 学 号： 指导教师姓名： 指导教师职称：

2011 年 12 月

目 录

引 言................................................................2 第一章 劳动合同法概念与特征...........................................2

1.1劳动合同的概念..................................................2 1.2劳动合同的特征..................................................3

1.2.1劳动合同双方主体具有特定性................................3 1.2.2劳动者天然的从属性........................................3 1.2.3劳动合同内容对主体双方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3 1.2.4劳动合同具有诺成性、双务性、有偿性的特征。................3

第二章 劳动关系不和谐的现实表现及分析.................................4

2.1农民工与大学生---焦点就业群体...................................4 2.2农民工就业困境----非正规就业的权益保护问题......................4 2.3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境-----非正规就业的艰难选择.....................4 2.4大学生比农民工就业难的更深次的原因..............................5 第三章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5

3.1现阶段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5 3.2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研究..................................5

3.2.1集体谈判制度..............................................5 3.2.2工人组织无独立地位，政府角色不明确........................6 3.2.3资本强势使集体谈判制度徒有形式............................6

结 论.................................................................6 致 谢.................................................................7 参考文献.............................................错误！未定义书签。

《劳动合同法》与社会和谐

专业班级：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职

称：

摘要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全新的理念和伟大目标。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义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关键词 《劳动合同法》、和谐劳动关系、社会和谐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ith society harmious Abstract Since the 4th Plenum(Plenary Session)of the 16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 China President Hu Jint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party and state leadership, timely proposed building a socialist harmonious society, the new ideas and great goals.The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is defined as democratic rule of law, justice, sincerity, amity, vitality, stability and order, man and nature live in harmony.Key words 《Labor Contrac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society harmonious

引 言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意识到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负效应，已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中国进一步健康发展，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全新的理念和伟大目标。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义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把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原则，在继续平稳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同时，开始着手解决经济发展过快带来的负面效应。胡锦涛在《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 》中指出“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只有两个字的改动，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和快的关系，坚持好字优先，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只有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才能让社会主义中国的劳动者有尊严的劳动、有安全的劳动、有保障的劳动。而《劳动合同法对》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进而对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章 劳动合同法概念与特征

本文明确了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劳动合同法的概念、劳动合同与劳动合同法律规范、劳动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1.1劳动合同的概念

合同又称契约，它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之间，就确立、变更和终止某种权利和义务关系而依法订立的协议，即交换权利和义务的双方当事人的合意。

劳动合同作为各种合同形式的一种，也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聘关系、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1.2劳动合同的特征

1.2.1劳动合同双方主体具有特定性

一方是劳动者，即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并且劳动行为能力的中国人、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即具有使用劳动权利又具有使用劳动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个体、企业经济组织事业组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

1.2.2劳动者天然的从属性

劳动者在身份、经济、组织都要从属于用人单位，特别是双方在实现劳动过程中具有支配与被支配、领导与服从和管理与被管理的从属关系。

1.2.3劳动合同内容对主体双方具有权利和义务的对应性

一方享有的劳动权利是另一方必须承担的劳动义务，反之亦然。就是说劳动者被用人单位录用后，就应当完成该单位分配的劳动任务，用人单位就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支付劳动报酬，提供劳动条件，保障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及社会福利等合法权益。

1.2.4劳动合同具有诺成性、双务性、有偿性的特征。

诺成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就劳动合同条款内容达成一致意见，劳动合同即成立。双务合同，即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享有一定的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有偿性是指在用人单位根据劳动者的 数量和质量给付劳动报酬，不能无使用劳动力。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是两者权利和义务的凭证，同时又是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劳动合同在维护劳动关系稳定，保护劳动者权益，保证用人单位合理使用劳动力、规范劳动纪律、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章 劳动关系不和谐的现实表现及分析

2.1 农民工与大学生---焦点就业群体

首先说明，本章有关就业问题的分析是以经济危机爆发前就业形势为基础，经济危机使就业形势更加复杂化，它可能使一些问题提前暴露,也可能掩盖一些饿的东西。本文以经济危机爆发前的就业状态作为分析的基础。

2008年以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总量矛盾正逐渐减轻，但群体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短缺与过剩并存，一方面是部分地区的“民工荒”另一部分是大学生“就业难”。短缺是接受较低文化水平的劳动者，“过剩”的是所谓接受高等教育 大学毕业生。“短缺”与“过剩”以明显表现在工资水平的变化上，近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持续不断上涨，而大学生起薪水平一再下降。甚至出现了部分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超过部分大学生的起薪水平，“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若这样下去，国民素质，国家未来令人担忧。所以挖掘两大就业群体现象背后的根源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两大就业群体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是我国在劳动关系处理上的重要课题。

2.2 农民工就业困境----非正规就业的权益保护问题

从上世纪就是年代以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规模越来越大。并且近几年农民工中“迁徙式”流动就业也有所增加，农民流动就业形式由过去的个体流动为主逐渐演变成现今的家庭式流动和个体流动并存。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数据，2004年农民工举家外迁有2470万人，比2003年增长1.6%，约占农村外出人口的20.9%。到目前为止，农民工这一群体已超过了传统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的数量，使中国产业工人队伍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3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境-----非正规就业的艰难选择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逐年下降,近几年的就业压力前所未有,许多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局面。

从知识水平讲，大学生要比没有经过培训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知识水平高。但 为什么农村外出务工的毕业青年就很容易找到工作，而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找份工作就那么难?一些学者认为大学生专业技能欠缺、教育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错位，也有学者认为是劳动力市场存在二元分割的制度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作者比较认同这种看法。大学生经过多年的人力资本投资，促使他们自己及父母对将来的工作收益有较高的期望，许多大学生希望毕业后进入收入高且体面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其次，二级劳动力市场具有的非正规就业的特性使他们对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望而却步。

2.4大学生比农民工就业难的更深次的原因

大学生与农民工出现的就业问题,表面上讲是由于非正规就业与正规就业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引起的,实际上是由于我国产品价值链结构决定了我国就业结构,分析问题还是从描述产品价值链结构的经典微笑曲线开始。

第三章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3.1现阶段和谐劳动关系的内涵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民主和法制、公平和正义、诚信和友爱、充满活力、安定而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来看：和谐劳动关系至少应当包括这样五方面：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我国劳动关系在法制化、公正性、稳定性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与诚信友爱、充满活力的标准则离得更远，难以真正和谐。

3.2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调整模式研究

3.2.1 集体谈判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劳动者与企业之间对等的协商处理相互间矛盾也成为政府日益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集体谈判制度被引入到了我国，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正式规定了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制度，据统计，截止2007年9月底全国企事业单位已签订集体合同97.5万份覆盖企业107.3万个，覆盖职工12823.7万人。可见集体谈判制度在我国发展很快，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徒有形式，除国有企业外，在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推行的效果很差。

3.2.2工人组织无独立地位，政府角色不明确

我国工会没有独立地位，可以说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一级工人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各省工会很强势，也算半个政府组织。但到了基层企业工会层面，工会并无自己独立地位。劳动者在与资方出现劳资纠纷的时候，往往会寻求政府的帮助，工会并未起到真正的作用，而政府角色也不明确。劳动者在寻求政府帮助时，政府与工会角色出现“错位”现象。

3.2.3资本强势使集体谈判制度徒有形式

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集体谈判制度中既要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同时也不希望看到 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失。自放在谈判中占绝对优势和主导地位。“沃尔玛拒建工会”事件就是资本强势最有利的证明。尔玛的工会也没有组建起来，这与资方在目前经济发展中处于强势地位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政府在资本强势的情况下失位，那么集体谈判制度只能徒有形式。

结 论

《劳动合同法》加大了企业对劳动者权益侵害的惩罚力度，保护了劳动者的应该享有的合法收益，增加了劳动者的收益，提高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改善我国“裸体工资”式的薪酬结构，以法律的形式要求企业保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性的收入，使劳动者对未来生活有一个稳定、安全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原来劳动者不敢消费的潜力。在当前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消费的制约”而越来越不受到“生产的制约”的发展模式下，《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因为提高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促进了的 消费潜力这两个角度讲，《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为经济良性循环提供了一种契机。

致 谢

本文能够顺利完成，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S老师。导师严谨的治学风格、渊博的学术造诣、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开阔的眼界都给了我极大的影响。导师总是在我无所适从的时候指点迷津；在我灰心丧气的时候给我鼓励、学生的点点滴滴进步，都凝聚着导师的心血与教诲。从他的身上，我不仅学到了成就事业的才干，而且还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在此，谨向卢老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感谢！

参考文献：

[1] 郝文学.关于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的思考[J].法学与实践, 2008,(03).[2] 褚福银,聂欣.预防农民工职业病需建长效机制[J].中国发展观察, 2007,(09).[3] 吴艳.解决农民工二代就业的必要性及其对策研究[J].河北农业科学, 2009,(02).[4] 郑莹.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问题[J].辽宁法治研究, 2007,(03).[5] 张波.农民工合法权益保护的十大问题与出路[J].南京社会科学, 2006,(05).[6] 琪瑶.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大力度保障农民工权益[J].劳动保障世界, 2010,(07).

第三篇：法律与社会 - 副本

法律与社会——农民工权益现状保障分析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由于现实与历史的原因，农民工群体一直处于城市的边缘，受到社会的歧视—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他们汗水的付出，而他们的生存与权益得不到保障同时也在刺痛我们的良心与责任。所以我们应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让他们切实享受建设城市的成果，同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必然趋势。关键词：农民工；现状；权益；保障； 1.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

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增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增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增长6.8%。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增长5.9%。（1）农民工缺乏最基本、最必要的工伤保险。

进城农民工从事着苦、脏、累、险的职业或工种；就业中普遍存在着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现象。但是有工伤保险的农民的不到3%，致伤、致残、致死的事故非常多。

（2）工伤事故频发、职业病危害严重。

2009年，我国发生各类较大事故1760起，各类事故死亡人数为83196人，特别是在矿山开采、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三大高危行业，农民工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我国从事有毒有害生产的企业数量约1600万家，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人数约2亿人左右，其中接触粉尘、毒物和噪声等职业危害的职工超过2500万人，农民工是职业病患病主体人群。（3）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率低，工伤赔付标准低

2009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近2.30亿人，而参加工伤保险人数约为5000万，比例为21.8%。2011年起我国安全生产事故一次性死亡补偿金标准按上一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计算，以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计算，死亡补偿金近40万元，但其数额仍低于其他事故造成的死亡补偿标准。如涉外海外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最高金额为80万元人民币。

（4）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工权益保护存在缺陷。

根据《劳动法》第二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都适用劳动法。所有劳动者都享有平等就业、取得劳动报酬、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劳动法》是将农民工视为普通劳动者，将他们与城镇及其他劳动者一体调整与保护的主体；但另一方面，各地政府出台的政策规章却又将农民工加以特殊对待，把农民工视为城市的二等公民，使得农民工遭受不公正的对待，这种对法律主体定位的不确定性，使得农民工的权益遭到侵害。同时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很不完善，农民工对法律法规的诉求我们还不能满足，这使得农民工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完善而去买单。2.农民工权益受侵害之成因分析

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由于出生农村本身社会地位低及我国劳动法制建设滞后不能满足农民工现实的需求。加之经济上的贫困，导致社会政治参与程度低，因此很少有人去听他们的疾苦或者给予他们恰当的帮助，这样其权益极易遭到侵害，农民工权益受侵害同时也在刺痛社会的良知和公平正义的理念。（1）劳动保障法制建设滞后。

首先，我国目前的现状缺乏专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农民工作为特殊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重要。但是，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在保护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上存在盲区，保护农民工权益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2）劳动监察部门执法不力和工会保护职责缺位。

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不力和工会组织存在欠缺等方面。首先，各地劳动监察部门人员配置严重不足，使执法监察无法落实到位；经费不足、调查手段落后，导致劳动行政执法监察力度不够。而引起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缺失。（3）农民工权利被侵害的救济程序和法律援助不足

首先，由于劳动争议实行“先仲裁，后诉讼”的解决方式，造成寻求公力救济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过高，而救济效率却很低，使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障；其次，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法律知识贫乏，缺乏维权意识和能力，这就使得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当权利遭到侵害时，举证能力有限，加上一些其他人为的社会阻力，造成农民工无法举证或无力举证的情况屡屡出现，也不利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再次，由于现行法律援助制度不健全，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很难获得法律援助，农民工维权出现制度性障碍。3.加强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保障 农民工也是作为一个公民的存在，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理应该反映在农民身上。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政治经济文化权利贫困是他们集中的写照，通过他们自身力量维护权益是远远不够的。农民工就业不能单纯的看作从农村到城市务工的过程，我们还应给予他们进城提供保障和公平的待遇，温家宝总理曾说过一个人就业不仅仅解决生存问题，而且体现了一个人的尊严，为此我们应该要让农民工在城市里面找到归宿及认同感，让他们的尊严实践在我们国家城乡一体化的格局进程当中。（1）应尽快出台保障农民工权益保护的专门法。

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出台，指出“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长期存在”，明确要求“起草、制定和完善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这是我们制定农民工权益保障法的纲领性文件，再加上农民工群体的特殊性、维权的复杂性以及重要的社会作用，都决定了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的必要性。（2）完善工资发放机制，建立用人单位的“信用档案“

工资是农民工生存的保障，本着生存权高于一切原则。首先要加强农民工工资发放执法检查，尤其对农民工需求较多的建筑、劳动密集型加工等企业工资支付情况的执法检查，督促用人单位及时支付工资，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要及时、严厉查处。其次要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向社会公布举报投诉电话，加强举报投诉接待力量，做好对举报投诉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做到对此类违法案件，发现一起，及时处理一起。再次劳动行政监察部门，应与财政、金融等系统密切配合，统一打造一份国内所有用人单位工资发放情况的“信用档案”，我国的个人和企业“信用档案”已运行几年，实践中它已使守信者受益，让失信者付出代价。(3)建立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我国农民工主要集中在脏、累、险的工作岗位，发生工伤事故的概率很高。我们根据自身的情况，考虑农民工缴费能力较弱，国家财力也有限，为此根据有关风险对农民工危险程度，以及农民工自求，分类推进，建立有差别的社会保障方案，尽量满足农民工的现实需求。(4)能动司法，助推规范化的劳动合同。

能动司法就是规范用人单位的行为在法律视野上运行，这是司法公正活的灵魂。法院审判一线的工作人员要加强审判案例指导作用，把活的法律送到到企业中去，通过典型案例督促用人单位在使用农民工过程中，应当依法与农民工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用工备案；不得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必须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用人单位与农民工本人直接签订，不得由他人代签，特别谨防包工头等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不能作为用工主体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其次要完善劳动合同内容，包括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工作时间、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劳动纪律以及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都应作出详尽规定。以保证农民工权益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注释：

[1]《劳动法关联法规精选》，法律出版社，2008年。

[2]常凯，2009：劳权保障与劳资双赢—《劳动合同法》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3]常凯，2007年，聚焦《劳动合同法》。参考文献：

[1]唐鑛，1997：《新编劳动争议处理工作守则》，企业管理出版社。

[2]常凯，2002：《从承受艰难到分享公平—关于新时期劳动关系问题的多角透视》，工人日报。

[3]黄跃钦，2003：《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4]韩长赋，2004：《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农业出版社。[5]常凯，2005：《劳动关系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6]黎建飞，2007：《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常凯，2009：劳权保障与劳资双赢—《劳动合同法》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第四篇：法律与社会控制

法律与社会控制

丁卫 原刊于《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年第6期

摘要： 社会控制是国家主导，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一种治理手段，它通过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以及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从而达致一定的社会秩序。在诸多社会控制手段中，法律控制是最具约束力也最为形式理性化的一种。本文简略地梳理了社会控制思想的演化，指出“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是维系社会秩序的有力手段。在对晚清以降的社会控制进行初步考察的基础上，本文指出当代中国的社会控制体系正在由改革开放之前的组织控制转变为1980年代以后的法律控制

通过社会生活的结构化和人们行为的标准化而形成的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是社会秩序的具体反映。[1]271社会组织管理通过把社会生活结构化和把人类行为标准化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化；而社会控制则通过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以及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从而达致一定的社会秩序。从形式上看，社会控制有诸多手段，譬如，统治者可以通过道德、宗教、法律乃至社会舆论等各种手段来达到既定的统治秩序，只不过，法律是其中对社会成员最具约束力，从而也最为形式理性化的一种。

一、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思想较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生物进化论。达尔文认为，生物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生物个体为了在大自然中继续生存下去，保持自己的物种不被消灭，就必须不断发展自己的适应能力。适者生存，弱者灭亡，物竞天择，自然淘汰，这就是自然界对生物个体的控制机制。[2]75-148由生物进化论发展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控制者，个人是被控制者。既然人具有动物习性，那么社会就必须控制人的这种动物习性。否则，由于人人都存在着追求自我利益的倾向，结果难免会使整个社会堕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去，社会秩序因此而无法建立和维系。

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罗斯（Edward Alsworth Ross）在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①]一书中最先使用了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人的动物本性的控制，以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行为。他认为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它包括同情心（Sympathy）、互助性（Sociability）和正义感（Sense of justice）三个组成部分。人性中的“自然秩序”成分，使人类处于自然秩序状态，人们彼此同情，互相帮助，相互约束，自行调节个人行为，避免出现因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乃至战争所引发的社会混乱。然而，这种自然秩序状态却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和大规模移民所否定。在现代的美国社会，初级群体和社区迅速解体，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中，社会交往的“匿名度”大为提高，人性中的“自然秩序”再也难以对人的行为起约束作用，越轨与犯罪等社会问题愈益严重。立基于此，罗斯认为，必须用社会控制这种新的机制来维系社会秩序，即由社会有意识、有目的地采取各种措施，对个人和群体的行为加以规制和约束。[3]173-313不难看出，经由社会控制所形成的社会秩序实质上是一种人为秩序。罗斯根据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所作的“自然秩序—人为秩序”之两分，有助于我们据以区别社会运行的自发机制与人为机制，并依此视角来考察法律与社会控制的关联。罗斯指出，“由于一代人的道德习惯不能成为下一代的本能，持续的控制是必要的”。[4]46虽然，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有许多，如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社会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幻像、社会价值观和伦理法则等等，但法律仍然是社会秩序大厦的基石。[4]95从功用上看，法律作为国家整合和控制社会的基本手段，显然具有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所不可比拟的作用——法律应该而且必须从根本上影响着其他的社会控制，在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的互动关系中，法律具有主导性，社会越发达，法律的控制作用和影响就越重要。[5]5

作为美国社会学法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的法律思想明显受到了罗斯社会控制理论的较大影响。[6]480仔细疏理庞德的法律思想，一条紧绕社会控制而展开的逻辑线索始终清晰可辨。庞德学说的核心，是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和效果，他认为，道德、宗教和法律是进行社会控制的三种主要手段，随着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道德和宗教作为早期控制社会的基本手段逐渐和法律相分离，“从16世纪以来，法律已成为社会控制的首要工具”和发达社会中控制社会的“最终有效工具”，[7]12-89所有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只能行使从属于法律并在法律确定范围内的纪律性权力。因此，法律的功能在于控制社会。[8]89 庞德指出，人类具有双重本性，一方面是相互合作的社会本性，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本性，这种“扩张性的或自我主张的本能使他只顾自己的欲望与要求，不惜牺牲别人来设法满足这些欲望与要求，并克服一切对这些欲望与要求的阻力。”通过论述法律与文明的关系，他进一步推展其社会控制理论。他认为，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法律和文明有着密切关联。从历史看，法律是文明的产物；从现实看，法律是维护文明的手段；从未来看，法律是推进文明的手段。文明可以使人类力量得到最完善的发展。而文明的两个面向：一个是对外在的自然界的控制；另一个则是对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惟有通过科学的发展才能实现对外在自然界的控制，保证人类过富裕生活。而惟有社会控制方能实现对人类本性的控制。而“对内在本性的支配，过去是，现在也是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即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目的在于迫使他尽自己的本份，支持文明社会，并制止他从事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9]409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庞德写道：“今天许多人都说法律乃是权力，而我们却认为法律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社会控制是需要权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压力来影响人们行为的那种权力，作为社会控制的一种高度专门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筑在政治组织社会的权力或强力之上的。但是法律决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化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7]26由于法律是对权力的一种限制，并非权力本身，因而，法律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制度，正如庞德在《法律哲学导论》中所言：“我愿意把法律看成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即在通过政治组织的社会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安排而满足人们的需要或实现人们的要求的情形下，它能以付出最小代价为条件而尽可能地满足社会需求——即产生于文明社会生活中的要求、需要和期望——的社会制度。就理解法律这个目的而言，我很高兴能从法律的历史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它通过社会控制的方式而不断扩大对人的需求、需要和欲望进行承认和满足；对社会利益进行日益广泛和有效的保护；更彻底和更有效地杜绝浪费并防止人们在享受生活时发生冲突——总而言之，一项日益有效的社会工程。”[10]147庞德认为，社会的发展使得人类活动按照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进行，通过某种社会力量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就是社会控制。他主张将法律作为控制工具，即“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四、简短的结语

社会控制是国家主导并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进的一种治理手段，其主要功用在于通过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思想及其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以及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从而达致一定的社会秩序。在诸多社会控制手段中，法律控制是最具约束力也最为形式理性化的一种，“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亦是维系社会秩序的强有力的手段。晚清以降迄至民国时期，政府均须通过绅士阶层等中介环节来实施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法律控制并不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20世纪上半叶，统治阶级的腐败伴随着绅士阶层的“劣化”，由于组织控制的失效致使整个社会秩序迅速崩解。中共依据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建政之初即以高度组织化的形式来控制整个社会的有序发展，法律控制并未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毋宁说“重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同质的总体性社会向异质的分化性社会转变，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也亟需形式理性化的社会控制模式，在这种宏观历史背境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遂作为国家的基本方略而被确定下来，“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也因此显示了其作为国家治理方式所特具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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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俗、道德和宗教

（1）习俗及其社会控制作用习俗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并共同遵守的风俗、习惯。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指导和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控制作用。这表现为违背习俗的人常常会受到周围人的嘲笑、攻击和孤立。

（2）道德的社会控制作用 道德是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是非、善恶、正义和非正义、正当和不正当进行评价的标准。它包含了对一个人的人格进行优劣评价的因素。道德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来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道德行为会受到社会赞扬，不道德行为则会受到社会的谴责，使行为者在思想上、心理上感受到压力。因此，道德对人的行为是有明显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对违反道德的行为具有控制作用。

（3）宗教及其社会控制作用 宗教是一种和神或神圣物相联系的信仰和规范体系。作为社会规范的宗教，主要表现为教规和宗教仪式。宗教通过教育和制裁两种手段来约束和控制其信徒的活动。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宗教发挥着极强的控制作用。而在现代国家，随着宗教世俗化，他的控制力量在减弱。2．政权、法律和纪律

（1）政权的社会控制作用 政权是统治阶级实行阶级统治的权力，是国家一切权力的基础。统治阶级通过建立行政体系，设置各级政府和委任政府官员来实现对内的管理，并凭借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来对破坏国家利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制裁。因此，政权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

（2）法律的社会控制作用 法律是由国家的立法机关制定，国家政权保证执行的行为规则。它以国家规定的形式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作什么，并靠国家政权控制力量来推行，是最严厉、最权威、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3）纪律及其社会控制作用 纪律是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为其成员规定的行为准则，是他们用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成员，促使其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以实现组织目标的手段。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3．社会舆论和群体意识

社会舆论是社会上众人关于某一事件或现象的议论和意见，它包含了对于此事件或现象的是非曲直之评价。由于社会舆论是一种公意，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它对少数人的言行具有一定的指导、约束及社会控制作用。其内在的机制是：社会舆论作为一种评价性意见，会对少数人的、与众人意见不同的言行产生环境压力，少数人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会改变或放弃原来的言行，与众人保持一定程度的一致。

社会舆论可以产生两种控制效果，当它代表社会正义时是一种正确意见，有积极的社会控制作用。但是，社会舆论未必总能对社会现象给予正确评价，特别是对于新生事物，革新者畏于人言，就可能改变或放弃自己的观点，这时它的社会控制作用就是消极控制。

第五篇：浅论经济学如何走向人文终极关怀

文章标题：浅论经济学如何走向人文终极关怀

摘要：

快乐经济学要真正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就必须：

1、把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明确规定为人的自我实现；

2、引导经济活动与人的自我实现紧密结合起来；

3、听从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

4、真正走向美学；

5、切实“回到马克思”。

关键词：快乐经济学人文终极关怀美

学马克思

快乐经济学高调、强力关注经济的人文终极关怀，这的确是件不同寻常、令人鼓舞的事，问题是：经济的人文终极关怀是人的快乐与幸福吗？笔者以为，由于某些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不在终极意义的层面，这可能导致快乐经济学在实际上关注的并非经济的所谓人文终极关怀，快乐经济学要开拓创新，奋发有为，真正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就必须：

1、把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明确规定为人的自我实现；

2、引导经济活动与人的自我实现紧密结合起来；

3、听从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

4、真正走向美学；

5、切实“回到马克思”。

什么是人文终极关怀

快乐经济学把快乐、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认为国民快乐和幸福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与终极价值，这种观点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

众所周知，满足导致快乐，收获催生幸福。如果这种满足、收获对人而言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限于吃饱穿暖、衣食无忧等，限于人的物质生活，那么，于此产生的快乐、幸福怎么可能对人而言具有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呢？快乐经济学如把这样的快乐、幸福也作为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显然不得要领，是弄错了，把这样的快乐、幸福作为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不仅会使得快乐经济学在实际上关注的并非经济的所谓人文终极关怀，而且显然是把人贬低了，人无异于动物。

快乐、幸福是人人都渴望追求和获得的，但并非所有的快乐、幸福对人而言都具有根本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可以作为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对人的快乐、幸福我们必须作出具体分析、深入了解。

当然，一些快乐经济学家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与快乐、幸福之间似乎并没有完全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人的快乐感、幸福感就渐次消失了，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不具什么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等。甚至他们也认为，人如单纯追求物质财富，谋取经济利益，就把自己降低为一般动物，失去了做人的高贵与尊严。但是看到这些，看到了有些快乐、幸福对人而言不具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就不该笼统地提什么是快乐、幸福而不是收入和GDP才是我们人类行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关乎人文终极关怀，而应具体地提是什么样的快乐、幸福才是我们人类行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关乎人文终极关怀。这样做，也许才不会使快乐经济学陷入可能面临的诸多迷思，也构成快乐经济学深化自己的正确和可靠途径！

笔者以为，所谓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就是人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最终或最后意义上的关注或怀想，并且这种关注或怀想只能是一个，即人活着为什么？显然只有人生的目的问题，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

人活着为什么？或者说，人生的目的到底在哪里？

人的本质是“自我”，马克思讲：“人的根本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正是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才能使人成为人，使人作为人获得落实。如人不能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不能开显或敞亮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人作为人就无从落实，此种情况下，人将不人，人还存在什么呢？而人活着，人生的目的，显然也就在达到自己的本质，使人成为人，使人本身获得落实，也就是活出自己，实现“自我”，开显或敞亮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讲：人生的目的，不是去获取和积累那些僵死的物质的东西，而是人生命的自我实现。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自己著名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中，认为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而只有人的自我实现需要才是人的最高需要，对人具有着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

由此，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是人生存的根据和理由，也才构成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是所谓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就讲：“所谓生命的享受是发挥生命的创造潜能，使生命的能量变成一种价值存在。这才是享受生命，人的幸福都在于此。”

而如上所述，快乐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收入与快乐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就是因为有些情况下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的恰恰不是人自我的实现或完成，而是相反，是人自我的消弭或丧失，即人的“异化”。人的自我都丧失了，人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或意义，找不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精神处于漂泊无着状态，人还哪里有什么快乐与幸福可言呢？

快乐经济学还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基于核心价值的经济增长

是否存在理性限度？经济增长如何持续促进快乐增长？如果经济有发展而快乐无提高，则经济增长定然无有意义。那么，经济增长又如何能够无限地正相关于人们的快乐？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增长与人的自我实现紧密联系起来，这些问题可能就都应刃而解了。

如何走向人文终极关怀

经济学诞生之初虽然就与人类的幸福、快乐密切相关，边沁、斯密、马歇尔等著名经济学家均对快乐、幸福的理论有过诸多阐述，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还把快乐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根本范畴，但是在事实上，由于人们并不理解什么样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所以这样的经济学还远远没有走向所谓的人文终极关怀，达到人文终极关怀应有的水准与高度。

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价值取向上走向单一，它只关注经济利益，重视物质财富，放弃了对人快乐与幸福的关注与思考，这样的经济学，当然与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之间更是南辕而北辙，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新兴的快乐经济学重提快乐，主张“回到边沁”，以图“追索人类行为的真谛”，但实在说，这样的经济学由于也不能理解什么样的快乐与幸福对人而言才具最高的形而上性质或终极意义，所以它也仍然没有能走向真正的人文终极关怀，没有达到人文终极关怀应有的水准与高度，它在实际上仍然停留在人类行为的一般意义，没有达到“追索人类行为的真谛”！

经济学要走向人文终极关怀，笔者以为关键就在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引导人们把自己的经济活动与自己的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生命意义紧密联系统一起来。关注经济活动，这是经济学的立身之本，使命所在。如果离开经济活动去研究所谓的人文终极关怀，这不是经济学所做的，这是经济学陷入了误区；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自我、人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这是经济学的人文终极意义或本质所在。不考虑和关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经济学显然就失去了自己的核心内涵或人文本性。只有在价值取向上既关注人的物质利益，又关注人自身的价值或意义，把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实现即快乐工作联系起来，体现一种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发展同步，实现经济增长与人发展的高度统一，物质特性与人文精神的完美结合，这才是真正的快乐经济学，也是经济学的最高境界！

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

作为对人类行为——经济活动的反映，经济学关注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这是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过，就目前而言，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似乎还有另一重要原因，这就是现实经济的深情呼唤。

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引导下，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只关注物质财富，重视收入或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关注人的价值、人的意义，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经济行为，造成了“物的法则”的胜利，“人的法则”的失灵，导致了人的“异化”，人成为“物”的奴隶。但是，现今，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在一些经济行业或领域，人的价值或意义正在为一些人所高度关注，人的地位正在逐步凸显和提升。比如，中国的中集公司、美国的星巴克公司、百事可乐公司等，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它们把企业的经营发展与企业员工实现个人生命的价值或意义紧密联系统一起来，使员工个人在企业的经营、发展活动中各从所好，所骋所长，充分施展自己，发挥个人的生命潜能，结果，不仅员工个人在企业中快乐工作，各得其所，活得高贵，有尊严，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企业本身的竞争力，使企业获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实际上，一个企业，只有帮助员工实现自我，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或意义，让员工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体会到生命的快乐与幸福，才能充分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实现企业自身的价值。如果企业的经营与管理不能使员工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或意义，体验自己生命的快乐与幸福，员工的工作只限于解决自己的温饱或生计问题，那么员工还从哪里产生那种强劲的和持久不衰的深层工作动力呢？

人活着，在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一份“美国企业性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7成以上的上班族希望自己的工作能体现“性灵”，更有意义，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所谓“性灵”，就是“人类对寻找生命意义的基本欲望”。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最近一项调查显示，新一代上海“小老板”不再像10年前的“4050”人员那样，仅仅是为了养家糊口而“被逼无奈”踏上创业之路；今天的年轻人当老板，除了为改善经济条件，更多的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希望在企业中实现自身的价值。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就业，从事工作，自然就会把能否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作为自己的根本考量，以图活到自己的本质上，把自己的个性、生命发挥到极致，获得生命的快乐与幸福，正象美国心理学学会会长塞格利曼所预测的，享受工作所带来的审美快乐以及心流体验，将会取代物质报酬，成为投身职场的主要动力。加之，将性灵、将人的生命意义引入工作，引入企业管理，不但不会降低企业营运的绩效，反而还有提高企业工作效率的效用，所以，象上述富有远见卓识和人文情怀的中国中集公司以及美国星巴克公司、百事可乐公司等的企业领导就自然地开始把经济的发展与员工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开启了下一波经济的人文化大潮流。熟悉产业脉动的《Forbes》杂志发行人卡加德就认为，下波商业潮流的走向将是“意义、人生目的和深层的生命体验”。

而面对这一波即将到来的经济人文化大潮流，经济学可以无动于衷吗？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在现今，也许更多的还是出于这种经济人文化大潮流的深情呼唤，是势在必行！

转向美学

在边沁那里，关注人的快乐与幸福，是一种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有机结合。由于快乐与幸福作为一种主观的感受与体验难以测度，难以用数字精确把握与准确表达，所以，到后来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快乐与幸福便渐被摒弃了，这样，经济学又远离了伦理学，从价值取向上偏离了人类对快乐和幸福的探索和追寻。新兴的快乐经济学主张“回到边沁”，主张经济学仍然要把人类的快乐、幸福纳入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为自己的核心范畴，但其中的快乐、幸福还是伦理学意义的，这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向伦理学的一次复归。

但是，人类行为的人文终极关怀显然不是一个简单、一般的伦理学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美学问题，因为它关涉的不是人的所谓行为准则，而是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人的行为准则才属于道德范畴，是伦理学问题，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就超出了道德范畴，走向审美领域，是美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根本或核心问题。为什么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走向了审美领域，构成了美学应该关注和研究的根本或核心问题呢？因为，作为人的最高的行为本身，这种活出自己、实现自我一旦完成，人就进入一种自洽自足的审美状态，获得了美感愉悦与精神满足。也就是说，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把人的生命纳入到一种审美状态，构成了人美感愉悦、精神满足的实践论根据。人如不能活出自己，实现自我，就会内心不安，精神空虚，思想迷惘，情感焦虑等，还从哪里获得美感愉悦和精神满足呢？

因此，经济学要真正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就不是与什么伦理学有机结合，而是要转向与美学的自然联姻，只有与美学携起手来，经济学的人文终极关怀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或者说，转向美学，是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的一种必然选择或根本要求！

回到马克思

为反拨工业化时期效用与快乐的本末倒置，也为了纠正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价值取向上的单一偏向，实现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由效用向快乐复归，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卡尼曼撰写了《回到边沁》一文，响亮地提出了经济学“回到边沁”的主张，应该说，这些都是积极的和有益的。不过，现在看来，因为人文终极关怀不是一个一般或普通意义上的伦理学问题，而在根本上是一个美学问题，并且这个美学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早有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所以，经济学要走向人文终极关怀，从根本上就不是要“回到边沁”，而是要“回到马克思”，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审美学思想才显然为经济学追求一种人文终极关怀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没有专门的美学著作，他的美学思想主要散见于他的各种经济学著作之中，与他的经济学思想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不过，正是在这种美学思想与经济学思想的相互渗透、彼此融合中，才形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审美学思想，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审美学思想不仅最充分最深刻地体现着一种伟大的人文终极关怀性质，也为经济学达致一种崇高的人文境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在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历来反对劳动或实践那种只作为“谋生手段”的单一价值取向。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单纯地追逐物质利益、获取实际好处的劳动或实践，是一种“谋生的劳动”或“物质实践”，它不仅把人降低到了动物的层次和水平，而且往往容易导致人的“异化”，使人“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这种劳动或实践，是不人道的，也是反人性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由这种劳动或实践所导致的大量的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无情揭露和深刻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类理想的劳动或实践，是既追求物的效用价值，更追求人的生命意义；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与获得，更是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既给人带来切实的物质利益，实际好处，又能使人获得一种美感愉悦、精神满足。在这种劳动或实践中，物的效用价值与人的生命意义高度统一，经济的发展与人的自我发展彼此同步，人的经济利益与人的审美活动相互贯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完美融合。这种劳动或实践并不排斥物的效用意义，它只是超越了物的效用意义，它从追求人的生命意义的高度，自然地把物的效用意义纳入或包含在自身之中。这种劳动或实践，是人的“真正的生产”，也是人的“第一需要”；这种劳动或实践，因为创造审美价值，实现审美意义，所以，为区别“谋生的劳动”或“物质实践”，我把它称为“审美实践”，马克思这种“审美实践”思想的确立，深刻地揭示了经济的人文终极关怀性质，充分体现了自己的经济审美学思想，也使经济学由于与美学的实际联姻而实现了伟大的变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与境界。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一文中，马克思旗帜鲜明地讲：“诚然，劳动是劳动者的直接的生活来源，但同时也是他的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①马克思这段话最充分最深刻地揭示了审美实践的伟大思想内涵，即作为一种劳动或实践，审美实践是物质财富与人的价值的高度结合与完美统一。

马克思还讲：“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②所谓“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就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在此基础上，人才能“享受”“个人的生命表现”，“感受到个人的乐趣”，即获得一种美感愉悦和精神满足。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讲：“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密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③这是说，与动物不同，人“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这种生产，就是“谋生的劳动”，或“物质实践”，但是，“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这种生产，才是人“真正的生产”，而这种人“真正的生产”，实际还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所以马克思才会接着讲，“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还讲：“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所谓“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还是指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即“审美实践”，在此基础上，才会有人的审美欣赏，即人作为审美主体“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即感受、体验、判断和评价自我生命的伟大价值或崇高意义。

人的自我实现、自我确证对人而言是内在的、本质的和必然的，又是一种自然与人的相互作用、彼此统一过程，所以，它又往往具体地表现为“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鉴于此，马克思也常常从“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出发探讨和研究美学问题。马克思讲，随着“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只有当对象对人说来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成为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⑤。这就是说，随着“自然的人化”，自然对象成为了“人的对象”，即对象凝结着人的智慧与创造力、生命价值或生存意义；随着“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对象又成了“对象性的人”，即人以一种自然对象的形式显身或存在。这样，在自然对象身上就实现了一种自然对象与人之间的现实统一关系，这种统一关系，我称之为“审美价值”，正是这种“审美价值”，标志着人实现了自我或完成了自我，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里面丧失自身”。有了这种“审美价值”，才会有艺术作品等，人的审美欣赏、美感愉悦等也才有了自己的客观现实基础或本体论根据。马克思讲：“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只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⑥这是说，“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还产生了人的审美感觉、审美意识，这就为人的审美欣赏、美感愉悦等提供了相应的思想基础或认识前提。否则，“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⑦，或者，“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⑧，“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⑩。

总之，经济学要走向人文终极关怀，必须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经济审美学思想正为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树起了一块丰碑，也是经济学走向人文终极关怀的一个光辉范例！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日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第1版，第28页，第37页，第97页，第97页，第125页，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第126页。

作者简介：

张正方，本名张梦中，1961年2月23日出生，山西省潞城市天脊中学，校长，中学高级教师，美学爱好者。邮编：047507，电话：0355-6891596（办）***（手机），传真：0355—6891596，电子邮箱：tjzxzmz@yahoo.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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